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人物

陈志会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并没有带来民主共和。许多投身革命的精英人物，口号漂亮，动机可疑。袁世凯死后，辛亥革命的实力派重要人物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国家统而不一。各省地方实权头面人物纷纷效仿，割据一方。

1918年，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各防区成了割据的“独立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重新划分防区，实力大的战后防区扩大，实力更强。贪欲不止，混战不停。

了解各个军阀人物的发展轨迹，会开阔眼界，丰富阅历，引人深思，给人启发，发现规律。在马列毛理论引领下，必会获益。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

1902年，17岁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赴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同学中有李烈均、程潜、阎锡山、孔庚、孙传芳、罗佩金、刘存厚等民国要人。尹昌衡留学日本投军读书期间接受新兴的近代思潮，使他很早看到清朝必然覆灭的历史大趋势。

1909年毕业回国，正好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推行新政招揽人才。尹昌衡到广西督练公所担任编译科长兼广西陆军小学教习。由于职位不是带兵军官，尹昌衡自觉郁郁不得志，常借酒醉骂人。

革命党人在广西非常活跃，张鸣歧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将这些难以管束的留洋士官生陆续礼送出境，尹昌衡是其中之一。1910年，尹昌衡返回四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陆军小学堂总办。

不久，四川编练的新军第十七镇(旅)成立，高级军官多为外省人，川籍军人大为不满，尹昌衡借机在成立会上发难，公开指斥“无用的外省人”把持军中高位；在后来的演习中，尹昌衡被任命为裁判官，借机对外省军官们大加批驳，由此获得了“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名声及川籍军官的好感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省会成都，赵尔丰指挥清军顽抗，成都未能攻下。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伦等决定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结果：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保路风潮风云人物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第十七镇旅)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并统领军队。这一安排，是赵尔丰出于自保，因为蒲系文人，朱庆澜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

1911年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尹昌衡任军事部长。

1911年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蒲都督还没说两句话，下面就有士兵大声喧哗，说答应发三个月的饷，为什么只发了一个月。接着有人朝天放枪，队伍前的放饷委员被当场打死。枪声一响，较场内一片大乱，蒲殿俊当场被吓得两腿战栗，由两个马弁背着逃出，身为统制的朱庆澜也无力控制军队，只得逃之夭夭。军队哗变，蒲和朱仓惶逃离成都，一时间成都大街小巷乱兵骚扰，烧杀抢掠，一片哀嚎。

尹昌衡身为军事部长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找到第63标(营)标统周俊和营长宋学杲，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城内一举平定暴乱。那一年，尹昌衡27岁。

关于这场兵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赵尔丰部将王棪等指使巡防军作乱，以促使赵尔丰复位；二是说尹昌衡唆使新军士兵有意扰乱局势以便夺权。究竟是谁指使，很难判断，但尹在兵变后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成都暴乱平定后，经张澜提名，川籍军官“公选”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的都督。

原川督赵尔丰交出四川政权后，并没有在成都进行复辟活动，也没有威胁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了巩固自己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思索几日后，单骑拜访赵尔丰，假意与赵结盟，说服赵尔丰将三千巡防军名义上交军政府接管。赵尔丰并不在意这些巡防兵，也无心顾忌，随手提笔书写一纸手令，要求全部巡防兵由政府军接管，12月22日凌晨，尹调集2000余人包围督署，诱骗赵尔丰，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在皇城内召开公审大会，将其斩首示众。赵尔丰被杀后，引起居住在省城的旗人恐慌。为安定旗人并促使旗兵缴械，尹昌衡公开表示：“昌衡处世，一本大公，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今后尚望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以副都督家眷为质，争得了旗人的信任，顺利收缴了旗兵枪械，稳定了成都的局势。

成都危乱之际，当地士绅又想起了“退位总督”赵尔丰，“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最初以“不便干预”推脱，后在绅民的“固请”下发布了一张布告，令所有乱兵立即回营，落款署名“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但没有盖印而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控制局势后，尹昌衡在川籍军官拥护下，赶跑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当上了新的四川都督。对于赵尔丰和三千边防军的存在，尹昌衡颇为忌惮。他开始并不想杀赵尔丰，劝他赴川边，但赵在收到袁世凯要求他“暂留成都，静以观变”的电报后不肯离开。尹昌衡迫于形势，动了杀赵念头。

尹昌衡年纪不大，手段极其老辣。12月21日，尹昌衡面见赵尔丰，说：“现在大帅身边有三千边防军，引起川民和士绅疑虑不安。昌衡为大帅计，请将这三千人名义上交由军政府接管，再由昌衡下令，这三千人马仍驻督署南苑保护大帅，我与大帅既结同心，应付一切事情。"面子"是"面子"，"里子"是"里子"，这样就可以对付四川的绅民了。”

赵尔丰觉得尹昌衡说的不无道理，于是写下手令，将边防军交由军政府接管。尹昌衡拿到手令后，立即到边防军驻地宣布接管，并发恩饷一个月，当晚还设宴款待官兵们；尹昌衡暗中秘密调集新军将边防军包围，用火炮形成压制。深夜时分，尹昌衡派出死党冲进赵尔丰家中将其抓获，次日将赵当众斩首，并将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边防军被改编或遣散。

无可否认，乱世中能镇慑局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级军官而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一例。在平定兵变、杀掉赵尔丰后，尹昌衡声名大噪，群情慑服。不过，尹昌衡毕竟只有27岁，一年之后即被胡景伊排挤出川，应袁世凯之命入京后，还险遭杀身之祸。原来，赵尔丰之女嫁给袁世凯之子，势必要为父报仇，所幸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尹昌衡有师生之谊，才以“亏空公款”的罪名轻判徒刑九年结案。

1912年2月2曰成、渝两军政府协议: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夏之时为重庆镇抚总长。

1912年6月，英国侵略者策划了西藏叛乱，尹昌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督师西进平息乱军侵扰。尹昌衡军队挥师西去，历时一年有余，历尽艰辛，收复大部分地区。西征期间，尹昌衡严令部队尊重藏族群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扰民，得到藏族群众的支持。现在的太昭古城就是以尹昌衡的“号”命名。在林芝工布江达，还流传着很多西征军的故事。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在惊喜的同时也意识到，尹昌衡的势力要是再不加以遏制，便会深刻威胁到自己的利益。1913年底，袁世凯以议决川边诸事为由召尹昌衡至北京，同期而至的还有蔡锷。两人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尹昌衡更是险些被杀害。袁死后，黎元洪将尹特赦出狱。此时的中国，知识界思想十分活路，大批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救国救民良方。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只是戈尔巴乔夫完全误解了苏联民意，把苏联人民对官僚主义制度的不满误以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投降，从而加速了苏联官僚主义制度的崩溃，让那些把苏联官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的人，趁机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扣在了戈尔巴乔夫头上。进行的辛亥革命，以欧美为范本，所谓民主建国，走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多党竞争道路，实际上只是少数几个精英的民主，谋取他们各自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没有多少关系，根本改变不了劳动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苦境。脱离民众的革命，没有出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在对比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帮助劳动阶级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理论，经过知识分子传播，劳动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会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平等地位和公平权利，中国革命就为之一新。组织起来的民众力量是巨大的，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这就是历史潮流。

可惜尹昌衡出獄后，没有认清历史方向，选择错误，违背历史潮流，也许是他家庭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愿意与劳动阶级相结合，不愿意为劳动阶级服务效力，一心归隐，脱离军界，淡泊闲居，潜心文学。

尹昌衡平素放荡不羁，好酒好色，曾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并自编三段论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证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尹昌衡在四川都督任上，曾纳一美貌的老板娘为妾，为舆论指责。

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于2011年10月19日在四川成都彭州市升平镇隆重举行。旧的尹昌衡祖宅故居占地0.8亩。重建的新祖宅故居总占地面积36亩，主要包括尹昌衡纪念馆、共和文化广场、辛亥园林、纪念群雕，总投资约600余万元。

　　胡景伊（1878—1950），字文澜，重庆巴县人。

胡景伊出生在重庆巴县一个从事制盐业的家庭。1901年（光绪27年）他获官费派赴日本学习军事。他先入学成城学校，后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歩兵科第三期。与他同期的校友有蔡锷、蒋百里等。留学期间，他参加了蓝天蔚组织的拒俄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

1904年（光绪30年）归国，他被四川总督锡良任命为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管堂委员兼教习，训练中下级军官。

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的青睐，

1907年（光绪33年），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到昆明赴任，胡景伊随同前往。此后胡景伊任督练处参议官、云南陆军小学、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

1909年（宣统元年），赴任广西巡抚的沈炳堃招聘胡景伊，他遂到广西省任新军协统（当时，广西省的新军只有1协存在）。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胡景伊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 1911年（宣统3年）秋，广西的革命派响应武昌起义，胡景伊被推举为广西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当时，胡景伊并无反清的意识，遂逃到上海。

当革命大势席卷南方之后，胡景伊才追悔莫及。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弟弟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革命党人对他都非常厌恶。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与革命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交，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孰料胡在谈判中吃里扒外，未经重庆批准便擅自同意送给侵川滇军三十万元开拔费，受到谴责。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将蜀军政府内情和盘托出，导致重庆在成渝合并中吃了大亏。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虽然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革命党人。

当初胡景伊在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如今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从，夏之时、黄复生等蜀军政府元老只好下台。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1912年（民国元年）2月，在四川省南部，北进的滇军（云南军、云南派）同川军（双方均为革命派的军队）发生纷争。和滇军颇有渊源的胡景伊出面调停，避免了双方的冲突。此后，胡景伊被四川都督尹昌衡召到成都，任全川陆军军团长。同年7月，尹昌衡奉命讨伐藏军，胡景伊被北京的袁世凯任命为代理四川都督。此后，胡景伊企图取代尹昌衡掌握四川实权，并接近袁世凯借以巩固权威。9月，袁世凯将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召还北京，胡景伊兼任民政长。1913年（民国2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改任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对此次人事任免不满，愤而辞职。尹昌衡完全失势。

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胡景伊支持袁世凯，镇压了革命派熊克武。1914年（民国3年）6月，胡景伊被北洋将军府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虽然属于亲袁世凯派，因出身不是北洋系，袁世凯不完全信赖。1915年（民国3年）2月，北洋系的陈宦（过去在四川曾为胡景伊的上司）率北洋军入四川省。同年6月，陈宦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胡景伊则被召还北京。到北京后，胡景伊任毅武将军兼参政院参政。以后，胡景伊曾几度谋求重新在四川省掌权，均告失败。

胡景伊 后来寓居重庆。除了1938年曾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外，可以说他是从军政界事实上完全引退了。后来受孔祥熙委托调查西康宁属矿产资源。

许多投身辛亥革命的人物，都想在革命中获取最大个人名利。推翻一个剥削者，自己又成为一个新剥削者，只是换了个新主儿，底层百姓仍受苦受难。这样的革命能得到民众支持和拥护吗？能成功吗？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底层民众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是社会前进的历史潮流。大批先觉者顺应历史潮流，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有出路，大显身手，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在社会剧变的历史大潮中，胡景伊没辨清方向，选错道路，在坎坷旅途中起起落落，生命最后一刻才十分被动地被历史潮流卷到人民一方。

解放后，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1950年，胡景伊在重庆病死，终年72岁。

　　王陵基（1883—1967），字方舟，四川省乐山市中区人。

王陵基出身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家庭，自祖父以来都经营绸缎生意，初在乐山城内开成园绸缎庄，后在成都开成园绸缎庄。少时跟郭沫若大哥郭开文学习文章，不久就弃文就武。

1903年7月，王陵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因年少英俊，聪明活泼，被视为人才，入速成班学习。一年后毕业，恰逢清朝政府创建新军，被分配到县里招募弁目（班长）学生训练，随即任队官从事弁目队的训练。

王陵基随徐孝刚赴日购买武器，自请留学，入东斌学校读书一年 ，又入成城学校补习日文，与刘存厚、张邦本为同学。

回国后，王陵基在川军协统钟颖部任主任参谋，随部进驻拉萨。对西藏的风土、人情、地形、物产、特别是武派系等有所了解。

1908年，王陵基任四川陆军军官学校速成学堂副官，为日本籍课长充当翻译。因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都是这里毕业的，刘湘为了表示尊师重道，对王陵基老师前老师后的喊个不停，底下一群军官也跟着喊王老师。另一个速成出身的将领王缵绪很不服气，背后撇着嘴说：“什么老师啊，他不配，明明只是个副官嘛，这是刘甫澄（刘湘的字）的虚伪。”

辛亥革命后经川督胡景伊保荐，王陵基任川军第2镇上校标统。不久升为模范团少将标统。他和北京政府派到军校的负责人很熟，经常代表四川军政府去北京和北洋政府联系。南北内战中，他一直主张走北洋路线，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对抗。

1913年7月12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举兵响应。王陵基立即讨熊，被胡景伊任命为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从南充进攻重庆，但拥袁的贵州都督唐继尧已派先锋黄毓成抢先攻入重庆，他随即和黄军展开巷战，重庆商民告状后两人被撤去职务。但他不久又被恢复少将军衔和勋章。

1915年2月，袁世凯派亲信陈宦督川，王陵基拍陈宦马屁，特意去学北京讨好陈宦，先后被任命为川军第1师2旅4团团长，第1师5旅旅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认为袁世凯是改朝换代的英雄，决心要做从龙之士。

