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三年的军营生活

宋福宝

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1970年12月1日，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踏上了保卫祖国、建设边疆之路。军龄从这时开始算起，这年我15岁。

　　是块好铁要打钉，是个好汉要当兵。

　　从小就听说这句铭言，就想当解放军，军人的神圣气概与威武英姿深深吸引着我，那时曾把当兵作为远大理想。上初中后这种想法更强烈了，看到同班的徐双喜同学在69年就参军入伍，老师念着他寄来的书信，述说着部队的火热生活，更是羡慕不已！

当兵保家卫国，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解放军是个革命的大熔炉，青年一代在那里可以得到意志锻炼和心灵净化。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处于战备状态，虽然国家经济条件薄弱，军队装备差，但军人们满腔热血，克服困难，严阵以待，一心保国，为国家利益甘愿奉献美好的青春和生命。

当时参军入伍年龄限制不太严，年轻人只要年满十六七岁就可以去当兵了。穿的军装是流行的65式军服，它的特点是取消等级观念，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一律都是朴素的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领章挂两边，简洁鲜艳，端庄大方。

　　随着火车的鸣笛声，列车缓缓启动。咣当、咣当、咣咣当，轨道缝隙与列车轮子摩擦形成有节奏的韵律，从一上车就开始不绝于耳……

　　我们参军入伍的年代，都是乘坐闷罐子车到部队的，一路上要经过好些天的颠簸。

　　车厢里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铁皮罐子，四壁空荡荡的，窗户很小，还不能完全打开。车顶悬挂着一盏昏暗的汽灯用作夜里照明，车厢内很暗。

　　车门与车厢之间用铁链拴着，可以拉开适当的缝隙，也是在车上解小手的方便处。

　　闷罐车内噪音很大，说话时嗓门的音量需要提高一个数量级。
　　冬季在车厢里，躺在稻草上铺着褥子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还觉得冷，时间一长手脚冰凉，需要站起来活动一下方能缓解。
　　蒸汽车头排出的煤烟及煤灰窜入车厢，引发人们一阵阵咳嗽声。
　　闷罐车开得不快，经常停下来给客车让道，有时一停就是1~2个小时。
　　一节车厢大约能装一个排的人，在车厢地上铺上一层稻草，然后在稻草上再铺上自己的缛子，中间用红砖垒了两条铺沿，留一条通道走人。这样，两边形成了大通铺，放上背包，就有每个人的“卧铺”了。

　　被地方老百姓看见这种装载军人的车就是所谓的“军列”！这军列其实就是拉货、拉牲口用的货车。

当然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新兵再不用乘坐闷罐车了，而乘坐了客车。再后来竟然乘飞机接送新、老兵了！

　　在车上唯一组织的活动是唱歌。负责接兵的刘排长让大家推选一个指挥唱歌的人，因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不好意思举荐。沉默了一阵儿后，有一个高个头的人站起来毛遂自荐：“我叫儒六群，是汲县纱厂的工人，我来给大家领唱个歌。”    
他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两手举起来成打拍状，说唱个啥呢？唱红旗飘飘军号响吧。然后起歌唱道：“红旗飘噢飘……”不对！奶奶的，拐调了。又重新起一遍：“红旗飘飘噢……”还是拐调！这一紧张咋就不着调了呢？
逗的大伙哄笑不止……  
看着这尴尬情景，我的临时付班长李世军站了起来，打了个圆场。说我来试领唱一下吧！“红旗飘飘军号响”，预备唱：“红旗飘飘军号响，战士歌声多嘹亮……”  
宏亮的歌声在车厢内响起，伴随着列车节奏的韵律，飞向旷野，飞向遥远的新疆。    
在车上小便忍不住时可以解决，拉开车厢车门，挑选了两个有力气的人，负责在后面拽着帮忙完成，防止出现事故。但有时越是着急，却越尿不出来。外面天寒地冻，一开门缝，凌冽的冷风吹进门缝，吹进身体，真尿不出，有时虽然尿出来了，旋风一转，将尿出的尿又反吹过来到自已身上，有时还刮在帮忙保护的人身上和脸上。    
最尴尬的事还不是这个，是遇到拉肚子的更麻烦。我们车厢就出现一次，这个人是城郊的，个子不高，瘦弱一些。因肚子不好，实在憋不住要拉稀，也是由这两个人帮忙。将车门打开，屁股尽量多暴露在车外一些，防止风吹后倒流进车厢内。两人拽住腋窝下，拉便的人则用手撑着车门两侧，完成整个拉稀过程。

试想，如果有人恰巧在飞驰的列车下边看到这一幕，将会多么的惊讶！

车上的一天三餐都是沿途军供站在车站负责供给的，事先按计划联系好需做多少人次的份量。一下车，以班为单位，到打饭处领一脸盆主食，一脸盆菜。之后一班人围成一圈儿，再打给每一个人的份饭，蹲在地上或站着吃。有时候列车要赶时间，下来吃饭只有十几分钟，所以从下车到上车短暂的时间里，像打仗一样，吃饭、拉屎、小便等要把在车下的事解决完，上车后基本都不会再开车门，多长时间到下一站没有准头。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终于到达了西北边陲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因学校放寒假，新兵集中居住在八一中学，等待着分配。
　　在此期间，除了早上出操跑步之外，无事可做。年青人如果闲着就会无事生非。来这的第一天，我便与别人打了一架。
　　和我打架的是农村入伍的一个1米85的大个子。那时我个头仅有1米58，又很瘦弱，谁也没想到两人的胜利者竞然是我。
　　我们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是临时编班在一起。打架起因是互相开玩笑，对方因开不起玩笑而恼怒，用他那长指甲在我的手背上抓了四道血痕。我一见血，眼睛里马上冒出了火。我虽瘦小，但绝不是弱不禁风，我曾训练过散打与摔跤。站起来朝着他一跃而起，搧开右手“啪啪”就是左右两个大耳光。打得他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这时，我哥的同学，第二中学造反派头头周宏军，又号称文革武斗的“大刀片片长”今年与我同年入伍，恰逢路遇门口，喊到：“小宝，给我打他，打不过我上”。他这么一加油，我又冲上去给对方一个前冲拳。在此同时，我被对方紧紧拦腰抱住 ，脚离开地面悬在空中。对方个头大，有力气，然后抱住我在原地旋转起来，我为了保持平衡，趁势紧紧贴住对方。当大个子抱我转了几圈后试图想把我放倒在地，在即将停止的一刹那，我紧缠着他的右脚朝对方膝盖后的委中穴猛的一踹，大个子失去了重心，啪的一声仰面倒下，头在地上磕了几下昏迷了。旁边有几个观看者慌神了，赶紧上前扶起了大个子。还好，只是撞晕眩而已，很快苏醒了过来。
　　这时有人报告了接兵的刘排长，刘排长朝这里围着观战的新兵吼道：“真是吃饱了撑的，打什么架，走开！”并命令我俩到临时连部办公室。
　　因刘排长并未看到打斗现场情况，看着我手上的血痕，冲着大个子训道：“你说说，你这么大个子欺负一个小个子，多丢人现眼，有多大的仇，把手抓成这个样子，亐你能下的去手。”大个子一听，满腹的委屈，边哭边哽咽的说：“我根本就打不过他”。
　　我听着，心里在暗暗的窃笑！
　　这是我入伍后打的第一架，也是人生中最后的一架。

　　第二天，给每个新兵发了一个木头制作的爬犁，到乌鲁木齐西山拉石头。
　　时值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中苏边界不断发生摩擦。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处都在建设人防工事和防空洞。军区通信总站也在二营工程队驻地的旁边挖防空洞，需要用石头来砌出拱型通道。

　　从西山到二营驻地大概有六七公里的距离。刚当兵，都想表现自己，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劲，在爬犁上放一大块石头，一头牵上绳索，借助冰雪之地，飞快的拉着在市区奔跑。那时市区除了公交车外，有少量的单位车辆，尚未私家车的概念，乌鲁木齐冬季下雪后车辆一压路很滑，很少有骑自行车的，所以交通事故很少。倾刻间，我们这些新兵，穿着绿色军装，充满了大街通道，每人拉着爬犁奔跑，虽在隆冬季节，个个头上冒着热腾腾的汗水，成了一道生龙活虎的战斗情景，引来路两边的群众顿足观看。因为刚到新疆，我们对冬天的冰雪道路不熟悉，一会这个滑倒了，一会那个摔跤了，特别是到公交车站旁，因车辆刹车的缘故，地面如同镜子一般又光又亮。只要跑在这个地方，几乎无人幸免，都会滑倒后连同爬犁一并向前冲出十几米远。老百姓在旁边观看这些大兵们滑倒后的尴尬和窘态样子，一阵阵的发出笑声。当停稳了我们站起来“嘿嘿嘿”的也情不自禁的傻笑起来。

