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情

宗建铭

序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响过之后，火车开动起来，载着我徐徐驶离德安车站，驶离我视之为第二故乡的德安县。站台上没有一个人为我送行，只有车门外那蒙蒙的秋雨无声地下着。

　　这是一趟临时加开的列车，车箱是由那种运货的闷罐铁皮车临时编组起来的。车箱里没有玻璃窗，也没有设座位，若大的一节车箱里只有四五个旅客，显得空荡荡的。这对我倒是很适合，因为我带着下乡插队五年的全部家档：一大一小两只木箱、被子、脸盆、开水瓶、几双鞋、还有一根扁担。东西虽不少，可车箱里随处好放。

　　车速渐渐地快了起来，由于有雨飘入，同车箱其他几位乘客这时都挪到车箱靠里处，用张报纸铺在地上，背靠车壁坐了下来，只有我一人仍紧靠车门口站着，不愿挪步。车站渐渐远去，越来越模糊，很快便消失在蒙蒙细雨之中。尽管眼前再没有熟悉的景物，可我依然伫立在车门口，痴呆呆地凝望着车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眼前一片茫然。

“呜——”又一声长长的汽笛响起，在茫茫的雨空中，那声音显得特别沉闷。我忽然意识到：这长而闷的汽笛声，正式宣告了我五年知青生活的结束。

　　说也奇怪，这本是我梦想多年的时刻，可此时却不知怎么了，丝毫没有那种美梦成真的兴奋，也失去了对明天美好生活的憧憬，心中充满的只有那依依的乡情。

　　火车快速地向南行驶着，可离我的目的地——向塘还有很长的路程。以往乘上这南去的列车，总觉得时间不好打发，盼望它开快些。可此时的我，却希望它慢些开，好让我和着车轮的节奏，细细地回味五年前来到这里时那刻骨铭心的情景。

（正式结束五年知青生活，乘车离开插队的德安县的日期为：1978年10月25日）

奔 向 广 阔 天 地

（一）

　　家乡向塘有一个足球场，人们都习惯称之为“大操场”。这是因为，在这个设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上其实很少举行体育赛事，而诸如宣布重大决定，举行重大庆典，召开群众大会，放映露天电影，群众文艺演出等等活动倒是经常不断。大操场实际上成了当时向塘铁路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

　　1973年11月26日这天，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大操场上又是一番非同寻常的热闹景象：操场四周彩旗招展，主席台正中的背景墙上悬挂着巨幅毛主席像，台前左右两柱挂着巨幅对联:“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间横幅上写着：“向塘铁路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操场侧边停着两辆运送知青的解放牌卡车和大客车。几个高音喇叭从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以及毛主席语录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革命歌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高亢激昂的乐曲，使我们一个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热血沸腾。

　　大操场内，有胸前戴着大红花，即将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有为他们送行的家长、亲戚朋友、同学老师，还有赶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少。若大的一个足球场，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我胸前也戴着一朵大红花，身着很时尚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草绿色军帽，肩上背着个半新旧的军用挎包，包的搭盖上仿照毛主席手写体绣了“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鲜红的绒线字，这是二姐专门为送我下乡而亲手绣上的。望着四周猎猎飘扬的彩旗，听着激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此时此刻，我就像一只翅羽初丰的雄鹰，迫不急待地要展翅高飞。爸爸、妈妈、大姐、大姐夫、二姐、弟弟，还有表哥、表嫂都来为我送行，我一下子成了全家的中心人物，心里感到特别自豪和得意。家人们一直在对我叮嘱这，叮嘱那。我只是不停地应付着他们，其实根本没听进多少。一颗迫不及待的心早就飞向了那向往已久火热的“广阔天地”，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在那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简短的欢送仪式后，鞭炮齐鸣，我们的车队出发了。我仿佛觉得不是车在开动，而是自己在展翅起飞。全家人派二姐作代表送我到省城南昌，因此二姐也上了车，就站在我身边。我看见妈妈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弟弟跟在车后边跑了很长一段路，边跑边向我挥着手，嘴里不住地大声喊着“再见！再见！”我也使劲地向大家挥手告别：“回去吧！好了，回去吧！……”

　　我们的车队在江西省会南昌又汇入了全省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仪式的行列(之前下放的称为“五七大军”，1973年开始正式称下放青年为知青)，受到了各界群众十万人载歌载舞的欢送。车队在市内行进时，沿途锣鼓掀天，鞭炮声震耳欲聋。这情、这景、这声音似乎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包都刺激到最活跃状态，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脉搏在快速而有力地跳动。

汽车行至八一大桥头，二姐不能继续送行，她要下车了。临别时，她只说了句：“你要多保重！”看见她满含泪水的双眼，我也感到鼻子有些酸了，但兴奋和激情很快就驱走了所有的离情别绪。

　　在我的主动要求下，没和同学们一起乘坐大客车，而是和另一位东乡车站叫郭万龙的知青伙伴一起，坐在专门放行李的卡车后面看护着大家的行李。

（二）

如今从南昌到九江已是全程高速公路。可在七十年代初，这区间有许多路段就连柏油都未铺上，大部分都是泥沙路面，每辆行驶的汽车后面都拖着一条长长的黄色尘龙。那遮天蔽日的灰尘不断地向路的两边弥漫开去，使路边各种植物的枝叶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好像从黄泥浆里捞起来的一样，完全看不出绿色，不用呼吸空气，只要望一眼都会令人感到一直呛到了肺腑的最深处。

中午时分，汽车驶进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德安县的县城。下得车来，我已是蓬头垢面，面目全非了。胡乱拍打几下，就像浑身着过火刚被扑灭的一般腾起黄色尘烟，那浓重的灰尘四散开来，令身边过往的行人捂着鼻子赶紧跑开。

德安县知青办，在县城的影剧院边上临时搭起了柴灶，支上一口口大锅，准备好了简单的午饭。我们草草地吃完，便重新编组，被分别安排到了德安县的狮子、爱民、车桥三个公社，每个公社的知青各由两名铁路局派来的带队干部领着，按各自不同的路线分头登车继续进发。与我分在一个公社的同班同学共有十名。在校时，负责分配的老师曾对我说，我被安排在离县城最近，条件也是最好的狮子公社凤凰大队。我当初也认为，狮子是兽中之王，凤凰是鸟中之王，这地方肯定错不了。果然，我们公社的车队出县城北行不到半个小时，就进入了狮子公社的地界。在一个叫乌石门的地方，第一批同学便下了车，被前来迎接他们的老乡们接走了。临别时，同学们都依依不舍，相互紧紧地握手，一遍遍地说着相互鼓励的话。一些女同学经受不住这场面的感染而哭了起来。车向前行驶了不一会儿，又有一批同学下了车。车上原本三十名同学已走了一半，可我们剩余的同学仍一直乘车北行，过了一座叫白果桥的小桥后，汽车驶离了大路，拐向一条小道。只见路面窄了许多，坡道和弯道很多，汽车颠簸晃动得比先前更厉害。

大约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了狮子公社所在地黄埇铺。这次，随行的铁路局带队干部让大家全都下了车，并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路再不能乘车，只能步行了。

我们最后下车的十五个同学被再次分成了三组，一组五人。带队干部说，三个组就是三个知青班，分别安排在黄埇、大畈、凤凰三个生产大队，并宣布了三个班的班长，我被指定为凤凰知青班班长。直到这时我才最终认准了我们知青班的另外四个伙伴，可令人非常失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经初步了解，其他四人中两个是我们学校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男的叫何为阳，女的叫张勉球，他们俩只有十六岁，我过去似乎从没见过；另一个女同学叫杨凤云，比我大一岁（十九岁）。她自己介绍说，从铁路小站转过来不久，所以我与她更是素不相识；另一位男同学叫袁益民，虽和我同校同届可不同班，只是面熟，也不曾有过交往。

公社门前，已有十来个当地老乡拿着绳索和扁担在迎候着。在带队干部和公社知青办干部的引导下，我们分别找到了各自村里来的老乡。此时，尽管我心中因没能和同班同学分在一起而有些不快，可还是觉得作为一班之长，不能流露出这种情绪。于是，我第一次正式履行一班之长的职责，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同学们，我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开始走上独立生活的道路。不管我们过去是不是同校、同届、同班，可从今以后，我们就将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成为同甘共苦的亲密伙伴。因此，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带队干部没有再随我们同行，他们就住在公社，并说经常会下去看望我们。

（三）

在去生产队的路上，行李都由前来接应的老乡们挑着，我们五个知青只是空着手跟在他们的后面。我边走边打量起几位老乡，很快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黑，二是破。除了皮肤黝黑外，他们都穿着一身洗旧了的黑衣裤，就连鞋都是黑布面子的，只有浑身上下那大大小小的补丁颜色各异；十一月底的天气已不暖和，可他们没有一个穿着袜子，有两个老乡的鞋破了，脚趾都露了出来。他们中有一位年长一些（约五十开外），铁路局带队干部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农民班长。此后，我们便一直尊称他为“老班长”。老班长矮个头，背有些驼，浓眉大眼，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说起话来却柔声和气且总带着微笑。特别是他的发型与众不同：四周剃得很光，只有顶上留着一簇头发，且前长后短一展平，就像是反戴着一顶小小的鸭舌帽。也许是想尽快与我们拉近距离，一路上老班长总是憋着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与我们攀谈，让同行的几位“贫下中农”笑得几乎晃落了肩上的扁担。倒是我们几个知识青年顾及些老班长的面子，不好意思那样放肆地大笑。
走了约半个小时的山路，渐渐地，太阳离西边的山顶越来越近。我们开始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新家到底还有多远，于是不停地向老班长询问。老班长总是带着安慰的口气说：“不远，不远，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可过了山坡，老班长仍是那句“不远，不远，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我们一次次地失望，显得有些沮丧，再也无心跟老班长说笑，也不再向他打听，只是默默地跟着向前走。
秋天的山间小路上特别寂静，除了我们几人单调的脚步声外，连声虫鸣鸟叫也没有。我原先认为山里应该长满郁郁葱葱高大的树木，青山绿水特别美，可一路走来，只见所有的山上几乎都没有树，只有荒草和荆棘，老乡们说，山上的树都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砍光的；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了，只剩下些短茬；干活的农民此时早已收工回家，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四野里死静死静的，好像一切都凝住了，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我原先想象中农村广阔天地里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那番景象，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一个空寂荒寞的世界。我感到又累、又渴、又饿，只得画饼充饥，想象着很快就会坐在热气腾腾的丰盛餐桌前饱餐一顿，然后住进自己的新宿舍，躺在松软暖和的新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好好地解解一天的疲乏……

