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柏林

Jisheng Wang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2日，和公司同事们去德国柏林参加欧洲区销售会，这个会期和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九大部分重合。作为我党有自觉性的老同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借机发挥一下不可避免。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用脚去寻找拍照的目标。这个美篇《功课柏林》是我的作业，跟小时候看过的苏联大片《攻克柏林》发音雷同，纯属意外。德国是我曾经多次去过和路过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去国际劳工组织开会经过法兰克福，后来太太在德国艾森大学医院进修，我也去小住过几次，但柏林是第一次去。因为是政治中心，这座城市有更多的故事。要深入了解德国，这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

在飞往柏林的途中，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这些响亮的名字。还有我们南外1973年一同到中联部的德语班的五员大将：李进军、曹白隽、杜克宁、朱斌（朱卫娜）、罗方红（罗小红）。他们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记忆深刻的还有全总副主席陈俊生，1985年底率团访问西德，出国前在全总国际部开会准备，我当时是欧洲处主管西欧的，尽管我那时对德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会上陈俊生把近日里读过的有关德国的资料书籍串起来，做了个精彩的综述，他能把《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本盗版书的主要章节和重要内容揉得烂熟，把我听傻了，觉得他跟其他同级领导很不一样。访德回来后，他去国务院当秘书长，最后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最近有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有个倒霉鬼叫陈俊生，每次听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很不舒服。那个编剧难道不知道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文艺作品中这样出现有恶作剧的嫌疑吗？

到柏林之后，每天是开会、聊天，吃饭、聊天，啤酒成为重要佐料。瑞典同事们有酒喝的状态是难以言表的，尤其是非自费享用的情况下。一立升的大杯在握，啤酒三杯起量，不设上限。更让我觉得没人性的是，他们肆意猛灌，可以不上厕所。看来瑞典人和日耳曼民族比较接近。我舍命陪君子，终日沉浸于苦水，但很少一次把一大杯喝完过。还有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旧事是，1978年出国赴马耳他大学留学，国家原定的生活费很高，完全是学而优则仕的标准。只是因为在我们之前到了德国的一个学生，因喝啤酒，不知是开瓶伤了嘴还是眼睛，送医治疗。教育部紧急刹车，大幅度减少留学生生活费。从此，德国啤酒跟我们结下不解之仇。好在驻马耳他的程之平大使夫妇视留学人员如子女，留学期间，在使馆办公室工作的赵军和另一杜姓兄弟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几乎是过着供给制的留学生活，让我们终日沉浸在不差钱的幸福时光中。

在德国，中青年的英语水准不必怀疑，找地方问路从未出错。遇到热心人士，会冷不防逮着你秀他的英语有多熟练。有文字的地方，用我的英文瑞文加起来分析德文，不用问也猜出几分。许多德文字跟瑞典文长得一样，瑞典人学德语太方便。公司董事长大我十岁，他那时代的学生，德语是第一外语。瑞典人到德国出差，比北京人到广州去更不具陌生感。

开会住的酒店在市中心地带，出门就是车站。公共交通方便到地上地下，一张地图在手，指到哪，车坐到哪。这个社会的高效，交通条件是基础。八十年代，记得西德工联主席访华时说，你们中国发展最大的制约在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基础建设进步多了，特别是城市间的高铁。看来，中国后发先至，弯道超车，某些领域不逊欧美。

市中心小街小巷里，最有特点的是酒巴，弄点旧物悬挂摆放，让人在怀旧中排解今日的疲惫，编织明日的梦想。不知等我退休之后有没有可能也开一家小店。卖什么吃食，挣不挣钱都不那么重要，要的是制造一种思考的氛围。据说，当代北京搞文艺创作的人灵感都来自酒吧。

有的酒巴简单到没什么可吃的，可见德国酒民们口味比较清淡，有冒泡的啤酒就行。我本以为可以在酒吧吃一顿正餐，结果上来的菜太不成体统，味同嚼蜡，感觉后厨是一帮用土豆做国宴的大师们。回想起前全总主席倪志福在宴请德国客人时所讲，中国人对烹调的精益求精和德国人对工业制造品的精益求精是在不同领域里并驾齐驱的，需要的是互换角色。

