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的风雨人生

老山羊

去年11月12日，新疆阿拉尔档案馆和电视台"口述历史"小组一行五人，冒雨驱车行程七十余公里，从交通路赶到滴水湖，来采访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老知青。为了纪念这一天，我携拙妻与这五位来自阿拉尔的亲人合了影。

一踏进我家门，五人就投入了工作。特聘文化顾问贾宏博士打开笔记本电脑和复印机，把我在新疆自治区和农一师获得的荣誉证书等，一一扫描、收罗进电脑软件资料库中。

原兵团文联副主席、著名摄影家廖周炎开启了相机的镜头，随时准备抓拍。

阿拉尔电视台记者王月天摆好了摄象机，由师文联的"疆三代" 李兰热情地代替我试了镜。

档案馆余萍馆长亲临现场，有条不紊指挥着。

采访开始了。由贾宏博士直接与我对话。

面对着摄象机、照相机、话筒与录音笔，我心中七上八下有点紧张。尽管我站了35年的讲台，但是口述乃是我的弱项。

然则，记忆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那七十余年的风雨人生呼啸而来。口齿木讷的我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追述起来。

1943年9月13日，我出生于上海老城厢内。刚迈进少年时代，我就遭遇人生第一场暴雨骤雨。1956年父亲被判无期（1981年平反，拿到了国民党起义人员的证书。），全家从此背上了"反革命家属"的黑锅。

1957年我小学毕业，不自量力地报考了上海重点、试点五十七中学（即大同中学）。小学教务主任看了我的志愿书，嗤之以鼻："考大同？除非红脚桶里再翻一翻，重新投胎！"

命运却眷顾了我。在大同，我发奋学习，每学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却入不了团。什么原因？家庭成份带给我的凄风苦雨！

更甭提园自己的大学梦了。1962年毕业后，我当了二年社会青年。春夏秋冬，我就坐守在这座上海图书馆里，读完了复旦大学开列的外国文学书目上的经典作品。是的，我想靠自学成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1963年，我大妹高中毕业，同样也深造无门。在王震将军动员报告的鼓舞下，她毅然奔赴新疆兵团，在农七师屯垦戍边。

家境贫寒的我坐不住了。1964年6月7日，我也穿上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告别黄浦江，万里跨风尘，来到了南疆农一师胜利十三场（即现今的八团）。顺便提一下：1965年我小妹也报名进疆，在农二师二十三团当了一名军垦战士。全家兄妹三人奔赴新疆兵团，"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国知青史上也不多见。

这是1964年上海知青途经阿克苏受到各族民众夹道欢迎的场面。这队伍中或许有我。

来到农场，我就暗下决心：咬紧牙关，苦闯劳动、生活、思想三大关；用实际行动来改写自己的青春和历史。

但事与愿违！几个月过去了。一些根子红的上海青年扔掉了砍土曼，纷纷上调到团机关、医院、学校和商店。有个初中生还被包送上了塔里木农垦大学。我等档案里有"污点"的一批男青年却被集中到"三类人员"的老八连，住进阴暗潮湿的地窝子，干起最原始的体力活。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成了一张充饥的画饼。一天夜里，在老八连蹲点的组织股雷股长，在昏暗的马灯下找过我谈话。他郑重其事地要我丢掉幻想、扎根农场好好劳动、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他这句话犹如三九天的寒风冷雨，浇熄了我心中最后一缕希望的火苗。

就在这天夜里，我把所写的日记和上海女友的照片放在小油灯上付之一炬，烧成了灰烬。我吞服了从卫生室偷来的大半瓶巴比妥安眠药片，企图用句号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想不到造化弄人，第二天起床钟敲响，我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地窝子塑料薄膜天窗上微露的晨曦。过几天，噩耗却传到了老八连：曾与我同一个街道、同坐一列火车进疆的陆伟成跳五干渠，结束了尚未绽放的青春。

这一年冬天，我和同睡一张铺板床的挚友王春华，还有同住一个地窝子的裘金良步行到团部，在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心已死，形尚在。我整天放浪形骸，自暴自弃。

