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一只小小鸟

<h1>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就是那个星期六下午准时到家，而隔天下午又匆匆离开的人。所以，星期六就成了我的期待，总希望那个挂在自行车铃铛旁的黑色皮兜里，能给我带来惊喜，而我每每总有收获。</h1> <h1> 我所生活的北方农村，在七十年代，面食之外的东西都是奢侈品，当有一天从那个皮兜里发现了一种叫香蕉的古怪东西后，从此我坚定的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这种观念在我脑子里盘踞很多年，而这次吃香蕉的经历也让我在小伙伴的队伍中地位直线上升，之后的甘蔗，桔子，更增添了我的吹牛资本，我喜欢看他们直勾勾流口水的样子。 </h1> <h1> 在我欣喜满足的时刻，父亲总是在一旁默默的看着，那时笑容会出现在他的脸上，是那种平常我看不到的微笑。他的沉默寡言给我带来一种压力，我不能确定他喜不喜欢我，匆匆一天的相处让我对他总有一种疏离感。白天我忙着玩耍，晚上睡觉的时候，便围着满墙的报纸让他教我认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指着一个“吻”字问他，他教给我发音，我追问了一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突然在母亲脸上亲了一下，笑着说到:“这就是吻。”在我至今的记忆里，那是父亲唯一一次轻松的开玩笑。</h1> <h1> 我们一帮男孩子自创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掏鸟蛋，跳沟壕，比谁尿的高。在一个放水灌溉的夏天，我们脱光衣服在野外的大渠里疯玩，那是个很宽的水渠，水流湍急。一个站在桥上准备往下跳的同伴突然喊我:“你爸来了！”，我大惊失色，呼啦啦一群光屁股跑上岸穿好衣服坐在桥头，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来。他皱着眉头问我:“这么危险也敢玩？”，我若无其事的说我们没下水，他拉起我的裤腿，指甲轻轻一滑，几道清晰的白印显现，那是皮肤经水浸泡晒干之后才会出现的痕迹。证据确凿，我当时就蔫了，按我从同伴那里总结的经验，这时侯不是挨巴掌便是屁股挨踹，意外的是我只听到轻轻一声:“回家吃饭。” </h1> <h1> 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母亲陪伴，我对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听到邻家婶婶问母亲:“四哥（父亲行四）的事查清楚没有？”，母亲沉默着摇摇头，“那次抄家不要紧吧？”，母亲说:“值点钱的东西全没了！”查清什么？在我的认识里只有坏人才会被查，这好像不是个好事情。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备受安慰，婶婶问起父亲的工资能不能领到，母亲说:可以领了。婶婶忙拍手说到:“咦！那好着呢，我四哥的工资可比县长高哩！”，县长是我知道的最大的官，我又有吹牛的资本了。 </h1> <h1>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h1> <h1> 一天家里来了很多父亲单位的人，来给村里打井。那段时间，家里的人络绎不绝，却没看到过父亲，村里的干部也经常来串门，说着感谢的话，感谢父亲给村里办了件好事。之后的时间里，少雨的季节，村里人就会去县城找父亲放水浇地，而父亲也有求必应。多年后我问过父亲村里打井的事，父亲说那是国家政策支持，只是送了一台变压器给村里，省了一千多块钱。</h1> <h1>　　疯玩的日子过的很快，1978年夏天，一群脱缰野马全被圈进了笼子，上课第一天，我幼小的心灵便深受打击，老师干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统计家庭成分，第一个举手的当然是地主儿子了，露天的课堂下，我看到他的头埋到了膝盖里。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家倒霉和我家也有关系，因为当初捡便宜买了我们家百十亩地，而我家卖地是因为我有个大学毕业后在包头市政府工作的二伯，他早早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土改风暴，即便如此，剩下的地还是让我成了富农家的孩子。好在我的成绩很快在班里拔尖，这个帽子也没多大影响，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华主席给我们改了成分，以后就是革命干部家庭了。当我新学期开学在表格里填上“革干”时，教导主任凶我:“乱填啥？哪有这个成分？”我自豪地说到:“革命干部，华主席说的！”他便再不敢做声了。 </h1> 农家孩子早早学会了下地干活，施肥，浇地，间苗，除草，无所不能。一日，和父亲扛着锄头收工往回走，对面过来一个拉着人力架子车的人，看起来比父亲年长，远远的向我们招手打着招呼。走到跟前，我看到车里满满的装着西瓜，他是准备去镇上卖瓜的。来人放下车子，和父亲热情的闹起嗑来，“我看着你爸从小长到大的！”他对我说着话，脸上洋溢着止不住的兴奋。他转身从车上抱下两只瓜，硬往我们怀里塞，嘴上说着：“自家地里的，尝尝，尝尝！”。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那个人是谁？