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丑陋与善良

窦峰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掩卷沉思，颇为感慨！

　　苏东坡被贬黄州，与其说“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如说是中国普遍的文化现象，是“酱缸文化”的一种，是从古至今人性丑陋与善良的较量，所有人都可能会深陷在这样的漩涡中，只是处境不同而已。余秋雨先生之所以说是文化名人的普遍现象，可能是出于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同情，也可能是为自己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遭遇而预先打下的伏笔吧。

人性的丑陋在“乌台诗狱”案件中、在苏东坡的境遇中尽显无疑，在现实生活同样是比比皆是，此种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品德低劣的官场渣滓。比如舒澶，这人连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都莫名其妙地向皇帝检举揭发，余秋雨先生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所以他举报苏东坡就不值得惊讶了。这样的“大小专业户”案例，随时随地可以信手拈来，实在是举不胜举。第二类是妒贤嫉能的所谓文人。“文人相轻”是文化人的一种诟病，大多都是因为妒贤嫉能引起的，谁都认为自己技高一筹。其实，一个人的文化水准如何，多数无须历史的检验，旁人心中早有定夺，相互排斥、诋毁，只会徒增茶余饭后的笑谈。像苏东坡这样的世界级大文豪，如此出众，如此超越时代，独吞天地之光华，他遭到那个时代略有声名的文化人的群殴，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至于像沈括这样出色的科学文人也同样嫉妒如斯。第三类就是政治投机、文化投机之流。像李宜之们的围攻，李一冰先生分析得非常透彻：“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这种人“不负道义责任，不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而现实生活中，第三类现象最为严重，很多的网络推手都有着与李宜之一样的阴暗心理，或者是叛逆心态。

　　人性的善良、正直与同情，在苏东坡的遭遇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华民族的一次次崛起，离不开这样一类铁肩担道义的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正直与善良，才会使历史上的许多忠良义士得到保护，使他们能够为民族的进步与腾飞呕心沥血，而不至牺牲于无谓的内耗。

难以想象莫须有的审讯，对文化人是怎样的一种煎熬，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名人是怎样的一种屈辱，通宵达旦的侮辱、摧残让同监狱的人也听不下去，“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最终，他只能选择屈服。我不知道，莫须有式的审讯故事，什么时候能够从中国健全的社会法制中消失，只是现在确实少了很多。

然而，不管怎样，在苏东坡的悲惨遭遇中，人性的善良并没有泯灭，侠义之士也无处不在。无论是杭州百姓的“解厄道场”，还是范镇、张方平、王安礼不怕受到牵连的仗义执言，包括当朝左相吴充用曹操作比较的说辞，还有最有趣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这些都让余秋雨先生觉得散落的文化良知与勇敢在汇聚、在抬头，世俗的温度在升高，他的感谢是发自肺腑的：“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 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难言的孤寂与凄苦中，苏东坡“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 古人”，在这种无言的对话中，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他的灵魂，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了突围，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如一道闪电刺亮了黄州，照耀着世界，超越了历史。

在这种丑陋与善良的交替中，苏东坡完成了自己的灵魂和才华的突围，古今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