1967年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进入高潮。我也被遣送到八团军管单位十一连，成了专政的对象。八团各单位都在轰轰烈烈"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全落到十一连"老三"的肩上。寒冬腊月，我推着碱土冒尖独轮车，赤膊短裤，在开荒工地奔跑；眼前浮现出但丁笔下的炼狱篇……

就在十一连，我意外与人间的良知邂逅。这些心地善良的忘年交，生活上关心我的温饱，道义上唤醒了我正确的人生观。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苦难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历史虽有曲折，但前途充满了光明。想要将来有所作为，现在就该洗心革面、着手积蓄知识和能量。

1968年春，形势稍有好转。我获准回沪探亲。在上海，我先后又与同一里委王竞文、同一街道赵关玉、同一连队龚文龙握手相聚。五一劳动节晚上，我们四个难兄难弟还在黄浦江畔外滩留了影。大家感叹：设若陆伟成还在世，或许也挤进了这张照片！慈母视我为死里逃生的幸运儿，坚决不让我返回新疆去受二遍苦。

为了不增加家庭的负担，我还是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我深信：只要活下去，熬过严冬一定会见到春天！果然，1969年秋，我又回归知青连队—八团畜牧连。我自知底细，没有随大流"抓革命"、搞批判，而是主动要求进戈壁滩，"促生产"，在苇湖边放羊。住的依旧是只能阻挡风沙雨淋的地窝子。

我喜欢放羊。它使我远离喧嚣的尘世；它给了我金不换的时间；它赐予我重新塑造自己的良机。黄昏，我独自坐在苇湖旁的沙包上，与晚霞和收音机为伴。《蔷薇蔷薇朵朵开》、《桃花江是美人窝》……从海外飞来的天籁之音使我心旌摇曳！原来人世间还有如此美好的世外桃源！我还似懂非懂"偷听敌台"the Voice Of America。

1971年春，我又被调遣到阿塔公路（阿克苏至塔里木）90公里路段"独家村"，继续执鞭放羊。那时，上海知青王群、夏建国也当上了羊倌。三群羊，春放苇湖畔、夏放条田边、秋放沙枣林、冬放麦场里。我们三人手里不是捧着书本就是握着笔杆，只要羊子吃稳了，我们就埋头读呀、写呀，恨不得把全人类的知识统统装进自己的脑袋。

从阿塔公路90公里"独家村"到88公里的团部，二公里两旁的沙枣林内，留下了无数的羊蹄和我的脚印。八团的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晓我这个放羊的书呆子。三年内，孤寂、书本、收音机仍是我的伴侣。我用完了一公斤装的大瓶墨水，抄录了《古文观之》、《诗写指南》等宝书，创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和三部独幕剧。还读完了夏建国赠我的大学英语课本。

1973年夏，我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我要用它来记录我的风雨一生，以便晚年时细细回忆。

1973年秋，我调回畜牧连，在六条田排碱渠旁的羊圈继续当我的"羊司令"。我依旧孑然一身，独自住在土块叠墙、木门木窗的"二居室"里。

羊圈里关的是我放的一群试情公羊，膘肥体壮；毎年连队评比后，我都拿到了"先进生产者"的荣誉证书和毛巾茶缸等奖品。羊圈外是一只头羊，每天收群回来，我都要给它再开小灶，喂苞谷粒。我荣获的"军功章"，也有它一半的功劳。

不久，我的"二居室"多了一个也是放羊的维族老乡邻居：达依姆、他的弟弟和新婚的妻子。王群正在学维语，跟达依姆打得火热。我关注的是少数民族的习惯与风俗。这是我和他弟弟在羊圈门口的合影。在与这家异族家庭为邻的一年中，我获益非浅。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感受使我笔耕出《达依姆》等几篇富有民族色彩的短篇小说。

