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独来独往chd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终于还是在icu里住了半年后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在icu的日子牵扯着我们全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在家的几兄妹和老妈，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探视父亲，就是远在广州的两个兄弟，也是隔不了多久就要按回来看看自己的老爸。在北京、桂林、贵阳的孙儿孙女也会丟下工作和学习，不时赶回来看看自己的爷爷。还有安顺的，遵义的，金沙的不少亲朋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都来探望父亲。
在icu，看着病床上的父亲，父亲已不能讲话，多时是安祥的，面容神情都很平静，无一丝痛苦样，但父亲脑梗后期，已不能主动进食。在医院里只能靠鼻注胃肠道营养夜和蛋白质粉维持，长期的卧床，没有运动，父亲一夭天在消瘦，各项器官在慢慢衰竭，看着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深深地感到无助。
住院这期间，父亲已挺过5次危险，最后这一次，也就是18年1月11日上午，父亲多器官衰竭，医生们竭力抢救，父亲还是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父亲的离世对我们一家来说，都是钻心的痛，每当我一人独处时，父亲的音容笑貌就会象银屏一样浮现在眼前。
我父亲终其一身，是一个正直、勤奋、好学、与人为善、豁达开朗、乐观健谈的人。
父亲1934年10月初六出生在贵州省金沙县高坪乡木石贡的谌家寨。这是黔北山区一个普通寨子，寨子侧后是被叫做凤嘴的绝壁山涯，山顶被绿树覆盖，在涯边绝壁上长有一些生命力顽强的树木，在山涯的侧坡，一片片粉色桃花由山坡脚漫及山腰。
　　谌家寨过去全是谌姓人家，听父亲说，以前谌家寨有个老祖，名为谌大刀，侠肝义胆，力大无比，舞一把大刀，护卫着族人不受外戚欺负，谌大刀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很有威望。使得谌氏子孙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谌大刀的英名，当地人，特别是年老的，还广在传颂。
我们去年最后一次陪老爸去谌家寨，此时老爸已不能走，还专门在谌大刀的坟前拜祭。
在谌大刀的庇护下，这里的谌家后来壮大到上百家。也不知哪年，发生了地震，后山崩塌，毁了不少房子，压死了不少族人，也致现在谌家寨没有几户姓谌的了。
其实到我爷爷这辈，也就只有两弟兄，后来二爷爷谌志华已迁离谌家寨，到离这里几公里的木石贡。这样说起来，现在的谌家寨几十户人家也就剩我爷爷一家姓谌的了。
再后来大概是八几年，爸爸把爷爷奶奶接到金沙与我们一同住。把老宅送给住在离这里几百米远的三孃谌贻学家。
三孃家在老宅住了不知好多年，老了，儿子已把他们接到高坪。这样老宅就一直空着，无人看管。
至此谌家寨就没有一户姓谌的了。但金沙的谌家寨地名一直都在，卫星地图也清楚地标注着谌家寨这个地名。
我的祖父祖母是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父亲兄妹共四人，父亲在大，叫贻铭，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叫贻芬，一个叫贻学，幺爸叫贻林。
在我小时，爸爸带我去过爷爷家，那时，两个孃孃已出嫁。听老妈说，幺爸12岁时，老爸在岩孔任岩孔公社书记，老爸和妈在新年初一就把幺爸从老家接来和我们一起住。一上学幺爸就读二年级，那时我才3岁，大哥6岁。
幺爸小学毕业后就去当兵，在遵义区分区当参谋。后转业回地方，到毕节地区劳动人事局，先是秘书，后任人事科科长。
爸的童年我是听老爸说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时的农村，人们更是一贫如洗。
爸爸在16岁前就是在谌家寨生活的。爷爷谌志祥，是1908年生，奶奶张青禾，1909年生。我推算，在老爸16岁时，即1950年，那时爷爷应是41岁，奶奶40岁，正是青壮年时期。