　　第三天，由部队业余宣传队给我们新兵表演节目，据说本来联系军区文工团给我们演出，但联系晚了一天，他们到外地演出了。
　　业余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大都是反映部队的生活、工作情况，有小品，有歌曲，有舞蹈。演出结束后又增加了一项，就是由新兵代表李世军表演一个节目。
　　首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送粮忙。李世军向大家鞠了一躬后便奏了起来。哇塞！太棒了，那笛声悠扬又热烈，清脆又含蓄。整个一个骑马飞奔的热烈场景跃然笛上。奏毕，掌声响彻大厅。
　　李世军演完下去后，又上台，手里拿了一把二胡。他自我报幕，再演奏一首《二泉映月》。随着二胡的音乐响起，一种渗骨的悲凉，仿佛听到了阿炳月下的叹息，非常优美的二胡独奏听着是一种享受，这实力绝对登峰造极！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李世军二胡演奏完后下去，又拿了单簧管上了台。单簧管又称“黑管”，直吹。低音浑厚响亮，中音区圆润柔和，富于表情，高音区则较尖锐。单簧管音色丰富而明朗，表现力极为丰富，是木管乐器中音域最宽的乐器。李世军将黑管的音色运用到了极致，将波尔卡舞蹈的欢乐畅快表现的非常充分。  
　　李世军再次上台，手里拿着小提琴，笑眯眯的说，再表演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于是，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一段柔美、深情地旋律，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其演艺水平令大家为之倾倒。
　　李世军下台之后，下面掌声仍旧不断，意为再来一个节目。约两分钟后见大家掌声不停，而且形成节律，只好出来向大家再鞠躬致歉，说明文工团到外地演出，将主要乐器都带走了，我只好在最后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我是一个兵》，这样节目才告结束。
　　李世军真的是一个人才，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无所不能，都很精通。
　　像这样的人才本应在部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最后连提干都没有，当兵三年复员回了老家。据说是与领导搞不好关系所致。
　　我与李世军是在入伍后才认识，在车上临时被任命为我们班的付班长，通过短暂的几天接触，感觉他是一个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知识面广，音乐天赋极高的人。但同时我隐约的察觉到他潜意识里有着孤傲的一面。
　　在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一种天职，无关乎领导的能力大小，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是军人的规则。若触犯了规则，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剂于事，在部队里一个连长就足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和前途了。

　 新兵开始分配了。一起入伍的几个邻居好友都被打散了，刘玉根分到通信总站二营工程队，于德辉分到通信总站训练队学习载波技术，郝双喜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我们几个人的家离的很近，与刘玉根家隔了一道墙，与郝双喜家斜对着门，和于德辉家不超过50米远。

　　开始我并不知道是被分配在什么地方，从八一中学出发，随着被分配在一起的队伍走了约一公里多，来到一片凹陷之地。远远望去，这广阔的巨大凹陷地建有不少的楼房，队伍顺着一个大斜坡下去，路两旁夹道欢迎的老兵鼓着掌，大楼前面赫然写着醒目标语：热烈欢迎新战友！

听老兵们说这是原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所在地，但在一九六九年，全军的步兵学校全部撤消。

因步校的编制中有通信队，步校撤消后连同通信队编制一同取消，所以军区就没有了通信培训机构。为此通信兵部专题呈报军区设立通信教导队的机构，军区给予批准，其调整方案是：

将原步校通信队与通信团训练队代军区培训任务部分，合编为军区司令部通信教导队，下辖三个教学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军区所需各类技师、修理工和直属军分区、直属团的有无线电员，轮训军区通信干部和储备技术骨干。教导队划归通信总站领导，执行营级职权，除教学计划的制定，学员的选调与分配由通信兵部负责外，其余各项工作均由通讯总站负责。

在步校这里，主要是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地方，军区召开大型会议等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所以经常看到开会的军人，胸前挂着会议代表证在这里集会。此外，还有我们军区通信教导队、军区侦察教导队、军区防化教导队、军区体工队的蓝球集训大队等单位。

军区体工队蓝球集训队的宿舍

　　通信教导队队长是马庚武，教导员是雷秉金，副队长是王茂林，副教导员是刘志奇。协理员是谷景明，后来当了二中队的队长。
　　队部驻在步校的最南边，称为南教学楼，座南朝北，队部在二楼，一楼是教学训练用的教室。
　　书记、通信员和打字员都是我们同批兵的新兵。原来书记是刘大钧，我们新兵来了之后，为培养新人，让新兵冯乃勤边学边干，逐渐接班。刘大均后来到二中队当指导员了。队部通信员是高树发，打字员是秦有贵。
　　站在楼前面可将步校整个场面一揽无余。左侧是出入步校的沙砾路，坡度很陡，骑自行车时一般情况下骑到一半儿都得下来推着走，我们后来经常在此比赛，看谁能一股作气能骑车登顶。楼右侧是室外标准的游泳池，但从未使用过，有时候会在池子里训练队列。队部后面就是凹陷地最南侧的崖壁，崖壁上面即是通信总站一营的发信台及天线场地和二营工程队等。
　 在队部左前方二十米处，还有一个印刷厂，有时候一些资料、印刷品在这里印刷。
　　正前方有三个水泥地面的露天蓝球场，在蓝球场与教学楼之间的路下面有一泓清水。记得有一年，队长马庚武的手枪被盗，怀疑被偷盗者扔到这坑里了，我们几个下属人员趟着水，在污泥里摸了大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此案件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发通缉令，在内地破了其它案件后才找到此枪，为此马队长还受了处分。
　　军区第三招待所则在步校的正中间地带，有会议室、礼堂、饭堂等。靠着礼堂南面一侧有一空旷的场地，夏天经常在这里放露天电影，所有居住在步校的部队、家属及孩子们都可以到这里观看。
　　一中队驻北边的原步校幼儿园的小二层楼，座北朝南，与步校的家属楼毗邻，右前方二十几米的地方有个旱厕所，这就是我们的唯一厕所，因那个年代楼内不设厕所。楼后面是锅炉房及伙房，中间是一个大饭堂。
二中队则是从1972年开始组建和办班，队部设在南教学楼右侧一楼。
三中队驻地靠东边，也是二层楼，座北朝南，有两个门口。东门口正面有操场，操场以远的地方是一片菜地。西门口对面有单、双杠，木马、跳远的沙池等。楼的右前方也有一个旱厕所。楼的左侧基本靠着比较缓的山坡了，远处一座山一座山相连着，我们经常在这里组织比赛爬山，确切来说是在跑山，看谁跑的山头多，看谁跑的快，往往最后跑到目的地全是瘫在地上，要缓好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山是要爬的，不是跑的，不过，那时我们正年轻，累不坏的。
　　那时候，整个步校是开放式的，没有门，到处可以出入。南面门口上去是建国路头，北口出来是碱泉街，正西口也有一条小道可以爬上去。东边在远一些，都是一片片荒山草地了。

　　我们新兵有近九十多人分到通信教导队一中队，都是从河南新乡地区入伍的。但细分有新乡市的，有新乡县的，有汲县的，有城市的，有农村的。还有几个北京的，应该是走后门从河南入伍来的。
　　中队相当于连队，下设有三个区队 ，区队相当于排级，一个区队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不等。
　　一中队主任武宗德，陕西人，60年入伍，为人正直，待人厚道，外表严肃，实则内柔外刚，深得战士们的赞誉。特别是那一笔刚劲有力、内敛外张的字体，正是字如其人，煞是有神。
　　指导员扬振华，陕西人，66年入伍，学习毛主席著作雷打不动，曾被通信总站树立为典型先进人物，也是一位厚道人家。
　　中队除了主任、指导员外，还有管理员、事务长是干部。其它的区队长、上士、炊事班长都是战士。69年、70年这两年的兵因接的量很少，所以在这里的老兵都是68年入伍的河南洛阳地区的。
　　我被编入一区队一班。班长党兴，中共党员，汲县狮豹头公社的，高小文化程度；付班长张群成，汲县县城的，高中文化程度。我们班共有十人，住在一中队二楼靠西边楼头。那时候个人很少有照相机，所以没有留有全班战友的集体照。

我们新兵，到部队首先进行的是共同科目训练，遵循的是部队的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共同科目训练对新兵来说犹为重要，是从老百姓转变为一名合格军人的重要的开始阶段。从新兵训练开始到三月底前，整个部队都是训练这些内容。