护国战争时，陈宦看到大势已去，宣布和袁世凯断绝关系。王陵基立即劝师长周骏攻击陈宦。他的忠心得到袁世凯赏识，被任命为国防军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受赐尚威将军封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靠山已倒，王陵基不得已退出成都。在张澜的劝说下，把部队交给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带着少数卫队前往北京，被任命为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有人说他当了婆婆当媳妇，他自我解嘲道：“一个师长不过带万把人，一个军长也就四、五万人，真正带人马多的还是县长，统率几十万到上百万，那个带兵官有这么多人。”王陵基硬着头皮才干了一年多，又回北京待机，实在找不到出路，又回到四川。

1922年夏王陵基投奔杨森，任川军第2军参谋长，旋任川军第2军第6混成旅旅长。杨森的第二军对熊克武的第一军突然发动战争时，王陵基正在后方整理部队，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他集合零散部队发动逆袭，掩护部队后撤。

1924年，王陵基改投刘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第28混成旅长。他到北京活动，为刘湘谋得川康善后督办的名义，一起打倒了熊克武的一军系统。后又一起打倒了从刘湘部分裂出去的杨森。刘湘部队复杂，师的番号都有八、九个，他又协助刘湘整军，将部队整编为9团制的三个师，王陵基升任第三师师长。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又一次杀回四川，和袁祖铭合作，意图消灭刘湘，他以四川速成系团结为名，说服杨森和刘湘合作对付袁祖铭，终于迫使袁祖铭返回贵州。

1926年12月，王陵基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当时，吴玉章领导的国民党莲花池左派省党部非常活跃，他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利，非常不满。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各界人民群众为抗议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举行万人大会。刘湘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王陵基派军警特务向群众开枪，打死100余人，打伤1000余人，会场上拥挤践踏致死伤者数千人，造成重庆三·三一惨案。

1928年8月，杨森和李家钰、罗泽洲组织八部同盟反刘。针对这个威胁，王陵基认为同盟军力量较大且比较积极的是杨森，如果说服他退出同盟，八部同盟将被釜底抽薪，各个分别消灭。这一主张被采纳后，他连夜到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和杨森做彻夜长谈，以归还被刘湘收留的杨森部队为条件，劝杨森维护速成系的团结。杨森和刘湘积怨太深，态度强硬，他只好怏怏而返。临走时，杨森以师生之情，送他到江边。王上轮船后，向杨招手说：“再见”。杨森招手说：“王老师，王陵基刚从万县返回，同盟军罗泽洲部抢先对刘湘发动进攻，他认为，杨森部要过两天才能到达战场，这是消灭罗泽洲的有利时机，便请准刘湘，以本师为主力，在江北地区和罗泽洲激战，将其击溃。刘湘得知杨森部将于次日凌晨到达战场，命他到张关、铁山布防。他向刘湘建议，派一加强团乘轮船到洛璜登陆，出其不意，向杨森侧背猛攻，必能大胜。刘湘按计行事，致使杨森腹背受敌，只好向邻水败退。王陵基率师水陆并进，迅速占领了杨森的老巢万县。年底，刘湘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打通了长江交通。

一贯道在川中盛行，刘湘和部下都拜刘神仙刘从云为师，王陵基也被刘神仙赐予玉豹法号。开始他认为自己是刘湘的老师，应该和刘神仙平起平坐，不愿意磕头，但又害怕刘神仙背后下黄手，不得已下跪磕头。

川中内战一结束，他就剿共作战。1931年蒋介石委任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不愿离川，就让他代行总指挥，王陵基率六个旅两个加强团开赴湖北。他动员部署说：“贺龙所部不过万人，武器恶劣，打胜仗是有把握的。”随后命令范绍增指挥左翼部队，郭勋祺指挥右翼部队，范绍增部队受到红军严厉打击，不敢再战。

红四方面军突入川北后，刘湘联兵九万，并纠合地方武装，组成六路联军围剿红军（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王陵基在 1933年11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总指挥，想立功展示才能，不知红军厉害，鸡蛋与石头一碰就损失副旅长在内的九百多人，被撤去本兼各职，另委任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司令。1935年春任四川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代行保安司令。所属部队除原来的第三师外，还训练了十几个保安团。

1937年9月1日 刘湘率第2路预备军下辖9个军出川抗战，任命王陵基为四川保安司令。1938年1月20日刘湘死后他想继任四川省主席，他在甫系里论经历和地位，与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并驾齐驱，论兵力，要比他们几个多十几个保安团，他想省主席非他莫属。蒋介石发表张群主川的消息后，他支持武德励进会的军官一致反对。何应钦派朱绍良来探他的口风，他公开扬言：“哪一个敢来成都，我王陵基用机枪，手榴弹、大炮欢迎他。”最后却是王缵绪走复兴社的路子成了省主席。

1938年4月王陵基任国民革命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出川抗战。武汉会战时，1938年8月15日王陵基奉令参加南浔线作战。他的部队和日军在瑞昌一接触就大败，他却谎报说击毙了日本师团长本间雅晴。陈诚在作会战总结中把他列为最差的部队之一。军法总监陈调元也说他首先败退，影响全局，把73军和第8军交给他指挥反攻瑞昌，他不亲临前线，以致贻误战机。他极为惶恐，当晚鼓动士兵在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鼓吹四川人回家保卫大四川。第二天开会时气氛一变，陈诚首先自己检讨指挥上的责任，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蒋介石顾虑动摇大后方，也对他进行安慰，陈调元晚上请客，陈诚在席上说：“川军仍须保持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至于补给，中央一视同仁，武器装备和人马尽量补充。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1938年底，王陵基尊令将各师由两旅四团改编为每师三个团。1939年4月南昌会战时，他率本集团军在武宁城外抗击稻叶四郎的日本第六师团的进攻，虽不支后退，但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抵抗，他还枪毙了一个自行撤退的团长，战后向蒋介石自行请罪，蒋介石发了一万元进行慰问。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他所属第8、第72、第78军不在日军攻击线路上，但他分别支援了左右两翼的罗卓英集团和杨森集团，战役结束时，因功兼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1年2月上高会战时，王陵基派新15师兼程增援，从日军侧后方杀入，使日军大败，战后他亲自为阵亡的团长张雅韵选择墓地和送葬。在墓地上修建忠烈祠，把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名字刻成木牌供于祠中。

1945年3月，正当他和日军第34师团周旋时，接到薛岳的电令，称共军王震部已经渡过长江，似乎有盘踞湘鄂赣边之意图，要他立即舍去当面日军，赶回修水，协同友军，消灭共军。他立即折返，双方周旋到8月，日本突然投降，王震部觉得没有南下活动的必要，只好再次北渡长江。

曰本投降后，王陵基升为第七绥靖区司令，指挥两个集团军继续追击王震部。正值重庆谈判之际，他认为和谈归和谈，剿共是既定国策，指挥全军渡江追击。

王陵基在江西期间，和政学系的张群关系密切，又拉上了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关系，省民政厅长李中襄是CC系大将，省训练团教育长胡靖安又是军统的开山祖师，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互不买账。他和李中襄在任用县长的人事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他提名的县长，李不同意，李提名的县长，他不批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他摆出老牌军阀的样子，盛气凌人，李中襄拍案而起：“你是中央委员，我也是中央委员，我们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省参议院基本是政学系把持，他通过参议院炮轰李的民政工作报告，李狼狈不堪，弃官而去。

1947年，王陵基奉令一个月内征粮十万担。他灵机一动，找了个替死鬼，把征粮任务交给征粮处长程懋型去执行，那时江西连年水旱，农村经济破产，连口粮都没有，那位处长亲自去征收，一无所获，眼看期限接近，不得已投江自尽。程死后，王陵基延长征粮期限，派兵遣将，武装征收，把江西农村洗劫一空。

1948年4月，蒋介石不满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处理**不力，征粮不力，将其免职，调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实行安川应变计划。他依靠蒋介石的信任，一上任就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一人独揽省政大权，首先找和自己很有渊源的刘航琛出任高等顾问，除了最重要的人事、钱粮、军事外，一切都交刘航琛处理，把保安团扩充到20个团，作为自己的武装依靠。对四川大学学生狠下毒手，制造了“四·九”惨案。

徐蚌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大势已去，王陵基依然叫嚣反共到底。斥责别人贪生怕死，自称绝不投降。他说“自己已经六十五岁了，应该做一番事业。”还称熊克武组织的自卫委员会是走中间道路，前景堪忧。当时四川除了反共救国军外，还有杨森在重庆组织的保民救国军，孙震在万县有部队，在中统的提议下，他搞起了成渝万大联合，三人保证相互扶持。王陵基认为，四川此时北有胡宗南，东有宋希濂，加上内部他和杨森、孙震密切合作，应该可以从容部署了。

解放军迅速向四川推进，王陵基的安川计划迅速破产，他也从负隅顽抗到准备流窜。他觉得省政府目标太大，就遣散了省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光杆。他跟亲信叫苦道：“想去台湾吧，又怕以前自己说过守土有责的大话被揭穿。也有共产党人找过他，他却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三·三一惨案据他说是蓝文彬搞的，却算在他头上，就连21军清共，也算到他头上，如果共产党追查的话，他是说不清楚的。后来他走不掉，又折回成都，和李文的第五兵团一起突围。李文无力突围，宣布投诚，他看到胡宗南的王牌也不过如此，摇着头自行出走。

王陵基投身辛亥革命，除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可以说没有什么志向。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王陵基在社会剧变前夜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冥顽不化，始终与人民为敌。

1950年2月6日王陵基化装成军医潜逃，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军逮捕。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级别最高的在押战犯。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骨灰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儿王锡礼将其骨灰运往美国。

熊克武（1885年－1970年）字锦帆，四川省井研县盐井湾人。　　

父亲熊宝周以开中药铺行医为生，母亲邱氏生有子女8人，熊克武排行第二。幼时，家中生计艰难，父亲常告诫子女，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有这样长大后才能有出息。

熊克武8岁时开始在镇上读私塾，闲时帮家里卖桑叶，收蚕茧等。13岁时赴荣县方家冲但氏家族私塾读书，在吴蜀筹老先生引导下，熊克武的爱国思想得到启蒙。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自己的前途，熊克武决心留学日本。

1904年冬，熊克武和好友但懋辛穿巫峡，先到上海。12月7日，由上海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再改乘火车到达东京。

1905年夏，熊克武和但懋辛同时考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东斌学堂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氛，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熊克武进入东斌学堂后，思想更加倾向于革命。

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同盟会。履行宣誓仪式后，中山先生把他带到隔壁屋中紧握他的手说：“为君祝贺，自今日起，君已非清人矣！”并向他传授了同志相见的联络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问：何物？答：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 8月20日，熊克武到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坂本珍弥宅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会上熊克武和四川的吴玉章、但懋辛、董必武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了广大中国学生的愤怒。熊克武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日本和满清政府勾结起来，镇压革命运动的前奏，断不能接受。他和但懋辛、喻培棣等人立即在学校召开了留日学生大会，抗议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迫害。

1905年，因“取缔规则事件”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继续学习。

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他在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见面，又到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秘密集会讨论武装斗争，到会的有张培爵、黄金鳌、余切、陈伯珩、龙光等30余人。

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而失败。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熊克武参加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领着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16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岐，张早已闻风而逃匿，广州起义亦告失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四川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北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孙中山命熊克武率部返川。蜀军政府任命熊为蜀军第一师师长，驻重庆。

1911年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首领杨庶堪、张培爵、谢持联络新军军官夏之时、林绍泉、朱之洪等起义成功，建立重庆蜀军政府。杨庶堪谦让，由张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

1913年8月4日，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袁世凯命川督胡景伊镇压，重庆革命党人和五师旅团长要求起兵，熊克武遂下决心。宣布独立后，分兵两支，向隆昌和立石站、寒坡场进击，出兵配合龙光进攻泸州。 “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与杨庶堪成立讨袁军，熊克武被公推为四川讨袁总司令。讨袁失败，熊克武被迫解散部队，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他勉强参加，但不久就离开孙中山参加黄兴的欧事研究会。

1915年只身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护国之役。护国战争胜利，被蔡锷委任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决定各军自行向驻防地区征收局提取税款，作为粮饷军需，军阀防区制开孙始形成。熊克武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中，消灭了中山任命的川军省长吕超部，几次反复于南北政府之间，还高唱联省自治，在陷入危局之后，才重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1924年1月20曰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军政府委任其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以英文密信给熊克武：“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斗争形势突变，北方军阀，意欲合力对付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内，各派对未竟的革命事业全然不顾，拼力争权。在湖南，被赵恒惕赶走的谭延闿，野心大发，想利用熊克武，赶赵下台。赵恒惕倒向北方，以武力驱熊。正在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熊克武班师离湘回粤。属下第1师师长贺龙看穿阴谋，苦劝熊克武无效，熊克武遂留下贺龙师1万多人在湘应变，率除贺龙师之外的建国联军部队三万之众到广东。蒋介石为夺其部，扣捕熊克武、余际唐等人于虎门炮台。在各方面舆论压力下，1927年，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克武经香港转上海治病，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熊克武从此坚持反蒋。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亲笔写信给熊克武，企图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威望，希召集旧部替蒋打仗，并以高位相许，熊克武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1933年，熊克武任中国公学校长。

