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手泽浸我生

侗族大歌

　　岁岁大寒，今又大寒。转眼间，家父【注】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了。家父生前住过的卧室，陈设依旧，样貌依旧，几乎没有一丝改变，只是墙上他与我们先母的合影照片是新挂上去的，两人对着我们笑得那样灿烂而温馥。两年来，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头脑空闲下来的时候，两位老人的笑脸和身影总会不声不响地飘进我们的脑海中。更有无数次，先父先母会如此清晰、如此真实地走进我的睡梦中，而当我上前欲与他们相拥时，他们地却悄无声息地遽然消失，只剩下突然醒来的我在思念和懊恼中久久不能重新入眠。

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师，它可以使你忘却愁绪和忧思。那么为什么我的心底却总是被先父牢牢地占据着呢？或许这是因为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太深了吧。我常在夜深人静而无法入睡时回忆起父亲的点滴往事，每次回忆，都会在我心湖激起久久不能消散的涟漪。

父亲一生不吸烟、不嗜酒，对茶饭饮食要求甚低，从来没有什么过高和过分的要求，只要合口对味、能填饱肚子就行，每一位在我家服务过的保姆都未因为父亲的饭菜问题而有过为难的时候。对穿着打扮更是从不讲究、从不挑剔，有什么穿什么，以至母亲经常责备他“不修边幅”、“衣着邋遢”。

父亲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他热爱劳动，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实作风。几乎每次搬到新的住处，他都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开辟一小块菜畦，种些瓜豆果蔬，不是为了“仓廪实”，只是在春播、夏锄、秋收的忙碌中能够享受一下劳动的快感，使自己记住劳动人民的本色。

父亲一生节俭，从不胡乱花钱，有人说他“抠”，殊不知，该花钱的时候——哪怕是花在别人身上——他从不吝啬，并时常仗义疏财。“文革”之前父亲的工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当时家里并没有存下多少钱，因为他和妈妈把钱都用在资助亲属的孩子们上学读书和接济家庭生活困难的乡亲、亲戚了，以至于“文革”中被抄家、被冻结工资才歪打正着地为我家攒下了一大笔存款。

父亲身上流淌着“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滚烫血液，他敢于仗义执言，敢于同不良的风气斗争，常常撰写一些笔锋犀利、切中时弊的杂文在报刊上发表，正因为如此也招来一些喜欢对号入座的人的不满。

　　父亲的优秀品质体现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记忆，也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如果要说先父的哪种品质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算得上为我们陈家树立一代好家风的话，那应该数他的勤思好学、手不释卷了。父亲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知疲倦地读书学习的优秀品质，正是孔夫子那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真实写照！

父亲于2015年10月19日突然发病，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苏醒过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挣扎着要下地回家，第二事就是要我们拿来报纸，他捧着报纸阅读上面的新闻。我指着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试探着问他：“习近平是谁啊？”他一字一句清楚地答道：“习仲勋的儿子嘛！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书房的3个大书柜里满满当当地装着父亲留下的各种书籍，其中许多书页上留有父亲的字迹，有的是他读书时随手写下的批注，有的是他边读书边有感而发的心得和体会。整理父亲的遗物时，那几个大纸箱里面的东西强烈地触动了我，它们把一个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日以继夜地笔耕不辍的父亲形象重塑在我的面前，让我为有这样的好学、深思的父亲而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那里面主要有这几样东西：

　　一是他从多家报刊上裁剪下来的各种剪报，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从时事政治、社会经济，到生活常识、历史掌故，再到文化娱乐、养生保健、家居休闲，简直是一部生活百科全书！可以看出，父亲生前是一位兴趣多么多样、涉猎多么宽泛的阅读者、爱书人。

　　二是刊载着父亲作品的报纸杂志和或从中剪裁下来的剪报，它们的体裁丰富多彩，有诗歌，有散文，有杂谈，有论文，内容也十分繁杂，有歌颂党和祖国的，有赞美家乡和同胞的，也有针砭时弊、抨击不正之风的，更有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和殷殷希冀……还有一些是他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稿、发言提纲等。

　　三是各种各样的歌谱、唱词，有的是从歌本上复印下来的，更多的是手抄的，再复印成许多页。其中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面有不少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自己创作的歌词，再配以现成的乐谱，成为他们喜闻乐见唱、经常演唱的歌曲。

　　四是父亲和母亲生前在祖国各地游历的见证物，比如有关城市的地图、各地公园的门票、旅游景点的宣介资料及各种图片……足见二老生前走过许多名山大川，江南塞北、大河上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也算不枉此生了。

　　五是父亲生前的各种证件、聘书和荣誉证书，比如老年大学的学员证等。特别是他的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或有关团体组织开展的诗歌比赛、征文大赛中的获奖证书，真是琳琅满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父亲勤学好思而又多姿多彩的一生。