　　首先是内务的整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这是个基本功，来到部队后都要学会“拿捏”被子这一关。“豆腐块”的含义是，被子虽然软的像豆腐，但必须使用一定的方法将它整成有角有棱而成为块状。于是，用两手夹，或者找来两块木板来夹被子的边缘成棱角。

　　此外，脸盆、缸子、毛巾、牙刷统一摆放。水壶、挎包、腰带放置有序。自己多余的家当，都统一放到中队里的储物间。

　　从走队列的齐步走、正步走到瞄准射击、投弹、再到紧急集合、5公里越野跑。
　　在队列训练中，难度大一些的是走正步，有些人要么是脚踢的力度和高度不够，要么是摆臂与踢脚不协调，重心不稳。

　　对新兵来说，实弹射击十分刺激。第一次实弹射击前非常紧张，之后就慢慢适应了。枪发出的声音十分脆响，后坐力也大，加之左右相邻战友的枪声此起彼伏交替响起，还真觉得有点战场的味道。
　　夕阳西下，我们列队扛着布满弹洞的靶子从射击场往营房走，唱着那首“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的歌，此情此景犹如画中画，真是太贴切歌词内容了！

　　手榴弹的实弹投掷，还的确有些害怕的。一是手榴弹爆炸后弹片迸飞时发出的声音，使人不敢探头，有些畏惧思想。二是投手榴弹，要突破心理障碍。开始有些担心，套在小手指上的拉环会不会把投出去的手榴弹拽回来？手榴弹爆炸的弹片会不会飞到自己头上？所以教练员开始要给大家讲方法，做示范，说明白。但往往有个别人存在着心理不过关而发生问题。比如有的在投掷后，忘了把身体缩回壕沟，直挺的矗立在那里，有的战士皮帽被弹片击中，打了个窟窿，幸好皮帽没有穿透。有的战士在投掷时过分紧张，将手榴弹甩空了，掉在了旁边的沟沿上，爆炸的瞬间被教练员按倒在沟底，而幸免没发生伤亡事故。

　　新兵三个月训练完，我们给新兵生活总结出了几句话，叫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双眼一闭，提高警惕。
　　前两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内容是：从早上8点（新疆比内地时差晚2个小时）起床，出早操跑上2~3公里左右，回宿舍整理内务、打扫个人卫生，饭前唱歌吃早饭。10点正式操课进行队列训练，齐步、正步、跑步及各种转步。14点吃中午饭，饭前唱歌、吃饭、午休。下午16点继续操课，学习叠被子、整理内务等。20点吃晚饭，唱歌、晚饭后开班务会，然后训练体能、俯卧撑、仰卧起坐，单、双杠，23点半熄灯。平时不准坐床、靠床、躺床。就是说白天不能让新兵闲着，从早到晚一日生活制度安排满满的。
　　后两句“两眼一闭，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干什么，就是晚上睡觉要小心紧急集合啊！新兵训练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夜间紧急集合，恐怖的让人心悸的三更半夜刺耳的哨音！在漆黑的夜间，要用几分钟时间，从深睡眠状态立刻转变到清醒，并且能够随时应付任何情况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不提高警惕怎么能行？所以每天晚上入睡前总是纠结着会不会紧急集合这个问题，总要作一些必要的应对准备工作。如把背包带卷好放在自己醒来后最方便拿的位置；衣服、裤子、内衣内裤、袜子按先后穿的顺序放在床头柜上；武装带、挎包、军用水壶、牙刷、牙膏、牙缸、毛巾的位置在哪里要刻在脑子里。这些都过一遍后才能安心的睡觉。
　　当夜深人静，经过一天紧张训练的战士们都休息了，呼噜声、咬牙声、吧唧嘴声、放屁声不绝于耳。突然在走廊里，紧急短促的哨音骤然响起。战士们个个象中了枪一样，从被窝里弹出来，在黑暗中找衣服，穿裤子，蹬鞋子；找被包带，将被子叠成方块，打成三横两竖后将一双胶鞋插进背包后面；然后就往军用挎包里塞毛巾，牙具；拎起水壶，左挎右斜，扎上武装带，带上帽子，象出了膛的子弹一样飞出门去，边跑边扣棉袄扣子。耳边不时从两边宿舍中传来低吼声：我的鞋呢！我的腰带呢？
　　冲出楼门口，掐时间的值班首长喊到：“第三名，三分四十八秒！”此刻才可以看到战士们跑出来的乱像纷呈：头上歪戴着帽子的，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和水壶的，肩膀上背着背包的，上衣敞着怀，大头鞋咧着嘴，鞋带拖出好长。但有经验的人则为了争取早点出来，乱点没啥，关健是东西要带全。到集合地时需赶紧整理军容，将一切收拾停当。

　　再接下来的科目就更加艰巨。经过带队首长简短介绍作战背景，全中队的人员开始漫长的奔袭，去打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敌人。我们一会奔跑在戈壁沙滩上，一会深一脚浅一脚于片片沼泽之中，那皑皑白雪掩饰着地面的平仄，时时传来战士们摔倒后的叫声。大头鞋此刻却变成了最大的累赘，鞋本身加上沾在上面的雪和融化在其中的雪水，增加了不少重量。

　　等到回到宿舍楼门前列队的时候，身上的棉衣棉裤已经完全湿透了 ，至于是汗水还是雪水已经分不清了。区队长们站在队列前面，挥舞着各自手里的几只胶鞋叫人前去认领。原来在越野途中，他们一直在队列后面打着手电拣背包上掉下的胶鞋。我四下悄悄的望了一望，有些人的背包跑的散架了，甚至个别的已经抱在怀里。其狼狈之惨状令人好笑。

　　站岗放哨，是军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穿上军装的人，他都会有这么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个当兵的人都有自己站哨的体会和理解。  
站哨是对人的一种考验，让我们学会面对，学会处理问题，学会坚持原则。站哨是我们当兵的责任，是我们在保家为国！我们在体现着自己从军的价值！当兵可能不见得遇上打仗，但当兵不可能不站岗！  
然而，站岗的确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要经历酷暑严寒、风吹日晒、孤独寂寞、惊恐危险，因为站岗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只是对身体的考验，同时也是对意志的磨炼。  
我的理解是：站岗放哨，天经地义；一份辛苦，十分责任。　　
在我当兵的时期，学习业务是头等大事。但如果白天站岗一小时，就占用了学习时间；夜里站岗一小时，至少要少睡二个多小时，有时再遇上一次紧急集合，加上拉动奔袭，至少需要二、三个小时，一晚上睡不了多少时间，第二天还须照常训练学习。　　
当你在三更半夜正在深睡眠时被叫醒去站哨，实在是非常难受的事。有时候困的厉害，一翻身又睡着了，让人再叫一次，遭到几声斥责和埋怨。
在白天站哨要轻松许多，特别是学员们都训练去了，不需要板板的站立，可以在营房周围游动一下。夏天的晚上站哨也不痛苦，只是少睡些觉罢了。可是在冬天的晚上，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穿上衣服，再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大门外站岗，心里打颤着，全身都凉透了。虽然穿着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皮手套全身包裹着，仍然抵不住漫漫长夜的煎熬。　　
在步校这片凹陷地，70年代还是比较偏远荒凉的。靠西边是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较大的陡坡斜着下来，距我们一中队不太远。坡上，在夏天还有些绿草装点，冬季则光秃秃的仅存一些荒草在寒风下摇曳着。　　
晚上，在下面站哨，往陡坡上面望去，我们就向在黑锅底一样，周围那发着幽暗绿色的磷光一闪一闪的，若有风吹着那磷光，像魑魅魍魉，飘飘地悠晃着四处游走。第一次站哨看见时，不知为何物，脑袋嗡的一下，全身麻悚悚的，心里砰砰的乱跳……　　  
站岗，是当一个好兵的必修课。 战争年代，站岗可能就意味着保卫国家，随时可能浴血牺牲。和平年代当兵站岗除了保卫国家，还可以使自己得到极大的锻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祖国的强盛，有多少人默默地坚守在祖国的前哨？有多少人日夜巡逻在祖国的边防？他们为了什么？一曲《说句心里话》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仿佛就在耳边回响。

