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小丫

冰梅

军中小丫（序）

似乎，在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我便有了这样的念头：把这五年记录下来，为自己，为战友……

许多年过去后，我由一个少女，成了人妻、人母。在此期间，我与笔墨若际若离，准确地说，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在日记本里划过几笔。直到1998年我学会上网，学会在聊天室胡侃，学会在论坛上发贴，那久违的灵感，才像是重新嗅到了回家的路，让我在几年的时间里，往各个论坛上扔下了上百篇或哀怨，或欢快；或长，或短的贴子。

那段日子，我象是上足了发条似的不停地写作。我直抒胸臆过，也胡编滥造过，用文字编织各式各样的梦想、用文字串连不同时期的回忆、用文字梳理纷乱如麻的思绪……但唯一不敢涉足的，就是那五年的军旅生活，甚至在日记里也不例外。

似不忍惊动，又似不敢显现，总之，我象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它。这倒并非那段历史不堪回首，而是由于那五年对我太重要了！著名作家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青的时候。”那五年，恐怕便是我一生中最紧要处的几步，以至让我不敢轻意下笔，不敢随便结论，只能任它在心中不停地回忆，不停地激荡，直至终于溢满、喷涌而出……

一、内招兵风波

　　人人都喜欢说命运，我那没有多少文化的妈妈对命运的理解是，一个人的生肖、生辰与其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她最爱举的例子便是我，我属牛，且生在凌晨。按照她的理论，即暗示此人将象牛一样，很早就要出门去劳作，去糊口。

如她所说，刚初中毕业的我，便穿上军装离开了父母。十五岁，按说还是个在爸妈怀里撒娇的年龄，这般早地离家出门，是苦？是福？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站的角度不同，理解也不同。

那是1976年的岁末，四人帮倒台不久，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又恢复了职务。中央对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实行了多方面的照顾，将其在农村下放的子女招回城里，便是其中一项。而部队子女能从农村回来最捷径的一条路，便是当兵。于是下发文件：凡下放两年以上的知青，只要是未婚、体检合格的部队子女，即可做为内招兵入伍。其实，过去部队每年都有内招兵，直到文革方才停止。

那年，被叫停了数年的内招兵的口子一打开，全国各大军区立即风起云涌。每个层面对该政策的执行、落实，因各种因素的掺合而一步步地变形、走样，于是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才有了《军中小丫》，才有了一段让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那时我爸所在的部队是空军高炮15师，其师部驻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和师部大院同龄的孩子一样，我就读于重庆第三中学，那时刚初中毕业，跨进高中一年级才几个月。

记得那年年底的一天清晨，我刚起床，拿着洗漱用具走到公用洗盥室兼厨房去洗脸刷牙。一进去我就感觉气氛不对，因为有好几个叔叔阿姨在水池边交头接耳说着什么。原来，昨天夜里，部级以上领导的子女，不管是当知青的，还是正在读书的，都悄悄地作为内招兵，送到了同在重庆的陆军部队新兵连，而对方部队的子女则到了我们师的新兵连。也就是说，两个部队的子女交换地进入了各自部队的新兵连。

那时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知青下放还在继续。而地方工厂招工的对象，多半是本厂职工的子女，因此部队子女是很难能通过招工回城的，以致有些部队子女因为回城无望，只能在农村结婚生子。所以眼前能当兵的机会，自然是弥足珍贵。

由于内招兵的名额有限，领导们便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孩子不管是知青还是学生，都捷足登先地送进了新兵连。而还有许多本来够条件去当兵的其他人的孩子，因其父亲职位低，名额被占，而失去了机会。

在师部，我父亲只是卫生科的一个小科长，还是副的。虽说我哥也是未婚知青，应该有资格参军，但因其在宁波下放，路途遥远，再加之父亲的职位太低，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本应属于他的名额。

于是被占名额的父亲们愤怒了，他们一反往日顺从的常态，开始吵闹，开始冲进部长、师长们的办公室，拍桌子，骂娘，甚至拔枪相向……

那些日子，师部大院里弥漫着一种上下级之间严重对立的气氛，头儿们在不安地静观事态的发展，下面的小科长们和个别也没有得到名额的部长们则紧张地在私下商议。终于有一天，行动有了结果，各路神仙通过各种办法和关系，终于也拿到了一批征兵表格。

头儿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女与其他部队交换，使这件事情办得看上去更规范一些；小科长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只能在自己的地盘里做文章，于是这些子女便与自己的父亲在同一部队里当兵……

二、梦幻入伍

大人们私下做着这一切时，我做为一个孩子只知道将有事情发生，但详情不得而知。可真到了事发的那天，我却终身难忘。

记得那天我还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有人摇我，睁眼一看，只见妈妈正在床前俯视着我，轻声问道：“燕子，想不想当兵？”

这话一下子把我从朦胧中激醒，我“噌”地坐了起来：“当兵？想！”妈妈微笑着用下巴朝我床脚点了一下，于是我看到了一堆的军用品：军用被子，棉衣，棉裤，棉帽，胶鞋，皮带，水壶……

待我穿上长袍似的棉军装时，天边鱼肚刚刚泛白。爸爸已帮我打好了背包，妈妈也为我煮了一碗鸡蛋面条。那是一碗打了两个鸡蛋的面条，碗面上还浮着一层黄黄的油珠和绿绿的葱花，馋人的香气热腾腾的在空气中飘散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过生日的最高待遇了，平日是难得这么奢侈的。

那时的我，正处在小鸟将要独自飞行的兴奋中。唏哩哗啦地将面条拖进肚后，一抬眼，发现妈妈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以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我只能说那目光好复杂，好难懂。见我也愣愣地看着她，妈妈转过身子做别的事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妈妈这样的目光。头一次是两年前，妈妈望着高中毕业就要回浙江老家去当知青的哥哥时，也是这样的眼神。许多年过去后，那写满了不舍、无奈，却又夹带着几分欣喜的眼神是我自己做了母亲后，才慢慢读懂的。

六点半过，爸爸领着我来到部队大院的篮球场上。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大操场，篮球场只是操场的一小部分。操场的一角，整齐划一地停满了汽车连的各种车辆。操场的边上栽满了夹枝桃，每到春天，那翠绿的枝头上便满满当当地绽放着数不清的花朵，有大红的，桃红的，还有白色的。

那时天色还未亮透，天空弥漫着好大、好浓的雾，能见度很低，几米外的树木、景物都影影绰绰的。重庆以雾都闻名，每到冬天便常有这湿漉漉的宾客不邀自来。

我和爸爸站在这个我上学时必经的路口，等着将和我一同去新兵连的同伴。

就在昨天，我还背着书包和小伙伴们在这操场上看着士兵们走队列、练瞄靶。今天再立此地，心中竟有种恍惚如梦的不真实感：我真的也会在这里操练吗？我真的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雾气越来越浓，很快将我的头发润湿了。放眼四周，那白茫茫的一片，真如我当时的心情一样，迷迷蒙蒙的。许多年后我再回忆起那场大雾和后来艰难的日子，便觉得它是在向我预示：我们的新兵连生活也将是这般的扑朔迷离。

一旁的爸爸一边叮嘱着我到部队后要注意的各种事宜，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不久，十几个男女同伴也由他们的父亲陪着陆续赶到了。那场被大雾包围着的等待，和心中梦幻般的懵懂，也随之刻进了我的记忆。

三、初到新兵连

大约半小时后，我和同伴们告别了各自的父亲，在一位叔叔的带领下，背着背包来到了十里外的新兵连。新兵连设在重庆师范学院里，这会儿学校因放寒假而显得空荡荡的。

新兵连连长与那位叔叔握手告别后，便开始了对我们的训话，大意是要大家严格遵守纪律，好好训练，为自己的父亲争光，云云。

我们很快被编成几个班，一同来的女孩子相对少一些，便和前几天早到的女兵一起，住在一间教室里，开始在水泥地上打地铺。

地铺的底层是草垫子，上面一层便是白色的床单。按说中间应该还有一层褥子，但因为我们是仓促而来的内招兵，领取的军用品也不齐全，所以只能将就睡在一翻身就唦唦作响的草垫上。被子也挺薄，只有四斤重。那时正值冬季，教我们铺床的老兵班长告诉我们，晚上睡觉时，上面要压上军大衣和随身脱下的棉衣棉裤，这样才暖和。

这一上午，班长都在训练我们如何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虽说我们都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部队生活并不陌生，但作为女孩也不可能深入到连队的住处，所以大家一见那软趴趴的被子，让班长几下子叠好，再东拍拍，西拍拍，跟变戏法似的成了豆腐块时，大家都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中午吃饭，我们排队到食堂，每人领一份菜，自己盛好饭，然后在露天按班围成一个小圆圈，蹲在地上吃。

记得小时候常在放学时见士兵们排队上食堂。他们每人拿着一个碗、一个碟和一双筷子，跟着带队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地走向食堂。平时我们对此早就视若无睹，但到了夏天就不同了，因为重庆夏日炎热，火炉里的人们，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扒了。那时电风扇还是个稀罕物，空调更是没听说过。所以为了凉快，当兵的都喜欢剃光头。夏天部队集合吃饭时，是允许穿衬衣、不戴军帽的，所以当一队人马全是油光铮亮的光头，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时，那绝对是一道特有的风景线。每到这时，总有些调皮的男孩子会在后面追着喊：“光啷头，打酱油，打破了瓶子打破了头……”谁曾想，童年的喊声似乎还在耳边，而尾随着喊叫的小屁孩竟放下书包也成了这队伍中的一员了。

开始几天，从地方上招收的正规新兵还未到，连里只有我们这些内招兵，开始大约有六、七十人，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最后共九十来个，其中女兵有四十多名，被编成一个排。

内招兵中有从成都军部分配下来的高干子女；也有和陆军部队交换过来的陆军子女；以及我们本院的子女。这些内招兵因来自不同的地方，很自然的各成三派。我们本院的，和那两派几乎格格不入。

由于外地新兵还未到，训练也无从进行。连里只是组织我们学习各种条例。条例的内容早就忘记了，我只记得整天坐在那里听排长在那里读呀读的，总是等不到休息的哨音，那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没有手表，没有时间概念的我，经常是迷迷糊糊地看着排长那一张一合的嘴在费力地想：这道底是上午呀还是下午？

有一天晚上，排长组织大家唱歌。集体唱了几支后，就是个人自告奋勇上台表演环节。当时彼此都不太熟，也缺少上台的勇气，所以一直冷场无人上台，后来在排长再三鼓动下，终于有人走了上去。

那是一个个头比我还小的女孩子，十七八岁，大眼睛，高鼻粱，长得娇小，漂亮。她走上台，落落大方地对大家说，她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

我记得那诗歌挺长，诗中赞美了当前的形势，关怀了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亚非拉人民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用了不少的“啊！”，很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说实话，当时报纸上的诗歌、散文大多是这样的腔调。这样的文字拿到现在看，可能有些好笑，但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能有同龄人写出这样富有时代感的诗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她在我们女兵群里一下子凸现出来，一夜之间，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叫陈少红。

四、新兵连的训练生活

外地的新兵陆续到齐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走队列，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熟悉枪支结构，将一把步枪拆个七零八落，再装回原样；瞄靶；投掷手榴弹……那些日子，这种强化训练，把我们累的身子骨象散了架似的。

在新兵连，别看新兵们都穿着一样的军装，全都因为还没有佩带红五星、红领章而显得傻乎乎的，可一旦进入训练场地，内招兵与从其他新兵的区别立马显现出来。

外地兵基本上都是从各地的农村招来的，有的人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正规的队列训练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在训练时常常走错步子，尤其是走正步时，总是一脸的紧张，一抬胳膊一迈腿，都僵硬的厉害，还时不是地有人一脸庄严地同手同脚，惹得其他人忍俊不禁；而从小在部队里长大的我们，动作整齐划一，干脆利落，尤其是在全连汇操时，内招兵所有的班组，简直象是一场精彩的队列表演，绝对的赏心悦目。而后来的射击比赛，这种优越感更是达到了空前，全连所有的射击科目名次，几乎被我们包揽了。

其实将两类来自不同生长环境的人，做如此仓促的比较，是极其不公平的。就象是让练了几年武功的人，与一个从未接触过武术的人对打一样，输赢是显而易见的。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射击上不优秀。因为从上小学开始，每年放寒、暑假，部队都要给大院里的孩子们办学习班，说白了其实就是派几个有文化的士兵做辅导员，每天来管理、督促我们写作业。通常是上午写假期作业，下午到操场上瞄靶或玩游戏。等到开学前，再举行一次实弹射击比赛。我记得自己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接触步枪了，一年两次，几年下来，至少有十次以上的实弹射击经验。可以说，我们这些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和枪枝交了朋友，而那些从地方上招来的新兵，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我们。

白天训练虽然苦一点，但大家都能应付，最怕的就是晚上，因为连里常常会搞夜间紧急集合。所谓夜间紧急集合，即半夜里突然进行的一种集合训练。不许开灯，不许喧哗，要求在十分钟内穿好军装，打好背包，以班为单位跑步进入集合点。待连首长检查完毕后，再全连围着操场跑步，一是锻炼体能，二是通过跑步看背包打的是否结实。打的不结实的，往往几百米跑下来就会散架。

那时，每晚临睡前，我们都会讨论同一个话题：今夜会紧急集合吗？而每当半夜里一响起“局局局局~~~局局局局~~~~”那催命似的哨音时，我们的头皮便阵阵发麻。黑暗中，大家手忙脚乱地穿衣、穿裤、扎皮带、叠被、打背包……一阵瞎摸后，不是不分前后地穿反了裤子（那时女裤的门襟都是开在侧面的，慌乱时很容易穿错方向），就是不分上下地系错了衣服的扣子，或是没跑几步便松松夸夸地打散了被子，最后还要被连长点名让你走出队列而丢尽了面子。

五、新兵连的春节

不久春节到了，除夕那天，新兵连组织了一个联欢会，每个班都有一个以上的节目。

我们班的节目是舞蹈。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的我，自然躲不掉这种差事。

那天的联欢会开得还算成功，因为那年新兵连的组成非常丰富，不光是有农村兵，还有城市兵、内招兵，尤其是还有女兵。于是各排、各班的小合唱，诗朗诵，舞蹈等节目轮番上场。

就在我们上台表演时，新兵蛋子们谁也不知道，台下竟悄悄地坐着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和即将成立的“战士业余宣传队”的骨干。一些被他们看上眼的人，全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我不知道高炮十五师历年的新兵连是否组织过联欢会，但能确定的是，联欢会上有女兵，在这个师的历史上，肯定是空前的。因为这个师根本没有女兵编制，除了在师部的卫生所和医疗所，有几个照顾夫妻关系从别处调来的女军医、女护士外，这里就是一个男性王国。若不是这一年出现的全国性的内招兵事件，象高炮十五师这样的野战部队，怎会硬生生地塞进几十个年龄小到13岁，大到20岁的女兵？

这种奇异的现象，给1977年的十五师历史贴上了一个特别的标签。

这年的高炮十五师，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青春年少的女孩，无异于在一片宁静的水潭中扔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溅起浪花，这是必然，但浪花有多大，波击的范围有多广，这个谁也无法预料。

据说，当时组建新兵连的领导班子时，师部相关领导专门召开会议，强调的就是如何避免出现男女作风问题。

七十年代，男女作风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部队，谁也不敢沾边。在我们新兵连也一样，男兵女兵间根本就不说话，但暗地里却时有电波频传。都青春年少，又同在一个操场训练，同在一个礼堂学习，暗生情愫似乎在所难免。

现如今，过年时人们都喜欢用手机互发祝福的短信、微信，或在网上互发电子贺卡。而在七十年代，人们则时兴赠送贺年片。小小的贺年片，如扑克牌般大小，正面是精美的图案，背面则是新年日历。有单张的，有成套的。

别小看这贺年片，在当时绝对是紧俏商品，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于是那些来自上海的城市兵出尽了风头，他们让家人寄来一套又一套的贺年片，然后再偷偷地赠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兵。哪个女兵获得的贺年片越多，说明她受异性的青睐越多。

我记得当年我得到贺年片都是从其他女兵手里转来的二首货。而得到最多的，大多是十七、八岁、二十朗当的女兵，象我这样情窦未开的小丫头，既不会瞟向哪个异性，也没哪个异性会眇向于你。所以到现在，每当与战友们谈起新兵连时，除了几个同在师部大院一起长大的男孩子外，我几乎叫不出一个男兵的名字。正可谓是当年不曾留心，今日何来记忆？

春节过后，紧张的训练生活也很快过去了，眼看新兵们就要分配了。男兵们都暗暗希望自己能分到汽车连，因为比起高炮连来，汽车兵是属于有技术的兵种，在部队里是很吃香的。而女兵们都想当一名白衣天使，这也是一门技术，谁不想学有一技，以便将来到地方时能有个好工作呢！

我比她们更想学医，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军医。

我至今都记得，小时候每到休息日，爸爸总喜欢带上自己和邻家的孩子上山采草药；平时傍晚散步时，爸爸也喜欢带上我，边走边指点着路边的草药向我讲解它们的药名、药性。我那时还真对中医入了迷，常常看爸爸的药书，还学着扎银针。在爸爸身上扎，在自已身上扎。在学校学工时，我也被分配到厂医务室，时不时地给工友们打打针，包包伤口。可以说，从小我就立下了志愿，希望能象爸爸一样当一名军医。

六、特殊的新兵连

就在大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有惊天消息传来：中央军委不承认内招兵，要求各大军区即刻退兵！

这就象是番多拉终于打开了那个神秘的盒盖，从此坏消息接踵而至，今天这个部队的内招兵被退回，明天那个部队的内招兵被解散。训练之余，我们惶恐不安地窃窃私语，半夜里也免不了唉声叹气，生怕真的被退回，无脸面对学校里的同学。

就在我们的大脑时时被这种炸弹轰的晕头转向时，又有消息说没有这回事，有些部队的内招兵已与正规新兵一道全都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了。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我们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一颗心悬在半空总是不得安宁。

终于，新兵发放领章、帽徽的日子到了，我们果真被告之不在发放之列，何时发放要静候通知。

那天全连举行了领章帽徽的发放仪式。曾经自以为是、总是嘲笑农村兵走队列同手同脚的我们，这会儿全都眼热、眼谗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且又带着几分神气地上台领取了表明正式成为一名军人的领章帽徽。宣誓时那庄严的气氛，尤其是领章帽徽那耀眼的红色，刺痛了我们所有内招兵的眼睛。

失落象一把铁锤，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门。

不久，正规新兵们分配了，我们羡慕地看着他们欢天喜地被各个连队接走。共同相处了两个多月，老天这回终于让他们狠狠地神气了一把。

接下来的日子是悲惨的，因为指定的租房时间到了，我们撤离了原来的住地，似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在那儿挨一段日子。新兵连因了我们这群特殊的“新兵”而延长着……