，父亲说：“早年给咱家做过长工。”我忽然愣住了：“长工？老师说长工和地主是阶级敌人，他应该恨我们才对啊！怎么还送咱西瓜？”父亲也愣了一下，淡淡的说道：“胡说……不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好像很深奥，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以致困扰了我许多年。 <h1>　　农村的孩子没有多少故事，时间一天天就这么过去，直到我上五年级的一天，校长在窗外朝上课的老师摆摆手，老师出去片刻就进来喊我的名字。我跟着走到了办公室门口，那里停着一台北京吉普，我坐过那台车，父亲来了，他是来给我转学的。学校的老师都到了，集体给父亲做工作，让我留到小学毕业，我知道原因，那是因为我刚刚在本学区联考中拿了第一名。而我听到父亲的唯一一次夸讲，是别人问到我的学习成绩时，他说的:还行。</h1> 小县城的生活让当时的我丧失了所有的优越感，各种漂亮的小书包，花花绿绿的新衣服，这些我都没有，自卑感开始在我的心头升起，我们姊妹六个，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的工资显得捉襟见肘。再后来邓丽君开始走进校园，我见到了可以随时听歌的收录机，同学中开始流传各种手抄本小说，乒乓球桌成了我们争抢的阵地，喇叭裤开始流行……我的学习成绩受了影响，但还能保持到全班前三名，而随后的退步也是我觉察不到的。 在我进城以后不久母亲也搬来了，在县城租了别人家的房子，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依然拮据，母亲和三姐整天忙着做衣服挣加工费，我也上了中学。一天放学回来，父亲和一位同事在说话，看见我掏出书本做作业，那位同事起身告辞，临走时随手从包里掏出一条“工”字卷烟，放在桌上抽身就走，父亲抓起烟起身追了出去，那烟我很熟悉，五块钱一条，父亲多年以来都带着一支烟杆，偶尔也会抽那种烟。他终究没能追上那个人，拿着烟回到房间，郑重的给母亲交待:这条烟不要打开，必须退回去。 而之后他的一位老同学的到访，让我对父亲的经历开始有了兴趣。他一进门就掏出一叠厚厚的申诉材料，情绪激动:“这帮人必须惩处，关了我们那么久，刑讯逼供，把我吊在房梁上打，几天不给吃不给喝，咱俩这命是捡回来的，必须严惩，必须！”我看见他拿出手帕擦眼泪。而父亲只是轻轻的叹气，安慰他，说那个时候到处都一样，牵连的人又那么多，那些人只是别人手里的枪杆子，你和流氓生什么气。 父亲从不和我们讲他的经历，我是一点一点从他同事和同学的言谈里拼凑起他的过去。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大学期间和正在读高中的母亲结婚，毕业后和母亲一起到了青海格尔木，在大柴旦一带搞地质勘探。我看过有关格尔木的资料，那是1951年底慕生忠将军带着驼队，扛着铁锹，硬生生在荒芜一人的戈壁滩建起来的居住区，父母亲几年以后便到了那里，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鸭绒睡袋，拉链拉起之后可以将人包起来，我和小伙伴都感受过那里面的温暖，那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父亲托北京的同学弄来一只，用于抵御戈壁冬天的严寒。随着格尔木居民逐渐增多，父亲在搞了几年野外勘探之后，调到格尔木政府工作，大姐那时已经出生，后来随着孩子逐渐增多，母亲便辞了公职回老家带孩子，而在格尔木工作十年之后，父亲也调回老家水利局。 在那个群魔乱舞的年代，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众多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甚至一个公社书记都能决定你的生死。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父亲关过牛棚，受过私刑，最后差点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我们家也被抄，母亲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所经历的从不对我们说起，也从没抱怨过，再多的苦难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而支持他坚强生存的强大因素，直到他临近去世的那一刻，我才得以知晓。 父亲的不幸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结束，来自市里的官场震动波及到了县里，他，站错队了。 他退居二线，母亲也得了脑梗塞，留下了后遗症不能正常活动，他开始带着母亲四处寻医问药。我也没能考上大学，当载着新兵的轿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回过头，看见父亲双手捂着脸，蹲了下去…… 临近退伍的那一年，驻地开通了航线，父亲来信说大姐要给他买机票，让他来部队看我，他也想坐一回飞机。当时我和部队领导关系闹得很僵，便托辞让他不要来了，最终父亲一生也没能坐上飞机，多年来，自责一直压在我的心底。 四年的军旅很快过去，91年，我也开始了打工生涯，他还拿着一百多块钱的工资。