1937年，抗战开始后，熊克武在重庆任国民党国防委员，对前方抗战提出了积极建议。1939年迁居成都，与朱叔痴编《四川民国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共同策划反蒋事宜。

1949年7月1日，熊克武与刘文辉等联络各界人士，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克武任主任委员，积极进行反对蒋介石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王陵基的活动。

1949年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的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全国解放后，熊克武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刘伯承、贺龙曾是熊克武的部下。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0年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1954年9月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在人代会被选人大常委，继任第二届、第三届人大常委。

1956年和1959年，熊克武在民革中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74岁的熊克武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程近万里。

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熊克武代表民革中央在会上代读了何香凝主席的长篇报告。

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写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10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文章。

1970年9月2日，是熊克武弥留人间的最后日子，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坚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留下遗嘱后，熊克武安详地合上眼睛，平静地离开人世，终年85岁。

　　但懋辛（1886—1965），字怒刚，生于四川荣县方家冲一个殷实人家。

父亲以医道济世，很受乡里尊重。但懋辛幼时聪明好学，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初通人事。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但懋辛12岁时入井研县私塾，与熊克武同窗，授业于吴蜀筹。吴先生有强烈正义感和爱国心，在但懋辛、熊克武的心灵里播下了民族自强的种子。

1904年，但懋辛与熊克武一起考取了成都东文学堂学习日文。12月，但懋辛与熊克武从上海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再乘火车到达东京。他们先在东京大成中学补习日语，后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这所私立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寺尾亨博士创办的。这里有爱国氛围，同学们意气相投，谈论革命，传阅孙中山的《伦敦避难记》、《汉声》、《苏报》等进步书报。

1905年7月25日，但懋辛和熊克武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热情地与两个年轻人交谈。孙中山说：“当前国弱势危，实非军事不如列强，根子在于清廷腐败。如果学成报国，不仅报国无门，恐怕也来不及了！”但懋辛、熊克武决心立即投身革命。

1905年8月19日，但懋辛由黄兴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20日，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评议会评议员。四川加入同盟会的人较多，大会决定成立四川分会，但懋辛负责宣传联络工作。

同盟会成立后，满清政府鉴于革命活动中心在日本，会员又都是日本留学生，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严加监管。日本政府于11月2日发布了《清朝留学生取缔规则》。12月6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的自由，东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罢课。但懋辛佩戴纠察员袖标维持罢课游行学生队伍的秩序。8日，因《日朝新闻》诬蔑中国人放纵卑劣，留学生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激起中国留学生更大愤慨。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中国留学生决定集体回国。

但懋辛回到上海，向熊克武传达同盟会总部的要求：以办学为掩护，在上海建立联络站，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志的联络接头工作。1906年2月，在熊克武、但懋辛和同盟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公学”开学了，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站设立了。因工作需要，熊克武奉命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但懋辛留在上海继续联络站的工作。

熊克武回到四川后建立了同盟会泸州分部，组织了泸州、成都、叙府起义。虽然屡起屡败，但百折不挠。1908年5月，同盟会从日本东京为四川革命党人购买了枪支弹药，清政府搜查很严，但懋辛为运送武器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这批武器成功地运到四川革命党人手中，为广安起义奠定了基础。

1911年1月但懋辛、熊克武、喻培伦等人再到香港，各自开始筹备起义。2月初，但懋辛、熊克武、喻培伦到广州勘察了地形，2月中旬但懋辛又携带10万元，到日本交吴玉章购买枪弹。革命党人将军火前后分六批运送回国，但懋辛押送的是第五批，于3月28日到达广州。当天黄兴与大家议定，29日下午5点30分发动起义。按计划，黄兴带队攻打总督府正门，但懋辛、喻培伦等16人组成小分队由熊克武带领，袭击总督府后门，准备活捉两广总督张凤岐。 第二天下午，小分队准时到达预定地点。喻培伦炸开了簸箕大的一个洞，但懋辛冒着硝烟率先冲进督府院，不幸手臂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他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从后花厅打到二堂，与黄兴队伍会合，才知道张鸣岐闻风跑了。小分队与清军水师在莲塘街北口展开激战。喻培伦见但懋辛左臂血流过多，撕开衣襟为但懋辛包伤口。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小分队被敌人分割包围，熊克武扶着但懋辛向城北门突围，几经努力还是失败了。但懋辛提议：出不去，绝不能让清兵抓去，不如自杀取义成仁。两人走到池塘边纵身跳下，谁知水很浅，淹不死人。两人被冷水一激倒清醒了：应当活下去，继续斗争！他们爬出水塘，躲进一个公厕。但懋辛说：“我两人一起出去，两人都有危险，我行动不便，你去东一区找巡官李天均（革命党人），他会想办法让你回到香港。你告诉李天均带一套衣服，假装搜查革命党到厕所来，以便我化装逃走”。熊克武觉得这是个可行的办法，就答应了。李天均胆小怕事，送走了熊克武，却丢下但懋辛。幸好群众同情革命党人，清洁工主动给他送来食物。在群众的帮助下，他躲了几天。风声过后，他戴上斗笠做了一番改装，到东一区找李天均。不料在警察所门口，他被捕了。巡警道台王秉恩是四川成都人，担心但懋辛的案子牵涉到他的部属李天均和皱有章，怕自己负有用人不当之责。于是敷衍上司，故意上报说但懋辛是自首，为他开脱，把他交回原籍看管。

武昌起义后，但懋辛从广东押回四川。重庆已经独立，因此获得自由。可是同盟会的同志们却以为他真的自首了，瞧不起他，让他在新政府的招待所里当一名招待，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还发表文章骂他。付出了鲜血，经历了生死劫难，但懋辛面对误解和蔑视，并不怨天尤人，认真周到地接待来川的同志。政权初建，政务需要用人，在讨论参谋长人选时，有人提出让但懋辛担任，谢持说：“他（但懋辛）在黄花岗之役贪生怕死，丧失了革命党人的气节。”新任财政部长李湛阳听后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用但懋辛，原来如此！广州起义时，我在督练公所任职。但懋辛的供词经制台张鸣岐批令不杀后，我问巡警道台王秉恩是何原因，王说，他见但懋辛写的自供状，措辞巧妙，避重就轻大为诧异，加他一个自首，为他开脱，并告李军门善为转说制台，此人不要杀。隔两天，张鸣岐电话告诉王秉恩说，但被押到后，在几位会审官面前毫无惧色，态度坦然，我又特地同他详谈，发现他有胆有识。”一番话解除了大家的误会，但懋辛被推选为蜀军政府参谋长。 1912年4月，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以成都为四川政治中枢，设都督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但懋辛为成都府知府兼四川团务督办。

南京成立革命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许多人都想乘机分享胜利果实。从南方到北方军阀纷纷拥兵自重，各种势力相互争斗，局势错综复杂。

地方与中央（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矛盾重重。熊克武奉孙中山命率部回四川，将到万县时，该县守备问四川都督尹昌衡是迎还是打，尹回电：“打”！但懋辛对于革命党人的自相残杀忧心忡忡。他听到消息后送信给熊克武：“目前川局复杂，川督尹昌衡手下的军团长胡景伊，即将出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此人狡猾奸诈，已秘密唆使刘汉卿袭击蜀军。前途暗礁甚多，望兄行事小心。”仗打起来了。熊克武全歼了刘汉卿的巡防军。

1914年8月，但懋辛、李根源、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百多人在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研究一战以来的国内外局势，拒绝反袁。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霸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交涉期间，欧事研究会提出联袁对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对日交涉。孙中山坚持联日倒袁方针，双方对立。黄兴也同意欧事研究会的主张，但不赞成革命党内部分裂。

1915年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准备恢复帝制。2月，四川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开会，但懋辛提出：目前袁世凯、满清帝制余孽、立宪派和其他一些党派，都是反对我们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认为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首先要团结起来，四川锦帆兄（熊克武）和沧白兄要捐弃前嫌，精诚合作，断不可分裂。 但懋辛得到消息：袁世凯已令各省于年底以前召集代表会议，以投票方式强迫赞成君主立宪。熊克武与李烈钧去昆明会合，但懋辛留在上海组织一部分同志潜回四川，策动军队响应云南的起义。

1915年12月12日，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视，潜回云南。23日，但懋辛、熊克武等人随护国军第一支队邓泰中部出发。向叙府挺进时，一些地方团队和旧部纷纷前来请熊克武收编，川军再次组建起来，熊克武成为四川护国招讨军总司令，但懋辛依旧任参谋长。1916年2月底，袁军分三路向驻叙府一带的讨袁军发动大规模围剿，上游的牛屎垓是朱敦武统领的巡防军；下游的白塔山是北军的冯玉祥混成旅；正面是川军钟志鸿旅。招讨军在滇军的支援下首先击溃朱敦武的巡防营，然后与正面钟志鸿旅进行交锋，激战到深夜。就在招讨军难以支持时，但懋辛建议：眼下如撤退，敌人必然会追击，势必造成我军溃散，损失太大，邓泰中正酒醉酣睡，不如我代邓拟一报告，请梯团长令杨蓁立即前来增援。拂晓前杨蓁援兵到了，熊克武全线反击，不到20分钟，敌军全线溃退。

3月初，泸州方面失利，蔡锷亲自到大洲驿督战，在棉花坡一带与敌人对峙。蔡锷令刘云峰派两营增援，刘请但懋辛出主意。但说：“泸州方面比叙府更重要，建议留一个营在叙府与敌相持，不得已时退守横江，其余部队都增援泸州。”援军及时，蔡锷大反攻，泸州获得胜利。南方各省护国运动兴起，全国舆论指责，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川督陈宦见大势已去，与蔡锷达成停战协定，宣布四川独立。

1916年 6月6日袁世凯去世，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1日，蔡锷到成都就职，路过简阳时，熊克武、但懋辛率部出城欢迎，汇报了招讨军的情况，面交了辞呈和部队编制表册。蔡锷表示：现在万不能说告退，从四川的局势来看，今后仰仗你们的事甚多。由于相互坦诚对待，熊克武不再推辞，与但懋辛一起去成都。

1920年，成都市民、学生要求川省自治，刘存厚派兵镇压，舆论大哗，民情沸腾。1921年2月，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一起研究局势，认为一心想做督军的刘存厚已成为联省自治障碍，为防养虎遗患，应驱逐刘存厚。2月1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联衔通电，宣布刘存厚罪状，兵分三路讨伐刘存厚。刘军节节败退，3月中旬退至陕西宁羌，刘存厚做了“流亡督军”。战后，熊克武通电隐退，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

湖南军阀赵恒惕对熊克武在湘驻军十分嫉恨，因胡景翼警告赵恒惕不得阻挠西南联军北伐，才不敢妄为。为消除误会，1925年2月熊克武邀赵恒惕面谈，结果不欢而散。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20日但懋辛赴河南又遇胡景翼暴病身亡，北伐的计划落空。为避免冲突，6月熊克武率部到广东驻防连山、连南、阳山一带。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为夺熊克武的几万部队，捏造熊派但懋辛与陈炯明勾结的罪名，于8月16日把熊克武扣押在虎门，并下令通缉但懋辛。

1947年他被选为四川第二行政区国大代表，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开展民主活动。在北平和谈期间，座谈会由他领衔发表了《拥护和谈的宣言》。成都解放前夕，他运用自己在四川的声望和影响，协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国民党军政界联络策反，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鲁崇义等人起义，对解放成都做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18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提议，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批准，但懋辛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几年中，正逢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但懋辛发表了《怎样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论文，新华日报连载三天，起到了指导西南运动的作用。

1950年7月，但懋辛到北京开会，由李济深、朱蕴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民革川康临时工会成立，但懋辛任副主任委员。

但懋辛对旧社会过来的老同志总是热心地帮助他们认识新社会。有些老同事在新政府任职后感到自己有职无权。但懋辛解释说，你们“这是既不懂得共产党工作习惯，又不愿意学习新的工作方法的缘故。我通过学习、思考，不感到有职无权。如我当司法部部长时，他们研究工作的意见，开会时向我汇报了，我有啥主张、意见就发表出来，就是有职有权，我学了共产党办事光明磊落的工作方法。”

1954年中央撤销西南大区，但懋辛到成都任职。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1965年11月7日，但懋辛因心力衰竭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9岁。熊克武送挽联:六十年革命相期，少同学、长同盟、壮同军旅，追念平生风义，契兼师友，竟重泉永隔，痛何可言；七千里停云在望，坐能言，起能行，老能前进，亲见祖国光辉，照遍寰瀛，即黄土长埋，死犹含笑。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1976年6月24日），字自乾，法号玉猷。

刘文辉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排行老六。刘氏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民四川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辖），后迁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和刘湘是叔侄。

刘氏族谱记载，大邑刘氏始祖刘应良系安徽徽州人，清初移民入川。

到第七代孙，刘宗贤中举，名闻乡里，生三子：刘公晶、刘公敬、刘公赞。

刘公敬有四子。长子刘文纲生三子：刘湘、刘元树、刘元职。

刘公赞生六子：刘文渊、刘文成、刘文远、刘文昭、刘文彩、刘文辉。

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民国时期担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

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藉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在成都房产很多，被称为“刘半城”。富甲四方，却很吝啬，他的众多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很难指望得到赏钱。