（四）
直到掌灯时分，我们总算听到了村里的狗叫。老班长指着不远处朦朦胧胧的村庄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屋场”（当地人称村庄为屋场）。我们顺着老班长指处望去，村里一片漆黑，只有几点很微弱的光一闪一闪。我很纳闷：山村里的电灯怎么这么暗呢？进村后我才知道，这里根本没有电，家家户户点的都是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加上士砖四壁上连白灰也未抹，家家屋里都是昏暗昏暗的，站在门口都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
老班长将我们领进了一幢大屋，这是一座很有些年头的老屋子，只见屋里的四壁上斜插着几支大火把，火苗很旺，可冒出的黑烟也很大，使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浓重而呛人的烟气，一闻就知那火把是浸了柴油的。我们一到，屋里屋外立刻聚集了不少老乡，男女老幼都有。大家围着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就像看把戏似的。一些小孩还一个劲地冲着我们高喊：“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弄得我们像个小媳妇似的怪不好意思。经老班长介绍我才知道，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们都来了。
老乡们说话虽然不是很难懂，可说快了还是有不少听不明白，所以交谈不是很方便。加上周围全是生面孔，又没有什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谈，所以，我和几个同学也不再多说什么。这情景绝不像是城里人下乡，倒像是乡下人进了城一般，我们一个个都显得有些呆头呆脑。不一会儿，有位妇女端来了茶水，盛茶的不是茶杯，而是碗，这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天下来我没喝一口水，正感口渴得厉害，便赶紧接过茶碗，可一看，碗里只有很少一点茶水，连漱口都不够。我很纳闷，这里人怎么这么小气，连茶水也舍不得多给一点呢？由于真渴了，我便将碗里的茶一口喝了下去。咳！这一口还真是品出了味道，这叫什么茶？怪怪的，略带点咸味，还有一股很重的烟熏气。我嘴里不好说，可心里想：真是太难喝了！原本还打算喝完了再让他们多续一些的，可这时已完全没了续茶的念头。
很快，欢迎 “晚宴”开始了。我发现，老乡们斟酒倒是一点也不小气，杯杯酒都斟得溢出来，而且不停地劝酒，只要你一喝完，马上就有人给你续满。这更使我不明白了，要说他们小气，那到底是茶贵还是酒贵呢？后来我才了解，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待客时，酒必斟满，茶却不可斟满，他们认为“酒浅是小气，茶满是欺客”。
席间，领导们一个个都热情地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并让我们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老班长提出来，队里和乡亲们一定会尽力帮助解决。我生平第一次与这么多素不相识的领导坐在一起用餐，感到很有些不自在，胡乱地吃着，只想填饱肚子了事，再不论味道好坏。然而，心中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融融乡情。
“晚宴”之后，领导们都走了，看热闹的人们也陆续散去，屋里除了我们几个知青，只剩下老班长和一个年纪比我们略大一些的小伙子。我这时确已感到十分的疲倦，便要求老班长领我们去知青宿舍。可老班长却告诉我们，村里还没来得及为我们盖房，目前只好在此屋暂时借住，那位留下来的小伙子就是我们的房东。房东小伙子名叫法栋，比我大两岁，个头也比我略高一些，长得细皮嫩肉，白胖胖的。他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脚上穿着很时兴的北京布鞋，怎么看都不象农村种田的青年人。老班长告诉我们，法栋的父母已故，是个孤儿，这房子是他祖上留下来的。因为他没兄弟姐妹，只是单身一人，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加上正好有三间厢房，法栋自己住一间，知识青年男女各住一间，蛮合适的，所以队里就借来做了临时的知青宿舍。我感到很失望，不禁想起了上午离开向塘时老师对我说的话：“贫下中农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一切：新宿舍、新床、新桌、新厨房、新灶、新锅，还有新农具，就连地里的菜都替你们种上了。”（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一应俱全，一应俱新的知青班，全县只有一两个，那都是当地为了做给铁路局来了解情况的领导们看的“样板工程” ）。
我无奈地打量起我们的临时“新家”：这是一座老式农宅，四周外墙用火砖砌成，外观倒是不错，可屋里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显得空荡荡的。屋内被板壁隔成了三间厢房，东面两间，西面一间，中间是堂屋，西南角还有个厨房。每间房都没有玻璃窗，只是一些木条格子。可让我不解的是堂屋的当中有一个二三平米大小、五十来公分深的大坑，大坑正上方的屋顶留着个四四方方的大洞。老班长说这叫做“天井”，下雨时，雨水就顺着屋顶的瓦沟直接落入天井中，平时家里人洗衣、洗脸、洗脚的水也可直接往天井里倒。在我们男同学住的房间内，沿北墙根处还有一条一尺多宽，与天井一般深的沟，其上的椽瓦还没接到墙。下雨时，屋顶的雨水不是流到屋外，而是流在屋内的沟里，然后再顺着暗沟流到墙外去。老班长说，堂屋天井里的水也流往这里。我们的床那真叫简陋，只是用几块门板临时架在条凳上搭成的。我问老班长：“不是说村里为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吗，怎么连床都没有呢？”老班长仍是那样心平气和地说：“莫急，莫急，过几天公社就发下来了。”我知道，再问也还是那句话，也就不再追问下去。这时，女同学们提出，跑了一天，满身是灰，有没有地方可以洗个澡？这也是我一直想提的要求，因为身上的灰尘实在是太重了。只见老班长笑了笑，说：“天气冷了，洗澡会感冒的，用脸盆打点热水擦一擦算了，这种天我们也都不洗澡。”女同学们听后，当时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老班长慌了神，赶紧一个劲地劝解安慰，可越是劝，女同学们哭得越凶。无可奈何的老班长只得由她们去哭，向我们交待了几句让我们早些休息的话便回家去了。
尽管一天的奔波使我感到很疲乏，可躺在吱吱作响的“新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夜已经很深了，对面厢房的女同学还在不住地哭泣。我仰面躺在床上，透过天井，望着天上的星星，脑子里很乱，心里不知是种什么滋味。那凉飕飕的北风从北墙的屋顶和堂屋的天井中直吹过来，不仅吹凉了我们的脸，也吹凉了我们的心。此刻，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姐姐、弟弟；想到了高中的同学；想到了学校的老师；想到了白天那一幕幕欢腾热烈的场面……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五）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开始的一个星期，这些都不用我们操心。一日三餐由村里派人为我们做，吃了饭我们连碗都不用洗。每餐需要的菜和柴米油盐，都由生产队里分派各家各户轮流送，只不过老乡们送来的尽是些白菜帮子，叫人觉得老乡们过于小气（后来才知道，这里的习惯就是不吃菜心，专门掰菜帮子吃的，掰了再长，长了再掰，这样就不用总是去种菜了）。白天，我们跟着老班长四处转悠，到田间看人们干活儿；到山上看人们砍柴；到地里看人们种菜；到厨房看老乡生火做饭。整天吃了就到处逛，大伙儿觉得插队生活虽苦，可还是蛮有趣的。几天下来，女同学们也不再哭了。
我们几个新来乍到，在村里格外显眼，老乡们见了我们都会主动上前来打招呼。每到晚上，尤其是村里的男女青年，都喜欢来我们的住处，向我们打听城里各种事情：城里人是不是都很有钱？家里是不是也养猪养鸡？是不是常常有鱼肉吃？坐火车感觉怎么样？铁路工人是不是都会开火车？他们每天干活记不记工分？小孩是不是都喝牛奶？女孩子是不是都上学念书，女崽哩多大年纪说婆家？城里是不是同一个姓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家家都点电灯？香烟、肥皂、火柴好不好买？…… 他们似乎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各种问题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无论我们说什么，老乡们似乎都非常爱听。不久，来我们住处玩的人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我们的住处简直成了村里的俱乐部，直到深夜都不得清静，就连给家人和同学的信都没法写，因为每当我们写信时，那些识得些字的老乡总喜欢凑上前来看。这还不说，你一边写，他们一边念，弄得人哭笑不得，只得作罢。于是，我们经常一大早起来写信，因为那时无人打扰。
经过一个来星期各处转悠和跟老乡们接触，也使我们了解了不少农村的情况，生活上也适应了许多。那种用炒菜的锅煮出来的带咸味、烟味的细末茶也不觉难以入口了。此外，我们还学着上山砍柴、使用吹火筒烧灶、挑水煮饭，男同学们甚至跑到地里向老乡们学驾牛犁地。就像老乡们对城里的一切都新鲜，我们对农村的一切也感到十分新鲜，什么都想去试一试。每当我们有不懂不会的事向老乡们请教时，他们都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亲近，我们也逐渐习惯了那里的生活。然而，还是有些方面令我们始终难以适应，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上厕所。
村里仅三十几户人家，公共厕所就有二十多处。可厕所虽多，却十分简陋，大都用废砖垒上个一人来高，一平方米大小的围子，在地上埋一口大缸，缸上搭两块木板即成。走进去后想要转过身来如厕，那可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架在粪缸上的两块木板不仅窄而且活动，若是一不小心踩滑了，那非掉进粪缸去不可。不过说也奇怪，插队许多年，从未听说有谁掉进去过，看来小心便可化险为夷。村里的厕所多数是没盖顶的，下雨天如厕必须得戴斗笠。粪浅时还好一些，若是缸满了，不免总要担心那雨水落下去会溅上些粪星来。还有麻烦的呢，那就是所有厕所都是公共的，一概不分男女，且遮拦极不讲究。稍好一点的用块破木板挡一下，多数就用些柴草横在门口即是。如厕时，两只耳朵是万不能开小差的，只要厕外有动静，就得赶紧大声咳两声以示厕内有人，若是咳迟一步，或许就会有尴尬局面发生。我对此十分的不解，曾多次向队长建议改进，可队长的回答却另有一番道理：
问：“为什么不把粪缸上的木板固定起来呢？”
答：“要是固定起来个话法，出粪时要拆，出完了粪又要固定起来，那几麻烦哪？”
问：“为什么不将村里的厕所统一分一下男女呢？”
答：“屋场一起有两百来个人，就算除开那些到处阿屎的‘鬼崽’（小孩），还有一百好几十个，二十来个茅司（厕所）本来就不够用，要是分成男女个话法，不要抢得打架？”
问：“那为什么不多盖一些厕所呢？”
答：“屋场里屋连屋、屋靠屋，有的茅司都靠到别个灶屋（厨房）边上去了，哪里还有地基？总不能把茅司盖到老堂（村里的祠堂）里去吧？”
问：“各家门口都有个场子，为什么不发动各家各户私人家里盖厕所呢？”
答：“田地是小队的，茅司就是小队的。莫说茅司里的粪，就是私人猪栏里猪阿的屎屎尿尿都是公家的。要是各家各户都把粪肥用到自留地里去，那队里的田地拿么事去浇？再说各家屋前场子的地基都是别个私人的，哪个傻子肯把到（给）公家盖茅司哟？”
问：“那给每个厕所修个门，盖个顶总可以吧？”
答：“你们哪里晓得，小队里连修牛栏、修农具的钱，还有机米用的柴油都是跟大队借的，哪里有钱修茅司哦！”
问：“厕所是大家用的，为什么不能发动大家凑钱来修呢？”
答：“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队里最高工分的劳力出全工（清早、上午、下午都上工）一天才有六毛来钱。大部分人家买盐、打酱油都要等鸡下几个蛋拿去换，哪里有这多闲钱花到阿屎阿尿高上（方面）去哟！”
听了队长的解释，我再也无话可说。我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
2002年12月于湖北鄂州

