不能忘却的往事

王厨子

　　除夕前，振声老哥在群里上传了新作《不了高原情（美篇一）》，其中提到的邹志毅、王烈国、王永瑞三位烈士，我都认识，回想往事感悟良多。现在“元宵”离去年节巳过，就向战友们忆说一些与烈士牺牲相关且不能忘却的往事:

一定好好活着，别让妈妈伤心

邹志毅，“文革”前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生前系解放军第六测绘大队一中队作业组长，牺牲地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多釆公社（现多釆乡）西北方向的一座海拨5200多米、名为“业修窝玛”的高山之巅。
1970年，我大队有4个作业组在治多测区执行测绘任务，其中包括一中队的1个大地组、五中队（后改为九中队）的2个地形组（九组和十组）、十三中队（后改为五中队）的1个天文组。邹志毅就是一中队大地组的组长，我是五中队九组的新兵。我们组的组长是崔海元（68年汉中兵），副组长是彭家齐（69年泗阳兵），组里还有老兵付士美（69年泗阳兵）、新兵王成学（70年泾川兵）和王勤瑞（70年天水兵）。

当年的4月下旬，我在崔海元组长的带领下，随邹志毅的大地组共同工作生活了4、5天，其任务就是实地共同选择确定控制点位并由崔组长在航空照片上刺点，再由大地组将这些点位纳入待加密大地网的三角锁中一并施测。正是这次协作，我认识了邹志毅组长。

1970年的 5月26日，这是一个注定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艳阳当头晴空万里，中午饭后我们组开始装车搬迁驻地。从县城向多釆公社行进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漫天昏暗，随之大雪纷飞茫然一片，仅仅19公里的路程，我们乘坐的嘎斯51车却跑了1个多小时。当时的多釆公社所在地，也就是简易公路边上的两排房子。晚饭后的黄昏时分，我们在住房前一边收拢马匹和牦牛，一边观望着白雪覆盖的原野，思量着明日驱赶牦牛进山的景象。也不知谁先发现，在北边大约2公里的山下，有人骑马由西向东朝县城方向奔驰。利用望远镜观察才看清楚，骑在马上的竟然是一名军人。我们都能感觉到此人是在急于报信，却无法分辨出他是哪个单位的人。因为当时在那里的部队中，除了测绘队，还有县武装部、县中队（83年后改为武警），据说还有剿匪的分队，这个结果着实让人心里难安。

事后获悉，正是在这一天，邹志毅组长率组在业修窝玛山峰修复被损坏的觇标时，突遇雷电袭击殉职，同时牺牲的还有一名藏族民工。县里接到消息即刻组织救援，伤员送到县医院治疗，邹志毅烈士的遗体埋葬在县烈士陵园西北侧的高台上。

然而，更今人揪心的是，烈士的妻子在7月间来到了治多县。这位怀孕4个多月的小学教师，来治多是要陪伴新婚不久的丈夫回家。数日辗转的高原反应、痛失亲人的悲伤情愁，使这位军嫂茶饭难进、长夜难眠，到达治多县城已经十分虚弱。

那个时候，我们小组完成了上半年任务，巳经返回县城住在城东的县气象站休整。刘文生副中队长在大队陪同人员要求下，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让我和县医院一位刚从北京分配来的女医生共同陪伴军嫂。刘副中队长郑重地告诉我，“她看我们大老爷们就会生分，不愿意接触，而你的年龄小（16岁），她会把你当弟弟看，你就多叫姐多说话，多劝她喝水吃饭，想办法让她精神放松”。就这样，我与那位女医生共同陪伴了两天，我还为军嫂做了自认为可口的饭菜，期间虽有交流，但她吃的很少，说的话更少。

最后一天，在前期的准备就绪后，我与那位女医生陪同军嫂去了烈士陵园。站在烈士被挖开的墓穴前，军嫂浑身颤抖，当掀开棺盖看到丈夫遗容（高原寒冷，遗体末腐）的瞬间，军嫂晕厥瘫软，我与那位女医生急忙搀扶，并在多人的帮助下，将军嫂抬进汽车返回气象站。苏醒后的军嫂无力地坐在我的床铺上，默默地流着眼泪，呆呆地望着地面，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两个多小时。

等待期间，部队和地方相关人员利用架起的木柴和新鲜的酥油（奶油），火化了烈士的遗体。当烈士的骨灰盒送来后，军嫂抱起骨灰盒再也不肯松手，她是要抱着丈夫回家。

临别的时候，我为军嫂拉开了车门，对着正要上车的军嫂说了声“姐姐，路上保重”。此时，她则慢慢地转过虚弱的身体，抱着丈夫的骨灰盒看着我，而后轻轻地说:“一定好好活着，别让妈妈伤心”。

