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是通信兵

踏遍青山

　　我和我爱人以及双方家长都在通信兵工作多年甚至一生，偶尔见到这篇记载通信兵历史的文章格外亲切，特留存并转发。

　　《 通信兵之歌》

银线架四方，电波振长空，铁脚走万里，一颗红心为革命，日日夜夜坚守战斗岗位，时时刻刻保持联络畅通，我们是英雄的人民子弟兵，我们是光荣的人民通信兵。前进向前进，人民的通信兵，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银线连接雄师百万，电波飞向大地长空。为祖国解放，为人民安宁，我们奉献青春和生命。政治坚定技术精明，迅速准确保密畅通。自豪吧，人民的通信兵，共和国的无名英雄！前进吧前进吧，人民的通信兵，奋勇攀登现代化高峰！奋勇攀登现代化高峰！

通信兵是军队中担负军事通信任务的专业兵种，一般由通信、通信工程、通信技术保障、指挥自动化、无线电通信对抗、航空兵导航、军邮勤务等专业部队、分队组成。1927年8月1日，人民通信兵在南昌起义的炮火中诞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通信兵一直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灵敏的耳目和神经，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保护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建立了不朽功勋。走过了90年峥嵘岁月的人民通信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专业兵种不断增加，通信装备不断发展，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战斗力地位不断突出，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中勇立排头，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沿革篇：“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

通信兵是解放军最早诞生的兵种之一。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通信兵的诞生，起义部队中的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人员和有线电通信分队，则成为人民军队中最早的通信兵。随后各地的武装起义部队，也普遍设置了交通队或传令分队，各地苏维埃政府则普遍兴办赤色邮政，辅助红军的军事通信工作。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统一规定了通信部队的编制，标志着初创时期的红军通信力量开始从分散配伍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我军第一部电台。

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一部半电台，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我军通信兵“一部半电台起家”之说即由此而来。1931年1月8日，无线电队正式成立，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专门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并亲临训练班做动员和上政治课。1月下旬起，中央军事部陆续向各根据地派遣电台和技术人员，各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无线电台通信。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无线电大队，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成为保障红军战略战役指挥的主要手段。12月，无线电大队升格为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1932年1月，无线电总队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扩编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3月又改称红军通信学校。1933年1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逐渐形成了以党中央、中革军委为中心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保障了对全国各地红军的领导和指挥。1934年1月，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成立，王诤任局长，翁瑛任政治委员。通信联络局是红军最早的通信兵领率机关，最初按序列称为第四局，后改称第三局。8月，中革军委组建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精简整编，撤销了通信团、营建制，各无线电分队由三局直接领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委三局改称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三局，统一领导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工作，并负责培养输送通信干部，筹措供应通信器材。三局下设通信组织科、器材供应科、业务教育科、生活管理科、政治处、电台、电话队、通信学校、通信材料厂等机构。抗日战争时期，各部队的通信队伍进一步壮大。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总部及所属3个师和各旅、团中按编制调整了通信队伍，八路军总部设立相应的三科（通信科）和无线电大队，师各设三科和无线电中队，所属各旅和一半以上的团配备了电台，旅设无线电分队。1938年新四军组建后，军部也设立了三科和无线电大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委三局、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分别开办了通信学校和多种形式的训练班，培训了大批通信技术人才，通信兵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1月，军委三局创办《通信战士》杂志，毛泽东为杂志题写刊名，同年10月10日又为该刊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军无线电技术人员达到4000余人，成为人民军队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毛泽东为《通信战士》题词。

