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人物

陈志会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为什么没有实现国家稳定，民族复兴，反而造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看看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再看看中国国民党里重要人物的革命行为，就能找到答案。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中国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特别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哪一个能够做到为公，有什么制度措施实现为公。生产资料公有还是私有，是天下为公成败的关键。误国家的在于私，困天下的在于利。可惜那些手握重权的国民党员，口号漂亮，行为令人不耻，剑财和揽权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在党内暗杀异己，更不把百姓放在眼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民抛弃，失败垮台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有人说:少年强则国强。清末民初两朝官方和民间为了复兴强国，派遣不少青年到国外学习，在国内广办新学，培养人才，企图教育兴国。结果怎样呢？培养的青年才俊几乎所有人都不为百姓大众着想，只为个人升官发财，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是火坑灾难。辛亥革命的实权人物强了自己的势力，国家不仅没强反而造成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后来国民党虽然统一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附外国势力，国家并没有真正独立。党内腐败丛生，愈演愈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国家的主要资源和经济，国家没有富强，民不聊生。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小日本在东北仅两万兵力在几个月就将张学良16万国军全部赶出东北，疯狂践踏中国领士主权，国民党害怕民众，脱离民众，欺压民众，弱不经风，几乎亡国灭种。究其根源不是少年强不强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极不公平，倒行逆施的社会形态，腐败的官僚制度，高强度压榨剥削人民，人民彻底失去创造世界的能力。

大浪淘沙，历史公正。中国国民党早期去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士中有很多人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中也有不少人接触过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由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选择的主义、道路、依靠对象也就不同。只有那些具有爱国爱民情怀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志青年志士，选择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中国共产党内就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青年志士。他们深入民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将买办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工人阶级不再受剥削，翻身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才实现了繁荣富强。执政的共产党人要牢记历史，胸怀国家与民族，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劳动成果共享，不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道路。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孙中山生于一个贫困农家，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1875年（清光绪 元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当时，村中有个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很感兴趣，崇拜洪秀全 等反清人士。

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长兄孙眉资助他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1883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遭到村民指责，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中，孙中山目睹满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孙中山：《革命原起》，见神州国光社出版《辛亥革命》第一卷) 。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未被接受。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时，当时多数国人尚处于不觉悟状态。孙在回忆当年被通缉时的遭遇：“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1900年)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革命原起》)这充分说明，民心在“变”。

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

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即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1905年8月20曰，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一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05～1906年间他亲自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支部，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人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有力批判，为辛亥革命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奔走海外，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被压迫人们的反抗斗争。翻开古今中外历史，几乎每次被压迫阶级的反抗，都是由统治阶级先挑起的。这也就是说，“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0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12月下旬刚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国民党党务实际由宋教仁主持。他主张实行政党政治，成立责任内阁。国民党不仅删除了同盟会政纲中的革命内容，而且为了实现议会选举的目标，把一大批官僚政客、立宪派拉进党内，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无原则政党。

1913年3月20曰，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对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二次革命拉开序幕。9月1曰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流亡日本。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是国民党内思想混乱，组织不纯，人心涣散，无力领导革命继续前进。 1914年7月8曰，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釆用权力集中的党魁制，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等人，都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 ，只是由于黄兴采取了以大局为重的团结态度，才没有酿成革命党内部的分裂。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9月1曰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次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看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不大，但党员深入群众，与民众融为一体，组织民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遍及全国各地，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10日，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民国九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

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革命屡遭失败，在绝望中认识到:国民党要恢复朝气，实现革命目标，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得到共产党帮助; 效法苏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曰)

　　黄兴出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guàn)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1902年6月，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yào)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同年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议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出打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主持整编南方各军。后因没有经费，军队哗变，乃取消留守府，退居上海。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汉川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3年3月20曰，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12曰，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对黄兴有所责难。

1914年7月8曰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廖仲恺，男，（1877—1925），汉族，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

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bù同埠)乡窑前村人（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

