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序:2018春节期间,让人魂萦梦牵的印度西部石窟之旅终于成行了。在艺术史播客节目【路书】两位主播古村老师和瞿侠老师的带队下,十几个小伙伴西行"天竺",探寻早期石窟艺术及其演变。我们在8天左右的时间里,从孟买出发,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内走了个大环线(如下图),共参观了8处石窟群,主要为佛教石窟。这些佛教石窟开凿年代前后跨度八九个世纪,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渐演变,宛如一页页打开在眼前的佛教艺术史书。回国后根据这次拍摄的照片、两位主播老师的现场讲解,参考《佛教考古 从印度到中国》(李崇峰著)、《天竺建筑行纪》(萧默著)等的一些观点,按石窟的历史演变进程粗略的将这几天所见整理成如下游记,或者更应该说是一个学习笔记。</h3> <p>约公元前200年前后,作为内陆贸易扩展和佛教传播之结果,石窟寺院在西印度出现,在孟买通往内陆地区的古代商道附近,从东边的阿拉伯海延续到德干高原。当时该区域沙多婆汉那王朝(即俗称的百乘王朝,前后与印度北方的巽伽和贵霜并存)统治者,虽然自身为婆罗门教徒,但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容忍和支持的态度。在此背景下,随着众多信徒的大力捐赠,佛教石窟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佛教石窟在西印度比较繁荣的第一个阶段。这次我们探访了这个时期的帕贾石窟、阿旃陀石窟、卡尔拉石窟、奥兰加巴德石窟、根赫里石窟等。</p><p><br></p><p>瞿侠老师把印度石窟总结为两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刚好和云冈第一期同期,几乎是并行发展。当然目前能看到的印度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的巴拉巴拉石窟,尽管他并不是佛教石窟,但也为早期石窟的形制留下了可追溯的线索。</p><p><br></p><p>佛教石窟按形制和功能主要分为两大类:塔堂窟(支提窟)和僧坊窟。前者主要用于僧侣的宗教礼拜,后者主要是为僧侣起居所用。作为礼拜的主体,塔堂窟是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变化的。如早期窟内的石塔上无像无龛,而到了后期,龛像进入了窟内,石塔也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塔堂窟能反映出不少时代信息。</p> <p>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帕贾石窟,第12窟开凿于公元前二世纪,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支提窟之一。内部是一倒U字形的长殿,尽端为支提塔。27根八角柱将整个大殿分成中殿和两侧廊,当时僧侣和信众是沿着侧廊,顺时针绕塔进行礼拜。立柱的造型和雕塑比较朴素,呈现早期石窟寺的特点。而且窟顶有木构的残留,应该是正处于木质向石凿过渡期。</p> <p>可能原是木质窟门,因此现在没有窟门了</p> <h3>窟外药叉女的雕像。这是早期石窟的雕塑图像。</h3> <h3>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塔堂窟是阿旃陀第10窟,约开凿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h3> <h3>窟内石柱上的佛陀像。这是后期五世纪补绘的,开窟之初没有佛陀像。</h3> <h3>接下来一个重要的石窟是卡尔拉第8窟,时代稍晚一些,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开凿的塔堂窟。但就体量而言是印度现存佛教石窟中单窟空间体量之最大者。窟内形制没有大的变化,但立柱的造型和柱头的雕刻明显比前面的更为丰富。</h3> <p>受伊朗阿基美尼德双兽头的影响,但有不同,并不是背对着的</p> <h3>大家席地而坐听讲。窟外炎热窟内凉爽。终于些许体会到当时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功夫在山体中开凿石窟寺了。</h3> <h3>窟外残存的一根石柱。有早期阿育王石柱的风格</h3> <h3>就前室而言,相比于帕贾石窟,各立面的雕塑更加繁复。下图是卡尔拉8窟前室侧壁的雕塑。其中的佛陀形象是后期到了大乘佛教兴起在大约五六世纪补凿的。开窟之初没有佛陀形象的雕塑出现。</h3> <p>下图是8窟前廊立面的供养人男女双身像。</p> <h3>比之稍晚的是根赫里的第三窟,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开窟,窟内形制呈现了早期塔堂窟的特点(如下图)。</h3> <p>附上云冈第三期的一个“塔堂窟”作为对比。窟內中间这个楼阁式的塔也是供人绕塔礼拜</p><p><br></p><p>另外,在今天藏地的一些保留早期形制的寺庙里,在殿宇内部的佛堂(一般是外面是经堂里面是佛堂)还有一圈供信众绕其礼拜的甬道,如桑耶寺等。</p> <p>窟外前室的两尊高大的立佛像是应该是五世纪左右补凿的。同时代在北印度已经进入了笈多时期,该佛像很有笈多艺术的风格特点。而且这尊佛像还是目前在这片区域发现的最大的单体佛教造像,有些意外,和中亚和中国相比,似乎印度没有造大像的传统。</p> <p>经过几个世纪的开窟热潮之后,随着沙多婆汉王朝的衰亡,在公元3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叶石窟寺的开凿出现了一段低潮期。但后来由于在瓦加塔格王朝一位国王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一大批洞窟在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半叶完成,因此可以说进入了第二个开窟的繁盛时期。