解放战争时期是通信兵迅速发展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为做好应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军委三局在缩减机关和直属队的基础上，派出大批业务骨干，加强各大战略区的通信力量。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分别组成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三局根据中央任务的调整，创造性地建立起前轻后重的通信体制，组建了中央前委通信大队，配备4部电台随中央前委行动；组建了中央工委通信科，在工委的驻地建立通信中心，保障工委的通信联络；三局机关和通信总台的大部分人员及设备则转移到临县孙家沟，负责保障中央后委的通信联络，同时为中央前委及各大区野战电台转信。按照中央关于就地培养机要通信干部的指示精神，三局加强指导并派出干部，支持各战略区创办培训班和通信学校，培训通信干部和技术人员，1945年10月至1949年1月间共培养学员5200余人。各部队还采取短期集训的方式，培训有线电和其他通信人员，满足了解放战争发展对通信力量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通信兵很快迈上现代化、正规化发展轨道。1950年5月，军委三局升格为军委通信部。1954年3月，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布《关于通信部队改为通信兵种的决定》，决定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履行兵种领导机关职权，王诤任主任，朱明任政治委员。1959年3月，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仍行使兵种领导机关职权。1961年2月，复改称解放军通信兵部。这一时期，通信兵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健全，通信兵部队及院校、科研机构得到较快发展。通信兵领导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训练部、科学技术部、器材部等机构，其后几经调整，至1970年改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1975年3月，解放军通信兵部改为总参谋部通信部，由军委所属的兵种改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通信工作的业务部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信兵电子对抗部队正式成立，后发展成为陆军中一个独立兵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军通信兵从过去的保障兵种发展成为作战兵种，初步形成以公用电话网、全军数据通信网和野战综合通信系统等为骨干，集声、光、电为一体，联通天上、地面、地下、海底的现代化立体通信系统，昔日的“千里眼”“顺风耳”，已成为我军信息化建设的“领头雁”“排头兵”。

　　人物篇：“政治坚定，技术精明”通信兵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得到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特殊关心。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就是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还亲自给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上课，把他们比喻为“革命的‘鲁班石’”。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多次过问电台的安全和保密问题，并决定亲自保管电台的电键。其后，他又多次为通信兵题词，称他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恩来堪称我军通信事业的奠基者，在他直接领导下培养出了涂作潮、李强等最早一批通信骨干，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亲自编写了我党我军第一部密码“豪密”（由周恩来的党内化名“伍豪”得名），在我军保密通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用“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的妙喻，高度赞扬通信兵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王诤是通信兵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原名吴人鉴，生于1909年，江苏武进人，曾任国民党军第18师张辉瓒部中尉报务员，1930年12月龙冈战斗后参加红军。1931年，王诤奉命组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并任队长，其后历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司令部通信主任，军委通信科科长、军委三局局长、军委总参谋部三局局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为通信兵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军委通信部部长、通信兵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在隆隆战火中、在重重封锁下，王诤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为党和军队的通信事业奋斗，不仅领导开创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和技侦事业，而且在新闻广播、气象雷达、电子对抗、航天航空和电子工业等诸多领域，都是当之无愧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王诤（左起）与王子纲、刘寅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无名英雄”的蔡威，是红军时期通信兵的另一位杰出领导人。他生于1907年，福建宁德人，曾参加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后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创建无线通信工作。1933年1月，蔡威主动提出并亲自担任对敌电台技术侦察的任务。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他在侦破敌电台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红四方面军反敌“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战役中，蔡威领导的电台大显神威，以准确的情报保障了作战的辉煌胜利，方面军总部首长称赞他是红军的“千里眼”“活菩萨”。中央红军长征中转战云贵川地区时，蔡威密切跟踪敌电台，破译中央红军当前敌情并及时转发给中央。长征后毛泽东曾评价说：“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1935年10月，蔡威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由于积劳成疾，1936年9月长征途中不幸病逝，年仅29岁。

　　◆徐向前为蔡威烈士题词。

于树昌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1953年的夏季反击战中，时任志愿军第67师步谈机员的于树昌随一个连队深入敌阵袭击，在消灭了281.2高地守敌后，又与疯狂反扑的优势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于树昌用步谈机与上级炮兵保持联系，不断引导炮兵向敌群开炮，给敌以准确痛击。当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仍坚守堡垒，并继续引导炮兵火力打击敌人，最后高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壮烈牺牲。于树昌牺牲后，排长孙绍军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向我开炮》，后来又以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电影《英雄儿女》，影片中英雄王成的形象感动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装备篇：“银线架四方，电波振长空”

人民通信兵是一个技术兵种，军事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装备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通信兵的建设发展。90年来，我军通信技术大体上经历了缴获利用、借鉴仿制、自主研发三个阶段，实现了从简易应用创新到成体系研发、体系创新的转变。

