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光夫

　　父亲是因患肝癌于1994年去世的。

在此之前，因为有过十多年井下采煤的经历而不幸患上了煤矿工人常见的职业病——矽肺。得知父亲得了矽肺时我还很小，大概还在读小学吧。听大人们说，矽肺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症状逐渐加重，最后会很痛苦的死去。从此，父亲的病便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摸不去的阴影，每次半夜醒来，想到父亲会离我而去，总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地流泪。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最后夺去父亲生命的会是另一个超级杀手——肝癌。

父亲生于1935年，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可惜除父亲外，其他都过早夭折了，父亲因此成了家里的单苗独子。不难想象，我不幸的奶奶曾经承受了怎样的骨肉生死离别之痛。

我爷爷是旧时代的一个读书人，毛笔字写得极好，算盘打得也很是不错，可惜嗜赌如命，家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倒是讨债的主时常光顾，一个好端端的家被折腾得不成模样。

1948年，走投无路的奶奶带着年少的父亲从乡下来到城里谋生活。世态炎凉，举目无亲，世事艰难可想而知。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起初以摆摊为生，当有了一些积蓄，便在西门开了一家米面店，生活在辛勤的劳作中终于有了一些改善。不久，国民党溃走台湾，赤色狂潮席卷大地，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米面店一夜间变为公有。

1954年，19岁的父亲招工进入萍矿，成了一名煤矿工人。虽然父亲当时的感受已无从考证，但我想，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年轻的父亲，心中一定充满了无限自豪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我的降生是在12年之后，这时的父亲已步入而立之年，在此之前，三个姐姐已先于我来到人世。因为是家里的独子，生一个儿子一定是父亲的凤愿吧，这年春天，我在家人的期盼中珊珊而来。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我的降生，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事，给家庭增添了不少喜庆。对于这份喜悦，我自然不会有任何记忆，当我开始朦胧记事，全家已迁到离城几十公里远的矿区。

瘦俏的脸，挺直的鼻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奇布上衣，是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依稀记得的还有，父亲带着我坐在堂前，一字一句教我念“矿务局”，而我总将“局”理解成“猪”；夏天的时候，我和媛姐喜欢扒在父亲光着的膀子上，那时，我们会奇怪父亲的锁骨窝为什么那么深。而记忆最为深刻的，要算父亲为我制作的各种手工玩具：竹子削的小扁担，两头挂着青霉素小药瓶儿；铁丝缠制的木碳灯笼，用手甩动能在暗夜里划出好看的弧形图案；两块竹片加一个座板制作的雪橇，下雪天坐在上面能从坡顶一路滑行到坡底……看似简单的玩具，在那集体贫困的年代，伴我渡过了难忘的孩提时代。

父亲总是喜欢给我们以惊喜。他会在下班时，变戏法似的带回时鲜蔬菜，那是他利用工余时间在车间旁的空地上种的；天空挂满星星的夏夜，他会带着手电筒、手提袋一个人晚上出去，第二天餐桌上就会多一道美味的小妙青蛙；空闲时，他会拿出工具，找来各种材料，不动声色地忙活开来。不久，一件制作精细的玩具就呈现在眼前，或是一辆会滚动的抽承车，或是一付高翘，总会让我们喜出望外。

父亲没读过多少书，却以他的言行无声地影响着我们。他乐善好施，吃苦耐劳，朴实热情，所有这些品质似乎都早已融化在他的血液里，构成了生命的整体。他抽烟，也喝酒，直到最后诊断出患了肝癌，才不得不与伴他大半生的两大嗜好分手。

当然，父亲也是打过我的。在我闯了祸并不认错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用手掌打我屁股，用竹条抽我的脚，直到我认错为止。这时候，我心里会想，这是我的父亲吗？绵绵恨意由此会延续好多天。

就在这平平淡淡的岁月交替中，我们姐弟四人慢慢长大了，并各自成家立业。父亲也老了，因为矽肺，他早早地退休在家。然而他退而不休，没有在家闲赋过一天。为了贴补家用，他养过免子，养过猪，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别人安装各种设备……直到1994年因患肝癌去世。

父亲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姐弟四人一起陪在父亲身边为他最后守灵。那是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摆脱病痛折磨的父亲安祥而平静，象是静静的睡着了，点在父亲周围的蜡烛忽闪忽闪的，一次次地刺痛着我们的悲伤。忽然想起席慕容《小红门》里的一段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父亲是真的走了，就在我们一放手，一转身的刹那，但愿另一个世界不会再有病魔疾苦！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那些逝去的日子，宛若流水向东，再也追它不回。但我相信，有些时光是会凝固的，比如孩提时父亲陪我嬉戏时的慈爱、打我时的严厉……这些定格的画面，是深埋在我内心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