原东德的城区内，有历史的建筑比比皆是，但陈旧失修，令人担忧。

东柏林城区正在拆除的建筑，掩盖陈旧和衰败的是现代人一层层的涂鸦作品。柏林是我见过的涂鸭画最多的城市，没有之一，多到令人头痛的程度。我问当地德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现象？回答是，年轻人受压抑，共产主义下没希望，涂鸦不过是一种抗争性的表达。东西德国统一后，这个曾经被放弃了的政治中心也没很快恢复。对首都的重建，德国人没有象中国人那样强调政治上的重要性。中央政府不过是国家机器，不是生产机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比首都建设更重要。

博物馆岛河岸一侧，周末是旧货市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瑞典人民会将其中大部分运垃圾站资源回收，而德国人民有敝帚自珍的习惯，换几个小钱不是全部目的，展示我曾独有的，那才叫与众不同。

在柏林的旧货市场上，你能看到想像不到的几乎任何东西。宝贵的时间比金钱还贵重的时刻，我实在忍无可忍地离开那个有趣的地方。但一个小小发现，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个中国家庭80年前的一个相册。目睹1937年的中国知识青年的模样，让我对前辈顿生敬意。我不能让他们的形象飘荡在柏林的街头，与那些不会说话的破铜烂铁为伍。几十张照片，包含许多细节信息，希望带回中国，找到主人的后裔，让先人的旧容归乡为安。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群男女，应该是当时的大学生。场景很可能在武汉一带，武汉的同济医学院?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从书架上的骷髅分析，主人象是医学专业的。

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块东德1983年纪念卡尔·马克思冥诞100周年的面值20马克的硬币。我记得接待西德印刷工人工会代表团时得到过西德版的马克思头像硬币，不知道被我深藏在哪个最保险的角落了，一时找不出来。据说，德国电视台做过几次节目，海选德国的百年伟人，马克思总是名列前茅。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上恩格思的辨证唯物主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影响过世界许多国家的亿万大众，特别是他们在五十岁之后形成的思想更加趋于成熟缜密。他们当然不会料到，身后在世界上信众浩荡，被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各国领袖比比皆有，多少人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成终生时的荣耀。说真格的，马恩去世之后，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多有欺世盗名之嫌。用科学水准衡量，结论基本上四字概括：假冒伪劣。中共党内有过一位敢于主动表白拒领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领导人，他叫邓小平。

1848年，年仅30岁的卡尔·马克思和小他两岁的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编写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转眼170年过去了，此时来到柏林，这个历史在这里思考人类，人类在这里思考历史的地方，静下心来，感悟世界上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化。相信马恩二位若活着进入信息时代，也一定会提笔修正他们在宣言中的观点。

去郊外的波茨坦。前两年抗议日本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挑衅，提到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这回一定要去实地感受一下。转车的站台，已经领略到那里的秋色景象。

波茨坦市离柏林二十多公里，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的夏宫所在，直到1918年。城市内有众多湖泊和独特的文化历史建筑，特别是德国境内最大的世界遗产，无忧宫以及周边的公园。

波茨坦一带的景色美不胜收，用金秋二字形容是不够了。

附近居民来此健身，心旷神怡，与烦恼隔绝。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无忧宫宫殿建筑与其宽广的公园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原因为：“无忧宫的宫殿与公园，可视为普鲁士的凡尔赛宫”。它是十八世纪欧洲艺术运动的合成品，结合了当时君主制背景精神下的建筑创意与地景设计。

无忧宫著名的园林风景是由腓特烈二世决定在Bornstedt的南侧山坡上建立梯形的葡萄山开始的。把荒山坡利用起来种植葡萄，说明德国人打从他们的祖先起就是那么讲究实惠。

我对皇宫的建筑和内饰并无大兴趣，我还是喜欢园林和雕塑。

当然，对在无忧宫一侧的“中国楼”（Chinesisches Haus）还是要给予特别关注的。中国楼是一座圆亭，周围站立有各种亚洲形态的人物雕像，这些雕像都确确实实是镀金的，但形象确确实实并不够真实。那时欧洲人去一趟中国不易，他们带回欧洲的中国印象不够准确，制作出的艺术品也就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