那个时候，年少的我并没有理解此话的含义，总觉得像是少了点大无畏的气概。直到多年后，我才从中感悟到亲人那无尽的牵挂！
唉，谁人不晓:夫走四方妻牵挂，儿行千里母担忧！谁不愿守家敬老相妻教子？谁又愿游走他乡迎难涉险？然而，为了国家使命和军人职责，测绘兵们放弃了安稳的生活，隐忍着心中的凄楚，掩埋好战友的遗体，他们昂首阔活步再踏征途，永远向前！

娃为公家走了，不能提啥要求
王烈国，70年甘肃甘谷兵，生前系解放军第六测绘大队五中队（后改为九中队）战士。牺牲地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城以东沿公路的扎曲弯道中。
据了解，烈国原名叫“歹过”。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巳经有几个女孩，为了顺当地养活这唯一的男丁，老父亲按当地习俗给他起名叫“歹过”，说是丑名好养活。报名参军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名子不好听、不贴切，就改名叫“烈国”，意在“忠烈报国”。

来到部队后，王烈国虽然识字不多，还需要战友代书家信，但他淳朴憨厚的品格却表现的淋漓尽致。见人抿嘴笑，开口先脸红，抬水扫地抢着干，掏粪拉煤冲在前，特别是在菜地里干活，翻耕磨耙、扬糞下种样样精通，绝对是干农活儿的好把式，很快就成为中队里人人喜爱的好兄弟。1970年4月，他随中队奔赴杂多测区。

那年夏季，杂多雨水不断，水患频发。一天傍晚（6月19日？记不清了）传来消息，上涨的扎曲河水冲毁公路，配属中队拉运物资的汽车无法前行，汽车和司机被困在县城以东扎曲的河水弯道处。

中队会计许树栋（63年河北兵）听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碗，急忙带领王烈国去给被困人员送水送饭。县革委会副主任（现对应副县长）的小儿子（一位11、12岁很机灵的藏族男孩）时常在中队部玩耍，也跟随前往救援。

3个人身穿皮大衣骑着马在夜暗中沿简易公路疾行，直到深夜才赶到水毁公路的断头处。许会计持手电筒照射观察后发现，他们的眼前是一个突出的山崖，上涨的河水在山崖的弯转处淹没了公路，在他视线尽头，隐隐可见另一端露出水面的公路。

为了尽快解除被困战友的饥渴之苦，许会计安排王烈国和藏族男孩原地待命，告诫两人不得轻举妄动，由他一人骑马靠山崖沿公路涉水去送饭。

许会计出发后，许王二人还能不断喊话交流，随后却再也听不到许会计的声音。心急如焚的王烈国拼命地呼喊，回应他的却是扎曲河水的轰鸣，他感觉到许会计一定遇险急待救援，便毫不犹豫地策马向前。同时，为了藏族男孩的安全，他让男孩骑马紧贴山崖前行，他则骑马挨着男孩的马匹在外侧并行。

两人前行到山崖转弯处的时候，河水巳经漫过了马背，且水浪的冲击更加凶猛。又一个浪头即将冲至，王烈国心知不妙，立即将藏族男孩的马匹抵靠在崖壁，并推搡着男孩催促他赶快沿山崖的裂缝向上攀爬。藏族男孩仅仅挚爬了不足1米，冲来的水浪就卷着王烈国和马匹奔向了下游。

最终的结果是，起先被水浪冲倒的许会计，在落水的瞬间抓住了马鞍的后鞧，顺水漂流着被马拖到一处浅滩，惊险地躲过了一劫；藏族男孩沿山崖的裂缝攀爬了七、八米，遇到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便骑了上去，而后用武装带将身穿皮大衣的自巳固定在树上昏睡，第二天清晨被救援队发现并解救；随人落水的两匹马也自已游上了河岸，而我们的王烈国却再也没有回来，壮烈地牺牲在扎曲之中，且死不见尸。
噩耗传到家乡，丧失独子的老父亲一夜白头悲痛欲绝，乡亲们都感到这个家要垮塌了。部队善后人员来到烈士的家中，将烈士的遗物和180元抚恤金交给老父亲，并告诉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部队一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然而，这位忠厚的老人却摇摇头，道出了一句平淡却崇高的话语，“娃为公家走了，不能提啥要求，不能让娃难安”。
是啊，淳朴善良的农民有着爱儿顾家的本能，但他们更知道国比家大。在他们心里，为了国家的事情，自家的事都可以放弃，即使子失家塌也要默默承受，他们决不抱怨，更不愿给“忠烈报国”的娃娃抹黑。他们没有毫言壮语，却用朴实的行动替代孩子继续“忠烈报国”！正是这些亲人用脊梁为测绘兵支撑着后方，我们只有不断前行。

烈士墓碑遗像，凭记忆用手绘

王永瑞，70年甘肃泾川兵，生前系解放军第六测绘大队五中队（后改为九中队）战士。牺牲地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境内扎曲（澜沧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中。