　　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根据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定的。但开始新兵普遍感觉不够吃，一是农村兵占的比重多，他们的饭量比较大；二是也许刚到部队换了新口味，能吃能喝；三是因我们还是老百姓，尚未经过部队大熔炉的淬炼，所以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松散的习气甚浓，前一两天出现了抢饭吃的现象。后来经过不断教育，加之饭量定型后，反而觉得伙食差、有些吃不动了。
　　通信教导队是以每个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这跟家庭过日子一样，会过的伙食就会好一些。我们一中队属于是不会过的，事务长是个好人，就是有些稀拉。上士则是个火爆脾气性格。再加之是新开伙单位，没有伙食底子。每天早晚两顿窝头咸菜，几乎雷打不动；中午吃米饭，炒大白菜、土豆丝、洋葱（新疆叫做皮芽子）、萝卜之类的。没有汤，只有“玻璃汤”（白开水）。按上级要求，每周至少要改善一次伙食，实际办不到，平时难见荤腥，就盼过节，尤其是过八一建军节，肉、蛋、大米、白面可着劲造，但只是这一天。第二天又开始是窝头咸菜了。所以当兵的容易得胃病，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周日吃两顿饭，上午饭十点开饭，下午饭五点半开饭，晚上11:30熄灯。晚饭后这六个小时是闲不住的，种菜、公差、打扫卫生，还要站岗放哨，肚子饿的不行，如半夜再赶上紧急集合就更惨了。
有时周日下午这顿饭吃面条，也算改善伙食了。吃面条这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不然的话吃的慢了就没有了，吃不饱的。新兵不知道这个规律，老兵们都晓得。当第一拨面条下出来时，吃第一碗不要盛的太满，要快快地吃完。当第二拨面条下出来时，狠狠地盛上满满一大碗，这时你就可慢慢的享用了。如果第一碗盛满了，第二拨面条下出来，你还未吃完，当你吃完了，锅里只剩下面汤了。
　　这个吃面条的故事，后来竟然成为了部队连队吃大锅饭的精典段子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属于比较精典的，有一次两个人打赌，一个说他可以一口气连吃十个馒头，另一个说他吹牛皮，你若吃了给你买一条牡丹烟。牡丹烟那可是上等好烟，要凭票才能买到。这一天，一大笼热腾腾的馒头出锅了，选好了从笼正中间的一行，正好是十个，要从这头吃到那头。结果是吃馒头的赢了，诀窍是：三个馒头压在一起吃，因馒头又暄又软，三次相当于吃了三个实实在在的大馒头。
　　我们一中队在步校的东边，还有一大片菜地。种的各种各样的菜，如豆角、西红柿、小白菜、辣椒等等。七十年代，生活水平不高，但新疆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不多，在六十年代全国生活困难时期，在新疆并没有受到影响。到七十年代后，全国扭转了困难时期，新疆也未见有多大改善。所以刚当兵时，主食能滿足吃饱，但付食及蔬菜品种较少。特别是冬天，只有大白菜、土豆、大葱、红白萝卜、皮芽子，再没有其它带绿色素的蔬菜。所以我们拥有了这些地，靠大家的辛勤劳动种一些菜，至少在春、夏天为我们的饭桌餐饮增色不少，改善了连队生活。

　　小时候经常到二姐的邮电局电报房去玩，听到“滴滴答、答答滴”的清脆电报声，感觉非常的新奇。特别是看到电影里谍战片中特工人员用电报传送情报的镜头，觉得更加神秘和向往。后来邮电局招工报务员，差不多快去上班了，因情况有变终究没有当成。没想到参军后当上了通信兵，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中报务员了，看来我与通信有着一种不解之缘。
　　法国的克劳德.查佩首先成功研制了视觉电报通信机，而美国的莫尔斯则发明了实用的电报装置，创造了由点与划组成的10个阿拉伯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称为莫尔斯电码，开创了无线电电报通信的新纪元。  

　　其实真正当了报务员，并非那么潇洒和简单。报务员的训练生活单调、枯燥、冗长，为了保持良好的技术水平,每天在点(滴)和划(答)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又在点(滴)和划(答)声中结束一天的工作。
　　我们的教员是从部队选调的优秀报务干部，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的教学水平。我们一中队有两位报务教员，年轻的教员名字叫陈泉水，中年的教员叫朱广良，陈泉水技术很好，但嘴太碎，教学讲不到点子上，主要负责具体操作；朱广良技术也好，口才也好，主要以教学为主。
　　训练就在南楼教学楼内，我们是从一点一划开始背记，首先训练的是抄报，必须要把10个阿拉伯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的点、划组成全部牢记于心。发报机是训练机，将我们每个人训练桌上的二线插口全部复联，这样大家都可以同时收到一个声音来进行抄收报。先从每分钟10个码子开始抄收，逐渐增加到20、30……
　　为了加强记忆和提高抄报速度，除了上课时认真抄收外，大部分战士利用早上时间，提前到6点多起床到室外去背记电码。到8点钟起床时，可以听到楼下一片片的背记电码声此起彼伏。

　　我和柴进军在班里年龄上是最小的，他比我大几个月。我俩早上爱睡懒觉，从不早起背电码，每天早晨听到起床号后，我们起来一看，一个班的人全跑到外面去背电码了，只剩我俩在压床板。可是，我俩抄报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这是因为，我们在上课时没有杂念，专心致志的认真抄报。有些入伍年龄大一些的，特别是参军前在家相了对象，还有些结了婚的，思想杂念较多，特别在抄报时间长的时候，思想容易抛锚，边抄报边想好事，就容易抄错电码。所以，我们这批兵年龄在15、16岁左右的偏多，最小的只有13岁。凡是年龄偏小的抄报成绩都不错，所以通信兵年龄小一些真的有好处。

　　电码的差别就在一点一划上，高速抄报时，是无法用心来数其中点与划的数量，只有通过时间的长短在瞬间做出判断并记录在电报纸上。

报训队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抄收电报的训练上。原因很简单，抄收电报就是靠大量的、反复的练习使大脑对电码声形成条件反射，训练到一定的时候，只要耳朵听到电码声，大脑根本不用辨别电码究竟是“滴答”还是“滴滴答”马上就在纸上直接写出正确的字母。抄报训练很枯燥，我们每天8个小时头戴耳机，手拿铅笔，不停地收听着电报声，不停地在纸上抄写着，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时候教员还在电报声中加上一些干扰杂音，模仿实战的收报环境。

　　尽管每个人训练都很刻苦，但并非所有人最后都能达到抄收高速电码的水平。因为一旦电报的速度高于每分种120个字母，就需要靠“压码”的技术才能实现均匀书写，从而把电报完整无误地抄写下来。所谓“压码”就是当对方发出第一个字母时，抄报者并不急于书写，而是把已经听到的电码记在心中，待听到或听完第二、第三个码子再动笔，这样的好处是有个判断时间，一般人压一个，好的报务员能压两到三个，压四个码的也有，但再多的话意义不是太大，可供表演之用。“压码”技术是一种特别的天赋，只有具有这种特别天赋的，才能抄写高达每分钟160个字母的高速电报。

　　我那时尽管属于认真好学的，但我没有“压4码”的天赋，只能“压2码”，所以我在报训队的最高抄收电报速度为每分钟140个字母。这在当时训练中已经是最高的了。

　　大约能抄到60码左右时，开始进入发报训练阶段。从一点一划开始，直到每分钟能发100码以上。从发报的姿势来讲，有跪姿与立姿之分，主流姿势是跪姿，行业标志就是大姆指、食指、中指有很 厚的老茧。我们学报务时，也都是使用跪姿。
　　跪姿就是把中指的第一个指节跪在电键握柄的园盘上，食指自然弯曲，指尖点在握柄的圆头，拇指轻轻握住电键握柄圆头。

　　立姿是四个指头立在键扭上，发起报来象跳舞，姿势好看，因此在许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都是用立姿。但不管是跪姿还是立姿，发报时都要靠腕力带动中指，将电键压下去，使电键上方的电触点与电键下方的电触点短暂接触，这样“滴”的一声就出来了。“答”的标准长度是三个“滴”，用手腕控制好电键触点的接触时间，就形成“答”的一声。

