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情怀 一一一周建华携夫人再访“故乡”

【蠙城传习】

<h3>  戊戌大年初四,南京某高校教授周建华携夫人再访当年“插队”故乡。</h3><h3> 当笔者问及此次活动主题与安排时,周教授毫不犹豫地说:共叙知青情怀。</h3> <h3>  “知青”,是一个历史的过往与概念,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与精英!</h3><h3> 周教授说:“知青”,在那个时代就是理想与奋斗的代名词,如今看来,更是真情与平等的真实写照!我对这段经历不仅无怨无悔,反而引以为豪。因为我的人生价值观就是那时形成的,以至今做人做事的准则都没有变……</h3><h3> 他的一番话不是投石问路,而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解放军某部队救火英雄,连环画《周青》主人翁)周庆,时任周教授插队队长、大队革委会负责人高勇,以及周教授插队时的故交姜扣琳、陈志良、谢爱元、顾祝明等人纷纷发言回忆当年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锻炼、同提高的经历与友谊。一起参加聚会的还有:周庆的夫人曹明秀老师,高勇的夫人江美老师,周教授的技术合作人、南京某企业高管姜海东,周教授的学生及助手陈栋等人。</h3> <h3>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当年播队知青比回乡知青更艰难的磨练。</h3><h3> 周教授回忆说:我虽生在农村长在县城,但是高中毕业不久就来插队劳动。对农村、农业、农民一无所知。生产队从干部到群众,从爷爷奶奶到弟弟妹妹都真心欢迎我的到来。生产劳动手把手地教、生活上无微不致的关怀照顾,这些都是自发、自觉、无私、无酬的!(就象对自己子女这样本心,又象对自己徒儿那样严格)使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学会了很多基本的劳动技能。(肩磨破了皮,手磨起了茧;什么苦都吃到了,什么难都遇过了;而心里还是甜甜美美的。)……</h3><div> 说到插队最大的收获,周教授认真地说:就是磨励了自己的意志!而且是人生最大的收获!</div> <h3>  确实如此!当年先后来我们大队插队的知青十多人,有大都市上海来的,有自愿投亲靠友来的。初来乍到就亲如一家人!</h3><h3> 知识青年将农村作为学习的大学,而农民也虚心地向这些知青求教文化知识。</h3><h3> 笔者认为:当年知青下乡、知青回乡最大的成功,就是影响和塑造了农村一代青年人!(笔者1972年高中毕业,1973年担任大队业余扫盲和理论辅导员)</h3><h3> 周建华插队到来,对于大队青年业余教育是雪中送碳如锦上添花。当时全大队2000多人,文盲占一半以上(而青年人中的文盲也占三分之一)</h3><h3> 从1974年春起,笔者与周建华商量决定:兴办大队业余农校。随后又以“农校”与团支部结合(当时大队团支部书记周建华,业余农校校长、团支部副书记姜扣琳)先后组建了“三班、五队”(全部是业余活动没有报酬的。人员最多时近300人,农闲活动频繁时每天晚和下雨天都有活动。做到青年人乐意,家长们支持。因为几年中从未有一校、三班、五队人员闹矛盾或谈情说爱无事生非的事例。</h3><h3>) </h3><h3> “三班”:文化班、技术班、艺术班。</h3><h3> 文化班:主要是扫盲和补习文化。(每周晚两堂文化课,每堂课两小时)不到一年,50多名学员不仅人人脱了“文盲帽”,还个个能当田头读报员。还有近10人在扫盲补习后加入了“大队理论宣讲队”且每场演讲都是脱稿和座谈式、对话式。(教员:陈志良、周建华等)</h3><h3> 技术班:主要是学习农业栽培、植保、土肥、种子等。为生产队先后培养了上百名农技骨干。(教员:姜扣琳、袁维和等)</h3><h3> 艺术班:主要是学习绘画、音乐、舞蹈、织绣等技艺。帮助青年人一专多能(又红又专)。(教员:周建华、谢爱元、吴巧英等)</h3><h3> 五队:理论宣讲队、文艺宣传队、铁姑娘突击队、义务劳动支援队、义务巡逻队。</h3><h3> 理论宣讲队:主要是利用农闲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队长:姜扣琳、袁维和等,这样的演讲活动每年都有三至五稿内容,可到田头、场头、工厂、学校、等各种场所宣讲近百场次。)</h3><h3> 文艺宣传队:是当时最普遍,也是办得最好、最久、最受农民识迎的队伍。(队长:高勇、谢爱元、姜扣琳等)</h3><h3> 铁姑娘突击队:主要是大队、生产队有紧急情况,男民兵不够安排,便由铁姑娘上阵。(队长:高菊红、戴春秀、吴萍等)</h3><h3> 义务劳动支援队:由业余农校的骨干组成。人员根据情况可多可少,大队与生产队可分可合。主要是针对收割和拾棉花遇到灾害天气对落后队和项目增援,确保和鞭策后进。(队长:姜扣琳、袁维和、王志祥等)</h3><h3> 义务巡逻队:巡逻虽然是民兵营的主要任务。但民兵绝大多数是全劳力,白天劳动负担重。所以就负担起夜间的平安巡逻责任。(队长:周建华、顾祝明等)</h3><h3> 回忆到这里,是周教授最开心的事。当时周建华是新党员、团支部书记、民兵神弹手。经常背着冲锋枪带上两、三人到全大队巡逻。虽说当时民风很纯,毕竟物资缺乏生活困难。没有抓到敌特分子,但小毛小偷还是有的。</h3><h3> 对于当时的“一校、三班、五队”等活动,大队领导周庆、高勇等人也常来看望和指导,其活动经验在县、市均做多次介绍。</h3> <h3>  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将苏联留学回来的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并拜一位农民大爷为师。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六十年代得以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时代与历史的背景,有无可否认的功绩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外很多机构和学者研究这个问题。而我们就不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吗?</h3><h3> 周建华夫妇表示:只要有机会愿意为第二故乡做点实事,报答当地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培育之情!</h3><h3> 座谈结束前,周教授再次强调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历时近二十年的运动不会再发生。但是,知识分子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知识青年接受基层锻炼,值得大家总结研究应用。</h3><h3> </h3><h3> 讲到这里周教授介绍了他的技术合作人姜海东,去年在沪通长江大桥钢管柱双井壁世界级难题解决中做出突出贡献。中铁大桥局给他颁发了“沪通长江大桥杰出贡献奖”。他不是靠文凭、知识而是靠勤奋与实践做出的成绩。10多年中由他领头和参与的发明专利就达到20多项。姜海东接着简单介绍了他在江苏中铁奥莱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h3><h3> 座谈结束后,周建华与夫人设晏招待大家,并执意冒雨走访了有关农户和笔者的父母亲。</h3> <h3>摄影及文字助理:陈志良</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