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知青老照片 斯人已去 芳华不再

闲云野鹤【刘耀】

　　2月14 日是情人节，这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节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是不知道的，但就是若干年以后知道了，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

可是1971年的2月14日，对我来说，对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人来说，却有着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因为从这一天，我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拍这张照片应该是在1970年冬天，洛阳八中的后操场，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日子。28个懵懵懂懂的初中毕业生，一位学生家长代表，一位乡村里来接知青的干部，其他的成年人是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成员。

工宣队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他们来自洛阳龙门煤矿。老师傅们进驻学校后，经常给我们开会、办学习班，上“忆苦思甜”课。

工宣队是遵照上面 “工人阶级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来接管学校的。之前洛阳八中有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井岗山造反司令部”简称“井岗山”；一个是“红卫兵造反指挥部”简称“红造指”。两派除了斗领导、斗老师，还时不时地相互“文攻武卫”。

记得当时校园里的教学楼是“井冈山”占据的，三层楼，红砖红瓦，临洛龙路的墙面上，左边写着“惊天地”，右边是“泣鬼神”，中间四个大字“红色恐怖”。后来教学楼被人数占优势的“红造指”攻破。

那一天的战斗很热闹，我不说“激烈”，是因为那一天我和同学都在当“热闹”看。文革开始我们刚刚上完小学五年级，学校乱了，没有课上，就天天跑着跟着，看高年级的同学斗来打去。那场景，对于我们这帮毛孩子来说就是“看热闹”。

工宣队领导学校后，权利挺大的。因为当时毛主席曾把外国人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了北京工宣队代表。我从那时候才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水果叫“芒果”，知道芒果是可以吃的。但那些芒果都是用个玻璃罩子罩着供参观膜拜。再后来听说那些芒果都是塑料模仿品。

工宣队一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把那些称为“牛鬼蛇神”的教师叫了回来。在学校里谁要是想捣蛋搞事儿，工宣队一声招呼，矿上的“文攻武卫”带着柳条帽，手拎大木棒，雄赳赳开着汽车就来了，小小的中学生娃子蛋儿，早吓得屁滚尿流了。

初中上了两年。基本上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临毕业了，一部分根正苗红的同学可以上高中，其他的在上山下乡学习班里通过学习，自愿或被自愿的统统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插队落户到乡下去。

不知谁的提议，在八中的后操场，即将下乡的同学拍了这张合影照片。没有忘记，每人还佩戴一朵纸做的大红花。

照片拍完，天寒地冻，雪花也洋洋洒洒飘落下来。

马上就要过年了，有几位同学的妈妈私下约在一起，找到学校工宣队求情：让孩子们过完年再下去吧！工宣队同意了。

那一年的冬季特别的冷。过完那个不知什么滋味的年，1971年2月14日，我们被一辆大解放卡车拉到了乡下。

　　大队为了避免生产队长光挑男生不要女生，通过抓阄的方式把我们分配到了三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共有十位知青，三男七女，分两个生活组，分住在农民的家里，跟着贫下中农一起干活。

开始自己干活挣工分了，也算自食其力啦！由于年龄小、力气小，每天只能拿到七分、六分，而壮劳力干一天工分是十分。自己做饭自己吃，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也不怎么会做饭，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本来在学校就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社会生活经验更是没有，一言不合就闹意见，一闹意见就散伙。就这样分分合合过了四年多。

记得有时候没有饭吃了，就去别的知青点串门混饭吃，有一次到六队的知青点，就是照片中间举着领袖照片的高个子同学那里，吃了一顿白米粥，记忆深刻。白米粥煮熟后，因为没有菜就撒了点盐，再挖上一勺猪油，当时感觉好吃极了。那时候好歹能填饱肚子就非常满足。

村里中街有一口井，据老农说水质特别的好，生豆芽不坏，点豆腐不酸。井口用青石条拼成，有的石条隐隐约约还刻有字。一架辘轳，井绳连着丁零当啷的铁环，铁环缠来穿去锁住水桶襻，然后放辘轳下井打水。经过贫下中农几次言传身教，负责挑水的男生勉强学会了，可还是有不小心的时候把桶掉到井里了。桶掉井里没有办法，站在井台上发呆，有人路过问咋回事，回答：井掉桶里了！井掉到桶里了！一时传为笑话。