这是畜牧连的麦场。三九严寒，茫茫大地，一片封冻。我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外加口罩，全付武装，赶着羊群、开进麦场。羊子围着麦垛，寻找下面的麸皮和麦粒，蹄刨着嘴啃着……我避开刺骨的寒风，躲在麦草堆后面，席地而坐，双手捧着书本，仍不放弃自学。我如此惜时如金，就是我坚信：我不会白学；总有一天我会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来实现理想！

这张照片是我在六条田里的自拍。身后隐约可见的就是那羊圈。我喜欢摄影，还学会了用洗影罐来冲洗底片。八团的青年人，特别是爱美的女孩都来找我照相。但我心如明镜：在阶级社会里，羊倌仅是个三等公民。这些女孩的心里绝对没有我半点身影！

1974年我这个羊倌又搬回了畜牧连，住进奶牛房相邻的集体宿舍。在这间陋室里，我继续在文学田地里耕耘。年底，我写了一部独幕话剧《金色的稻场》，反映军垦农场的老红军对年青一代的"传、帮、带"的革命传统教育。我投稿到上海《朝霞》编辑部。

喜出望外！《朝霞》文学编辑朱敏慎回函，说我的剧稿若再加修改和润色，有望被刊用。他约我最好回沪一次，当面详谈。哇，我的文字要在全国一级刊物上变成铅字啦！我似乎看到了人生地平线上，风雨过后的旭日和朝霞。1975年三月，我请了探亲假，春风得意返回了东海之滨。

在上海绍兴路54号，我见到了朱敏慎；还有红极一时的史汉富。朱见我第一句："你的剧稿，我们是要的。"他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要我在一周内完稿。我仅化了三天，整日坐在复兴公园里，潜心完成了任务。谁知他再次与我见面时，冷漠代替了热忱，收下我的手稿，没有什么下文了。一场空欢喜！但我也有收获：再次与慈母和二位弟弟团聚，还多了二个外甥女。

我还有个收获：从上海托运回来了一辆凤凰牌锰钢自行车。在畜牧连土路上，我自拍了这张照片。《朝霞》的新月刊发行了，内载一部影射"走资派还在走"的独幕剧。政治需要把我的心血之作冷处理了。但新疆的《工农兵演唱》杂志刊用了我的剧稿《金色的稻场》。在八团我已小有名气。团宣教科还借调我去帮工，为演出队搞创作。

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真是：乌云散尽见青天、风雨过后遇阳光！我欣喜若狂，视为一生中最辉煌的内心节日。我要庆祝！我要提前结婚，来庆祝难忘的1976！对象是比我小十三岁，来自四川黔江山区土家族妹子。

婚后的生活甜蜜而艰辛。我仍没放弃自学。上海家人也大力支持我，给我寄来了外文书店各种英语原版读本。婚后三年，我们有了二个女儿。这张全家福照片是在畜牧连自己陋室前拍摄的。仔细看：我穿的中山装上口袋还佩着二支红与蓝墨水的钢笔。每天只要有空，我就苦读奋写。我仍笃信：一定能读出名堂，写出辉煌！

那时我们过的是大礼拜，十天一休息。一个月难得休息的三天，春夏秋三季还得参加积肥、拔水稻杂草、收割苜蓿等义务劳动。冬季也不得闲，须进沙包打柴禾取暖。我俩终生难忘：晚霞映沙丘，独轮车上装满了红柳疙瘩和胡杨枯枝，我在后面撑把，使劲地推；她在前面牵绳、拚命地拉，鼻尖快要触碰到了沙子！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八团中学先后二次出榜招贤，通过考试要扩充教师队伍。我骑车从畜牧连到中学，踌躇满志去应试了。谁料到二次我都被"择优落榜"了！为此，我写信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抒发我的不解和愤懑。不久，我就收到回函，说我的信件已刊登在报纸的内部通讯上，并给八团党委也寄了一份。就这样，我凭借时势，用肩头撞开了八团中学的大门。

1979年秋，我初次登上了八团中学的讲台，试教初中英语。翌年，我就执起了高中英语的教鞭。一些想团大学梦的学生都喜欢听我的课。其中一个叫丰艳梅的女同学，放学后常到我家来补课。高中毕业，她考上了西安医学院，如今是古都一名白衣天使。