星期六一早去寻找当年召开波茨坦会议，产生波茨坦公告的塞西利安霍夫宫（Schloss Cecilienhof）。从柏林出发，地铁转汽车。去往同一个方向的公交车共用一个车站，站牌上的地名我一个也不认识。在汽车站问一个德国女孩应该乘什么车。她在站牌上找到车次，查看时间表，说等五分钟后就来车。当几辆公交车同时进站时，她指着我要上的车，说司机会告诉你到哪里下车。上车坐稳后，发现那女孩巳经走远。原来她只是路过，并不是等车人。那五分钟的等待和耐心指点，只是为了我这样一个来去匆匆的外国游客。我想，什么样的教育能产生出这样的德国人。一路上感觉德国哪里都是那么美好。怪不得有人说，从德国留学或工作回中国的人都是亲德派。此言不虚！

1945年7月至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此举行会议，谋求解决同盟国之间在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及安排战后势力范围和格局。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了有关处理战后德国原则的《波茨坦协定》。我们中国人对波茨坦会议最感兴趣的是，7月26日，在这里产生了一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塞西利安霍夫宫坐落在柏林西南哈韦尔河畔，始建于1912，由威廉二世所建。此宫因《波茨坦协定》在此签署而闻名遐迩。1945年柏林被攻克后，苏军一度控制着这块地盘，小院的绿化也带着苏联政治的格局。现在，这里有一部分房间是开放的旅馆，在这里住上几天也会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波茨坦会议的会场，桌上插着英美苏三方的国旗。

7月26日，发布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对波茨坦会议一无所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拿着波茨坦公告文本，请蒋介石阅览并签署。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正是中国求之不得，岂有不签之理，蒋介石欣然同意。我们在公告原件上看到的只是中国总统电签(by wire)。丘吉尔因英国大选替换首相回国，由杜鲁门代签。波茨坦会议对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只有美方主持起草的对日劝降书《波茨坦公告》是整个会议期间唯一一份考虑到中国利益的文件。当时的苏联和日本保持着友好条约，不理会杜鲁门对苏联要其对日宣战的劝说，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更是趁人之危式的对盟友敲诈，这在此前的雅尔塔会议上巳经对华张开狮口，要求中国承认苏联实际上造成的状况，把外蒙古永久地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直到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苏联见日本彻底无望，才于8月8日对日宣战，斯大林的名字补在《波茨坦公告》下方。

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中的诸内容必须得以实施，并且日本的主权须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三国政府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对台湾和其它一些岛屿的中国归属权（包括后来争执不休的钓鱼岛）确定下来。对比美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而苏联强力把外蒙分割出去，并要求在东北地区享有特权的做法，对今人是一剂很好的清醒剂。

在参观塞西利安霍夫宫时，对整个会场布置内外没有看到有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文字和物品，我对场所工作人员表示过强烈不满。事后了解到历史事实，对我当时的态度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同时让我心酸的是，中国作为在二战中战胜国的地位和利益要由其它大国来决定的严酷事实深受打击。

Marmorpalais 大理石宫，离1945年召开波茨坦会议的塞西利安霍夫宫一公里处。一面湖水，一面绿地。远处能看到柏林城区高楼大厦构成的地平线。。

东西柏林在冷战时期分治时，勃兰登堡门便是分界处，由东德把守，西德人对此耿耿于怀。1953年6月17日，东德工人大罢工，被当局调来的苏军坦克无情镇压。西德政府为纪念这一事件，将勃兰登堡门正对西的这条大道改名为Straße des 17. Juni，6月17日大道。世界各国，以人名、地名、物名为标志的街名比比皆是，甚至少有例外，但以日期命名的街道，不知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这个日子太值得被后人铭记了。