知青那时候出门或者回家，坐车一般是不买票的。乘火车也不怕查票，查到就说是插队知青，一般都会被放过。

公路上拦汽车，只要看见一群头发老长，穿着海魂衫，裤腿挽的老高，一人背一个绿挎包，挎包盖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不用问就是知青。那年月，谁家没有下乡的孩子啊！自己家没有，亲戚家一定有。都知道知青可怜，逐渐约定俗成一种共识，对这些孩子网开一面，尽量行方便。

记得有一次和同屋的建生、五子去邙山公社的一个知青点，截车时异常顺利，但当车停稳，车门打开，下来一位穿制服的人说：“请上车吧！”我们一看掉头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原来车门上写的是：河南省第二监狱。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愧对“知识”二字的。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联、游行，停课闹革命。后来两年初中，一本《工业基础知识课》、一本《农业基础知识课》，数学不知道怎么学的，外语就学会24个字母，还有那一句“浪里乌钱儿门毛”。

学校的图书馆可以借到的书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烈火金刚》等。倒是在乡下读到了《醒世恒言》《拍案惊奇》《浮生六记》一类的书，还有后来到禁书，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每每得到一本书，建生我们三个人轮着看。晚上凑煤油灯前一看就是半夜，鼻子、脸被油灯熏得黢黑。因为没有钱打煤油，有时候是捎带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的柴油点灯。柴油点灯不太亮，油烟还特别大。晚上看书，早上就起不来床。最怕生产队长天不亮敲着我们的窗户喊：建生！小五子！耀娃儿！南地割麦啦！

《西风残照》这本书不知五子在哪里找的，还没有看完就被政治队长看到了。因为书页年久泛黄，说是黄色书籍。最后好说歹说，结果是不办学习班了，书没收。

为此事五子耿耿于怀，书是借别的知青的，没法还了，肯定要买两包烟赔不是。我们心想，说不定你没收了是自己回去偷偷看呢！你老婆还不是拿粮票从四川换来的。这话不假，政治队长的老婆很利索，很能干，一口四川话和洛阳土话混着说，经常逗得大家笑着学她说话。也确实是挨饿那两年，用几十斤粮票从四川换来的。

　　去年，一起下乡的郝小平同学电话告知，建生有病住院了，我忙问啥病啊，咱去看看他吧！仅过了一天，同学又来电话说，不用去看了，建生走了。

建生就是照片后排左数第三个。个子不高，眼睛有点斜视，年龄大我两岁。

建生、我、还有一个叫五子的同学被抓阄抓到同一个生产队，同住一屋。起先房东在屋里只准备了两张床，建生和五子先到住下。房东见我没有床，又找来两块又厚又宽的木板，用几块土坯支起来算是我的卧榻。后来得知这木板是房东给他母亲准备做棺材的“土料板”，就这样，在这张“床”上我睡了四年多。

下乡时建生十七岁，属于我们这群知青里面年龄大的。大两岁就是不一样，力气大，农活熟悉的也快，挣得工分也比我们高一点。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长叫上我们三个，去村北城楼地耩谷子。城楼地是一道土梁子，据说是隋唐时期洛阳的城墙，后来随着坍塌和风化变成了一片坡地。下乡四年多，这块地只种红薯和谷子。队长扛着耧，我们抬着两袋种子来到地头。

耩谷子就是用耧把谷子播种到地里，耧这种农具长了三条木“腿”，“腿”是空心的，连着上面的斗子。底部套上尖利的铁足，一边走一边均匀摇晃，种子便顺着“空心腿”均匀地埋在松软的土地里。扶耧耩地一般都是种地的老“把式”。

生产队长安排建生驾辕，我和五子拉捎。也不知道是那块地没有翻软犁透，还是我们力气小，我们把吃奶的劲都用上，队长还是说太慢。直累得我们筋疲力尽，过了晌午饭，才把那块地耩完。刚下乡都想表现一下，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不敢偷懒，也不能偷懒。一共三个人，一个人不出力，耧就不会走啊！生产队长在后面稳稳地压着耧，一步一晃，我们在前面弓着腰，一步一喘。