当年，王永瑞与同村多人参军来到部队，同在一个中队的就有王成学。虽然他们年龄相仿，但辈分悬殊，王永瑞居然要把王成学叫爷爷。面对生疏的环境，新兵想家又回不去，只好每天到爷爷的屋里寻找亲情。我那时与王成学同组同屋，自然就认识了经常过来的王永瑞。

王永瑞每次来到我们组的屋里，总是进门面带微笑，毕恭毕敬地对着爷爷说事情；王成学也会立即端起架子，或正襟端坐，或背手度步，嘴里还不时“嗯嗯”两声，还真是长辈的模样。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同屋的几个新兵总要拿两人开涮，要么让王永瑞把我们这些王成学的同事也叫声爷爷，要么让王成学教我们端个爷爷的架式显摆一番。我们时常在一起开心的嬉闹，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1970年4月中旬，我们随中队一起奔赴青藏高原，在玉树休整后，王永瑞随中队去了杂多测区，我们九组和十组去了治多测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然成为永别。
当年7月半年小结的时候，来小组检查工作的陈焕全副中队长通报了很多情况，其中包括王永瑞牺牲的消息。按通报讲，王永瑞是跟随张洪涛副指员下小组检查工作时，在过河途中不慎坠马溺水牺牲。会后才听到比较详细的情事经过。
据说，当时出事河道的水深仅60厘米左右，但河水的流速异常迅猛。涉水过河的时候，张副指导员骑马在前探路，王永瑞随后跟进，他骑的那匹花马走到河中央时，突然间就惊恐的蹦跳起来，王永瑞不慎跌入水中未能爬起，翻滚着被急流卷去。张副指导员发现后即刻跳入水中，祈盼能够抓住永瑞帮他脱险。然而，跳入水中的张副指导员也站不起身，同样被急流冲击得在水中翻滚。好在他握着马缰绳的手没有松开，几经周折才被马拖到了岸边。爬上岸的张副指导员不顾一切地沿着河流奔跑呼叫，然而却再也见不到王永瑞的任何踪迹。面对夺去自巳士兵的河水，张副指导员悲愤难忍嚎啕大哭，在他的心里，这些士兵都是自巳的亲兄弟呀！
也许有人会问，马在河中为什么要蹦跳？不足60厘米深的水怎么就站不起身？其实，在高原过河不怕水深怕流急，如果河水的秒流速超过3米，人在河水中就会举步维艰难以站稳，加之高流速河流的河床极不平坦且多有卵石滚动，马在涉水时若崴蹄或被卵石撞腿，就会因疼痛而蹦跳。此外，御寒的穿戴、冰冷的河水都是你倒在河中还想站起来的巨大障碍。这些用生命换取的常识，为后续的预防提供了条件。
当年10月完成测绘任务后，我们集中在杂多县的中队部休整。在收测离开杂多县的前夕，杨天才指导员带领全中队人员到烈士陵园，向王烈国、王永瑞两位烈士道别。
我们肃立在烈士墓前，聆听着指导员悲壮的致辞，回想着烈士可敬的音容，沉痛地向烈士鞠躬道别。面对烈士的衣冠冢我们久久凝视，很多人惊奇地发现，烈士墓碑的人像不是照片，而是用绘制地图的铅笔画出来的，大家震惊又茫然。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为烈士善后的工作非常艰难，两位烈士都是被洪水卷走且未找回遗休，只能为烈士修建了衣冠冢；两位烈士的档案和遗物中也都没有自巳的照片，甚至找不出与他人的合影照，找人画像却没有参照物，画师也没有办法画。最后还是中队里的老组长侯治业（“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挺身而出，他凭借着对烈士相貌的记忆，用绘制地图的铅笔先后画出了两张2寸大小形似烈士的头像，这才为人们留下了瞻仰和追思烈士的遗像。
这件事对中队领导的触动很大。中队收测返回临夏营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全体人员拍摄单人照片。那天早饭之后，全中队人员列队前往临夏大十字的照相馆，在那里为每一位同志拍摄了一份1吋的半身正面相片。同志们在事后获得两个消息:一是中队用伙食尾子列支了照相的费用，个人不用出钱；二是中队将每人的相片加印了2张，由文书保管备用。大家都清楚“备用”的含义:对领导而言，如果有人光荣了，总得碑上有影、瞻仰有容，不能冷了战友、寒了人心；对群众而言，这个“备用”等同参战前的遗书，不用是相片，用了就是遗像。
壮哉！为活着的人准备遗像，用“备用相片”替代战前遗书，恐怕只有九中队这么做了，这是何等的豪迈！我们奔赴测区，就是冲向没有硝烟的战场！踏遍青山绿水，山河一纸尽收，测绘兵做好了捐躯的准备，这其中有你，有他，也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