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贺兰山！

昆仑石

　　一阵急鼓过后，一个精瘦的影子跳入人圈。他扎个弓步，昂首朝天，右手猛然挥出的同时，高喊一声：“啊——贺兰山！”
从此，全团的人都忘记了这个新兵的真实姓名，一致叫他“啊——贺兰山！”
这是他在部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即兴表演。他毫不顾及战友们的哄笑，激情四射的完成了他的诗歌朗诵，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一位后勤首长看中了他，当即拍板，任命他为军需保管员。
他是我的同乡。一列闷罐车把我们从中原大地拉到了塞外边关。我们的使命是守卫贺兰山阙。
作为军人和保管员，他原则性不强，动辄滥用职权，让同乡受惠。
那时，部队的伙食标准较低，质量也差，而他掌管的军用罐头、压缩饼干等紧俏食品，常常让我们垂涎。每当牙痒，食指动弹，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这时，他便麻利地打开几筒盛装着红烧肉、午餐肉的高档罐头，用刀将一个个馒头一分为二，熟练地往中间塞满香喷喷的肉片，制成一大堆诱人的“肉夹馍”，继而放到炉火上炙烤，直到焦黄流油，香气四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忍不住心花怒放。
我的一位高中时同班的女同学，到部队驻地的姐姐家投亲，和我时有往来，他固执地认为我们已开始了恋爱，坚持要做点贡献。一个周末，他借着夜色掩护，挑着两筐大白菜，走三公里小路，送到我同学家，同学的姐姐不明就里，不敢接受，让他原路挑了回来。
我考军校那年的某一天，他烧开水时听到集合号响，急忙拔下电源，一脚将电炉踢到“一头沉”的桌子下面，奔出去开会。首长讲着话的时候，忽然拧勃子向远处张望，大家跟着望去，只见从他宿舍的窗户里，正涌出一股股的浓烟。幸亏施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祸，但他为自己的粗心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挨了个处分，当年复原离队。他考军校的愿望、当军官的梦想成了泡影。
他离队返乡时，我已在几千里外的军校受训。我虽然替他惋惜，但也觉得以他的个性和行为方式，买个教训未必是件坏事。
后来，听说他在家乡当了名警察。我庆幸地想，这对他来说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再次见到他是三年以后，我军校毕业，做为一名年轻军官到部队任职，借春节回家探亲。
尽管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但我感到他的景况并不很好。那时他刚结婚不久，住在单位一大间破旧的平房里。房子阴暗潮湿，屋面低于外边马路近半米深。我拿出两袋宁夏特产的枸杞、发菜作为见面礼，他也不细看就叫老婆收了，然后顺手从床下摸出两瓶白酒。我刚想阻止，他眼睛一瞪：“咋的，看不起我？”
我无言。
他让老婆拍了一碟黄瓜，我俩坐下对酌。几杯酒下肚，他两眼开始放光，话语滔滔不绝。他说他不适应眼下的环境，总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他对部队生活无限眷恋，他说当军官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我说了许多劝慰和鼓励的话，他好象都没听见。
那天他醉了，一会哭，一会笑。
后来的几年没有他的太多消息。我曾通过铁路给他托运过一袋当年收获的宁夏大米，历史上这种米都是贡米。但他没给我回信。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似乎经常酗酒，每喝必醉。
再一年，我回到家里打算见他时，却得到噩耗：他死了，死于肝硬化。
这时候，关于他的传言很多。说他一次烂醉后闯入一家娱乐场所，借执法之名胡闹，几个小姐串通将他剥了个精光，而后打了110报警。说他死前对自己的病况十分清楚，也很豁达，医生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高兴了斤半，不高兴半斤。”他指的是酒。
有一点是确凿的，那就是他并非正式的在籍公安干警，而是合同制民警。他的工资待遇很低，一个月只有区区一百多元。他去世后留下大量债务，都是治病时四处挪借的。我非常困惑，作为熟识的老乡和战友，他困难时为什么不向我们求援呢？以他清高孤傲的禀性，或许正坚守着那一点“穷且益坚”的虚幻尊严。
那个春节过得十分沉闷。归队途中，当我从列车窗口再次看到贺兰山时，心中波涛汹涌。连绵不断的贺兰山仿佛一列黑黢黢的火车，与我们相向而行。我不禁感慨，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一位战友的生活轨迹也与我们相向而行。当我们艰难地向上爬行时，他却急速地坠向深渊。他惨淡的命运并不能归咎于社会，但带着梦想碎片的他却真实的淹没在了这个社会里。
贺兰山依旧巍峨；贺兰山依旧沉默；贺兰山依旧迎来一批又一批守卫者。我坚信，他们中的某个人也会在某个时候，满怀激情的喊一声：“啊——贺兰山！” 

(成文于2006-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