泥 腿 子

　　俗话说，一年之季在于春。每当春季来临，农田里的活儿就开始忙了起来。剁坎、刨埂、灌水、翻耕、搭埂、耙耖，然后就是插秧。有人认为，这些都是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泥腿子”活儿。可我却在其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春耕开始后，大部分的活儿都得在泥水中干。每次中途休息和收工吃饭时，我们几个知青都习惯把腿上的泥洗干净，见老乡们连回家吃饭都从不洗脚，我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农民还真是泥腿子。两天下来，我们几个知青小腿上的皮肤都开始发裂，越到后来裂得越厉害，疼痛难忍，擦什么药都不管用。可奇怪的是当地老乡和我们一样在田里干活儿，从没听他们说腿上开裂疼痛。一问才知道，这都是太爱干净惹的祸。原来，那田里的水都是红花草沤烂了的绿肥水，浸在这种水里，会促发皮肤干燥，洗净后经风一吹，立刻开裂。而田里的泥浆糊在脚上，既隔阻了肥水与皮肤的直接接触，也抵御了风吹对皮肤的催燥，实际上对皮肤起到了一种自然的保护作用。所以洗得越勤，裂得越厉害。难怪我们总是看见老乡们收工回家吃饭都不洗脚，没想到这里面还包含着科学道理呢。
　　每到插秧的季节，水田里总会有许多的蚂蟥，叮在脚上扯都扯不下来。我们几个男同学胆还大些，可两个女同学见蚂蟥叮在脚上，总是会大呼小叫地从水田里跑上来。遇到蚂蟥叮咬，我们一般都会使劲地拉扯或拍打，可不管用，那蚂蟥受到拍打，会立刻缩拢，可仍然死死地吸在脚上不脱落。说句实在话，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男同学心里也有些发毛。后来老乡告诉我们，蚂蟥叮上了不用扯，也不用拍，只要拔根小草轻轻地刷，很容易蚂蟥就脱落了，按照老乡的办法我们屡试不爽。时间一长，我们对蚂蟥的叮咬也习以为常，不再那么恐惧了。
　　犁田是一项主要的农活，这里面也很有些门道。开始学习犁田时，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犁的手柄上，用很大的力气来控制着它，甚至用双手抓着犁把往前推，似乎要和牛二力合一似的。可越是这样，越是没法犁好，时正时偏，时深时浅，人和牛都累得够呛，时间稍长一些，那牛变得很烦躁，不听使唤，甚至撂蹶子跑开，好像是对我们提出抗议一样。经过老乡指点我们才知道，犁田时注意力不能集中在犁把上，而要集中在犁尖上，更不能靠人用力去推，而是要巧借牛的力量去犁。人只要轻轻握着犁把手，掌握方向和深浅就行，这样人轻松，牛也轻松。经过学习，我们后来甚至可以用三个手指控制犁田了。
　　耙田是为插秧作准备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前期工序，就是人站在耙板上，让牛拖着在翻耕过的水田里一遍遍地来回蹚，将水田里的泥弄细、蹚平。我看见耙田的老乡站在耙板上显得悠闲轻松，高兴时大声地唱着山歌，疲倦了甚至可以眯上眼睛打会儿盹。那拖耙的牛个个都像是轻车熟路，它知道该往哪儿走，走到哪儿了该拐弯。
　　一次，我向一位耙田的老乡提出让我来试一把。老乡对我笑了笑，爽快地答应了。上耙前，我仔细地观察和琢磨了一番。这才发现，其实耙田还是件很有些恐怖的事情：那耙是由前后两块耙板组成的，耙板上都布着一排铁耙刀，两块耙板中间还留着个蛮大的空档。耙田时，人的两只脚就踏在前后两块耙板上让牛拖着走，用人的重力压着耙板，让耙刀把翻耕过的软泥块再进一步切碎，而人和耙板的重力，则能够将泥面蹚平。可说起来倒是容易，做起来却是另一码事，那牛拖着耙板走起来毕竟不是那么平稳，一冲一冲的，再加上泥面高低不平，总有些颠波。人若是掌握不住平衡，万一失足一脚踩在两块耙板中间的空档里，牛再往前一拉，那可不是摔身泥那么便宜的事了，弄不好腿都得别断。想到此，我有些胆怯起来。可既然是自己主动提出要试，临阵退缩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于是我硬着头皮站上了耙板。此时我心想，尽量将身体的重心向后靠，万一摔下来，也会落在耙板后面，不致于陷在耙板中间让牛把我的腿给弄折了吧。可没想到，当牛走起来之后，耙板不是把泥蹚平了，而是像推土机似的，将泥堆拢起来，越向前行堆积越多，蹚过的地方则成了一条沟。旁边的老乡不停地大声地喊着：“往前压！往前压！”我心里一慌，终于从耙上摔了下来，成了一尊“泥菩萨”，把个老乡吓出一身冷汗。后经老乡指点和多次练习，我终于掌握了要领。其实你越怕摔就越耙不好，也越容易摔下来。只要把身体的重心落在前脚上，便能稳稳前行，田也耙得更平整。
　　田整好之后，就要开始插秧了，插秧可是件累人的活儿。由于春季里雨天特别多，经常要戴着斗笠，穿着蓑衣。那斗笠和蓑衣被雨淋湿后死沉死沉的，这样长时间负重弯着腰作业，就是那些打小就在田里摸爬滾打的老乡也会感到很累。所以，一开始，队里老是安排我们挑秧送秧。可这活儿其实也不易。起初我们总爱穿着长筒套鞋干活儿，可雨天的田间小路泥泞不堪，那套鞋经常陷在泥里拔不动。后来我干脆脱了鞋赤脚挑秧，这样，脚被陷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可赤脚挑担走在那窄窄的田埂上，遇上雨天，就像溜冰一样滑，很难掌握平衡，我许多次连人带秧摔到了田里，弄得一身泥水，于是我还是要求去插秧。我想，插秧虽累，可起码不用像挑秧那样一步三滑，提心吊胆的吧。
我原以为，插秧这活儿只是累一点，并没啥难的。看着老乡们像蜻蜓点水一样，一会儿就能插一行，不多会儿就能插一片，觉得蛮有意思。可真的一干才知道，并非我想的那么简单。刚开始拿到一把秧，连分秧也不会，不光是速度慢，而且分起秧来多少不均。插秧时，我总像“三个手指捏田螺”般的捏着秧苗向下插，结果每插一株秧都会在泥里按出个坑，随着手提起，秧也浮了起来。后来老乡们告诉我，秧苗入泥时不能用拇指，最好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向下插。我照着做了，果真没再浮起来。经过一阵练习，速度也快了许多，我为此有些沾沾自喜。可没过两天，听老乡们说我插的秧是“烟筒钵哩”，全都黄了。我开始不知是啥意思，便去问好友学木，学木告诉我，“烟筒钵哩”就是插下去的秧不是直的，秧靠根的部位被压曲了，结果根在泥里不是向下，而是弯过来朝上的，就像烟斗一样。这主要是插秧时捏高了，没有捏住根部往下插，这样插的秧很难成活。我问学木有何补救办法，学木说没办法，只能换新秧重新插。我突然觉得，这“泥腿子”三个字在我心中的份量重了起来，它绝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名词。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也修炼成了个“泥腿子”。
2016年2月

牧 童

　　我从小就对那乡下的牧童十分羡慕，特别是他们骑在牛背上慢步乡间小道的情景，简直太富有诗意了！后来，有一首台湾歌曲流行起来：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喔呜喔呜他们唱，还有一枝短笛隐约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歌曲里描绘的意境真让人如痴如醉。我无数次地想象着：牧童们每天骑在牛背上出去，然后，让牛去吃草，伢儿们则可尽情地玩耍，或采摘野花野果、或下河嬉水打闹、或互相对唱山歌，干什么都行。待自己玩够了，牛也吃饱了，便跨上牛背，手里拿着采来的野花野果，头上戴着野藤编织的头饰，口中随心所欲地唱着自编的山歌，那份悠闲自得依我看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小神仙！
自从我下乡插队以后，便真正和那些山里的农民生活在了一起，并经常能亲眼看见牧童们骑在牛背上晨出暮归，每次都能勾起我无限的遐想。有一次去山里砍柴，阴沉沉的天忽然下起雨来，我只好躲到山边一块大石头下避雨。就在此时，只听不远处山道上传来了一阵牧童的歌声，我立刻抖擞精神，准备好好欣赏一番那原汁原味的“神仙曲”。只听那牧童唱道：“斑鸡(斑鸠)哩上树两脚弹咧，放牛咯崽哩好为难，冷茶剩饭是我吃吔，露水滂天赶上咯山，牛冇吃饱骂我玩。”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是这样？可当那骑在牛背上头戴斗笠的牧童从我身边走过，再次唱起那首“神仙曲”时，我听得真真切切。真没想到，我想象中那优哉游哉的小神仙，心中竟然憋着这般难言的苦衷啊！
雨下大了，风也刮了起来，身上感到了阵阵寒意。此刻，眼前仿佛显现出一幅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画面：阴雨绵绵的山野间，那身材瘦小的牧童头顶着硕大的斗笠，身披件又大又重的蓑衣，蜷缩在那似乎永远也吃不饱的牯牛身旁，一双企盼的眼睛直楞楞地望着远方村落里袅袅升起的炊烟，饥渴、寒冷、孤独、无奈、瑟瑟发抖……
牧童的歌声渐渐地远去、远去、一点也听不见了，我仿佛从梦幻里回到了现实中，可脑海里小神仙的影子已淡却了许多，心中漾起丝丝怜惜……
宗建铭
二○○三年四月

水 井

　　乡下的水井我小时候就见过，向塘家里附近的农村都有。我最怕凑到井口往下看，那井里黑洞洞、阴森森的，往里一望就有一种掉下去就起不来的恐惧。我曾经很多次在梦里经历过落到井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遭遇，每次从梦中惊醒后，都会增添一份对水井的恐惧。
　　不过这种对水井的恐惧也并非每人都如此，在我童年时的伙伴里就有这样一位。此人姓张，学名似乎从没听人叫过，只因他长得矮小干瘦，额头上还有好几道皱纹，因此，在孩子们中间得了个“老头子”的尊号。“老头子”的胆量是当地孩子们中间的佼佼者。有一次他出于好奇，竟学着“猴子捞月亮”那样，让同伴倒提着他的双脚，放入水井中去采井壁上长着的凤尾草，说那是一种能治拉肚子的草药。这样的壮举别说是孩子，恐怕连那些气壮如牛的大人们也是不敢为的，我于是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可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减轻我对水井的恐惧感。我时常为自己没有生活在农村而感到庆幸，因为城里有自来水，无需提心吊胆地去那水井中汲水。
　　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按当时的规定，必须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放前的那段时间，那落入水井之中的噩梦似乎也多了起来，经常从梦中惊醒。尽管听说做噩梦是因为手压住了胸口，可每次梦的内容却总是落入水井，这足以说明我对水井畏惧之深了。
　　然而插队到农村之后我才发现，这里虽然也有水井，可却与过去在向塘或是电影里所见的水井完全不同。这儿的水井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水坑，面积有二十个平方大小，农民们在坑中搭了个木跳板，打水时扁担钩着水桶都不用落肩，只将桶斜着按入水中再提起，左一下，右一下，挑起便可走了。即使是不慎落入井中，也不过就像小时候在池塘里游完泳爬上岸那样，丝毫不用害怕。
　　这样的水井虽然不会有那种阴森恐惧之感，但也有许多令人担心之处：其一，此井完全露天，整天受阳光直射，其中生出许多的苔藻，每次挑水回来，桶中都带着许多绿绿的丝状物，且很难清除干净；其二，此井的水源并非靠地下渗滤出的泉水，而主要是靠旁边一口比它高出一米多的杂用池塘渗漏之水，上面塘水清，下面井水亦清；上面塘水浑，下面井水亦浑。更糟糕的是村民们在上面的水塘里洗衣、洗菜、洗鞋、洗脚、洗农具、洗粪桶，孩子们还在塘里洗澡，那渗下来的水还能够干净得了吗？其三，井的四周都是农田，由于井的地势低，田里的水也能直接流入井中。农药、化肥、人畜有机肥也都流将进来。每到春耕季节，田里流入的泥浆水便将井水弄得浑浊不堪，挑回家倒在水缸里必须作一番处理：将明凡敲打成小块，装入一个粗竹筒里，竹筒四周打了许多的小洞，放到水缸里搅上个四五分钟，过一会儿，水便清了。可明凡打清的水涩嘴且不说，缸底还沉淀着厚厚的一层泥，用勺在缸中舀几瓢水后，沉渣便会泛起。这样的水用来饮用，不免又让人生出另一种恐惧来。与那种阴森森、黑洞洞的恐惧感相比，我还真说不清二者中哪一种更加恐怖些了。
2003年3月