1953年6月16日，东柏林300名建筑工人上街游行，反对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号召的增产不加薪的剥削工人的政策。到达工会总部时，人数增加至万。次日17日，工人继续示威，游行队伍中出现＂自由选举＂的标语。这个在其它欧洲国家早已是最基本的巳经实现了的政治要求，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属于颠覆政府的反革命煽动。它能成为执政党要求苏联红军出动坦克镇压游行的充分理由。结果是不言而喻，工人的骨头再硬，在坦克面前只能被粉碎。党对那一次事件定性为西方特务的捣乱破坏，直到1961年设立柏林墙，把一个城市彻底分割成东西两半。共产党政权的高压，人民可以不说话，甚至出于生存的需要，违心地说话。但他们会把所有痛苦的经历堆积起来，一旦在有机会使用选择权时，他们毫无犹豫地选择掉那个政权。当1989年德国再一次发生社会动荡时，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东德人都不愿维持原来的社会制度。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的统一，德意志人民重建确立了他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位置。苏联解体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不解，只有苏联的党和人民自己是清醒的，因为它已经无法继续维持那种制度了。

6月17日大道边上的路灯，一眼望去，给人以坚定与豪迈的感觉。

与6月17日大道一段平行的林间小路，在这种环境下，走几公里不觉着乏味。

柏林市中心的大道上，封建帝王的铜像还没显出陈旧，说明这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是比较近期的事。两次世界大战的折腾，让高傲的德国人知道，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Humboldt-Universität 洪堡柏林大学，一个心目中神圣的科学圣殿的门外，竟然是摆旧书摊的地方，摊主还多为移民面孔。

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精英大学之一，1809年由普鲁士教育家、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和他的弟弟开创，两百多年培育出一代代改变世界面貌的大师。哲学界的黑格尔，物理学的爱因斯坦，文学界海涅，政界的开国首理俾斯麦，德共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留德的多出此门，中国改革开放，我所知道的许多派往德国的留学生，是由洪堡基金会支持的。

这尊堵在校门口的塑像一定不凡。一看名字Herman von Helmholtz 赫尔曼·冯·亥姆霍兹（1821－1894）揭示能量守恒定律的那位，他在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有诸多发现。这个学校出的科学家太多，得到诺贝尔奖的有40人之多，没得奖，贡献很大的更多。

洪堡大学正门右侧有个女子塑像。女人受教育在百年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此人名叫莉泽·迈特 Lise Meiter（1878-1968）奥地利犾太人。二战期间1938年逃到瑞典避难，在诺贝尔研究所工作。她于1939年在理论上解释了核裂变现象，被称为原子弹之母。她一生获奖无数，并三次被提名得诺奖。但每一次都花落人家，实在是不走运。她战后加入瑞典国藉，1947年开始在瑞皇家工学院领导核物理学科组。为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她谢绝了美国政府的工作邀请。

大学区内，每个街里都会有值得纪念的名人塑像。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到门口时已是快要关门的时间，以后要安排出半天时间细看。博物馆岛是许多博物馆的集中地，在柏林市还有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尊重历史，尊重人物，才能指望有伟大光明正确的未来。巴金先生1986年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成为他生前最大的没有实现的愿望。三十多年来，中国花巨资搞了无数个有用没用的形象工程，但没有在文革博物馆上花一分钱，连提都不敢提。总有人说，我们要防止文革再度发生，让我怎么能信这些话真的有用？我们这帮文革过来的人，从微薄的养老金里扣钱，也要供出一点救赎自己灵魂的钱建博物馆。一个支持和参与文革博物馆建设的中国政府一定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府。我的心在等待，依旧在等待。

从街上望进去，列宁的塑像在历史博物馆大厅里陈列着。过去听到一个说法，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前，跟当时的德国政府有点什么瓜葛。我相信，德俄两国都没有必要掩藏什么。下次有时间一定要遍访柏林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好好给自己上一课。历史唯物主义者是无所谓惧的。