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曾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7月12曰李烈钧进攻九江的北洚第六师，二次革命拉开序幕。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逃往曰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廖仲恺狱中写下《留决内子》《决醒女承儿》。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叛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1925年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没有公心，个人利益高于党的利益，党人互相猜疑，滋生内斗，争权夺利，甚至置对方于死地，还是革命党吗？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即如今的廖仲恺何香凝墓。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汉族，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3月20曰被暗杀于上海，终年三十一岁。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不满清政府统治，倾向革命。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　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后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宋教仁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对他后来从事党政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2年8月25曰，在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宋教仁置同盟会革命纲领于不顾，吸收大批官僚政客入党，谭人凤对此深表疑虑。此后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曾说：“现在组织临时政府，肇造共和政体，要不是由我们党人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谈政治的改革。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那里可以跟他们谈革命，讲民主？‘以涂附涂，未见其有济也’。我认为组织政府之初，应该全用革命党员，不用旧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惜革命党内许多头面人物动机不纯，把公权当个人资本，扩展个人势力，捞取个人私利，置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于不顾。后果必然是党人分裂，民众失望，革命半途而废。

附宋教仁《长恨歌》

噫吁嘻， 联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 愧手腕之不灵。 谋自 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 事竟败于垂成。 虐骑遍于道路兮， 购吾头以千金。 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 恐徒死之无益， 且虑继起之乏人。 负 衣徒步而走兮， 道去此生斯， 长斯、 歌斯、 哭斯之国门！ 嗟神州之久论兮， 尽天荆与地棘， 展支那图以大索兮， 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 由之土地。披长发啸而四顾兮， 怅怅乎如何逝。 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 亦惟有重展！

　　刘揆一（1878年－1950年），字霖生，湖南衡山县人，生于湘潭县白石铺杨柳冲。

刘揆一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黄兴结识，并一同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后改组军中民教育会）。同年五月，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攻，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并且介绍了马福益的情况。当即决定同马联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不久，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外围 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光绪三下年春，刘揆一、黄兴在湘潭县茶园铺秘密会晤马福益，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会的一，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的活动经费。人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党理会党事务。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无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九月，三人相继逃入上海，起义未经实现，即遭失败。黄、刘抵沪后，上海发生了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机关遭破坏，黄、刘又被迫离沪，亡命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同盟会成立时，刘揆一因持导议，没有参加，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他才加入。不久，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牺牲 ，父刘方山尧 病亡后，遂举家从湘潭迁往日本东京，直到辛亥革命后方回国。其主要工作是筹划会务，发展会员，为前方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等。

这时，同盟会领导意见不一，内部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反对分裂，作了一些调解的工作。并拒 绝召开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的会议，维护孙、黄合作。宣统元年（1909）八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发表“七省同盟会中匿名书”，列举罪名攻击孙中山。十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各报社，否认陶等函件的效力，使陶等的谋划未能得逞。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刘揆 一从日本回国，主张“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他任参议院议员。民国元年（1912）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刘为十干事之一。8月，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为了不爱观明国会关于会员不得参加非政党内阁的决定约束，他登报脱离同盟会。同盟会改名国民党后，9月，国民党推举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部总长。他又表示：“我本系老同盟若全体加入，我自然复党”。

民国2年，他别组“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部总长职务。

民国4年8月，筹安全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为其坚决拒绝。民国5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的言论，以号外披露《二十一条》，促进反袁运动的发展。3月，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 一一度担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解散。

五四运动，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留法勤工俭迷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前夕，他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民国21年他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

民国22年，蒋介石邀请一些名流、学者参加政府工作，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民国23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 解除顾问职务，遂退隐家园。日军侵入湖南期间，他隐居湘西洪江，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很少往来。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多次与毛泽东主席书信往来。