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的装备水平总体不高，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红军中的通信装备，从“一部半电台”开始，主要是前线部队在战争中以高昂代价缴获的战利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通信器材、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重要器材，积极进行筹措。抗战初期三局曾多次派人到西安、武汉、香港采购电子元件，自行组装电台、电话交换机，配发各部队使用。新四军也相继派人到香港、上海等地采购通信器材。抗战相持阶段，采购运输日益困难，人民军队除缴获和搜集敌军通信器材外，也着手自修自制通信器材，并成为我军通信装备的重要来源。三局恢复成立了通信材料厂，晋察冀、山东、晋冀豫等军区和新四军也陆续成立了通信器材修配厂，至抗战后期已能制造、装备1千瓦以下的发信机、超外差式收信机和50门以下的磁石电话交换机等多种通信装备。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信装备的数量和生产、维修能力均有了较大跃升。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通信部按照军委制定的通信装备器材统一调剂、有计划生产与统一对外订货的基本方针，对全军通信装备器材进行统一管理，建立通信器材总库和分库，成立军委及各军区通信器材修配厂，并组建了军事电子科学研究所。1955年1月，通信部组织接收了驻旅大和丹东地区苏联军队有偿移交的通信、雷达器材。这一时期，我国通过积极引进和仿制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特种部队专用通信设备，组织全国各电信工厂研制、组装抗美援朝作战和国防建设急需的通信器材和雷达导航设备，促进了通信装备器材的国产化。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我军实现了通信兵历史上第一次通信装备大换装，部队装备的技术、战术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1958年起，全军各级通信兵技术革新委员会相继成立，推动了通信装备技术性能不断跃升。1960年12月，军事电子科学研究所与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相关科研所合并，组成国防部第十研究院。这一时期，通信兵部队重点建设了地下电缆通信网，建成了完整的架空明线网和短波电台通信网，在全军团以上部队都建立了平战结合的无线电值班通信。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率先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军委无线电总台和中原军区各部队保持着畅通的无线电联络，保障了中央军委对中原军区并越级到纵队直至旅团的指挥，粉碎了国民党军一举消灭中原部队的企图。华中野战军通信部队适应快速机动、连续作战的要求，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保障了苏中七战七捷的作战指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央前委通信大队通过后委通信基地转信，及时有效地保障了中共中央指挥西北、华东、华北、东北各大战略区野战部队在北线转入反攻作战，策应南线三路大军外线作战，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战略决战阶段，军委三局组织转移到河北平山的无线电总台，各野战军通信部门组织各级电台，综合采用各种通信保障手段，密切协作，昼夜值勤，有力保障了中央军委对三大战役的指挥，保障了各野战军司令部对所属部队的战役战斗指挥。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2师34团奉命在塔山阻击敌军，该团通信分队的指战员冒着猛烈的炮火，保障了有线通信线路的畅通，保证了作战指挥的不间断，被誉为“炸不断的电话线”。因出色完成阻击任务，该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通信兵在历次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都靠前保障，建立了赫赫战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的指挥下，及时建立健全参战部队各级通信机关，从各地调集通信人员和器材补充入朝部队，并在东北地区组织安装军用导航设备，抢建有线电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转报台。志愿军通信兵入朝后，以无线电通信为主，同时综合运用有线电和运动、简易信号等通信手段，有效保障了五次战役期间的指挥与协同。随后又在军委通信部组织下，加强战场通信建设，建立阵地有线通信网、后勤通信网和通信器材供应网，完成了防御阶段历次战役战斗的通信保障任务。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通信兵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功臣3000余人，其中一等功臣以上英模78人。1962年10月，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通信官兵，充分利用预设国防通信网，结合移动通信设备组织联络，出色完成了反击作战中的通信保障任务。1969年3月，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通信部门，以有线通信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有效保障了作战指挥与协同。1974年1月，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中，我海防、边防部队通信部门针对作战远离大陆、以海战为主等特点，远距离采用大功率单边带电台建立专向和越级专向联络，近距离采用小功率短波或超短波电台建立密语通信，确保了战斗指挥的顺畅高效。1976年河北唐山地区大地震发生后，总参通信部迅速组织调集通信人员和设备，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力的通信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通信兵继续奋斗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个战场，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护人民利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进入21世纪，在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征程上，通信兵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排头兵，领域从单一走向综合，职能由通信服务走向信息支持，角色从后台走向前台，不仅承担着作战和指挥保障功能，而且直接参与电磁空间制信息权的激烈角逐。信息巨网联三军，通信将士立新功。信息化时代的人民通信兵，不仅使解放军更加“耳聪目明”，而且必将在未来战场上挥缨亮剑、续写辉煌！