学文艺的孩子，上街卖艺，全凭真本事，没有不好意思的。

唱歌的女孩认真地演唱，过路的行人静静地欣赏。收摊之时，四周听歌的人都走上前来打赏，琴盒里的硬币响铛铛地作响，乐得小姑娘合不拢嘴。

博物馆岛外的河边，景色也是展示的一部分。

广告牌上有中国字样。有关中国的展览会给这座城市增添国际化的形象。

十八世纪德国作曲家。长期服务于皇家，也创办歌咏学院。德国合唱团的传统始于此人。

著名的柏林大教堂。任何一个旅游者都无法错过的地方。十五世纪时，这里是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的宫殿教堂。1747年在这里设计建造了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成为普鲁士帝国的宫廷教堂。1882年被改变成古典主义风格，现在看到的则是1894年按文艺复兴风格重建的。当然，最后的重建是二战之后。大规模战争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现在貌似堂皇的建筑已经是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的。

大教堂门口德文和英文的条幅，上书：仇恨伤及灵魂。这种直抵人心的文字，让人过目难忘。

柏林旧博物馆Altes Museum, 十九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建造，原名皇家博物馆，成为当时普鲁士首都标志性建筑，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风格，如果你觉得它眼熟，没看错，希特勒统治时期，这里常用来当作他讲演和检阅的地方。

网上旧图，仅作历史对比。

屠狮者雕像。虽然是艺术品，站在旁边，感觉气场宏大。

旧博物馆门前另一雕像是亚马逊女战士。

柏林大教堂门前的喷水池把广场四周建设物的雄伟气势柔化了不少。

秋风拂起，落叶飘零。厚重的历史从来不被日常的平淡冲刷。

肥皂泡在空中飘荡的时间一般只有半分钟，遇到物体立即爆破。但在爆破前的那一刹那，它是五光十色，自由自在的。

气泡不规则的组合，因为太美，不可多得。

扑天盖地式的气泡很吸人眼球，吹出来有一定难度。

吹泡人象是以此为生的，上衣的色调和气泡的光谱很搭。孩子的家长根据孩子的兴奋程度决定给他多少赏钱。这个活好象我也能干。

放学后在这样的地方做作业、讨论问题，需要思想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后果会相当严重。

穿城而过的施普雷河两岸展示着城市的繁华和浪漫气息。

河道紧围着市中心的博物馆岛。

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er Tor, 柏林作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1788年下令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早上，飞机留下的航迹云作为背景，为胜利女神的铜像增添异彩。

这组胜利女神雕像四马战车还有个称呼：归来的马车 Retoukutsche。因为1806年拿破仑率法军攻下柏林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东西，打箱运到巴黎。没等到重选址安装，1814年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军，又将雕像夺回。1860年代，柏林城墙几乎都被拆除，但这段城门没人敢动，毕竟它曾是德意志帝国的象征。

夕阳西下中的勃兰登堡更显得巍峨壮丽，不论人们给这座城门什么样的称号，德意志第一门也好，德国凯旋门也罢，它见证的是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站在勃兰登堡门下，向西看一点钟的方向，苏军二战纪念碑。苏联的传统就是这样，苏军所向之处，不论仗打得如何，只要是有人付出过生命，就要建立纪念丰碑，给世人留下这个战斗民族的印记。

在碑下抬头向上看去，北极熊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军攻占柏林后对当地人民胡作非为，令人切齿。德国人民不断要求拆除苏军纪念碑，但德国政府不同意。历史的耻辱是有原因的，以史为鉴，为的是正确的未来。

这座塑像，呐喊者Der Rufer。表现的是一位男子，光着脚，走在路上，双手拢在嘴边，呼喊着。是德国艺术家Gerhard Marcks的作品。最早的一尊同样的塑像1967年立于不来梅广播大楼前，表示人类沟通的原始方式。第二尊1982年立于澳大利亚，为了反对酷刑和迫害。这是第三尊，1989年5月立于西柏林6月17日大道上，正对布兰登贝门二百米之处。塑像下引用了被誉为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的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a(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诗中的一句：

我行走着，穿行于这个世界。

我呐喊着，和平、和平、和平。

古人之言应验，半年后，这座塑像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东西柏林的重合，和平代替了东西方的冷战。