丰艳梅告诉我：她和同学韩柯都是我呆过的十一连"老三"的子女。韩柯（照片前排右）一度曾想放弃高考；是我，在她周记（那时作为班主任的我，要求同学写周记，由我批阅，以此来进行师生的交流与沟通。）里的一句批语，激发了她发奋学习的动力，最后也步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我做梦也想不到：为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此，我更注重言传身教。

这是我在教堂与一群男同学的合影。这些农场的孩子都喜欢跟我打堆在一起。特别是坐在前排中间那个腼腆的男生，他叫唐𣇈童，是我英语课上的一个听课迷。如今晓童是四川传媒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微信同学圈里，他还能绘声绘色追述我讲课时的点点滴滴。

这是我得意门生赵明。他有超凡的记忆力。听课几个星期后，他仍能正确讲出我板书的某个知识点在黑板的哪个角落！赵明考上了南京大学著名的天文学系。毕业后，就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后又跳槽进了诺基亚公司。

昔日学生周永忠。他现居牛津大学，是位客籍教授。早年他就循入空门，成了一位脱俗的禅师。他曾登上过钓鱼台佛教高层论坛，出访过东南亚等佛教国家，荣获斯里兰卡第一夫人授予的终生衣缽。周永忠对我说，是我培养起了他对英语的兴趣，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昔日学生牛海军，现在是阿拉尔档案局局长。去年他来沪学习，在同事快利为他设的接风宴上，他向我回忆了在八团中学上学时当英语课代表的往事。我只依稀记得他那张天真淳朴的笑脸，却忘记了还有这段故事。可见，我执教三十五年，诸如海军这样的男孩在我脑海里太多太多……

我曾教过的四位高中学生：王伟江、张丽、左军和鲁江勇。他们的父母和我一样，都是八团上海知青。现今他们随父母返回黄浦江畔，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我曾教过的学生丁苏江，现任新疆弘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每次他出差到上海，总要设宴与我共叙师生之情。

在八十年代初，我教过的农场高中学生为数不少。有的至今还牵挂着我，在现实生活中和虚拟空间里都跟我有交往，说很珍惜这段师生情谊。而健忘的我却回忆不起当时的情景了。那几年我和八团中学的教职员工也相处得很融洽。在中学旧址的小操场上，我和部分男老师还一起合过影呢！

1983年夏，位于奎屯的兵团教育学院面向新疆、宁夏、甘肃、陕西、辽宁等兵团农场中学教师招生，培养大专师资。在当时八团中学校长邢东明（也是上海知青）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赴阿克苏参加了考试。当时农一师各单位有六十余名英语教师参考，结果被"兵教"录取的只有四人，其中三名是上海知青。我榜上有名。

年近不惑之年，竟然园了大学梦！回想十年前，我在畜牧连放羊时，群众一致推荐我去上工农兵大学。指导员却翻着白眼，浇了我一头冷水："还是好好劳动，把你的羊放好吧。" 时代变了！我从心底里感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在读大专二年里，除了必修课，我把整个精力全投入在自学上。每天校园里，第一个迎接晨曦的是我。这块僻静的角落，留下了我大声背诵英语名著的声音。从林肯的《在葛底斯堡的演说（Address at Gettysburg）》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下午和晚上，我就泡在图书馆里，更新英语知识，不断给自己充电。

英语听力是我的短线。利用周末休息，我坐进语音室恶补。

来自石河子中学的李琳是我的同桌。在上英语语音课时，擅长听说的她常助我一臂之力。但语文课上，她以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倾听着老师读我交上去的作文。她还借读了我写的诗歌和散文，并当作范文抄录在她的小本子上。对此，我心存感激，难以言表。

还有这位买悦新，也是我文学上的粉丝。在女生宿舍内，她公开扬言："Chen Ran is my best friend!" 语文课上，她常递署名"Louisa"的小纸条给我，问这问那。我这个大男人反而脸红心跳起来。在遥远的学生时代，在十年前的放羊生涯中，在今天迟到的大学校园里，拥有这三段幸福的经历、四位能懂我文字和心音的红颜知己和异性益友，我一生知足矣！

