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老吴”和他的野蛮子女

吴裕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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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泰顺中学吴裕额

我们举家从文祥湖底搬到南山一级水电站后，在那里生活了八年之久，以至于别人都以为我们就是南山人，并称我爸为“南山老吴”。其实，我们的故乡在三魁镇卢梨村——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已有千年之久，从迁始祖廿五公到今天的英字辈已三十七世。

父母生前的合照

我（左）与弟弟在水电站的家门口前合影

爸爸不但是水电站的优秀职工——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是远近闻名的民间医生——有祖传的整骨、治蛇伤等医术。当时的泰顺一医院长甚至想把他调到一医去，但他不愿去。现在的一医院长周岳斌当年前臂摔折了，就是爸爸治愈的。爸爸还特别善于治腐烂，当年有一个福建省寿宁县来的小姑娘，由于被五步蛇所伤，掌心腐烂得只剩下一层膜，爸爸用火柴棍从下往上顶，从上面就能看到顶上来的膜。结果，爸爸用自己的祖传秘方将她治愈了。有一个与我们同村的妇女浑身难受，医院搬出了所有能用的仪器也未能查出什么病来，但爸爸给她切过脉后，只用三剂药便治愈了她。

许多病人痊愈后，往往会在年底送来猪腿——以表谢意。妈妈收礼时总爱说：“把你的东西吃进去，我的牙齿都会掉了。”对方则说：“只是杨梅干一个意。”

由于集中送来的猪腿多了，一时吃不完，妈妈就用盐腌起来存入瓷缸中。时间一久，有些猪腿甚至长出蛆来。但妈妈舍不得倒掉，把蛆除净，再放水中煮一煮重新腌上，又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

蛆  

 

现在许多孩子会偏食——这个不想吃，那种也不愿吃，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多吃菜。但我们的父母总是希望我们少吃菜，并常常把菜平均分到我们各人前面的小碗里，进行“看谁吃得少”比赛。我们都以番薯丝为主食，很少吃到大米饭；如果有了大米饭，我们可以不要菜；平时也没什么菜，能吃到劣质鱼干，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次，哥哥从水库里捞上一条大鲢鱼，虽发臭了，妈妈还是煮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居然吃得津津有味，一点也不怕得病。还有一次，只有我和奶奶两人在家，实在无菜可煮了，奶奶只好用盐和猪油炒了一小碟“油盐”当菜。这种情况在当年是常见的，我们称之为“啄盐”。  

鲢鱼

当年，我们住得也差：全家六口人就住在同一个大房间里，只用布帘把床隔开。垫被居然是稻草铺成的。除了公家配置的床、桌、椅之外，我家的私有家具仅有三只大木箱——南山利坑的宗亲吴德刘送的。

稻草垫

我们穿得更差：衣服都是哥哥穿了几年后太小了，就给我穿；我穿了一两年后，再给弟弟穿。哥哥送小姑妈出嫁时，由于没有完好的裤子，居然穿上她的红裤子；由于没鞋，竟不顾当天晴空万里，穿上了她的红雨鞋。

日子虽苦，爸爸却一直乐呵呵的——他生性乐观，且多才多艺：喜欢打猎、钓鱼、下象棋等，还会阉猪（使猪失去了生殖机能，性情变得温顺）,编蓑衣,做土铳和神汉用的号角等。

蓑衣

我们居然也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一样苦，而我家已属水电站的 “富裕户”——爸爸是20个职工中工资最高的（50元）。由于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就夭折了四个，所以特别宠我们。爸爸由于忙，也很少管我们。父母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任由我们兄妹四人依着各自的秉性茁壮成长。

我与弟弟、妹妹之间各相差两岁，所以我们仨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电站里的小孩子很多：齐立景、齐立表、叶彩琴、叶彩云、龚小红、龚其军、夏海桃、周晓云等三十多个呢。我们一起上山采蕨菜，摘野果；一起过家家；一起打来苍蝇或蜻蜓放在蚂蚁窝附近，用方言唱：“蚁蚁公，蚁蚁婆，苍蝇蜻蜓打你驮，你不驮，别侬（人）驮去，你就冇（没）。”如果拖拉机从县城回来了，大家就会边兴奋地叫着：“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边奔跑着迎上前去……

上图为当年在大坝上行驶的拖拉机

我们兄妹仨几乎天天在床上以被子为山，以泥蚶壳为战士玩“打战游戏”，大批小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来“捧场”。有时候，我们甚至收“门票”呢。