分配，似乎遥遥无期。

我们象是被师首长们遗忘了，连部的干部也因上面无人问津而蔬于管理。

先是训练停止了，不久，学习也停止了，我们就象是一群被饲养的猪一样，不是吃了睡，睡了吃，就是幺三喝四地打扑克，或是象没有教养的人一样疯狂地吼唱着自编的歌曲。大家唱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上面的歌词全让我们改了，把原来的“918”改成正规兵的分配日“223”。那时宿舍里成天飘着“223，223，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的歌声。

在这样恶劣的情绪下，过去隐藏的派别---------从军部下来的高干子女、与本师对换的陆军部队子女，以及我们本院子女，这三派在克制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爆发了。各派之间相互指责，都认为是对方连累了自己。我们本院的与其他两派之间的口角摩擦日渐严重，尤其是男兵们，甚至到了今天吵，明天打的地步。

那时每一个人的心都很压抑，都很烦躁。每当有家长前来探望，我们便一拥而上地打听有无分配的消息。而带来的消息总是时好时坏，内容依然是听说某某部队的“内招兵”分配了，某某部队的“内招兵”解散了；或是军委又下了第几道退兵命令，而牵丝绊藤的各大军区又在如何地拖延着。总之，大家的心情随着各种消息而一阵开朗，一阵懊丧，都不知道这种阴晴不定的日子何时才到头！

七、迟到的分配

四月份过去了。六月份过去了。

八月份，竟然也过去了……

分配，依然音讯缈然。

继续百无聊赖，继续烦躁不安，继续无期限地等待……

那时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那样的遥遥无期，那样的无所事事，那样的忐忑不安，当这三种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组成"等待"二字时，这二字的含义已是一种精神上的鞭挞了！时至今日，对我来说，这样的等待也是绝无仅有的。回想起来，我对"等待"二字最早、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整整十个月！那是在煎熬中度过的十个月，是希望与失望，甚至是与绝望相互交替的十个月。有谁见过这么漫长的新兵连呵，又有谁做好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呵！

当盼望太久的分配消息终于传来时，我已不敢相信是真的了。我好害怕这又是过去无数次空欢喜的再一次重演。经历了那么多的失望后，我们已变得成熟，学会了不敢轻意地为传说中的分配而欢欣鼓舞。

然而，当久违的开会哨音再次吹响，当崭新的夏季军服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终于忍不住欢呼雀跃，忍不住手舞足蹈，那一张张克制不住的笑脸上，满满地写上了“幸福”的字眼。

十个月了，多么艰难的十个月！

分配开始了。

男兵们都分到了哪里，这还不是我那个年龄所关心的事情，我只知道女兵们全是卫生兵，只有我和另九个女孩子除外，我们被宣布到师部战士业余宣传队报到，当文艺兵。

这样的事放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或许会欢天喜地。但在那时，我们只感到愕然和懊恼。

散会后，未来的白衣天使们兴奋地抱成了一团，而我们几个却抱头痛哭。在哭泣中，我好后悔参加春节的演出，好后悔那时的投入。真没想到，在联欢会上，我仅仅因为跳了一个舞，就把我的军医梦给跳碎了！宣传队，除了蹦蹦跳跳能学到什么？而且又不是专业文工团！

我在不经意中做的一件事，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生转折点，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多是“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是好事？是坏事？谁又说清的呢？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决定，又在不知不觉中演变……

八、初到宣传队

1977年10月，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了，虽说我们当兵的过程并不光彩，但那草绿色的军服为我们掩饰了一切。我不否认我们参军的目的有逃避毕业后当知青的成份，但希望象父辈一样成为一名军人，这应该是每一个军人后代共有的梦想。

去宣传队虽然非我所愿，但既然已是军人了，就得服从分配。再说那时我才16岁，哭着鼻子爬上了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后，很快被车上的老兵们逗着笑开了脸。

我们宣传队的驻地在重庆南岸，与师部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重庆，也称山城，因被长江和嘉陵江环抱着，所以楼宇多是沿江依山而建。

在长江南岸的山腰上，有一座大园子，如公园一般大小，也如公园般幽静。园子外面有条小巷，巷子由一长溜几近衰败的灰瓦房连成。一条石板小路，弯来绕去地通向江岸的码头，那上百级的石梯，狭窄得只能容下二人同行。我们每次从江北渡船过来，都要象爬山一样从这条小路拾级而上，气喘吁吁地回到我们的驻地，那个大园子里面。

园子里大树参天，灌木丛生。进了门，便是一条青砖砌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栽满了半身高的万年青。尤其是那后花园，树木更为茂盛，引来不少的小鸟在此栖息，每天清晨，那叽叽喳喳的叫声，更透出园内的幽静和清雅。上过几处台阶，再经过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坝，便可看见几幢三层楼高的欧式房子，掩映在高高低低的树木丛中。小楼因着地势的高低而建造，低的一幢已住满了男兵，我们十个女兵和队部就住在高的那幢楼里。

我们楼上靠江的那一面，有个亭台，站在那里远眺，颇有一览众山小的味道。远处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帆，眼底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甚至江对岸鳞次栉比的重庆市中区，都可尽收眼底。

宣传队共三个班。一班是乐队，二班是男演员班，三班是女演员班，加上队部的队长、指导员、文书和炊事员等，全队不足四十人。我们就在这园子里练功、排练，直到后来的解散。

九、良师益友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班长都是由老兵担任的。但由于宣传队是新组建的部门，而且我们这个师原本就没有女兵编制，所以队里从我们新兵中挑选了陈少红为我们女兵班的班长，我是副班长。

陈少红被选为班长，这在情理之中，因为和少红接触过的人都会有个感觉，她属于那种放在任何人堆里都能迅速脱颖而出，处在任何场合下都能立马抓住他人眼球的人。在新兵连时，她的一首诗让众人刮目相看，后来大家在漫长等待分配、极度颓废的时候，她却常常在别人睡觉时，还挑灯夜读，很是与众不同，给当时新兵连的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现在队里任命她为班长，那是顺理成章。而让我当副班长，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性格随和，能配合她的工作吧。说实话，一直以来，我都羞于承认自己在宣传队当过付班长，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管理能力。

少红喜欢文学，时不时地写写日记，日记中有诗，有散文，有记事。她写完后愿意读与我听，与我分享。渐渐地，我受她影响，也买来日记本，每天在上面划上几笔。开始仅仅是记流水账，后来也学着写几句小诗，一篇小散文什么的。再后来写日记上瘾，每天不写，就象是有件事没做完，憋在心里睡不着觉。就这样，从宣传队开始，直到我复员，五年里，我大大小小的日记本，整整写了六本，成了《军中小丫》最有力的素材。

一转眼，到了77年年末，陈少红迎来了她18岁的生日。那天她买了一些水果在宿舍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在70年代，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什么Party，什么交谊舞。当时所谓的聚会，其实就是找几个要好的朋友吃一吃，聊一聊。

那天少红邀请了我、刘争鸣，还有一个小彭。

刘争鸣是乐队的指挥，比我们早当了两年的兵，那时也不过20岁，人长的瘦瘦的，眼睛小小的，但特有神气。在我印象里，好象乐队里所有的乐器他都能来两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读书时就喜欢摆弄各种乐器，是个万精油，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他之所以能当指挥，主要是他有不错的乐理功底，时不时地能自个儿谱个曲儿。要知道，在七十年代的大众眼中，谱曲，那绝对是高不可及的专业人士干的事。一个才20岁的毛头小子能自学成才，自己编曲，那就是天才了。

争鸣不但有才，还特能侃，哪儿有他，哪儿的气氛想冷都冷不了。那个晚上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在连队里的趣闻，逗得我和少红哈哈大笑。

在他很多很多的话语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刘争鸣送给少红的祝词：“希望你能大事清楚点，小事糊涂点。”我当时很纳闷，不知道什么叫大事清楚点，小事糊涂点，只觉得这话挺有玄机，挺费解的。后来才知道，刘争鸣的意思是，大到国际国内的大事，小到一个单位的大事，都要心中有数，不要把目光停留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弄得大事不知晓，小事却过于精明，这样会成为一个俗人。

刘争鸣的话虽然没有让我全懂，但却让我肃然起敬。打那以后，我开始注意收听他这些似随口、似有意吐出的、我从没听过的给人以启迪的话语。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思想上的启蒙阶段。启蒙可以是一本书，一件事，或一个人，它总是以一种拨动心灵的方式出现，将你从迷沌中惊醒，催你去思索，去探求，以改变你的心智，走向成熟。。。

我很幸运，在我16岁时，遇到了一个将我从迷沌中惊醒，让我学着用自己的眼睛去了解世界的人。如果说我曾因为没有穿上白大褂而有所遗憾的话，那么，我在宣传队里所结交的良师益友，却远远地弥补了这一损失，而且，还使我终生受益。

十、惨遭“酷刑”

我们到宣传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负责训练我们的教练，叫周铭仲。

教练周铭仲是男演员里一个71年入伍的老兵，当时也就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但十分的挺拔，是个典型的英俊小生。他倒是正二八经特招的文艺兵。因为我们这个师曾在71年上过老挝前线。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所谓印度支那，既越南、老挝、柬浦寨。那时老美和现在一样，总喜欢以欺负弱小国家来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毛泽东却偏对它不感冒，根据国际形势暗地里派部队去与之对抗。那年，我们师就是为保护在老挝修筑公路的道路工程部队，而开赴前线与老美作战，一去就是两年。教练和一班长，二班长，文书四人，就是那时特招的文艺兵。

教练当时还是重庆市歌舞团的学员，相比之下舞台上的功底更过硬些，什么前空翻、后空翻、点地翻，平转、空转、二位转，等等等等，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在我们眼里）。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付好嗓子，是个男高音。这些都让我们这些滥竽充数之辈望尘莫及！

当时他们四个老兵，加上乐队指挥刘争鸣，是宣传队的顶粱柱。

那时，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在教练的带领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拾级而下，来到一个大会堂里进行魔鬼训练。

据说这个大会堂，在解放前，是一个挺有规模的舞厅，有许多的达官贵人曾在这里翩翩起舞。不过，历经了几十年的风云变换后，它早没了往日的辉煌。舞台顶上那精致的艺术雕刻，虽然还向世人诉说着它曾经的豪华，但周围墙壁上的油漆早已暗然失色，一些墙皮甚至已开裂、剥落，裸露出灰白的石灰和青砖来。不过，自从它到了宣传队的手里后，虽未旧貌换新颜，但至少是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如今它既是我们的练功房和排练场，又是乐队的演奏厅，每天要么是教练“一大大，二大大”的口令声，要么便是乐队或悠扬的琴声，或喧天的锣鼓声。

练功是辛苦的，尤其是我们的年龄大的已年过二十，小的也已十四五六，早过了身体发育前的最佳柔软期。然而教练却不管这些，他依然按着既定方针，“残酷”地改造着我们。

我记得在大会堂的墙边上，安放了一排一米高、碗口粗的竹杆，这就是我们练功的主要工具———把杆。我们从压腿开始。单腿放在把杆上，另一条腿要站得笔直。身子要正，收胯，挺胸，然后弯腰用头一下一下地去够腿，一天够不着两天，两天够不着三天，直到我们终于能将整个腹部全都贴在腿上。达不到要求的，还得坐“老虎凳”：在一个长条凳的一头，放上两块砖，人坐在砖对面，将一只脚搁在砖上，再用背包带将膝盖和凳子一块绑上，让你动弹不得，然后教练按住你的头，一下一下地往砖上压……

另外还有一种“刑法”叫“空中劈叉”：用三个方凳连成一排，两边再各放上一个，形成一个”十”字，让你坐在十字中间，两条腿各放在前后的方凳上，摆成一个竖“1”字，待两手扶着旁边的方凳，形成一个横“一”后，便抽出中间坐着的凳子，让身子悬空。

头一次将屁股下面的凳子抽掉时，我们都惊得哇哇大叫，教练便扶着我们的两肩，将我们的身子一下一下地往下按。这样，我们一前一后的两条腿已不是平直的180度了，简直连200度都不止。

经过如此残酷的训练后，不到两个月，效果真出来了，我们正腿可以用腹部贴上大腿；侧腿抬起后，勉强可以用双手将腿竖在耳后；抬后腿时，头可以看见后面的大腿…… 练得最刻苦的就数陈少红了，她身体的柔软度不好，见别人都上去了，着急，所以好几次都拉伤了，大腿后侧一排的青紫色。

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女兵走起路来全是一瘸一拐的，每天走在去练功的小路上，都哭丧着脸，歪歪叽叽地唱着改了词的《打靶歌》：“走向刑场高唱国际歌，老虎凳儿等你坐……”我们把自己当成渣滓洞里的受难者，却又没有他们那么刚强，成天不是向教练哀求，就是找队长哭诉，可教练和队长毫不心软，佯装怒色，喝道：“痛长麻木练！痛，说明在长功，麻木就是在退功，就得赶快练，否则前功尽弃！”于是我们只好怏怏地再接着受刑。

好容易柔度够了，教练又说我们力度不够。因为我们的柔软度已经达到了他的要求，他想把我们的脚拎多高，就能拎多高，可是教练的手一松，那腿立马瘫了下来。“这在舞台上能行吗？立不起来，定不住，就是一个零！”于是给我们加强力度训练。每天不停地踢腿，踢到最高处，定住半分钟，放下，再踢，再定住。教练告诉我们，最好能在腿上绑上沙袋，说这样才能练出肌肉来。说着，教练一抡胳膊，露出凹凸的块状肌肉：“什么时候你们腿上的肌肉成这样了，一个踢腿能在120度上稳住一分钟，再给我说可以休息了。”看得我们直吐舌头。

基本功终于练完了，变着法子“折磨”我们的教练，又开始训练我们初级的戏曲身段、芭蕾身段，以及走台步。。。

训练虽然很苦，我们也做出一副苦不言堪的样子，但心中却是愉悦的。看着自己一天天的变化、进步，举手投足间，可以随意地做出许多优美的舞姿来，那份辛苦也就抛却脑后了。

十一、排练

年底，政治部要求我们在春节期间拿出一台节目来，于是教练结束了对我们的改造工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节目的编导创作中，我们顿时乐得山乎万岁。那时谁也不知道，这竟是我们这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形体训练。

教练开始着手编排一个舞蹈，叫《金桔漫山》，表现一群村姑在桔树林下欢快地摘桔，感受丰收的喜悦。

那时我常看见教练自个儿在平坝上琢磨着摘桔的动作：抬头向上侧望，左手拨一下虚拟的树技，右手再拨一下，然后握着树枝上的桔子，剪下，放入小筐内。这一连串的动作很形象，也很优美。那时负责为这个舞蹈配乐的方留红队长还未完成谱曲工作，教练就带着我们，先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口令，象做广播体操似的练习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待方队长的音乐创作完毕，两者一配，嘿，那欢快的气氛立马出来了，舞蹈和音乐真是相得益彰！

教练和队长一举拿下了《金桔漫山》，文书郭洪庆则闷声不响地把小舞剧《红色的种子》的剧本创作完毕。

小舞剧的剧情很简单，一队红军战士在行军路上，遇上了一群正在抢劫一位彝族老阿妈的土匪，红军战士们与之交火，并击退了土匪，班长在战斗中为掩护老阿妈而身负重伤，于是班长留在老阿妈家养伤。养伤期间，班长向阿妈的一对儿女讲述共产党、毛主席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将红色的种子埋进了兄妹俩的心里。后来土匪又来寻人，要阿妈交出班长，阿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被土匪抓了去，就在这时，红军来了，救下了阿妈，阿妈的儿子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红军走了，而红军撒下的红色种子却在彝族同胞中扎根了……

郭洪庆自编、自导，并扮演舞剧里的主角----那个红军班长。教练演阿妈的儿子，我演阿妈的女儿，我们十个女兵中年纪最大的、当时已有21岁的童北阳大姐演阿妈。其余的人均扮演男女红军战士和土匪。

我演的这个女儿角色，在阿妈被土匪抓走后，有一组表现内心悲痛的动作，这也是我在这个舞剧中唯一的一段短短的独舞。记得有一天，我在水池洗衣服时，正好遇到郭洪庆。这个队里的文书，平时总带着几分清高，远没有另几位老兵那么随和，所以我和他也不太熟悉。那天他倒是称赞我，说我将女儿的内心把握的挺准，感情非常丰富。当时我很诧异，因为长到16岁，还是头一回有人说我感情丰富。后来证明他的眼光很准，我的确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这个小舞剧是压台戏，动用了全队所有的人马。乐队指挥刘争鸣为它倾情作曲、配乐，音乐有平缓，有激越；有悲伤，有愤慨。可以说，这部戏让刘争鸣的音乐创作达到了一个颠峰。为了这部戏，他曾连续48小时没日没夜地工作，眼睛熬红、嗓子熬哑，神情恍惚，精神几近崩溃。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可喜的成绩，整部戏的音乐很大气，也很有层次。在明快的红军主旋律和暗涩的农奴主次旋律交织出现、相互碰撞中，本戏音乐的高潮———那首优美的主题歌喷涌而出：“八百里凉山哟，披彩霞，红军兄弟到彝家.....”这曲子彝族风情非常浓郁，深得独唱女演员汪涛的喜欢。1996年我第一次回重庆与宣传队的战友聚会时，汪涛又深情并茂地演唱了这支歌。时隔19年后再次聆听，依然让那时的我们沉醉不已。

排练的日子是快乐的，在大会堂的舞台上我们尽情地舞蹈着，台下的乐队们也投入地伴奏着，时不时地将锣鼓敲的震天响，气氛不可谓不热烈，心情不可谓不愉悦。一群二十岁上下的男女青年在一起怎能不尽情地欢笑，又怎能不暗生情愫呢？不知不觉中，许多人在眉来眼去中对上了号。

少红和争鸣是何时对上的眼，我不太清楚，但我一直在无意中给他俩充当着烟幕弹。因为我和他俩的关系不错，所以常常三人一起外出。但即使这样，方队长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他找我问话，了解我们在一起时都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其实那时他俩也只是互存好感，那层感情的薄纸并未捅破。我们在一起最多也是听刘争鸣吹牛，听他吹黑格尔，吹费尔巴哈，吹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大文豪。那时我和少红，对他的才学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因为我还小的缘故，当时除了知道少红和争鸣要好外，别人谁和谁是一对，我睁眼瞎似的一点儿也没看出。1996年大家再聚首时，一块儿嘻嘻哈哈地把这些陈年情史统统挖撅出来我才知道，原来除了我和军霞、付琼三个年龄稍小的丫头片子外，别的女同胞全让那帮男兵给瓜分了。聚会时说起这些往事，我们笑做了一团……