　　为了最终能实现高速发报，发报训练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律，循序渐进，所以初学者都采用跪姿发报。而且为了锻炼腕力，开始学习发报的时候，都要把发报建的弹簧调得紧紧的，电键的距离调得大大的，一点一划的慢慢发。等到教员觉得这个水平比较稳定的时候，学员才能逐步把弹簧调松一些，把触点的间距调小一点，发报的速度也相应提高一点。由于发报时中指的第一个指节是跪在电键上的，没有多久，中指的指甲根部就被电键顶的凹陷下去，然后红肿起来，有的学员还磨破了皮肤，第二天根本无法接触电键。但是训练不能停止，大家只能苦熬着，直到手指磨出了膙子，才适应了电键。
　　其次要过好腕力到指力的过度关。要知道，低速的发报是比较容易的，一般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报训练，靠腕力的有节奏运动，就能把低速的电报发出去。但是要发送每分钟120以上的高速电报，靠腕力就无法实现了。你想想，每份钟120个字码，每个字码平均3个“滴”和一个半“答”，加上字节中的间隙，每秒钟手腕的上下运功要起码要5次以上，所以单靠手腕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高速发报。因此只有靠发报者通过长期漫长的磨练，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将腕力过度到指力，发报时通过手腕和手指的共同运动，才能把电报以极高的速度发送出去。
　　发报主要是靠着手腕、手指及小臂的相互配合，以小臂带动手腕、手指作运动，才能漂亮地拍发点、划符号。在拍发任何点、划符号时，手腕与手臂部位，呈现出三条水平线： 一是中水平线：正确的握键姿势，在静止时，手腕下平面所构成的一条线。 二是上水平线：手腕抬起时，手背与手腕上平面所构成的一条线。三是下水平线：手腕下打时，手腕下半部所构成的一条线。发报的力量初期主要靠腕力，中后期则要靠腕力和指力的结合。训练时，学员们跟着教员从一点一划开始，逐渐到5点5划，要求干净利落，点划均匀。达到要求后才能进入正式的数码发报训练阶段。这时也是新报务员的一个坎，个别人在此就会被淘汰。  
　　回到部队，先要跟着老报务员值副班，跟班个把月后才能放单飞单独值勤，这才算真正开始了每天值勤、训练，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报务员。
　　要成为一个优秀报务员，相对来说发报比抄报要困难些。发报和一个人的聪明与苦练没有必然关系。不少十分聪明的战士发报反而就不行。而那些右手手掌厚实、手指敦实的人，则发报水平都不错。如我们曾在一起训练过的王新玉，在通信教导队时抄报与发报水平一般，但毕业分配到通信团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手掌所具备的条件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刻苦训练，其后劲十足，最后成为新疆军区的无线电报务员首屈一指的技术尖子。
　　报务员最怕的叫“坏手”，突然间就不会发报了，手腕手指僵化，大多数人休息一阵子即可缓解，但也有极个别人从此就不行了。还有一种叫“固癖”，一碰到几个特定的码子，就发不好或发不出，一般都是在“4”上有固癖的多，一旦染上这种固癖，常常会陪伴报务工作的全过程。和抄报不同，发报的水平高低，除了刻苦训练和人的聪明有关系外，还有点运气和心理的作用，有的人非常精明，什么技术都好，就是发报不行，再苦练也练不出来，真让人无奈。
　　经过约半年的培训后，新报务员要达到每分钟抄报120码以上，错小于1，发报每分钟80码以上且无错码的成绩，方能合格毕业。

当兵后，正置部队“争创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活动，我就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积极向上，争做一个五好战士。
　　于是，除了在主要学习任务的抄报业务上要求自己名列前茅外，队列动作一丝不苟，严于律己，经常受到区队长和中队领导的表扬，时不时的被叫出队列给大家示范动作。
　　但是，在班里却听不到班长的一句表扬话，整天板着脸，像谁欠他钱似的。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小时候在家从没干过家务活儿，眼里也看不到活儿，没养成干活儿的习惯。有些来自农村的战士特别能吃苦耐劳，经常大做好人好事，还不声不响不图表扬，所以能得到班长的赏识。耳濡目染，自己也跟着去学、去做。如早晨在吹起床号前提前半小时起来，给班里每个人的牙刷挤上牙膏，倒上洗脸水和刷牙水；到走廊里的公共区域扫扫地之类，尽量做些利于大家方便之事，但仍旧得不到班长的首肯。后来我才从他最要好的老乡那了解到，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偏见，认为城里人华而不实，会耍嘴皮子，不干实际事。这种偏见应该说是一种小农意识，文化层次较低的表现。但在城里成长的也确有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现象，主要是环境所致，经过部队的锻炼会逐渐好起来的。
　　副班长张群成，个子不高，脸色黝黑，思想成熟，办事老练。在班里能起到主心骨的作用，主动给班长补台，会做思想工作，哪个同志有点思想包袱，主动去谈心、交心，化解矛盾，在班里威望很高。  
　　后来经过革命传统的教育，逐渐认识到了“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的道理，特别是经过学习典型英雄人物，如张思德的平凡与伟大，雷锋做一颗永不生诱的螺丝钉等；这些英雄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思想慢慢的地端正了，养成了自觉的做好事，不图名、不图利、不图表扬的习惯。
　　冬天打扫厕所是件又脏又累的事情。那时都是旱厕，因新疆冬季较冷，公共厕所的大便都从厕所下的后池堆积上来，必须定时进行清理。这样的活儿一般都不太乐意干，为了体现公平，轮流值班，每个班轮一次，每月清理一回。在清理时，大便全都冻成冰疙瘩，要用十字镐去刨。有时刨一下只有一个白点，有时则刨碎了全洒在脸上、身上，要赶紧抖落下来，否则冰碴一化就是尿便，浑身臭烘烘的。虽然又脏又臭，轮到自己班里清理时，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抢着干。

　　在步校的家属院里，有一群小孩子，因在部队营区长大，和我们这些新兵也不见生，偶尔和我们碰在一起说说话，我们才知道这家属楼里住的都是原步兵学校的干部。因我们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嘛！所以这群孩子很爱看我们做单、双杠，打蓝球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报训队还有个叫刘广智的战士，年龄比我还小，年仅十三岁多，滿脸稚气，按现在的语言，整个是一“小帅哥”。他和我一样，都有着红红的脸蛋，泛着青春的气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所以步校家属院这群孩子们见到我们俩单独在路上走的时候，就会在身后起哄的叫喊着“红脸蛋，红脸蛋！”弄的我们很不好意思。
　　还有“大美女”张春池，其实是男的，但长的比女人都美，说话声音虽然没那么细，但如不看人，听着就是女中音的音调，走起路来也像女人有点扭腰，那一颦一笑，显的有些妩媚，真是一个活脱脱的女人身。许多男战士都喜欢和他开玩笑，被戏称为“大美女”。

　　在学报务期间，还结识一个新乡古固寨的新兵，名字叫崔忠恩，我们俩可谓是一见如故，互相之间关心倍至，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亲。一天训练下来，只要没有集体活动，我们就会约到一起，或在房子里，或在外面散步，互相述说着自己家的事，不断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崔忠恩比我大一些，他比我感性些，而我较理性。当我们已处于互不设防的关系时，他提出了互相给对方父母亲写信认干爹干妈的事，他的意思我明白，希望我们的关系让父母亲了解并支持。但我认为现在没必要这样做，等以后我们的关系日久天长，能够回去探亲时，可互相亲自探望并拜认为时不晚。可能崔忠恩对我的过于理性无法接受，对我的态度还是有微弱的变化，这一点我能感受到。后来，报务培训结束后，他分配到军区通信团，天各一方，那时电话通信还很困难，音信自然越来越少。直到他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再未谋面。

　　当发报每分钟可以发80码时，队领导却让我改行做连队的文书了。开始想不通，我的远大理想就是做一个报务员，并为之付出极大的努力，在报训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受到了领导、教员和大家的称赞。所以杨振华指导员找我谈话时，我说了我的个人意见：如果从我自己的愿望选择，我希望继续学习；如果从全局的角度考虑确需我改行做文书，我无条件接受。我的诚实态度和服从组织的意识，让指导员很受感动，他说就这么定了，我们就要选这样不虚伪，有自己思想想法又有组织观念的人来做文书工作。
　　摇身一变，从普通一兵成为连队文书，成为连队的公众人物，是我没想到的。其实那时我距一个文书的资格还差很远，既不会写材料，钢笔字体也一般，毛笔字还是处在学校描红的水平上。另外，刚走上社会思想稚嫩，未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未接受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从学生娃到军人，思想还是一片空白。
　　正如我后来从军校毕业后，去看望我的一中队队长武宗德主任，我问他当时一中队有很多能人，为何偏偏挑选我当文书呢？他说：主要看中你既诚实，又有进取心，爱学习，有发展前途。这话我爱听，也道出了我的实情。