这位是我敬重的语法课的戴老师。他曾是"飞虎队"陈纳德和夫人的秘书。尽管他一口美国腔的英语讲得挺溜，但他常不耻下问，把班长和我请到他家里，共同探讨当代英语语法的疑难与备课。我还有位忘年交与师长—教泛读课的曹老师。他很器重我的英语写作，不辞辛劳帮我批改、指点迷津。在这二位老者身上，我获益非浅。

1985年7月，我毕业了。与父辈般师长、挚友似的同学一一惜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手里多了张文凭，我依旧返回农场，仍在塔门镇八团中学教书育人。那时农一师在阿克苏、阿拉尔两地实行集中办高中，身居八团的我就成了一名初中英语教师兼班主任。

在用心教好书的同时，我也用心去追求一生的爱好：摄影与足球。我曾买过三只相机，还购置了冲洗胶卷和印放照片的全套设备；为自己、为家人、为亲朋好友、为同事学生，留下了抹不去的回忆。我自幼酷爱足球。我考"大同"，就是看中该校拥有一个标准足球场、还有青少年足球赛冠军的称号。如今在八团中学的操场上，仍可看到我和同学们在奔跑、追逐足球的身影。我重新过足了脚瘾。

同时，我还在坚持自学，不断提升、重塑自我。1990年国家教委推出"全国高中教师合格证"考试。我贸然报名，赴石河子参加培训和考试。在那里，每逢周末，我得到"兵教"同桌李琳的盛情款待。与我同宿舍来学习的老师都羡慕不已。这张照片就是我和她，还有她的闺蜜张美云在石河子广场拍摄的。

那时我一口气报考了英语专业"精读"、"泛读"、"听说"三门学科，还有"教育学"、"心理学"。翌年就拿到了这张合格证书。新疆日报载文：这次高中教师合格证考试，全国通过率只有11%！我再次认清了自己的实力，既感到欣慰又有一丝替同行惋惜之情。

但我仍在教初中。这是九十年代我带过的一个班的部分学生。照片中在我身边那矮小男生叫王龙。他天生好学，灵心慧性，思路与我的教法特别合拍，平素与我亲密无间。

农场学生拾棉花时，王龙跟我吃住在一块，我俩俨然像一对父子（照片中挂白围兜的就是我）。王龙上完三年高中后，考取了清华园。他是那一届新疆自冶区高考的理科状元。阿克苏地区为他而感到自豪；农一师教育年鉴上也多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记者曾釆访过他，问到是谁成就了他的今天。王龙告诉我：他毫不犹豫提及了我的名字。

是的，只要用心去教学生。学生就会用心记住你。我爱足球，爱摄影，更爱学生。学生也把我看作是可以交心交底的师长。

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都愿与我分享与共担。

我也乐意与他们打成一片，用他们的年轻和单纯来陶冶我的心灵。

这是我教过的一个初中班级。

二十年后，他们中一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自发又聚在一起，专门为我过了一次难以忘却的生日。这种待遇恐怕只有为人师者才能独享！

除了王龙一类的尖子生，我也关注班里最不起眼的学生。杨何利，今是阿克苏的一名普通工人。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打电话、发短信来问候我。去年春节前还寄来了一大纸箱的新疆土特产礼品。以前我一直为此而纳闷。后来被告知：我当班主任时，有一天杨何利没有吃早饭就来上课。课间他胃痛发作，是我把他背回家，由拙妻下了一碗鸡蛋面，让他充饥暖胃。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而我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九十年代，师教育处实行学年统考，我的教学成绩才崭露头角。在农一师二十余所中学的英语统考排名表上，我所教的班级平均分均在前三名。我还积极投入教学协作区的公开课、示范课活动，获得同行的好评。我撰写的目标教学和班级管理的论文，被农一师评为一等奖。学生马艳明参加新疆中学英语竞赛，名列前茅；为此我斩获了自治区的辅导奖。