德国人造车的本事够大，大酒店门口停这车招揽游客，很让人动心。组团来柏林，包一辆兜兜风，应该不会倾家荡产吧！

柏林的国会大厦Reichstag是一座不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宏伟建筑，其正面上方有Dem Deutschen Volke字样，意为：以德意志人民的名义。

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内发生爆炸，燃起大火。警察在现场抓获一名刚从荷兰到德国的建筑工人，荷共党员，警方立刻宣告纵火案是共产国际策划。听上去符合共产党主张以暴力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逻辑。刚当选为总理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希特勒立即逼迫魏玛共和国总统颁布《授权法》，授权总理制订的规章可不经议会批准获得法律效力。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事件，为自己争得法外特权，打击其它工人阶级政党，从而走上极权专制法西斯道路。

国会纵火案的最大一受害方是共产党。共产国际设在柏林的欧洲局的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882-1949）等三人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希特勒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理由从推理上是让人觉得无懈可击。德共主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里通外国，受共产国际指使，此党不禁，国无宁日。民社党人还非常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荷兰共产党人(刚到德国的失业工人）在纵火现场，被逮个正着。所以，纵火案在未经调查的第一时间被定性为德共造反的信号。希特勒下政府令，经总统签署后生效，将一万八千名共产党人抓捕入狱。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时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导中共在红军长征后改变政策，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若非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有今日。年轻时对他＂个人崇拜＂的地方是，一个保加利亚人能在纳粹德国的法庭上自我辩护，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终被无罪释放。他最终审判前的自我辩词的最后几句话，在少年时代我的心中留有深刻印象：清算帐目的时刻终会到来，而且要加上利息！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以及真正罪犯的判定，将由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法庭完成。伽利略被判刑时，他宣告：＂地球仍在转动！＂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也怀着同伽利略一样的决心宣告：＂地球仍在转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向着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遏制的、必然要达到的目标—共产主义……

当初的少年已走过半生，从中国漂到欧洲，共产党不是改变名称就是放弃主张，在欧洲快要绝迹。世界改变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冷却了我曾经被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季米特洛夫和国会纵火案在我脑海的最底层一直被保留着。

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人阶级有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的特征，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ZI将民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走了一条更符合当时工人觉悟、更能表达工农愿望的道路。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不得不接受对德国苛刻限制的《凡尔塞条约》，这对战后德国工农的处境是雪上加霜。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德国被公平地对待，是团结工农大众的一面旗帜。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危机波及到整个西方世界，德国也受到严重影响，工人失业率占劳动力三分之一强。这个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急需重振雄风，再创辉煌。民社党在这种历史关头的登高一呼，恰逢其时。1928年，民社党在大选中只得到2.6%的选票，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对它而言是因祸得福，1933年的大选它得到议会34%的席位，希特勒作为第一大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足见其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为工农群众接受。第二大党社民党得到20%的议席，第三大党共产党得到17%议席。我们没有理由去批判议会斗争的虚伪，而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选择。1933年德国大选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使他能够权力膨胀、打跨政敌、控制政局的事件，正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国会纵火案。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权力不受约束的发展必然导致邪恶和灾难。这种恶势力无关阶级，不限国界。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 (Nazi) 此名字是“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两个词的德文缩写。1919年该党刚成立时叫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组后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国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因而政治上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势力，使得希特勒在推行对内欺骗对外扩张政策时十分顺利。希特勒合法地上台，他的手段是，除了少数人以外，对无论什么阶层，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军队、保守派、知识份子、工人阶级都是先利诱、欺骗，然后暴力对待。他掌握了各个阶层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手法，完成高度集权，从而实现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目标。希特勒最终发动战争个造成的悲剧，并不是他一个人能造成的，所有的德国人（少数人除外）都要为此负责。希特勒能够驱使那么多的德国人民毫无头脑，茫无目标的支持他，才是悲剧的关键。这样的悲剧是所有人的问题。中国的文革如出一辙，只是中国人不善于学习德国人那样去反思。特别是作为受害者还要承担施害者的罪名，中国人的是非观念绕不过这个弯。就像挨了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人，死活也不能承认发动战争的罪责。