晚上脱了衣服，三个人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和衣服粘在了一起。多少年后提起来这事儿，我们哥仨都难以释怀。因为后来得知，那块地耩谷子历来都是用牲口的。也许那一天牲口都用到别处了，也许队长担心我们是初生牛犊，给一次身体力行的“再教育”吧！

秋收时，每个人都分了几斤谷子。我弄了点碾过的拿回家，母亲熬成小米粥，说是特别香。

建生家姊妹多，条件也不好。但他有个姐姐在市无线电厂上班，很是疼爱他，隔三差五给他点零花钱。我们在一起打牌玩，建生就去买烟，然后每人发几支，赢来赢去，总是建生的烟最先输完。

那年月时兴四个兜的绿军装，一般人弄不到。我们地质队的孩子有父辈发的劳保用品，劳动布工作服、牛皮登山鞋，也是很惹人眼红的。

下去的第二年，建生家里给他买了一件棉小大衣，蓝斜纹布，双排扣子，栽绒领子，时髦的很。建生穿上小大衣，美的走路都不知道先甩那支胳膊啦！去地里干活，或者肩挑膀扛的活，建生不舍得穿，总是把它高高地挂在地头的树枝上。慢慢地、不知谁开的头，村里在一起玩的不错的伙计找对象、相亲想借建生的小大衣，建生也乐得借。后来借的人多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想借，建生就不借了，由此还得罪了一些人。

下乡的日子是比较清苦的，吃上肉的日子很少。有一次，我收工回来的晚，建生他们竟然弄了一锅肉，给我留了几块，说是在河滩捉了一只野兔子。兔子肉味道好极了，虽然没有什么佐料，也像过年一样。待我擦擦嘴吃完后，几个家伙才告诉我是猫肉。房东家逮老鼠的笼子，不知道怎么钻进去一只猫，于是成了我们的美食。

　　到了1975年，社会上有工厂开始招工了。能够出去当工人是每一个知青朝思暮想的，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生产队、大队推荐，然后体检、政审，填表、盖章，程序很繁杂，名堂也很多。招工的名额有限，谁都想走，于是“走后门”就大行其道。生产队、大队、公社每道都是关卡，谁有人、有办法，就可以弄到指标。那时候流行张弓、宝丰、林河大曲，俗称“张宝林”，烟一般就是“大前门”啦。送礼也不多，掂上两瓶、塞上一条基本可以办事儿。但这对于贫困的知青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况且一般的工人家庭不认识当权的人，是没有路径“走后门”的。大家捆在一起受苦没有什么，一旦有一个人招工走了，其他知青“扎根农村、改天换地”信念就开始动摇。走一人动摇一次，走一人动摇一次，就像用卵石垒起来的大厦，撤掉一个卵石，大厦就晃动一次，卵石一块一块撤掉，大厦就垮了。

自从有了招工这事儿，知青的心就乱了。大家天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中煎熬着。

后来上面有了政策，野外地质队可以实行内部子弟招工，这张照片上约有一半是野外地质队的子女，陆陆续续算是回到了城里。参加工作以后，我和五子去了野外大山里，和建生的联系就少了。

后来建生不知怎么回到了钢厂，他写信说是干了钳工。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大家很高兴建生干上了很不错的工种。有一年从野外回家探亲，在街上碰到建生，相互说起工作，建生如实的说了不是钳工，是炉前工。炉前工在钢厂是最辛苦最累的工种。

十几年前听说钢厂改制，很多工人都下岗了，建生也在其中。为了家庭，为了生计，建生到红旗小学门卫上做了保安。有一次，我特意绕道去了红旗小学，在大门口找到建生。学校有规定，生人不得进入。隔着铁栅栏我俩聊了一个多小时。建生背有些驼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深深的皱纹使建生说话时嘴也有点歪斜。当年那个穿着蓝斜纹栽绒小大衣，精神头十足的知青小伙子已踪影难觅。

2016年建生走了，死于癌症。

说来也巧，红旗小学隔墙就是洛阳八中操场。这张照片四十六年前就是在这个操场拍的，背景教室墙上写的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2月14日这个日子又快到了。白马过隙，物是人非，用以上的文字，缅怀逝去的岁月，记下那些不能忘记、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本文作者为照片后排左一，个子最矮、戴大红花者。

原创：闲云野鹤【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