兰 草 花

　　我当年插队的江西省德安县乡下，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山上生长着各种野草野花，虽然它们各有诱人之处，可我最喜欢的还是兰草花。
　　兰草的形状有点像农家菜园里肥硕的韭菜，可比韭菜叶子更加宽长一些，也更加厚实和坚挺。叶子繁茂，应源于她发达的根须。那又多又长的根有筷子一般粗，它们能够从干燥和贫脊的土壤中摄取并保存足够的水分和养料，供兰草生长所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兰草在各种恶劣的气候面前十分顽强，一年四季都保持着青绿的本色和舒展的英姿。
　　兰草的花属于很素的那种。每当花季来临，她先是从根部抽出几枝一尺来长的花茎，再从花茎的中部到顶端绽放出花来，五六朵到十几朵不等。那黄白色的花瓣形同初发的柳叶，花蕊呈黄绿色，卷舌状，“舌面”上点缀着一些紫红色斑点，虽非娇艳华丽，却是格外的清雅大方。
　　兰草花有着淑女般恬静自若、谦和含蓄的性格，一点也不浮躁和张狂。每当春季到来，那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十分抢眼，把整座整座的山都映红了，因此而得了“映山红”的美名。可兰草花却在“映山红”的掩隐下悄悄地绽放，并不去争着露脸。但它那无声、无色、无形的芳香却能透过各种植物的遮掩而四散开来。兰草花的香味很独特，既不烈而刺鼻，也非浓而生腻，十分的清淡柔和，芳香怡人。每到春天插秧休息的空当儿，我都会上山去，寻着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采上几支带回来养在瓶中，那淡雅的芳香真能够清心爽志，把肢体的疲惫和心中的郁闷一点点地驱散得无影无踪。入夜，伴着她的芳香给家人或同学写信，笔端总像有写不完的美好词汇。我想：这不正是兰草花将她的优雅和芳香悄然融入了封封书信，借鸿雁把她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得到了美的熏陶吗？
　　兰草花，你真的太可爱，太神奇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独 轮 车

　　下放插队的头一年，我们知青还能吃上每月40斤大米的商品粮，可每次却必须走几十里山路，到国营粮站去买。那时我们生产队条件很差，别说拖拉机，就连个板车都没有。五个人每月二百斤口粮，就成了知青班里三个男同学的艰巨任务。当时我们只有十七八岁，三个人拼着命一共也只能挑回百把斤，每次买粮回来浑身得酸痛好几天。生产队仓库保管是个热心善良的大叔，不忍看我们遭那份罪，便把队上仓库里一架多年未用的半散架独轮车找出来修了修，借给了我们。
　　终于，我们推着那“新式武器”上路了。
　　那独轮车完完全全是木质结构的，两个把手一个木轮。那木轮连个金属轴承都没有，走起来木轴硬生生地与轮子磨擦着，发出叽叽呀呀的响声，听起来心里直发怵。
　　去的时候是空车，还行，可回头车上负了两百斤重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左歪右倒怎么也不听使唤，简直成了个怪物。无奈之下只好采用笨办法：一人推车，另外两人一边一个撑着，不让它倒。即使这样，走起来还是踉踉跄跄，其实并不比肩挑好多少，不一会儿，浑身就被汗水湿透了。有幸的是半道上终于碰上了一个也推着独轮车的老乡。看他悠闲轻快推车的样子，我们想，其中一定有些玄妙，于是赶紧上前讨教。那老乡见了我们的狼狈样子大笑道：“独轮车要不倒，全靠屁股扭得好。”说完故意一扭一扭地推着车走了。我们很生气：这老乡，我们都成这样了，他还拿我们寻开心，真是要不得！可认真看了看他推车的样子，又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回头照着试了试，这才领悟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推独轮车，不能使傻劲去生搬硬撇，身体得就着车势扭动，这就是所谓的“全靠屁股扭得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一会儿，这独轮怪物在我们手里也开始变得温顺起来了。
　　回到村里时，我们几个抢着推车，都想在老乡面前显摆显摆。果真，老乡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们：“嘿，知识青年就是能干，你看，不用学，个个都会推独轮车！”其实我们心里最清楚，这哪叫能干，实在是：骑牛时没被看见，骑马时却露了脸！
宗建铭
二○○四年五月

赔 枰

　　那是一九七五年夏季的一天，公社生猪收购站来我们凤凰大队现场收猪，这是公社为方便农民而采取的一项新举措。收购点就设在我们桥上孙家的晒谷场上。当时送猪的、收猪的、看热闹的聚集了上百人，这可是偏僻山村里不多见的热闹场面，自从我下乡插队以来，村里还从没像这样热闹过，我忍不住也凑了过去。
　　只顾看热闹了，却没留神脚下。只听咔嚓一声，坏了，也不知谁如此大意，将一杆称猪的大秤横搁在地上，那么多人都没踩着，偏偏让我一脚给踩断了。那可不是杆做小买卖的八九十来斤的小秤，而是杆五百斤的大秤，我们全大队仅此一杆，是收购站的人专门从生产队长的叔叔家里借来的。
　　秤踩断了，猪也收不成了，收购站的人空手而归倒还是小事，那远近村子里的老乡们把猪捆着抬着送来这里，这会儿又得捆着抬着返回去，耽搁了上工的经济损失且不说，据说这猪又是捉，又是捆的一折腾，起码几天不吃食，要瘦十几二十斤呢，这对于那些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农民来说，可是笔不小的经济损失啊。我这下可是犯了众怒，见秤踩断了，猪收不成了，场子上卖猪的人们顿时乱开了锅，许多人立即就骂开了。乡下人文化少，也谈不上什么涵养，那骂人的话真是难以入耳。这一切我都听着、忍着，谁要你踩断了秤，误了别人的事呢。可收购站的人拉着我要我赔秤可不是听着忍着就能够了结的事。按当时的价，制一杆五百斤的秤至少得三十多元钱。我的天哪，我全天上满工才挣五角钱，记得头一年我干了一整年下来，到年终决分的时候，除去口粮和平时队里分些东西外，拿到手的仅五块多钱，我只能给自己买了顶棉帽子。现在一家伙就要赔三十多块钱，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负责张罗这次收猪的是我们队里的一位副队长，他深知我的处境，便一个劲地替我向收购站带队的领导求情。可这位领导说：“不是我们硬要他赔，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徒劳无功不说，总不能再冤枉替别人去赔杆秤吧？”队长见别人说得入情入理，只好打个圆场，为我担了个保，保证一个星期内赔款到位，这才把收购站的人给打发走了。乡亲们也无可奈何地忿忿散去，一场热闹刚开了个头便草草收了场。稻场上顿时又恢复了平日的宁静，可我心里此时却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能平静。
　　为了赔秤，我便向队里借钱，可队里当时连买柴油机米的钱都没有，哪来的钱借给我呢；去向私人借吧，那更不可能。队上老乡买几两盐都是用鸡蛋去换的，炒菜用的酱油都成了一种奢侈品，即便是有两个钱，那也是暗藏着不露声色的，绝不会借给我去赔款。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硬着头皮找到了秤主，以那杆秤是杆用了许多年的旧秤为由，恳求他能否网开一面，少要点钱。可秤主却十分坚决地对我说：“第一，自古以来，秤只论准不准，从没听说过论新旧的；第二，谁借我的秤，我找谁要，我跟你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这话说得有理有节，且没有给我留下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最后，我只得向父母求援。到德安县城经过向做秤的店家讨价还价，以二十八元的价格做了杆新秤，赔给了收购站。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使我养成了认真仔细的习惯，可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我过于谨小慎微起来，变得碌碌无为。也许人的棱角就是这样被生活一点点磨去的吧。
宗建铭
二○○三年三月
　　

传 堂 老 爹

　　我插队所在的村子叫“桥上孙家”，孙家的辈份排序为：“汝国愈之成继宗登乙本传家法学从司友光基昌”。桥上孙家当时最小的辈份已到了“从”字辈，最高的也就剩下“传”字辈，高低相隔五代。
　　传堂老爹是当时村里辈份最高者之一，同时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大怪人。说他怪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脾气怪。由于他的辈份高，火气大，所以村里人都不敢跟他说话，就是有些认识他的外村外姓人，轻易也不跟他说话，因为他和人说话时总是瞪着双眼，恶声恶气的，动不动就发脾气，所以不相干的人犯不着自讨没趣。第二是性格怪。他虽已年逾六十，可一直未成亲。膝下无儿无女，只有一个侄儿和一群侄孙。按村里人的话说，他很硬气，生活上，经济上从不要他侄儿资助。他自己多年就不在队里上工了，经济来源完全靠砍柴卖给公社陶瓷厂换钱。那时，村村都在实行封山育林，村子附近的山都禁伐，烧的柴必须到远处的山上去砍，砍柴去卖钱更是严厉禁止的。可这一切对于传堂老爹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想在哪儿伐就在哪儿伐，村里人无人敢阻止他。不仅如此，就是平时在路上碰上他卖柴也是件十分尴尬的事。若是装着没看见，不和他搭腔的话，他必定骂你不知大小，不懂得规矩；若是夸他身体硬朗，柴砍得多，他则说：“我砍的是队里的柴，没砍你家的，你莫要眼热！”；你若是关心他，劝他注意身体，别太累了。他会说：“晓得你命好，歇下来有人照料。我一个孤老头子，不着累去喝西北风啊！”总之，无论你说什么，或是干脆什么都不说都不行。后来，村里人只要在外面看见传堂老爹，唯恐避之不及。有的干脆绕道而行，宁可多走些冤枉路，免得跟他打照面。
　　自从我接触了传堂老爹后，发现他还有一怪，那就是他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却十分的和蔼。平日里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只要见了我们几个知青，就会变得温和亲切起来。有一年双抢，我一人承包割很大一丘田的稻子。传堂老爹知道后，特意从家里赶来对我说：“小宗啊，你怎么一个人包这么大一丘田？这要割到什么时候才能割上岸（完成）哪！你晓不晓得，累坏了身体这里没有人会管你的。”我对他说：“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锻炼吃苦的，割累了我就歇一歇，谢谢你关心，不要紧的。”传堂老爹听了我的话转身走了，可没走多远，就听见他又在骂人。我隐约听见他是在骂队里的干部和社员，说他们心太狠，竟让一个十几岁的知青伢一个人割那么大一丘田。说实在的，孤身一人远在异土他乡，能得到这样一份真诚而无私的关爱，的确使我暖到了心里。
如今，一晃已是二十八年过去了，我已由一个不满二十的毛孩子变成近知命之年的半老之人，想来当年已六十多岁的传堂老爹恐怕早已仙逝。我只能为他祈祷，愿他在天国里能够有一个温馨和美的家，再也不受那份清苦、劳顿和孤独！
2003年3月