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挺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也挺好。坏就坏在民族主义上面了。希特勒鼓吹德国人的雅利安人种的优越，金发碧眼，智力超群，体质极佳，为世界上最为高贵的种族。因为优越，可以毁灭犹太人，可以征服欧洲其它国家的人，可以统治整个世界。而误以为自己真是优越种族的人民是最容易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尽管德意志人民确实聪明过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辈出，但民族主义使绝大多数聪明人变成弱智。他们跟定领袖，要做世界的主宰。民族主义的独裁者有凝聚人民的手段，先把自己造成神，然后让人信神。他们通常都是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永远不会在对手面前屈服。他们把权利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东西。他们通过宣传和造神，把老百姓玩弄于掌股之上。在专制者容不得一点反对的声音时，造神运动大功告成，随后便可翻云覆雨。最近，在我熟悉的宣传中出现＂红色基因＂的说法，立即让我联想到文革初期的血统论。早就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又被人捡回来不加装饰地当新玩意儿，人要有多愚蠢才会相信这一套东西？可严酷的事实是，它竟然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在说到纳粹党时，又不能不提另一个容易被张冠李戴的理论。国家社会主义 Staatssozialismus 也是源于德国的一种思潮。1883年由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另有铁血宰相之称）推行，为的是对抗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政策。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在工业发展国家中是最早以立法形式建立起工人养老金、医保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险的。而当时作为德工联主席的拉萨尔主动迎合并配合俾斯麦的政策，被更左的人说成是机会主义和同资产阶级政府勾结。在我看来，反对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似乎也不是办法。工人的觉悟还是以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不知拉萨尔在什么地方向俾斯麦表示过：工人阶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句话定他个叛徒、内奸、工贼好像并不冤枉。但实际情况何偿又不是如此，德国工人有这个倾向，中国工人能说没有？话说回来，把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 Nationalsozialismus同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 Staatssozialismus混淆起来是错误的，虽然绝大多数中文翻译一直坚持把纳粹译成国家社会主义。其实，译者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读上几页就绝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因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纳粹党意识形态的精髓。

说到国家社会主义，我又不得不着重地说一说作为国际工运名人的斐迪南·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 。他是一位德国犹太人法理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1863年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时任主席，同马克思、恩格斯多有交集。他认为工人阶级解放道路是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依靠国家帮助发展工人合作社，保障经济所得，依靠议会选举使工人取得阶级利益。他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跟俾斯麦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有人归结于他们都是柏林大学校友的渊源。拉萨尔同首相俾斯麦暗中来往、相互勾结，在我学过的国际工运史中，被批判为机会主义代表。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不可能引导人类走向自由的。所以共产主义是要消灭国家的。拉萨尔认为国家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手段，他从国家超越阶级的观点出发，肯定国家社会管理职能，认为国家是永恒的。在我看来，理论上的对错，有待社会实践证明，应该佩服的是，德国人的自由思想导致丰富的理性思维和重要学说。

为二战期间受迫害的犹太人设的纪念场所，没有文字，没有说明，2711块石碑无声无息本身就让人陷入沉思。

巨大水泥块之间的阴暗和形成的恐惧，让人渴望那尽头显现的光亮。种族主义最反人性的特点，在城市中这堆水泥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艺术的力量可以复杂到如此简单。

在距离勃兰登堡门百米远的街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勃兰特纪念馆。一个这么熟悉的名字，撞进这个纪念馆真出乎我的意料。里面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意外发现表现出的激动产生了好奇，问勃兰特真有这么大的名气吗？我说，对一般的旅游者也许他不重要，但对我来说，他很重要。勃兰特1913年生人，从小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30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员。纳粹统治时期，他不得不出国避难，先到挪威，后到瑞典。在瑞典结识了从奥地利到瑞典避难的克莱斯基Kreisky (战后成为奥地利总理），组织起了斯德哥尔摩社会党小国际 Litt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同著《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和平时期目标》，为战后回国做理论准备。勃兰特后来担任柏林市长、西德总理，德国社民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帕尔梅、布赖特和克莱斯基曾经有过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合作。不仅是因为他们领导的本国政党的意识形态上有极大的共同点，他们个人经历也有相近之处。布赖特和克莱斯基二战期间都是在瑞典寻求避难的难民，瑞典人的和平主义和妥协精神对他们有深度的影响。他们三个人在担任本国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脑时的通信来往，成为人们了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资源。当中国反对两霸时，他们在探讨全球视野Global vision；当我们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在憧憬一个世界One world 和人类共同命运这样的话题。我年轻时搞外事工作，许多常用语言和话题都出自他们的思维：裁军缓和、新东方政策、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国际经济新秩序。