都说青春是快乐的，青春是无忧的。其实回忆整个青春岁月，就我来说，应该是在还不懂得什么叫少女怀春时是最快乐的，没有对白马王子的遐想，没有那暗暗的期待，和难言的渴望，于是，呈现在我眼前只有快乐了。也许严格地说，那时的我还未真正进入青春期。然而青春的标志是什么呢？以年龄？以心智？但不管以哪种方式来衡量，一身戎装的我，怎么说也是跨在了青春的门坎上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也只有在淌过了青春的河流后，才知道青春是那样的短暂。几朵浪花，几个旋涡，荡起一段终身难忘的激情，奏响一曲酸甜苦辣的乐章，而就在你品尝、沉醉时，却不知道这将是你回味青春的开始。岁月就是这样积累的，青春也就是在这积累中悄然告别的……

然而刚站在青春线上的我，还没有尝识过青春的苦涩，还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什么叫忧愁，所以成天乐呵呵的，一张脸笑得圆圆的，于是队里有人给我起外号，叫“小皮球”，笑眯眯的我也随他们去叫，去喊，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

排练的休息间隙，我喜欢摆弄各种乐器，把长号、圆号、黑管等拿来乱吹一气，乐队的男兵们看我铆足了劲、憋红了脸也吹不响，或终于吹出点动静来，却象是巨响的放屁声，都乐得开怀大笑。而教练最喜欢让我做舞蹈造型，尤其是当时最流行的《红色娘子军》里的那个“长青指路”造型：吴青华一个迎风展翅，一旁的洪长青扶着她，用手指向前方。每每看到我将这个造型做好时，教练就会啧啧叹道:瞧，多美！

十二、告别孩提时代

我们宣传队进驻的这个园子，有院墙，有院门，但当时并未设立岗哨来把门，毕竟这里又没有什么军事设施，所以外面巷子里的孩子们进出自如。因为园子很大，里面还有一个平坝，这正好给他们的玩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有时他们进来看我们排练，有时则在平坝上踢毽子，跳皮筋。

自从穿上军装，自己便知道自己已是一名军人，一个成年人了，平时外出也能严格注意军容风纪。当时只要上街，路上常有人对我们这些小女兵投来一些好奇的眼光，每每这时，我们总是绷着脸，装着视而不见，极力让自己显得更成熟一点。但尽管如此，十五六岁的年龄摆在那里，孩子就是孩子，不管你怎么装，总有你露出马脚的时候。

对我来说，外面的小孩子在玩耍时的尖叫声，嘻闹声，就极具诱惑力，常常让我心痒难奈。

有一次，我路过小平坝，正好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皮筋，她们分成两队，一队人举皮筋，另一队人则跳皮筋。我被她们的欢快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过去，站在边上看她们玩耍，有时忍不住在一旁指指点点，为她们跨过一个不容易跳过去的高度而欢呼。最后很自然的，我终于加入进去成了她们中的一分子。

对我这个穿着军装的伙伴，她们非常欢迎，抢着要我参加她们中的一队。那天我兴奋地跳了一下午的皮筋，因为本来对这些玩法我就驾轻就熟，加之现在又经过压腿训练，跳个橡皮筋那更是小菜一碟。

那天我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末了竟然还和自己一队的人与对方争吵，指责对方谁谁赖皮，谁谁使坏。说实话，毫无风度之极。

这事不知怎的让方队长知道了，他立马找我谈话。和气的队长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只是反复问我，在哪里看到过有和小孩子一块儿跳皮筋的军人，还叽叽喳喳地和他们一起吵群架，有没有？有没有？在哪里？嗯？

当时我真是窘迫极了，红着脸，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和小孩们玩了，开始懂得注意军人形象，明确自己的军人身份，也真的告别了自己的孩提时代。。。

十三、演出

汇报演出终于如期举行。

　　那是1978年的春节前，白天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后，全队开会，强调了这次演出的重要性，下午我就坐车从南岸来到了师部。

　　我和王军霞、李琴三人因家就在师部大院里，队里照顾我们可以回家吃饭，但五点以前一定要归队，还发给我们一人两个面包。那时面包还是个稀罕物，松松软软的，我们都舍不得吃，全拿回家了。临走前，和我一块儿唱二重唱的二班长甘炳新特意叮嘱我，别在家里吃得太饱，当心唱歌时提不上气来。

　　回到家后，妈妈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但我记着二班长的话，不敢多吃，生怕唱歌时出洋相。对于跳舞，似乎在什么场合下跳，我都不怕，因为形体动作不容易看出紧张来。而唱歌却不同，稍有点心慌，那嗓子就会发紧，唱出来的声音就变形了。我本来只是跳舞的，但因为队里能唱歌的女演员太少，所以当队长发现我唱歌也马马虎虎时，我这个滥竽充数的舞蹈演员，又滥竽充数地成了男女声二重唱的歌唱演员。

　　演出前，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紧张，几个老演员见此便不停地给我们讲笑话，让我们放松。

　　二班长说，在上一届宣传队时，当时教练是报幕员，有一次他站在台前向观众敬礼时，因为心里太慌，竟用左手敬礼，身子还左右微转着向大家示意。忽见台下有人指着他笑，这才意识到错了，于是赶紧纠正，用右手敬礼，却不知这回又把整个手心翻到了后面，把黑黑的手背朝向大家。下面一看，又是一阵大笑。他一看还是不对，这回更慌了，一下子把右手的手心放到了左耳前，于是竟变成了孙猴子打探观望的动作。下面的观众一看，顿时笑得东倒西歪。二班长一边说着，还一边形象地比划着，那猴子观望的动作让他学得惟妙惟肖。于是整个后台是笑声一片，教练追着喊着要打二班长，说他全是胡说八道。

　　那天的演出应该说是成功的。没有谁出明显的洋相，最让我担心的二重唱结尾处的高音区也被我吊上去了。只是我们的群舞“金桔漫山”看上去不大整齐，很多环节都乱糟糟的，但教练他们几个老兵的节目质量很高，为整台晚会增色不少。

　　事隔那么多年后，我发现在演出的形式上，至今都没有多大的改变。那时也和现在一样，通常第一个节目是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地歌唱共产党，全队的演员统统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手里拿的不是鲜花就是红绸。我们不停地挥动着鲜花，教练他们不停地翻着跟头，将长长的红绸子舞成一个个的圆圈，煞是好看，也煞是热闹。喜庆的节目完了之后，就是什么民乐小合奏呀，山东快板呀，三句半呀，穿插各种双人舞、三人舞、群舞，还有什么京东大鼓，群口诗朗诵，独唱，小合唱，等等等等。

　　那天来看演出的不仅有师部的机关干部和直属连队，连家属们也都上大礼堂一睹我们的“风采”———整齐优美谈不上，热闹倒是绝对的。尤其是有个叫《针线包》的表演唱，表现四对老头老太太，商量着春节到了，给解放军送点什么礼物，后来大家不约而同，拿出的礼物全是针线包。我记得我和陈少红，还有林艺、童北阳扮演老太太；教练和文书，还有一班长、二班长他们四个老兵扮演老头子。他们倒是演什么象什么，而我们却怎么也做不好那老太太的动作，光是老太太双手对扣着放在胸前，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样子我们就学不好。教练一遍一遍地示范着，我们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扭着，学了好久，可怎么看都跟电影里的老媒婆似的。我们学不好，教练也没耐心教了，说算了，象什么就是什么吧！没想到，这个节目从一出场到结束，都让观众开怀大笑。小姑娘扮老太太，却扮的象媒婆，不管怎么演总是好笑的。真是歪打正着，不管我们演得象不象，反正那气氛是出来了。

　　由于我们不是专业的文工团，观众们便没有对我们报多高的期望值，那时娱乐活动不多，所以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宣传队来演出，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总之，那个晚上我们成了他们议论的中心。

十四、巡回演出

　　群山，逶迤连绵，重重叠叠。远远望去，山势有的圆缓似馒头，有的兀立如利箭。如果把大自然比作是天然的大舞台，那么蓝天就是一个巨大的幕布，而这些连绵起伏、形伏各异的山脉轮廓，便是那永恒不变的剪影。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这张剪影。晨曦中，站在军用卡车上，我们迎着早春还带有寒气的晨风，往返于各个连队做巡回演出。

　　那时士兵外出乘坐的汽车，全是这种解放牌大卡车，我们宣传队也不例外。卡车的中间放着各种乐器和道具，四周站着一圈的演出人员。

在宣传队我们和其他士兵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我们连装演出服的包包都没有。那时没有谁从家里拿一个来，更没有谁自己买一个，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你在搞特殊化，这在部队是非常忌讳的。当时队里发给每人一大块紫色的、很粗糙的土棉布，大小类似现在的方围巾。演出服就放在布中央，然后将四个角对应地打上两个结。我们称它为包袱皮———包演出服的皮儿。那阵子，我们整天拎着这包袱皮，任汽车承载着穿梭在层峦叠嶂中。站在车沿上，我总喜欢似遐想非遐想地看着那迅速后退的树木、房子、河流，更喜欢看那耸立在天边的群山。

　　高炮连，因为雷达的缘故，多驻扎在高山上，有些连队甚至在海拔上千米、几乎荒无人烟的山顶上。因为山势太高，离城镇太远，许多士兵当了三年兵，竟从未下过一次山。那时电视远未普及，就连师部也没几台，更何况连队，所以连队文化生活非常单一，真的很需要文艺团体下来演出和慰问。所以一听说师部宣传队要来巡演，各个连队早就在翘首盼望了。

　　我记得最受连队战士欢迎的节目中有一个是我和二班长甘炳新的二重唱，这倒不是我们唱得好，而是因为歌词里写的就是他们连队中的人和事。

那时为了更贴近连队生活，队里领导动足了脑筋，将节目做了许多的调整。首先是将二重唱改成了二人演唱，每到一个连队，由陈少红现场采访指导员，现场编歌词，再由我和二班长套上现成的曲子现场演唱。

歌词多伴是表扬连里的好人好事，这些人和事都发生在他们身边，都为他们所熟悉，所以当我们将这些事迹用演唱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士兵们感到很新鲜，唱到了谁的名字，大伙儿都回头寻找那个被表扬的人。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好呀好呀”地叫着，拼命地为我们鼓掌。那掌声非常真挚，气氛也很热烈。每当这时，我都能体会到一种感动，一种因他们发自肺腑的叫好、我们出自真情地演唱而带来的情与情的交融的感动。

　　后来还有一样变动的，就是乐队的乐器里增加了一个新玩艺儿，那便是用炮弹壳做的打击乐器。那炮弹壳有一米多长，比碗口还粗，铜做的，通体金黄铮亮，轻轻一敲，声音清脆悦耳。每当上演民乐小合奏时，它和其它乐器在台上一亮相，下面的战士就盯着它窃窃私语，纷纷猜测把它搬上台的用意。在演奏中只要它一发出清脆的声音，下面就热烈的鼓掌，不为别的，只为了那份亲近，那份珍爱。

在演出中曾发生过一件尴尬事，我本不想把它写出来的，但又觉得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驻守在高山上的士兵们的另一种难言的煎熬。

　 我已忘了是在哪个连队的演出，按贯例，每到一个连队后，连长或指导员都会给我们指定两间宿舍做男女演员的换衣室。那天的演出还在进行，我们几个快要上场的女演员正忙着换装，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士兵，站在屋子中间，两眼直直地死盯着我们。我们吓得赶紧用衣服捂着自己，大声喝斥着叫他快出去，他却象是没听见似的，木头一样地望着我们不动。后来外面的人听到了我们越来越响的喊声，赶紧进来才把那战士拉走了。

这事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有人吃吃地笑着，有人轻轻地议论着。后来来了个连干部再三向我们解释，说那战士走错了房间，让我们不要误会。我们不信是走错了房间，但也只是小声地骂了几句“流氓”就算了。

那个士兵有没有挨批评我们不得而知，他或许真的是走错了房间，可能忽然近距离地看到了几年未见过的女性，便身不由已地陷入一种短暂的痴迷状态。

后来我听一个水手说，每次远航时，体力上的辛苦倒没有什么，最怕的就是那种单调的生活。看到的永远是一种景色，做的永远是一样事情，接触的永远是一种人。尤其是环境中性别的单一，让你感到一种无形的劳累，这种劳累会让你烦燥、苦闷。

如此说来，那高山上的士兵们，其实也同样如此。几年驻守在深山里难得下山一次，比起其他士兵，他们奉献的青春里，更多了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

　　巡回演出是辛苦的，常常要早出晚归，大部份的时间是在盘山路上颠簸着度过。有时因为山路太陡，汽车都爬成了45度，车上的我们也随之前仰后合着。大伙儿死死拽着倾斜的车栏，都惊得哇哇大叫，体验着翻车前的恐怖状况。

后来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跳下车来自己爬着上去。于是爬山成了家常便饭，慢慢的大家都爬出经验来了，有一次不知是哪位老兵提议的，说象红军一样，在腿上缠上绷带，这样爬起山来会轻松许多，于是小舞剧里的“红军”们拿出裹腿的绷带一试，果然如此。没想到红军的这一传统，竟在70年代末还发挥着作用。

　　巡回演出从二月一直持续到六月，贯穿了整个春天。每次爬山，我们都会在山间丛丛簇簇的小树林中小憩一会儿。三、四月间，半山腰那一层层的梯田上开满了油菜花，花儿黄得娇艳，金灿灿的一片。而山下大块的农田里种植着绿油油的麦苗，那满目的青绿沁人心脾。远远望去，褐色的田梗将那片的翠绿整齐划一地构勒出一个个大大的”田”字。春风吹来，一梯一梯的黄花儿点着头，一片一片的绿苗儿扶着腰，远处山坡上的山羊也在“哞哞”地欢叫……

　　置身在这样的田园风光中，我们不由地心旷神怡。独唱演员汪涛忍不住唱起歌来，大伙儿都附合着：“麦儿青来菜花儿，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千家万户笑开颜哪，好象春雷响四方……”

　　那幅画卷，灌醉了我们的双眼，也灌醉了我们的记忆。

十五、不测风云

1978年初夏，将每个团，每个营，每个连都印上我们的足迹后，这场巡回演出才终于结束。

　　这项任务完成后，队里下一步的安排是送我们到专业的文艺团体去培训。师政治部已下决心，要对全队人马在舞蹈、声乐、乐队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造。

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伙都挺兴奋，我马上去找队长，要求参加声乐方面的培训。因为我觉得唱歌可以是一辈子的事，而舞蹈只是吃青春饭。从长远考虑，唱歌应该比跳舞更有前途。

在队部，方队长正好和乐队指挥刘争鸣在商量乐队的事，我大大咧咧地冲进去直接就说出我的要求。队长倒没怪我打断他们的讨论，他挺和气地告诉我，队里还确实想在声乐方面对我进行培训，因为女演员本来就不多，专职的歌唱演员就更缺乏，所以急需培养可多方面发展的人员。

听他这么一说，我乐的直嚷着太棒啦。刘争鸣在一旁也说，燕子的音质还行，就是野的很，好好培训一下，应该会有前途。于是我和大伙儿一样，都高高兴兴地等待着这项工作的实施。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培训的事还没正经联系呢，上面忽然发来一个军委文件，说是师以下单位不许有宣传队，已有的，立即解散。

　　听到这个消息，全队上下全都愕然。用队长的话说，那么多的服装道具才赶制出来，只用了一台节目就得处理掉，令人心痛！而教练和那些个老兵更有想法，本来这次宣传队的再次成立，对已经超期服役的他们来说，无疑是点亮了提干的明灯，只要在宣传队里有所表现，提干，那是指日可待的。然而这道命令却将这希望打破了。回到原单位，等待的恐怕只能是年底的复员了。还有，宣传队那么多的男兵，大多来自各个炮连，连队严明的纪律，艰苦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人打心底愿意接受的，而且能到这儿的，都有文艺方面的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就是人生一大乐事，更何况有些人暗暗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人儿，现在说解散就要解散，这怎能不遗憾，不伤感呢？

　　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想不通也好，遗憾、伤感也罢，这只能是你的心理活动，在行动上，全队上下要做的就是执行命令。

过了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中央军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乃是因为那时刚结束了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因此减少军备开支，解散军队中的附属团体，已是迫在眉睫了。

我不记得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大家相互告别的情景，这段历史在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写回忆录时我曾翻遍当时的日记、信件，却没找倒只字片纸。问了好几个战友，都说当时事情挺突然，大家都走得很匆忙，好象有几个人在离开宣传队时哭了，不知是为了不想再回到连队，还是因为要与心上人分别。反正那时的我，对情感世界还很陌生，不可能把离别看得很重，因此对这些也毫无记忆。

　　我只知道我们十个女兵，这下又要回到那群未来的白衣天使的队伍中去，她们目前全在师部的医疗所里进行医学知识培训！

　　这是我走向社会后（部队也算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吧）第一次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也是我后来无数次工作调动的一个开始。

常言道，人生即命运。命运除了与自身的性格有关外，更多的是与时代的变换紧密相联。那时的我还不懂得自己正处在一个风云变换的动荡时期，因而没有烦恼，没有顾虑，一个单纯的年龄是不懂得瞻前顾后的。

单纯的感觉真好，它让人轻松。

十六、医疗所里.上

1978年，5月，重庆开始进入火辣辣的夏季。

与舞台相伴了半年后，我们与其说是回到了白衣天使的队伍中，还不如说是回到了新兵连时的女兵堆里，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师部大院里。我们在外面转了一圈儿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上。

        从欢快的舞台，到安静的课堂，我们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的转换。与别的学员相比，我们虽说少学了半年，但从领导到我们自己，都没有为此操心过。谁都知道，医疗所对所有的女兵来说都只是一个临时单位，因为高炮十五师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女兵。那时候，看上去我们这些女兵是等医务培训结束后再分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再分配还没有着落，我们只能在学习中等待军部的通知。不过当时的我们全然不知其中的内幕，所以每天还是安心地学习，为每一次的考试而用功着。

         医疗所设在师部大院的一座小山坡上，上面有几幢小平房，一些不算是很重的伤病员就住在这里接受治疗。过去上学时，我们没少上来玩儿。尤其是夏天，站在山坡上，可以眺望远处的沙坪坝街道，和蜿蜒的嘉陵江水。而且这里树木繁多，凉风习习，是不少人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现在那一排的病房成了白衣天使们的宿舍，每个不大的房间里满满当当地住着一个班的人，进门左右两边各摆了五张床，呈“非”字排列，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

       宿舍前面就是我们的教室。这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建筑，房顶是用黑色的油毛毡铺就的，四周的墙是用很粗糙的竹席子围成的。雨天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当时正处夏季，整个教室活象是个大蒸笼。毫不夸张地说，真比建筑工地上的工棚还要简陋。教室里放着十几张简易的桌子和长条凳，而给我们上课的也不过是卫生所和医疗所里的几个军医，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的临床经验，所以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本宣科。

         终于可以学医了，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只是现在真的进入这个领地，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也许，不是在盼望中得到的东西，总有点贬值吧。这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只与当事人的心情有关。在新兵连我期盼着能当卫生兵时，命运让我去宣传队唱歌、跳舞；而当我适应了这种生活，并期盼着将要进行的学习深造时，命运却又让我回来学医。命运啊，真是一个玩笑大师！