我（左）与弟弟、妹妹的合照

泥蚶壳

有一次，妈妈带着妹妹出去了。她担心我与弟弟的安全，便把我俩反锁在房内。结果，我俩等他们走远后，便各抓一根钢筋向相反的方向扳动，居然扳出了一个大口子。于是我俩便从那里爬了出去，一起偷偷顺着水库泄洪口爬下去，并在下面的溪潭里游泳。我在学跳水时，还差点一头撞到石头上。

　　我（左）与弟弟在泄洪口下面的合照

顽皮的哥哥  

哥哥比我大了整整八岁，我们仨就好像与他有了“代沟”——很少交流，更不可能一起玩了。据妈妈说，他从小就不乖：有一次，她叫他去买红酒，他在路上就把酒打开尝尝，好喝又尝尝，居然把整瓶酒都喝光了，醉得他躺在路边就进了爪哇国。当妈妈找到他时，他正张着嘴，流着口水，在梦中微笑呢。

长大后去上学，他不但经常逃课，而且爱在课堂上顶嘴，一个女老师甚至因此哭鼻子。他还学会了吸烟，居然敢把香烟分给当时的潘校长抽。

17岁那年，他甚至离家出走了。连续几个月都 不回家，就靠自己的医术赚点钱过日子。妈妈吓得经常出去找他，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回来。直到爸爸为他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当电话总机的接线员才回来。

当然，他也有优点：善于交朋友，经常是午餐去李香仲家吃；晚上去黄可新家吃；有时候又跑到医生齐昌眉家蹭饭；连李香仲隔壁的一个单身老头所腌的几个鸡蛋也被他“骗”去一个；他兜里有了几个钱就会买水果请客……总之，他很有人缘，朋友和同学都喜欢他。

野蛮的我

 

由于从小长在农村，我特别没见识，当地人叫“山头钻”。有一天，老家的房子装上了喇叭。突然，我听到这个“木匣子”里居然有人在讲话或唱歌。我好奇极了：难道有小人躲在里面？这么小的木匣子怎么可能呢？也许躲叔叔的房里吧。于是我仔细察看了叔叔的房间，但没有发现什么。家里装上电灯后，我更吃惊了：煤油装哪呢？难道从电线流入？居然还从哥哥口袋里偷了一支烟，想用灯泡点燃它……

当时的喇叭

“傻乎乎”的我却被浓浓的爱包围着：爷爷有12个孙子，却独宠我一个。甚至我打了别人，他还要说：“阿额，真乖。”还有我奶奶、妈妈都宠着我。甚至我的大姑妈也特别喜欢我，经常把我带在身边。她不敢吃牛肉，甚至不敢煮，但我想吃时，她居然买来牛肉交给邻居煮好，让我吃个够。

溺爱使我特别野蛮，尤其是在老家时有爷爷罩着，更是“劣迹斑斑”：我只要看见周边的小朋友靠近我家，就会抓起木棒追打。下厝的裕谁、裕彩、裕胆等人没少吃我的亏。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睁开眼一看，发现妈妈已下楼煮饭，只有弟弟躺在身边，居然拿起他的鞋子就往楼下跑去。他急了，便赤着脚追了过来。当他追到楼梯头时，一不小心踏空了，便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我想要什么东西，如果妈妈不给，我就会一直哭。如果还不起效果，我甚至会躺到地上去，边哭边打滚。

边哭边打滚

有一次，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炽热的炭火绕着我放了一圈。我居然“顽强”地站起来，挪一下位置后，继续“抗争”下去……

到了水电站后，没有了爷爷的庇护，我收敛了不少，但还是顽劣不化：敢于连续跳下落差达3-4米的梯田；敢于用长竹竿捅马蜂窝；敢于爬上大树掏喜鹊蛋……

大树上的喜鹊窝

有一次，妈妈所养的九只鸡都得了病，她怕鸡死后不能吃，想杀了它们。但爸爸不在家，怎么办呢？正当她不知所措之际，我走过去二话不说，就把病鸡一并抓了过来，一刀斩下去就一个鸡头落地，再一刀斩下去又一个鸡头落地……把它们全宰了。 

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右前臂的尺骨和桡骨，爸爸为我整好上了夹板，我次日又独臂上了树……

“傻瓜”弟弟

 

弟弟小时候由于把“白粥”说成“白竹”——有点口齿不清，爸爸便叫他“傻瓜”，我们也跟着叫，弄得我们以为他真傻。他做过的几件傻事，令我记忆犹新：

有一次,爸爸买来一只小灰狗。弟弟如获至宝：天天把它当玩具抓过来拎过去；有时把它当马骑；有时教它翻筋斗；有时让它去淋浴……不过三天，它就被活活玩死了。

他第一天读书回家时，想露一手——用粉笔在凹凸不平如麻脸一般的墙上写了一个很大的 “毛”字。我们仔细一看，字虽工整，却是倒着的。这在当时可是大罪啊，吓得我们齐上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擦掉它。