刘文辉年稍长就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辉成绩优异，深受老师的喜爱。13岁时，为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刘文辉虚报年龄16岁。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他眉头一皱，另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破格录取，刘文辉开始了军旅生涯。他被保送至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就读，直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炮科毕业。他到成都，拜望已是川军将领的堂侄刘湘。刘湘思忖：如何安置？岂能长期屈就侄儿之下供使唤？决定让幺爸另攀高枝，从旁援手。倘若他得意，自己有提携之恩，不难联手对付异姓诸雄；假如他失意，自己问心无愧。于是，引荐刘文辉投奔川军第八师陈洪范，任上尉参谋。

在陈洪范师五年，刘文辉由上尉参谋升为营长、团长、旅长。 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经一番策划，让刘文辉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任混成旅长既能摆脱陈洪范的约束，又可自立门户、自主发展。

金沙江和岷江汇流的宜宾，是长江起点重镇。物产丰富，为云、贵入川孔道、川边和云、贵物资集散中心。刘湘安排刘文辉驻宜宾，总揽军、政、财、文大权，势力突飞猛进。

驻防宜宾后，刘文辉细想：熊克武、杨森敢抢地盘，不就是靠枪杆子吗？要扩展防地就得扩军，要扩军就得花钱。他眼前一亮：征税。征税敛财他想到五哥刘文彩，让他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20分局局长。

刘文彩敛财范围越来越广，从银号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从田赋预征到统税杂捐，驾轻就熟，只要有赚的都干。刘文彩弄到的钱，大多支持了刘文辉发展势力，扩大防区，抢夺地盘，提升权位。军政上有刘湘提携，经济上有刘文彩支持，做四川督军、称霸四川的野心在心底萌动、膨胀。

二十年代初川军逐出滇黔军后，刘湘被川系军阀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在这个位子上未坐热，熊克武在忠县、合江等地向刘湘的第一军发起攻击。刘文辉自告奋勇，赴重庆为刘湘守老巢、维护后方秩序。刘湘战败。

刘湘的失败让刘文辉受到很大震动，刘文辉从这场战争中得到启示：四川军队间的人际关系无定，联合、倒戈，各有套路。刘文辉思考：怎样应付多变的形势？

第二年夏，分赃不均，又爆发了一军、三军、边防军和三师、七师、二十一师之战。3月下旬，邓锡侯突发奇兵，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孤立无援的空城。刘文辉率兵抵成都，本来是支持刘成勋的，眼看形势不对，马上当起了和事佬，对刘成勋说他是来殿后掩护撤退的，对邓锡侯等保定同学说他是来帮着打刘成勋的。刘成勋等让成都给刘文辉，刘文辉护送刘成勋等部出城。他左右逢源，在成都兵工厂装备了5个步兵团的枪支后，才把成都交给老同学。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加委川康绥抚委员长。至此，四川军阀皆为蒋介石收买。

1926年至1927年间，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的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20余县，实力日渐强大。他高视阔步，壮志凌云，决心统一全川。然而从叙（宜宾）嘉（乐山）至成都的通道，却被盘踞在雅（雅安）属、宁（西昌）属及上川南的彭山、双流、新津等县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阻碍了刘文辉的势力发展，成了他的心病。1927年年6月，刘文辉突然攻击老朋友，前省主席刘成勋，占领西康、邛崃、雅安地区，并收编陈鸣谦、陈献周等部队。

1928年10月，以杨森为首的“八部同盟”联合向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为取得刘文辉的帮助，将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防地交给刘文辉管辖，使刘文辉牵制李家钰，集中兵力打败了杨森和罗泽洲，统一了下川东。四川形成刘湘、刘文辉和邓锡侯、田颂尧四家分割的格局。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

1929年4月9日，李、罗、杨因对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帮助刘湘极为不满，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珏为总指挥，以何金鳌、刘莅冰等分三路进攻刘文辉防地资中。刘文辉得到消息，积极备战，委派向育仁为前敌总指挥，夏首勋为副总指挥，集中在荣昌、隆昌一带布防。刘文辉凭借自己是四川省主席，拉拢邓锡侯、田颂尧，抑制其部属李家珏、罗泽洲。经五天激战，将联军击溃，占领了遂宁、南充和顺庆等县。 刘文辉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0个团12万以上兵员，拥有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70余县防区，占四川过半。兵源军需无虞，为实现“四川督军”的“宏图”，刘文辉在成都创办培养刘氏军事集团干部的国政学校，开设甲级参谋、兵工、炮兵、无线电等班别，除军事专业课外还讲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比一般川系将领更重视政治军事理论。

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成为四川的主要统治者。刘文辉不甘心只在四川发展，刘文辉跟刘湘商量两人中一人出去打仗，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刘湘不想出去，也不想让刘文辉出去。两人的政治意图不一样，刘湘保守些。刘湘自忖在全国大军阀中相形见绌，不得不投靠蒋介石争取支持。刘湘提出的“拥蒋统川”口号，正中蒋介石下怀，在政治上比刘文辉先占一着。

面对刘湘咄咄逼人的格局，刘文辉扶植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霸贵州，投靠汪精卫、拥护冯玉祥以反对蒋介石。同时，威胁刘湘，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刘文辉和刘湘都在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互相挤压、攻击，旨在削弱、瓦解、整垮对方，以达到自己控制四川的目的。

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多次协商无果。刘文辉赴重庆交涉，刘湘拒绝发还。5月，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赴渝，以30万元和15万元收买刘湘属下师长范绍增、陈兰亭。范绍增将实情告刘湘，贿款被刘湘当场发回当做奖励。密受不宣的陈兰亭被刘湘撤职查办，沦为阶下囚。白扔45万块钱的刘文辉不动神色，命刘文彩派胡文鹏行刺刘湘。胡文鹏潜入刘湘宅第，在树上躲了三天三夜，始终没找到机会，第四天饿昏了，从树上掉下来被活捉。事情败露后，刘文辉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

1932年10月1日，刘湘驻武胜的罗泽洲部，领首先发难，向刘文辉驻南充的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刘文辉随即下令部属，奋力抵抗，在川北击败了来犯的李家珏、罗泽洲等部，占领遂宁、南充各县防地。刘文辉在荣威战事较顺利时，与部下夏首勋、冷寅东商议计划分兵两路：一路由荣威追击刘湘部；另一路由乐山绕道犍为，包抄刘湘后路，合攻自贡，收复富顺、泸州等地。在此情形下，刘湘立刻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向刘文辉请和，致电请求邓、田二人出兵，分化拉拢刘文辉的部将。刘湘的措施很快就奏效，刘文辉连续发生重大失密，使得刘文辉的优势不但不能发挥，且局势于己不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刘文辉只有同意和刘湘讲和停战。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了停战书。刘文辉回军对付邓、田两军。

刘文辉经过泸州、荣威两战，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的众多防地，部属杨尚周、田冠五等将领也倒戈投靠刘湘。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邓锡侯，恨邓锡侯不讲信义，决定不惜一切与邓锡侯拼搏一场，以解其恨。此时的刘文辉，虽有兵力100个团，但士气不旺，粮饷不充足，而邓锡侯部不足50个团，防地狭小，弹药缺乏，不足与刘抗衡。

1933年5月上旬，刘文辉预谋设宴“款待”邓锡侯，将其扣留，再解决邓部。结果被邓的旅长周绍芝探悉内情。邓锡侯获悉后，急令加紧战备。邓军陈部立即派一团，扼守毗河渡口，阻断刘文辉追击路线。邓锡侯部事先炸毁了毗河上游的大坝，河水势猛涨，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刘文辉的先头部队无渡河准备，只有沿河对垒。刘文辉部将领大多数人都和邓锡侯同为保定系，不愿意出战。而且刘文辉部张清平师长等暗地同二十八军陈书农师长等议和，刘军内部产生分裂。刘湘已向邓锡侯部增派援兵，对峙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刘被迫撤退至新津。

1933年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旨在联合消灭刘文辉。6月6日，刘湘挥戈西进，刘文辉遭到田颂尧的进攻。6月下旬，刘文辉扼守犍为、乐山、井研、仁寿一线，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7月上旬，刘湘攻占了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刘文辉退出成都，退守雅安，凭河防守。28军杨秀春师炮击雅安，一枚炮弹正中刘文辉的烟榻，伤亡一人，所幸刘文辉不在场，幸免于难。此刻，直属特科团某营长叛变，拖走两营部队。刘湘军兵临城下，刘文辉陷入绝境，拥护他统一四川。

刘文辉失败了，第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吃掉了大部。刘湘担心邓锡侯等壮大，也会成为对手！决定给么爸一点面子，召见刘文辉的朋友冷寅东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1938年1月，刘湘死于汉口，蒋介石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列裁除之列。四川实力派人人自危。刘文辉联络邓锡侯等抵制张群主川，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谒见刘文辉驻蓉代表，邀刘文辉共商大计，他即从雅安启程赴蓉。

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刘文辉接上关系。刘文辉认为能与蒋家王朝抗衡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决定走“亲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刘文辉因张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动荡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汉见蒋介石。中共派吴玉章与刘文辉会晤于汉口四明银行楼上。1939年夏，刘文辉又与王若飞、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公馆里会晤。

蒋介石以建立西康省为条件，同意王缵绪任川省主席。1939年1月，刘文辉任上西康省主席位。

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经张志和安排，1942年2月，周恩来在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7月下旬，周恩来派王少春赴雅安设立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

刘文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土改时，刘文辉说：“我家是大地主，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1950年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

1975年患癌症住院治疗。1976年6月24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

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时，清廷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不满十七岁的刘湘，背着父亲赴雅安应考，被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录取。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刘湘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夏，刘湘在速成学堂毕业，被分配到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作见习官。

1910年（宣统二年）春，经队官呈准，刘湘被保送到总督赵尔巽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

1911年（宣统三年），调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排长。不久，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刘湘任第二标张邦本支队的少校差官，进驻川北。

1912年（民国元年），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张邦本支队奉令归还建制。该支队第二营管带杨森拒不接受命令。刘湘便与该营都练官孙中华、队官唐式遵、杨国桢等串通，甩开杨森，将第二营拖到资中。刘湘升为第二营营长，随即，将部队开驻泸州。

1913年（民国二年）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总司令部，决定兵分三路，围攻泸州，首先消灭周骏第一师。交战前，熊克武特派速成同学傅常等前往策动，刘湘不置可否。战斗打响后，他与侯建国、刘盛恩奉命阻击讨袁军龙光部。在这一带往复冲杀，保住了泸州。讨袁军失败，刘湘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驻重庆。

1918年（民国七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开始，刘湘随第一师师长徐孝刚站在刘存厚一边，率部与滇黔靖国军在内江大战，企图阻挡靖国联军西进。2月，靖国军攻占成都。刘湘见北京政府对四川已失控制，又跟随徐孝刚等川军将领，立即倒向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发出响应“护法”通电。3月，被熊克武委为川军第一师师长。6月，熊克武在成都召开整军会议，将川军编为七个师。刘湘改任第二师师长，管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设师部于合川。从此，刘湘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一面委派保定速成同学担任参谋、旅长等要职，开始建立速成系集团；一面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加紧培训军中骨干，养精蓄锐。他对传习所的军官说，将来要一起“统一四川，问鼎中原”。

1918年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设立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与刘存厚势不两立，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11月1日，刘湘以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名义领衔发出通电，痛陈客军在川为祸之深，指出“川人屡年受制，束缚于滇黔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5日由刘湘、但懋辛出面，会同各军将领商定解决川事六项办法。12月10日刘湘等川军将领召开会议，议决制定省自治法。12月13日，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但懋辛、第三军刘成勋等通电四川独立自治，反对四川督军刘存厚。12月30日北京政府特任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晋授勋四位。

1921年1月8日，刘湘、但懋辛联合通电表示自治决心，“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为图振兴实业，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护右袒”。1月21日，第一军但懋辛、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再次联合通电，拒不接受北洋政府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的任命，“决以川人自立自治”。2月18日，刘湘与但懋辛、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违反民意，是四川自治之一大障碍，应予驱逐，开始与第一、三军联合将驱逐刘存厚，3月下旬刘存厚战败下野。6月6日，四川混成旅旅长以上各将领在善后会议上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各军联合办事处撤消，24日又被推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在幕后表示支持。7月2日，刘湘正式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所部八万余人，成为四川军阀速成系的首脑人物。

1922年2月，孙中山令两广北伐，3月16日，刘湘通电不附西南。5月14日，但懋辛揭露刘湘欲消灭第一军的阴谋，但懋辛、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拟组联合办事处。刘湘被迫辞职退居幕后，第二军交杨森，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与第一军作战，还电令汉口的乔毅夫速往宜昌与孙传芳密谈，请孙传芳即时派兵入川支援。6月8日，刘湘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19日赞成裁兵废督。7月1日，杨森未告知刘湘突然进攻但懋辛第一军，11日刘成勋、陈国栋、赖心辉、田颂尧等联合反对杨森。8月2日，杨森等推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欲由刘湘率领抵抗联军进攻，刘湘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通过同乡刘成勋及刘文辉等出面疏解，以“杨森跋扈，不听命令”未就总司令，刘文辉派兵护送刘湘回大邑县安仁镇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杨森逃奔吴佩孚。