      那时每天的傍晚，我常和陈少红坐在医疗所教室前的山坡上谈心。与一个比自己成熟的人倾心交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离开宣传队已近一个月了，刘争鸣回到成都简阳他所在的45团连队后，一直没有给少红来信。少红说，离别前，他对她说，他要反省自己在宣传队这期间的所做所为，不会给任何人通信，让她也别给他写信。于是，她只能等待，把所有的思念放在心里。后来，她忍不住向我诉说，因为思念已溢满了她的心田，她需要我这个听众做她心田里的一条沟渠。

　　她和我说起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有一次，在巡回演出的汽车上，一个不经意的颠簸相撞，他猛地拉住了她的手，也拉住了她“砰砰”狂跳的心；还有一次，她生病躺在床上睡着了，他来看她，悄悄地把自己的大衣盖在她的被子上，也悄悄地把温暖留在了她的心上；还有在许许多多的有一次，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她把目光柔柔地投向夜幕中的远方，轻言细语地说着，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山坡上晚风轻轻吹来，山坡下灯光渐渐熄灭，我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陪着她，一直坐到更深露重时。

　　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想把太多的思念寄给他，她受不了人各一方却又毫无音讯的折磨。于是，她把平日写给他的文字一并让我投进信箱里。部队是严禁战士谈恋爱的，所以恋爱中的人总是心虚的，以致她不敢去寄信，好象她拿着那封信就会让人发现什么似的，于是那封二十多页的超重信件就由我代劳投进了邮筒里。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计算日期，三天了，五天了，他应该收到信了，也许，此刻正读着她的信呢！又过了三天了，五天了，他的信也该到了吧。她不相信他真的能做到不与任何人通信。

　　然而一星期过去了，十天又过去了，依然不见他的只字片纸。

　　少红依然天天和我坐在那个山坡上谈心，依然眼望着远方不停地说着，神情还是那么安祥，语气还是那轻柔。但我知道，她内心是焦灼的，精神是痛苦的。于是我对她说，我要给刘争鸣写信，我要去骂他。她看着我笑了，说，好吧，你去骂骂他。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信给少红过目后就寄出了。信写的很短，未满一页纸。在信里，我象一个任性的孩子，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为何不给少红回信，还有没有良心？我骂他是个大坏蛋，还说他活该挨骂，没有人冤枉他，也没有人同情他！

　　信发出后，又过了许多日子，才收到他的回信，少红和我各有一封。当然，给少红的很厚，有二十多页，给我的信也有三页：

　　燕妹：你好！来信收到许久了，没及时回信，准备再次“挨骂”，希望“饶命”。 

　　燕妹，还看不出，你的信写得不错。希望你努力学习，在那里不要浪费时间。虽然你们的生活处境很难堪，但你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你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上，保持永远向上的求知欲，接受和适应一切环境。你还小，才17岁，要努力学习。在这所大学校里，你能学到许多东西。希望你在这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保持明智的头脑，把一切烦锁的，无聊的，阻碍你学习生活的事和物扔到一旁，少理之。

　　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有高山，有平原，有激流，有险滩。你和你少红姐走进社会的第一步是狼狈的，甚至是不光采的（虽然跨这个门是光荣的），一头撞在了南墙上，不说是头破血流，但也是够受的！气恨，悲望有何用呢？只能丧失你的意志……主席对王海容好象说过这样的话，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不回头，并明白和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人和人是不同的，各有各的性格和爱好，你不能用你的意志去取代人家的意志。在这里不是说你们就是这样做了，只是告诉你和你少红姐不要把事情看得简单单一，或去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和复杂的东西。多学习、见识，把事物看透了，不过如此。悠哉游哉，无忧无虑。我们的主要精力是学习、认识，在生活的激流中，遇浪飞舟，笑观天宇。

　　你少红姐是一个孤癖的人，对她你不要怜悯，有时就要拿出你做妹妹的泼劲来好好骂她———你不要光骂我，莫偏心眼儿嘛！特别是在“看她那模样实在有些看不下去”的时候，更应该好好地说说她，告诉她，少痴呆，恋梦，现实点，这是二十世纪近八十年代了，一个火红火热的时代，不需要林黛玉似的多愁善感，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朝气蓬勃，冷然向上，笑问天地，指划各方，在群山之巅，望准方向，努力向前……学习，生活！

　　对于你偏心眼儿的“冤枉”，我实在是无可奈何，生气吗？是“活该”！不生气吗，实觉冤枉，我只有耸着肩，闭着眼，干挨骂，有何办法呢？你面前是那娇横的“小妹”呢--------我不敢再讨骂了！好厉害呀，一个活泼，顽皮，严厉的妹妹。哈，请原谅！ 

　　5月26日记得是你的生日，赠你一首小诗，以贺新岁： 

　　赠燕小岁： 

　　千里诏讨不平天， 

　　燕子吱叫嗔怒言。 

　　齐飞天河搭彩桥， 

　　啭啼日间报春艳。 

　　难止啾啾笑娇容， 

　　比天扑扑露翅剑。 

　　陈新幽香百合花， 

　　燕游川江胜仙界。 

　　　　　　　　　　祝 

　　工作，学习，生活愉快！ 

　　　　　　　　　　争鸣　　1978.6.10 

　　

　　毫无疑问，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开心的一封信，那首藏头诗也成了我生日中最宝贵的礼物。

　　我前面说过，我们那个年代是“读书无用”的年代。学校里每学期总有一半的时间在学工、学农，各个学校都在追赶着看谁更积极贯彻执行“五、七”指示道路，所以那时还真没有几个可与自己学历相符的学生。因此，那时稍有点文笔的人，在我们的眼里都是了不起的才子。

　　如果说刘争鸣曾因为会作曲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话，那么现在目睹他的文采，更是让我仰视了。我兴奋地读着来信，看到他说“准备再次“挨骂”，希望“饶命”时，忍不住咯咯地大笑。他的信是幽默的，在幽默中又告诉了我许多的人生道理。

　　不管在哪个年代，17岁的年龄都不光是快乐了，它已开始了对人生的探索；17岁的目光也不象过去那么单纯了，它开始迷茫，开始有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追问；17岁的人更希望有人告诉他生活中将要遇到的种种艰难。这时候的刘争鸣，无疑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导航者的角色。

　　这封信放到现在给成年人来看，可能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教徒面对圣经一般。虽然他只年长我4岁，但这封信，一下子使他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追星族”一词，但却有着“崇拜”二字。在我整个军旅生涯里，我常常怀着喜悦而虔诚的心，细细地读着他给我的每一封信，每一个字。它让我激昂向上，让我渴求知识，每读一次，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奋飞的力量。

　　和少红各自看完信后，我们俩又交换地读了他的来信。他给少红的信也是由好多封积攒着一块发的，还有些是从日记本里扯下的日记。

       信不象给我写的那么昂扬了，里面的文字充满了温情。当然在更多的篇幅中，是描写他的连队生活。他所在的连队刚好轮到去军农场劳动，需一年时间。现在他象农民一样，每天在农田地种水稻，经常是一天要出工十几个小时。用他的话来说，整天“疲乏，污秽不堪”，这对他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

　　其实，要经住这种考验的又何止是他，我们不也一样吗？

十七、医疗所里.下 到了医疗所后，我们班很快与其它班一样，分了一块“自留地”，种的同样是疏菜。于是我们象菜农一样，也要挖沟锄地，还时不时地要给蔬菜施肥。那时种菜用的都是有机肥，所以上厕所掏粪就成了必修课。        这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差事，但又不得不做。因为在家都没干过农活，自然不可能有人抢着干，所以这项工作只能是大家轮留做，今天你掏粪，那么下次就轮到你和另一人挑粪到菜地上肥；再下次就是你负责浇水，等等。每次看着粪坑中蠕动的白白的蛆，和那刺鼻的臭味，我们常常忍不住要作呕。但既是这样，也没有人敢捂鼻子，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征的动作，谁也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这是在70年代末的部队里。那个年代，娇小姐，贵公子，一向是被人嗤鼻的。        对于种疏菜，我只对掏粪有印象，而我们种的是什么疏菜，收成如何，我竟没有一丝的记忆。　　在医疗所，还有一样事情也让我记忆深刻，那便是看电影，严格地说，是电影放映前的拉歌。      医疗所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为了女儿国，这四十几个女兵聚集的地方，成了十五师最瞩目的焦点。　　那时看电影多在露天大操场，每次都是下午才接到通知，而每次这个通知都是晚饭中最让人兴奋的一碟小菜。 不等夜幕降临，各直属连队就按值勤官指定的地方坐下，然后就开始了部队的一个传统：拉歌。这时，医疗所的姑娘们总是成为被各个连队锁定的对象：　　“医疗所，来一个！来一个，医疗所！”     “让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象样，不象样！”  　 拉歌，在部队一直都是活跃气氛的最好形式，它让人兴奋，让士气高涨。每次放映前的半小时，整个会场总是歌声此起彼伏，掌声如雷贯耳。最常见的是被拉歌的单位唱完后，立即反扑过来，用更整齐，更响亮的声音让对方唱。有水平的领队能让对方唱完一支后，不歇气地再唱一支： 　　“某某连唱得好不好？好！某某连唱得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然后率领自己的方阵用震耳的掌声来淹没对方的反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些连队的小伙子们，竟能将把掌拍出快板一样的节奏。       我记得医疗所在招架不住的时候，总有别的连队会帮着我们进行反扑，于是我们暂时与其结成同盟，让对方唱了一支再唱一支。　　青春是飞扬的，她时时有一种原素在积累，在澎涨，又需要将这特有的原素释放掉。于是，那种倾尽你所有能量的口号似的拉歌，实在是能让人痛快喧泄情绪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许多年过去了，露天电影已成为一种回忆，比起百姓们回忆的露天电影，我更有一种军人特有的豪情拉歌情结。

十八，音游四海

  七月盛夏，山城似火炉。在最炎热的季节里，我们重新分配了。

  我是第一批分配的8个人中的一个———到成都空八军后勤部电话班，做话务员。同去军部后勤的还有曲荣丽和古玲，她俩分到了后勤部卫生所，做卫生员。其他5人都分到成都空军医院。

      我又一次与白衣天使擦肩而过，但这时，我对此已毫无遗憾了。因为知道，就自己那点学历，想成为一名军医，这是痴人做梦，而当护士又非我所愿。所以得知去当电话兵，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从重庆到成都，乘火车那时大约要11个钟头。这是我第二次到成都了，头一次是随宣传队到45团巡回演出。那时我们占了近半个车厢，大家又是打扑克，又是唱歌，好不热闹。时隔数月，我又坐在了去往成都的火车上，而昔日的战友们都各奔东西了。望着窗外飞快倒去的景致，我不禁有些茫然。人生如浮萍，总是在聚聚散散中消逝着岁月。聚时非己预知，散时非己所愿。当时懵懂的我，根本不知道命运又将为我做出怎样的安排。

       在火车上硬坐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到站，有后勤部的同志来接我们，带着我们到各自的部门报到。

       八军后勤位于成都武侯祠附近的一个大院里，进了大门往左拐，就可以看到有好几幢连成一排的两层楼高的青砖楼，每一幢楼的外面都对应着一个篮球场。

 我们电话班就在办公楼的一楼，机房和宿舍是门对门，嫡属于战勤处。战勤处在后勤部的作用，犹如一个部队的司令部，是统率全局的。

        我们班共五人。班长是个广东籍老兵，比我们早两年入伍，其他三个和我一样都是内招兵。一个叫史平的比我大二岁，人长的白白净净的，看上去很稳重，后来老班长提干后，就是由她接替了班长的职务。另一个叫郭向东，比我小一岁，身材修长，漂亮、活泼；还有一个小李印象不深，因为她已考上护校，没多久就走了，我就是来接替她的。

       第一次进机房，心里充满了好奇。

       七十年代，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通信都十分落后，打电话都离不开总机。用户抓起听筒后，由话务员出来询问你要哪里，然后再为你接通。我们的总机是供电式的，外观看上去象是一架钢琴，只不过这“钢琴”壁上有许多的小孔，小孔上插满了带着绳索的塞子。每个小孔的上面都对应着一盏小灯，而每一盏小灯则代表着一个电话用户。“钢琴”的台面上也有着一排象琴键一样长竖条伏的按键，它是与用户通话的渠道，我们称之为“电键”。话务员就这样时而将塞子拔进拔出，时而将电键扳上扳下，双手不停地上下翻飞，嘴里还要不停地说着：“你好，要哪里？好，请稍等。”“是八军吗？请要一下军区，好，谢谢”……

       我上班的第一步就是要记住那几排小灯都代表着哪些部门，还要记一些邻近部队的外线电话号码，以及后勤部下属部队的转接路由等等。班里的同志都很耐心地教我，我也很努力地学着，每天坐在值机员的旁边跟班，看着她们如何操作，如何用清脆的声音喊着：“你好，我是后勤部，你是某某师吗？请帮我要一下某某团好吗？哦，好，谢谢！喂，是某某团吗？请给我要一下某某股好吗？对，请找一下王股长……” 

       那时要接通一个长途电话，需要好几个总机的转接。总机有男有女，一个总机就如一道门，这道门连着另一道门，假如有一个道门占线，那么就前功尽弃。只有当所有的门全部打开，这个长途电话才算是接通了。而经过这么多道的转接后，对方的声音早已遥远的象蚊子声那般轻细了，所以不管是总机还是打电话的人，都得使劲地喊着才能让对方听见，因此没有一付好嗓门还真的不行。

      从一接触到总机，到我能独立操作它，我一直都觉得总机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工作时，话务员在机台上双手上下翻飞着，颇似一位织女，而那小小的塞头，就如织女手中的梭子，灵巧地将天南地北的的线路，一节一节地串连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密密麻麻的通讯网络。       坐在这小小的机房里，我们虽然足不出户，但我们的声音却游遍了千山万水。这工作既严肃，又富有诗意。

十九 在电路里

继我到八军后勤不久，医疗所里所有的女兵都陆续分配到各自不同的单位。分配的范围非常广，有成都空军医院的，司令部直属连的，空军疗养院的，15师本单位的。总之我们师部大院里的孩子，基本上都分配到15师以外的单位，以避免与父亲同在一个部队。其余的，大多留在15师的卫生所、医疗所和各团部卫生队里。

        少红遂心所愿地分配到和争鸣同一个团的卫生队里做卫生员。尽管同属45团，同在成都，但一个在连队，一个在团部，他们见一面依然困难，更多的还是靠写信来联络彼此的感情。

        在电话班的这些日子，是我当兵五年中，最舒适的一段时间，电话不忙的时候，尤其是上夜班时，我常常偷偷地给少红、给争鸣打电话，偶尔我会心血来朝地把少红或争鸣从电话里接出来，三人在电路里说说话。那个时候能这样三方通话，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也只能在总机违反操作的情况下偷偷地进行。

        当时部队之间的总机，因为相互间常打交道，每天不是你给我转接，就是我给你转接，虽说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但对各自的声音却异常的熟悉，只要一开口便知道对方是谁。总机白天都很忙碌，但夜班，尤其是10点以后，电话廖瘳无几。寂寞时，总机间也会在电路里聊个天什么的。也就因为有这样的条件，我碰到的第一个向我吐露爱意的人，就在电路里。

        那人也是某个电话班的班长，我从未见过他，他却见过我，说那时我刚调到电话班来，他到后勤部来办事，抽空来看我们老班长，正好我从机房出来拿东西，用他的话说，对我“一见钟情”。这些话都是后来他在晚上和我对班时说的。那时在电路里听一个男人这样情意绵绵的说话，让17岁的我很慌乱，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而我越是这样吞吞吐吐，他越是以为我害羞，就越是说个不停，一点也不含蓄，这让我越来越反感。到了后来我忍不住将塞子撤下，中断和他的通话，他打回玲，让那盏灯再亮起来，我只能再用塞子连上。因为有信号来，话务员必须接听。我一听出是他，就再撤下，他再打回玲，这样来来回回地更让我心烦。后来我特别怕和他对班，一对上，总想着法子找别人换班。再后来他就开始写信，头一封信我还回他一封，告诉他我还小，不想考虑这事。那时我对自己未来的爱人已有一个模糊的标准，就是那个“他”至少得象争鸣那么有才华。而这个人，从谈吐上就可以判断出就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丝毫没有一点能打动我的东西。可他不管这些，照样来信，这更让我鄙视他，也让我非常头痛，便将这事告诉了少红和争鸣。争鸣说，下次他要再来信，他会以我的姐姐的身份出面给那人回一封信。

      不久，到了1978年的年底，全国正处在继续肃清四人帮流毒，努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整顿，各行各业的经济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而中越边境的两国军队却开始有了摩擦，电视、广播里时有我边民受到越南方面的骚扰、挑衅的新闻。

        战争的硝烟在云南上空弥漫，且越来越浓。

        中央军委开始部署，把内地许多部队调到云南边境集结，少红和争鸣所在的高炮部队也开往了云南前线。

        临走前，少红到我这儿来，郑重地把一包东西交给我，说东西我可以任意地翻看，假如她和争鸣都没能回来，就由我保存和全权处理，但不要交给任何人。那是一包日记，共四本，他们俩人各两本，还有一大叠的信件。因为这是恋爱中的东西，他们不想万一俩人都牺牲，再让第四个人看到。

        那个包，有二斤重，但又胜过千万斤！ 

二十、日记的冲击力

少红和争鸣他们开往云南已有好些天了，早在动身前一个月，他们就接到通知，暂时禁止与外界通信。于是我受争鸣的委托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告知争鸣去执行任务了，可能有些日子无法和他们联络，如果有事，可由我来代办或转交。其实那时我也无法与他们联系，更不知道他们在云南的具体位置。不过从军部与前线日趋繁忙的电话里知道，陆军已和对方有小范围的交战，而空军方面还处在高度警戒状态。

自从拿到他俩的日记和书信后，绝对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当时的阅读情形。尤其是对争鸣的日记，我更是爱不释手。争鸣的日记写的时而如小说，时而似散文，时而象论文。里面有他读书的心得，有对连队生活的描写，当然还有情感上的波澜起伏。翻阅他的日记，就象眼前展现了一片大海，一片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的大海。这片大海不光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喜怒哀乐，同时还席卷了我当时所有的精神领域……

如果说过去他写给我的信，让我积极向上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日记更是让我迅速地成熟起来。那时我还不到18岁，正是可塑性最强，接受能力最旺盛的时候，任何一样能打动我心灵的东西，都可能导致我对那个东西疯狂的热爱。就是从那时起，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用优美文字组成的散文和诗句，爱上了一篇篇能让人如痴如醉的小说。

于是，争鸣的日记成了我最直接的学习范本，我的日记开始模仿他的写作风格，连思维方式都学着和他一样。那时的他，完完全全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成了我最渴望也能成为的那种人。