象沙多婆汉王朝一样,瓦加塔格王朝的统治者自身虽然信仰婆罗门教,但他们对佛教也采取了包容和支持的态度。</p><p><br></p><p>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旃陀第19窟。大约于公元五世纪左右开凿,成于笈多时代。其精雕细琢的外立面和窟内外佛像与菩萨像的出现,都表明这一时期的塔堂窟比前期的阿旃陀第10窟时代要晚不少。窟内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支提塔的塔基升高,在塔基正面开出大龛,龛内刻高大的主尊佛像,占去塔身正面的绝大部份。</p><p><br></p> <h3>就外立面而言,19窟的布局和雕塑(如下图)与卡尔拉第8窟相比,更加繁复和精细,而且遍布佛像和天神像(如药叉)。</h3> <h3>罗喉罗授记 or 阿育王施土供养</h3> <h3>燃灯佛授记</h3> <h3>药叉像</h3> <h3>同样是在阿旃陀,26窟也是窟内外遍布佛像。据学者考证,根据塔前主佛的倚坐姿势等来看,时代可能比19窟略晚,应为公元6世纪左右。</h3> <h3>26窟里有这次石窟之旅中比较少见到的佛祖涅槃像,这也是此窟开凿时间相对较晚的表现</h3> <h3>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还有和阿旃陀一样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埃洛拉石窟的第10窟,其开凿时间相对更晚一些,同样是窟内外遍布佛像,和阿旃陀26窟的年代可能接近。</h3> <h3>除了上述随着佛教发展不断演变的塔堂窟以外,僧坊窟同样不断在变化。早期主要作为僧侣的起居场所,里面较少雕凿有礼拜之物,但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开凿的僧坊窟,几乎每窟皆在大厅后壁(正壁)中央向外凿出内殿,里面雕凿有佛像和菩萨像等以供礼拜。</h3> <h3>下面两张是帕贾石窟早期的僧坊窟</h3> <h3>后期有了礼拜功能的僧坊窟比较典型的是阿旃陀后期的一些窟,如下图。</h3> <p>另外,阿旃陀后期的几个僧坊窟,典型的如第1、2、16和17窟,保存了大量5世纪左右的壁画,都是笈多鼎盛期壁画艺术的代表作。壁画题材的分布也十分有规律:在前廊画佛像和菩萨像,中厅四壁主要画佛传和本生故事,天花画各种纹饰、人物、动植物和几何图形,纷繁芜杂生动华丽。(见萧默著书《天竺建筑行纪》)如下面几张图。(注:阿旃陀第二期石窟大致开凿始于462年,与云冈昙曜五窟大致同期)</p> <h3>拈花菩萨像。阿旃陀艺术的代表作。</h3> <h3>天花的装饰性图案</h3> <p>目前学界的一般共识是阿旃陀石窟第二期其实只开凿了很短的二十多年就因为诸多原因就嘎然而止了,从此淹没在丛林中。因此原汁原味留下了印度黄金时期笈多艺术的遗迹,这样的话玄奘到过阿旃陀的说法可能就比较存疑了。</p> <p>在同时期的其他石窟,僧坊窟的形制也体现了这样的变化。但阿旃陀石窟的满堂壁画的确是罕见。下两张图是奥兰加巴德石窟后期的一个僧坊窟。有说法是阿旃陀废弃后,其部分工匠可能就转到此处继续开凿了</p> <h3>下图是埃洛拉石窟的一个僧坊窟。该窟并未完工,但体量很大,并且在大厅后壁中央也凿出了带有佛像的内殿,这几乎可以视作大型僧坊窟的绝唱了。</h3> <h3>到了更晚期,随着密教信仰的出现,石窟雕塑的图像上也出现了七佛图像。在我们此次走访的几个石窟中均看到了。下图是阿旃陀石窟的几个大像,在内室外的两侧,构成了一个七佛图像。</h3> <h3>在更晚期的埃洛拉第12窟,出现了更接近于我们所熟悉的7佛图像,结跏趺坐、一字排开,极具冲击力。</h3> <h3>另外,在根赫里34窟,有隐约画有三尊坐佛的壁画草图,加上两壁雕刻的四尊佛像,据瞿侠老师估计,应该也是构成七佛图像。</h3> <h3>另外,在晚期石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我们国人比较熟悉的观音救八难的图像。下图是根赫里石窟的一组塑像。</h3> <h3>随着上述观音像和密教图像的大量出现,基本代表西印度的佛教石窟造像也逐渐进入晚期了,单个洞窟的体量越来越小,雕塑越来越繁复。如下图根赫里石窟的一些晚期洞窟。</h3> <h3>而与此同时,随着直接继承了婆罗门教并融合佛教某些因素的印度教的迅速发展,印度教石窟也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势头。有代表性的是我们这次参观的埃洛拉石窟第16窟以及同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象岛印度教石窟,其开窟和单个塑像的体量以及雕刻的精美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h3><h3><br /></h3> <h3>埃洛拉第16窟(印度教石窟)</h3> <h3>这个第16窟是一座巨大的岩凿神庙,开凿于大约8世纪。与其他石窟只凿出建筑内部空间不同,他也凿去了外部空间以外的石头,留下建筑的形象。</h3> <h3>象岛石窟(印度教石窟)。比埃洛拉16窟开凿更早,大约6世纪左右。</h3> <h3>此行所有的男士</h3> <h3>与佛教石窟和印度教石窟之间此消彼长的演进趋势类似,佛教在印度逐渐式微,以至于到目前在印度各宗教人口中占比非常小。同行的各位都不禁发问,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教的强力竞争?还是伊斯兰入侵时的毁灭性破坏?又或者是佛教自身教义演进的原因?等等。还是说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只能留着日后进一步学习和探究了,这篇就权当一个序吧。</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