爷爷除了做庄稼农活外，还带爸做砂锅卖。砂锅是用陶土和沙烧制的锅，传说是尧帝发明的，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个年代，铁器很稀有，农村几乎都是用砂锅来做饭烧菜。做好的砂锅，要人力背在集市上去卖，爸尚小，背起很吃力，经常得到寨子里一个哑巴大哥的帮忙。以至几十年后，爸要回老屋基去看看，每一次都会去看下他这个曾帮助过他的哑巴大哥，这个″哑巴大哥″一直没有结婚，一个人独居，老了，很是可怜，爸只要去，都会送他些钱物什么的，感恩以前哑巴大哥对他的帮助。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我的二爷爷。可以说没有二爷爷，我父亲的历史将会改写。
二爷爷谌志华，1916年生，初中文化，国民党三青团员，写有一手漂亮的小楷，后脱离三青团，回家教书，行医兼务农。
当年幺爸谌贻林在遵义军分区当参谋，组织上准备送他去当飞行员，从部队派来几个组织干事，乘着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金沙，对幺爸的社会关系、政治历史背景进行调查。内查外调，上查至五代，往返几次，最后发现二爷爷是三青团员，幺.爸的飞行梦也因此而破灭。
而我的父亲呢，一次二爷爷回老家来，去看爷爷，发现爷爷只是叫老爸跟着干活，没有一点前途，老爸已到读书求学的年零，于是很生气，冲着爷爷发火，逼着爷爷要把老爸送去读书。那时的农村没有学校，能有一家私塾就了不得了。木石贡正好有个张姓的塾师开有一间私学，这张塾师论起和爷爷还是老表亲戚，在我二爷爷一再坚持下，爸爸就在这张先生的私塾里入了学，一读就读了三年。
私塾是解放前私人办的学堂，从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到解放。以儒学为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同时开始练习学作文，学生的年龄10至20岁，初入学以12岁者居多，私塾一般一二人也教，多的二三十人。老爸这三年的私塾教育可以说为以后命运的改变，走出木石贡奠定了文化基础，毕竟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能识字有文化的人如凤毛鳞角，就是新中国后的八九十年代，我国农村也都还存在有文盲。二爷爷当年逼着爷爷送老爸去读书求学，说明二爷爷当时就有教育能改变命运的思想，这在偏僻的农村不能不说是进步超前，有远见卓识的。
二爷爷清高、颇有傲骨，在我印像中，头式总是很讲究，花白头发梳得很顺。二爷爷鼓励后代，追求知识，钻研文化，勤奋上进，让文化武装自己，让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直接影响着我的父亲。但二爷爷当年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虽说后来退了团，回家务农、教书、行医，不再过问政治，客观上，二爷爷在政治上是一种进步，抛弃了一个过去追求的旧党派，回归田园，仿佛追求一种无为、隐者式的生活，我认为，他并不是逃离社会，而是以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新的生活方式来积极投身社会。行医是为了解除人们痛苦，教书是启蒙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的觉悟。就是晚年，二爷爷又干起了掌坛师，做起了给亡灵超度的道士先生，这一点是我父亲所不屑的。老爸是共产党员，真正唯物的，不迷信，不盲从，对二爷爷做道士这件事上颇有微词，认为胡扯、乱整。
二爷爷本质上，从他的行事来看，其实存在有一种明显的救世思想。所以对他的评价，在曾经参加过三青团这个问题上，在国民党失势，共产党夺得天下的今天，我们对老辈曾经在的那个年代，那样的大环境下，对党派的选择，政治的倾向。我们作为晚辈的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对二爷爷诃责什么。至于二爷爷的历史问题对幺爸后来当飞行员带来的影响，这也是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不便在这里作什么评说。