1976年，正是打倒“四人帮”，华国锋当权的年代。有一天，他居然“书性大发”——用毛笔在木桶壁上写“吴裕宝、华主席万岁”，更是吓得我们魂飞魄散。

他平时的表现也有点“傻”：我与妹妹什么活都不愿干，而他是父母叫他干啥就做啥——从不推辞。所以，倒马桶，洗碗，扫地等脏活、累活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读初中时，他居然还学会了做饭，煮菜，把妈妈的活也抢去干了。有时候，自来水断流了，总是他半夜起床到井边排队挑水。舅舅来做工，也是他天天去送饭……

爱哭的妹妹

妹妹是我们三兄弟的幺妹，最得妈妈宠爱：她一直到四岁才断奶（我与弟弟都是一周岁后断奶——妈妈偷偷在乳头上抹黄连，苦得我俩再也不敢吃）；出嫁前一直在妈妈身边睡觉；妈妈从来不叫她做家务——没洗过衣服，没煮过饭；读书更是千般不乐意。

有一次，她又不想上学了，我和弟弟便抬着她去，结果快到学校时，还是被她挣脱跑掉了。她还特别爱哭——是水电站的“著名哭猫”——哭声高亢而持久。她想要零食、玩具或衣服时，只要一开“金喉”，妈妈都会败下阵来——答应她。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临走时，妈妈送了两个鸡蛋给客人，她居然哭着把鸡蛋给抢了回来。妈妈五十岁时，来了几桌祝寿的客人。她和弟弟居然一起把桌面上的花生、糖、饼干等全部揽到自己的前面来，客人只有干瞪眼。

儿孙自有儿孙福

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觉得我们兄妹四人太野蛮了，前途堪忧。其实，我们最终都成了父母的骄傲：

哥哥自从当上电话接线员后，就安稳了下来。在爸爸退休后，他顶职成为电站职工，由于对工作积极努力，还好学，后来成了高级技师，并当上了电管所的所长。

我自从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南山完小读书，便性情大变：不但不敢欺负别人（当地的书通、名巍等同学拉帮结派的，我怕他们），而且变得喜欢读书了——从小学第四册开始，便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地人见了我都开玩笑说：“我们村的读书风水都被你拉走了。”

进入初中后，我更喜欢读书了——天天早上5:30便起床跑步并读书。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家里读英语，爸爸骂我：“阿额，你吵死呀。不会出去读吗？吵得我天天睡不好……”正在这时，住在楼上的黄小云也被他爸爸大声责骂：“阿小，还不起来读书？这么不懂事，你的书都读到猪肚里去了吗？你看，楼下阿额天天这么早……”

最终，我考上了温州师范学院（现在的温州大学），成了我们卢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泰顺中学任教。

弟弟高中没考上，爸爸想让他学打铁。他去打铁铺看了看，觉得铁匠既辛苦，又不赚钱，便第一次不听父母的——要跟父亲学医。

十八岁那年，他花100元钱，买了一个别人淘汰掉的破药柜，摆上一张破桌子，在罗阳南外开了一家诊所——“吴裕宝蛇伤骨伤诊所”。

后来，民间诊所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很拼——天天一有空便啃专业书，连厕所里都贴满了知识点。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居然拿下了“执业医师”资格。现在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民间医生，诊所也已改名为“水门卫生室”，每天去看病的人都是熙熙攘攘的——要排队。许多病人宁可不要公费医疗，也要去他那里看病。因为他特别擅于治腐烂——医院换药多次不能收口的疮口，用他的药一剂便见效。有一个石匠左手臂被石头砸断了，由于耽搁了治疗，伤口腐烂溃脓，满是在爬的蛆。医院要他齐根截肢，但弟弟只给他一些药粉撒伤口——没有输液，便保住了他的残肢。妈妈得了糖尿病，到了后期，腿开始腐烂起来。每次出现疮口时，弟弟只要一用自己的药粉，次日就痊愈。妈妈腿上的疮口此起彼伏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由于水肿得太厉害，太多的体液从患处流出，冲走了药粉，才无效。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这句话正好应验了弟弟一生。他现在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一个。