谭人凤（1860—1920），字石屏，名有时，号符善，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汉族，湖南新化县人。清咸丰年农历八月初六（1860年9月20日）生于新化县福田村（今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曾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16岁考取秀才，后累试未中，30岁时，在村内义学任塾师。在地方颇有威信，里中每有争议，务请他排难解纷。在教学的同时，开始联络会党，召集江湖朋友在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仿照“泰西教法”,创办福田小学堂，接触新学，眼界渐开，对时局日益关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与会党秘密联络，进行反清活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得知黄兴、宋教仁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发难，便在会党中加紧活动，先后奔走湘西和广西，伺机响应。后闻宝庆会党起事，由桂返湘相助。宝庆事败，为避免官府追捕，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离开县境，赴长沙，任新化驻省中学监督。同年冬，逃亡日本东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十二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他与周震麟、洪春岩、宁调元、胡璞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密谋响应。事败，于光绪三十三年初复返东京，入法政学校学习。十一月，同盟会发起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他得知起义军占领镇南关，回国将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百金，前往参战。宣统二年（1910年)与宋教仁等酝酿并于次年成产同盟会中部总部，设机关于上海，他负责党务兼军事联络工作。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间，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为中部总部黄兴的联络人。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起义机关统筹部，准备广州起义，谭应召前往参加。广州起义爆发，他要求参加敢死队，因年老体弱，被黄兴劝阻。广州起义失败，有些革命党人意志沮丧，他却振作精神，加紧在长江中下游活动，激励人心，促成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宣统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他由沪赴武昌，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二十二日，长沙起义成功，去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会上，当场“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军歌一首，激励士气。汉阳失守后，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城亡”的铮铮誓言，昼出洪山，夜归武昌，率领军民，坚守阵地，苦战十天，终于保住武昌，“而固民国之基础”。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黄兴赠诗给他，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民国2年(1913年)年7月12日，孙中山等发动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坚决主张联络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9月，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9人，将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他再次被逃亡日本，隐居在九州福冈县，更名为林泉逸。在这里，写有带自传性质的《石叟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辛亥革命史料。虽远在异国，仍关心讨袁大计。民国4年，致电蔡锷“直抵燕云，以诛元凶”。并往返于南洋、新加坡等地，筹款和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反袁斗争。民国5年6月回沪养病。6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他积极联络党人，坚持维护南京临时政府《约法》。

民国9年农历三月初六(1920年4月24日)，在沪病逝，终年60岁，孙中山为其治丧，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其遗像“青霞奇御”，国民政府追赠二级上将军衔，归葬新化县文田镇茅田村。

附

3月20日，袁世凯果然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两天后宋伤重殒命。谭人凤万分悲痛，亲撰挽联：“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汉族，福建闽侯人。

幼年时过继给叔父为子，其嗣父是个饱学多才的廪生，以诗文闻名于时；嗣母是个生性善良仁爱，典型的贤妻良母。林觉民天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嗣父的喜爱，自幼就由嗣父亲自教导读书。后参加科举考试，无意获取功名，遂在考卷上题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离开考场。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考入全闽大学堂（今福州一中），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回乡与陈意映结婚。

少年林觉民觉得教育腐化，力赞邹容的“革命军”中所提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与几个进步同学在福建城北找了房子，自办私学。

林觉民还在家中办女学，动员妻子陈意映、堂妹林孟瑜等亲友10余人入学。他亲授国文课程，抨击封建礼教，并介绍欧美先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男女平等情况。在他的劝导下，家中一众女眷纷纷放脚，还有人进入福州女子师范求学，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为了激发市民的革命思想，林觉民和同学一起成立读报所，其中收纳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小册子，订了《民报》《苏报》《浙江潮》和秋瑾的《中国女报》等进步报刊。

林觉民尤善讲演，常常宣传革命道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活动，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林觉民告别陈意映，东渡日本自费留学，专攻日语。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转入庆应大学学习文科，专攻哲学，兼习英、德两国语言。不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第14分会（福建分会）的骨干成员。

1911年1月底（清宣统三年一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策动广州起义。赵声、黄兴分别任统筹部的正、副部长。林觉民得知后，从日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遂赴香港，后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