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给我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我的一个同学做生意没钱，我在朋友处拆借了一笔钱给他，结果他的生意血本无归，千方百计还了一部分后，最后的三千多便背在我的身上，我身无分文，最终仍是父亲拿钱出来，那是他整整两年多的工资，我不知他攒了多少年才攒下的。 　　父亲正式退休，单位的房子也不能住了，他开始计划着回老家。三姐听了坚决不同意，抓起电话给我:“给大姐和你四姐打电话，大家一起凑！”四万多的房款，七八家的亲人一起凑了起来。终于搬进了新房，父亲开始整天呆在家里，除了带着他的小孙女遛弯，便是看着各种文选和回忆录。 　　我也开始了辛苦的打工生活，很少在家。 　　2000年初，打击不期而至，父亲一直倚重的大姐夫遭遇不测，他的天塌了！大姐夫是我们两家的顶梁柱，和大姐毕业后在同一国企工作，四十刚过已到正处级，他和父亲一样节俭，这些年给家里一直贴补，家里每每有事，父亲总找他商量。料理完后事，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只要有人提及，便默默地流泪，大家看着也没办法，只能让时间来抚平伤感了。 　　隔年，我一次感冒，去了对面的诊所，大夫看到我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爸病了，我感觉不太好，最好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纳闷他怎么自己不去？大夫说:“我让去，可他不愿去，还说真要查出那种病，谁有啥办法，周恩来没我们条件好吗，干脆别管。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我心头一紧，赶紧叫来我哥，以各种理由劝他检查。B超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去西安做CT确诊一下吧，八成是胆囊癌。 　　我的头嗡的一声。 　　在我心里一直坚强健康的父亲，突然要离我们而去了，我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第二天我们去了省医院，大姐已经等在那里了。我进了CT控制室，看着玻璃窗那边的父亲缓缓进了扫描仪，揪心的感觉充满我的全身，心跳开始加速。几分钟后，医生扭过头来说到:“可以确诊了。不要带你父亲乱跑了，回家吧，想吃啥吃啥，想去哪逛去哪逛，只要不疼就别管了。”我问还有多长时间，他说:“半年吧。”我的泪奔涌而出……等我平复了情绪，让他开了一张胆结石的报告单，走了出去。 　　见到父亲，我笑着说道:“看把你紧张的，胆结石，医生说年龄大了不要做手术了，疼的话吃点药就行。”父亲“哦！”了一声再没说什么，我的余光察觉到大姐在直直的盯着我。 　　等到父亲坐车离开，我便站在街边点起了烟，身后传来大姐颤抖的声音:“到底……是啥？”我扭过头，她的眼眶泪光闪烁，我知道，她在盼着一个意外出现。我不愿意看她难过的样子，扭过头去说了一声：“癌……”背后“哇——”的一声哭嚎传来，撕心裂肺。 当一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结果却无力改变，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近，那种日子是备受煎熬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医生开杜冷丁，希望到时候能减轻他的痛苦。姊妹几个轮流陪护，我们想尽一点最后的孝心，可他是个没有物质欲望的人，他已经习惯了不依靠别人，更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时间就这么平淡无奇的流逝着。 几个月后，病情逐渐恶化，他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对母亲念叨着:社会变了，越变越好了，好想多看看邓小平改造的这个世界……终于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回老家吧，我想老家人了。 2001年6月下旬，父亲回到了老家。邻里故交开始轮流来看望他，他已经不能下床了，也没有了聊天的精力，只能和别人握握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们觉得应该告诉他实情了，父亲明明白白一生，最后也应该明明白白地走。 我们对他坦白了病情，他很平静的说:我知道了。看来他早就想到了。“今天几号了？”他问到，“23号。”我奇怪他问这个干什么。他闭上眼，继续说道:“再一个礼拜就是七一了，我…”他念着自己的名字“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为革命兢兢业业一生，党的生日就是我的祭日，我和党永远在一起。”我们惊呆了！我想对他说，爸呀，南湖开会的那帮人早就忘了时间，那个日子是随意定的，当初的信念，已被抛弃了，南湖的会，早散了…… 父亲终究没能坚持到他向往的日子，他走了，平静的走了。他一生遭遇重重磨难却从不抱怨，他有太多的愿望没有实现，却能心如止水。而他的经历也促使我对过去那个时代有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却愈发不能分辨，他终其一生的坚守，是可敬还是可悲？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愿天堂没有纷争，愿父亲再无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