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过去走来》（一）童年学生时期

老兄

（1951.04.08——1969.04.12）

行走在“奔七”的人生路上 ，生活舞台的大幕在徐徐下落。没有了人物，没有了道具，音乐的噪声也没有了，是快到该“清场” 的时候了。呵呵，就这么悠哉游哉，自己想想，也该留点啥吧！ 《我从过去走来——学生、下放、回城》，人生的三部曲也就慢慢出笼了…。

　　（六岁在蠡园）

我出生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初八（阴历）的浙江湖州，在未满月就抱到了苏州养父母家。至今我也不知我的亲生父母。（这些都是我的养母临终告知）当时养父失业在家，养母只能投靠到无锡的常州老乡帮人洗衣维持生机。（后也卖过菜，摆过水果摊）我真正有记忆的童年是从无锡开始，也就是五六岁吧。记得我们曾在吴桥西的杀牛场住过，后又搬到惠商桥堍住过，最后就住到吴桥东路178号（租住）。五八年公私合营，母亲在水果店工作，父亲在四菜场做会计。我家在此居住，直到房屋拆迁。童年的琐碎也已记不得了，最初有一段往事，还是听我母亲说的。在我六七岁，在杀牛场住时，曾把家里一元多钱拿出去，由邻居家的大小孩领着一起花光了，买了许多吃的和玩的。母亲回家发现了，气得扎扎实实地打了我一顿，（那时洗一套衣服才五分钱，一元多钱我母亲要洗多少衣服啊）她一面是严厉教训我，一面也是打给邻居看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随意拿家里的钱了。

（九岁和邻居小伙伴蒋琪）

何时搬到惠商桥住，我也不知道，只记得邻居家有一男孩老要欺负我，因为他比我大二岁，我又打不过他，所以只好老躲着他。住到吴桥东路178号，那是阿珠家的沿街二楼私房，儿时的记忆还蛮清晰，就在吴桥东路大运河边上。附近沿街店面，都是做小生意的。有开杂货、卖碗瓷器的；有开茶馆、卖生面的；有冷作修理、做裁缝的；再有就是卖菜、卖水果的，街面很是热闹。那时邻居每家的小孩都有四五六个，唯我家中就一个，觉得很是孤单。因此我经常下楼，去阿珠（房东也是同学）家的院里玩。我们一起捉迷藏做游戏，一起几个小孩做“家家”。有时候她妈妈会给我们讲“三只兔子”的故事。更入迷的是听她大哥讲野外地质探矿的经历趣事和看他带回的形形色色各类矿石。那时对我年少的心灵触动和影响非常大。我暗暗立志，长大了也要去做个地质勘探员，每天都有新的刺激在等待。

（儿时邻居小学同学六年的二位女同学）

从吴桥到三里桥，这一路有小酒咪咪的饭店，有大声吆喝的澡堂，有玲琅满屋的商店，也有三教九流的茶馆。早上泗菜场是人头串串，晚上电影院鱼目混杂。街上有唱戏説书，练功卖狗皮膏药的无业游民，河边有卖鱼吵架，结婚放鞭炮的笀船渔民。就在这条街上，我们在隔壁四庆家飘洋牌、拍香烟壳、“癞痢背洋抢”；和面店小麻子抛弹子、笃铜板、扔纸镖；和杂货店的金海银海一起斗鸡、叠罗汉、抛橡皮筋等等。我们可以从吴桥头一直玩到三里桥。但小时候更喜欢到河边去摸鱼抓虾趟丝螺。有一次在门口拍苍蝇，一不小心滑到了河里，好在利用造纸厂的工人听到救命的叫声，及时冲出来把我救起，否则这条小命，早就呜呼了。吴桥东路，大运河边上，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儿时故事，也承载着满满的美好回忆。

