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军旅～～高福画传

肖文斌

1971年5月，39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企业部政治部干部处处长

第一章 少年时期

一，出生辽宁新宾

高福，字梅五，男，汉族，籍贯：山东省海阳市留格庄镇徽村民生村。父亲高桂枝，字香庭，母亲高辛氏，全家务农。长兄高祥，姐姐高玉钧，三弟高祯，四弟高禄。

1931年11月28日(农历10月19)生于辽宁省新宾县.是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三省。

1932年2岁,在日寇铁蹄下民不聊生;父母迫于生计,举家迁回原籍--山东省海阳县徽村.

二，祖籍山东海阳

徽村是海阳县有名的四大村之一，座落在镜子山南丽, 丛山中的溪流汇集成一条小河穿村而过，解放后划分为民生'建平'常胜三个村,河东崖是民生村，我家就在村东南一块叫东菜园的地方，在这里我家有一亩多好地,父亲把它视作全家的命根子,举全家之力把它改造成菜地，打了一口深井，修了水渠，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操劳，靠种菜,卖菜维持生计,使用的是锨、镢、钯、锄等原始工具，用辘轳提水浇菜，一举一动全是笨重的体力活，父亲和大哥,是主要劳动力,此外还租种了三四亩大田,全部用来栽地瓜,因为地瓜比小麦等谷类作物高产,我们家人口多土地少,从来就没种过小麦玉米等谷类作物,主食以地瓜当家。

1940年10岁。入私塾就读,老师高敬修,是本族远房的一位老兄长,书房就设在他家的南屋,摆了几张方桌,总共有七八个学生,不分班级,念的书内容不同,高心意等年岁大些读的是论语诗经等,我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同时就读的还有高武臣等。

1940年对我家来说,也是一个大不幸的年份,好端端的一个家塌了半边天,母亲於这年8月(农历)因病去世.享年47岁.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1947年入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后勤部军工厂战士，司令员许世友。

1941年，11岁。家乡解放了,共产党八路军进驻海阳,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们这些念私塾的学生,也随从时代的潮流转入徽村高级中心小学,学校建在徽村西庙后边,教室明亮宽敞玻璃门窗,是全村最好的建筑,附近的塔儿庄,步鹤等村念高小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来徽村中心小学上学.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纯真的童年.那时生活虽苦吃糠咽菜经常饿肚子,但我能有机会上学读书就是最幸运的了,既靠政府好政策,也靠家兄高祥姐姐高玉钧和三弟高祯承担了全部农田劳动及家务,不然我是上不了学的；

同班同学中我同高维汉相处的最好经常相约一起上学,同高厚义,高德湖,王文哲高同发等性情相投比较要好,他们家庭经济条件都比我好,可以专心读书,我则是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要经常帮父亲在菜园里或到大田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除虫锄草拾粪翻地瓜蔓等.农忙季节则要短暂掇学帮家兄,三弟全力抢种抢收,我家无大农具也无大牲口,全靠人力,靠扁担挑担运输,全家起早贪黑忙碌一年,荒年常用野菜充饥，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1941年所幸政府号召适龄儿童,适龄青年,都要上学,不收学费,迎来了学校教育的大发展,不仅我们这些适龄儿童都能继续上学,就连20多岁的青年妇女,政府也号召她们报名上学,所以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悬著.我和姐姐相差九岁,就在同一班级就读.还有高令媛,高汝晓高采风赵曰婵以及伤残军人李德荣,高明哲等他们都是成年人也和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编在同一个班级就读.老师中李治先,李乾一,李善初,高衍生,高善堂,王钦堂他们的人品知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6年12月,16岁(14周岁)，高小毕业

1947年入伍，华野九纵后勤部军工厂战士佩带的胸标

1947年，胶东解放区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批斗地主的复查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开展保田保家的参军运动,适龄中青年几乎全都报名参军,我就是那年7月13日参军入伍的.那年我15周岁,与同班同学高维汉高德湖高伟之高厚义高学忠高景全等结伴参军,家,到远在百里之遥的牙前县郁都村,即胶东军区后勤部军需工厂所在地,报名参军当了军籍工人,此后我的一生,都是在军队的后勤部门和军需工厂工作.我的第一个班长李学换,山东掖县人,豪爽热情敢说敢干,副班长张玉增,高个头心细,山东文登人，他们对待斑里的每一个人都兄长似的亲切.是年8月我所在的分厂划归华野九纵后勤部领导。