1911年4月9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九日），林觉民告别了陈意映，带着20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1911年4月11日（清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林觉民到达香港。此时，参加起义的人员陆续从各地赶来。林觉民一趟趟地在香港与广州之间来来往往，负责把这批人护送进广州。1911年4月23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主持起义工作，因为出了内奸。1911年4月24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夜，林觉民临行前回家探望了父母和妻子陈意映，跟家人说学校正在放樱花假。当时陈意映已经怀孕。在香港，林觉民深夜里在手帕上写下了给父亲的《禀父书》及给妻子的《与妻书》。1911年4月25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禀父书》写得很简单，“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清政府增兵广州，加紧搜捕，部分秘密机关也遭破坏。黄兴只得临时决定于27日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定的十路改为四路。1911年4月27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陈更新等率福建志士进入广州，林觉民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下午5时30分，林觉民随黄兴勇猛地攻入总督衙门，纵火焚烧督署。冲出督署后，转攻督练所，途中与清巡防营大队人马相遇，展开激烈巷战，受伤力尽被俘。

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根据相关记载，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李准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可以留下林觉民为清廷所用。张鸣歧则认为，这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奇男子”的林觉民，如果留给了革命党，实为后患。1911年4月27日（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黄昏，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历代都想做人上人。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双手沾满底层穷人的血，他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袁保中，是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父亲袁保中为这个新生婴儿取名为“凯”，按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征服人下人。”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充分体现了袁世凯做人上人的雄心。

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担忧他做不了人上人，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在北京读书4年，改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博得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是年底，袁保龄致函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强悍，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表现。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有兄弟之好”，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减少，“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人”，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觉得机会来了，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平定。吴长庆与其父的特别关系，在给清廷的呈报中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 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为拉拢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便于统冶。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

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把准了脉搏。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光绪帝下旨命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8月底又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

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

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

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下诏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打算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3月22曰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段祺瑞则要求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和兵权，恢复责任内阁制，退位自保。冯国璋联络各省在1916年5月18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但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 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还有一说认为，黄陂黎氏乃洪秀全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隐含有原系姓洪之意。黎家虽靠近县城，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投奔天津北塘的游击守备，全家也随父迁居北塘。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著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在晚清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没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光绪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为期五年的海军知识学习，这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天津水师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并习经史文义，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北洋水师学堂因而被时人推崇为开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壮举。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学习。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职位。此后，他被派至北洋水师来远号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黎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火诸事。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又自广甲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只领功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来参战。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在9月17日的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甲午战后，清政府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己是当务之急。为防患于未然，他们更是大举修筑军事战备和招揽海军人才。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设延才馆，发布檄文聘请水师学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劳。张之洞接见黎元洪时，询其海军经历及建造防御工事的观点后甚是欢喜，认为黎元洪是忠诚可靠且有能力之人，遂委以监造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他亲临险要工地，勤奋监工，风餐露宿。竣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炮台总教习和专台官。张之洞对黎元洪有知遇之恩，是黎元洪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他给黎元洪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回到湖北家乡，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因为湖北居长江上游，多有会党人员出没，故而应该多驻兵拨款，黎元洪以此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而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湖北新军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仙台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用不长时间就把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给拿下来了，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那么谁来当这个头儿?有人说那还用说，孙中山。可是孙中山来不了，他是当时清朝通缉的头号政治犯，抓住就得毙。这个时候仅仅是湖北这儿闹革命，将来什么情况还不好说呢，他不可能回来直接领导这革命。那么接下来谁上来呢?说黄兴他们?那不行，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湖北军政府要想立得住的话，光靠外来户，当地有人不服，不稳定。所以，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这时候大家公认的是得找一个在湖北当地能镇得住的人。都想到了黎元洪。黎元洪身为两湖名将，在军界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由他来担任大都督，各地必然纷纷效仿，响应革命，全国都会形成轰轰烈烈之势态，推翻清王朝指日可待。　　就这样，革命党人去请黎元洪了。黎元洪那会儿根本就不想碰这个，他是看不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世界列强瓜分中国这种局面，可是让他造反他也没这个胆儿。革命党人请的时候，他百般推脱不出来。逼得没招了，革命党人浩浩荡荡带着枪上他家去了，说你出来也得出来，不出来也得出来。把黎元洪吓得躲到自己三姨太房间的床底下，结果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床下都督”这称号就这么落下的。 黎元洪说你别害我呀，我可不想干这个，最后把这革命党人给惹急了，说你再不去我们把你给崩了。最后黎元洪没招了，被绑架着来到湖北军政府外面。一看这军旗招展，浩带飘扬，祭坛都立起来了，下边这些当兵的都跪拜，黎元洪稀里糊涂地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成了当时革命军的领导人。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民国二年（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10月6曰，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黎元洪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5月26日兼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后袁世凯迫使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1915年12月12曰，袁世凯复辟帝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6月29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8月1曰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摆布，形成“府院之争”。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驱走，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县西诗经村人。

