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前事师，开启新纪元

Ruth.L

　　2月26日至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顺利召开，这次会议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召开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实现！

这次会议不由让我想起了党的历史上另一次三中全会，即1978 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大幕。

两次划时代的会议刚好相距40年，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变化，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不由让我想起在曾经协助梁灵光省长整理回忆录时所了解到的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背景，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恍如眼前……

那还是在1993年的一天，我和单位领导飞往北京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开会。在飞机上，主任对我说：上机前，省委谢非书记给他来电，请他在党史研究室找两个同志协助梁灵光省长撰写回忆录，问我是否愿意承担此任务？我们这代人受党教育最多的就是“个人要服从组织安排”，所以，当时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尽管手上任务已经很多，而且儿子又有重病，工作和家庭的重担已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可想到自己大学毕业时恩师吴定宇老师的一席话：你不要小看党的历史，把你分配到这样的单位就是让你去记录历史，为后人留下借鉴，是很有意义的……于是，从北京回来后，便随副处长卢璋芽同志去面见了梁灵光省长。梁省长非常的和谒可亲，问了我们两个的具体情况后，当下就把他关于整理个人回忆录的想法和要求跟我们进行了磋商，由于省长在多地工作，又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所以我们建议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由所在地负责各时期的资料收集，然后由我们和广东省社科院的同志负责统稿，以确保回忆录的完整和风格的一致。省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当时还笑眯眯指着我说，我看就让小李负责我主政广州这段历史的编写工作。

从1994年启动工作到1996年《梁灵光回忆录》的出版，我们与省长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这种感情一直伴随到他逝世甚至更久远……

《梁灵光回忆录》分十八章，共48万字，现将我主笔的第十四章《广州改革开放初展端倪》中几个大的事件整理如下：

一是受命南下。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工作，另派任仲夷、梁灵光同志南下，由任仲夷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同志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市长。

临行前，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谷牧等中央领导分别找他们进行谈话。

谷牧同志说：广东现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需要你们去加强领导，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探索。特区一些建设可以包给外商，我们不用出钱，只出地皮和劳动力，收税分成……

剑英同志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

邓小平则指示：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中央希望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你们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二是统一思想。广东当时的困难不少，比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电力、交通的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生产的发展缓慢，市场紧张，物质匮乏，财政困难，人才短缺，商业部门服务也存在诸多问题。初来咋到，广州的一些干部对灵光同志说：“现在是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他将调研的情况向仲夷同志作了反映。于是，仲夷在全省的干部动员大会上说：我把广州同志说的“三不”改了一下，叫“三真”，即“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要求大家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创造条件，把广东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

三是开放市场。当时全国的物质都相当缺乏，那时一个老太太上街购物，兜里要揣40多种票证，像广东人喜欢吃的塘鱼，居民每人每月才0.5元。老百姓私下用顺口溜来形容烟的奇缺说：“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门卖，凤凰何时到我家”。1982年，经过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省委决定在广州率先放开活鱼价格。在价值杠杆的刺激下，一下子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现象。开放鱼价市场打响后，广州又继续缩小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工业产品的统购包销，逐步把计划管理的项目缩小，并将产品逐步放开，随之价格也按市场规律放开，到1983年，广东省的农副产品统派购从118种减少到只有13种，流通搞活了，市场随之也繁荣起来。

四是调整工业结构。1981年1月31日至2月3日，广州市委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三天的大讨论，会议通过了“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文明，特区要前进”的方针，同时出台了几项大的经济调整措施：一是增收节支。在分担中央、省财政困难后，做到市财政收支平衡；二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注重质量、品种和经济效果，不搞高指标，工业总产值增长5%（其中轻工业增长7&），农业总产值增长4%。在调整经济的同时，争取对外经济活动有较大的发展；四是量力而行，努力偿还部分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和文教卫方面的欠帐，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时，广州单城市建设方面的欠帐达25亿元，加上工、农、文、教、体、卫等，全市欠帐40亿元。为此广州请求省委给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支持，让广州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通过加快广州的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全省的发展。省委就此召开了三天的讨论，最后决定在财力、物力上支持广州，同时要求广州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经济搞好，并带动全省大发展。于是广州的工业调整首先从调整产品结构抓起，当时重点抓了10个拳头产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手电筒、电池、电风扇、针织品、服装、中西成药、自行车内外胎）和58个重点产品。同时还抓了行业和重点产品的调整以及行业的归口，加强了市场的预测和专业的改组。在调整中，还上了广州万宝冰箱厂、广美食品有限公司和珠江啤酒厂等大的项目，到1983年梁灵光到广东省担任省长时，广州市的工业总产值达104.56亿元，48种主要产品产量增长的有20种，如拳头产品缝纫机和自行车的产量就分别达到110万架和120万辆。1981到1982年两年就上缴省财政24.35亿元，还新增上交中央借款1.52亿元。市面上更是出现“五羊”牌自行车、“华南”牌缝纫机、“万宝”牌冰箱一票难求的现象。