（六年级我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

九岁我开始上学了。先是在吴桥民办小学读书，（就在解放电影院旁）记得那时学校很小很简陋，就楼上楼下几只教室，也没操场，连自己坐的凳子也要自家带去。老师也多是社会聘用的读过几年书的“社青”。没有正规的师资，普通话讲不好，拼音也没好好学，故我们的基础都没打好。但那时我比较喜欢读书，一开始只是喜欢看童画和民间故事，喜欢听“小喇叭”的故事。有时发现包装纸袋上有童画，（那时的纸袋都是把那些旧报纸和旧书画本糊的）我都会小心翼翼把它拆了铺开来，认真阅读。以前家里没有收音机，每天五点多，我会等楼下的自行车修理店关门后，伏在门板上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读长篇小说是从三年级就开始，第一本书就是《林海雪原》。那是一个解放军叔叔买水果，买好了发现军用挎包装不了，无奈只得把里面的一本旧书拿出来“小朋友，这书送你了！”碰巧我正好在旁玩。从此我就爱上了看小说和各类长篇。

（小学时期的各类奖状）

在小学读书，我学习成绩也不错，各类功课都能在九十分以上。好像每个年级都担任班干部，学期结束总少不了要拿回几张奖状和本子铅笔之类的奖品。有一件事记忆特深刻，一年级教我们的老师，要调去别的学校了，临别时全班同学哭得特别伤心，那时好像初步懂得了师生感情。还有四年级一次不知为啥和同学打架，我从大队委降到了中队长（三条杠变二条杠），班主任老师说：“这是给你最大的处分”。此教训也确是深刻。从此我一般不会和人打架了。记得那时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去苏州伯伯家，因父母忙于生计，没空照料我，苏州大伯伯（当地习惯称父亲的姐叫伯）家庭妇女，小伯二个女儿，所以去了也有伴好玩。刚开始由父母送去，四年级我就自己一人去了。那里也留下我少年的许多美好回忆。（我的《老宅子.小伙伴》有详细记载）

（小学毕业五十二年后的聚会合影）

四年级结束，我被转到了信德桥民办小学，也就是五年级六年级就在此学习了。学校比原来大了些，也总算有了可以上体育课的操场 ，我很骄傲地站在司令台上为全校领操。学校参加文艺汇演，我成了学校大合唱的指挥。还记得那时学校的黑板报都是我和阿麟俩负责，他的粉笔字不错，我会美术绘画。我俩也是学校说得上的好学生。记得为了考初中 ，教体育的胡老师还把我俩叫到他家帮他女儿一起复习做题呢。在小学我是个活泼开朗和乐意助人的学生，曾经被学校评为学雷锋活动积极分子。在老师同学的心目中我是比较优秀的，父母也以我为荣。

（小学毕业证书）

小学六年的努力，我考入了就近的无锡市第四中学，那也是北片最好的中学，我们班里一共录取了好像是八人。但当时我的目标是考一中，那是无锡最好的中学 ，父母也曾答应，考取一中奖励买自行车，让我骑车上学，这是多大的嘉奖啊，遗憾目标没有实现。（估计是自己的数学没有考好）。学校毕业了，但毕业证书和毕业照都没有，也许是学校条件太差，也许学校不够重视，也不知啥原因。总之是留下了一点遗憾。（我的毕业证书还是文革时期，我在初中学校的图书档案里给翻到的）

（回锡后我们班级联谊活动的合影）

进入初中，学校的硬件软件都大大改观提高了，感觉简直是换了个读书环境，我的体育特长得到了发挥，60米短跑班级第一，第一批进入初中足球校队，还担任了队长。（初一联队）因此也担任了班级的体育班委。但在初中也出过二次洋相。一次记得上完第三节课，鈴声一响，我就拿着饭盒冲出去，为了早点排队吃好饭，可以去抢占乒乓台。其实是要第四节课下课才吃饭呢，我的行为，引得老师同学们哄堂大笑。还有一次为了玩足球，上课时间脑子不集中，老一门心思如何踢好球，一次数学测试，险些没有及格，给数学居老师狠狠教训了一通，这时我才惊醒。