妹妹心灵手巧：她先后学过瓯绣、织布和裁缝，都是学得最快最好的；她去幼儿园打工，就大受小朋友们的欢迎。有一个小男孩被他妈妈转到条件更好的公立幼儿园去，他居然连续哭闹了三天。无奈，他父母只好把他再转了回来。

现在她在寿宁城关开水暖店，也是生意兴隆，使全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她自己虽不会读书，但很懂得教育子女——两个儿子都已大学毕业，并结了婚。现在，她已先我和弟弟“荣升”为奶奶。

因此，“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不必对孩子的淘气过于担心，只要人的本质是好的，淘气也许是孩子的优势呢。  

我们家已连续三代没建过新房子了。到了2010年，我们三兄弟见老家那座高祖父建于咸丰元年的木屋，历经159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摇摇欲坠，便各出资30余万改建了它和附近的道路。

改建前的旧木屋

改建后的新房子

当然，我们的成长并非父母的无为而治，而是父母在宠爱我们的同时，牢牢抓住了底线：比如我们与别人吵架时，他们绝不袒护我们，甚至有点偏袒他人。

有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随手摘了几个黄豆荚，爸爸就大讲特讲“从小偷枚针，长大坐牢监”，吓得我再也不敢“犯罪”。

更重要的是，父母与人为善的榜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与人为善

爸爸医术虽高，却赚不到钱。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领了国家工资，就不该再赚病人的钱，所以他治病时，只是收一点药的成本费。如果病人是卢梨村人或非常贫穷，他不但不收费，而且还免费提供吃和住。因此，很多病人都会念他的好，甚至要自己的孩子认他为干爹。他因此有了不下十个干儿子或干女儿，至今我们兄弟还与他们走亲呢。

爸爸对待自己的同事，也视如亲人一般。除了喜欢与他们下棋，高谈阔论之外，还乐于帮助他们。打猎得到獐或麂的肉，也会叫上他们“有福同享”；同事的家人生病了，就给予免费治疗；同事来了客人，妈妈甚至会煮点心送过去。同事有了误会态度不友好时，爸爸也会耐心解释——从来不会与他们翻脸。

电站里有一个职工几乎与每一个同事都吵过架，却从来没有跟我父母红过脸——一只巴掌拍不响啊。有一次，弟弟发烧得了急惊风，而爸爸不在家。那个叔叔得知后，二话不说便背起弟弟步行20多里路，送到县城医院治疗。这就是父母经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吧。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每当我家来了客人，电站里的每一个职工都会煮一碗点心——面条送过来，把我家的大锅都装满了。我们连续几天都把这些黏糊糊的面条热一热当饭吃。由于我家的客人多，加上当时的面条缺油，缺味精，更缺佐料，这样吃了多次之后，把我吃怕了，弄得我至今怕面条。泰顺中学的同事们都疑惑不解：我当年那么穷，怎么会吃腻了面条呢 ？这就是答案。

2001年7月1日，爸爸去世了。当我记录亲朋好友所送的花圈时，突然发现一个全部用鲜花做成的花匾，上书“华佗再世，乘鹤西去。”八字，却无落款。要知道，当时大家送的都是纸花做的花圈，一个才50元，而这个花匾至少要300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去花店一家一家地查询，最后在“大自然花苑”查到了送匾者——吴冶顺。当时，他花了340元做了这个花匾。他说，他七岁时得了重病，正是爸爸免费治好了他。

尽管爸爸次日就出殡了，许多亲朋好友还来不及通知，或者知道了也赶不上，但我发现出殡当天送葬者还是密密麻麻的，里面有许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有补鞋的、摆地摊的、清洁工等似熟非熟的人。

当殡仪队伍到达老家卢梨村时，我发现停车场左侧摆着一排披着毛毯的长桌子，上面摆着各种祭品。挨挨挤挤的宗亲们在路边拉着大横幅，默默地迎接着父亲的灵柩，还不时有宗亲走到我们兄弟面前，说些安慰的话。

我回家后，就把这一切告诉了妈妈。她老人家听后不停地感叹：“我们卢梨人真好啊！”此后，她还不时唠叨着同一句话，并嘱咐我们一定要知恩图报。

2003年，她把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私房钱两万两千元全部捐给了村里——做公路。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2013年），村里要拓宽公路，我尽管因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还是向妈妈学习——捐出了两万元，弟弟甚至捐了五万元。

2019年，村里要重建吴氏宗祠，我不但与吴乃站一起担任首事，而且捐款五万元，弟弟捐了六万元。

　　新建的卢梨吴氏宗祠

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传承了我们中华吴氏的至德家风，还得到了温州吴氏宗亲会的肯定，我个人因此被评为“至德家风传承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