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九纵成军第一仗就是，作战中仅以两个师的兵力就歼敌近五分之一，显露锋芒。在中，九纵是围歼七十四师的五把尖刀之一，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后在华野七月分兵连吃败仗的困境中，九纵做为主力血战粉碎了国军欲占胶东的企图，取得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战场的形势。在济南战役中，九纵可谓是风头出尽。此役，九纵精彩的变副攻为主攻，首先突破坚固城防冲入济南城，并最终活捉了国民党王耀武。济南战役结束后，九纵七十三团被授于"济南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在淮海战役中，九纵参加了围歼黄伯韬兵团和集团的作战，在整个战役中战功仅列华野四纵之后。一九四九年二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是第一个突破国军长江防线打过长江的部队，参加宁沪杭战役，是第一个打进上海的部队，为解放上海立下战功。

时逢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工厂随部队行动,经常转移,都是夜行军,上级一再要求轻装,实际上已经没啥可轻的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有的连双能穿的鞋都没有,多数是赤脚行军,

一次部队夜间急行军,穿过山东平度城后,遇上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前面的要牵着后面的走,借闪电光寻路,特别是下半夜，我是边走边睡,衣服湿透了也浇不醒,迷迷糊糊,经常撞到前面人的背上,道路泥泞坑坑洼洼,时常滑倒摔跟头, 连续的急行军，又是夜间行军，十分疲劳。

赶到宿营地躺下就睡，既没铺 的也没盖的,只要能弄到一块门板就行,一次赶到住地崔招刚躺下就被叫醒,分组长招呼大家到大沙河去推汽车，车卧在河里了，这车虽和我们军工厂没关系，但那是军车大家异口同声立即行动推的推拉的拉，很快大汽车就开走了。

那年的七八月份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们这些随部队行动的军工,又回归胶东军区后勤部,工厂在牙前县大夼村进行了精简整编,这次整编工厂领导把精干的技术骨干留下,转移到东海边的文登荣成一带坚持生产,年小体弱者就地疏散,我被疏散安置在牙前县史家村一户农民家,同时被疏散的还有张正茂刘成玉王树君等也一起安置在这里.直到年底组织上才派人接我们到已迁至荣成县的工厂,不久又迁回牙前县的劳口村,就地待命,学习三整三查文件.我们班的住房在劳口村南头一条小河边上,屋前场院挺大,面对小河南山,清晨到小河边洗脸刷牙.农民出身的班长于虎虽没有文化,却是个心直口快的热心人,对新同志小同志特别关心,冬天我没有被子盖他就让我睡在他的被窝里.同班的徐保乾是41年入伍老同志,是码条的能手,周围同志包括正副班长甚至分组长都很尊重他,入城后他谁也看不起傲慢孤僻满腹牢骚,变成了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被群众撵出了工厂.....领导竟未出面干预,此事令人惋惜痛心。

1948年，16岁，8月工厂奉命西迁到掖县大珍珠海镇一带进行整编,胶东地区的军需工厂统一整编为华东财办第二被服总厂,下设若干分厂,我所在分厂为第六分厂(鞋厂)驻海镇,斑长林均恕,大个子小眼睛,乳山林村人,他是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进城后任济南交通大队教导员,后任班长张日良，同班的战友刘汉玉,刘文亭,宫尚旭,王善本,安邦绂等至今我还时常怀念他们.当时解放战争处于大反攻的形势下,军工生产任务很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旗选手竞赛运动,连夜加班赶制军服生产军鞋,每个人都以努力生产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多打胜仗,我是鞋厂缝底工序的一名军工,最多时一天能缝20双,运动中被评为三等红旗选手.不久济南青岛相继解放,军需工厂也先后进驻城市。

