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说"东瀛"丨鲁迅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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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说“东瀛"丨鲁迅在日本

★张铭

      

        此次来日本考察，我最惦记的就是想去东京的弘文学院看看，再深入了解一下鲁迅当年在日本的一些情况。然而，让我很失望，创建于1902年的弘文学院，我在东京几天来，连旧址都没找到，材料亦少的可怜。鲁迅、梁启超、陈寅恪等大批晚清民国大家在东京的活动旧址也荡然无存，只查到了几张过去的老照片。东京神保町有一个内山书店，我先后去了两次，也是很失望，没有一点有价值的资料，只感到境随心转、物事人非而已。但我此时身在日本，还是想追忆一下鲁迅在日本的情况，也许这样，先生可能在我此时的心中更感亲切，使我更加怀念先生了。

一、弘文学院    

   

        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三名的优秀成绩，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获得官费留学资格。3月24日登船，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三天后到达东京。同船有自费生陈师曾、陈寅恪兄弟二人。鲁迅到东京后，先到弘文学院学习语言和普通科学知识，在弘文学院的同学有邹容、张继、黄兴、蒋百里等，9月同学许寿裳来。鲁迅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当时还得到了清政府监管人员的痛斥。

        鲁迅于1903年在弘文学院刋物《淅江潮》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斯巴达之魂》，鼓励民族尚武。这篇文章应视为先生文学活动之开端。后来鲁迅在《集外集-自序》里谈过这篇文章，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鲁迅在弘文学院经常和同学许寿裳谈论民族与国民问题，他们集中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青年的鲁迅虽然政治选择倒向了革命派，但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排满”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先生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买了不少日文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

        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最终追究到了“奴性”问题上。鲁迅认为，奴性的形成在于“中国”经历了两次异族入侵，做了两回奴隶。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学生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做了对比。他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可见，鲁迅终其一生在思考国民性这个问题，在他的文章里时有反映，例如小说《阿Q正传》《孔已己》等。

二、学医的梦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决定去仙台医学院学医。大抵9月份的时候到达仙台，9月12日学校开学典礼。鲁迅后来说在医学院，藤野先生是给他鼓励和激励最多的先生。1905年春季考试，全班142人中，鲁迅考第68名。这一年，鲁迅还加入了"光复会”。

         鲁迅1906年1月偶尔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麻

木的中国人被杀和看被杀，使鲁迅警醒。鲁迅在《呐

喊》自序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1906年3月，鲁迅决定弃医从文。退学前，鲁迅找到藤野先生，要求退学，藤野感到很可惜。在鲁迅离开之前，藤野赠给了鲁迅一张自已的照片，后面写了“惜别"二字。 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鲁迅在北京工作室书桌对面。鲁迅后耒曾深情地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藤野先生他黑瘦的面藐，似平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了。"

三、东京最后三年

         1906年3月，鲁迅由仙台回东京。应母命回国成婚，婚后第四天即带二弟作人赴日本留学。对于鲁迅来说，新婚妻子朱安算什么呢？也许就像他说的，“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我母亲送我的礼物，我只负有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到东京后，鲁迅和二弟作人办杂志《新生》，由于经费问题而流产，后在《河南》刋物上发表文章。1908年，鲁迅兄弟二人翻译编成《域外小说集》，

在浙江银行家蒋抑厄支持下出版。1908年夏，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等8人每周日上午同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有古代文学。1909年8月( 宣统元年)鲁迅归国，时年29岁。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是非常敬重的，在他去世前10天，还挣扎着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言下之意——章太炎先生作为革命家的伟大，远超过他作为学术宗师的伟大。

        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这七年，正是他一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极其重要的时期。同时，这七年也是鲁迅文学创作打基础、上层次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先生经济穹迫，生活清苦，感情茫然，但也给鲁迅的一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这是1931年12月初鲁迅赠送即将回国的日本留学生增田涉的一首诗，这首诗既表达了先生对增田涉的美好祝愿，也流露了他对当年留学日本时的怀念之情。

                (2018年2月22日晚于日本神奈川县箱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