1932年9月26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省主席刘文辉交恶。刘文辉为肃清后方，集结兵力于成都，准备先解决田颂尧部再和刘湘决战。10月1日川战爆发，第二十八军十二师罗泽洲与刘文辉两军在武胜接触，6日李家钰、罗泽洲进攻顺庆，为刘文辉军所败。10日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围攻成都邓锡侯、田颂尧。13日，刘湘部将领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电京责难刘文辉。18日刘湘大军集中荣昌，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为各路总指挥。20日，刘文辉军自顺庆退遂宁。21日四川各将领电京，请免刘文辉职，公推刘湘为川康绥靖总司令，田颂尧为副司令，并推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湘为四路总指挥，23日刘湘通电“主弭战救国”，指责刘文辉反复无常。24日刘湘部猛攻刘文辉军于江津永川，爆发“二刘之战”，28日川北将领李家钰、罗泽洲推杨森为总指挥，进抵遂宁，向简阳刘文辉部进攻。11月7日刘湘部猛攻泸州内江，并派飞机轰炸，黔军助刘湘攻占纳溪，13日刘湘与刘文辉在富顺开战。19日刘湘派飞机轰炸泸州刘文辉军，21日刘湘部攻占泸州，22日成都战事停止，25日刘湘军进抵叙州，刘文辉部集中嘉定、仁寿，26日刘湘下令停止进攻。12月4日刘湘军分路进向成都，与刘文辉军战于仁寿，10日两部主力激战于仁寿、井研。12月12日“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请讨伐刘湘。21日两军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23日刘文辉军自成都退向嘉定、眉山、夹江，29日刘湘、田颂尧等会议于内江，31日刘湘等在四川内江会议，设善后委员会，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

1933年9月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27日何成浚自汉口飞四川，与刘湘商“剿共”军事。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中全力与红四方面军作战。11月19日四川“剿匪军”分路进攻，杨森克营山周口，红军西占昭化笔架山。23日杨森占领营山。12月10日四川“剿匪军”总攻，杨森占新店场，17日王陵基占领宣汉，18日范绍曾师克绥定，31日田颂尧部克仪陇。1934年1月11日四川“剿匪军”克昭化剑阁。31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2月9日，四川“剿匪军”杨森、李家钰攻占巴中、南江。13日红军徐向前、张国焘败剿匪军王陵基部于楼门口。2月21日，四川“剿匪军”六路开始二次总攻（六路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3月18日田颂尧、罗泽洲克巴中，第二期“进剿”告一段落。4月川军继续发动第三期“进剿”，与红军作战，伤亡很大。5月中旬，刘湘在成都召开第三次“剿匪”会议，总结失败教训，有将领指出:前两次胜利，是红军有意收缩阵地，集中兵力，多数指挥官不这么认为，仍沉醉在胜利中。众将领公推刘从云为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6月12日，刘从云自成都到顺庆就职，22日刘从云开始下令总攻，开始第四期“进剿”。7月11日刘从云再下总攻令，第一路攻两河口，第二三路攻通江之汉城，第四路攻竹峪关，第五六路攻万源，毫无进展。22日又攻万源，连番进攻，死伤甚多，尸横遍野，无力再战。8月10日，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大破第六路汪铸龙于四川万源青龙关，只少数逃脱。11日红军徐向前（第四军）何畏（第九军）向第五路唐式遵部发起反击，大破第五路杨国桢、刘先榆旅于万源宣汉间，第五路损失过半，元气丧尽。21日第五路左翼败逃渠县三汇，后退四百里。8月23日，刘湘因军事失利通电辞“四川剿匪总司令兼善后督办”职，刘从云亦辞。28日徐向前红军自通江再次反击，第三路李家钰、第四路杨森迅速败逃。9月1日四川绅耆请中央派军入川“协剿”，并慰留刘湘，蒋介石也致电慰留。9月7日徐向前等向巴中江口李家钰、杨森防线猛攻，第三路副指挥罗泽洲望风逃离。9日徐向前转攻第二路田颂尧部，李炜如师早逃，12日第二路田颂尧部败逃阆中苍溪，旅长曾起戎及团长四人被击毙。蒋介石拨给子弹二百万发，22日刘湘正式复职，继续主持“剿匪”军事，但没有行动。

在蒋介石的参与控制下， 刘湘规定从1935年3月1日起，打破防区制，将军民两政分开，使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使军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3日张学良致电刘湘，说明扣押蒋介石起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请予支持。14日刘湘通电拥护中央，19日刘湘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已电劝张学良“速求政治解决，恢复蒋之自由”，25日蒋介石被释放，26日回西安，27日刘湘等电蒋介石表示慰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0日刘湘通电请缨，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7月25日刘湘令直辖各军、师长，于三日内驰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刘湘曾对他的秘书长邓汉祥解释自己不得不出川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的半数以上，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

出川部队的建制重新安置妥当后，刘湘谋求回川。据其心腹刘航琛披露，大约与出川同时，1937年11月，刘湘曾向蒋介石递送条呈，要求成立“后方防务委员会”，请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刘湘自己“愿意做副手以促其成”。按刘湘的设计，所谓“后方防务委员会”， 包括防空、征训、兵工、经济、交通、宣传等六大项业务，每项业务均涉及巨量人员、物资调配。实际上等同于在省政府之外，另设一个川省最高行政机构。

1937年9月1日刘湘率第二路预备军，辖九个军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

1937年11月9日，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11日到南京，14日中央改调川军刘湘部分自汉口、河南东开。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经抢救苏醒。12月3日，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和第二十二集团军。12月30日，蒋介石训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去世。

60年代，时任台湾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程一鸣投奔大陆。1976年撰写回忆录，称：“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戴笠收买了万国医院的护士，将胃药换成毒药，把刘湘毒死在医院里。”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农兴村二组（棕树湾）。

父名在田，清代秀才，教私塾谋生。生母江氏，生姊妹三人，在他5岁时病逝。父亲迁居文宫镇下街，做小生意维持生活。父续娶张氏，生弟昌猷、世英。后又随父迁高桥镇（文宫镇附近），就读私塾。迫于生活，不久辍学。1896年父病死，家中就剩一个寡妇和5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堂叔潘秀峰见其颖悟过人，资助他再上私塾，年余弃学，投拜族兄潘书堂学习武术。1900年与二叔潘贵成一道上成都，经父友贾金华介绍到华兴街一家衣帽店当学徒。因年纪少，老板只是让他干些杂活和帮师娘带孩子。当时清廷废绿营，建新军，潘文华每天背着小孩跟在新军后面看热闹。当时东较场有许多洋玩意，比如双杠、平衡木、吊环、木马。他对这些很感兴趣，趁当兵的休息，偷偷上去玩两下。当兵的见他动作纯熟，感到惊讶，一个班长劝他干脆当兵。

1902年，离店从戎，在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驻成都东较场）当随从，当时年仅14岁，两年后升为二等兵，不久又升为上等兵。军训中，他在各项器械、枪术、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协前茅。能从两丈余高的城墙上跃下，再徒手攀上，多次反复，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鹞子”绰号。四川总督锡良在凤凰山军营召开全省运动大会，潘文华作为代表， 在开幕式上表演器械体操，他刚健纯熟的演技，受到锡良赏识，当堂破格委任为牟目队体操助教（牟目，指陆军低级武职）。不久，四川开办陆军速成学堂，经四川陆军学堂总办陈宦同意，免试入学，仍兼体操助教。与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缵绪等同窗，在速成学堂加入反满团体，留名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的《金兰谱序》，险抛头颅。

1909年9月，陆军速成学校第一班毕业。潘文华随军入藏，任副排长，在巴塘一带作战，生擒头人哈巴龙，升为排长，随部队进藏，在波密战役中，升任连长。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领全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英军扶植的藏军不愿起义，与潘率领的义军对敌，义军粮、弹缺乏，孤立无援，潘文华等不得不经印度、缅甸、云南步行返川，在顺庆（南充）李挽澜部下任连长。

1913年至1916年间，袁世凯梦想称帝，蔡锷、唐继尧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在张澜策动下，潘文华随第三师钟体道师长、李挽澜旅长响应蔡松波号召起义反袁。袁世凯倒台后，潘文华先后升任营长、团长。1918年李挽澜在内江同滇军金汉鼎部作战阵亡，潘文华代理旅长职，退驻陕南。1919年钟体道师被刘存厚兼并，潘文华将全旅从汉中带到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被委任为独立司令。倒熊战役时，刘湘退往陕南途中，钱弹两缺，他以速成同学之谊，以白马八匹托白银1.5万两相赠。刘湘深为感激。

1920年川军田颂尧和刘斌为抢夺鸦片烟税，联合杀向通南巴山区，潘文华自度不敌，率队退往川东，投刘湘部。刘湘为四川陆军总司令，潘被任命为第二军第二旅旅长，不久升为第四师师长。

1928年春，杨森收留吴佩孚，被国民政府免去20军军长职务，潘文华到杨森属下大举活动，使得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赖心辉组成四部反杨同盟。虽然这次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使得范绍增投靠刘湘。这年冬，刘湘和杨森为争夺速成系的领导权而爆发下川东之战。杨森除了自己的几个师外，还有李家钰、罗泽洲、赖心辉等相助，一齐杀向重庆。刘湘处境艰难，潘文华向刘湘进言：“击溃杨森主力，则李、罗不足惧也"。潘文华自告奋勇带兵猛攻杨森主力师杨汉域部，苦战两昼夜，终于将对方击破。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2年爆发四川“二刘混战”，潘文华部约6个旅为南路军西上，迅速占领泸州，突破沱江防线，刘文辉在荣县，威远投入三万以上兵力反击，潘文华的南路军首当其冲，激战三日，刘文辉实施多路突击，潘文华陷被围歼的险境，便退守老君台，与追击的冷寅东部激战五昼夜，官兵战死者达3000余人，挡住了敌军的推进，迫使刘文辉罢兵谈和。1933年6月爆发的安川之战，他第三个突破岷江防线，进占眉山，使得刘文辉部全线崩溃。

1933年，潘文华任教导师师长，兼任刘湘部预备军总指挥。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川边时，潘文华被刘湘任命为“南岸剿匪总指挥”。两人密谈，刘湘对潘文华说：“当前形势之严峻，实为前所未经，是本部危急存亡之秋。中央军举全国之力，总统亲自策划指挥，都奈何不得朱毛红军，我等后果不堪设想。更令人头痛的是薛柏林（薛岳字柏陵）十万大军尾随朱毛红军之后，一旦进入四川，哪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处。贵州王家烈的下场，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麻烦在于他们以追击红军为由，名正言顺，我们根本提不同任何反对的藉口。处此危局，只有推诚争取川军各部团结，共图生存。我反复考虑，准备留置五万部队于绥宣一线，交唐式遵率领，与邓、田、杨、李精诚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扼止川北红军于通南巴一隅，不让其南下。另将二十一军主力悉数南调，与朱毛红军周旋。”刘湘对潘文华进一步交待：“涪陵以下，必要时暂且舍给蒋总统，交中央军接防。我军主力集中控制荣（昌）、隆（昌）间机动位置，守长江北岸地区。另外九个旅在舰队和空军配合下负责叙府（宜宾）至江津长江南岸，全权交你指挥。究竟如何运用，就看你有什么设想？”潘文华知道他已胸有成竹，便问：“甫公你有什么安排，尽管吩咐，我保证执行。”刘湘说：“我们与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目下同为蒋介石所要收拾的对象。如果红军真要夺取四川，仅凭南岸九个旅，根本拦他不住。倘朱毛红军只是借道他图，我们馨香祷祝，欢送出境，免得把‘瘟神’带进门。因此我们虚与周旋，保全实力，决不对销，唱一台假打戏。戏要演得像，决不能让别人抓住破绽，完全要靠你根据具体情况掌握。”潘文华心领神会，受命而去。

1935年冬，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潘文华驻节眉山，统一指挥天全、芦山的两个师，被红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所打败，七个旅在后撤途中损失近半。

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文华在川康整军会议中晋升为刘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五军团总司令，出川抗日。

1937年12月，潘部两个师参加南京外围的广德保卫战，曾将日军先头部队击退，缴获汽车20余辆，机枪十多挺。后来日军集中火力猛攻，所部144师师长郭勋祺负伤，147师 师长杨启文失踪，部队损失很大。

1938年1月19日，刘湘病逝，潘文华护送刘湘灵柩回川，结束了他的抗战史。刘湘死后，蒋介石派他的亲信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群起反对，只好改任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这次反对张群主川最激烈的是武德励进会，这个会是刘湘军中的核心组织，全是营以上骨干军官，刘湘是会长。刘湘死后，该会召集成员，推举继任会长，确定刘湘的继承人。王陵基和王缵绪都想当这个会长。大会一开始，刘湘部元老钟体乾站起来发言，建议选一个刘湘生前最信任的人来继承刘的事业。许多人都知道刘湘的遗愿，钟体乾话音刚落，便一致推选潘为会长，刘湘的谋主乔毅夫和张斯可立即说如有人反对，定是川奸，当共诛之。潘文华继承了刘湘的宝座。蒋介石见木已成舟，不得不放弃打压他的企图，发布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拉拢。潘文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他笼络，牢记刘湘的遗训：“蒋介石这个人无论嘴巴说的多甜，决不能信任，只有联合与我利害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因此，他在武德励进会第二次紧急会议上提出：“团结川康，支持抗战，联合中共，防蒋图存”的主张。 这时潘文华与张秀熟、郭秉义有来往，在重庆与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次交往。又通过所部中心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与党保持联系。 1938年5月，周恩来在成都长发街和潘会晤，周恩来派唐舞园到潘文华部队建立统战关系。（有成都电台与延安联系，台长金文彬）