之所以在这里我要谈及二爷爷，主要是二爷爷对我父亲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关系下生活在谌家寨的。
爷爷在谌家寨的老屋，是一套农村典型的长三间加转角的房屋，中间是堂屋，主要用来供天地君亲师牌位香火，作拜祭祖先，举行仪式之用。右房是正室，左房是副室，两侧房的后面各有一间后房。一间用来升火做饭，另一间住人或堆放杂物。堂屋是一间空旷的大厅，正面在摆放香火的前面放有一张八仙桌，桌的两边各有一根长凳。堂屋没有隔层，抬头即可看见房梁。在堂屋的两侧上面，对称着各开有一个门，架上楼梯，即可上两侧室的楼上。小时和幺爸上过一次楼，还有印象。这楼坪是用一根根两叁公分粗的竹子并排拼成的楼板，架在木柱上，以形成隔断楼层，在竹排上面还要铺上泥土，拍紧夯实。这样看起来，与地面并无两样。
我还记得，小时住奶奶的房间，看见楼层的竹子被烟火熏得很黑。那时没有电，窗户开得又不大，整个房间光线看起来并不太好。在房的主体之外还带有一个转角房，这个转角房则是用来豢养家畜牲口的。
谌家寨地处位置比木石贡那边的几个村要高，在金沙，高坪的海拔不居第一，就居第二，所以这边的天气出现两个极端。
秋天，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站在老屋前面，极目远眺，远处山脉如层层细浪，高处梯土层叠，低处阡陌交错，田园稼穑，满目金黄，周边农舍，炊烟袅袅。待到暮色，夕阳西下，天边晚霞燃成一片血红。
吃完晚饭，一家人全座在屋前的坝子里，爷爷奶奶扒搭扒搭地抽着叶子烟，讲一些神魔鬼怪的故事。待繁星点点，瞌睡来临，才带着悸怕，让大人带着入睡。
冬天，白雪皑皑，老屋的屋檐掉着一尺多长的冰柱，坝子的木盆木桶盛的水全被冻成凝冰，用石块使劲地砸，拼命地敲，也只能撞击成一点点白痕。最喜欢作的，就是雪凝天气，几个小孩把长条板櫈拿到一个斜坡上，将櫈子翻过来坐上去，双手紧紧把着櫈子的双腿，一使劲，就从坡上一直滑向坡脚。有时把握不住，会连人带櫈，几个筋斗翻滚出去，还嘻嘻地爬起来，一点不怕。有时也会将树叶上厚厚的凝冰拨下来，拿着一片片带有叶纹透明的冰叶，把着法子玩耍，乘人不注意，把凝冰悄悄丟进其他小孩的颈脖里，引来一场追闹。
谌家寨小时我随老爸去过几次，但一般都是在寒署假，所以对老宅的印象主要也就是秋天和冬天了。
我对钱的认识，就是小时在谌家寨的老宅留下的。那是一天，在正厢房里，爷爷神秘地对我说:“沙儿，我拿样东西给你看。”于是爷爷转身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柜锁，揭开柜盖，弯腰从柜子里摸出一样东西，拿到我面前。我问是哪样，爷爷也不答，只是将一个裹着的布包放在桌上，然后慢慢的，一层层地打开。我好奇地看着，是什么东西?待爷爷将布包全部展开，里面是一个银元和一些铜板，当然那时我不认得。爷爷就给我说，这都是些老钱，然后拿起那个大的给我看，说:“这是袁大头，很管钱的。”我接过一看，见上面是一个大光头人像，有点厚重，摩擦得很亮，比其它的那些都要大。″这个要当几十个小的嘞″爷爷接着说。再拿着其它几枚看，全都是圆的，铜色油亮，每个中间都有一个方孔，上下左右各有一字，什么什么“通宝”。现在当然知道那是铜钱，孔方兄了。只是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只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东西，觉得好玩罢了。
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早期，都是在谌家寨渡过的，父亲除了三年在私塾读书外，其余时间要么就是跟着爷爷做砂锅干农活。要么就是象农村其他娃娃一样，在山林里捕鸟、拾蘑菇。谌家寨本生就在座落一个斜坡上，附近没有河流和堰塘。听老爸说，夏天只能在牛滚荡里洗洗澡。以至老爸最后连游泳都不会，说自己是旱鸭子。哪象我们五兄妹，生活的地方有一条贯城河，天气稍变暖，偷偷摸摸都要跑下河去洗澡，结果个个会游泳，还不象现在的孩子要有教练专门教学。可见环境对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这种环境也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乃至政治环境概莫能外。