1959年，布莱特曾预言：总有一天，布兰登堡门不再是边界之物。

1990年，勃兰特梦寐以求的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实现了。

让世人对勃兰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华沙之跪。此事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当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震惊。无可否认，华沙之跪极大的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形象，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德意志民族从整体上对自己的罪恶认知并承担，这一点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做得到。

布赖特的名言写在纪念馆的墙面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我的国家名称与和平的理念能够再次等量齐观地被人们提及，这是我有所贡献，并获得真正成功之处。

1984年，西德社民党主席访华那阵子，中联部德语翻译李进军同学在央视的出镜率极高，成为南京外国语学校无价的硬广告。德国社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交往，胡耀邦总书记前前后后做了许多工作。耀邦同志那几年对欧洲左翼政党突破性的思维和做法，在解放思想方面起了身先士卒作用，在外事口广受赞誉。

战争对柏林市建筑的破坏曾是相当惊人的，但能保留下来还是很多很雄伟，在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古典的建筑总是显得厚重。

施普雷河是柏林的母亲河，乘船在水上游览柏林风光是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历史名胜和联邦政府所在地的辉煌与宏大之外，在原来东德一侧的河岸上大兴土木建民宅也是件看上去很轰轰烈烈的事。

地图上看到一个地名，Olof Palme 乌洛夫·帕尔梅广场。以瑞典前首相命名的地方，必须去看个究竟。到了地方有点小失落，柏林动物园门边的一个小广场。中国的熊猫正在展出。将帕尔梅的名字、中国熊猫广告和柏林动物园同框，德中瑞关系密不可分。

柏林动物园门楼的建筑，很有中国特色。中国大熊猫来此安居，定有宾至如归之感。

市中心的胜利纪念柱是游客必往之处。令人尴尬的是，进门买票，轮到我了，身上的零钱不够门票钱。柏林欠发达的现况是，许多地方，包括有的酒巴只收现金，不能付卡，好像到了非洲一样。这对在瑞典几乎不用现金的我十分不适应。对此，生气是没有用的。这时，排在我身后的一位德国中年男子递上一张大面值欧元，说他代我出门票钱。此时此刻，我除了一句感谢，还有什么可说的？学学人家吧！遇到有难之人，能帮就帮一把。德国好人，这几天没少遇上。

1864年为庆祝普鲁士在普丹战争中获胜而兴建，到1873年9月2日举行揭幕仪式时，普鲁士又在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 (1870–71)中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给予雕像新的含义。与原先规划不同，后来在所谓统一战争中的胜利，增加了胜利女神维多利亚青铜雕塑，高8.3米，重35吨。

纪念柱座落于6月17日大道上的的十字路口中央，突显它独树一帜的威严。 二战期间不知哪国军队在塔底部位留下弹孔，记录下战争的痕迹。

在塔顶鸟瞰6月17日大道。

繁华的都市。

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

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秋天的凋零，保持简洁自然之美。

美篇写到这里，借用古罗马历史学家Publius Tacitus 塔西佗一句话收尾：

• Rara temporum felicitate, ubi sentire quae velis, et quae sentias dicere licet.

• 英译文: It is the rare fortune of these days that one may think what one likes and say what one thinks.

中译文：安得时日，思其所好，言其所思，可谓偶幸也。

星期天晩上离开柏林回瑞典。舍内菲尔德机场是原来的东柏林机场，设备显得过于简单，许多人席地而坐。希望下次再来时，机场扩建工程完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光顾柏林所有的博物馆，再写一篇新的《功课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