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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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唤起了多少幼时的回忆。小时候我曾经把一分钱交给了岗亭里的警察叔叔，但这一分钱不是捡到的，而是我从自己兜里摸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听警察叔叔的一声夸奖，相信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小朋友们都做过同样的事情。可惜的是，人民警察叔叔收起硬币却无动于衷，毫无表示；现在想来他已经无数次地收到了一分钱，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让满怀期望的我失望而归。

我们这些五零后，号称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沐浴”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我们的名字就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例如，男孩子的名字里包含“国”字的就有“建国”、“国伟”、“振国”、“国良”、“国强”…….不计其数的“国”，其它请读者自行依此类推。但是女孩子的名字大多还是传统的草字头、王字旁、女字旁之类的“萍”、“珍”、“英”、“娜”，重男轻女依然如旧。

我出生于一九五七年，正逢“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故家长为我起名“整”；但是考虑到这个字笔画太复杂，为将来签名方便，去掉了上面一半而简化成“正”。真要感谢我爸我妈的这个英明决定，让我的名字一下子减少了整整十一划，这几十年来帮我节约了无数时间，真是功德无量啊！

中国的传统素有按辈分起名的习俗，我家也不例外：父亲这辈的名字都含有“隆”字，我们这一辈本来应该是“永”字辈；但是实际上都是起了有时代意义的名字，没有一个遵循起名规则，五千年的文明到我们这代戛然而止，可惜啊….

文革前，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是“正统”的教育，思想简单而单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帝国主义夕阳黄昏。媒体里描述的西方社会的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和压迫，记得看过一本电影连环画《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这是阿根廷著名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所写的一出舞台戏剧，讲诉了瑙威尔俱乐部明星球员加里巴尔迪被资本家收藏后遇到舞蹈演员诺兰并相爱，两人计划逃跑但失败，愤怒的加里巴尔迪最后杀死收藏家鲁普斯后被判绞刑的悲剧故事。该剧被翻拍成了同名电影，于1961年上映。还有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等等，都让我庆幸生在了中国。

一九六四年九月，年满七岁的我跨进了上海淮海中路小学，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淮海中路小学是一所五年制的重点小学，位于热闹的淮海中路思南路口，没有围墙，校舍也不大；隔着一个临街的小花园，一排三层弄堂房子的三个门牌单元做了学校，分别被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门牌号之间的其它单元还是住着居民，后面隔着另一排居民房子是一个操场。多年前校舍早已被拆光，变成了一栋商业大楼；后面那排居民房子还保留着，可以让我们回忆小时候的情景。

至今还在的后面那排居民楼的照片，和我们的学校一样。

这种门洞曾经是我们的校门

　　开学那天，我们按班级在胸前别着硬纸板做的不同水果标志以便区分，我们一（3）班的标志是一个大苹果；全班48个人， 24张双人桌分成四列，把一个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全年级当时共有4个班级，直到小学后期才从其它学校并来了另外两个班级。和其它学校相比，我们学校的学生还算人数较少的，听说过一个年级十几个班级的大型学校；因为五十年代学苏联的“光荣妈妈”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大幅增加，我的同学们家里大多都是3个兄弟姐妹以上，2个和独生子女的情况凤毛麟角。

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是个年轻的姑娘，想来应该是师范毕业的吧。中国历来尊重老师的良好习惯当时仍然保留着；在我们这些小朋友眼里，老师是神圣伟大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那时的老师确实大部分也是值得享受“师道尊严”的表率。只是到了文革，到处都是“牛鬼蛇神”，老师们突然变成了臭老九，我们才从仰视变成了平视。现在更是世风日下，导师成了“老板”；剽窃论文、逼死学生的“叫兽”层出不穷；文凭贬值、教授行政化， “院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虽是笑话，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记忆中，文革前的2年小学生活是朝气蓬勃、充满阳光的。除了语文、数学（小学叫“算术”）、音乐、体育等传统课程，我们还有一门“手工劳动”课；正是在这门课上，我学会了钉纽扣。直到现在，家里的钉纽扣还是我的任务。

对我来说，教材的内容不深，学习轻松惬意不费力气。记得有次我发烧请假一天未去上课，但第2天交上去的数学作业仍然正确无误。其中有一道题目是当天新教的内容，属于比较难的；老师可能有所怀疑，所以第2天数学课时特意把我叫上去在黑板上重做这道题，结果当然是我快速、正确的完成了演算…

文革前夕，我们加入了少先队，系上了“被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不要奇怪，当时真的是相信“鲜血染红”的说法，只是有点怀疑哪来那么多“鲜血”…..现在想想，那时确实是头脑单纯。

我们那时的中队委员选举确实是大家民主选举的，老师不做任何干涉。小朋友们自己举手投票，选出了5名少先队中队委员，我也是其中的一名；到现在为止，这是我曾经的最大“官衔”。和现在早熟、世俗化的小朋友拉票、“贿选”相比，我们这段“民主选举”实在是一个光荣的历史。

同学间的关系大部分是非常融洽的，那时候同学间互相串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的弄堂人家都是大门盛开、随便出入，进出房间要换鞋更是闻所未闻；家境较好、房子宽大的同学家里都是大家活动的“会所”，下棋、打牌，支起小桌子打乒乓球，家长从不干涉。我们的童年虽然没有ipad、电子游戏和电视机，但是也没有现在那些上不完的兴趣班和做不完的功课，有充分的时间去玩、去发挥儿童的天性。我有时真的很可怜现在的小朋友们，轻松愉快的童年在哪里？“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社会环境实在是罪魁祸首！

1966年，正当我们二年级时，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学生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学全班同学在长风公园的合影。第三排中间是第一任班主任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