双 抢

　　双抢是农业生产中最紧张最辛苦的阶段。因为水稻种植非常讲究季节性，农村有句老话：“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农民们要在每年的七月份，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成熟的早稻收上来，然后翻耕平整土地，再将晚稻及时种下去。这期间正值酷暑季节，农民们要在烈日下长时间、高强度地连续劳作，其辛苦程度，不亲身经历，是很难真正了解的。
　　当时国家不允许农村搞承包制，所以在平时的生产中，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很普遍。因为每个人的底分评定后一年内是不变的，每天干多干少都只记那么多工分。所以农闲时，大家争着出工，农忙时，大家反而不愿出工；轻快活儿大家争着出工，重累难的活儿大家都不愿去做。可双抢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抢农时，队里也会出台一些临时性的灵活措施，比如先一次性预定某块田某项农活儿的工分总值，然后由社员们分组承包。分值的分配则打破底分制，以组为单位，由组长根据组员的能力和工作量来决定。这样一来，那苦惯了，穷怕了的农民们，谁都愿意在最短的时间里挣到最多的工分，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分组包工制对于我们知青来说却是压力陡增，因为平时和我们一起劳动的社员一般只使六七分的力，我们使出十分的力勉强还能够跟上，而包工时，他们个个都使出了十分的力，我们无论是从体力、耐力还是技能上，差距一下就拉得非常大，在一起干活儿，我们即使是使出十二分的力也跟不上趟。记得第一年和大家一起参加分组承包，几乎把我累趴下。
我们遇到的难处主要有三：
　　第一个难处是技能上不如当地农民。有一次，组长分配我负责收割很大一丘田的稻子，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由于割稻的速度慢，以至于负责下一道工序打谷的人都在等着我，把个组长急得跳脚。分组承包后，每个人的任务都是事先确定了的，没人来帮你完成。所以，我只能加班加点干，夜里一个人摸着黑一直割到半夜。插秧那更是技不如人了，连队里的妇女都嫌我们不赶趟，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做做挑秧送秧的活儿。
　　第二个难处是体力和耐力不如当地农民。当地打谷都是用一种搭斗，形状就像旧时量米用的四方形的斗，上口边长约有一米左右，底面还安有两块滑板，以便在水田里移动。稻子收割后，便将搭斗推到水田里，四人一人站一面打谷。为了多挣工分，那些农民们都是玩着命地干，吃饭的点早就过了他们也不歇工，我尽管连饿带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还得强撑着奉陪。以至于最后连推斗的力气都没有了。组长见我实在不行，便让我去挑谷。挑谷就是将搭斗里打下的谷子用箩筐挑到队里的谷场上去晒。毕竟还不到二十岁，我一担也挑不了多少，而且挑着谷走在刚收割完的水田里，一步一陷，十分吃力，以至于赶不上打谷的速度，老是被组长吼。晚上收工后，虽然一身的臭汗都馊了，也顾不上去洗澡，倒头便睡。
　　第三个就是生活上的难处。农民家里都有老人，双抢季节他们在田里干完活儿回家，家里的老人早就为他们备好了凉茶热饭，端起碗就能吃，吃完了还能休息会儿。可我们知青大家都出工，回到班里还得自己动手做饭，没等吃完，组里人就在催了。开始，同学们也在想招，大家商议轮流做饭，做饭的人当天不出工。可每次轮到我做饭，大家都说我炒的菜没法吃。也难怪，我打小就从没做过饭，自己都觉得炒得那菜实在有点难以下咽。所以，我只做饭，菜还得大家回来了由他们来做。要是在平时这倒还可以，可双抢时大家都是超负荷劳动，回到家里动都不愿动了，谁还愿意来帮我炒菜呢。所以，轮炊制很快告吹。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有时端着碗到老乡家里去蹭点儿，有时就干脆倒点酱油拌一下解决了事。
　　我那时有个习惯，在地里干活儿不愿意戴草帽和穿长袖衣服。我感觉戴草帽闷得慌，不如敞开着凉快；而穿长衣被汗水湿透之后沾在身上束手束脚很不方便，再加上那汗馊味自己闻着都难受，回头洗起来也麻烦，所以我总是穿着背心短裤在地里干活儿，实在热不过，直接跳到田边的池塘里划啦两下上来接着干，既方便，又凉爽。开始皮肤晒得又红又痛，可脱了层皮后变得又黑又亮，雨点落在身上就像落在荷叶上一样，淋了暴雨也不会感冒。有一次公社书记下乡路过我劳动的田边，见我不戴草帽不穿长衣长裤，一身黝黑发亮，引起了他的好奇，听陪同的大队书记说我是知青，他特意过来和我打招呼，从此便牢牢记住了我。后来，每次我去公社见到他，他总是叫我“凤凰的黑皮”。
在村里人和我自己的眼里，皮肤黑其实没什么，很正常。可那年双抢完后，当我回到家里，母亲见到我时竟然心疼得哭了。在我的一生中，只见母亲哭过三次：一次是外公去世，另一次是父亲去世，再一次就是当年看见我漆黑的模样。
2016年2月于湖北鄂州

修 圩

　　下放插队时期，每到冬天，县里就要组织大批农村劳动力集中修水利。抽调的人数从县、公社、大队一直分解摊派到生产队，最基层的生产队不但要负责完成土方任务，负责民工的吃住，还要给民工记工分报酬，这就是当时人民公社制度的“一平二调” 。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德安县决定抽调全县农村劳力集中治理金湖乡境内那条博阳河的圩堤，我也随着水利大军上了阵。
　　金湖乡位于德安县的东南边，与星子县只一河之隔。多年来，两岸人就像打冷战，都在加高加固自己一方的圩堤。星子县比德安县小，也比德安县穷，可他们修圩堤的那股子牛劲却是德安人望尘莫及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德安的圩堤加一尺，星子的圩堤加一米”。也许这就是“穷则思变”的力量。也正是这种意志和力量，护佑着堤内星子县大片的农田，而十年九涝的洪水总是涌向德安县这边，使得金湖这块肥沃的土地成了一个聚不住宝的漏盆。当时流传着一段民谣：“金湖土地黑如油，十年倒有九不收，碰上一年收成好，狗都不吃锅巴粥。”这是金湖人靠天吃饭的真实写照。
　　我们从山区来到这一马平川的湖区，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同来的村民们则对这里肥沃的土地赞不绝口：“我们要能摊上这么一大片好田，那肚子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可好田是别人的，眼下麻烦却是自己的：
　　首先是住的麻烦。出发前，生产队准备了一些树，搭蓬子的框架是没问题，可盖顶和打地铺用的草却不可能从家里带来。金湖这地方因为没山，所以没树，也没有丝茅巴茅之类的野草，唯一有的就是稻草。可当地的稻草不像山里那样不值钱，到外扔。老乡们盖房铺顶、烧火做饭、喂牛、铺垫牛栏猪栏全都用稻草。因此，稻草在当地可是件金贵的东西，老乡们将它看得十分重，守得十分严。生产队多次前去交涉，花钱买别人都不干。最后，还是队长心眼活，说湖区最缺的就是树，如果说稻草是银子，那树便是金子，我们用带来的树跟别人换稻草肯定不成问题。果然，用树换草很顺利就解决了盖和垫的问题。可由于换草用去了不少树，原先搭棚子的用树便不够了，只得分伙搭小窝棚。我和另一个名叫学木的小伙合搭了个一人高的尖顶小窝棚，进了窝棚只能坐着或躺着，不能站起来。棚内面积约有一个单人床大小，除了睡觉外，再不能放什么东西了，什么洗脸的盆、吃饭的碗，还有鞋什么的，都只能放在棚外边。脱鞋穿鞋时，人坐在地铺上，脚便伸在草棚的外面。记得那年的雨水还特别多，睡在地铺上，雨点落下来就打在头边，听着那滴滴哒哒的雨声，好象就打在头上一样。还是学木有经验，在棚子的四周挖了条排水的沟，这才保证了四周的雨不会流进棚里来。那沾满泥巴的衣服裤子脱下来只能卷着一团当枕头用，否则没处放的。至于脱下的鞋，晴天就随手往棚边一扔，雨天就在棚口撑把伞遮着。那睡的地方的确还不如现如今的狗窝。
　　其次是吃的问题。米是队里带来的，菜则由村里来的两位妇女负责采购和打理。每天也就是些白菜包菜帮子、萝卜、南瓜之类的。有一次，不知是哪个公社的民工宰了头牛加餐，那丢弃了的牛肺却被我们的火头军给捡回来了，洗洗剁剁煮了一大锅，大家吃得兴高采烈，一个劲地夸两位火头军。连汤带肺的，我也分得了一大碗，可吃起来总觉得味道实在不怎么好，而且口感就象嚼棉花似的，有些韧性，还有些弹性，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品尝河水煮牛肺的滋味，总觉得还不如吃那菜帮子。
　　工地上吃的是大锅饭，可没想到吃大锅饭里边还大有学问。开始我总是吃不饱，每次只能吃一碗，而别人却能够吃上两碗。我很纳闷：自己吃饭的速度并不慢啊，可怎么每次去盛饭时，锅里却没有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去问同住的学木。经他点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盛第一碗的时候不能盛满了，人越多，越要少盛些，要赶在别人之前赶紧吃完这第一碗，接着再扎扎实实地盛上一满碗慢慢地吃。
　　第三就是排的问题。住的地方如此紧张，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材料去盖厕所了。金湖的水利工地上一马平川，一点遮拦都没有，一下聚集了男男女女好几千人，排泄就成了个大问题。有些爱面子的后生解个手要向湖田的中心走出去很远。可这样太耽误功夫，解个手来回需要十多二十分钟，这对于完成分组定额任务影响可不小。于是，为了节省时间，更多的人便以住人的窝棚为屏障就近方便，没几天下来，使得几乎所有的窝棚周围都是粪便，晚上睡在棚里，那股难闻的气味实在令人恶心。到了夜晚，人们更不敢到处乱走，因为一不小心总要踩上几颗“地雷”。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了近二十天，总算按县里的要求完成了任务。有了这次经历，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社会最下层的生活。从此以后，凡是遇上什么困难时，我便默默地提醒着自己：再艰苦总不会比在金湖修水利那时苦吧？只要这么一想，就会觉得什么困难都不可怕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奉劝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文明人千万别取笑这些下等公民不文明。我想，谁处在这种无奈的环境中也无法作出文明和高贵的姿态来的。人并非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别，而是环境使然，条件使然，机遇和命运使然。
2003年3月
　　