每年教师节，在八团先进教师和优秀班主任的红榜上，都能找到我的名字。这些红色烫金的荣誉证书、绸彩带、大红花肯定了我的付出、回报了我的投入。我深感：这几年没有白活，我对得起做人的基本含义！

每逢教师节、元旦、春节，现居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昔日学生都会纷纷寄来贺卡，捎上了最真挚的问候。1995年教师节之晩，阿拉尔电视台记者在校长的引领下，踏进我家门，要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见我正在拆阅学生的贺卡，而书桌上还有那么多热情洋溢的祝福，情不自禁拍下了这镜头。

不久，八团党委换了个新政委。他就职的头天晚上就私访了我。在他鼓励和力荐下，我"不务正业"当起了八团中小学的教务主任。我走马上任要做的头一件事：制定教师百分考核细则，并与每人的升职加薪挂勾。与此同时，还优化了中小学统考科目的教师队伍，让有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就这样，我"混"进了照片中的八团中小学新一届领导班子。

我身体力行，最早上班，最晚回家。仅一年功夫，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我们就打了翻身仗。小学的统考成绩，在全师排名中摆脱了难堪的二位数。初中冲到了全师第六名；初三的平均分名列第三。我教的一个班独占鳌头。在元旦的联欢会上，我们教务处以自编的文艺节目向大家作了汇报。翌年，我们更上一层楼。教师节庆功宴上，政委谬奖我是"功臣"，非要我就坐上座。

我们有了小名气，兄弟单位就刮目相看了，纷纷前来参观。六团的教师在副政委的带领下，倾巢出动。他们细看了我们的百分考核细则，详问了我们具体实施的办法，一致赞叹，说"取到了真经！"我们的老师也邀走出团场，到各单位去上公开示范课，相互切磋教学心得。在塔河团场，我和讲课的三位小学老师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教务管理中，尽管我得罪了不少人。但年终总结我上台读了述职报告后，仍获得最多"优秀"的群众投票。我真正体会到：八团中小学老师最通情达理，也富有教书的天赋。大家扬眉吐气了，我也破格受邀，前赴北戴河、享受了疗养的待遇。

糟糠之妻也沾了光。回想二十年前我俩所面临的风风雨雨，还有寒冬在戈壁沙包打柴禾的穷酸狼狈相，那时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放羊的三等公民和家属还有阳光明媚的今天！

哦，忘了！还有一椿人生得意事！1995年暑假，我参加了自治区教委组织的新疆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强化班。在昌吉师专，我有幸结识了海外志愿者服务团（The Volunteer Service Overseas.）中的 David、Christopher、Christie and Linda。David在上大课时，指着坐在后排的我，公开宣称："The back one is my good friend!" 因为上午专题课上，他常借我的提问和回答来打破教室里的冷场。

培训结束，校方筹备欢送会，一定要我拿出一个英语节目作为汇报。我连夜赶写了一首抒情诗《V.S.O. For You!》。在欢送会上，我班门弄斧在四位老外面前朗诵了起来。

北疆某中学的年轻女教师主动与我搭档，作了同声汉语的翻译。这首《献给你，海外志愿服务者》抒情诗刚朗诵完毕，David等四个老外纷纷上台，与我握手、拥抱。可惜当时的相机没有留下这些使我心跳的激动场面。

1999年我提前退休了。在新疆农场，我拿了五年砍土曼、放了十年羊、教了二十年书，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把自己生命中最充沛的岁月全奉献给了塔里木。五十五岁老游子，叶落归根，回到了黄浦江畔，回到了慈母身边。那时的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租房度日，靠打拚创业。

我干起了老行当：教书匠，先在沪南中学教初中英语。校领导看好我这个来自边陲农场的半老头，还叫我代表教研组到"大同"去开片区研讨会。啊，时隔半个世纪，又回到了这所人才辈出的母校！与朱君武、傅雷、朱建华、陶璐娜等这些校友相比，我太渺小。但我可无愧地说：我也竭尽全力在为人类造福；我没有辱没"大同"这块招牌！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又被上海电视大学浦东分校录用，担任教务管理。半年后，在挚友王春华力荐下，我又跳槽，结识了上海十大优秀中学校长之一陆大征。就在照片中这所工艺美校（现改为老年大学），我和他搭档，登上了三校生高考复习班的讲台。第一炮就打响。他教的数学和我教的英语在市统考中双双荣获第一。试卷满分100，我们班的英语平均分73.8！