1939年3月，潘文华晋升二级上将，同时被命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绥靖署设阆中。所辖56军军长郭昌明、 163师师长陈兰亭、164师师长彭焕章 、公署直属新18师师长周成虎。同时任命他的儿子潘清洲为巴山警备司令。批准新建两个团的警备队。蒋还扶植潘的弟弟潘昌猷作四川银行董事长。潘对蒋的用意是清楚的，就是把他支往阆中，免得和邓锡侯和刘文辉等地方势力联成一气。所以，他到阆中驻了一段时间后，规划好大巴山防线就回驻成都。潘文华回成都后，恰逢云南省主席龙云路过成都，他和邓锡侯、刘文辉前往拜访，共同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联防协议，抵制蒋介石的渗透。王缵绪为讨好蒋介石，将此事密电告蒋。潘文华截获密电后，立即约见刘文辉和邓锡侯商量，决定由彭焕章、刘元瑄七师长联名倒王。将王缵绪逐出四川。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个川军巨头到重庆，好言安抚，说了一通时局艰难，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共挽危局的话。便提出自兼四川省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代理实际政务的处理方案，潘文华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

1944年底，蒋企图以“通敌”罪，阴谋通过杨森、潘文华除掉刘文辉。潘文华不惜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对蒋介石明施暗抗，免却了川康军民可能遭受的一场浩劫。他还由张澜监督宣誓，正式加入民盟，成为秘密会员。中共南方局被破坏后，他通过张澜和中共联络。

抗日胜利后，蒋撤消潘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及其子潘清洲巴山警备司令等职，只继任五十六军军长。经过程潜活动，另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将其四个师驻防黔江、酉阳、秀山及湘西边境。

1946年国共和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潘文华见到了毛泽东。蒋介石派特务进行捣乱，潘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潘任西南行政副长官时，潘一直未接受过蒋介石的指挥，与共产党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康省电台、阆中电台与延安电台互通情报。

1947年底，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56军被整编为56师，由他儿子潘清洲为师长，移防宜昌，不久被分割使用，他能指挥的只警卫团而已。他大为不满，称病回到四川，处于有职无权阶段。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政权已经呈土崩瓦解之状，潘文华之子潘清洲趁机在洪湖搜罗旧部，编成一个师，编号235师，自任师长，从夔门开回四川。11月中旬，潘文华到成都会合刘文辉和邓锡侯，和中共临工部负责人吕振修联系上。

蒋介石费尽心机，拉拢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均被三人搪塞过去。蒋认定三人不肯卖命，送飞机票胁迫三人家属飞台湾当人质。三人干脆出走成都。12月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的身份起义，潘文华和邓锡侯以西南行政副长官的身份在彭县龙兴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喻孟群、刘兆藜诸部。起义后，党中央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潘文华向志愿军捐献寒衣款二千万元（当时币值）。

1950年11月12日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中央人民政府发来唁电，遗体覆盖国旗，殡葬于成都武侯祠。墓地在今成都市正则会计师学院内，刘湘墓旁，保存完好。

　　邓锡侯（1889年—1964年），字晋康，四川营山县回龙乡人。

邓锡侯出身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少年时，就读于乡中私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功课优异，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地处川北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大事，曾叹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与挚友相约，忍痛离开坆乡和养育自己的舅母，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1906年，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募新生，邓锡侯弃文习武。他身材魁伟，脑子机灵，遂被录取。1909年，被保送到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毕业成绩名列前茅，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

辛亥革命前夕，邓锡侯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回四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中华民国成立后，转到四川陆军刘存厚的第四师，先任副官，后为连长。

护国战争爆发，刘存厚响应“反袁护国”号召，任营长的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川滇、黔军作战。他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重创北洋军而荣立战功。受刘存厚派遣，前往滇黔军总部向蔡锷报告战况。蔡见邓还是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军官，顿生爱惜之情，奖慰有加，要他转告刘存厚，进一步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蔡专拨枪械五千补充川军。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市北较场。

1917年7月，川军师长刘存厚等与四川督军罗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战。邓锡侯率部阻击支持罗佩金、戴戡的滇黔军，处决了纵兵殃民的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奖赏。

1918年，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邓为壮大自己的军队，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所辖各团、营军官集中轮训，每期四个月，获得明显成效。1920年，邓升任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今阆中）等地。他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隙。在保宁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再次培训全师中下级军官。

1922年，邓在军阀混战中率领第三师第一次进驻重庆市，举办了“浮图关教育团”。这时，邓锡侯作为川军将领已形成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1922年四月，邓锡侯所部驻防绵阳时，为“恢张宏智”，创立了绵阳县图书馆。现在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1922年8月，四川陆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的刘成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邓锡侯想当军长而对废除军长职衔不满为由，秘密挑动邓的旅长刘铭吾、刘汉鼎反邓。事机泄漏，邓锡侯乘春节在重庆看戏之机将刘铭吾、刘汉鼎二人解职、扣押，并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对刘成勋，挥兵直捣成都。嗣后，邓锡侯部遭到熊克武部攻击，被迫撤离成都，败退绵阳，阆中一带。不久，邓联合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指责熊克武、刘成勋等“擅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邓锡侯受到曹锟、吴佩孚嘉奖，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加“骠威将军”。

1923年冬，邓锡侯、杨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庆、成都。反熊胜利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1924年5月26日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省长。他考虑到成都乃杨森的地盘，不愿脱离驻重庆的部队，省长公署形同虚设。1925年5月，北京段祺瑞执政改任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

杨森当了四川督理，妄图独霸全川。这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辉、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分几路向成都进军。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主攻资中、资阳的任务。宝兴场遭遇战中，杨森的主力团被击溃。杨森被迫退出四川，邓率部进驻成都。联军头目在自贡召开分赃会议，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分得盐税专收权，月征三十万元，占据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彭县、广汉、金堂、新津、灌县、新都、郫县，及松（潘）茂（县）等广大地域。邓锡侯已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之一，独霸一方。

1926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武昌，川军各部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邓锡侯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任军长、兼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路军总指挥。他将该军扩充至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百一十四个团，另有炮兵特科部队若干。邓锡侯长期控制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

1932年秋，四川军阀间爆发了“二刘（刘湘、刘文辉）大规模混战”。刘湘向邓求助，邓锡侯暗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刘文辉愤恨至极，曾欲设“鸿门宴”诱杀邓锡侯，瓦解他的军队。邓获刘部密报出走新都宝光寺。当刘文辉指挥第二十四军攻占崇宁县后，刘、邓两军在毗河两岸对峙。邓军黄隐部砍掉都江堰内河的马杈，成了邓部的天然屏障，造成毗河两岸泛滥成灾。刘湘第二十一军一增援，刘文辉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溃退瓦解，残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军阀混战宣告结束。

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调集“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阻止红军北上，委派刘湘就任四川“剿总”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锡侯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剿川北苏区；他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完成剿灭共军任务，“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会后他把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定期轮换，不全部投入前线。他命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与刘湘周旋，自己则坐镇设在绵阳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里督师，由陈书农任前敌总指挥。

1934年6月，邓锡侯部奉命进攻通江，进抵小通河沿岸与红军对峙。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痛击刘湘主力，刘湘败退。红军迅即回师西向，横扫其余各部。邓锡侯部损失惨重，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他对惊魂未定的部属说；"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军撤至广元县不久，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转移。邓锡侯令前敌总指挥陈离在剑门关堵截，一个团被红军全部歼灭。红军西进茂县、汶川时，邓锡侯令四个团在松潘茂县地域设防，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因前几次吃过大亏，只好应付交差。

1935年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攻占天全、宝兴，欲与在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邓锡侯奉命率部企图从后山侧击红军。途中，他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信中劝告邓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邓心中暗喜，为保存实力，完全按朱、刘的要求给红军让路，只好命令黄隐、李树骅部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不时对空乱放几枪几炮，一直尾随红一方面军离开宝兴，翻越完夹金山。应付"缫总"交差。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9月初，邓锡侯率领第二十二集团军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徒步行军。经过一月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西安。突然接蒋介石急电，说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娘子关前线。

日军已过娘子关，经盘石，岩会进犯平定、阳泉，寿阳告急。11月1日，邓将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马首村，然后到寿阳面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决定行动部署。命令陶凯、王志远两旅在寿阳、阳泉一带协同友军阻击日军。邓部武器装备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邓部将士与装备精良之敌拼死搏斗，伤亡惨重，拟向太原靠拢。11月6日，邓锡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被包围。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第二十二集团军刚到山西省没有作战地图，周恩来亲自带来军用地图，邓锡侯激动地说“患难见真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与合作。

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济南。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总部设在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阻击山东泰安方面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滕县战斗中，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陈离师长负伤。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集结到位。

1938年1月14日，在鲁南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人，缴获枪械一批，军威大振。

1938年1月，四川政局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这三条原则。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撤离大陆前夕，蒋介石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邓、刘，潘到自己住地成都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当日上午邓锡侯近似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团的护送下抵新繁县的龙桥。王缵绪受蒋介石派遣也赶到龙桥，劝说邓等回去，遭严辞拒绝。为防胡宗南部攻击，邓等转赴彭县。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后，邓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州（今简阳市）人。

刘存厚生于一个盐商家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刘存厚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期的同学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王陵基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存厚毕业归国，获陆军科举人。此后，在云贵总督李经羲手下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期间，经李根源、罗佩金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为呼应武昌起义，刘存厚参加蔡锷发动的重九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刘存厚任参谋部第一部部长。蔡锷为支援四川革命派而组织援川滇军，刘存厚被任命为该军总参谋，随军入川。此后，刘存厚离开滇军，转投四川都督尹昌衡。

辛亥革命前后，刘存厚反复无常，先归附蔡锷，后投降张勋、段祺瑞等，人们送他外号“刘厚脸”。后来，孙中山派革命党人樊孔周到成都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派暗杀于家中，全身中弹数十处。当时，有人推断是刘存厚所为。革命党人义愤填膺，编了一副对联，既是对革命烈士的悼念，又是对反动军阀的鞭挞。联云：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 1912年4月，刘存厚任川军第四镇统制（后改为第四师师长）。

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刘存厚支持袁世凯，击败革命派熊克武。9月，任重庆镇守使，第四师的番号改为第二师。1915年，任川南清乡总司令，驻泸州。

同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刘存厚支持护国军。1916年1月31日，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发布讨袁宣言。刘存厚支援蔡锷护国军第一军，使四川将军陈宧宣布独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刘存厚再次就任川军第二师师长。8月，经督军蔡锷推荐，刘存厚任川军第一军军长。9月，蔡锷因病离职，滇军罗佩金任四川督军，黔军的戴戡任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夺取四川省的统治权而同这两人展开了三方斗争。

1917年4月20日，刘存厚获封将军府崇威将军。不久，刘存厚在三方斗争中取胜，同年12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

在护法运动中，刘存厚受到四川靖国总司令熊克武的攻击。6月，刘存厚撤退到陕西省宁羌（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当时，刘存厚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师师长，在宁羌设临时的四川督军行署，统治陕西省南部。刘存厚的残暴统治激起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愤怒。

1920年5月，刘存厚与熊克武捐弃前嫌，联手驱逐四川省内唐継尧的滇军。8月，刘存厚任靖川军总司令回到四川，熊克武攻略成都驱逐滇军。同年12月，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

刘存厚对川军统治的强化，遭到川军军人反感。1921年2月，川军军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弾劾刘存厚。同年3月，在四川省内丧失支持的刘存厚表示下野，撤往宁羌。此后，刘存厚避处宁羌，企图重任四川督军。1924年，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绥定（今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支配周边三个县。

1928年10月，刘存厚转投国民政府，任川康裁缩军队委员会副委员长。当时，刘存厚依然确保了绥定周边实质自治，并独立组织“兴国军”。他庇护了在北伐中败北的吴佩孚，并就恩赦吴佩孚一事同国民政府进行了斡旋。

1933年5月，刘存厚被任命为第二十三军军长。10月，任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攻打中国工农红军第方面军。同年10月17曰，他遭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凌厉反击，丧失绥定。曾经手下官兵几十万之多，威风一时，这样一位牛人，被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打得几乎不剩一兵一卒，刘存厚长叹:"十年辛苦，一旦付之东流"！1960年临死前还对当年那一战耿耿于怀:"还是红军那个徐向前厉害啊"！蒋介石大怒，追究轻弃据点之责，罢免了本兼各职，刘存厚的军事及政治生涯结束，隐居成都。 刘存厚在家乡简阳购置了一个庄园，叫做“桂里山庄”。 当年的威风难以忘怀，就在桂里山庄对面的山坳大修生茔。这座坟墓很大，像座小山丘。他在墓前竖立一大石碑，刻文曰：“崇威将军”。石碑顶端刻雕着他的戎装头像，墓台左右各立一尊石雕武装兵像，以显其尊贵。人称此大坟为刘存厚的“失乐园"。尽管他壮心不已，自从与徐向前一战大败后，刘存厚就再也没有翻身。最滑稽的是，他自修的坟墓，年寿却长得很，到1949年还没死。在大陆解放之际，他只好乘飞机去了台湾。偌大的坟墓，也没用上。愚蠢的刘存厚既辨不清历史发展方向，也不识时务，还自不量力，与红军较量输了个精光，再也无法东山再起。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刘存厚在老同学阎锡山（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帮助下，逃往台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60年，刘存厚在台北病亡。终年76岁。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龙台镇寺（现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红日村）人。