　　记得我当文书后，中队里曾发生了一起偷窃案件。是因为我对字体的特殊理解原因，才破获了这起案件。  
　　事情的梗概是这样的：  
　　我们当兵的年代，洗澡都是单位集体组织到军区旁边的军人服务社大池子里，每个月去一次。去的早了，有小柜子可以放衣服锁起来。来的晚了，就只能将衣服放在长条橙子上。虽然都是军人，但各单位都在此浴池洗澡，人员较杂，所以来这里洗澡只带必备的洗澡用具。  
　　发生案件的当事人是个干部，口袋里有个死期的存款折，大约二百多元钱。那时候这可不算是个太小的数目。但他自己太大意了，认为又不是现金，带在身上就来洗澡了。后来好多天才发现存款折被偷，到银行挂失，银行说此款已被提走，还出示了提前取款的证明及公章，公章上赫然印着“新疆军区司令部通信教导队”。  
　　当事人找到我们通信教导队队部领导，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严查此事。因当时只有一中队和三中队有学员队，而一中队是新兵，作案的可能性小，重点放在了三中队的老学员队。查了一个星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才转向我们一中队查找。 
　　负责这次查找线索的是队部王茂林副队长，是个年轻有为的副营级干部，在我的眼里已经是个大官了。
筛查办法是每人写一份决心书，然后和那份取款证明的笔迹进行对照。　　
　　决心书写好后全部拿到我们中队队部，由我来统一汇总。队里几个领导只是象征性的看看那些决心书，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晚上我是在队部睡觉的，当夜深人静时，我将决心书一个个摊开过目。因这个证明的字体并不好看，字迹有些潦草，所以我锁定了几个频次高的字，“我”和“的”。再就是排除法，将特别漂亮的字体和有特点的字体取出来，这样只剩约一半的数量。当我进行到晚上快一点钟的时候，发现了蜘蛛马迹。也就是在一个叫易xx的决心书里，发现“我”与“的”和取款证明上的这两个字惊人的相似，尽管作案人做贼心虚，整篇决心书的字体故意作了些变化，但这两个字体用的多了，就会把习惯的笔迹带出来。        
　　我立刻给中队领导报告，中队领导又给队部王副队长打电话，王副队长即刻赶过来，看完笔迹之后，断定是此人所为，王副队长命令连夜突击审问。先由易xx的区队长梁建法找他谈话，他开始拒不承认。过了半小时，又将他从被窝叫起，由中队武主任再找他谈，他还是不承认。过了一小时后，第三次由王茂林副队长亲自来审，果然不同反响，在王副队长强大的政策攻心下，易xx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交待了其作案过程：易xx，北京人，家庭情况优越。说他手脚不干净，偷别人钱财，稍了解他的人都不相信。可是，就是他，每一次去军人服务社洗澡，都要行窃一次，大到偷存款折，小到偷别人的钥匙链，次次不落空，直到这次伸手被捉。当这次偷了存款折后，如何将折子里的死期存款取出，他是专门到银行咨询过的，工作人员讲要写个单位证明才能取。于是，他到队部找同期入伍的书记冯乃勤玩，冯乃勤是队部书记，通信教导队的印章由他管理。趁冯不注意的时候，在空白信笺上盖了章子，然后自己再添上内容，将钱取了出来。
　　你说易xx缺钱吗？否！他家不缺钱，但他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别人的钱财及物品用起来刺激！
　　后来部队早早的让他复员回去了。

　　年轻时喜欢运动，乒乓球是在当兵之前一直在学校乒乓球队，而且在上五年纪的时候曾到河南新乡体校训练了半年多，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其它的如蓝球运动都是一些业余爱好。在步校这里，仅有乒乓球和蓝球的场地。乒乓球在我们一中队二楼的中间，有一走廊，如一间大房子的面积，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大家在闲暇之余，在这里搧上两拍。周长友是68年入伍的老兵，有一次来找我的区队长彭富勤、赵安华、梁建法来玩，看见有乒乓球台说要和我们这里的高手较量。区队长就命令我这个新兵和老兵对决，我记的是我输了。一是那天去厕所清理大便，轮起十字镐大干了半天，已经累的不行了，但区队长教你来还敢说不来？二是周长友那时已提为干部，比他同期入伍的我的三个区队长进步快多了（他们三个还是战士），新兵蛋子跟干部打球，心理还是很怯场的。

　　蓝球场有好几个，都是露天的，都是用方块的水泥砌成的，按当时的条件已是很好的球场了。其实这里平时正课时间常常作为我们训练队列的地方。

　　三中队的蒋指导员，蓝球打的很好，个头才1米6左右，但无论弹跳、带球过人、投蓝技术都很精湛。他爱人却是人高马大，据说年青时曾是新疆自治区蓝球队的主力队员。

　　在这些球场经常举行蓝球比赛，有一次军区师一级单位的比赛在这里有分场赛，亲眼目睹了同学加战友房惠民的二姐夫的球技甚高，他是步兵六师代表队的，个子不算太高，但带球过人是一般人挡不住他的，中距离和远距离投蓝很准。房惠民和我是同班同学，个头一米八几，也酷爱蓝球。记得新兵刚学报务不久，通信总站成立蓝球队，他就不想学报务了，非要去蓝球队不可，作为同学我劝他还是以学技术为主，但他去意已决参加了蓝球队。

　　再就是军区蓝球队经常在此进行训练。他们的强度很大，要连续中距离或远距离跳投30个，还要计算命中率。教练不停的传球，队员们累的都跳不动了。还有练带球过人，运球技术等等。我们这些酷爱蓝球的业余爱好者，在旁边观看也是一种学习的好机会。还有些教练一对一给队员吃小锅饭的，主要专对那些特殊体型人员。有一个身高大概有2米多高，手一伸就摸着蓝框了，但身体太软，看样子原来不会打球，不知从哪里招来的，好像没有训练出来，后来再未见过。

　　郝洪山当时也是特招兵在步校这里经过强化训练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个大个子打球会用脑子，很灵活，速度也挺快，天生就是为打蓝球的。多年之后聊到这一情景时，才对上号，我们是同批兵，又是老乡。他后来在新疆军区体工队当了领导，又有技术级，都到了正军级。又能说，又能写，诙谐幽默，招人喜欢。

　　报训队八个月的报务训练，很快就毕业了。听指导员讲，毕业后全部分配到军区通信团，他们将被分到野战通信建制的连队，经过实习后并担负军区的野战移动通信遂行任务。

　　八个月的朝夕相处，吃的一锅饭，走的一条路，上的一堂课。几千公里从老家到遥远的边疆，远离亲人，在这里刚刚认识了这么多的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怎么一下子全部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孤孤单单的在这里，眼泪控制不住哗哗的流着，他们背着背包排着队要上车了，我忍不住跑过去和他们一一拥抱告别……

　　人去了，楼空了，不见了吹哨的声音，整栋楼里仅剩下中队领导及后勤人员。往日的紧张生活一下变的松驰下来了。反而觉得不适应了。

　　队部是我们的领导机关，一般没公事是不敢迈入的。但我当文书之后，有文电来往、材料送阅等类事情经常出入，也慢慢的熟悉了。

　　队部的书记冯乃勤也喜欢书法，人很谦虚，接人待物彬彬有礼，我们时常探讨书法的笔法和写作。

　　高树发当时是队部的通信员，队部领导到一中队来检查指导工作，他跟在领导左右，鞍前马后的很牛逼！当然若干年之后，我们一直在部队发展，工作上交集甚多。我一直走的是行政管理之路，在军区机关工作。他后来从通信总站参谋长转向技术研究工作，一直干到拿军职干部的工资才退休。

　　交往最多的还是队部打字员秦有贵，第一次去他工作的打字室时，见他非常娴熟的动作，快速的打着文件都惊呆了。也许我是第一次看见打字的缘故，能把字盘上的字体位置全部记清打熟，具有连续性，觉得很不简单。其实，这点雕虫小技对秦有贵来说太简单了，只是我那时还小，太孤陋寡闻了。后来我们熟悉了经常聊天，才知道他当兵之前就在公安部门工作，很有社会经验。他看问题的方法、角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可以说我非常的佩服他。很可惜未在部队发展下去，早早的到地方工作了。

　　陈铜在三中队当文书，为人厚道，忠诚可靠，话语不多，心里有数。领导非常喜欢这样的同志。他后来一直在通信总站机关工作兼工程师，业务熟练，工作踏实。在一次到下面检查工作时，不幸发生车祸，身体受到严重损伤而病退赋闲在家。

　　在二中队学习载波提高班的还有个叫秦永山的学员，原来是乌鲁木齐机务站的，来到通信教导队深造，因一起在此地考上军校，又在通信总站工作过，后来到第二通信总站了一段时间后转业到老家地方工作了。

　　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在通信教导队工作三年，见证了其成立和发展的过程。后来一起考上军校，毕业后又回到新疆军区通信总站，这时通信教导队已经撤消并转隶关系了。