1949年，17岁，春夏之交,被服二总厂进驻青岛,我所在分厂先住华阳路后在道口路的一栋没有门窗的空厂房中（原工厂设备被国民党撤退时车走）所幸我们斑住在有木地板的二层楼上，铺一个单幅床单在木地板上就席地而眠。这年欣逢开国大典纪念日,十月一日全市张灯结彩游行庆祝, 我也同我的战友们一起列队参加游行，热烈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年11月被服厂迁往南京,我随军鞋厂迁到济南.驻地位于济南市西南郊辛庄营,为原驻军营房,后改称107厂,一起参军的同学高德湖高厚义高景全稍后参军的高守忠等也在同一工厂当军籍工人.高维汉是卫生员。

1950年，18岁，12月入党,介绍人李纯芝,赵洪义,支书刘忠国,总支书记李曰三

1954年工厂成立党委,党委书记徐珍,继任高玉深,厂长王寿斌,继任王书经,高赢先,我在该厂当过工人,收发工,统计员,科员,青年干事。

1955年，23岁，9月任华东军区后勤军需部107厂团委副书记.同年9月结婚,爱人石淑贞为107厂工人。

1956年,24岁，3月至9月入学青年团山东省团校,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这次学习受益匪浅，使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本期来团校学习,济南地区有铁路大厂的团委书记侯嘉宽,成大,成通纱厂的岳伯华,杨桂英等十多名学员,来自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等工业交通行业的编为一个班,我被指定为斑党支部书记,各地的团县委书记编为一个班. 唐泽是团校的总支书记也是实际负责人.结业后返回工厂继续主持团委工作,尽量联系实际,根据青年特点开展团的工作,在青年中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如伞塔跳伞,小口径步枪射击训练,在生产中开展青年突击手竞赛,设立青年监督岗,到英雄山植树造林等.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很受青年欢迎,得到上级好评,团市委拟调我到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留团市委青工部工作,团市委的这一按排未能实现,工厂主管组织工作的人称军队工厂干部,未经军队主管部门批准不能外调。

1956年8月31日高燕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

1957年，11月30小鸣出生. 是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厂党委也按市委部署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向党委意见,帮助党整风,运动来势很猛, 北京的一些大人物如章乃器,章伯钧等的大块文章在各家大报上刊登,北大有一名葛佩琦教授原是国民党少将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的提出轮流坐庄等,此时我在107厂任团委副书记是党委常委成员，党委书记高玉深大会号召动员大家向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小字报,贴满了全厂的墙壁,大多是善意的批评,有的大字报写得很尖锐什么"党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党群关系是坐轿子和抬轿子老爷和奴隶的关系等,厂党委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开展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全厂有10多人被划为右派,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党中央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指标. 全民大炼钢铁,机关学校各行各业都建了土高炉大炼钢铁,107厂也建起了炼铁炉,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昼夜不停的炼,最紧张时我曾连续24小时苦干在炼铁炉旁,铁一出来,就打罗敲鼓向市委报喜。

11月出席团省委扩大会议,为了开扩眼界,组织到会者到聊城地区参观,这次参观真是开了眼界,高唐县的社办工厂造出了'汽车',推行农业八字宪法,土地普遍深翻三尺,最深的达到一丈二,像是在挑壕沟,人在沟底,胱着膀子向地面上撩土.小麦试验田的种子,一亩地就下种200多斤.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9年27岁,7月主动要求参加三线建设,调江西九江总后勤部玻璃纤维厂筹建处工作.九江地处长江中游的南岸, 是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工厂就建在离市区十公里的庐山角下,这是一座新型综合性化工厂,生产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在当时国内尚无成熟的技术资料的情况下,研制出了玻璃钢防潮筒,避弹衣,输油管,印刷线路板等军工产品.我在压钢车间任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唐锦鸿,技术骨干大都是从军需工厂选调到沈阳建工学院培养毕业的调干生,分配到车间当技术员,其中分配到压钢车间的有李宝堂,李维枢庐栓乾等这批调干生后来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力量,有的当了厂长,局长,省委书记。