冯家原是村中大户，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冯国璋年幼聪颖，心宽志远，性情豪放。童年在家乡私垫读书，光绪二年（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光绪七年（1881年），冯国璋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两年。因家境艰难，光绪九年（1883年）辍学回家。为找寻出路，冯国璋于光绪十年（1884年）经叔父介绍，未告别父母妻子，25岁的冯国璋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国璋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取得该营统领刘祺信赖。光绪十一年（1885年），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第一期学员。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得到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赏识。

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冯国璋以优异成绩毕业。冯国璋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光绪十九年（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大长才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鉴于新建陆军初创，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

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慈禧太后宠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在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袁世凯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操练军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冯国璋发出的洪亮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大规模扩充北洋军。袁世凯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是他的门生、故旧，为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有了基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国璋讲课。冯国璋结识了不少满蒙贵族，赢得清王朝信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光绪帝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集中权力，替其兄光绪帝报仇，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冯国璋怕受株连，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暗通音信，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爆发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在南下路上，冯国璋已接到袁世凯的密令，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冯国璋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国璋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后，袁世凯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冯国璋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11月1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成为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国璋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世凯产生怀疑，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隆裕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可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祺瑞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的职务。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国璋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个人无论调任何职，必以禁卫军自随。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了，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民国元年（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

1913年7月12曰，“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的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他本来打算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第二年授予宣武上将军；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令其率“辫子军”驻防徐州。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冯国璋听闻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决定进京了解内幕，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回到南京后，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采取严密防范措施。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张勋接袁世凯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派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防备。

冯国璋是个非常聪明狡诈的军阀。他本是袁世凯的爱将，见袁世凯称帝众叛亲离，见风使舵，迅速反袁自保，最大程度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

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

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1曰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国璋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国璋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1919年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0岁。冯国璋临终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

　　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母亲一定要考察人品，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赠银百两，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同时中举。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知县，未从。京官有接近上层人物的优势。徐世昌在翰林九年， 未办过一次学差、 试官之类有利之事； 他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因而不得宠难以发达。徐世昌向李鸿藻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世凯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世昌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为袁世凯说情，袁世凯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无形，袁世凯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两年多，受到袁世凯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为兄；因翰林出身，受到将领尊重，皆称之为师；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徐世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都有政治野心、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关键时刻，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听信“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选择了趋利避害。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东北总督位高权重，则为三人所不及。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替兄光绪报仇，欲除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足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

宣统元年（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授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凯，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听命于袁世凯；袁世凯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廕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袁世凯以总理大臣名义下令要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加封徐太傅太保，效忠清廷。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指导思想与袁世凯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寿终正寝，行文十分得体，给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众多革命党人也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世凯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实则一力助袁，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当前局势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世昌隐居青岛，袁世凯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两年内两次敦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徐世昌并不以袁世凯所请，仍退居幕后；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再次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遂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辞国务卿，以便将来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徐世昌曾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徐世昌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有永不叙用之意。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结束。徐世昌异常失望，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同流合污，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以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是明智之举。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时，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徐世昌遂为“理想人选”。徐世昌请示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的支持，曹锟一再逼宫不得不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结束总统生涯。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诣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上乘之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幼名胡衍鹳，后改名胡衍鸿，字展堂，晚号不匮室主。

胡汉民家累世务农，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即广州），父亲靠当师爷（县官幕僚）为生。随父亲到过博罗、高州等地，八岁那年，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也病逝。