五是改善投资环境。灵光省长曾跟我们说，他初到广州时，经常星期天自己坐上公共汽车到各区和进出口岸去察看，所见所闻令他大吃一惊。广州的大街小巷垃圾成堆，蚊蝇孳生，交通混乱，一些华侨和外宾还写信给他，说广州不但“脏、乱、差”，来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还存在“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等情况，于是，他决定开展市容卫生环境大整顿，实行“门前三包”，仅1980年2月22日就有3万多市民参加全市大扫除，全市一天就清理淤泥11800多吨。当时市政府还修订了《广州市维护市容卫生守则》，规定乱吐痰要罚款0.5元，任仲夷书记的一个老朋友恰好到广州出差，在火车站被罚，他把罚款发票寄给他的老领导表示抗议，还有些同志指责省市委不抓大事，专抓鸡毛蒜屁一点小事，对此，仲夷和灵光两位领导不以为意，态度坚决，仲夷书记甚至亲自下来检查卫生，他们认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精神风貌，直接影响外商对我们的投资信心。为了解决广州市的城市建设投资问题，广州市委向省委请求“三养一费”的特殊政策，即“以水养水，以园养园，以公共交通养公共交通”和从基本建设的投资中提取5%的市政建设费用改换下水道和扩展市政道路，省委对广州的请求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并要求全部驻穗的党、政、军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不允许有例外。

1979年，广州便着手引进外资建设星级宾馆事宜，当时广州市分别与霍英东先生谈白天鹅、与利民泽、胡应湘谈花园酒店，与香港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冯景禧、郭德胜等财团谈中国大酒店的建设事宜。花园酒店本来谈的是最顺利的，而且利民泽先生非常积极，很快就拿了一个亿港元进行平整土地，谁知刚动工，就碰上了香港经济危机，港方想撤资，考虑到利先生是中国打开国门第一个到广州投资的知名人士，如果与他的合作失败，势必影响其他财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投资信心。于是，广州市政府向中央请求，在廖承志同志的协调下，最后广州市政府用广州珠江公司这一实体向香港中国银行申请贷款3个亿港元给利民泽先生，谷牧同志又在国内协调有关部门贷款了5000万元人民币给利先生，最终帮助利先生将共需要投资9亿港元的花园酒店建立起来。三大酒店的顺利建成，不但提升了广州的城市地位，而且使广州的对外开放形象更为突出。

六是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正当广东的经济工作逐步开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1982年，广东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缺乏经验，当时沿海一带的城市走私贩私活动猖獗，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大伙一窝蜂在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混乱局面。此事惊动了中央，1982年1月，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2月，中央通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关同志上京汇报。这次“进宫”，广东除留下个别领导看家，其他19人都上京请罪，中央召开的两省座谈会参加人员共68人，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仲夷书记和田夫省长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和检讨，会议整整开了三天，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挤中央的决定，端正改革开放的经济活动，对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决不手软，要一抓到底。会后，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即中发【1982】17号文），17号文下达后，广东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有同志说“广东是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面对各种压力，仲夷同志非常冷静，他组织常委们开展民主生活会，认真分析情况，检讨工作的不足，并要求抓好几件事：一是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二是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三是研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并提出了“三严”(即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和“三放”（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指导方针。对广东的干部，中央是非常爱护的，当时耀邦同志就在会议上说：“广东的工作，无论是仲勋同志、尚昆同志主持时期，还是仲夷同志和灵光同志去了以后，都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走在全国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同时指出广东对外经济工作在出口方面存在重大缺点和偏差，希望广东的同志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定不移地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顽强到底的斗争，端正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 ，促进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打击，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很快遏制了大规模的走私贩私活动，顺利地渡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大风雨。

1983年4月，梁灵光同志因在广州的工作突出，中央决定调任他担任广东省省长一职。随后，他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1984年，为了考察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成果，给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同志支持，小平同志决定亲自南下视察广东，史称“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此为后话。

1984，陪同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时在火车上

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国贸大厦工地

陪胡耀邦同志考察珠海特区

与杨尚昆、廖承志、刘田夫合影

与习仲勋合影

与任仲夷合影

与夫人朱含章和叶飞同志合影

与霍英东先生合影

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合影

与日本松下幸之助合影

　　梁灵光，1916年出生于福建永春，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市市长，福建省副省长，轻工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广东省省长，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2016年，在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的支持下，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梁灵光与广东改革开放》一书，以纪念梁灵光同志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