左起：冯乃勤、陈铜、秦有贵、秦永山、宋福宝

　　1971年9月20日至12月22日,新疆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基层部队的批示,在我们的驻地一中队楼内举办了第一期通信干部教导队。参加这次轮训的有通信部(分)队营职干部和团以上机关的通信参谋、股长等92人。训练内容有:毛主席军事著作、毛主席对通信工作的重要指示、通信兵光荣传统、通信战术、共同课目及通信参谋业务等。军区李长林副司令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并讲了话。轮训期间,军区徐国贤副司令员也到会参观了通信示范分队的通话表演，鲁泉付参谋长亲自授课，轮训达到了预期效果。
因为有军区通信兵部训练处牵头举办这期短期培训，我们一中队的保障规格不够，就没有参与。虽没参与，但我这个新兵蛋子因为是文书兼通讯员，经常有机会给军区通信兵部的机关人员和最高领导者服务，混了个脸熟。而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却鬼使神差的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那是后话。

报训队结业后，学员分配到军区通信团的后峡驻地。过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指导员杨振华对我说，他们都毕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去后峡看望一下吧！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到步校上边的跃钢办事处去打听有无去后峡的便车，不错，第二天还真有一个车要到后峡办事，不过是个大卡车，因有正、付司机，我们要到大车后厢上挨冻呀！

　　第二天我们穿了棉衣棉袄，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全副武装上到了大卡车的后车厢。据司机讲，到后峡有60多公里，但路不太好走，大车要跑两个多小时左右。

我俩就靠在车厢上晃悠着，指导员边走边和我闲聊，来打发在车上的时间。十二月份，已是数九寒天，新疆的冬天格外冷，我们又在车厢上，车开起来八面来风，风呼呼的像刀子一样刮着我们的脸。虽然将皮帽的帽墙放下来并紧紧的系着，但鼻子露在外面冻的红红的，泪水也从眼眶里被吹出来，冰冷实在无法躲避。我已觉得腿开始有些发木了，脚就像在冰窟中。估计指导员可能也是这种状态，但他比我年龄长许多，还是有些经验，他让我动起来，手拍打着，脚跺起来。过了一阵儿，还真好一些了。

在车上的寒冷程度是我们没有始料到的，指导员说这样的事以后不能再干了，是要冻死人的。幸亐时间还不算太长，司机轻车熟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到后峡见了同乡们，自然是高兴的互相寒暄一番。不过呆在这个地方真是很荒凉的，除旁边有几户哈萨克牧民的毡房外，就是通信团的营房了。

　　中午吃过饭后，午休了一阵醒了，我起来到外面闲转。看到远远的山包上，毡房上冒着缕缕青烟，出于好奇想过去看看。大约距毡房还有二百米的距离，突然窜出四条大狗，狂叫着向我冲过来。对于这突如奇来的情景，一时间我傻眼了，不知所措。距离越来越近，80米、70米、50米……这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狼怕掂刀，狗怕弯腰”的警句，我本能下意识的弯下腰，捡起石头朝着四条恶狗砸过去！别看这一遭还真灵，这群狗立马刹车，不敢向前窜了，只是“汪—汪”的冲着我狂叫。我赶紧扩大战果，又紧接着捡起戈壁石不断朝它们砸去，还砸上了一条狗，于是它们发出了失败的叫声掉头跑了。

　　真是有惊无险！如果不是记着这句名言，这四条恶狗扑上来，还不把我撕吃了才怪！

　　所以我对狗没有好印象，尽管知道狗的好处，什么通人性啦，对人忠诚啦，有许多溢美之词。但它只对喂食的主人忠诚，对外人它认为都是仇敌，为什么一见生人它都虎视眈眈，狂叫不已呢？毕竞是畜牲！

　　该见的老乡都见了，该说的话也说了。第二天，刚好通信团团部有一辆小车来这里办事要返回乌鲁木齐，我和指导员搭了顺风车回去了。

　　通信教导队有个医务所，配有一个医生，一个卫生员。医生叫夏炳文，是苏州人。卫生员叫丁金保，是我们同批兵，因祖传针灸，所以到部队仍然搞医。
　　且说夏医生，很有特点。一口南方口音，能说会道，特别是讲三国、水浒、红楼梦此类故事，很是引人入胜。通信教导队看病的不多，工作较轻松，夏医生就经常到我们一中队来转悠。一中队的学员毕业后，剩下队部几个领导和后勤人员以及炊事班的七、八个人。炊事班也有几个有些才气的，马全银是高中生，上知天时，下知地理，无所不晓。赵文艺，书法功底甚是深厚，钢笔字写的龙飞凤舞。可惜了，放在炊事班成了伙夫，当兵几年技术没学成，倒是学会了合面蒸馍、做大锅饭。
　　夏医生基本上隔三差五的来一中队侃大山，这里的几个人把他崇拜的无体投地，他在这里找到了施展口才的地方。
　　夏医生走起路来有点女人的娘娘架势，一扭一扭的。说话也带些娘娘腔。这些倒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听人反映他有些变态，说他给学员看病检查身体时，玩弄男性的生殖器……
　 这的确有些变态。

　　1972年，军区又决定在一中队举办一期有线电技工班，共有三个区队，其中女兵有一个班，为最后一个班，第九班。班长朱红晓，付班长路爱萍，学员中能记起名字的有郑雅莉、陈兰萍、贺疆萍等。
　　这一期学员因文化程度大部分是初中毕业，所以一开始先补习了高中课程，我也是初中毕业，在完成文书份内工作之余，也跟着上课，弥补了没有上高中的缺憾。后来又跟我大姐夫要了他教高等数学的背课教案，自己又修完了高等数学的课程。
　　补习完文化课，开始学习电工学、电路、有线电基础等。
　　之后学习专业课，单路载波机、三路载波机、介绍十二路载波机。
　　通过边工作、边上课，对电工基础及有线电通信有了粗浅的认识，算是初步入门了。
　　三个区队长在闲暇之余，也经常去跟着听课。他们也是各有特点。
　　一区队长彭富勤，干练稳重，谦和待人，工作认真负责。我没当文书之前，在一区队一班，是他的部下。由于上下级关系，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后来过了几年，我军校毕业又回到通信总站，他已是总站器材股的，当了股长没有已经不记得了，最后转业回河南老家了。

　　二区队长赵安华，做事聪明，与人和善，喜欢玩耍。我经常与他打乒乓球，特别学员毕业之后，没什么事就在一起玩，有时候他会耍点小滑头、小聪明之类的，就是说有时候会彰显出小孩子的脾气出来。后来好像没有提干就复员了。
　　三区队长梁建法，故作持重，咬文咀字，写字有一把刷子，但有些自恃清高。记的我刚当文书时，有一次出于形势需要，必须办一期板报。在原来没有文书前，都是他办的板报。我当文书后还没有经历过这些，去请他帮助再办上一次，他断然予以拒绝。我那时确实还不会写美术字，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第二次去请他帮忙，他自恃老兵和区队长身份，竟然把我训了一顿。我哭着走回了队部……
　　待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决定自己边学边干。上书店买了一本如何学写美术字和板报专栏设计，根据题目内容编辑了若干篇“小豆腐块文章”，模仿着、自创着结合起来，利用晚上一个通宵，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期专属板报。我成功了！中队长、指导员及老乡同志们都夸我办的板报新颖、活泼，具有时代感，让人看起来耳目一新，打破了原来板报千篇一律的说教程式。
　　既然当文书，必须能写会画，要对得起这个名声才对。从此我暗暗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办板报、专栏的设计，对美术字中的黑体、宋体及各种美术变形体逐一研学。其实，钻心学进去之后才知道，各类字体都有一定的规律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所以很快的就将各类字体写法一一掌握，熟记于心。
　　美术字毕竞是结构性的，将结构的搭建合理，字体就美观好看了。但真正步入中国书法之路，还须万里长征迈步从头越。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历了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而独立于世界。于是，从今年开始正式研习书法，先从隶书练起，每天一小时，从隶书的经典字帖《石门颂》开始练起……。
　　以后再不需求人写字，你即使写的再好我也不去请。所以任何事情都是逼出来的，原来恨他不帮忙看笑话，现在则要感谢他逼出来一个书法家。呵呵！