当然我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这里，我开始有意识地摘抄各种杂志上的精典文章，一字一句，一篇一章，边摘抄，边领悟。每当值夜班时，机台上那嘀哒嘀哒的小闹钟，总是陪我读着、写着、抄着，持续到深夜一、二点钟。时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翻开那几本厚厚的摘抄本，不由嘘吁那时的我，怎么会有那大的精神头。

二十一、战地书信

少红他们走后没多久，也就是1979年的1月中旬，战勤处的陆参谋从云南回来了。晚上没有事时，他跑到我们电话班来聊天，我们急忙向他询问前线的形势。毕竟我们军这次派遣了一个飞行师、一个高炮师，和一个雷达团，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尤其是我，有很多的战友都在前线，而且现在还不通音讯。

他说这次去昆明最让他感慨的，就是昆明全市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当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非常的友善，你要买个什么东西，或是要办个什么事，他们一看你是穿军装的，都非常热心地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军民关系前所未有的和谐，这让人想起过去战争时期的军民鱼水情来，很让人感动。

陆参谋告诉我们，现在前沿阵地上，我们已部署了好几个军的兵力，陆军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一个小仗，而我们的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巡逻，用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来威慑对方，尽可能地打消对方想与我进行空战的可能性，因为一旦发生空战，就不象在陆地上那么好控制了。而我们是不充许把战火引到本土来的。

自从陆参谋向我们说过战况后，我的心一直牵挂着云南，一直期盼着昆明的来信。

一月底，我终于收到一封少红的来信，她的信一如往常，还是只有薄薄的一页纸，但我如获至宝。少红告诉我，她和争鸣是同一个梯队离开成都到达昆明的。由于空军现在还没有交战，所以目前并不象出发之前想象的那么紧张，“但我们已做好了准备，要迎着炮声战斗，去经受战争的考验，然后，我们会沉醉于胜利之中，但也许会长眠于地下，请你不要阻止我说这样的话，最残酷的结果都预想到了，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

少红的信让我为之揪心！

不久，争鸣的信也到了，他的信比少红写的详细多了：“……我们连队驻扎在昆明飞机场，少红离我们大概有4公里。这是个军民两用机场，每天都有不少的飞机从各地飞来，也是国际班机加油和休息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这座机场。现在我们暂时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连队住的都是帐蓬，驻地的四周都是荒草野地和跑道。这里的天气变化较大，白天都是阳光灿烂，气温可达二十多度，帐蓬里更是闷热；而到了夜晚，气温垂直下降，甚至可以达到零度，帐蓬只是挡风不能抵寒，睡觉时，兄弟们把什么都压在被子上面，头也捂个严严实实……燕妹，刚写到这里，战斗警报就响了，半个小时后，我才又拿起的笔……前天晚上，我们看了电影《桥》，又听到了那首人们喜爱的歌‘啊，朋友再见’……战斗即将打响，指挥部通令说，现在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刻’。昆明军区按军委和总参的旨意颁布了给所有参战部队的《战斗动员令》……目前在边境我们布置了十几个军，总之战争的火药味极浓，与你们那儿‘霓虹灯舞会’上的风流、浪漫已是两个世界。。。等战斗打响，就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谁活着，就唱‘凯旋之歌’，谁死了，就‘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二月中旬，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了，成都通往云南方面的电话线路骤然紧张，来来回回的电话更是应接不暇。那时部队的上传下达，除了电报外，主要还是靠电话。每天我们值机时，只要拽到一条云南方向的线路，就死死地抓住不放，时不时地监听着，一旦发现电话进入尾声，就立刻介入进去，不停地打回铃，呼叫：“喂，昆明军区吗，昆明，昆明，喂，请再给我要一下某某部队。”运气好时，一下子可以这样连着接通好几个电话。

尽管我们每天都想方设法地抢线路，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战斗一打响，每天有太多的事情要上传下达，有太多的军备物资要调配。所以每天那些参谋、助理什么的，一上班就会给我们预约好要接续的电话，但线路实在是太紧张，总会有一些电话打不通，他们一着急，我们自然成了训斥的对象。

那时，班里的同志都知道我有战友在前线，一见有昆明的来信，全都为我高兴，都围着要我念给她们听。

那天我又收到争鸣的来信：“……仗已经打响了。16日，我们昼夜值班，在阵地掩体里，注视着安静的天空。月儿还是那么蛟洁，远处的星星仍然象往常那样眨巴着眼睛；夜风比平常还柔和，晴朗的夜空安谧，静憩，表面上依然是一幅充满了诗意的春夜图。然而有天晚上，听说上空有敌情，我们进入一等战备，就差开炮了。这个映象对我是多么的深刻啊，月光下钢盔闪闪发光，警铃警灯一响一闪，弟兄们紧张而又兴奋。油然，我更喜欢这幅图……17日凌晨5时，我边境上八个军同时出击，6时半传来战报‘我军向前推进五公里，遇上小股阻击……’中午传来战报‘云南边境我14军消灭敌一个步兵团，11军未受阻挡……13军情况未上报（云南就是这三个军出击的，50军和54军担任预备）’。下午又传来战报‘14军又消灭一个炮兵团，11军吃掉一个导弹加强营，并缴获导弹、雷达；13军全部包围越345师……’这几天也就这样，没有发生空战，主要是敌天气不好，没有起飞，但情况通报又说，越正在集中飞机，挂了导弹，伺机报复，并拼凑了一支特种部队，准备同我打游击……他们的大哥苏联也在为其打气鼓劲。我们这个高炮兵种打起仗来就是被动，人家不来攻你，你就在那儿望天吧，人家要攻你，你还不能象陆军那样可以隐蔽，而是和它顶着打，不管天上有多少的飞机，都得顶着干。我们现在的作息时间是无常的，有时是白天睡觉，晚上值班，有时晚上才睡下，还在梦里就得爬起来到阵地上。体力上虽然没有训练时那么劳累，但精力上却很疲乏，当然，比起陆军来，我们好多了，他们更辛苦，每天都有流血牺牲的。最后还是那句话，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谁活着，就唱‘凯旋之歌’，谁死了，就‘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每次读着前线的来信，我心中都会感受到一种军人驰骋疆场，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献身的英雄豪情。虽然我只是一个电话兵，也并未在前线浴血奋战，但我们的工作却与前线息息相关，所以战勤处也时常向我们通报一些前线战况，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和责任心。

记得有一天，战勤处的王处长，把我们几个电话班的人叫到上面，领我们到地图室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部队军部级的高层军事地图室。进了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看上去和别的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但处长走到屋子的尽头，“唰”的一声拉开墙上的幕布，一张整整一面墙的军事地图赫然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为之一振。巨大的地图上标有敌我双方的主力位置和一些简单的地形，这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南征北战》里时常出现的作战地图，看电影时不觉得怎样，而现在当我亲临这样的真实场面时，心底“腾”的一下升起一种肃穆感……

二十二、 前途与死亡的撞击

1979年的春节过完后，上面给我们班分配了三个从上海招来的新兵。

新兵来了，意味着我们算是老兵了。虽然那些新兵的年龄都比我大，但在部队里，早当两年兵，那就有着勿庸置疑的优越感。看着她们第一次走进机房新奇的样子，我似乎看到了半年前自己的影子。

一晃，我到空八军后勤部竟半年了。半年来，看上去我还是成天乐呵呵的，但当我一人独处时，孤独和忧伤便随影而至，性格的双重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在我身上逐渐显露出来……

电话班一向保持四人制，老班长调走后，班里一直由我、小史和小郭三人顶着。现在一下子来了三个新兵，这就意味着有两个人将要调走。调谁呢？又调到哪儿去呢？这成了我们三个老兵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一件事关乎自己切身利益，又处在悬而未决、让人猜疑不定的时候，是很折磨人的。那段时间，看上去我们三人都热心地带着新兵，每天一边上班，一边教她们如何操作，如何应付紧急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三人都各怀心事，暗暗地琢磨着谁留下、谁调走。其实谁都知道，在部队再怎么留下，都只是眼下，而非长久；而调走呢，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转折。但那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留下。想留下来，是因为对眼下的工作环境很熟悉，让人感觉踏实；而调走，则意味着未来的一切将重新开始。在不知道调往何处、做何种工作时，这肯定会让你有一种因未知而产生的渺茫感和畏惧感。那些日子，我一直为此而烦恼着。

就在我为自己所谓的前途担忧时，有一天那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曲荣丽突然在电话班的窗外喊我：“燕子，燕子，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

“什么不幸的事？”我伏身窗前问道。

“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前线牺牲了。”

“啊？！谁呀！”我惊了，眼睛瞪的大大的。

“是宋宁珠。”

原来宋宁珠是死于枪走火，牺牲前是高炮15师44团卫生队的卫生员，我们两家曾是隔壁邻居。

这是一个才21岁的女孩子，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人也长的漂亮，而且特别文静。记得小时候左邻右舍的家长，冲着自己的孩子最爱念道的就是“你要是有宁珠一半懂事就好了”，“你什么时候考试分数能象宁珠一样让我骄傲骄傲啊？”她不仅是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她家就她一个独苗，不管吃什么，穿什么，都没人和她争，和她抢。不象我们，兄弟姐妹多，分到嘴里只有一点儿，吃什么都不过瘾。

现在这个从小就讨人喜欢的女孩儿，竟然在前线牺牲了。最冤枉的是，竟然是死于枪走火！这就是战场，它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却残酷地又不给她一种光荣献身的形式。后来当人们用极大的热情讴歌《高山上的花环》时，根本无人为宋宁珠这样的牺牲者唏嘘！

宋宁珠的死，让我为之一振。与在前线和死神为伴的人相比，我们活在和平生活中的人，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一个自己熟识的生命的消亡，有时会让人豁然开朗。

二十三、告别电话班

“听说战勤处已把电话班交给了司令部的通信站，而我们也将告别这种音游工作。几天来，每一个同志的心都悬着……我决心到重庆空军医院去，虽然那里比较艰苦，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成都空军医院差，但我觉得自己需要锻炼，需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考验。一个真正的人是需要在火热的生活中做艰苦的锻炼，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要有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革命干劲，接受生活的考验。”

这是我1979年3月31日写的日记。现在看来，写的很政治，却符合当时的时代。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周岁，总是很幼稚地学着成熟。

后来我真的去了重庆空军医院，但日记里没有记录这是我自己要求的，还是刚好与上面的意图相吻合。日记倒是记录了陈参谋和陆参谋分别找我们谈话的情景。陈参谋先找小郭谈话，告诉她留在电话班，而我和小史到卫训队学习四个月，然后，小史到成医，我到重医。小郭出来时，眼睛哭的红红的，我猜是因为担心电话班归属到通信站后，成为直属连队，就没现在那么自由了；或者也想有这样一个当白衣天使的机会。

而陆参谋和我谈话时却骗我，说我要调到我们最不愿意去的有线连，他的目的就是想看我哭起来是什么样子。当时我的眼泪真的已在眼眶里打转了，幸而陈参谋过来说出真象，才让我破啼为笑。

就这样，1979年4月，我和小史到卫训队报到。卫训队就在后勤部大院里，所以我们稍做收拾，夹着被子就过来了。

这时，我深深地感到命运的无常了。正式入伍还不到两年，在我渴望着那件神圣的白大褂时，命运把我推向了舞台，而当我渐渐将它淡忘时，命运又让我与它相逢。难道，我的命中已注定了要做一个白衣天使吗？

二十四、教室里的骷髅

清晨，天还蒙蒙亮，树枝上的叶子还在薄雾中努力地积攒着湿润；小鸟儿也刚苏醒，开始着新一天的叽叽喳喳。

一阵嘹亮的军号吹响，不一会儿，操场上响起一阵阵的口令声：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到了卫训队，我们开始了严格的“一日生活条例化”。早晨准时起床，有时是全队跑步，有时是以班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宿舍里必须保持整齐划一：被子叠得要象豆腐块；被子与被子之间，床下的脸盆之间，都要以点成线。星期天外出要事先请假，待批准后，领取了出入证方能出行。而且一个班只有两张出入证，回来必须消假，谁违反了纪律，要在班务会上做检查。

一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们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卫生员培训。那时卫训队属于护训队的一个分队。而护训队其实是某医大护校的一个分校，毕业出来的学员由后勤部分配到各个空军医院做护士。

记得头一回走进教室，大家全都被吓住了。因为讲台边上赫然站立着两具骷髅，那骷髅用一个一人高的支架挂着，被钢丝完整的串联成人站立着的样子，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他都象在用那双空洞的眼睛望着下面的学员似的。新进来的人猛地一看，还真有些令人生畏。

教员首先介绍的就是这骷髅，原来这其中的一具是军医大的一个老教授。这老教授的一生不仅培养了无数的学生，临终前还把自己的躯体再捐献出来，为医学事业做最后的奉献。他的学生为了纪念他，将他的骨骼经过处理后，又放回到教室里，让他永远站在讲台上，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知道了这骷髅的来历后，再面对他，我们不由地肃然起敬。

学医开始了，我们首先要突破的是对尸体的畏惧心理。学人体骨骼时，教员发给每个班一个木箱子，里面装了206块人的各种骨头。 开始时，面对着这些死人骨头，大家都发怵，谁都不敢用手去触摸。后来教员给我们做示范，一边把这些骨头从头到脚地找出来，排成一个人形，一边讲解着这些骨头的名称，和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要求大家也这么做。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不是摸死人骨头，就是看尸体标本，最后还要把死人的肠肠肚肚都从腹腔里翻出来。渐渐地，死人在我们的心中只是一个单纯的名词了，先前赋予它的种种恐惧，也随之消失。

五月份，少红他们做为第一批参战部队回来了，在我学习快结束时，她和军霞一块来看我。几个月不见，她俩比过去黑了些，看来昆明那儿风沙是挺大的，紫外线也比成都强。除此之外，好象也没什么变化，少红还是那么稳重，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军霞还是那么快活，叽叽吱吱地和我有些相似。因为队里没有会客室，所以我只能把她俩带到教室来。一进教室，看到那两具骷髅，军霞吓的大叫了一声，我则故意显示勇敢，镇定上前和骷髅拉拉手，看着她俩满脸恐惧的表情，我有些得意地哈哈大笑。

少红走时，交给我一封争鸣写给我的信，我则将她上次让我保管的日记和书信还给了她，并告诉她，我几乎把里面的内容摘抄了个遍。

争鸣的信中附有一首送我十八岁生日的诗：

春天，给我们美妙的一瞬，是姿美欢快的你，有如那唤春的百灵，充满着纯洁的热情。

一年过去了，笑哭酸甜的激情，没盖了天河上的彩桥，我们的耳边有你亲甜柔昵的声音，还有那快乐活泼的身影。

我喜欢你天真纯洁的思灵，她喜爱你聪明好学的啾钻。放歌春天的百花呵，我们为你的性格分外地高兴欢然。

此一去呵，可爱的百灵小燕，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欢乐快语的笑嫣，我们心惴余余，惭愧不安，用什么礼物给你作分别的纪念？

没有美妙的歌声，没有艳丽的花环，用无声的笑呵，热情的别，以励你永远永远把青春歌赞！

献上这首拙劣的小诗，就作那分别的留念，但愿你无忧无虑地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美丽的鲜花再为你祝愿……

二十五、情窦初开 瘦削，清秀，话不多，在人群中犹显孤独。偷眼看着他那张总带着一丝淡淡哀愁的脸，就让人忍不住要做一番“他是否有过一段非常的经历”的猜想……在卫训队，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兵，不知何时进入了我的视线，竟让我对他日思夜想。 卫训队和护训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的男兵比女兵多。因为卫训队面向的不光是医院，更多的还是各个师团卫生队。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的环境里，男女之间是很容易擦出火花的。 那时我已满18岁，正是少女怀春之际。如果说争鸣启动了我思想的琴弦，那么我那根始终沉睡的爱情琴弦，则被这个男兵不经意地拨醒，开始悄悄地在内心深处弹出一串串清悦的音符…… 因为部队一向对战士的恋爱问题非常重视，尤其是有男有女的部门。所以虽然我们同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但男女之间几乎没什么来往。因此在卫训队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不知道他来自哪个部队，更不知道他家是哪儿的，甚至不知道他的年龄。没打听过，也不敢打听。我只是用目光、用心，暗暗地追随他，偶尔捕捉到他一个难得的笑容，都会让我沉醉半天。 尽管他给了我那么多的怀想，但我竟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少女的矜持让我面对他时，脸上毫无表情，生怕一个不留神就将内心的秘密泄露了出去，所以只敢在他的背后偷偷地打量他，用目光送去我的种种牵挂。 如果说我曾因为盼望争鸣的书信，而疑惑过自己是否爱上了他，那么现在这个男兵的出现，则让我确定了一件事：争鸣，他只是我崇拜的偶像，那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是用仰慕的眼光来看他的。在我的精神领域中，他占有着超过少红的重要位置，以至会让我常常拿出他的信件向同伴们炫耀，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战友、一个哥哥而万分的骄傲，但我对他的渴望，也仅限于他的文字、他的思想，对他所有的期盼和情感中，却不曾含有对这个男兵那样的思念。 再说回来，一个十八岁少女的情感，其实就如清晨那飘浮在天边的云霞一样，丝丝缕缕，斑斓美丽，却又飘忽不定。虽然当时我很用心地体会着那种异样的感觉，但一旦事过境迁，对他的思念也就烟消云散了。时至今日，我也是为了写《军中小丫》而重新翻阅过去的日记，这才将那段往事从九霄云外中拉了回来，这才想起他曾经从对面走来时，对着我那么忧郁的一笑。现在我连他姓什么都忘了，日记里对他的记录也是隐隐约约的，总是写的朦朦胧胧，生怕被外人窥测，也生怕被自己肯定。 那段感情经历，我不认为是初恋，或许，只能算是情窦初开吧。

二十六、天使的劳作

四个月的学习很快过去了，我将回到曾经生活了十二年的重庆，只是那时我父亲已转业，早已带着全家回到了浙江宁波。现在重庆对我来说，和在成都一样，也是举目无亲，好在这里有我的同学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同伴可以走动。

一九七九年八月的一天，我和其他十三位同志一起坐火车到了重庆。列车到站时，外面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们七手八脚地拿上行李，缩着脖子冒雨跑到候车室，等了半个小时，重庆空军医院才开来一辆连蓬子都没有的大卡车。好在那时正值盛夏，淋点雨也无所谓，年轻人嘛，这也算是一种表象的经风雨、见世面吧！

重庆空军医院驻扎在北陪的晋云山上，离火车站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时天上依然是乌云如铅，不大不小的雨依旧是漫不经心地下着，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汽车很快进入山区，飞快地在盘山公路上急驶。我们站在露天的大卡车上，冷风在耳边呼呼作响，雨点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汽车越往上开，气温越低，加之我们顶风冒雨地站在卡车上，浑身上下早就湿了个透，每个人的嘴唇都冻的发青、发紫。一路上我不停地问道，到了吗？快到了吧？得到的回答总是还早呢！

