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邓励写于一九五零年

Dzc

<h3>我的家乡</h3> <h3>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区山门村是一个道地的穷乡僻野,四面全是巍峨高山,中央是方方十里的一个平原,全村人口不到六千人,除了很少的人经商外,其他的人都是务农,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精于农作。</h3> <h3>村的南面有一条河,年年汛滥为災,山上的瀑洪也要冲害农田,经过连年来山上种树和河旁筑堤才把灾害逐年消减,并且把那些水冲地区,不断地耕作,使不毛之地尽成沃土之桑田,就一般的作物而论,都长得很好,所以我童年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说,“只要功夫花得深,不怕石杵不成针。”现在回想起来牠确实不谬。</h3> <h3>因为交通上不便和职业的同一,富的人仅有良田四五十亩,贫的人也有六七亩,我家里仅有薄田十亩,所以贫富之差别不像别的省别的县那样显著。</h3> <h3>后来因为有一部分外来富商的迁入,才引起转变而变成富有革命者的精神,在抗战期内曾有些许表现,所以在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在我乡建立一个革命纪念区以资纪念。</h3> <h3>我的家庭</h3> <h3>我的祖父原来是半农半商,他经营了一生,虽然勤俭自守,但时运不佳(房屋连遭两次大火),并没有把他的家业搞好,到了临终的时候,还负了外来富商一批债务留下给子孙来还清,据说每年是大二分利。</h3> <h3>我的父亲从中学堂毕业后,他的许多同学都到日本去留学,独他为了家境的困难到邻村一个县立完全小学当自然和数理的教员。</h3> <h3>后来为了村里大众的要求,就回到村里一个初小里任教,每年薪水九十元,还是吃自己的饭,就在如此低微的待遇下足足做了十余年,全村的青年学长都是他的学生。</h3> <h3>他把小学生比作自己的子女还来得爱护,他把教学作为他的整个心身寄托,负起责任,耐苦耐劳地去干,因此感动了全村的居民和外来的富商,当祖父去世后,留下来的债务,许多债主都自动地放弃利息的追求,并允许缓期偿还,他用他的节俭(节衣缩食)和劳动生产(养蚕)所得的剩款,在三四年内将旧欠全部清还,当时我才十岁。</h3> <h3>我自从十八岁那年离开了家乡,一直到二十九岁才和林明华小姐到现在已成了二男二女的父母了。</h3> <h3>一家六口在外奔波,于国民党下工作了十余年,已经是备尝艰苦,尤其是民国卅二年(1943年——注)的时候,有几个月几乎断炊者已不只一次,到了去岁(1949年——注),有几个月还是拿三十几个铜元的薪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的小家庭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奋斗和劳苦,比之别的人家雇了佣人买了个头来服侍的,不可同日而语,真是大有天壤之别啊!</h3> <h3>我的妻非常能够吃苦,她不像其他的妇女要丈夫升官发财,她只要我能够安心工作,在正常的生活水准中生活,她能够负起家务和教育子女,使他们和她们成为将来有用的人。</h3> <h3>我的童年</h3> <h3>我的生日恰好是在民国元年的头几天,我记不起很小年纪的事情,我仅记住最喜欢我的是我外祖父和我二姆,因为他们对我的小工艺是非常称赞,比如农具的修理和家庭用具的装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已是能够搞得很好。最不喜欢我的是我祖父母,因为我一起早就是敲敲打打地制作东西,吵搅了他和她的安眠。到了八岁我就到村校里去读书在放学以后、星期假日和寒暑假的时候我常和我的邻居群小,不是到田里去抓鱼,就是到山上去拾柴、上树去打枯枝,放着牛,学割草,采桑叶,帮着车水,虽然做得不十分好,可是体会了不少的牧童樵夫和渔猎野外的生活。</h3> <h3>我的学年</h3> <h3>从小学毕业后,受了邻居亲友的鼓舞,我的父亲就让我入中学,最巧的就是那几年家蚕养得很好,赚了些许的钱来维持我的学费,总算一帆风顺读完了三年的初中和三年的高中师范科,在校内数学、理化、工艺、音乐、劳作、图画是我的特长,所以毕业后就到宁海中学任音乐和劳作的课程,每周14小时,月薪十七元,积蓄了一年,到第二年夏天就到南京去投考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幸蒙录取,并得诸乡谊的资助,入学辞业。</h3> <h3>因为经费来源困难,不得不在课外找些工作做,来维持生活,如此半工半读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注)冬毕业于金大。在校期间,不时受吾师陈嵘孜孜不倦之指教,以及其做人之熏陶,不但对学业上有良好的收益,同时在工作上亦有新趋向,不吹毛求疵,只认真负责,不好高望远,只实地苦干,不吹牛拍马,只吃苦耐劳,是唯一的目标。</h3> <h3>我的工作</h3> <h3>自从大学毕业后,曾经有人介绍我到福建去做农贷工作,月薪二百元,当时我觉得学非所用故未任职,后来竟到贵州在农政学院主持下定番农场当研究生,每月薪水六十元,研究期满一年就到湖南阮陵湘岸盐务处主办下的桐场任技师之职,月薪138元。</h3> <h3>惟该场事业难能发展且官僚作风气味浓厚,在职未及半年则辞去该职而转任中央农药实验所技佐之职,月薪110元。从事油桐研究。</h3> <h3>卅二年秋,日军搅桂奉所命调川,取途三江榕江经黔赴川,途径三合遇匪,抢劫一空,狼狈不堪,途中备受艰困,于以年春才抵渝,仍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北碚桐场继续研究工作。当时眼看该场一片荒芜桐林,任其自生自灭,良堪痛心乃积极着手整顿,经数年渐有起色,并于工作之余将以前桂黔川各地研究之记录逐一加以整理与分析,时值农业技术合作团经北碚参观,独得好评,不无由也。时桐场主任贾技正伟良每告予云,“欲将事业搞好,必须先把住政权”年并劝予任碚场主管之职,余独笑而不答。</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