赤 脚 教 师

　　1976年，也就是下放插队的第三年，我们知青班的五个同学已经陆陆续续走了四个：一个转到原藉农村去了，一个参了军，两个女同学自己跑回家，说是再也不来了。当时队里有许多人劝我也回去算了，可父亲退休顶职的机会我已让给了弟弟，我觉得就这样回去，只能是躺在父母身边啃老，何况自己在农村干了三年，已经符合推荐上学和招工的条件，绝不甘心就这样回去。所以，我一个人继续呆在那个名存实亡的知青班里，守着幢空房子，默默地挨着时日，企盼着有一天幸运之神能够眷顾。
　　大队见知青班就剩了我一人，又不会做饭，呆在队里挺不容易，便让我去大队小学当了一名赤脚教师。赤脚教师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称谓，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农村民办的。之所以冠以“赤脚”二字，是因为从事这两种职业都未脱离农村的生产劳动，是拿工分的，农忙和假期还要回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大队小学连我共有五名老师，除了校长是公办教师外，其余都是民办的。
　　学校是一所完全小学，也就是低中高年级都有，但学生总共只有四五十个人，所以学校只能以复式班的形式安排教学，也就是两个年级同时在一起上课，一节课一边上半节，没授课的另一边学生就自习或做作业。我之前还真没见过这种教学形式，非常担心学生互相影响，可当我上课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教学模式，课堂上自觉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这才使我放下心来。
　　当时的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开学一个多月还没有课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练习本就更是个大问题。每个学期的课本本来就到得晚，可县新华店却优先保障县城学校用书，然后才向农村学校发售。每个学期，我们为了买课本和学生用的练习本，总要跑县城许多趟，有时甚至要跑到九江去买。开学初，学生只能是两三人共用一本旧课本，学校教学工作总是处于“无米之炊”的艰难状态。没办法，我们只有另辟溪径自己解决。那时大队有台手推式滾筒油印机，我们就找来老课本，用钢板刻，印出来发给学生当课本，印一课上一课。可那时的课本一个学期一个版本，内容老是在变，经常出现课本到了打开一看，许多内容与我们刻印的不相同。那时候，能有课本就很不错了，教学参考书根本就没有。我在学校任教高年级语文，可连本汉语词典都没有，只有一本从家里带来的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遇到拿捏不准的词汇根本无处去查，无法给学生一个规范准确的解释，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向学生传授。
　　当时的农村，农民对孩子们的文化要求很低，男孩子能读个小学毕业就满足了，能不能上中学并不是他们很在意的事情。家长们对女孩子的要求更低，有的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家长们就不再让她们上学，而是让她们在家帮着做些家务活儿，所以，那里农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非常低。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来上学，学校老师们每学期开学后，都要到各村去一家家、一次次地家访，苦口婆心地劝说适龄儿童的家长们送孩子来上学。不少家长耐不住老师一次次上门，虽然让孩子到学校来了，可总是拖着几元钱的学费和书本费不交，你去催他交学费，他就让孩子回家。弄得学校连买粉笔、墨水等教学用品用具都经常要老师们用自己的钱先垫付。无奈之下，学校只得经常带着高年级的学生上山去砍一种扎扫把用的小野竹，卖到公社收购站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为尽量减小勤工俭学对孩子们学习的影响，我总会在每次劳动之前，结合劳动内容给学生们布置命题作文，让他们把劳动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在课堂上逐个进行点评，我觉得这要比整天捧着课本读死书要强。事实证明，我的教学方法是正确的，我所带的两届毕业生参加公社中学的升学考试的作文成绩都很好。这也得到了公社教育办的认可。
　　1977年冬天，公社中学一名语文教师休产假，公社临时抽调我去代课。原以为，到公社中学任教会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能够让我的一切从此变得好起来，可在公社代课的一个多月里，我才真正尝到了赤脚教师被人漠视的滋味。
　　当我挑着一个木箱和垫盖的背褥来到狮子公社中学报到时，教务主任安排完我的工作就走了，我一人呆在教务处办公室里再无人问津，甚至连住在哪儿都不知道。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找校长。
　　校长见了我冷漠地问道：“你没地方住吗?”
　　我说：“我是个知青，这里一个亲戚都没有，去哪里住啊。”
　　校长让我去找总务主任。总务主任听了我的陈述后表示，学校没有空余的宿舍和床铺，实在无法安排住宿。我感到莫明其妙，明明是你们请我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可连个住的地方也不安排，难道让我睡到学校操场上去吗？我当即表示：既然有困难，那我不给学校添麻烦，回去就是了。主任见我要走，忙拦下我解释道：“公社教育办介绍你来时，并没说要我们安排住处。既然你没地方住，那我再去向校长汇报一下吧。”经过校方研究，最终安排我和另一位老师挤一个铺睡。
　　我来到宿舍，只见一个约十平米的房间里住了四位老师，加上我就是五位了。与我同铺的老师姓时，三十岁左右，个头瘦小，人非常老实，家住德安县城，父母都过世了，只跟着姐姐、姐夫一起生活。据说他还是个大学生，因家庭成份问题一直没有分配工作，也没找到对象，目前在学校也只是个代课教师，不过与我不同，他是个有内部编制的长期代课教师。对于学校的决定，他当然不情愿，无奈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让他没法拒绝。虽然两人睡在一张一米宽的单人床上感觉很挤，连翻个身都不方便，可大冷的天气两人挤在一起要暖和许多。由于我们两人都感觉自己地位低下，所以相互谦让，相处得不错。星期天我曾带他到凤凰大队去玩，他也邀请我去县城他姐姐家作客。
　　由于我是个临时的代课教师，所以学校也没给我配备办公桌，就在那位休产假老师的桌上办公。但她所有的抽屉都上着锁，我连放点私人物品的地方都没有。在办公室里，老师们之间的等级观念很明显，“一等公民”当然是公办教师，“二等公民”就像时老师那样的长期代课教师，我自然就成了“三等公民”了。平时办公室里打开水扫地这类活儿，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差事。这让我感到十分不适，因此，将办公地点改在了那拥挤不堪的宿舍里，办公室里基本不去了。我代课的那位老师还是位班主任，我不仅要代她上课，还要代她做班主任的工作。我的那个班里许多学生都是公社干部子女，在班上形成了一种风气：谁爸的官大，谁就横。这是我最厌恶的，我决心扭转这种风气，于是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召集班干部会议。这样一来，那个狭小拥挤的宿舍里，就成了学生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有时人多了没地方坐，就只有坐到其他老师的床上了。为此，同宿舍的老师嘴上没说，可看得出来，对我是十分不欢迎的。我是个很要强的人，很难忍受这种寄人篱下的歧视，于是让凤凰的学生帮我把大队的床搬到了公社中学。加上几次找校长和总务主任要求，最后学校安排我搬到了学校的大仓库里住。学校仓库其实就是一间大教室，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积满灰尘的破桌椅和一些碳碴外，什么也没有。由于长期做仓库，许多玻璃残缺不齐也无人安装。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狮子中学又坐落在一个山坡顶上，四周无遮无挡，老北风透过破碎的窗户穿堂而过，屋里十分的寒冷。我只能找来些废报纸，将缺玻璃的地方封住，可屋顶连天花板都没有，还是到处漏风，夜晚睡觉鼻子耳朵总是冰凉冰凉的。好在仓库里还有些碳碴，我找来几块砖，在地上围起个小圈，实在冻不过，就烧些碳碴取暖。学校好像对我私用仓库里的碳碴取暖也没说什么，因为这些碳碴除了我，其他老师也用不着，他们都分了一篓篓的木碳呢。
　　艰难的一个多月终于过去了，我班上的风气和纪律有了明显好转，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有了很大提高。代课结束时，校长主动找到了我，问我接下来有何打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凤凰去！”
二〇一六年二月
　　
　　( 文头的照片是同大队一位上海知青为我们五位教师拍摄的，背景就是凤凰小学的教室。)

家 喜 叔

家喜叔姓孙，名家喜，是我下放插队时候大队部里做饭的大师傅。由于五年知青生活的最后两年我在大队任赤脚老师（民办老师），吃住都在大队部，所以和家喜叔交往甚密。家喜叔年纪比我大了二十多岁，所以我一直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称呼他叔。而他一直独身，并未娶妻成家，身边既无子女，亦无兄弟和父母，所以也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俩几乎成了相依为命的亲人。
　　家喜叔耿直、倔强，脾气也有些怪，大队里上上下下的人见了他都说不上几句话。大队让他当大师傅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脾气虽不好，可人品很正，为人处事坦诚直率，不奸不滑，不贪不沾，财物上一向干净；二是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选这样的人来大队做事，那肯定会以此为家，尽心尽力的，干部们既可省心，也可放心。
　　家喜叔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长了张国字脸，且浓眉大眼，只是背略微有些驼，说起话来嗓门很大，若是话不投机时，便会大眼一瞪，出口很呛人的，因此，大伙儿跟他很难交谈。尤其是在女人面前，他总是显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让妇女们见了便退避三舍。村里没有哪位乡亲为他做媒，因为谁也不愿惹麻烦自讨没趣。
　　我当时虽然已二十二岁，而且还在大队小学教书，可仍脱不了孩子般的稚气。记得那年春节从向塘回来，带了许多电光炮，炸起来特别响。为了试试它的威力，我将它点燃后，丢在了家喜叔喂猪的陶瓷盆里，随着一声闷响，盆子破成了几瓣。家喜叔见了并没责怪我，而是一声不响地去几里路外的公社陶瓷厂买了个新盆。
　　那时候，大队部里的老鼠特别多，晚上经常闹得人无法入睡。有时躺在床上，那老鼠常会从我身上跑来跑去。每次回家一趟返乡时，帐子和被子就成了老鼠窝，那鼠屎鼠尿的骚臭味无论怎么洗晒也无法除去，叫人实在无法忍受。一次去县城，我在街头的地摊上看见有鼠药磷化锌，便买了几包，回来投放的第一天效果特别好，一夜便毒死了大大小小好几只老鼠。可是第二天以后就再没有上当的老鼠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见再无鼠吃，便将散落在楼板地上的毒饵扫起，随手倒在了大队部门前的乱草丛中。可怎么也没想到，却把家喜叔养的七八只鸡全给药死了。放学回来，只见家喜叔烧了一大锅开水，将七八只鸡一回给泡了。我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没敢吱声就溜回楼上自己的屋里自责起来。因为平时大队部只有我和家喜叔两人吃饭，对面坐着，餐餐吃着被自己药死的鸡，实在是愧疚难当。可家喜叔却只字不提鸡是怎么死的，而且吃鸡还从不多收我一分钱的餐票。我终于忍不住主动承认鸡是被我倒掉的老鼠药毒死的。
　　家喜叔听后笑了笑说：“你又不是故意的。别说了，吃吧！”
　　我说：“至少每次吃了鸡，总应该付鸡肉的餐票吧。”
　　家喜叔听后将筷子重重地一撂：“你以为我天天烧鸡吃是为了收你的餐票啊？！”我第一次见家喜叔用那样的眼神和语气冲我发威，一时间竟手足无措愣住了。
　　见我直发愣，家喜叔又放缓了口气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是你撒的鼠药闹的。鸡死了还能再养，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以后要注意，这样的毒药不可随便乱撒的。”他边说着又夹了两块鸡肉放在我的碗里：“吃吧，莫想那么多了。”
　　我只是闷着头吃，其实根本没品出什么滋味来。
　　一九七七年，公社文教办抽我到公社中学去临时代一位产假老师的课。临走时，家喜叔只跟我说了两句话，一是祝我高升到公社中学任教；二是让我有空常回来看看。从家喜叔的语气和眼神中，我深深地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无奈的伤感。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抚慰他那颗善良而孤独的心。
　　在公社中学我代了近两个月的课。虽说从公社中学到我们大队要步行近一个小时，可每个周末我都回大队过。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真的把凤凰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因为那里有爱我、疼我的亲人——家喜叔。
　　天气很快就冷起来了，每到星期六上午，家喜叔便让村里在公社中学念书的孩子们捎话，让我回凤凰去洗个热水澡，换洗一下衣服。每个星期六下午，不管我回不回去，家喜叔都会烧好一大锅热水，生起两大盆炭火，等着我。由于我的铺盖都搬到公社中学去了，所以晚上就和家喜叔挤在一起，唠上大半夜。第二天返校时，家喜叔总要拿个瓶子灌上一满瓶自己腌制的酸辣椒或干豆角给我带上。
　　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九江师范学校永修分校。这次是真正的要离开凤凰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家喜叔脸上没有一丝哀伤。他知道，我这次是真正的要“高飞”了。临走的那天，大队部办了桌酒为我饯行，家喜叔忙里忙外四处张罗，又是割肉，又是打酒，脸上总挂着笑，就像他的亲生儿子考上了学校似的。临别时，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要忘了这里，有时间常回来看看。”虽然他脸上带着笑，可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不舍之情。
　　:上学后的第二年，我回凤凰看望了家喜叔，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特意给他买了条欢腾牌的香烟，他高兴极了。
　　一九八一年我结婚的时候，听说城里打沙发需要用棕，他便在村里四处收集旧蓑衣，并大老远的从德安县的乡下送到了永修县我的住处。
　　那时交通和通讯十分的不便，加上家喜叔又不识几个字，我们彼此间联系并不多。我结婚后的第三年，德安乡下传来消息，家喜叔病故了。据说他是因为赌博输光了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生姜所卖的钱，气倒下了，因为他气喘病一向很严重，一口气没接上便故去了。听说他临死前一直很后悔，逢人便说：“要是这段时间到小宗那里去玩一趟，就不会输掉一年的收成了。”
　　人哪有先知先觉的呢？一个人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恐怕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只能默默地为家喜叔祈祷，愿他在天国里能有个幸福温馨的家，永远不再遭受孤独和寂寞的折磨！
2003年3月