　　◆2009年国庆阅兵时通信兵方队通过天安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技术的飞速进步，为通信装备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有线与光通信技术、无线与移动通信技术、通信网络与交换技术、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等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通信装备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野战与固定功能相结合，承载电话、数据、数字保密电话等多种业务的地下电缆网。90年代以来，在光纤通信建设上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发展的路子，新一代光纤通信技术已成为战略通信干线网的主要传输技术手段，卫星激光通信等先进技术得到推广和运用。进入新世纪，我国成功自行研制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成为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抗震救灾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都发挥了突出作用。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主要依托第76集团军某勤务支援旅组建的信息通信保障方队光荣受阅。信息通信保障方队由4辆散射通信车、4辆卫星通信车、4辆干线节点车和4辆无线电接入节点车组成，都是我军新近研发列装的先进装备。这是信息通信保障力量首次以单独的模块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充分展示了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先进水平和最新成果。

征程篇：“铁脚走万里，红心为革命”

通信兵自诞生之日起，便投入到革命战争的洪流中。南昌起义中，通信分队为保障部队有效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创阶段的红军通信兵在艰苦的环境和简陋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障己方联络，获取敌军情报，为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军委三局组织两个无线电分队在行军中交替前进，保障了中革军委和各军团之间的通信保障联络不间断。遵义会议之后，通信部队精简整编，三局直接领导各单位及无线电分队，出色完成了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的通信保障任务。1935年3月，毛泽东电令红1军团派出1个团，带上电台伪装主力，将敌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红军主力则保持无线电静默，从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向川南进发。国民党军主力向红军追击围逼过来时，毛泽东又将计就计，派1个团佯装主力，带上指挥电台1号台一路北上，并不停发报以迷惑敌人。蒋介石果然中计，调集大军兼程北上。毛泽东则率领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迅速向南疾进，上演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精彩一幕。中央红军主力通过草地继续北上时，由于同红2、红6军团联络的“豪密”被张国焘控制，王诤等采取电台明语联络和发送明码电报等方式，与红2、红6军团取得了联系，并最终促成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地区大会师。时任无线电队政委的杜平，后来赋诗纪念这段历史：“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通信兵在战火中成长，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效军事指挥和各项战略部署的及时贯彻落实，保障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通信联络的畅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1937年9月八路军首战平型关，第115师司令部通信科和无线电中队根据战前态势制定了周密的通信保障方案，其中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通信，由转至独立团的第686团以及转至师部的第344旅机动电台负责，师与团、营、连的通信专设有线电话传递，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均有明确规定，从而确保了各级作战指挥的通信畅通，有力保障了平型关首战告捷。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中央专门指定八路军司令部三科和无线电总队以及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司令部三科和无线电大队（中队），全力组织所属通信分队展开重点通信保障工作，充分的通信准备成为百团大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的通信兵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保障了人民军队反敌“扫荡”“清乡”“蚕食”等作战的胜利，并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型通信战法，如防敌军无线电侦测通信方法，有效提高了我军抵御日军截获、定位、识别无线电信号的能力；隐蔽式无线电通信方式，如平原地区的电台工作地道、江南水乡的芦苇荡及电台船等，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保障了通信畅通；侦察通信、交通通信、军号通信等方式的运用，则因其简易灵活的特点，在抗日游击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通信兵适应全面反攻的需要，及时调整通信保障计划，有效保障了各根据地反攻作战中的指挥与协同，充分展现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优势。

◆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阅兵中的信息通信保障方队接受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