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小姐妹

戈戈

（2000年2月12日 《武汉晨报》往事版）

1963年刚读初一，中苏关系巳开始交恶。电影院苏联新片越来越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有人说是“靡靡之音”。但在江汉路邮局仍有中文版《苏联画报》和俄文版《知识就是力量》出售，只不过与中国相好的阿尔巴尼亚画报摆上了更显眼的书架。

当时，武汉一些中学还有俄语班，仍延续着与苏联学生通信的“友好传统”。通信对象由老师指定，来信通常也由老师先翻译讲解，再由学生用俄文写好回信，经老师修改审定后再寄出。

我当时是班上的俄语课代表，老师就安排我与一对名叫莲娜和玛莎的苏联小姐妹通信。没过多久，收到她俩寄来的一封信，还附有一张淡咖啡色的照片。照片上小姐妹面含微笑，身穿“布拉吉”（连衣裙），站在自家花园小木屋门前，早熟形体与她俩十三四年龄相去甚远，特别是小小年纪居然都带着手表，在当时着实让我们这些清寒的中国孩子羡慕。

小姐妹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文化名城高尔基城，后随父母迁居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也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迹的地方）。

在以后的来信中，小姐妹给我描述了家乡夏日的晨曦晚霞和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的行云流水，也描画了苏联卫星上天和宇航员加加林季托夫翱翔太空，给了我无限遐思与向往。我从小就受“革命文豪”高尔基作品熏陶，时常憧憬小姐妹会带我游走伏尔加河沿岸，探访高尔基流浪过的城镇村庄，寻觅小说中贫苦豪放的俄罗斯船夫工匠，去体味他们怎么给了少小高尔基那么多精神滋养。

在通信中我们时常会交换一些明信片、邮票、贺卡等小礼品（可惜均没保存下来），但有一次小姐妹的来信却给我出了难题。信中说，她们学校文艺演出需要一套中国古装龙袍，作为友好交换，将送我一辆苏联自行车补偿。在1960年代初的中国，这可算短缺贵重之物，况且还是外国货！

我兴奋之余又有些惶惶然，便四处打探哪里有龙袍卖，多方寻觅后在汉口民众乐园对面找到了一家小小戏剧服装铺。进门一问价，一套龙袍竟要100多元！要知道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数目，相当于长辈养家糊口两三个月的工资，对我们这帮穷学生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奈之下求助老师，经指点“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一段时间，“自行车换龙袍”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64年初，“中苏论战”加剧，“九评”接踵而来，“反修防修”开始在全国推开。一天下午上俄语课，政治课老师拈起一信纸指指点点说：苏联学生宣扬“和平”、“博爱”等修正主义观点，企图对中国学生搞“和平演变”。至此，我与苏俄小姐妹历时一年的通信交往画上了永久句号。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时常能在电视和报刋上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的社会乱象。偶尔也会想：当年的莲娜和玛莎，如今生活境遇又该怎样？

图片说明：前几张为原苏联宣传画、学生照和明信片。

下一张是19岁时初中同学合影（最后一人是我），一张是2013年在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唱歌联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