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十三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可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十六岁开始教书生涯。胡汉民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岁的胡汉民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汉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中了举人，次年与陈融之妹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是年胡汉民为人“操刀”（替人考试），得到六千多两银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胡汉民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他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朝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汉民为实现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同行的有汪精卫、朱执信、陈融等广州人。期间，还结识了廖仲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20曰，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廖仲恺、胡汉民刚好回国度假，得到消息，他们马上赶回日本，胡汉民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同租一屋居住。九月一日晚上，孙中山应邀到他们家，胡汉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曾说孙中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空前奇举”。孙中山对自己学说的解释完全征服了他。于是，胡汉民夫妻加上妹妹，与廖仲恺一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胡汉民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主持编辑《民报》，批驳保皇和立宪思想。主编《民报》第1至5期，根据孙中山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追随孙中山，于新加坡、河内遍设革命机关，组织中国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汉民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汉民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汉民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在《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在此期间，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中国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宣统二年（1909年），还是革命党人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入狱，胡汉民为营救筹资，进了澳门赌博场，结果血本无归宣统三年（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胡汉民夫妇将女儿胡木兰托付给一位老人照料，考虑到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一块布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四月参与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后来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香港。十一月广州独立，十一月九日，广东光复后三天，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大都督。十二月随孙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期间，胡汉民坚决贯彻孙中山历来的革命精神，他制订了低薪制，规定总统府自秘书长以至录事，每人月薪30元，宿食由政府供给，不分官级，一律平等，一扫清政府贵族官僚的腐败习气和等级特权。胡汉民是一个秘书型人才，在后勤等方面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肯定。[4]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1912年4月底，孙、胡重回广东，孙向临时省议会建议让胡尽快重任粤都督。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1913年6月，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他两次任广东都督计一年零两个多月。九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中山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汉民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1914年5月1日，胡汉民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0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汉民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七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汉民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

1916年4月，胡汉民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汉民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

广东时期

1917年9月1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汉民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1918年五月辞去大元帅职，胡汉民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

1919年2月，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汉民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汉民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七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八月任《建设》杂志主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对唯物史观作些介绍。

1921年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陈炯明叛变后，协助孙进行讨陈工作。1923年任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6月，任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赞成孙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决策，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1924年1月20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持上海执行部。五月奉命回粤，代理大本营事务，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次大会确定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九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十月兼任广东省长。对商团事变始主妥协，后执行孙的命令参与领导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以后，胡汉民日渐主张反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后中国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同年八月，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

1926年2月17日到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胡汉民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会上致贺辞。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正式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会议前后，胡汉民还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有过几次私下会见，讨论中国国民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表示赞同，仅因斯大林认为条件不成熟、容易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而未果。

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支持蒋介石，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与反共清党。1928年，胡汉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等职。1930年主持编成《总理全集》。

1931年，胡汉民的势力越来越大。同年二月二十六日，立法院长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陆海空总司令部“晚餐”，刚一抵达，马上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押入会客室，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才见到逮捕他的蒋介石，被软禁南京小汤山。胡汉民被软禁一事，舆论顿时哗然，遭两广籍人士古应芬、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强烈反对。1931年5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成为第二中心，发表了反蒋宣言。汪精卫得知胡汉民被软禁立即兴奋起来，他立即发表了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并表示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合作反蒋。桂系的李宗仁、西山会议派等也加入反蒋的联合阵营中，至此两广反蒋局面形成。蒋介石对广州政府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闹得宁粤兵戎相见。正当双方不可开交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释放了胡汉民，以求和解。此时的胡汉民对国事甚为忧虑。

胡汉民致电广州汪精卫、孙科、唐绍仪，请他们来沪参加和平会议，他在电文中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之心最切。”十月十八日，汪精卫首先率百人代表团到沪与胡汉民会晤。二十二日，胡汉民与蒋介石在上海见面（这也是两人生前最后一次会面），又一次争论不休。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

1933年创办《三民主义月刊》。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抨击。十二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936年1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5月9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5月12日晚上7时40分逝世。

当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胡汉民的去世的消息。同时成立了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组成的治丧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