1962年，30岁，高玲出生在江西九江。

1964年，32岁，高萍出生在江西九江。

1966年34岁,夏季,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时任3525工厂党委宣传部长,代政治部主任,在第一线主持政治思想工作.紧跟上级 <地委>部署,结果犯了'执行资产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压制了群众运动,受到群众批判,一时间全厂揭批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呼声此起被伏,大字报铺天盖地,我首当其冲,成了执行资反路线的急先锋,同党委书记齐敬文,政治部主任殷云桂一起成了'三反'分子,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挂牌批斗, 造反派夺了厂党委的领导权,齐,殷,高靠边站了,下放到农副业队劳动,养猪,种菜,做豆腐.面对此种遭遇，开始我感到委屈不服，孤立无援，无处诉说，思想上压力很大，随着运动的深入各级领导机关的当权派老革命全变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基层党委，市委，省委几乎所有领导机关全被造反派夺权。简直是变天了，令人无法理解。我白天扫厕所下车间劳动或接受大小会批斗，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也受到歧视，面对这种是非颠倒乱糟糟的局面，批斗会上面对哪些颠倒是非的揭发，我也无所畏惧了，不是事实的东西有什么可怕的，白天挨批斗，晚上则躺在床上看三国演义。武汉发生720事件后,工厂两个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造反大队和东方红兵团,两派争权互相挚肘,相互冲击,造反大队同九江的地方群众组织串联,扩大势力和影响,另一派则拿起武器躲到山上,闹得工厂停工停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混乱局面持续了大半年,期间还有两个工人在九江被造反派打死。

1967年，35岁，下半年工厂革委会成立，下设生产,政工,后勤三个业务组负责日常工作,我先任后勤组长,后任政工组长.

1969年，37岁,率3525厂代表团出席总后中南物资工厂管理局三代会期间,局领导找我谈话,调我到新成立的总后中南物资工厂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立即报道,报到当天就穿上军装,又一次荣幸参军.此后我一直在总后勤部机关及其下属的的队列单位工作,直到离职休息进了军休所。

1970年38岁,8月入中央军委军政大学学习。

1971年，39岁，学习结业后，5月调总后勤部企业部政治部任干部处处长。一干就是七年。企业部部长高文治是老红军,政治部主任周英杰是总后机关的老人 ,年轻有能力,我是在出席总后三代会时认识的.那次会议周指定我代表企业部的军需工厂在大会上发言表决心。在企业部我同办公室副主任高同发,宣传处长董津,是同乡同学,同一年参军,现在又同在总后勤部企业部机关任职.此事罕见也颇为巧合,不知是福是祸。

1974年在总后机关

913事件后还真有人就此点做了些文章.全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总后机关以林邱划线,随着大批支左干部返回部队,五七干校的同志返回机关,

76年前后总后机关在职干部做了大的调整有的调离现职,有的转业到地方,换上从五七干校回来和支左回来的人,例如企业部保卫处长刘肇兴,副处长郑春怀转业,组织处两位副处长一个转业,一个外调,宣传处长董津按营职转业到江苏一个县办工厂任职,办公室副主任高同发是副师职转业到莱钢的一个工厂任副厂长,保卫处副处长鄭春槐转业安排到北京市的一个砖瓦厂工作,全是降职使用.

我于1978年春46岁，调任总后勤部东北物资局沈阳物资供应站政治委员，该站是队列单位,正团级编制,设有站长、政委,下设政治处,行政编制有四个科,还有个勤务连,总共100来人,负责辽沈地区军需工厂所需物资供应管理和部队部分物资的供应,实际工作业务不多,在岗者多处半闲状态,调我到该站任政委,原政委谭占元改任站长,副站长有5位:王靖,黄善勋,冯汉云,徐克明,许振言等.物资供应站的上级单位是总后东北物资局,局长闫温，继任封长兴,政治委员孟成义。1983年51岁，8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政委张池明批准，离职休息，退出现役。

1983年11月经于书吉介绍到北京华夏信息公司任办公室主任,这是个民办的高科技公司,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组建并任总经理,主营微计算机引进开发应用。陈是留苏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为人谦逊和善，没有架子,甚好相处,在公司得到他的充分信任,多次要我出任华夏信息公司总经理,都被我谢绝,后来以法律顾问名义,实际主管公司日常工作。

在北京颐和园

2020年1月，在高萍家

2019年12过88岁生日

2020年1月在北京四季青军休所小花园广场

2020年1月在北京为新冠肺炎疫情捐款300元

在朝阳区军休所与邻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