　　最让我感动的是第六部分，即他的各种手稿——诗稿、文稿、论文稿以及兴之所致信手写下的文字，这部分不仅数量最多，内容最杂，而且也最能折射父亲一生勤奋好学、躬行笔耕的一贯作风和优秀品质。整理这些手稿，显然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情，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繁杂、太零乱了，有些一时难以判断是否还有保存价值。但在整理它们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可敬和可亲。

　　父亲不仅不抽烟、不嗜酒，而且也不打麻将不下棋，也不怎么玩扑克牌，他的业余时间似乎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了！”天津的大嫂说，据家乡的老一辈人回忆，父亲年幼时就酷爱读书，常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爷爷让他去看畦（浇地），他边看畦边读书，以至于水溢出了垅沟还浑然不觉。爷爷见状批评他，他挠挠后脑勺或吐吐舌头，爷爷的气就全消了。父亲小时候只念过小学4年级。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击碎了父亲继续求学的梦想，日寇的铁蹄很快踏上了他的家乡——位于冀中平原上的河北省深泽县。那时候爸爸只有十二三岁，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加入了抗日儿童团并担任团长，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贴标语，喊口号，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发动群众起来团结一致抗击日本鬼子。他个子小，向人们宣讲抗日时总是站在桌子上，慷慨激昂，攥拳挥手，很有感染力。那时父亲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慌，并能做到先人后已。日本鬼子来扫荡，他先组织乡亲撤到地道里或别的安全的地方，最后自己再躲起来。日本鬼子一走，他第一个从藏身处走出来。因表现出色，父亲被组织上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在那里学习一年多之后被分配到抗大三团一大队一队任文书、秘书，小小年纪就跟随部队转战于千里大平原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爸爸聪明好学，总是想方设法地学文化、学知识、学习党的政策策略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

　　作为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经历革命战火考验的老干部，父亲从来不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来训诫我们，也从来不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名言来引导我们，但他用自己的手不释卷、埋头笔耕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学习的榜样，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引导我们像他那样热爱读书、热爱学习。从我记事时起，父亲手不释卷、嗜书如命的形象就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时，每当我们在自己的房间上床熄灯后，总能看到父母的卧室占地面积依然灯光明亮，那是父亲仍在捧卷夜读。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除了做些家务或带我们出去游玩，最经常看到的景象是父亲坐在书桌前，或埋头读书，或挥笔写作，或在日记本上记下读书的心得。

　　那时候，我家的生活条件在左邻右舍和学校同学中是比较好的，最令他们羡慕的是，我家有许多图书可供大家阅读。父母很早就为我们订了《小朋友》等少儿期刊，还为我们买来许多少儿读物，所以我家成了周围邻居同龄孩子和班上同学趋之若鹜的好去处。上学之后，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父亲下班时从单位带回来的各种报刊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经常捧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参考消息》吃力地阅读，尽管都是一些过期的报纸，尽管我的识字水平和认知能力使我无法理解报纸上的内容涵义，但“开卷有益”，我总能从中获得些许有用的知识和信息。

　　“文革”爆发，“破四旧”运动搞得乌烟瘴气，家里的西洋式座钟、老式电唱机、多种瓷器和许多“散发着'封资修’毒素”的书画（这些东西大多数是姥姥从自家带来的），都惨遭荼毒，毁于一旦。“造反派”的上门抄家使父亲的藏书和多年积攒下来的日记本悉数被查收，几年后父亲被解除“群众专政”并得到“解放”时，返还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父亲的身边。

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阅读量的增加，并没有消磨父亲读书学习的兴趣，反而使他更加勤奋地读书、学习。每次出差办事、开会，他总会带上一两本书和笔记本，在火车上、旅途中和空闲的时间里阅读并记下笔记。即使在旅游期间，他也会利用点滴时间读读书，记下心得。离休后，父亲反而有了更加充实时间用来读书和学习，我每次回到家里，不是看见他坐在床头捧着报纸认真阅读，就是看到他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前奋笔疾书。

　　曾经多次听人讲过，父亲在大会上作报告、作演讲和在各种小会上即席发言时，都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台下、座上的同志经常听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这样的情形我无缘目睹和亲历，我只知道，父亲在家里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寡言少语、沉默多于言谈的慈祥老人。但从他的眼神和举止中，我们总是会能体会到他对我们当子女的关爱和怜惜，尤其是他对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关心和期许。1977年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粉碎“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这也是中断了10余年后得以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我和妹妹都报名参加了这次高考。考前父亲没有为我们作过任何辅导和指导，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什么加油鼓劲的话，但我们从他的目光中得感受到了殷切的期望，从他的无声的关怀中我们汲取了力量，增强了自信。第一天上午的考试结束后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也从单位赶回来了，他是挂念我们的高考情况。当他得知早晨去考场时由于分心我忘了带准考证，是一路快跑回家取来的准考证又跑回考场，好歹没有影响考试，父亲的脸色似乎都变了，嘴里一个劲儿地“哎呦！哎呦！”那种紧张和懊恼的神情溢于言表，简直比我还要着急。由于填报志愿不得法，更由于“文革”刚结束，左的思想残余和行为惯性还很浓重，尽管我的高考成绩很好，分数很高，但还是落榜了。