　　记得老爸以前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小时候，谌家寨有一个出门多年，在外闯荡的人回来了。整了不少钱，怕别人知道他有钱，就用麻绳把钱包成一个大麻球，不管走到哪里都抱着这个球。为了迷惑人，有时还在坝子里和寨子里的小伙子们一起互相抛扔玩球。有一次玩着玩着，球就撒了，钱全部掉了出来，这一下把所有玩球的人都惊呆了。农村人哪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就闹开了。为了保密，这人给每个玩球的年轻人一些钱，请求大家不要讲出去。这哪又堵得住这些年轻人的口，钱收了，但这事最终还是传了出去了。
　　我父亲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从这钱的来路的合法性去看，而是说，人不出门身不贵，要走出去，才能改变自己。以至去年春节，在除夕全家的年晚饭上，我父亲都还对儿孙们说″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的话，鼓励儿孙们走出去，在外面去闯世界，毕竟外面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只是老爸在说这话时，口齿都不太清了，记性也远远不及以前，但在说这句话时，全家每一个都听清了。

1950年，是我父亲改变命运的一年。
金沙，过去叫打鼓新场，属黔西县。1941年置县，以境内“金宝屯”“沙溪坝”的首字为名，意思是“披沙拣金”，比喻细心挑选、去粗取精的意思。
1949年12月15日，金沙解放。
1950年成立金沙县人民政府。全县设5个区人民政府，管辖原2镇16乡163保。
解放前，金沙人民在历代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下，历尽艰辛，长期遭受兵灾，加上地方势力的压榨豪夺，导致官逼民反。
在明崇祯年间暴发了“沙溪暴动”，擒杀了遵义的知府王佐圣和赵国政。
咸丰四年(1854)，安底的王三鲊疤不甘屈辱，率领民众起义。和黔西谭禄六组成一支军队，叫“缘军”，这支军队接应黔西杨隆喜的起义部队，联合一起，共同反清，史料有记载“声势浩大，城乡大震”。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曾率部队两次经由毕节到新场，和当地的“号军”、“缘军”一起，在境内的六竹山(今桂花的箐河)建立根据地，对抗清廷，斗争持续了十多年。
金沙虽非什么重镇，更谈不上帝王军阀的战略必争要地，但在多个历史时期也还曾留下些历史伟人、名人的足迹。
在我父亲出生后的一年，即1935年3月31日，红军长征转战金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时就由金沙的后山，距木石贡30公里左右的地方南渡乌江。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曾潜伏在国民党高层机要部门的中共谍报特工，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在侦察敌情时，因敌机轰炸与部队失散。身患病疾的传奇英雄钱壮飞，被图财害命的反动民团歹徒黎丛山以带路为名，推下金沙县后山乡乌江北岸的堰田岩后壮烈牺牲，共产党的一代精英，魂断堰田岩，血染后山。
红二方面军，27岁的吴正卿师长，在新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抵达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这时，敌第九十九、第二十三师被红军阻隔在鸭池河东岸，而国民党的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和郝梦龄率三个师的兵力，欲从遵义经打鼓新场，向黔西急进追击红军。为了阻击敌人，吴正卿率领第十七师部分红军从黔西赶到打鼓新场。打鼓新场是一个战略要地，山高、路窄，地形地貌复杂，在打鼓新场的一个制高点—大定坡上，竖立着一个三层楼高的大型盐碉，盐碉内龟守着敌盐防军100余人。为了有效地阻击敌人万耀煌部，迅速摧毁盐碉并占领制高点。
吴正卿指挥着战士发起进攻。敌盐防军凭借着盐碉堡垒的优势，使红军的几次冲锋都没有奏效。