雨总算是停了，我们的湿衣服也渐渐地被风吹干。当无数座青山被我们甩下后，汽车行驶到一个山涧的平地上，终于停下了，这就是我们的医院———在密密的树林里，一幢幢通体被刷成黃颜色的小别墅，零零星星地散落在一片浓浓的绿色丛中。据说，这些别墅原来是红军疗养院，后来成了市委下面的一个招待所，再后来不知怎么让空医给住上了。

我们下车后先到会议室，院长、政委，还有一些主任等接待了我们，护理部的于主任宣布了医院的安排，让我们每人分别在临床科、非临床科，及食堂各实习二个月，半年后再分配到各个科室。我和另四位同志暂时先到外科实习。

重庆空军医院和成都空军医院虽是同级，同属于八军后勤部，但重医在医疗设施、床位，和医护人员的数量上，都无法与成医相提并论，再加之重医的地理位置太过偏僻，一般部队的官兵真的生了急病，早就在当地医院就近治疗了。所以真在重医住院的病人，其实大多是生龙活虎，可以满山奔跑的泡病床的老病号、老油条。因此真想在专业上做出点成绩来的医生，都想方设法地调离重医，重医也因此没有几个在技术能让人称道的医生。

第二天，我们到外科上班了。头一个星期是上卫生班，护士长发给我们一人一件白大褂。我一边穿着，一边意味深长地笑了，几经周转，我终于成为一名白衣战士了，只是那应有的喜悦之情，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卫生班，即打扫卫生。一个星期里，我们将整个科室和病房的里里外外、角角落落都仔仔细细地清理了一遍，又是铁锨，又是扫帚，又是抹布的，大伙儿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好在自己下了决心要在这里接受磨练，所以倒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在闲暇之余欣赏起这里优美的风景来。

晋云山海拔最高处超过1000米，我们医院大约处在800多米的位置上。医院周围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品种最多的要数松树，高大，笔直，直插云霄。因为地势高，夏季这里比城区的气温要低个五、六度，夜晚更甚，所以既使是盛夏，晚上睡觉也都要盖被子。正因为如此，每到夏天，总有一些大小领导上这儿来，名为治病，实则疗养避暑。

那时，我最喜欢在晴空万里的时候，找一个视线开阔的石块上坐着，人置身在林海之中，耳廓被阵阵涛声所淹没。放眼远眺，白云在脚下飘浮，蓝天仿佛就在头顶。那云雾缭绕的山下，一幢幢的房子如火柴盒一般大小；大片大片的农田被划成一个个小小的“田”字；嘉陵江水翻着波浪，象一根白亮的丝带，蜿蜒着伸向远方……

每次站在山角，我都会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打动，痴痴呆呆地，恍若自己就是电影《天仙配》里的一个小仙女，站在高高的天庭上，遥望着下面生机盎然的人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惜我不是仙女，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每天在医院里干着最苦、最脏的活儿。

一周的卫生班上完后，接下来的是护理班。每天清晨我在起床号中迅速爬起来，叠被、洗漱，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病房，轻手轻脚地为几个稍重一点的病号打好洗脸水，等早饭来了，再为他们打好早饭，有时还要为他们洗好换下的衣裤，再换来他们几声“谢谢白衣天使！”似玩笑，似真心的称赞。待这一切做完后，再回到战士食堂去吃饭。上班一个月来，我每天就做着这样的“天使”工作，连头针都没摸过一次。就在我因此而沮丧的时候，科里来了一个开阑尾的病人，科主任让我和另一个卫生员放下手中的活儿，去手术室观摩阑尾切除术。

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她下身被一块消毒布遮盖着只露出腹部的手术区，主刀医生戴着医用手套，在无影灯下，用手在病人的腹部一边比划着要切开的部位，一边向我们讲解着。等麻醉起作用后，一刀划下，血液涌出，助手立即用纱布擦去。。。医生一边向病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一边迅速地在腹腔内寻找着盲肠。当那个比我小手指头还稍小的盲肠找到后，立即用刀切除，结扎，再一层一层地将刀口进行缝合。整个过程不到40分钟。 这是我第一次看人开刀，但很平静，一点也不害怕，好象我已看过无数次了。

二十七、“身上穿着破棉袄，向前看，别害臊，前面是光明大道！”

在外科实习了没多久，我便被借到内科了。

那天，我给曲荣丽写了一封信：“。。。告诉你，现在‘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来到了内科。这里的两个卫生员都住院了，急需要人，所以我就被‘急需’过来了。现在我是两幢房子两头跑，还外加一个锅炉房，经常是在病房忙完了，再跑到锅炉房一看，火也快熄了。最恶心的是，还要将用过的、沾了血呀浓呀的棉花、纱布再回收、洗净、晒干，送到消毒室消毒……唉呀呀，刚开始做时，那个恶心劲就甭提了。不过，我觉得人对环境的适应，比想像的要快的多，真的，我现在对此已经麻木，完全无所谓了。你还记得电影中的那句话吗‘身上穿着破棉袄，向前看，别害臊，前面是光明大道！’哈哈，这个时候已显示出它的含义了……”

在我以为这样的忙碌已是一种磨练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

由于我们医院的房产是地方的，尤其是它处在晋云山风景区内，当地政府部门意识到旅游资源的宝贵时，便开始要求归还房产，并在歌乐山批了一块地皮，要我们迁移。就这样，重医开始在歌乐山新建自己的医院。由于经费不足，加之医院停止接收病人后，有大量的人员闲赋，于是院领导提出了“勤俭建院”的口号，这下可就苦了我们，一些辅助建材，比如水泥预制板、隔热板等都由医院自己动手生产。于是，从院领导到医生、护士，再到我们这些士兵，全都轮流上工地劳动。

我是11月初，和一个叫黃俐萍的卫生员一块到歌乐山工地。黄俐萍是十五师黄付师长的女儿，也是在师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不过她当过知青，比我好大几岁，在师部大院时，我们因年龄段上的差异，并未玩到一起。

那天中午汽车把我们一大批人员送到了歌乐山，车子刚开到工地上，我一眼便看到内科的教导员，正和其他一些医生忙着铲沙子。他们的脸都黑黑的，身上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显然这就是劳动服了。衣服上全是白一块、黃一块的泥土，污秽不堪，与建筑工人无异。

我和黃俐萍被编在六班，班里就我们两个女同志，住在一间破平房里。那房子是纯泥土混着野草盖成的，因为年代已久，泥墙黑不溜丘的，墙体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裂缝。那门板已旧的成灰白色了，下面的边角还略微翘起，和电影里旧社会穷人住的房子差不多。

我们草草地收拾了一下，把床搭起来铺好，能睡觉就行了。当兵的没什么东西，就俩字：简单。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是修公路。

一大早，大家带上铁锨、畚箕来到工地上，将路旁一大堆的碎石子均匀地撒到路面上，还要把一些大块的石子用铁锤砸开。那时人多，干部战士都有，大家都抢着干重活儿。

记得有一次，有人在石头堆里抱出一个脸盆般大的石头来，说，谁能把它砸开？一个小伙子上前抡起大锤就砸，可砸了几下，石头上只是多了几个小窝窝。他在手心上唾了几口唾沫，憋足了气，又抡了起来，脸都涨红了，可石头还是只多添了几个小窝窝。这时又上来一个黑瘦黑瘦的小伙子，提了一个更大的铁锤，对着石头左右开弓，可结果依然如故。看他累得呼吃呼吃的样子，大家都劝他，“算了算了，这是块棉石头，砸不开的，扔了算了！”

“不行，今天不砸开它，我就不回去！”小伙子挺犟的，于是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看着他。这回他动了脑筋，铁锤依旧上下飞舞着，但锤头全都落在一个点上，连砸了十几下，嗨，石头裂开了。再铆足劲儿依旧朝这个点猛砸几下，顽石终于被砸碎了，大家发出一阵的欢呼声，连夸小伙子好样的。小伙子一边喘气、擦着汗，一边嘿嘿地笑了。

我在旁边一直观察着，回到宿舍后，将这段情景记在了日记上，最后写道：“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就要象那个小伙子一样，怀着必胜的信念，付出艰苦的努力，就一定会胜利。”那时的我，受争鸣理想主义思想影响，做什么事都讲究信念。其实什么叫信念自己也讲不清楚，但在日记本里，一页一页的却充满了这两个字眼。

二十八、劳累、想家

刚开始劳动时，是修路，后来是集体装车，即将预制场后面的沙子或是碎石子装上卡车。

那时多半是大伙儿排成一路长队，用春箕进行传运，队伍的头在沙堆或石堆上，尾在卡车上。

干活时，畚箕随着众人的双手在车上车下流动着，小伙子们时不时地打闹着，年长一些的医生护士在一旁附合着，姑娘们则在一旁咯咯地笑着。劳动虽然挺累，但比平时在医院里快活许多。

记得有一个副处长，干起活来象是一只猛虎，每次只要他在场，总是要求大家排成两路，而他总是在两路队伍的汇接处，接完这路传来的畚箕，又接那路的，身子不停地转来转去。那时我和几个年轻人就跟在他的身后，比起前面两路中的人，我们付出的体力等于是他们的一倍。畚箕传到最后，我用胳膊已拿不动了，只能将畚箕靠在肚子上借力，衣服的前襟是一片的泥土。

处长他一边干着，还一边喊着，不是“快快快，再来一个高潮！”就是“同志们哪加油干啊，晚上好吃肉包子啊！”或是“小伙子，使大劲，晚上睡个安逸觉，梦里娶个好熄妇！”只要他在场，气氛就非常轻松，劳动的积极性也分外高涨，当然我们付出的体力也是空前的。

头一天这样超负荷地劳动后，第二天醒来，我都爬不起来了，冲着黃俐萍喊道：“好姐姐快救救我吧，我的胳膊酸死了，骨头也散架啦！”黃俐萍也在床上“哎哟，哎哟”地叫着：“好妹妹，你先行行好，把我扶起来，我一定来救你！”

这样干了几天的装车活儿后，我们开始以班为单位做预制板。

男同志做大的、长的预制板，而我和黃俐萍做小的、方方的隔热板。我们每天要做几十块，摞在地上有一人高。做的浑身上下，甚至脸上、头上都是水泥浆，整个人脏兮兮的。那时我们穿的是破烂的旧军装，戴的是破手套，不是露出大拇指，就是露出食指。

记得有一次，山上来了两个地方上的女孩，被人领到工地上见我。她俩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半天，疑惑地问：“你就是陈燕？”

我不认识她们，也挺疑惑，反问：“我是，你们是谁呀？”

她们这才做了自我介绍。原来她们是三建公司的，我家过去的一个老邻居汤叔叔和何阿姨，委托她们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来之前，汤叔叔怕她们不认识我，就拿出我好几张当兵的照片来，于是她们一直以为她们要见的是一位漂亮的小女兵。可眼前的我，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人也因日晒雨淋黑的跟那非洲人差不多，整个儿就象叫花子似的，和照片里那个靓丽的女兵完全是判若二人，难怪她们会疑惑不解。我接过那包食物，和她们寒喧了几句，自嘲地笑个不停。

汤叔叔带来的食物，没过一天就让我和黃俐萍给消灭了，但它引发的想家之情，却袅袅不断。离开爸妈快两年了，每到星期天，黃俐萍回家扔下我一人时，我都会傻傻地猜想着在宁波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爸爸妈妈和哥哥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有一天工地上放电影，三建公司的一位快五十岁的刘师傅和我坐在一起。这个刘师傅曾教过我几天匝钢金的活儿，她人胖胖的，一付慈善的模样，很有耐心，也很善谈。因为电影还没开演，她便和我聊天，说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正在读高中。又说几个孩子在家很热闹，吵的房盖都会掀开。不过两个当哥哥的对妹妹很好，假如妹妹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两个哥哥就会找那人算账，有什么好吃的也会让着妹妹。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的一番话一下子让我想起读书时，我哥哥也是这样在学校保护我的。而现在，我和家人却隔着千山万水，连家门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都不知道。刘师傅还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说着，我却听得隐隐作痛。最后忍不住打断她：“刘师傅不要再说了……”

“啷个耶，哦，你是不是想家了？”她看了看我，慈爱地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象母亲一样地对我，说：“你啷个小就离开大人了，每天还要做这么苦的活路，你爸妈晓得了，该咋个心痛哟！”听她这么一说，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二十九、辛苦着，感悟着，快乐着

那些天，我们天天在预制场做预制板。

初冬的歌乐山已寒气逼人。我们的驻地周围，满山遍野都是一米多高的大石头，很少有树木添绿。到了冬天，寒风呼呼作响，歌乐山上更是早早地显出冬季的料峭。

预制场上有个工作棚，是为了保护预制板不被雨淋而建的，所以只用破旧的油毛毡做了个简易的凉棚，四周无墙，寒风可以毫无阻挡地从四面八方任意穿行。故每遇山风袭来，顶上的油毛毡常常被掀起，拍下，再掀起，再拍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每天上午走进工作棚时，我的手早让寒风吹的僵硬，要经过半个小时的劳作，才慢慢恢复知觉。

我喜欢有太阳的日子，虽说冬日的阳光难以抵挡寒风的刺骨，但至少让人心情愉快。蹲在地上，填上用水泥和着小碎石的水泥石料，然后置入钢筋，再填上水泥石料，经过不断的拍打，表面被提上一层细腻的泥浆后，用刮刀将水泥板平整地抹上几遍。

完成最后的一道工序后，我们手中的“作品”看上去细腻、匀润，经太阳的照射，湿润的水泥板就像是镀了一层金光。每每这时，我便会呆呆地欣赏它一会儿，体会出一种美，一种毫无娇柔造做的平凡的美，这种美，也只有亲自制作过的人才能感受的到。

那时虽然很苦很累，但我每天都是尽力去做好。有一次过党团组织活动时，教导员总结了一个月来的工作，表扬了一些表现突出的同志，这其中就有我。他说我工作积极主动，有上进心，尽管人瘦小，体力弱，但重活累活总是抢着干。

会议结束后，教导员问我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我摇了摇头。他说，应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工地上虽然艰苦，但也是最能考验人的地方。教导员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是的，我已经18岁了，只要表现好，要求进步，就有资格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就交给了我们班的班长。

就在这时，上面通知，说医院里调来一个卫生员，就分在我们班，并且和我、黄俐萍同住一间寝室。当这人进来后，我一看，乐了，哈，这不是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杜丽敏吗？

杜丽敏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她的到来，使我乐天派的性格得以复活。从此我们俩无论做什么都形影不离，走在一起，一个高来一个个矮，挺引人注目的。丽敏口琴吹的不错，而我有一付比一般人略好一点的嗓子，于是劳动之余，她用口琴为我伴奏，我放开喉咙歌唱。那些日子，在我们那一片破烂的泥巴房子里，常常传来一阵阵的歌声……

三十、考试

丽敏来了没几天，我们寝室的三个女孩便接到通知，让我们停止劳动，抓紧时间复习文化课，一周后参加考试，合格者可去军部后勤护校读书。

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提干的机会。七十年代，军队干部犹如现在的公务员一样吃香。不仅待遇好，收入也不错，是地方百姓和部队士兵共同向往的职业。所以能提干，是当时最好的一条出路。

后勤部的护校，文凭为中专，是女兵提干的主要渠道。我们这批兵，都是文革时期的学生，名义上虽然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其实大多名不符实。大家深知这一点，所以平时都花了不少的时间用在复习文化知识上。我那时虽然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关系，但天生对数理化愚钝，一见那些麻麻杂杂的习题，就想睡大觉，平时压根就没怎么看过。所以接到考试的通知后，还真有点懵了。

那些天，我们三人每天复习到深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次决定我们命运的考试，不管成功与否，都会对我们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那时的我，还不可能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当护士，我一直有些不以为然，所以也就没有拼死一战的决心。丽敏和黄俐萍的基础显然都比我好，我之所以也陪着她们一起用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脸面，不想考的比她们差太多，仅此而已。

正式考试开始了，上午考数学、物理，下午考化学、语文。

考场上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七八个考生“哗哗”的翻卷子声，以及负责监考的杨干事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没人交头接耳，也没人敢做弊。我一拿到卷子心就虚了，尤其是物理和化学，有很多题目都不会做，想要及格显然不可能。只有考语文时才找到一点感觉，迅速答完题后，接着写作文。背水一战的我，此时灵感上下飞窜，各种词汇刷刷地往上涌，以致考场巡回的杨干事时不时地走到我身边停顿片刻。后来交卷时，他夸道：“看不出小陈作文写的挺不错啊！”他这么随口一句的表扬，一下子把我懊恼、郁闷的心理给平衡了不少，觉得总算是扳回了一点面子。

考试结束时，刚好赶上周末，大家放下这沉重的包袱后，都想好好地轻松一下。丽敏不由分说地拉着我一块上她家去，说要回去大吃一顿，让她妈好好地犒劳犒劳。

我们搭了个便车，从歌乐山直奔上桥。过去十五师四十四团就驻扎在这里，我爸曾在团部卫生队当队长，我在此和丽敏、荣丽一块从小学二年级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后来我爸和荣丽爸一块调到了师部，我们两家搬到了师部大院，这才离开了上桥。

那天下了车，远远看到昔日居住的44团家属楼就在前面，一别六七年，此时再见分外亲切。这时丽敏眼尖，一下子看到马路对面有个妇女在踽踽行走，她伸手拉着我掉头就往另一条路快步走开。我不解地问她为何要绕道而行，她说，你没看见吗，前面那人就是宁珠她妈！

啊？那个略微勾偻着身子的妇人，就是在自卫还击战中死于枪走火的宋宁珠的妈妈？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由地再侧头望去，从她的背影上看，头发已花白，走路也略显迟缓，这几乎是个老年妇女的身影了，一点儿不象是五十岁不到的中年人！

丽敏告诉我，现在她们这栋楼里当兵的子女回来时，都会悄悄地避开宋宁珠她妈，因为她妈一看见他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就会在家里大哭一场。

听了丽敏这番话，我心里沉甸甸的，小时候和宁珠一起玩耍的情景便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如今我这个昔日的小伙伴回来了，而她却永远地躺在了山岗上。而对她爸妈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送家里唯一的一个独苗苗，这份打击，可想而知！