　　我痛苦和不甘的心情可想而知。而父母的心情比我还沉重、还着急，他们四处打探消息，询问是否还有补救措施。其实，当时像我这样高考成绩很好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录取的优秀考生为数不少，“文革”已经寿终正寝，极左那一套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我们都面临着高考成绩优异却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尴尬命运。国家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采取补救措施，挖掘各所大专院校的潜力，千方百计扩大招生，我们这才以“走读生”的身份跨进了大学的神圣殿堂。我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父母悬着的心也落了地。仅“走读”了一个学期，辽宁大学就把我们这批“走读生”都转为住校生了。妹妹陈雪也于次年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当时称大连理工学院），4年后又考取了北京邮电大学（当时称北京邮电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在是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说我们当子女的在学业上还算有所成就，在同学和邻居、亲戚同龄的孩子中也算“出类拔萃”的话——弟弟陈智大专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深造，取得了在职研究生学历，现在市地方税务局任处级干部；天津的大哥陈贵良是“文革”前从深泽老家考入南开大学的，毕业后留在天津市工作，后来任津南区委常委、副书记等职，退休前任津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那无疑是与父亲言传身教培育起来的好家风分不开的，正是父亲的好学深思、勤读不倦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把我们引上了以好学为荣、以勤读为乐、坚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阳光大道。

　　以我为例，“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小学4年级，从小学入学到中学毕业的12年，有9年（1966年——1975年）是在“文革”的动乱和煎熬中度过的，几乎没有真正上过几天像样的课。只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在各条战线大力开展整顿工作，教育战线才算有那么几天“回光返照”，我们总算比较安稳地坐在教室里上了那么几堂说得过去的课。但好景不长，随着“白卷先生”的横空出世，刚刚些许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遭到残酷的绞杀和无情的围剿，昙花一现的大好机遇功亏一篑，付诸东流。在这样的大气候、大背景下，想在学校课堂上学到有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在高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其实是在平时里像父亲那样爱读书、爱学习、注重积累、勤于思考的结果。

　　由于父亲的缘故，我家不仅有许多藏书，而且订了多种报刊，这在当年是大多数一般家庭无法企及的。这些图书和报刊成了我汲取知识养分的宝库和照亮人生航向的明灯。别人看报读书，看完读完也就完了，我却像父亲一样，或把自己认为有用的部分抄录下来，或剪下来收藏在本子里，以备日后重温和借鉴。父亲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作品，这对我日后走上记者的道路影响至深。说实话，小时候我的理科成绩一直不错，我都没有想到日后我会报考文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眼睛高度近视，报考理工科受到许多限制，更主要的是受父亲的影响，觉得在报纸上舞文弄墨、仗义执言是个不错的职业，以至后来真的当上了记者。有同事见我记者当得还算称职，便猜想和建议我让儿子也念文科，甚至也把他培养成记者。殊不知，儿子的志向与我完全不同，他在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念了5 年本科，取得两个学士学位，接着念了3年硕士并取得硕士学位，2011年又考取了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土木工程学博士，2016年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已在一家工程公司当上了设计师。

　　“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如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昌明，传统意义上的“耕读”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爱书、读书、终身学习仍然是一个永远的课题。在这方面，先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虽然没有成为名家、大师或巨匠，但他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告诉我们：读书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是人生的必需品；读书不应该成为苦役，而是一种乐趣；读书不能靠外力迫使，而应成为自觉的行为；读书不是表面的装潢，而是内在的需求和内心的充实……“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爱书、读书吧，她可以滋润你的心灵，开阔你的视野，纯净你的魂魄，修养你的性情，拓展你的人生，明亮你的双眸……

　　书香，是先父留给我们的巨大而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他为我们陈家培育起来的好家风。

2018年1 月20日

注：

　　作者的父亲陈权(1925·10——2016.1)，1925年9月生于河北省深泽县。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倭寇铁蹄踏上冀中平原，便以十二三岁之龄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任抗日儿童团团长；稍长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随后在抗大三团一大队一队任文书、秘书；后与战友们一起开展地道战，光荣负伤；194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河北省冀中区泊头市青联主任、团市委副书记等职；1951年调任共青团抚顺市委，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青工部部长；1955年起在市总工会工作，先后任部长、常委；1960年起任抚顺市劳动局副局长，“文革”中遭受迫害；1981年起任抚顺市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2016年1月20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