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新年烟火》之三•拜年

玲嫚

《难忘的新年烟火》之三•拜年

作者 丁立

“拜年”，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古今城乡皆是如此。而且，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拜年”会被人类永久发扬甚至光大。说起“拜年”的起源，应该是幼辈对长辈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无非是借用了“过年”这个既清闲又热闹的时刻和平台。但在过去，每逢过年，家长就会带领一班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小辈们须向长辈叩头致礼，故谓之“拜年”。按照传统习俗，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就应该给晚辈打发压岁钱，因为“压岁”即“压祟避邪”、“压祟避邪”即可保平安。可那时的乡下人家，普遍都没有喊一声就打发压岁钱的基本物质条件，况且那时每家都有几个孩子。说来惭愧，我就至今也想不起是否收过哪些长辈给过的多少压岁钱。

关于“拜年”，还真有很多讲究。既要拜年，总得先弄清过年到底有几天吧。我没上网查阅资料，也没管东南西北的不同风俗，而且也清楚地记得“叫花子也有三天年”的说法，但我打小都觉得过年应该有五天时间：自腊月三十团年开始就算过年了，正月初一是皇帝的年，正月初二是臣子的年，正月初三是老百姓的年，正月初四是“叫花子”的年。这都是听父亲说的，因为即使过年父亲也要看天时，只要正月初三阳光灿烂，他的那张刻满岁月沧桑的老脸，就会比阳光更加灿烂。显然，他丝毫不关心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命运如何，因为那都离他太遥远了，他就是个靠天吃饭的种田百姓，一年上头只祈望有个好天时有个还收成。后来我终于明白也特别理解，解放前孤儿出身的父亲从小就忍饥挨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住了千个屋场走过万个水井”，盼望正月初三的阳光，其实还是苦大仇深穷怕了，无非也就是盼望多收点粮食，一家大小不再挨饿受冻。

“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庭，初三初四拜老丈人。”这是铭刻在我记忆深处的“拜年”古训，或许只属于我出生居住成长的那个穷乡僻壤。正月初一初二是绝对不能出财的，正月初一自零时起连洗脚水也不能倒在地上，否则就被视为“破了财”。去给长辈拜年，也绝对是空着两只手，自己还打趣说是“两只肩膀抬个猪脑壳”，但一挂（一小串）火炮儿（鞭炮）却是非买不可的，走到屋角或院坝，先点响火炮儿，再大声喊叫“……拜年啦！”顺便不磕头便举手作揖，礼数就算周全了。现在想来，我那时去给长辈拜年，先炸一挂火炮儿，一个最大的愿望是把几条恶狗吓跑。因为长辈除了听到几句客套空话感觉享受到了尊重，其实什么也没得到，还得拿出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吃的板栗、核桃和买回的糖果，招待这些后生小辈，实在算不过账来。但初三初四拜老丈人就截然不同了，猪蹄烟酒糖和面条等诸般“礼行”一样不能少，还得笑脸如花时时处处小心。除非老丈人家养了个傻女，否则一个小失误便极有可能搅黄一桩好姻缘。至于给朋友拜年，就只能时间靠后了，俗话说得好“有心拜年端午也不迟”嘛。

岁月更替，拜年习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翻新。如今，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电话拜年或者“团拜”。而拜年中变化最显著戏份最隆重的，要算给压岁钱和发红包。父母带着为数不多的小孩儿去给长辈拜年，祝长辈健康长寿之余，孩子们还会跟上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长辈就不得不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双手递给晚辈。除了亲人之间，发红包的走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下属总要趁拜年之机，给顶头上司或重要人物送个红包，还因此制造了很多故事，甚至惹出了不少连锁事端……

丁立2018年2月21日于竹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