　　后来三区队长对女兵班长朱红晓有些过份关心，经常以谈心为名约她出来散步。她白天在营房门口坐哨时他也陪着，弄的朱红晓非常尴尬。队领导发现这些苗头后，曾找他谈话，提醒他注意影响。后来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后果，但对朱红晓的学习还是有些影响的。后来也是没有提干复员回了老家。
　　若干年后，曾到库尔勒市所在地的军区第二通信总站出差时，在273医院遇见过陈兰萍。贺疆萍毕业后从南疆军区调至通信总站传真室，后又到军区第二技术侦察局工作，我们还断断续续的有些联系。
　　这批学员男的有王玉民，很有才气，工作能力较强，业余爱好偏多，在通教队时，他的蓝球打的很好，乒乓球水平与我能够匹敌。90年代中期，当他从部队调至军区联勤部当付参谋长后我们才接上头，那时我在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当付处长、处长。99年兵团军事部升格时，他又调到农七师武装部任部长（副师职）。后因车祸重伤后免职退休。

　　那时年轻，什么都想学。
　　军区曾经在步校里筹建了一期侦察教导队，看见那些学员们在教员的指导下，练捕俘拳，擒拿格斗，砍砖打捧硬气功，真是羡慕不已！
　　说来也巧，我们中队里有个学员叫孙继武，是军区111侦察支队的，69年的老兵。当过侦察兵，捕俘拳、擒拿格斗、空中跳伞得心应手。组织上为了全面培养他，到我们通信教导队又学习通信技术。
　　杨振华指导员也特别喜欢拳术，但他是领导不好意思练。于是，他将孙继武叫到办公室专门交待，以后不需出早操，每天给文书教捕俘拳。当然我学会之后，可以随时教指导员。孙继武是个爽快之人，也很厚道，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满口答应领导交办的事。
　　从此每天一早，孙继武从一招一式开始教起 ，我认真刻苦地跟着练习蹲马步、背拳谱、练拳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三套捕俘擒敌拳全部掌握在手，熟记于心。当然，这只是一个花架子，因为没有条件经过实战训练，真正运用到实际还有很大差距。
　　从此，和孙继武交上了好朋友，后来我到军区通信部工作后交集甚多。

　　转眼到了1973年，三年服役期的最后一年。  
73年通信总站接的是山东兵，分到通信教导队的是山东冠县和五莲县的。新兵住在三中队楼上，有学习无线电报务的，有学习有线电载波技术的。
这年，队部领导考虑我们教导队几个文书、打字员都已当了两年兵了，要给个机会学一些技术以备今后之用。所以这次调整我们和新兵一起学习。一方面给73年兵当班长，一方面学习载波技术。  
中队长是丁学义，谷景明当指导员。因徐兴群原在二中队给丁中队长当文书，所以丁学义过来当中队长之后，让徐兴群当六班班长，让我这个一中队文书当副班长。还有让三中队文书陈铜当五班副班长，队部打字员秦有贵当七班副班长。
其实一开始是不让我学载波的，因我71年学过报务，想让我辅助报务教员训练新兵。但我72年跟班学了有线电基础后，已知学载波的技术含量比报务多，所以提出要求学载波 ，并找到队部马庚武队长。马队长说，你们几个文书给通教队服务了二年，都是自己的人，想学什么满足个人要求。并给丁中队长打电话说了此意见。丁中队长很不高兴，但他还得服从，可他也放出了狠话，说我是不服从组织安排的人，不能重用。
不管怎样，我还是实现了学载波的愿望了。我不需要他重用，只要学到了技术，到哪都能受到重用，艺不压身嘛！所以后来丁中队长虽然安排我也当了班长，但是个副的，不能重用的狠话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在带新兵的日子里，我积极配合徐兴群做好本班的队列训练、业务学习、生活安排等，使我班在全中队里各项科目都很拔尖。逐渐改变了丁中队长对我的偏见。
三月份，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好赶上组织上吸收一批新党员在烈士陵园搞宣誓活动的仪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之前，因为年龄不足18岁，按组织的要求一直未达标准，现在到部队两年了，经历了组织的培养和考验，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了。

　　1973年，邓小平二落二起恢复工作之后，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在教育上，高校开始实施考试录取招生。　　
当时军队通信院校大部分被撤消，仅剩重庆通信工程技术学校了。七、八月份该校面向全军招生，取消组织推荐保送上学，严格进行书面考试录取。　　
军校派员来到新疆军区来招生，军区给予了通信总站和通信教导队考学的名额。队部参加考试的有冯乃勤、高树发、秦有贵，三个中队的文书有徐兴群、陈铜都参加了，偏偏没有我！  
这是谁定的名额？莫非是丁学义中队长的从中作梗？不得而知。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因第一次参加考试的人员中有身体不合格的，有考的分数太低的，被刷下来一些人，招生名额没有完成，又选了一些人员参加考试，这次我才作为后补参试。当我接到通知时，仅有三天复习时间，我几乎没睡什么觉，从初中到高中的课程以及高等数学全部复习了一遍。还好，考试分数门门都在90分以上，顺利通过。　　
通信教导队考上军校的有冯乃勤、高树发、秦有贵、陈铜，还有我；此外，在教导队载波提高班的还有秦永山。通信总站考上的有郝双喜、李荣法，还有一个68年入伍的干部报务员赵作彬。　　
徐兴群因为眼晴有问题未能考上军校。　　
九月十四日，通信总站的与我们通信教导队一起考上军校的一行九人，乘坐列车，离开了战斗过三年的通信教导队，离开了步校，开始了新的军校生活……

　　这三年，是我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在学业上，虽然未上高中，但在部队里补上了这一课，而且还自修了高等数学；在专业知识上，无论是无线电报务，还是有线电基础理论均有所收获；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犹如生铁一块初步得到“型”的锻造。
　　在人生的长河里，所遇见的无论是老乡、战友，还是各级领导，大都是今生一见匆匆而过。有的虽在某些时期又相遇走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各自走着剩下的余程。
　　回眸相望，那一幕幕军营生活，年轻鲜活的身影恍若昨日刚去不远；顿首思量，我们却已过了花甲之年，生命、时间不可逆转，心中总是感慨万千。不知道有无来世，是否还能遇见。所以，我异常的珍惜这段时光，移动拙笔，一段段的回忆着、珍藏着……
　　这岁月的年轮，就像树的斑驳而变为茁壮，只有通过树心圈数来感悟诠释沧海桑田的变迁。五味杂陈的军营生活里常有感人的画面，定格在记忆的相册里。

后记三则：
　　1、关于通信教导队成立与撤消
　　1969年步校撤消，因步校的编制中有通信队，步校撤消后连同通信队编制一同取消，所以军区就没有了通信培训机构。为此通信兵部专题呈报军区设立通信教导队的机构，军区给予批准，其调整方案是：将原步校通信队与通信团训练队代军区培训任务部分，合编为军区司令部通信教导队，下辖三个教学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军区所需各类技师、修理工和直属军分区、直属团的有无线电员，轮训军区通信干部和储备技术骨干。教导队划归通信总站领导，执行营级职权，除教学计划的制定，学员的选调与分配由通信兵部负责外，其余各项工作均由通讯站负责。    
　 1974年1月17日，新疆军区（74）新军字第069号通知，下达组建通信训练大队。于1974年1月29日决定，由通信总站代管的军区通信教导队移交于通信团代管。军区赖光勋副司令员主持召开了移交会议，参加移交会议的有军区司令部军务动员部、直政部、通信兵部、军区后勤部营房部、直供部、军政干校、通信团、通信总站的负责同志和有关领导，会议对移交的内容、方式、时间、移交单位的干部、职工的去向，接收后通信教导队干部、工作人员的配备、任免等问题均作出了明确决定，并限定2月10日前交接完毕。
　　我们曾生活与战斗过三年的通信教导队，从成立、发展至撤销仅存在五年的时间，但她为新疆军区培养了一批批有、无线通信技术人员，成为了部队通信系统的中坚力量，为通信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步校的沿革
　　前身为1949年11月在迪化成立的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58年更名为新疆军区干部学校；1962年更名为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撤销；1974年10月恢复为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更名为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79年更名为乌鲁木齐步兵学校；1981年更名为乌鲁木齐陆军学校；1986年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参与合并组建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训练大队)；1992年更名为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1999年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解放军兰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疆大队)合并组建乌鲁木齐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军医学院)；2005年乌鲁木齐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军医学院)撤销,并入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边防干部训练大队；2011年改建为解放军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2017年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撤销，参与合并组建陆军边海防学院。
　　3、通信教导队的旧址
　　从70年代开始迄今，步校几易其名，平面建筑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过去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是朝着正规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了。原通信教导队的旧址，目前尚有南教学楼、三中队的楼房，但已经在原楼基础上进行了穿衣戴帽的重新修缮。一中队的楼房已经拆除，饭堂还存在。

这两栋楼为一路之隔，后面的三层楼就是我们原来的南教学楼，已经重新修缮过。前面的楼是步校新建的教学楼。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