时间紧迫!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眼看就要赶到打鼓新场。吴正卿发出了新的攻击命令，亲自指挥战士们往盐碉冲。战斗进行得非常残酷，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从碉堡的枪眼里往山下倾泻，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为了夺取战略要地，为了红军能顺利地北上长征，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完成，师长吴正卿挥动着驳壳枪冲向敌阵，一排机枪子弹从盐碉里射出来，吴正卿不幸中弹牺牲。
在民国27年(1938年)，我父亲4岁时，中国共产党在金沙播下火种，成立了李正良、李绍夫、蓝芸夫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新场支部，开展革命工作。后李正良、李绍夫、蓝芸铮、蓝芸藏、冠述彭等先后牺牲。可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新场，形势的严峻，斗争的残酷可想而知。不少英烈的鲜血染红了新场，一朵朵血红的杜娟花盛开在金沙。
在金沙解放后的第二年，匪患成为那个时期革命的主要矛盾，土匪猖獗。元月，中共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李旭华在剿匪战斗中牺牲。
1950年7月，贵州省军区在安底组织了“金沙合围战”，全歼盘踞在黔西北的土匪。至此金沙社会才真正得到稳定，社会形势才出现大好局面，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这时才从剿匪除霸、消灭民团转向社会治理、发展经济上来。土匪大部分也被歼灭。但也还有极少数的残余仍躲藏在深山或伪装成老百姓，分散在各地。不时出来杀人放火，抢夺物资。
那时，我父亲已有16岁，仍在木石贡谌家寨。一天，我父亲做完活后，象往常一样，站在寨口。这时远远地看见有两人骑着马过来，来人很威武，前面个别着着短枪，后面个背着长枪。“小家伙，到化觉的路怎么走？”年长的个问。父亲见来人带着枪，心里不免有点怕，想走。“不要怕，我们是新政府武装工作队的，要到化觉去办点事。”父亲听说是武装工作队，也听不太懂，只想着来人仅仅是问一下路，不会带来什么威胁。于是停下来，给问路的说到化觉要怎么怎么绕路，怎么怎么翻山，又怎么怎么穿林。但来人听着，好象觉得太复杂，弄不太明白，想了下，又说：“你认得字吗？读过书没有？”父亲如实讲了。那人又问，你能不能给我们带路，一起和我们走？我父亲当然不敢回答，虽然心头想跟着走，但沉默着。那人是否明白了什么，又问：你家大人在没在？父亲说在屋头的。那人说，见下你家大人吧。来到老宅，见着爷爷，把情况跟爷爷讲了，并说要把父亲带走，参加新政府的武工队。爷爷拿不定主意，又问奶奶，奶奶也把握不了，就问父亲的意思。父亲内心充满着矛盾，想跟着走，又怕。来人看出了一家人的犹豫，又给父亲和爷爷奶奶说了许多，最后，父亲终于点头同意。噙着泪，告别了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告别了谌家寨。满寨子的人开头看见父亲带了两个骑马的人来，早就围了过来，站了一大坝子。这时，大家见父亲要跟着走，都为父亲出去，是高兴，是担心，谁都不知出去后会怎样，所以，带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理，一道送父亲和来人走出寨子。从此，父亲迈出了谌家寨，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工作后就给邱继刚当通信员，配有一支长枪，父亲说当时他还不及枪高。
邱继刚就是当年那个骑马、问路，挂着短枪，带爸爸走出来的那人，武工队队长。父亲出来后，邱队长见父亲诚实肯干，心地善良，又识字有文化，就把父亲留在身边当他的通信员。长期的相处，邱队长刻意培养父亲。以后邱继刚在五几年任金沙县县长，我父亲已在清池区任区委委员。那时父亲只有21岁。父亲去世后，邱继刚已九十三岁高龄，在三亚闻悉，很是惊叹。专门叫他的孙儿前来悼唁，替他献上花圈，花圈上写着″谌贻铭同志一路走好，同事邱继刚悼念"。

我父亲是一个一身充满着正能量的人。从小看惯了农村老百姓的贫穷，懂得生活在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所以非常珍惜，同情百姓。从他走出木石贡参加工作后，对老百姓的生活困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当了领导，也很乐意和老百姓们相处。