臭 牡 丹

　　母亲自一九七四年，也就是在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就患上了“三叉神经痛”的病。三叉神经是面部危险三角区的一根神经，疼痛起来我知道那不是一般之痛可与之相比的。我亲眼见到母亲大痛起来总是伴随着鼻涕和眼泪，却不能去擦，只能低着头，由它往下滴。吃东西自然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就连喝水也不能，夜晚整夜整夜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母亲说：“发起痛来，真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我知道母亲一点也没有夸张，因为她向来都是非常能够忍受痛苦的。我曾在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节目中听过介绍，说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痛起来的感觉就“如用刀子从肉割到骨头一般。”
　　一九七六年，我在大队小学任民办教师。那时母亲告诉我，听人说用一种叫臭牡丹的草和着另一种叫八角枫的树上结的果一起煎水喝可治三叉神经痛。向塘那地方根本就无法找到这两种东西，可在当时我插队的农村，找到它们也许并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一来农村藤藤草草的多得很；二来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他们治病经常是用的中草药。得知母亲说的信息后，我立即找到了大队赤脚医生刘茂珍，茂珍平日里与我私交不错，他说认识这两种植物，在我的请求之下，第二天便领着我一起进了山。一路寻去，一直找到了离我们村十几里外的锡岭。这可是我们大队也是德安县的边界地了，过了锡岭就是九江县的地界。在锡岭上的一座古寺庙废虚处，总算是找到了那种叫八角枫的果子。可臭牡丹却始终未能找到。此时，天下起了雨，山里更难走了。天上的雨水尚可用伞遮挡，可茂密的植物上的雨水却令人无法避开，不一会儿，身上几乎湿透了，于是我们只得返回。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学校刚放学，就见茂珍医生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是找到了臭牡丹。我二话没说，拉起他就走。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了相邻大队的一座废弃的砖瓦窑场。只见那废窑早已坍塌，周围长满了一种半米多高的大叶子植物，顶上还开着紫色的小花，那小花簇在一起如只大莲蓬一般大，远看还真象是一朵牡丹花。走近之后，我闻到了植物散发出的一股难闻的剌鼻怪味，怪不得叫它臭牡丹呢。我拔起一棵，发现它的根连着另一棵，原来它们的根都是相连着的。一位放牛的老人告诉我们，这东西很贱，而且发起来相当快，去年这儿只有十几株，今年就成了一大片了。我连拔带砍，一会儿就弄了一大抱。回到住所，想起老翁的话，突发奇想：若在屋边种上几棵，明年发了起来，不就可以随要随采了吗。
　　后来母亲吃了我带回去的草药丝毫未见好转，因此我也就再没去理会这些臭牡丹。第二年，我被调到公社中学代课，第三年便考取了地区师范离开了德安县。许多年后，当年大队小学的同事孙从云老师来家作客时告诉我，原先我住的大队部已经拆迁，唯有当年我种下的那几株臭牡丹不仅扎下了根，而且疯长起来，蔓延得到处都是。当地的老乡们经过时都会说起：“这是宗老师当年为了给他母亲治病而挖来种在这里的。”
　　离开那块土地已二十五年了，真想找个机会再回去看看，去看看那里的老乡，看看那片我亲手植下的臭牡丹！
宗建铭
2003年3月

山 乡 变 迁

　　于第一次来这里时隔整整三十一年，我终于又来到了当年插队落户当知青的这个偏僻山村——桥上孙家。
　　进得村口，那因此而得名的桥不见了；桥下的那条长堰被填平了，连点痕迹都找不着；桥头那间曾经繁忙热闹、香气四溢的油坊也不见了；村口稻场边生产队的大仓库如今只留下些残垣断壁……
　　走近村子，最早映入我眼帘的熟悉旧景，唯独只有那棵饱经风霜的老樟树，若不是它，也许我还不敢确认已来到了这个我曾经生活过五年的第二故乡。
　　三十一年光阴，它能将呱呱坠地的婴儿造就成一个血气方刚的主家台柱，也可以让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变得老态龙钟。可不是吗，当年只有十八岁的我，如今已是知天命之人了。因此，这里的一切变化，虽让我十分惊讶，可却在情理之中。
　　我原本来这里，是想找回一些那逝去岁月的痕迹和感觉，尽管我一路上都在刻意地细细搜寻，可真的感到有些失望，这里的一切几乎全变了。
　　说起这里的变化，应首推道路。当年县城到各公社那黄尘遮天蔽日的沙石公路早已被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和柏油路所取代；从公社到桥上孙家的那条曲曲弯弯、宽宽窄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的山间土路也不见了，新修的水泥路坚实平坦，几乎可以通到所有的自然村。由于路多了，左一条，右一条，也不知都通向哪里，以致于让我走岔了好几回，当发现越走越不对劲的时候，不得不返回岔路口，另择新路。好在是老同学用车送我，否则，照这样往返折腾那可就遭罪了。
　　一路上，走着走着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记得当年这沿路两边的山上都是光秃秃的，除了荒草荆棘，很少看见树木。老乡们说，那都是“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时砍光的。可如今，只见满山都是郁郁葱葱比碗口还粗的树木。我感到很诧异，因为这里的农民自古以来都是伐木为柴的，当年，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码着高高的柴垛，都是很粗的树木段子。尽管村前村后都是山，可那时村里人砍柴却要走很远，因为近处的山几乎无树可砍了。事过三十一年，我原以为山上一定连荆棘荒草都被剃光了，谁曾想眼前竟然会是这番林木繁茂的景象。住下来后细打听方知，原来现在这里种植的主产已由水稻改为棉花了，棉杆不就是柴吗。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现在村里许多人家都用上了罐装液化气。原来如此，难怪那昔日的光山秃岭如今都露出了灵秀之气。
　　村子里面的变化依旧使人深有感触。三十一年前，桥上孙家的影子已荡然无存，那些透着农村古老气息的青砖老屋几乎没有了，仅剩的一两间也经过了翻修改建，失去了旧时的古拙之气。取而代之的多半是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小楼，。尽管这些小楼的外观简单而平淡，可显而易见，农民们再不是当年等鸡下蛋换盐、换酱油，一年要有半年吃红薯、南瓜的状况了。记得那时候，由于吃不饱，有些农民便偷偷地到偏僻的荒野里种上几棵南瓜，指望着得以收获一些来弥补主粮的不足。队上发现苗头后，专门组织人马，四下里去寻找，发现南瓜藤便连根拔了，用当时的话说这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那些偷着种瓜之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自己那点可怜的“非份之想”彻底铲除而不敢透露一丝不满，否则，更得大祸临头。我那时也曾参加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队，对那种不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的行为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可今天想起来，那是多么的愚昧可笑。然而，三十一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却看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在旧时的好友学木和原来的大队书记家连领着我到各村子去转的时候，经常能看见路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南瓜，尽管时值十一月份，南瓜藤早已枯黄，可依然没有人来摘取。我十分不解地问学木，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是别个（别人）种着玩的，现在没有哪个还要吃这个东西。”我不解地问道：“人不喜欢吃，难道不能拿去喂猪吗？”得到的回答更让我吃惊：“现在很少有人养猪了，养猪劳神费力又不赚钱，不如去打工挣钱，再花钱买肉吃，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买，想吃几多就买几多，又方便，又新鲜。莫说这个了，现在就是种油菜的人也不多了，多数人吃油都是花钱去买。”我这才明白过来，难怪转了几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围着方桌打麻将，那池塘边三三两两的垂钓者也都不像是城里下来消遣的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牧童》，说的是乡村里那些活泼可爱的放牛娃。下放插队那会儿，村里的劳动力都去干活挣工分了，老弱者留在家里洗衣做饭，种菜喂猪，放牛这种活儿就只有孩子们去做了。可如今，牵着缰绳牧牛者再不是那些娃儿们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老头，真是时代不同了。不过我对此很不理解，老人放牛，那孩子们呢？真的像如今城里那样，把他们供起来像个小皇帝吗？细细打听才知道，孩子们虽不放牛，可他们并非偷闲去了。如今，农村分田到户导致了集体经济的退化，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原来由集体经济供养的乡村民办教师，政府为了降低教育成本，对农村实行了收缩学校网点的举措，村级小学只设了低年级，那些十岁左右的中高年级孩子要上学就必须到乡里设的完全小学去了。孩子们往返一趟即便是骑自行车也得近半个小时，中午还得自带一餐午饭，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小小年纪便走上了那千军万马都在挤的独木桥。那种骑在牛背上，手里拿着采来的野花野果，头上戴着野藤编织的头饰，口中随心所欲地唱着自编山歌的悠闲自得，如今一定成了孩子们幻想得到的生活了。
　　村里老人的变化当然更大，许多都已仙逝。这次来，我最想见的人之一就是当年的那位农民老班长。当年我们几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这举目无亲的穷乡僻壤，过上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那份艰难也许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的。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是老班长天天领着我们一点点地了解、熟悉和适应这里的一切，我们几乎成了一家人，至少是我已经把他当作了自己最亲的长辈。可这次，我见到的只有挂在他家墙上的遗像和村后山坡上的墓冢。
　　听说我来了，村里很多人就像当年看刚下放来的知识青年一样来看希奇，其中那些年纪大的我还认识，可许多我当年在大队当民办教师时教过的学生们过来叫我宗老师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记得当年我离开这里时，村里只有三十几户人家，可如今已发展到一百好几十户，村里人我多半都不认识。我突然觉得，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路、这里的桥、这里的屋、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让我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我曾经幻想过退休以后到这里来租间房子，再来过过这山野里的清静日子，如今看来，似乎没了这种可能。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二〇〇六年四月