杨森出生地主家庭，其父为邑武庠(xiang)生，曾任典史。受此影响，他自小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杨森先后在广安紫荇书院、顺庆府联合中学读书，1906年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为同学。毕业后分发新军17镇任排长，因杨森对士兵训练认真，在会操、考核及比赛中，他的排多次夺魁，1910年升第33混成协一营右队官，同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川军第1师王陵基部队营长。

1913年，投熊克武部川军第5师，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俘。滇军将领黄毓成集合俘虏时，见众俘虏都甚为惶恐，惟独杨森显得毫无惧色。黄毓成见杨森很有胆识，身材魁梧，对他产生好感，留他在司令部当副官。

1915年1月任云南讲武堂队长，12月任护国一军第二梯团中校参谋，参加了护国战争。1917年任滇军第2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

1920年4月脱离滇军，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泸永镇守使、第9师师长。

1923年任川军第2军军长，在一、二军之战中战败，逃宜昌依附吴佩孚，被吴任命为陆军16师师长，9月5日授陆军中将衔，10月23日授将军府森威将军。

1924年2月杨森率部返川，3月8日，加上将衔，兼任四川前敌总指挥。在吴佩孚支持下，卷土重来，占领了重庆，又克成都，将熊克武等逐至川南。5月任四川军务督办，成为北洋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同年，杨森事业达到顶峰，他雄心勃勃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推行“新政”：一、修建马路；二、开辟公共体育场；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四、提倡“朝会”等措施。杨森推行“新川政”，在四川诸多军阀中独树一帜。杨森虽然高呼反封建，解放妇女的口号，实际他也真正做到了在四川解除妇女缠足等好事，只是形像工程罢了，还是改不了旧军阀的陋习。

1925年5月段祺瑞免去杨森的四川军务督办职务，调往北京署理总参谋长，以刘湘取代其军务督办之职。杨森怕兵权旁落，赖着不走，由此刘杨关系交恶，杨森发动“统一全川”之战，威震全川。7月，刘湘拉拢黔军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杨森部的王缵绪师长也临阵倒戈，刘湘把杨森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森威将军”作战失利，只身逃往汉口，任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指挥。

1926年2月纠集旧部，再次杀回四川。刘湘被迫与杨森求和，双方在武汉签定了“丙寅公约”，规定归还杨森原来所属部队的兵权，同时由杨部和刘湘所属部队共同驱逐黔军。杨森回川后，袁祖铭自知无力和杨森争锋，率滇军退入云南。杨森的实力和地盘大为扩展，拥有六十多个团，七万多人的部队，控制了下川东各县，再次成为川中一霸。

1926年10月23日，杨森接受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之职，朱德是该军党代表；要响应北伐军率师反吴，他暗中却继续担任吴佩孚任命的“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8月13日，刘湘等川军将领通电讨吴，杨森却接受吴所任命的四川省长之职，并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配合北洋军阀向北伐军进攻。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分裂国民党，他以占有汉阳兵工厂为条件，电请杨森出兵鄂西，攻打武汉国民政府。杨森见此举有利可图，于5月5日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带兵自万县东下，抵达宜昌。5月21日，在湖北仙桃镇，杨森部遭唐生智截击，所部几乎被全部歼灭，只领了少数部队回川。因收留兵败入川的吴佩孚，于1928年1月被南京政府免职，5月所部发生内讧，部下郭汝栋部自任20军军长独树一帜，范绍曾部等转投刘湘。他实力大损，对落难的吴佩孚的死忠却使人对他的品德刮目相看。

1929年1月，在下川东之战中进攻刘湘失败，兵败于铁山坪、张关一线，所部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所属川东21个县亦被刘湘所占。他退入渠县，从此寄人篱下，失去了争霸四川的资本。

1933年10月参加对红军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杨森任第4路总指挥。 因后逃迅 速，损失不大。

1935年奉命率部围堵长征红军，他派第一，第四旅在叙永堵截红军，第二、六旅在大渡河布防。心想蒋总统集全国人力物力，近十年围缫，都毫无办法。害怕自己被红军歼灭，写信给朱德，请求互不侵犯。朱德回信，只要他不堵截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不会打他，从此他就派部队假装打。既保存了实力，1936年2月25日还升任陆军中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因车辆缺乏，率部徒步行军出川，编入薛岳的第十九兵团。薛岳升任第九战区司令，其部即归属于第九战区。杨森浴血抗日，立下多次战功。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上海淞沪抗战，杨森率部在大场血战5昼夜，守住了阵地，直到韦云淞的31军和叶肇的66军接防。除装备德国武器的中央军王牌88师、税警团直属队外，所率川军18000余人，伤亡高达7000余人，杨森所部被评为淞沪会战中最能打的5个师之一，蒋介石下令优先给予补给换装。

1938年1月，杨森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20军军长。3月南昌会战，在武宁城外和日军展开拉锯战不支后撤。6月，武汉会战拉开序幕，6月13日杨森部被日军波田支队趁夜偷袭，一个晚上就赶出安庆城，气的蒋介石在电报中骂他“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他回电说是徐源泉的部队丢了合肥，放开了他的后背，他才不得已撤退的。结果只是得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

9月任第6军团军团长兼20军军长，18日晋加上将衔。

1939年1月免兼20军军长，9月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负责防守鄂南山地，虽没能在正面挡住日军33师团的突击，但依靠不断的顽强侧击和追击，拖慢了日军的进军步伐。在会战结束后的10月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0年4月，杨森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秋季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中了日军的佯动之计，抽调主力围攻大云山日军的一个联队，导致正面新墙河防线战力空虚，被日军迅速突破，战区增援的几个军在开进途中因时间差被日军各个击破。10月陈诚发动15个师围攻宜昌日军第13师团，导致占领长沙的日军迅速退兵。这时第九战区就只有他的所部战力最完整，在日军撤退的时候，给予日军很大杀伤，成了这次战役最大的功臣。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他在堵截日军后撤途中，在珠影山全歼了企图接应的日军第9混成旅团的一个大队约500人，这是一个得到日本战史丛书确认的战果。

1944年8月长衡会战中，所部被日军包围在茶陵，他突围后率所部赴广西参加桂柳会战，但下属2个军（20军，26军）长期转战消耗，兵力加起来都不到七千，还不如1937年的一个师完整。之后卸去军职，把20军交给侄孙杨干才，副手夏炯（外号夏马刀）带领。

1945年1月，杨森被蒋介石委任为贵州省主席。在此之前，他把三女儿嫁给了蒋介石的侄儿竺培丰，和蒋介石成为儿女亲家。1947年，杨森出任重庆市市长。1948年4月，卸任贵州省主席。 1949年5月，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全国解放前夕，有人动员他反戈一击，把蒋介石扣起来向共产党献礼，免得流亡异乡。他哭着说：“就像当年不能背叛吴子玉一样，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1949年解放战争势如破竹，杨森和四川军阀孙震一同从成都市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到海口，然后转飞台湾。1950年4月，蒋介石委杨森为台湾“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蒋介石还拨给他1幢台北市长春路225号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小轿车1辆；警卫2人，厨师1人，司机兼勤务员1人；每月发给台币1万元。

杨森结束官场生涯后，不愿居住在台北市，在台北县新店镇稻子园买了一座山，修建别墅，在此度晚年。

杨森妻妾成群，陈顺容是第六妾，是一个粗眉大眼的广东女子。原本为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时，杨森酒后乱性奸污，后收为妾。由于语言、性格之故，陈顺容畏畏缩缩，不善承欢，最不受喜爱的一个。稍有不慎，被杨森用马鞭抽得体无完肤。陈顺容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杨森差人用铁链绑着送到广安乡下。

杨森驻军阆中时，一次在街上迎面见一女子妩媚娇艳，心中掀起波澜，尾随到她家附近，得知此女叫田衡秋，派人去说媒。其父是殷实大户，不愿女儿做妾，一囗回绝。杨森软硬施，田家招架不住，被迫嫁给杨森。田父不久离开人世。田衡秋出身于商贩世家，为人大气精明，理财持家颇有招术，又能揣摩杨森内心，成了杨森的管家太太，深得宠爱。

杨森90大寿时，诸多朋友前来祝寿，大家一起聊天时，有朋友开起了玩笑：有本事再娶一个年轻的啊！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当了真，没多久杨森真的又弄了一位妻子。这和他早年曾经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分不开，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他钱多，加之做事狠辣。

原来侍从洪某张贴告示，为杨森招聘一名私人“秘书”，要求为女性，年轻者优先，他们目的是找来一名年轻无社会阅历的女子，只要弄进杨府就好办了。稍微谨慎的女性见这种招聘，往往都会认真对待，考究一番的，但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女学生就不一样，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台湾新竹的中学生张灵凤便是如此想法。

当时张灵凤还只是个中学生，年仅17岁，家境不好，她想早点找到一份工作，为父母亲减轻压力，见杨森招募“秘书”，她便高兴地前去应聘。杨森见张灵凤年轻，生得也很清秀，便同意聘用她，条件是必须住进杨府，好方便自己办公。天真的张灵凤认为杨森诺大年纪，是有这个必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杨森

将这位中学生弄进府后，袍哥会舵主的手段又发挥得淋漓尽致，威逼利诱之下，很快占有了这位17岁少女。张灵凤畏于杨森的权势，不敢声张，就稀里糊涂呆在杨府过日子。仅过一年，这位17岁的张灵凤居然还给杨森生了个女儿。当时杨森已经92岁了，一时大家议论纷纷。

权力与资本这对魔鬼，生来任性嚣张，给穷人造成无数苦难。因此，造反有理成为至理名言。穷人只有造反才能翻身解放; 只有马列毛主义掌控了权力与资本，这对魔鬼才能转变为法宝造福人类。

1977年3月，杨森从菲律宾访问归来，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93岁的杨森结束了罪孽一生。

　　王缵zuǎn绪（1886—1960），字治易，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今西充县的晋城镇程真宫村）。

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喜书法，作律绝，好收藏图籍。

1908年，他考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队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营长。1916年任川军刘湘部团长。后来调任刘湘第二军第9师杨森属下。他总觉得枪杆子太少，难成大器，拼命扩大武装，不料欲速则不达，1921年被革去团长专任永宁道道尹。

他与一些军阀、政客私分川汉铁路借款，得银币10万元，携款到汉口贿赂湖北督军萧耀南，买得汉阳步枪2400枝，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到夔府（今奉节县）。他派员四出，广招兵马，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了2个团1个营，这就是他自称的“夔府成军”。

1922年7月，王缵绪投奔杨森，跟随杨森参加了一、二军之战，败退湖北。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反攻，打倒了熊克武，被吴佩孚委任为十六师（杨森自兼）三十二旅旅长。所部两个团从奉节移驻成都。他深恐杨森对自己不利，在左手臂上刺一森字，染成蓝色，全体官兵也效仿此举，向杨森表忠心。杨森满心欢喜，1924年6月委其兼任成都市政督办。上任后，其属下士兵大多是西充人，中上级军官更不用说了。

1925年4月9日杨森发动“统一之战”，王缵绪升为第一师师长兼第一路总指挥。他主张联袁（袁祖铭）打刘（湘），却又与刘湘传递情报。刘湘以盐运使为条件，使鲜英说服王缵绪，7月23日通电拥护刘湘。他将其部队改为国防军第十六师，自任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

1926年川军接受改编，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9年改任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刘湘企图以神治军，接受刘从云提出的神道政治主张，用所谓神道统一部队，统一全川，再统一全国。王缵绪加入刘从云的“先天一贯道”，赐名“玉道”。王私下里说：“以鬼制军，愚而又愚，我可入道，但不许部下入道。”

王缵绪当了盐运使，不断追缴以往的欠税，撤换了一批盐官，勒索了一批税官，欲把他们的贪款都挤出来。

二刘大战中，1932年8月王缵绪当了北路军总指挥，率兵攻克潼南，内江。第二年的安川大战，又为刘湘立了汗马功劳。

1932年，王缵绪受盐商巨额贿赂的事被刘湘获悉。王缵将此项经费用去创办学校。1933年10月，巴蜀学校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建立。王缵绪将学校的第一幢楼房取名“湘园”，以取悦刘湘，使其不再阻止办学。刘湘对王缵绪不再追究。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刘湘组织六路围攻，王缵绪为第四十四军军长兼第六路“巢匪”总指挥。王缵绪率5个旅约15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布防，不敢进犯红军，只对根据地进行骚扰。

刘湘死后，王缵绪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张群接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军人一致反对。蒋介石要贺国光提出人选，贺却专提王缵绪一人。贺的秘书不解其意，提出众多疑问。贺说：“正因为王治易 不孚众望，他才树不起党羽，好随时把他取下。”他章法太乱，搞砸了事犯众怒，众人把他哄下台，他就怪不到我们。”