三十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考试虽然结束了，其实，一走出考场我就知道，没戏。所以当天便给爸妈和战友们写了信，说自己肯定考不上，同时即真实又虚伪地说，当不当护士无所谓。 爸爸很快回信了，他让我继续努力，这次没考上还有下次，反正我还小，还有机会。最后他笔锋一转，说从我信里的字里行间，看出我现在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爸爸说，这是不务正业，并严厉地告诫我：“你这样是很危险的！！！”爸爸的信让我很不安，也让我很郁闷。人在年轻时都有叛逆心，长辈越是指示该这样，当事人越是觉得该那样。我知道爸爸是为了我好，其实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若能考上护校，就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归宿呢？可是我的心在抗拒。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是白天辛苦的劳动，晚上我还是和丽敏搭档着在宿舍里进行我们的“倾情演唱”。现在看来，歌曲在任何年代都是年轻人的最爱。那时社会上刚开始出现流行歌曲，好听一点的歌一出来，立马红遍大江南北。记得我们最拿手的几首歌就是电影《小花》里的“妹妹找哥流花流”，还有“泉水叮咚”、“大海，我的故乡”，苏联歌曲“卡秋莎”，朝鲜歌曲“卖花姑娘”。。。那时的娱乐活动很少，工地上好象也没见谁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所以放开喉咙唱唱歌，也算是一种自娱自乐了。有一天我们正在做预制板，五班班长过来和我们班长商量，说他们人手不够，想借两个人。 班长便派我和丽敏过去帮忙。 五班也是做预制板活的，他们一见是我们俩过来，都乐了。纷纷开我俩的玩笑，这个说，他有个哥哥是中央歌舞团的团长，过几天就会有调令下来把我和丽敏都招了去。那个说，我们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他专门给我们当卖票的。 大家正说笑着干活时，医院新来的陈付院长把我叫了过去，说这次我考护校的成绩不好，但医院觉得我的表现还不错，决定再给我一次补考机会，让我明天就跟着车子回晋云山上复习，然后参加补考，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陈付院长的话，让我本已松弛的心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虽然我对当护士不以为然，但真有一个提干的机会摆在眼前时，我还没傻到无动于衷的地步。 第二天我随车上了晋云山，住进了医院的招待所里。那天晚上我口福不错，刚好赶上医院汇餐。政治处的陶主任一见到我就问：“小陈啊，你知道这次叫你上山来做什么吗？”我道：“知道了，陈院长已告诉我了，让我补考。” “知道了可要好好准备哦，这回每科考不到60分人家是不收的。”又说：“你那篇作文写的很好，评分是最高的。看的出你挺喜欢看小说吧，作文里有些情节描写的不错，很实际。只是其它几门太差了，这次要好好复习，机会不要错过了。” 我和这位陶主任平时几乎没有接触，因为我是卫生员，归属护理部管，而他是政治处的领导，根本和我搭不上边。这次他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复习，别错过机会，我想，肯定是那篇作文让他对我有好感。陶主任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甚至天真地看到了将来转到政治处当干事的一线希望。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医院政治处有个女干事就是由护士转过来的。 医院这次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还特意找了一些复习资料给我。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开恩了。在招待所里，我没日没夜地复习着，只希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在日记里我祈求着：上帝，请帮我抓住这次机会吧，我不想失去它！

三十二、儿行千里恋母情

一个星期很快到了，那天在政治处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一人进行补考，监考的还是杨干事。

打开试卷一看，我心里一阵窃喜，因为有好几道题目在医院给我的复习资料里就有。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谢天谢地！上帝保佑！阿弥托佛！我在心里不分神佛、不论教派地胡乱一通地拜谢。当最后一张考卷上交后，我信心满满地走出了考场。

离吃饭的时间还早，一如过去一样，我又找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下，欣赏起眼前美丽的风景来。山上依然是林木繁荫满目浓绿，哗哗的林声依然不绝于耳，也如我此刻的心情一样。我眺望着天边被云雾时隐时现的山峦，和山下嘉陵江上点点游动的船帆，想象着在高山的绝处，河流的尽头，应该是那既亲切又陌生的宁波了吧。那一刻，我忽然非常非常地想家，非常非常地想见到爸爸妈妈，想告诉他们，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

那一天，刚好是1979年最后的一天。晚上，我坐在被窝里，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过几个小时，整个70年代就要过去了。在这10年里，我从一个儿童成长为一名军人，尤其是在这最后一年里，我最大的成绩就是到了医院后，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多次立下、而从未实现过的诺言-------在工作和学习中，做一个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努力向上的人。”

果然没过几天，上面通知我和丽敏1月9日晚上坐火车去成都护校学习。

9号中午，我和丽敏开始整理行李，这时，丽敏的妈妈来了，给她带来一双棉鞋，一包水果，还有一包花生米。花生米那时候可是个紧俏食品，一般人家只有过年时才能享用，而丽敏妈竟然给她拿来一大包，可见其爱女心切了。而丽敏却不领情，还冲着她妈喊道：“我不要，不要！你看人家那么多东西拿都拿不了，还要让我带这个带那个，我不要带！”

她妈好言劝道：“带上吧，花生米每天生吃一点可以补血，在那里读书学习人肯定要瘦的。平时要多买些水果吃，你每个月用两块钱买日用品就行了，其余的钱都拿去买吃的。我不要你节约，你给我长胖一点就好了。”又对我说，“燕子，你告诉你爸妈没有，还没有？快写信告诉他们，让他们早点高兴。”然后又叮嘱丽敏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

听着她妈的话，我在一旁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要是妈妈在我身边，她一定也会这般千叮咛，万嘱咐的。有诗云，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儿行千里后，才更懂得母亲的慈爱。那一刻，我好羡慕丽敏在当兵后，还能这般地享受着母爱。

晚上，火车终于拖着一声长鸣启程了。这是我第三次由重庆去往成都，从第一次的巡回演出，到第二次的分配到后勤部电话班，再到这第三次的上学读书，每一趟的列车都记载了我逐步成熟的脚步。记得上次我在列车上曾暗暗问过：命运，你为我做了怎样的安排？今天我依然这么问道：命运，请告诉我，你又为我做了怎样的安排？

三十三、护身符和通行证

一别数月，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空八军后勤部大院，又回到了护训队，回到了曾经挂着两个骷髅的教室里。我们医院除了我和丽敏外，还有六七个护士和其他几个卫生员，而成都医院来的人数大约是我们的二倍，再加上空军疗养院的，飞行部队的、各个飞机场站的等等，共有七八十人。我们这个区队的正式名称为第三期护士培训班，和那些七八级、七九级通过高考招来的学员是有区别的，用我们区队长的话来说，我们这批学员都是医院的护理骨干，护士是回笼学习，卫生员是理论培训。

其实私下里大家都知道，那些护士是来拿文凭的，以保障在大裁军的潮流中有一个护身符；而我们则是为了拿一张提干的通行证。

那个年代，部队医院长期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既卫生员和护士的工作是不分彼此的，大家都是轮着做三班倒，而且有些卫生员的护理技术比一些护士还精湛。这是因为护理人员一直人手不够，各个医院不得不让卫生员来补这个缺，因此这些卫生员们除了缺少一个护士头衔外，工作上大家没有任何的区别。过去到了一定的年限后，这些有经验的卫生员便会被提拔为护士。但自从78年（大约）军委下令，战士必须通过军校出来才能提干后，医院里大量有经验的卫生员因文化程度的缘故而复员了，而从地方上招收的学员还在军校读书，一时各个医院都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象我们这样的护士培训班便应运而生，即为部队留住了护理人才，又提高了文化素质，所以那时各大军区都有这类的学习班。当然，领导们也可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子女通过这样的培训班而提干。

报到时我才发现，我许多的老朋友都参加了这次学习，象宣传队的付琼，李琴，还有原后勤部电话班的小郭，小史，以及原来我家住在44团时的几个小伙伴，都在这里相遇了，大伙儿一见面又打又闹的，分外的亲热。

到了护训队的第一个星期日，我正趴在桌上给爸妈写信，听得“笃笃”两声敲门，我喊道：“请进！”门开了，外面笑吟吟地站着一个穿着西装的老百姓，我愣了愣，随即大叫一声：“少红！”一下子迎了上去，笑道：“你怎么穿了这么一身啊，我都认不出来了！”

少红是为了方便才穿成这样，因为她是和争鸣一块来的，不过，争鸣没敢到我们这个女儿国现身，在大门外等着。待我办好了请假手续，和少红一块走出了后勤大院后，才见他从马路的对面走过来。他俩都说我长高了，我说，都快十九岁了，怎么可能再长个儿呢，是长老了！

记得小时候看着十八、九岁的人，总觉得那是挺大的大人了，而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时，又觉得不光是大人了 ，甚至觉得内心已苍老的看穿了一切。那时的我，总是不自觉时留露天真，自觉时假装成熟。

我们三人在公园里找到一个石圆桌坐了下来，争鸣那会儿正在准备参加文科高考，对作文很有感触。他拿着复习资料现买现卖地给我和少红讲解着写作上的一些要令和技巧，这既梳理了他的感悟，也增加了记忆，还让我们俩长了见识。那时我好羡慕他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系统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象我，拿着专业课本总是很抵触，总觉得这是为父母在学习似的。

不久我们区队正式上课了，最先学的是医化，我的化学基础本来就差，这会儿拿着课本更象是在读天书，听老师讲课也象是坐飞机，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我那时的日记里，充满了对这种背离自己心愿的学习的厌恶，有时甚至会想，我可不可以不学医啊?

三十四、队长扮公鸡

　　

爸爸得知我已在护校读书了，非常高兴。他盼着我将来能把他几十年收藏的医书全都掏空，并说，等我放暑假回家时，我看中哪本他就送我哪本，绝不心痛。爸爸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卫生战士，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那么多年来，那些逐渐累积起来有几大箱的书籍一直伴随着他南征北战，不管当时行军打仗有多艰难，他宁可扔掉生活用品，也绝不肯舍弃一本书，因此那些书便被我妈称之为我爸的“命根子”。而今面对他这般的慷慨，真让我无比的惭愧。为了爸爸，我唯有潜下心来努力学习，才能回报他殷切希望的万分之一。

待上专业课后，与数理化没有多少关联了，我的成绩总算是跟了上去，学习起来也没那么大的抵触情绪了。

和其它学校一样，教师一向都是学生议论的对象。在护训队那么多位教员中，亲自担任《神经学》教学的护训队队长最受学员们的推崇。我忘了队长姓什么了，只记得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人长的胖胖的，圆圆的脸上架了一副眼镜，颇象电影《小兵张嘎》里的翻译官。他讲课时很少照本宣科，比喻总是很恰当、生动。比如讲人体神经的传导路时，他说：“上运动细胞来自大脑的中央前回，这就是上级单位的特派员，统管着下运动细胞。人在正常的时候，一切运动细胞都要受到上运动细胞的管制，没有它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但若它受到了损伤，那么最高司令就成了脊髓了，这下子轮到它神气了，于是肝精火旺地拼命表现它的激动、兴奋，就象是一只亢奋的、正在打鸣的公鸡，肌肉都是硬梆梆的，临床上称为‘硬瘫’。。。”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学着公鸡打鸣时僵硬的样子，引的学员们哄堂大笑。就那么几句趣味横生的话语，把原本很抽象的神经传导原理，非常形象地解说清楚了。因为课堂上气氛好，几乎没有学员在上他的课时开小差。因此他教的课，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很理想。

读书时能遇到这样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这实在是学生的福份。现在有人说读书主要靠自己的天资，与老师的教学能力关系不大。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觉得一个老师是否具有这种能将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具体的东西形象化的能力，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着很关健的作用。因为任何一种能让人持之以恒地去钻研的东西，其动力主要还是来自他对这个东西的兴趣。而老师便是开启这扇兴趣大门的引路人。

三十五、晴天霹雳

五月份的一天中午，少红到护训队来看我，我依然是在教室里接待的她。

她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19岁的生日，说是准备让我到争鸣一个姓钱的朋友家过。这位姓钱的朋友我从未见过，只是聊天时常听他俩提起，现在冷不丁地说把我的生日安排在他家，我觉得很突然，也觉得不妥。但少红却拿定了主意，说，他家就他和他老婆，再说是争鸣的哥们，人挺好的，没什么不妥。“到时我们多买些吃的，好好地聚聚，给你过个热热闹闹的生日。”

少红是个喜欢张罗的人，在部队的那几年，每到五月份，她便早早地开始筹划，哪怕有时我们根本无法聚在一起，她也会在信里或是电话里提一提我过生日的事，让我在那个特殊的一天里，感受到她对我的关爱和体贴。

说完我的生日后，她又和我谈起她和争鸣的事，说他俩现在感情很好，争鸣已开玩笑地向她提出想早点结婚。他说谈恋爱太影响学习了，人拿着书本，心却痴痴地想着对方，一个字也看不进。“每当我们讲起这个，都会说快快告诉燕子，让她别早早地恋爱，它太耽误事啦！”少红道。

其实看他们谈恋爱，我挺羡慕的，也幻想过要是有个白马王子能够爱上自己，宠着自己那该多好。不过，那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这毕竟是在部队里，当时我和周围的女兵一样，几乎与男同志连握手都不曾有过。象少红、争鸣公开成一对的，应该说只是个别现象。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感激部队的，就是在我最敏感的青春期里，周围不象地方上那样有那么多出双入对的情侣，来刺激你的感官，让你急吼吼地也想早早地加入到那个队伍中去。

部队严格的管理，让我很平稳地度过了那个极易燥动的年龄。那时我最渴望的不是异性，而是家。很想回家看一看，尤其是在我受了委曲时，就特别想念爸爸妈妈，有时甚至会蒙着被子偷偷地流泪。

自打我上了护校，就开始在算日子，盼时间快快过去，暑假好早早到来，我甚至已给正在杭州读书的哥哥写信，和他约好，等我到了杭州后，游完西湖再一起回家，到家后和爸妈一起，再看看我从未见过的大海。。。每次一想到这些，我便会没来由地兴奋起来。哦，想想吧，那是35天的假期啊，比起士兵15天的探亲假，多了不止一倍！

可以说，那时人人都有着各自的打算，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大家憧憬着美好的暑假时，命运竟悄悄地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

1980年5月21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下午本来是《病理学》，但队里却把第二天的政治课提上来了。一位新来的车付教导员在台上给三期学员讲述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最后两个小时安排各班讨论：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你该怎么办？

正讨论时，上面通知各班班长到队部开会。班长走后，大家便开始闲址。我说再过一个多就要放暑假了，我已和哥哥约好，到杭州好好玩玩。正说着，班长回来了，她阴沉着脸，道：“你还想35天的暑假？算了吧，还是过你15天的探亲假吧！”

“探亲假？为啥？就算过探亲假，那也要等35天暑假后吧。”我争辩道，心里暗暗奇怪，班长这是怎么了。班长懒得理我，坐在一边心事重重地想着什么，也不管我们都讨论了些啥。

讨论完后，我端着脸盆到外面的水池边洗衣服，忽听室内象是炸了锅，有人开始骂骂咧咧的吼道，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惊，心想出什么事了，便快快洗好衣服回宿舍。因为班长和我同住一间宿舍，所以里面已坐满了人。只见已有两个人在哭鼻子，还有几个在愤愤不平，只说我们护训三期队要解散了，不让再办下去了。

解散了？不办了？才学了一半的时间，为何要解散？我愕然，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为什么呀？”

“不知道。明天队里开会自有领导会说明的。”班长懒懒道。

怎么会这样啊！从基层部队来的首先觉得丢人，当初来时多风光，多让人羡慕，可现在才学了一半，就让人给退回去了，这如何说的清楚呢。

我忽然觉得事情近乎于荒唐，竟忍不住地想大笑一下。真的，我那时不知为什么袖经病似的很想笑。可是别人在哭，我却笑，这与气氛太不协调了，于是我赶紧溜到对面的宿舍。这边的人倒显得很平静，正谈论着复员后在地方上可以算几级工，能拿多少工资。她们倒是掉头快，立马想到要复员了。

晚上后勤大院放电影，三期学员几乎没人去，长长的一条走廊全是乱哄哄的声音，打电话的打电话，哭鼻子的哭鼻子，骂人的骂人，个别人甚至乒乒乓乓地摔东西，嘈嘈杂杂地象是世界末日到了。

三十六、当头一棒后的旋晕

这是一个烦燥的夜晚。

先是打电话的人排起了长队，轮到我时，我赶紧给少红去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们解散了，我要离开成都回重医。她听了惊呆了，说，你的生日怎么办？她还惦记着生日。我只有苦笑，说，生日怎么过都是过，这个生日恐怕过的很难忘。

晚上十一点过了，有几个宿舍还在吵闹，区队长过来干涉了好几回，但没人理会；她让她们开门，回答她的却是里面更响亮的摔东西声。

而我们宿舍却很安静，除了叹息我们当兵时在新兵连几经磨难，现在读书又惨糟退回外，大伙儿便没什么话了，只是谁也没睡安稳，都辗转反侧的。

第二天队里召集护训三期学员开会，后勤部的王付政委亲自给大家解释这次解散的原委。说是军委有令，认为我们这类学习班不是正式的学习班，当初参加考试也没有进入正规的渠道，所以上面不予以承认。他还说，其实军里也不愿意解散，跟上面顶了很久，但最近兰空的解散了，其它好几个军也正在解散，八军顶不住，才专门召开军党委会，也决定解散。

领导讲完话后，队里要求我们开班务会表态：如何经受考验。

这是我们在护校开的最后一个班务会，大家除了发发牢骚，还能说什么呢，都说已经学了半年、上了一半的课程，现在突然说解散，接受不了。但接受不了也得接受，上面已经对我们表示了遗憾，我们现在除了还已愤慨之外，又能怎样呢。谁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会儿我们只是它的奴隶，根本就无力抗争，只能任其摆布。

第二天附近单位的开始派车来接本单位的人回去。空军疗养院的车最先到达，但那几个学员不肯走，连背包都没打，又哭又闹的，让接人的干部很为难，几近求饶地说，你们不要哭了行不行，有什么话回去好好讲行不行。

队里一看也觉得这样做不妥，于是又开会做工作，再三要求大家放下思想包袱，说想读书是好事，每年护校都有招生名额，只要大家回去好好复习，学校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云云。

中午食堂还专门给三期学员汇餐，我们称这是散伙餐，让大家吃了好早点滚蛋。

下午陆续又有几个单位的大卡车停在了宿舍楼的门口。没办法，只能走了，再哭再闹也无济于事，这是一段谁也阻止不了的行程。

在车前，将行李搬上后，大家开始告别。毕竟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了近半年，彼此都有了感情，尤其是因为这样的分别，本来就令人沮丧，于是要走的和暂时未走的，几十个女孩子先是在车下抱头痛哭，上车后，车上的对车下的人泣不成声地喊道，谁谁，再见了！车下的则语不成句地哭道，再见，呜呜呜，别忘了来信。那场面令人伤感。

自从知道我们要解散起，我的感觉一直处在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先是觉得荒唐可笑，继之麻木地看着别人在强烈地表现激愤或悲哀，而我象是游离于一出真假难辩的戏剧中一样，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很不真实。我不知道自己是懵了，还是过于的迟钝，那两天的日记，也只是机械地记录着别人的言行，几乎找不到一点自己的感情色彩。直到分手时刻的来临，一个要好的同伴眼泪汪汪地对我说：“燕子，我走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那时我才象是大梦方醒一般，心里一阵剧烈地酸痛，忍不住抱住对方哇哇地大哭起来。。。