心 灵 深 处 的 忏 悔

2004年11月我再次回到了阔别26年的知青插队地。当年的大队书记孙家连和我的同龄好友孙学木一起陪同我一个个自然村(当年叫生产队)参观，一路上，他们见人就让别人猜我是谁，同时也向我介绍着一些我已认不出来的老乡，一次次勾起了那浓浓的乡情。
　　当我们来到当年最穷的第七生产队——刘家泽时，看到原来破落的土砖平房如今都变成了一色的火砖瓦房，其中还有好几幢二层小楼。我印象中这个偏僻村落里风摇竹瑟，鸡犬相闻的特有寂静，早已被不时传来的搓麻将牌的声音所打破，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眼下刘家泽的村民不用再为家里的柴米油盐而发愁了。这既让我感到宽慰和高兴，也让我感到有些索然，因为在这里我丝毫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
　　突然，家连叫了我一声：“小宗你看这是谁！”
　　我顺着家连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个背柴的老人，由于背上背着一大捆柴，脸朝下，我看不清他的面容。
　　“他是谁？”我问道。
　　“不认识了吧，他就是那个剃头匠的爸爸，那个富农啊。”学木在一旁小声地告诉我。
　　我的心里格登一下，紧接着突突突突地剧烈跳起来。
　　不一会儿，背柴人便从我们的身边慢慢地走过。这一次，大家互相之间谁都没打招呼。虽然我知道，事隔三十年，他绝对不会认出我是谁，可我仍不敢直面他。他那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好象每一脚都踏在我的心上，让我觉得发慌、发闷甚至发痛……
　　1974年的深秋，我作为知青骨干被临时抽调到大队，与另外几名贫下中农代表一起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进驻全大队最落后的第七生产队刘家泽，任务是帮助他们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找出落后的根源，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干快上，尽快甩掉落后的帽子。
　　当年的刘家泽，是全大队最穷的生产队，每天的满分工值只有两毛七分钱。也就是说，队里最强的劳动力，全年一天都不休息地在队里出工干活，到年终只能挣下一百来块钱。村里的烟民们，稍强一点的抽八分半钱一包的白版盒“经济”牌香烟，其他的多是用竹根自制烟斗抽自制的烟丝。大多村民家里，炒菜根本就没有油，而是先将铁锅烧红，然后将菜倒入，用水边泚边炒，等菜炒蔫后接着加盐加水煮。酱油也属奢侈品，有时，村民偶尔在山里用自制的土炸弹或“三步倒”毒饵猎获个野物什么的，根本舍不得用酱油，只是加辣椒、姜、蒜一锅烩。
　　当时，刘家泽十多户人家中，家境略好一些的只有三家。除了在大队做饭的大师傅刘愈煊和大队的赤脚医生刘茂珍外，就只有村里唯一的那户富农了。富农也是愈字辈的，叫刘愈炘。我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只有五十出头，大个头，身板很扎实，干起活儿来是把好手；儿子是全大队独一无二的剃头匠，整天提着个理发箱走村串户；儿媳年轻能干，里里外外料理得很利索；家中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孙儿是吃闲饭的。这样的家庭若不是落在刘家泽这样的穷山沟里，那肯定又要被划为新社会的“富农”了。
　　七十年代，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属于"黑五类"，是阶级敌人。记得每年大队基干民兵集中训练时，都要勒令各村的黑五类分子给大队无偿地送柴送炭；每当重要节日到来之前，大队都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办几天的学习班，警告他们别兴风作浪，乱说乱动。如果当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首先就要从黑五类查起。这似乎已经成了那年代的一种思维定势，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公和不人道。
　　记得工作组下队后不几天，就发生了生产队地里的生姜被人盗挖的事件，估计损失了近百斤。这对穷得叮当响的刘家泽而言，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工作组得到消息后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当时大家一致肯定就是那个富农干的，理由有二：一是这种坏事肯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二是近两天富农正好去了一趟德安县城。于是工作组决定，当夜就召开村民大会，审讯富农分子。
　　审讯大会就在队长刘茂坤的家里举行。会前，工作组长跟我说，组里的成员除我之外都是本地人，有些话不大好说，而我是知识青年，既有文化，又不怕得罪人，所以要求我在审讯中主动和大胆一些。我觉得这是组织上和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便一口应承下来。会上，富农坚决否认大家对他偷姜的指控，说他去县里只是买了些家庭用品，并公然说这是对他的诬陷，态度非常强硬。
　　我当年只有19岁，血气方刚，也好冲动。见到“阶级敌人”如此顽固和嚣张早已忍耐不住，冲上前喝令顽固的富农分子跪下向贫下中农认罪。富农不从，我便硬抓住他的后领往下按。说句实话，我一个中学毕业不久十几岁的毛头学生，要按倒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且膀大腰圆的农家中年汉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富农只是作了瞬间的反抗，便按我的要求跪了下去。我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而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让这个彪悍的大汉在我这个毛孩面前屈服。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对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我必须挺身战斗到底！望着跪在面前的富农分子和远远地蜷缩在墙脚暗处惊魂不定的他家儿孙们，我似乎产生了一种不可一世的冲动。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富农依然不肯承认大家对他的指控，我越发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脑袋，大声逼问。
　　审讯一直延续到深夜，虽然富农始终没有屈服，事情最终也没能弄个水落石出，可大家对我的一致评价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
　　一个月后社教工作结束了，可刘家泽贫穷落后的面貌依然如旧。
　　此后，富农的儿子还为我理过几次发，每次帮我理发，他都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从骨子里恨我，又从心底里怕我，更不情愿为我理发。可是，为每位村民理发是他与大队签订的合同，可以说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何况还戴着顶富农子女的帽子，只要我要求理发，他就必须为我理。
　　社教结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76年，我被调到大队小学任赤脚教师，正好任教富农的孙子那个班。不久我发现，富农家的后代与那些贫下中农家的子弟就是不同，富农的孙子年纪虽小，可很懂礼貌，而且特别聪明，成绩很好。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其实除了少数鱼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外，多数富农都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致富的。我慢慢地开始喜欢上那个聪明的富农家该子了，可他每次见了我，除了必恭必敬，就只有惧怕和躲避，我好像永远也无法接近他。后来有一次，那孩子几天都没来上课，我觉得很奇怪，向同村的孩子一打听才知道，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剃头匠，不知得了什么病去世了。据说，富农草草地将儿子埋了，没有弄出一点动静。我突然对这一家子人产生了深深的怜悯。那审讯富农的事情一直缠绕着我，我不断地问自己：他们是十恶不赦、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吗？一个被逼到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整天就像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有可能去偷生产队里的生姜引火烧身吗？如果真不是他们所为，那我当初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甚至可恶！论年龄，富农算得上我的长辈，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去那样对待他？！
　　当我的目光再次搜索富农的身影时，他已经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外。算起来，他应该有八十多了吧。许多年轻的村民都在打麻将玩乐，可他这么大把年纪还自己背柴，足见他如今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艰难。我无颜向家连和学木去询问他家的近况，因为我想，这一家子人悲惨的人生和那累累伤痕的心灵深处，也有我划下的那一刀。
　　直到今天，我都在为自己当年幼稚、冲动和愚蠢的行为深感自责和忏悔，同时也为那个被扭曲时代感到悲哀！
二〇〇九年九月于湖北鄂州

老 地 方

　　2016年11月应德安县同学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聚会。会后，德安同学驱车送我去原狮子公社旧址等处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发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想，这些照片一定能勾起下放德安的同学，尤其是狮子公社知青同学的许多回忆。这些回忆无论是甜蜜还是酸涩，那都是我们的一段青春经历，永远都不会抹去！

　　乌石门，相信每一位下放德安的同学都很熟悉这个地方。当年，我们铁路知青从县城出发，过了乌石门，就进入了乡下的地界。狮子公社紫荆、依塘知青班的同学就在这里下的车。这是过了乌石门口，由北向南拍摄的场景，好像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

白果桥，是去狮子、爱民、车桥三个插队点公社的必经之路，也是狮子公社与爱民、车桥等公社的分叉要口，可如今此桥已成危桥而封闭，被不远处的新桥所取代。

乌石林场，经向多个当地人打听，被告知，乌石林场早已撤消了，远处那些小山包就是当年乌石林场的区域。

当年狮子公社的办公楼经过装修改造，如今成了国家电网的专用房。

我所见到唯一的一幢老房子是原狮子公社办公楼旁的公社供銷商店，但如今早已关闭了。虽然有的门窗被挪了位置，可房子整体上还是保留了当年的模样，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

公社卫生院，地址未变，但房子已重新建造。陪同我参观的县卫生局卸任局长说，这一改造工程就是在他在任时主持下完成的。

这就是公社背后的那条小河，水源地是与狮子相邻的林泉水库。因离水源地不是很远，所以河水总是那么清澈。

这座桥就建在公社背后的小河之上，是大坂、凤凰两个点的同学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公社通往这两个大队的必经之路。虽然后来经过了修缮，但总体上的样子还是没变。
大坂，就是贾乾坤、余秀花、黄永莉等同学所在的大队，当地人一直把这个坂字念作fan，我猜想，当地人的本意应该是指大片的田畈。其实，坂字应念作ban板的音。不知当地人为何不将坂字改为畈，因为这才更为贴切。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大坂知青班的同学更有发言权。

如今，狮子公社早已不存在了，先是改为黄桶(女甬)乡，现又与原丰林林场合并，改称丰林镇。这就是镇政府大院，地址就在白果桥附近。
黄桶(女甬)这个地名很特别。当地人一直将狮子公社所在地叫作黄桶(女甬)铺，可这个tong(女字旁加个甬)字在电脑和手机字库中都没有，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找不到，直到新编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才被编入，解释为:“黄tong(女甬)铺，地名，在江西”。我觉得这地名的确特别怪异。由于如今的电脑、手机字库里仍然未加入此字，还是打不出来，我只好用同音字“桶”加标注(女甬)来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