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家父在街头闲逛,突然跑来一个人,紧紧地握住家父的双手,连声叫“方老,您好!您好!”家父一脸地茫然“你是谁”?“方老,我是XX单位的,您不认识我,但您在我的心目中不但是个老革命,更是正直的象征……”</p><p class="ql-block"> 事后我们了解,此人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绍兴的一个单位工作,仅仅是因为“不够听话”,五七年成了“阳谋”的牺牲品,被打成右派。虽然后来比较早地摘了帽,但“右派”和“摘帽右派”的帽子不但让其吃尽了苦头,还连累了家庭和子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改正”才有了自已的事业。他如此敬重家父均出于对家父在反右运动中的为人和领导艺术的钦佩。</p><p class="ql-block"> 家父小时读过六年私塾,在枪杆子出身的老干部中算是有文化的了,因此解放后一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里工作。当反右斗争大潮涌来时,家父在绍兴卫校这个既姓教又姓卫的单位里担任党政一把手一一书记兼校长,工作对象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运动的重点单位。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打击面不断扩大,右派帽子满天飞的情景,家父很快感到不对劲,敏锐地觉察到这场运动有问题,这样搞肯定不行。认为有些同志在平时,在鸣放过程中讲话做事有些过头,这只是认识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绝不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更不是要推翻共 产 党,个别同志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现在要看其现实表现,只要没有反革命言行就不应该再追究。但“身在其位必谋其政”的处境又迫使家父必须站在运动的第一线,领导全校师生投入反右运动。家父凭着“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做人原则,决意调动自已的所有能量来保护群众。</p> <p class="ql-block">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右形势和其它单位右派分子纷纷落网的辉煌战果,家父采取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战术:学文件传精神,雷厉风行不过夜;作报告表态度,坚决拥护不动摇;搞“阳谋”揪右派,按兵不动就是拖。单位里运动搞的轰轰烈烈,但就是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落网。当时,家父每天白天要在单位领导师生搞运动,晚上则要去地委汇报学校反右运动的进展情况,他总以“根据今天的鸣放情况看还没有右派跳出来”来应付。地委领导时常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单位领导思想右倾,运动不积极,反右运动开展的不好。什么什么单位领导重视,运动就开展的好,揪出了多少多少右派。家父清楚地知道这是含沙射影的批评他,但他装着听不懂。家父明白,凭自己的资历和级别,只要自已没有辫子,他们就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他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不顾,决不滥杀无辜。对运动“拖”是最有效的办法,“拖”也是最无奈的办法,“拖”就是对群众的有效保护,能够“拖”下去就是胜利。就这样家父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良知,用右派分子“还没有跳出来”的高招巧妙地保护了群众也保护了自已,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但家父的做法给有关组织和领导留下了“家父右倾”的印象,1959年省有关部门在杭州饭店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受到批判,这也给后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蒙难埋下了伏笔。</p><p class="ql-block"> 家父晚年在和我探讨这段历史时,他告诉我说:我如果不是说右派分子“还没有跳出来”,而是否定单位里有右派,那我自已就肯定被打成大右派了。</p><p class="ql-block"> 绍兴卫校这一段反右运动史以“没有犯扩大化错误”的结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写入史册。</p> <h3><font color="#010101"> 八十年代末,我曾问家父当年你们对反右运动到底有没有不同的想法?“怎么会没有!”家父告诉我,在反右运动中虽然人人自危,但仍有不少的领导干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只是迫于形势不敢流露而已。他告诉我二件事:一是在反右运动最狂热的时候,家父和当时的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及组织部长三人就曾在私底下议论过。他们的这种议论怕隔墙有耳连在家里也不敢,是在杭州城隍山上边走边议的。二是57年11月的一天,家父在西湖边行走,当时任副省长的杨思一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坐车路过西湖看到家父,从小车上下来紧紧地握住家父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即乘车离去。家父说这一无言的握手,作为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在当时的形势下胜于千言万语。想不到的是这次握手竟成诀别,一个月后杨思一即被打成大右派并去世。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现在人们在探讨和反思反右运动时有一种观点,就是反右运动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教卫系统是有划右派指标的,是有一定的百分比的。对此我实在不敢徇同。用此文开头的那位“摘帽右派”的话讲,后来有人用这种观点为自已开脱时,他就理直气壮地反问:你有指标要划右派,为什么绍兴卫校没有?绍兴卫校知识分子更多,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右派?被问者无一不是尴尬之极。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家父生前,我没有亲口问问他反右时到底有没有右派指标?还是绍兴卫校是个特例。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一九七八年我调到杭州工作、尤其是家父去世后,家父的不少战友、领导和同事告诉我,家父对人的处理慎之又慎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追溯到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并告诉我不少实例。正因为如此,解放初期镇反时,有关领导曾授予家父可以先杀后报的权力。但家父的一生没有滥杀无辜,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整过群众。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我为自已有这样一位贤良方正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br></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此文写于2002年,修改于2018年初,现发在这里,以示我对家父深切的怀念和敬佩</fon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