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那场考试——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孟国庆

40年前的那场考试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七十多年中我“过五关、斩六将”参加过不知多少考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但是四十年前那场考试我至今历历在目。

1978 年6 月2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Dr. Price）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美互派留学生。我是在山东邹县支农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我在邹县（如今的邹城市）这个鲁西南小县城工作，整天浑浑噩噩为吃喝忙，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杨传信先生和台湾同学罗、赵二位先生，1980年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长期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更是忧心忡忡。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他又说：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出国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其实当时私下流传的却是邓小平说“1000个人中跑掉900个人，还有100个人回来。”尽管后面的说法是市井传闻，但我内心还相信那种说法，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符合邓小平的性格和他“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历史证明邓小平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正由于邓小平这番话，我方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1980年在迪士尼

1978 年8 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老实说，我做过升官发财的美梦，但从来没有做过出国留学的梦，因为出国留学对于我太可望而不可即了。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匆匆挤上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边沿画了两道线。

1980年在赌城Reno

为什么搞得如此匆忙？后来才听说鉴于以往政治第一的“老规矩”，我们单位原选送的都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党团员，甚至领队都内定了。这些同志一直都是学俄文，没有其他外文基础；有的人毕业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业务和外文都荒废了。原以为这次也和以往一样，只要政治好，再经过培训就能出国，后来听说玩真格的要通过考试选拔，才临时替补我们三个1965年毕业的技术员。

1980年在伯克利大学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和党、团员看得很重。我父亲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好像还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他为人老实本分，因坦白交代好，解放后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冲击，“大跃进”时下放车间劳动至退休。他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激动异常。但不敢张扬，面孔的皱纹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两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对“邓大人”给我们家带来的恩惠还“念念不忘”。

1980年在好莱坞

据说我名列最后一名，前面两个出身贫农家庭。尽管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我还算职员家庭出身。我后面那位同事出身地主家庭，就被“刷”下去了。

我大学在哈尔滨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三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里工作，也没有机会碰英文，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和在被窝里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薄冰编著的《英文语法》走马观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什么“虚拟语气”，就凭这个为我的笔试成绩至少增加了2分。

1981年在圣迭戈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两年后我在密西西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碰到了一位当时的“食客”，他宁可放弃80美元一晚的希尔顿豪华房，睡在我房间的地毯上和我侃大山，当然这是后话了。

1981年在南加州

当时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考生，我们算是年轻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要派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当时，有部分被派往南斯拉夫留学）。

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的教导还记忆犹新。

1985年在洛杉矶

中学时我英语成绩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觉非常好，简直有点志在必得的劲头。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种选择题，其中供选择的四个答案看来都不错，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如今这种出题方式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当时没有多少国人知道“托福”的年代确实难倒了不少“英雄汉”，面对考卷我迟迟不敢下笔。

198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

我至今记得，当时考卷有一段英译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没有重力，你能把高尔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当时我楞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尔夫球。考卷中还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中文的“理发”……

1981年到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朋友Anderson博士家做客。可以想象，当时膝盖上的小孩如今都已经是中年人了。

过去我经常叨咕“有卖的，没买的”，总认为没有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机会来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又不要开后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正反都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心头。

1980年和Carpenter教授夫妇在一起。Carpenter博士是地质学教授，他们夫妇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十分照顾，给了远在天涯的我们以家的感觉，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我一直十分感激他们，总想写一篇类似“藤野先生”的纪念文章，但是……

短短几个钟头的考试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使我受用终生，从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我深深懂得，每个人一生中总有各种机遇，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应付机遇挑战的能力，而成功者仅仅是那些既有实力又能紧紧抓住机遇的人。

1981年在科罗拉多大学

上世纪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跟老师读，英语的听说训练根本谈不上。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连舌头都不听使唤。我们口试的很多题目都是从“新概念英语”上摘来的，但是我们偏远地区的考生当时哪知道什么是“新概念英语”啊!后来得知我的笔试是54分，口试是3+，据说，那年英语笔试合格的最低分是45分。

和台湾同学合影，1981年春节。当年我们都年轻，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当时大陆在美国的凤毛麟角，我们当时初到美国犹如开辟“根据地”一般，台湾同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他们开车送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接送朋友……有一次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员来探视我们，也是他们派车陪同。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详见我的美篇。

那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1500人。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才“三榜定案”，于1979年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渡过了七百多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见有“MADE IN CHINA ”的龙口粉丝也会高兴好久。

1979年12月23日在Vail和美国前总统福特先生合影。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有兴趣的可参看我的美篇《和福特总统合影》。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大批派遣留学生的四十周年。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留学回国人才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中国有54.45万留学生，其中32.88万人去了美国。我粗粗计算了一下，我们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仅占38年后留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

这四十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四十年。四十年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一直坚持和我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已由“翩翩少年”进入古稀老人之列，尽管我才疏学浅，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但是我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如丹凤朝阳。

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我们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们。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和丹佛大学同学在一起，1980年。照片左面的同学是瑞士人，右面的是巴西人。我们联系了很多年，可惜前几年失联了。我去年到瑞士，心想能见到当年这位瑞士小姐就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即使面对面，我也不会认识她，她应该也是祖母级的人物了。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照片依旧笑春风”!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这仅仅是序幕，中华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还在后面。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话：中华民族的崛起，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崛起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80年在旧金山

我年纪大了，但还决心和大家一起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程中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1981年在丹佛Down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