（女生和班主任顾老师合影）

好在自己及时调整，玩心有了修敛。自己的学习成绩没有落下，仍然名列班里前茅。记得那时和我同桌的女生好像是顾倩倩，我也和王劲雷同坐过。我和阿沛一起养过金鱼，和小建人一起到铁路边看过火车，在杜晓宏家做过作业，记得那时班里男生的“市面”没女生大，抛头露面的就是刘俊芳。第一学期结束时，我荣幸被评为“三好生”和“优秀少先队员”。这时我们高三的辅导员谢学厚，就发展我成了班里第一个共青团员。那时有点蛮得意的，因为初中六个班，每个班才发展一个。

（初中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

（初中被评为“三好生”的奖状）

（男生和班主任顾老师合影）

由于我在班里各方面比较领先，所以在同学和老师眼中自然也就是个好学生。但初中才学了半个多学期，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开展了。学生不再学习上课，整天开始破四旧，造反闹革命，去“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在学校批斗老师。那时候我曾带着几个同学到上海、杭州、长沙串联过；去过湖南韶山老人家的家参观过；也去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蜂拥而过，接受他老人家的检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那些红五类的学生开始显眼起来，原本好学自强的我，不知啥原因却成了他们妒忌排挤打击的对象。

（六八年送班里参军同学的合影）

那时候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写“大字报” ，教室里的四面墙上，我的课桌上到处贴满了攻击我的大字报。内容就是“五分加绵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班级里的当权派”等等。当时我才15岁，幼稚的心灵受到如此冲击，简直是难以承受！好在工宣队的师傅劝慰我，不要有思想负担，没事的，他们这是学生斗学生，我们不会把材料放进你的档案。他当时就把大字报的材料底稿给了我，让我自行销毁。但这打击 在我内心深处，还是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烙印。

（文革和高年级同学在校门口留影）

就在全班同学都不理我的环境下， 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苦闷，情绪十分低落。也慢慢使我的性格有了彻底的改变。我不再是那样活泼、健谈、开朗、善于想表现自己了。而变得是不善言辞，察言观色，沉默深思，性格上更趋于了成熟。

（和组织同学合影）

那时候我就走出班级，开始参加学校里的学生组织，摆脱自己被孤立的局面。我结识了许多比我高年级的同学，和他们成了革命战友。我们一起抄大字报，贴标语，发传单，我也学会了刻钢板，印战报，写大标语。期间有二个高三的同学对我影响比较大，并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爱好文学、喜欢练字、游泳爬山、绘画吹笛、甚至还学会了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也许这就是人生启蒙吧。直到复课闹革命时，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组织，我才慢慢逐步恢复了和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关系。

（和组织同学合影）

（和组织同学合影）

（组织同学集体合影留念）

在那二年多的时间里，也就是“文革时期”，我和高年级的同学住在学校，“战斗”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记得我们推着板车，拎着浆桶，上街去刷标语贴大字报；记得那时抄写大字报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把浆糊面调了充饥吃；记得在下大雪时，男女同学到操场上去打雪仗；记得为了满足文学上的好奇，悄悄钻进图书馆里去偷书看；记得为了“文攻武卫”，在天主教堂练身体学摔跤；记得为了响应号召和工农相结合，我们深入农村工厂去“学工学农”。那个时候，就是全国人民发高烧的狂热的年代。每个人都不知道了自我，都被一种迷茫的崇拜卷进滚滚的洪流中去了。

（六九年我的上山下乡批准书）

直到老人家挥手，千万青年学生开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我也于六九年三月批准去“江苏国营淮海农场”。但那时正好我的父亲在上海医院检查出胃癌，但户口已迁，无奈我只得延迟下乡，但延迟也是没有前途的。（当时号称三年不分派工作）六九年四月十二号，随着第二批学生，我坐上去淮海农场的大驳船。船在大运河上缓缓驶过西门桥、三里桥、黄埠墩，快要到吴桥了，看到我家窗前双亲模糊的身影。此时此刻，眼泪忍不住了……。岸上告别的是人山人海，大驳船离家是越开越远。我知道，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不知道命运将会是如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