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晴<br>今天，大同转过来一些父亲的纪念文章。日子过得快，不知不觉，父亲过世已经九年了。<br>我记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觉着父亲老了。父亲七十三岁时候，得了肺炎，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大概那时的父亲，有几分老态。有幸挺过来，休息了没几天，他又上班去了，一下子又年轻了许多。只要是还在上班，父亲就不显着老。父亲是个认真的人，特别看重他的工作。而于工作之外，又不那么认真，一无所求。似乎，他就是为“新闻”活着。退休，让这种活力戛然而止，那个拒绝衰老的理由，淡淡的飘散了。那年，父亲八十二岁。<br>父亲抗战后期从浙大毕业，学气象的。毕业的时候，浙大在贵州，一年也就百十个毕业生。校长竺可桢，觉着父亲不适合搞自然科学，倒是校刊编的有些文采，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个是《大公报》，一个是《中央日报》。也许是校长的名头太响，两个都录取了。《中央日报》先行寄来了路费，于是就去了重庆的《中央日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来的命运会很不同）。从那开始，父亲做了近六十年新闻工作。正像回忆他的文章说，父亲是个文物级的“报人”。全国记协表彰长期从事新闻的工作者，全国只有三位满了六十年，父亲老是说，差了几年。话里透着些许的遗憾。<br>父亲初入新闻界的时候，记者还是无冕之王，牛得不得了。那大概是他喜欢这个职业的原因吧。那时候的父亲，十分的努力。抗战胜利，南京光复的时候，他在机场左近租了间房子，四十天里，采访了一百多位回来的将领，有国民党的，有共产党的，还有美国的五星上将。只要有新闻，他就精神抖擞的往那跑。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他采访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比较得意的新闻报道有两件，一是陈布雷自杀，他第一个到现场，抢先作出报道。再一个就是在“美庐”对宋美龄的专访，率先报道了内情。很快，他做了《中央日报》的采访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陆铿。<br>父亲一生还算是幸运，除了两次蹲监狱，这辈子再没赶上大的灾难。第一次是解放前，蹲的国民党的监狱。那时候，父亲离开《中央日报》，进入陈铭德邓季惺办的《新民报》。由于《新民报》带有进步色彩，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父亲也被捕入狱。可能从那开始，就知道记者这个无冕之王是不牢靠的。解放后，随《新民报》迁到北京。《新民报》被北京市政府收购，转为《北京日报》。三反五反的时候，因为《中央日报》的经历，又进去一次。这次时间稍长，几个月。母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皮大衣、首饰。到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也许是得益于上次坐牢的经历，这回，网开一面涉险过关。回到《北京日报》，这次只能编副刊了，他仍然是精神抖擞的采访，侯宝林马泰新凤霞，文艺界的人物，也要挖新闻，有点像小报记者了。<br>1957年4月，父亲调到民革中央《团结报》，也正是这一调动，让父亲躲过反右的劫难。又因为民主党派不搞文革的保护措施，文革中也是平安度过。一个身在大陆的老报人，这也算不大不小的奇迹了。但那时的《团结报》办的不算出色，像父亲回忆中说的，“這時候，整張團結報除了第四版上的“百花園”副刊尚保留其文章小品供讀者欣賞以外，其余版面登載的都是反右斗爭的消息和批判文章。反右反右，這一情況延續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因此，有的同志這樣說︰團結報一開辦就“先天不足”啊！”<br>说父亲做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也不算准确。六六年，《团结报》停刊了，八零年才复刊，其间，父亲大部分时间在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里。《团结报》复刊以后，赶上环境比较宽松，办出了民主党派报纸的特色。父亲说，“抓住對台工作、抓住近代史方面大做文章，很受讀者的歡迎”。当时，由于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受到老作家艾青、樓適夷、張中行、蕭乾、姜德明、吳小如、黃苗子、端木蕻良、周汝昌，中青年作家的從維熙、劉心武、雷達、周明、徐城北、高洪波，漫画家華君武、丁聰、方成、王復羊、李濱聲、徐進等人的积极支持。报纸办的有特色，发行量一度到了40万份。每周六，都有人等在报摊上，排队购买《团结报》。那时候的父亲是快乐的，说到发行量，不免有几分得意。<br>1985年，老报人陆铿赵浩生回国，邓颖超接见了他们，父亲也参加了。邓颖超对父亲说，你们报就比《人民政协报》办得生动活泼，他们应向你们学习……那以后，一到两会，父亲还兼了《人民政协报》的记者，采访两会。政协委员年年换，不换的是父亲，年年采访两会。<br>一到两会期间，家里就热闹起来，台湾来的，香港来的，美国来的，全是老头老太太，都是解放前的老熟人，来采访两会的。我就纳闷儿了，这些人，都不退休吗。怎么那代人，都是“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一直坚持到最后。这大概是来源于对新闻工作的执着。这是一群把“新闻”当生命的人。<br>父亲这辈子，不显山不露水，不运动没嗜好（唯一的抽烟，也在那次肺炎以后戒掉了）。对于“新闻”以外的一切，看得很淡。那年，机关里分给他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他竟然谢绝了。这事儿跟高风亮节完全没关系。父亲后来对我说过，他还想再上几年班，住在机关旁边，很方便。新房子在二环外，来回奔波有困难。很多人不理解，其实他的理由很充分，比起上班来，那房子，微不足道。<br>即便是退休了，也不忘他的“新闻工作”。像他八十八岁写的那样：“離開團結報退休賦閑，一晃已經6年了。有時，仿佛自己仍在編輯部看稿、編輯、看大樣，還與上班時一樣；有時，又仿佛自己還和一些同事、友人在一起，正在琢磨一篇文章該如何刪、如何改一樣。”上班是不用去了，他却像上班一样，坚持每晚看电视新闻，从六点半的北京新闻开始看，一直到看完新闻联播，雷打不动。每日里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翻过来掉过去的看。看到有差错的地方，仍旧用红笔勾出来。报纸上常出现红圈，还带一个小尾巴。<br>也许是国共两党监狱的作用，父亲习惯于不说政治话题，在我家，没政治。我每次去，总想跟父亲聊聊往事。这时，父亲坐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对面的墙，好像又没看什么，不聚焦。零零碎碎也说一些，总是先想想，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有个研究会，要找父亲写回忆录，不用他动笔，派两个人写。来了三次，拒绝了三次。恐怕祸从口出。外出采访的时候，他可以口如悬河。生活中的父亲，总是少言寡语，要知道，少言寡语是当不成记者的。父亲就那么安安静静的走了，带走了许多精彩的史料。<br>按现在的退休制度，可能再不会出现“新闻工作六十年”的现象了。也没了那一代人，对工作的执着和刻骨铭心的热爱了。人这一辈子，喜欢一件事儿，正好这件事又是一生的职业，那可是件幸运的事儿。父亲是幸运的。<br>2</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