我就靠这运气，在上海滩打开了局面。先是董恒富职校发来聘书，诚聘我为三校生高考复习。

接着上师大也向我抛来橄榄枝，请我登上了普通高中生的高考复习班的讲台。

还有上海交大。

以及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一年四季，我比上班族更忙。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出勤，奔波于魔都各校，用无形的知识换取有形的房产。最忙的一年，毎天要穿梭二三个学校，每周要上46节课！

好在如今站讲台，无须一张嘴喊破嗓门的讲、一支粉笔满黑板的写。借助于电脑、投影、多媒体教室，我坐镇讲台，一杯茶细细地品着，一帧屏幕慢慢地道来。

在这座国际大都市，我执教过中专技校职校三校生、普通高中生的高考复习班，也登上过四级英语、成人专升本冲刺班的电教讲台。

上海"民进"是一所人才济济的进修学院。校长高薪招募了各具专长的教授与名师；我这个来自西部边陲的教书匠也有幸"混迹"于其中。

还有名扬申城的"交大思源"，它成了我教学生涯最后二年施展"不才"的讲台。

在新疆农场我站了十九年讲台；在上海各校又执了十六年教鞭，但造就的成材学生更多。因为我担任的课时远超新疆，每班的学生又满负超员。粗略估算：我用一生心血，灌浇的天下桃李，用"成千上万"四字不算夸张。当然，比起高学历、老资格、深睿智的上海名师，我自惭形秽。但我有我的优势：笨鸟先飞，干人家不干之事。譬如面批英语作文。

此举深受学生欢迎。清晨、课间、午休，不是我进教室，就是学生来办公室。企求我当面批改作文的学生，络绎不绝、有时排成了长龙。甚至其他复习班的学生也混进队伍，求我点拨。更有甚者，教室里常会多出一些陌生的学生，有的还站着听课。弄得其他班的任课老师十分尴尬，校方也不知所措。

2015年8月23日，是我风雨人生最后一次站讲台。讲完课，我向全体学生坦述了实情：由于我搬迁到东海之滨滴水湖去颐养天年，新家离学校路程遥远，无法再发挥我的余热了。学生听后，流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好几位同学上前要我挥毫留言、跟我一块合影。田青，曾为我画过肖像；沈静，听课倍儿认真，这二个女孩也挤进了我开启的镜头。

学生杨星月特为踏进办公室，单独与我惜别。她留给我一席话：我教学屏幕上的自编讲义，她抽空已整理成册。这是新华书店买不到的课堂笔记。她要永远保存下去，作为今后深造必读的参考资料。

翌年，交大"思源"没有把我忘记，又寄来了感恩邀请函。在欢度春节的宴会外的留言墙上，我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自己风雨人生划下了一个句号。教师，有人说是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我说：不对，应该是辉煌了自己！我选择了为人师，我终生不后悔，反而感到荣幸。桃李满天下，弟子常牵挂！其他职业岂有此福份！

釆访到此结束。在对话开始时和结束后的私下，我多次强调：八团有不少比我更值得录入"口述历史"的上海知青，譬如与我一块放过羊如今已蜕变为教授和专家的夏建国。还有农一师知青运动风云人物、草根领䄂欧阳琏与王良德。他们才是阿拉尔档案资料里不可或缺的一笔！

我何足挂齿；一个饱经风雨沧桑、放过羊的教书匠而已。夕阳无限好的有限余生，我回首往事，仅感到无愧此生！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我稍作修改，来总结自己七十余年的风雨人生。一个人就是个分数；对社会的奉献是分子，向社会的索取是分母。我可以坦荡地说：我是个假分数，数值绝对大于1！我完成了做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