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妈

戈戈

（原发表于 2000年1月2日 《武汉晨报》）

1950年代，6岁的我随家人从四川迁居武汉中南行政干部学校（现古田四路）。当时正值中苏关系“蜜月期”，武钢、武重、武汉长江大桥等“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大项目在汉兴建，干校就是培训新中国急需管理人员而设立的。舅舅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时任校领导，因此我们有幸与几位苏联教员合住一幢红砖平房宿舍，由此也认识了一位打扫清洁的俄罗斯大妈--玛丽娅（Maрия）。

　　

在我的记忆里，玛丽娅大约40岁，人高马大白白胖胖，蓝色眼珠隐含忧郁，但平日总是乐乐呵呵十分风趣，中国话也说得相当流利。当时我们初来乍到，不懂武汉方言，于是她就自告奋勇担当起“汉语”翻译。记得有一次闲聊，她拿出手帕扮鬼脸，用拇指食指在嘴唇上一比一划说：武汉人管手帕叫“胡子”，逗得外婆、母亲十分开心。

玛丽娅还是我初学俄语、认知俄罗斯文化的启蒙老师。闲暇时，她常牵我在校园散步玩耍。有时她会仰望蓝天教我说：“把锅打，哈罗沙 Погода хорошая”（天气好），有时她会拎起拖把说：“洗吧洗吧 Спасибо”（谢谢），有时她还会指着自己招手说：“她是位大娘 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等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另外也是她，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魚的故事》和克雷洛夫童话。

玛丽娅有一辆半旧自行车，在那年月是稀罕之物，校园里基本上苏联人才有。车架深绿色，前面装了个大车灯，车杆标牌图案大约是：太阳光芒四射燕子展翅高飞。她很爱惜这辆车，总是擦得光光亮亮。兴致来了的时候，她会让我攀上后架，要我挽紧她壮硕的腰身，然后迎着天边嫣红晚霞，在校外空阔沙石路（现解放大道）上兜风。我往往会把面颊轻贴她温软的后背，任由她徜徉在周边田园牧歌般的暮色里。那时那刻，耳边微风轻抚，车轮沙沙作响，不时飘来她夜莺般的吟唱，一缕莫名的依恋之情油然而生...

玛丽娅与我们分别，大约在1957年夏天。记得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舅舅与几个苏联教员在家聚餐饮酒过量。玛丽娅进屋收捡时，不慎把一只捷克镂花玻璃果盘滑落摔碎。苏联教员当场破口大骂，舅舅也一时酒性，掀翻桌布上的餐具扔出窗外。玛丽娅忍气吞声冒着瓢泼大雨出外寻找，几番周折浑身透湿，才把锅碗勺盘一一捡回来。我在一旁吓得不敢作声，第一次看到她那深受屈辱的泪脸。没过几天，连句道别话都没有，她便无声无息在校园里消失了。

多年后，我曾问起玛丽娅的身世。母亲说，她是沙俄贵族的后代，十月革命后举家逃亡中国哈尔滨。她在中国长大，一直靠做家佣为生，独身未婚。

至今，我偶尔仍会想起儿时这位俄罗斯大妈。

弗洛伊德说，童年的体验会影响一生。

1950年代“中苏友好”的浓烈社会氛围，玛丽娅的朝夕相处，舅舅的延安抗大草纸油印俄语课本、俄罗斯名画挂图、俄文《知识就是力量》、《鳄鱼漫画》期刋等，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我一辈子眷爱苏俄歌曲、文学、绘画、电影和这个伟大民族的方方面面。

初中时，我因俄语突出而当上俄语课代表，还在操场面向全校师生朗诵高尔基《海燕》章节，后受老师指派与苏联学生通信交往。

1980年代初在工厂搞技术工作，参与两项国家机械部标准制订，因工作需要，我搬来大部头专业辞典，硬着头皮翻译了多项俄语资料，中级职称考试也选择俄语，并以当时不错的80多分通过。在以后的日子里，读大学到报社搞新闻，到政府部门搞经济研究，直到退休一直对苏俄兴趣不减。

或许，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俄罗斯情结。

（ 大约10年前，这篇童年回忆曾在自行车运动《环湖网》》发过，也有数万人次阅读好评）

图片说明：上: 1950年代家人合影，小孩是我；中 玛丽娅；下一: 201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与俄导游在列宁纪念碑前留影。下二: 2016年在莫斯科红场与俄罗斯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