以后，不管工作环境如何改变，无论在乡下或是县城机关，父亲身边都会有一帮子农民朋友，这些朋友一交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1954年老妈已参加工作，在金沙供销社。1955年，父亲和母亲认识。56年5月初4端阳我父母亲在金沙县供销社会议室举行婚礼。供销社主任这时是邱继刚，婚礼主持人县委的冉泽高，介绍人杨腾云。全单位的人几乎都来了，大家愉快地吃着糖和葵花。婚礼虽说简单，但程序一件不少，整个婚礼热闹非凡。同天还有老妈的一个熟人冯国衡和罗来丽在银行举行婚礼。老妈说，头天他们还请老妈吃他们的喜酒。老妈装到，答应下来，并未给他们讲，自已明天也结婚。
我母亲，代富容，1930年6月30出生在四川内江北街子丁字口，外公有4个门面，两间做烧酒生意，不远的另外两间用来住，这房子老妈说距张大迁家仅隔几条街。外曾祖父住内江安梁里史家街。1936年，外祖父一家离川入黔，到金沙县城落户，母亲只有6岁。母亲在金沙读过小学四年级，能说会算，心地善良，性情开朗，人又长得漂亮。只要有她在的地方，笑声总是不断。
母亲年轻时，还是街道的积极分子，能歌善舞，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
我外公是个小生意人，听母亲说过，早年外公在内江有自己的船，跑船运，后从四川到贵州，贩盐，用盐换回几十匹烟土，有大半背，藏在墙窟里，用砖封死。
哪知后来被吸大烟的外婆和二舅全部败完，把藏在墙窟里的烟砖，一块块地拿出来吸，偷出来赌，还用泥土做成烟砖样子，把里面的全给调了包。听老妈说外公也检查过，橇开一两块砖，伸手进去摸，东西还在，也就放心了。但等外公准备用这些烟土想去谋大事时，打开墙窟一看，竟然全都变成了泥砖。一气之下，躺了几天，这对外公的打击可想而知。外公再也没有精力和本钱去做其它大生意了。
我母亲共有四兄妹，在家是独女。大舅来金沙后被拉兵。有人说去了台湾，有人说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老妈说，大舅是几兄妹中，最机灵聪明的一个，以前一直帮着外公做生意。我母亲排行在三，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外公是生意人，明白教育对子女的重要，所以，老妈的几兄妹，个个都读了书。
1957年8月20日，在清池，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哥，宏建。三年后10月22日，我也在清池出生。当时，老妈是在金沙县供销社，和我父亲结婚后，因父亲在清池。所以要求县里把老妈调到清池供销社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正饱受着浮夸风带来的恶果，整个贵州老百性无不食不果腹，争扎在饥饿生死线上，而贵州的湄潭和金沙又是重灾区，饿死了不少人，这个死人事件惊动中央，轰动了全国。
我母亲当时在清池供销社负责保管物资。应该说，这场灾难，抑或说是人祸更确切点，对我们这个小家的影响并不大。但乡下的爷爷家还是深受其难，险些造成阴阳两隔的悲惨事件。听爷爷说，家里面的人到最后几乎都没有吃的了，个个面黄肌瘦，全都饿到在床上，接近了死亡的边缘。一天，爷爷突然听见房外"洗洗刷刷″的，有什么动静，免强撑着身子起来看，是一头猪!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的，正弄破篱笆墙，向坝子中央跑来。爷爷当即心生振奋，燃起希望之光，大喜过望:啊!是猪!全家被爷爷这一声大吼惊起，纷纷起来。爷爷急忙招呼着全家，拖着衰弱的身板，合力捕杀了这头上天送来拯救全家的猪。这头猪的到来，没人说得清楚是从哪里来的，不要说这谌家寨，就是十里八乡的，人人都饿了不是一天就是半月，该吃的早就弄来吃了。哪里还会养着猪不吃，有跑出来的?所以，爷爷说，这头猪是菩萨送来拯救咱家的。让我们一家躲过一场劫难。据县志记载，金沙事件当时死了55000人。时任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被追究责任，停职反省，是年12月8日被省委宣布开除党籍，被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