1938年3月，王缵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让副总司令许绍宗率2个军16个团代他出川抗曰。4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议决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他采纳了秘书张抚均的建议，迎聘张澜作省府高等顾问。张澜对王缵绪治川，多予参谋与指导。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爱民简政，节省开支，严惩贪污。你在承乱之后，更好求治。抓住机会，把川政治好。在抗战后方，让老百姓松口气”。王缵绪从张澜议政中发布了新政。他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百姓负担；实行肉税附加，补充教育经费；查核减免乡村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查办贪污案，裁减贪污官员等。后来，他听信谗言，对张澜逐渐疏远，傲慢，不礼貌，张澜避居重庆。

7月，云南龙云去武汉路过成都，与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和王缵绪等签订了一个川、康、滇3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

盟约，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向蒋告密此事。密电被截获后，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对他恨之入骨，1938年8月10日策动七师长倒王，列举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逼近成都，摆出武力驱王架势。

1939年8月19日，王缵绪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9月19日，国民政府命令王缵绪率部驰赴前方抗曰。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蒋介石兼任。10月1日，王缵绪将部分保安部队编成4个独立旅，划归二十九集团军节制，整装待发。

1939年12月初，王缵绪率部出川，月底到达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归五战区右翼总指挥张自忠统辖。

1940年3月1日，枣宜会战中，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李宗仁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他即令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部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5月16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5月底，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沿襄河东岸南下。廖震部的3个师，不得不向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以保大洪山据点。日军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指挥的7个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四面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部与日军激战20余日，要隘全部失守，只得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圈。又战了10余日，拖住了日寇的西进，粉碎了日寇妄图歼灭该部的阴谋，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他儿子王泽浚指挥的四个新编旅在襄河西岸受到日军猛烈打击。战后统计，在大洪山的16个团损失三分之一，在襄河西岸的8个团则损失过半。29集团军开赴河南内乡整训，将所部2军12个旅24个团缩编为4师12个团。

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王缵绪密切配合，令第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一旅旅长朱再明，偷袭鄂豫皖边区李先念在大洪山的葵花寨、芭蕉冲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后，王缵绪在大洪山的双河以召开联度军事会议为名，邀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派员参加。李先念师长派参谋长杜时慕到会，他背信弃义，将杜扣留并送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处邀功。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调第六战区，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部由河南内乡经老河口、兴山、长阳至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3万余日军从岳阳、沙市、宜昌等地，向第二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准出击。15日拂晓，日军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二十九集团军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状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沙市南岸的4处锯点。4月上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战役期间，149师师长赵壁光听到日军来临的消息，吓的帽子都跑掉了，惹的陈诚和薛岳极度不满，他只好下令将赵和149师三个团长都撤销职务。

10月，日军纠集45个大队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园进犯。新任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四十四军与敌激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敌军击破73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二十九集团军桃园总部。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四十四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被日军隔断，师长许国璋在此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自杀殉国。

1943年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六、九战区增援部队方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分别击败敌军。四十四军击败桃源'敌军，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二十九集团军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滨湖战役陈诚不准出击并下令退出防地，常德会战又指挥失当，友军作战不力，增援来迟，二十九集团军损失惨重。百姓既恨日军烧杀，也怨29集团军作战不力。王缵绪深感处境维艰。当时，他四儿子王泽浚任第十四军军长，他向蒋介石提出撤销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的意见。这一请求，当即获准。因此，王缵绪既解除了自己困境，又保存了实力。1944年3月6日，蒋介石调王缵绪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也调第九战区，受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他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到后，返回四川，兼任国民党陪都卫戍总司令。薛岳令王泽浚将原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带到湖南宁乡改编。改编后，第四十四军下辖第150师、第162师、第161师，以及后调师第149师。（第二十九集团军抗战初所辖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两个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共计十一万余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仅存不到2万人！基本上是以牺牲几条性命才拼杀掉一个敌人。真正实践了王缵绪将军“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 ）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名，王缵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王缵绪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7年任重庆卫戍司令，不到一年交给刘雨卿。后朱绍良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他任副主任。不久，绥署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他与张群不和而虚有其职闲居成都。

1948年王陵基主川，他不断向蒋介石上书，谋划坚守川康之策。不料其子泽浚在淮海战役的山东碾庄与解放军作战，全军覆没而被俘。王缵绪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他给毛泽东主席的公开信，请求对王泽浚饶恕。

王缵绪的儿子王泽浚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开着汽车虏掠女性奸淫。其佣人晨扫，惊醒了他，他几脚就把佣人踢死。僚属有违令者，他举枪便打死。被他亲手杀死的中共地方干部、红军、解放军官兵、国民党军部属以及暴动的饥民，不计其数。1930年秋，旅长任内，驻军邻水丰禾场，因其母患心痛病多年，据中医说，有人肝即可愈。时九龙区公所在邻垫交界的东山捕有一人。王泽浚借故到九龙场视察部队，将此人杀害，取肝以药冶疗母病。

1948年11月18日，王泽浚部在淮海战役的碾庄包围圈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王泽浚被生擒，先后在临沂、益都、苏州、禹城、济南、北京等地关押改造。其“血债累累……应判处死刑”。但在关押期间，认罪伏法，改判死缓。1974年病死于北京秦城监狱。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蒋介石、王陵基、盛文纷纷离开成都。郭曙南、钱文华劝他说：“只有起义，才有出路。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12月14日他指使亲信新编四十四军代理军长周青廷代表该部发出起义通电，后于12月22日宣布所部4.3万余人在成都起义。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

1950年元月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职衔，将部队和武器全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第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49年以后，王缵绪先后被安排为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王缵绪婉言谢绝了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王缵绪持反对态度。王缵绪秘书陈子庄揭发:王缵绪1957年10月20日借口去重庆治牙，化名张正言同雷绍丞潜赴深圳。11月15日携带《宣言》等反革命材料趁夜偷渡香港未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逮捕，押回成都。

1960年11月在狱中死亡。

　　田颂尧（1888年6月19日—1975年10月25日），又名见龙、光祥，四川简阳县龙泉驿（属成都市）人。

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一期。

1909年，毕业后升入南京第四陆军小学。

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习，不久离校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

后加入川军，1912年4月任川军第4师参谋，1915年2月任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

1916年1月任护国川军第3支队支队长，6月任川军第1军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

1918年7月任北京政府第21师41旅旅长，8月被北京政府授少将，12月任第21师师长。

1923年9月被北京政府授中将，1924年2月被北京政府加授章威将军，5月被北京政府授上将，1925年任四川军务帮办。

1926年5月吴佩孚委任其为四川军务帮办兼任川西北屯垦使。田盘踞川西北，派兵征税、强迫种烟土，引发众怒。

1926年12月蒋介石授命田颂尧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27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4.12反革命政变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1933年1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2路总指挥。蒋介石拨款20万、子弹100万发、派飞机4架助战。

1935年2月，田颂尧率大军进缫红军第四方面军。田不了解红军，以为也像蒋介石的国军那样，在苍溪与红军刚交上火，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争相奔逃。4月被撤职查办，由孙震接任29军。田颂尧从此告别军旅，寓居成都。

1936年9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为四川防区时代的“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之一。

1948年3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冬拒赴台湾，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1975年10月15日在成都病逝。

　　罗泽洲(1891年--1950年)，外号罗烟灰。 原名鼎臣，字平章，属兔，蒲江县中兴场人。

罗泽洲幼年就学于蒲江县高等小学堂，1912年去成都蒙混考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从此便更名为所冒之名罗泽洲。

1914年毕业，在川军第二师任排长。

1916年，参加护国之役，任连长。

1920年调邓锡侯属下李家钰部任营长，随部参加历次军阀混战，升任团长、旅长。民国12年（1923年），任重庆市警察厅厅长，兼重庆护商事务处处长。

1925年，率部参加倒杨森之战，杨森败退弃成都时，罗泽洲派先遣部队潜入城内，抢先占据成都市政公所和东门统捐处等重要部门，战后才得以兼任成都市政督办。是年8月，被委任为四川陆军第十一师师长。

民国15年（1926年），罗泽洲率4个旅、两个团的兵力，镇压刘伯承等领导的顺庆武装起义。

1926年末，北伐军打到武汉，看到刘湘、杨森们纷纷换旗择主，罗泽洲也随潮流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他捋起袖口，对他的大兵们口水滔天地讲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我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另制旗帜及全师领章、臂章等东西，已经花掉了二万多，难道不是钱嗦？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难道还要傻花些钱才算革命嗦，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国民党员”！

1927年由广安移驻顺庆(今南充)，占据广安、蓬安、营山等7县，拥兵自重，称“顺庆王”。罗泽洲兵力扩充到11个团，军需甚巨，罗强令所辖防区农民种植鸦片，从中勒索烟税。罗部官兵普遍吸食鸦片，罗本人也嗜烟如命，诨名“罗烟灰”。

罗泽洲，外号“罗皇帝”，为人无法无天，以极残忍的手段对付下属官兵，视下属为奴隶、私人财产，要杀就杀，要剐即剐。有一次，他在广安抓到一群逃兵，亲自操刀问斩，一次连续刀劈18名逃兵。罗泽洲私设公堂，刑罚惨无人道，胜过许多封建王朝，比如光是死刑一项，就有“枪决、斩决、黑串、活埋、刺杀、背火背篼”等名目。罗在其防区内横征暴敛，恣意杀戮，肆行残民政策。罗泽洲在广安以苛捐杂税一年课税就预征到五六年后，已收到民国19年（1930年），田赋已预征到1960年。罗在西充巧立名目，借地方建设为名，搜刮银洋1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50年的赋税额。罗泽洲嗜杀成性，其手段残暴狠毒，令人发指。

1928年1月，落魄的北洋大帅吴佩孚进川投靠弟子杨森，移居大竹云雾山梨树寺。四川各军阀闻讯，先后派人前来拜谒。蒋介石决计剪除之，彻底消灭后患。密令刘湘，赖心辉等对杨森“共张挞伐”，先倒杨，再除吴。

1928年5月，讨伐杨森战争开始，罗泽洲自广安，邻水出动，袭占垫江，大竹，长寿。罗表面表示为吴护卫，实际上是在觊觎吴的卫队武器。罗泽洲命令其部旅长熊玉璋进驻大竹城后，率兵包围住地芝兰堂，派人面见吴佩孚：“只要交出武器，保障安全”。双方相持了一天。次日午后5时，熊部城楼哨兵持枪走火，射入大帅部，吴夫人惊为战争开端，找吴拼命，嚎泣不已。吴派秘书长陈廷杰、交际官方茂山往返调解。最后吴应允交出武器，熊亦同意留下部分手枪供吴自卫之用。计交出汉阳造步枪一千三百零一支，手机关枪两挺，百克门枪八十支，三十年式马枪三十支，各种子弹约十万发。吴的安全由熊部负责。”罗泽洲呈电蒋介石报功，称“吴氏化装乘乱逃去，不知踪影。“其实，吴早就在罗泽洲熊旅的护送下，已安全移驻绥定（达县）檀木场。

1928年9月罗泽洲和杨森等组织八部同盟，投入下川东之战打击刘湘。他怀着先入关为王的概念抢先出动，被刘湘率先集中兵力击破。失败后又组织八部同盟军进攻刘湘的盟友刘文辉，还是大败。此后精神苦闷，对部下打骂不绝。

1930年11月罗泽洲内部叛乱，被部下扣押。他名义上的上司邓锡侯一直想除掉他，于是任命罗泽洲的部下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罗泽洲的部队。邓锡侯宽待罗，将其释放。

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那里。在杨森、李家钰的帮助下三人联合向顺庆进攻，希望夺回顺庆，在四川北道地区（今四川遂宁县及南充地区）挑起了北道之战。陈鸿文不敌三家部队联合进攻，兵败逃回成都。3月，邓锡侯联合保定系同学刘文辉和田颂尧再次率兵攻打遂宁、顺庆。李家钰兵败，请杨森援助。7月底李家钰、罗泽洲、杨森败退出南充、营山、蓬安。罗泽洲投靠刘湘，刘湘电请蒋介石委任罗为第二十三师师长。

1933年10月，罗泽洲被任命为第三路副总指挥，率部参加由刘湘任“剿匪”总司令的“六路围攻”川陕苏区的战斗。罗泽洲不知深浅，与李家钰等部积极配合，自率3个旅、两个独立团共1.8万人兵力，冒进在前，在通江、南江、巴中、仪陇一带，遭到苏区军民沉重打击。罗部先后在1934年1月上旬，在仪陇城南五里墩被红九军27师打得惨败，再一次被同伙玩弄上当。不识时务的罗泽洲仍未醒悟，同年9月，于巴中以东右垭口遇到红30军有力回击，伤亡惨重，亏得更惨，受到蒋介石“撤职查办，戴罪图功”的重惩。次年3月，罗为邀功取信，重领残部，单独进攻红军，于仪陇以西、苍溪以东地带，遭红四方面军猛烈反击。罗亲自督战，连击毙两个溃退连长，也未挽败局，被红军全歼3个整团和两团大部兵力。罗部连遭重创，损失兵力共达5,000人以上，完全丧失战力，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正中奸计，亏得精光。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家钰的四十七军编入邓锡侯为总司令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曰。罗泽洲升任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奉命开赴晋东南前线，协助军长李家钰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1941年，罗泽洲利用壮丁贩卖鸦片烟，被告发，受撤职处分。返回四川，闲居成都。

1946年被推为蒲江县参议会议长。

1950年秋，吞服烟膏身亡。死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