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是怎么离开成都的，那几天我没写日记，一个字都没有写。直到6月2日才记录了半页纸，说我回到歌乐山后，医务处按排我和丽敏还有另几个卫生员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这年护校的正式招生考试。我拒绝了，我再也不想参加这样的考试，甚至再也不愿意看到白大褂了。

心恢意懒的我，开始顶着烈日，又上工地劳动了。。。

三十七、消沉与思辩同行

　　六月的歌乐山，在烈日的照耀下，树木愈加显得稀疏；满目的大石头，在天空那巨大的火舌的添噬中，冒着透明的焰气。走出室外，若鞋底稍薄一点，都能感受到地皮的灼热。

就在重庆这所闻名暇耳、夏季气温几乎都在37-40度的的火炉里，我们戴着一顶破草帽依然在露天的工地上劳动着。不过为了避免发生中暑现象，医院规定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休息。

我又回到了工地上的六班，依然做着以前的工作，有时做预制板，有时砸钢金，有时铺路。。。只是我再也没有去年年底时的干劲了，总是班长拨一拨，才动一动，整天懒洋洋的，一点儿也不主动。在劳动中，我发现现在的工地上，已很难见到医生护士的身影了，他们要么去进修，要么去别的医院帮忙，而那些行政干部也大多坐在办公室里，只有少数几个干部带着我们这些士兵们穿着破烂、肮脏的劳动服，顶着炎炎的烈日，象劳改犯一样做着苦力。这怎么不让我那刚刚受挫的心充满怨气，而牢骚满腹呢。

这天，我们班干的活儿是粉碎石头。那个发出隆隆声响的粉碎机张着巨大的嘴巴，将一块块的大石头吞下肚去，等粉碎后，又从后面自动倒出去，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将大卡车上卸下来的石块倒进去喂它。看着它不停地工作，我觉得它吞噬的不仅仅是石头，更象是将我全部的力气，和所有的热情都一并吞噬进去了。

休息时，我坐在一个还在转运着的水泥搅拌机下的阴影下，随手把它关了。负责开机器的人叫了起来：“哎，别关，这些水泥、碎石不搅拌好，一会儿别人拿什么做预制板啊。”

我道：“它也累了，休息一下！”听我这么一说，他扑哧一笑：“嘿，它需要啥休息啊，它又不会累的。”

“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累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掌握着它的命运呢，既然开开停停都由着你，就应该合理地使用它。对它友善一点，它才会少出故障。”那时的我，行为虽然很消沉，但内心却比过去更能思辩，任何一样细小的东西都能让我浮想联篇。因为内心郁闷，我很自然地将工地里所有运转的机器，都化拟成我们这些成天闷头干活的士兵。

其实那时我的心灰意冷并不仅仅是为了退学，因为从开始复习到培训解散，与其说是我在学习，还不如说是我在为父亲而学习。现在不用学了，应该说正合我意。但回来后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来，总感觉自己被戏弄了。回想起来，原本好好地在学校读书，忽然给你一个当兵的机会，让你开开心心地到了新兵连，却总也不给你分配；几经磨难，好容易正式成为了军人，若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年服役期也就算了，偏又给你一个入学的机会，给你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然后在你读了一半时又莫明其妙的解散了。这就是命运吗？先给你一点甜头，看你乐颠乐颠地接受了，然后再当头敲你一棒，打得你找不着北。而等你清醒后，迎接你的，没有抚慰，却是这种沉重的劳动！那时的我，不可能不无精打采，不可能不心灰意懒。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有一天，我在图书室里随手借了一本《中国青年》，这是那个年代里最畅销的一本杂志。我在里面翻到了一篇名叫潘晓的女青年的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她在信中真实地述说了她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并大胆地质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她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这封信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共鸣，我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感到自己的心快要在胸堂里爆炸了。要知道那时的报刊杂志全都是一些说教式的、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文章，在1980年能看到这样一篇对过去说教式教育的控诉，坦露内心真实痛苦的文字，绝对具有石破惊天的效应。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不正是压抑在我内心深处、欲仰天追问的呐喊吗？

潘晓的来信，在全国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许多的报纸都纷纷做了转载，并刊登了许多的评论文章，一时间，潘晓成为了人生探索的代名词。那时的我，密切地关注着每一期《中国青年》对此信的讨论，内心也跟着杂志上的讨论而跳动着，激荡着。可以说，潘晓的这封信唤醒了我更深的个人意识，它让我激动，让我震撼，它是继我认识刘争鸣后的又一个飞跃式的启蒙。。。

三十八、小说，原来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为天气炎热，每天只需出半天工，所以我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在这期间，我成了医院阅览室的常客，不是借杂志，便是借小说，就是不借医药书。

已下定决心与护士告别，所以我不再勉强自己学数理化、学护理知识了。我象是挣脱了某种束缚，空闲时捧着小说杂志，不再一边阅读，一边自责了。能全身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一种多大的快乐啊！那段时间，我读了许多中外名著，象《简爱》和《围城》，读完后不过瘾，还特意进城从书店里买了回来。大师们描写的一个个故事，让我如痴如醉。

就在我沉浸于这种读书的快乐时，有一天接到弟弟的来信，他告诉我说爸爸生病住院了，人很消瘦，妈妈每天在医院里操劳。

弟弟的来信让我不安，我立即拿着信去找教导员，要求探亲。那时部队规定，满三年服役期后，便有15天的探亲假。

医院很快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在一个大热天，我下山了。那时正好争鸣也在休探亲假，他家就在解放碑，而我正好要去城里赶火车，于是给他爸爸的单位去电话，告诉他我要进城来。

下了车，争鸣早在车站等着我了，一番上坡下坎后很快到了他家，他爸妈和两个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

争鸣家我不是头一次来，和他家里人都很熟悉，他们全家人也挺喜欢我。记得有一次，争鸣的大妹妹江丽还特意打电话骗我，说他哥哥和少红都回来了，让我赶紧请假上她家来。等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她家，在几间屋里窜来窜去都不找到争鸣和少红的影子时，他们见我那懵头懵脑的样子，全都笑了，说不这样骗我，我是不会下山的。而他们骗我过来，其实就是让我这远离父母的孩子大吃一餐。几十年过去的今天，再翻开当时的日记，我心里依然暖暖的。

那天晚饭后，我在他家放杂志的地方发现一个本子，随手一翻，竟是争鸣写的一篇小说的草稿，题目叫“献上一朵美丽的花”。小说并不长，也就万把字吧，是以对越还击战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战士在前线如何英勇作战，最后光荣牺牲了，以及他那位在同一部队里当卫生员的女朋友，面对这巨大的痛苦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

文中对爱情的描写并不多，前半部分主要是写男主人公在前线面对硝烟，面对炮火，面对敌军时的内心世界和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后半部分则是写女主人公的悲痛和隐忍，结尾时写她手捧一大束的红玫瑰，献到他的墓碑前，含泪喃喃道，我一直渴望你能送我一朵红玫瑰，只需一朵就行。可相聚时你总是说能摘到花儿时请不到假，而能请到假时却又找不到花。今天我来看你，给你带来一束我多么渴望能从你手里得到、但永远也无法得到的红玫瑰……

这个结尾让我鼻子发酸。我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人物其实就是争鸣和少红。因为对小说主人公的熟悉，尤其是这”请献上一朵美丽的花”的小说标题，就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记得争鸣在云南前线给我的信件中，多次提到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插曲“啊，朋友再见”，说谁胜利了谁英雄，谁要是牺牲了，请别忘了献上一朵美丽的花。他把这话理解那么深刻，以致竟拿它作为小说的标题。

这是我第一次看自己身边的人写小说，感觉非常的亲切。那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情节，都给我莫大的触动。它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十九、久别重逢时

告别了争鸣一家后，我踏上了探亲的列车上。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长途旅行，而且走之前没有通知家里的任何人，我要给他们一个意外，一个惊喜。

列车在飞速地行驶着，我的心也在激切地飞扬。一是担忧父亲的病情，不知是否严重，二是想看看宁波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三呢，便是一直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我，想趁着这次探亲好好地领略一番大海的风情。

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两夜后，我终于到了杭州。下了火车我便给正在杭州公安干校读书的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哥哥听说我现在已在杭州火车站了，非常的惊讶，连声叫我千万别走开，他马上过来。

几年没见面，哥哥除了看上去胖了一点外，还是老样子。他带我去了他们学校，并把我安顿在一个女同学的宿舍里。

公安干校是个男生占绝大多数的大专院校，诺大的一个校园里，平时女生就不多见，现在冷不丁地来了一个穿军装的女兵，还是挺新鲜的。当我和哥哥一块在学校食堂吃饭时，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目光。晚上在大厅里看电视时，我更是受到了公主般的款待。哥哥的同学们，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一见我和哥哥走进来，都非常友好地把坐位让给我，还请我吃零食。

第二天哥哥陪我上西湖玩了一天，然后向 学校请假送我到宁波来。

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里了。我们家住在一幢居民楼的四楼里，每套房子都是两居室，外加厨卫，虽然还不足50平米，但在1980年，有自己独立厨卫的住房，这已算是很难得了。

哥哥打开房门，家里没人。我新奇地上这间屋看看，到那间屋瞧瞧，家具还是从重庆带回来的老家具，但又新添了几样，让我感觉既新鲜又熟悉。我放下旅行包后，便和哥哥一块去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爸爸。

医院离家不远，没几步路便走到了。因为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回来了，所以到了爸爸的病房后，一向稳重的哥哥忍不住也想调皮一下，他让我先在门口外面等着，待他进去后，叫我后再戏剧性地出现在爸爸的面前。

于是站在门外的我，听见病房里传来爸爸高兴的声音：“呀，你来了，考试考完了？现在不是还没放暑假吗？来来来，坐这儿。”哥哥只是憨憨地笑着，似乎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已整整两年没听到爸爸那带着山东味的普通话了，现在猛一听见，我是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哥哥先前的嘱咐，一下子冲了进去，喊了声：“爸！”同时眼泪哗地一下子流了下来。 这是我时至今日，唯一一次，见到久别的亲人时流下的激动的泪水。过去常在小说中、影视剧里看到，而自己亲身体验，就这么一次。它让我知道，流下这样的眼泪时，内心激荡着多么巨大的幸福感啊。

听到我这么一叫，爸爸一下子惊呆了，他眼睛瞪的大大的，不相信地看着我，半天才提高了嗓门叫道：“啊，你怎么也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然后兴奋地向其他病友介绍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女儿，在重庆当兵，现在来看我了！”

爸爸人真的瘦了许多，过去圆圆的脸变长了，而且没有一点肉。因为消瘦，眼睛显得比过去大了许多，眼球都突出了。我问他得的什么病，爸爸说是甲亢，外加萎缩性胃炎，不过现在已好多了。

看到平时不在家的儿子女儿都回来了，爸爸非常地兴奋，他执意要和我们一块回家去。

到家后不久，还在读初中的弟弟也放学回来了。两年不见，弟弟已高出我一头来，让我都快不认识了。不一会儿，外面的楼梯里响起了熟悉的“踏、踏、踏”的脚步声，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妈妈回来了。

爸爸叫我躲起来，等一会再出来。可我怎么忍的住呢，早就等不及地开门站在门口边，听着妈妈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地响着，就象是踏在我激动的心口上。当脚步声终于走到四楼的转弯处时，妈妈拎着一个布口袋出现了，一脸平静地准备向上再迈楼梯，见状，我忍不住大叫一声“妈！”妈妈抬头一看，她表情和爸爸刚开始一样，先是不相信，片刻后竟然一下子跳了起来，年近50岁的妈妈竟会在看清楚是我站在她面前时，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然后大笑道：“啊，燕子来了，是燕子回来了！”看着妈妈那惊喜的样子，那一刻，我真的好快乐，好幸福！

四十、丑陋的大海

因为考试在既，所以哥哥第二天就回杭州去了，而我在家里的主要工作便是每天到医院给爸爸送饭，陪他说说话。

我向爸爸汇报了我们这一期培训班解散的过程，这种事情谁也挽回不了，爸爸对此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我早点复员回宁波来。

爸爸身体好些后，便带我去海边看海。

海边离我家大约有四五里路。那天我们父女俩撑了把阳伞慢慢地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海滩上。

海滩上正进行着围海造地工程，大片大片的海滩远远地被一道石头砌成的大堤将大海隔了开来，海堤内，有的已被碎石塘渣填成了陆地，有的还象是一片沼泽，一车车的碎石烂泥正运往该处，一群民工围着大卡车忙着卸货。

爸爸指着不远处的招宝山说，过去大海就在这山脚下，可现在呢，经过几年的围垦，这山离大海已有好几里路远了。我回头望了望，招宝山下有许多建筑正拔地而起，公路线也已纵横贯通。想想这里过去曾是一片汪洋，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终于蹬上了海堤，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阳光下，天海连成了一线，宽阔的海面上，一艘艘的大船小舟时不时地从眼前驶过，拖着一声长长的汽笛，然后渐渐远去、消失。

说实话，站在海堤上，我很失望，因为这里的大海不是蔚蓝色的，而象黃河一样，是一片黄黄的烂泥水。这和我在画报上、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干干净净的蓝色大海的反差太大了！我很难接受这么混浊的大海！

海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不解地问爸爸。爸爸告诉我，这儿的海岸是海涂，海涂本来就和烂泥巴差不多，海水自然就象是黃泥巴水了。而青岛大连那儿的海水清澈湛蓝，是因为地质结构和这儿不同，因为那里的海岸是沙滩，当然看上去比海涂清爽多了。

爸爸说，别看这里的大海不好看，但这海涂可是个宝贝，因为海涂里生长着泥螺、海瓜子、蛏子等海产品，这是那些沙滩地里没有的。

尽管爸爸说了许多海涂的好话，但还是难以换回我对它的喜欢。那天我在日记里写到：“万没想到，我第一次看到的大海，是那么的丑陋，浑浊的如黃河水；第一次踏上的海岸线，居然是一片的烂泥巴。为何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人在见到它的刹那间便喜欢上，而丑陋东西尽管丑的那么有价值，却一时难以让人接受。”

四十一、一扇门关了，另一扇门便开了

半个月的探亲很快结束了。

七月中旬，我又回到了医院，回到了工地上，一切又恢复到过去那按部就班的程序上。工地上参加劳动的依然是一帮士兵。士兵们的待遇依然很低，就连每天发给我们的两支冰棍，领导还在会上专门提起，说这已是额外的开支，按规定，每天每人只有一支。

他的本意可能是让我们对这额外的开支心存感谢，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话音刚落，下面便传来许多翁翁的抗议声。

最让我们意难平的是入党问题。有一天，有个湖北兵坐在地上，见我正忙活着用刮刀在水泥板上抹着，便道：“这么积极干吗，现在入党也有指标了，一年才两个，鬼知道能轮到谁呢。”

入党还要指标？我从没听说过，也不信，便撇着嘴说，“指标你个大头鬼！”

“我骗你做什么!”他提高了嗓门，又道：“你探亲时上面有过文件，说地方上反映，当兵的复员回来，个个都是党员，有的党员回来没多久就和别人打架斗殴，耍流氓，还被抓到派出所。地方上有意见，说他们入党很严格，而部队太容易，所以现在上面要控制了。”他拿一根木棍在水泥料上不停地戳着，愤愤不平说：“这年头啥子都要有指标，入党有指标，吃冰糕有指标，搞不好，过几天连放屁也要有指标了！”

工地上没入党的士兵起码有二十几个，而且有几个农村兵特别能吃苦，看来要在工地上入党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说我不想入党那是假话，但要让我为了入党而假积极，我也做不来。其实从护校退学回来，当发现干部们都躲清闲去了，我便对现在的劳动牢骚满腹，总是怀念去年院长亲自带着干部战士一起忘我劳动时的场景。有时翻翻去年写的日记，真吃惊自己那会儿竟有如此的吃苦精神。

虽然在工地上我已没有了去年的热情，但空余时间我却不再消沉，而是学着争鸣的样子，开始写小说了。写一个女兵，当兵几年，没在一个地方安安生生地待过一年，我写她在这种颠沛流离中如何与命运抗争。很明显，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我那时只想把自己所有的怨气通过小说发泄出来。

第一次写小说，才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过去看别人的作品时，不是嫌这段太假，就是那段罗索，现在自己动笔了，没写几段就一筹莫展，情节怎么也推进不下去，写写停停，象挤牙膏似的，最后终于难受地扔笔不干啦！

不过，小说虽然不写了，但发现自己的阅读鉴赏力却提高了不少，再拿到一本小说后，就不光是看故事了，有意无意中，还要看里面的人物是如何塑造的，情节是怎样安排的，语言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等等。

有一天我又看了一遍《简爱》，再一次被书中的女主人公追求自尊、自重、自立、自强的精神所打动。“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读到这里，不由地联想到自己。是的，我们只是士兵，地位低微，但我们和那些干部一样有自尊，有情感。当我们被粗暴地退学时，我们需要抚慰，当我们在烈日下挥汗劳作时，我们需要尊重。我们不是苦役工，不是劳改犯，我们的付出绝不是一根冰棍就能换来的！激动中，我又拾起了那篇没有写完的小说，觉得自己就象简爱一样，需要对着不平等的社会大声地喊出来。

那天夜里，整个歌乐山都沉睡了，伴随我的只有刷刷的写字声。当天边出现第一缕曙光时，我的第一篇习作《她》也脱稿了。

我终于写出一篇小说了，终于用文字把我想说的话，通过人物说出来了，终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了！坐在桌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桌上的一面圆镜子里，也真真切切地映着一个女孩子绯红的面颊。那时的我好想唱歌，好想跳舞，好想大喊一声，我也会写小说了！

终于挨到出工的时间，我把稿子带在身上，一到工地，便迫不及待地将稿子交给那个湖北兵，让他看看，然后告诉我读后感。我一边在预制板的木框里上和着水泥料，一边时不时地瞥他一眼，观察着他的表情。没多久他便看完了，我急切地问他写的好不好？那时候我真觉得这篇是自己看过的小说里，写的最棒的了，所以急于想得到别人的旁证。

他道：“那些当官的就是不把我们当人看，是得好好写写。”

“写的怎么样，哪些地方还要修改？”我故做谦虚，等着他的赞美。

他嘿嘿笑道：“全部都得改。说了你别不高兴，这也只有我会看，要别人，怕是一页纸也看不下去。”

啊？！竟然烂的让人看不下去？！我呆住了，象是冷不丁地被人从头到脚猛地浇了一盆水，表情非常尴尬。见我如此，他又安慰道：“我是乱说的啦，你应该给李明李干事看看，他的笔头不错，让他好好指点一下，说不定一篇名著就出来了。”

我从尴尬中回过神来，呸了他一口，便把稿子收了起来。一个上午我都在边干活边想，我是该找个有学问的人看看，但找李干事行吗？因为我和他接触很少，而且他看上去挺高傲的，说不定理都不理我，那岂不是自找没趣？

四十二、看稿

我不敢贸贸然去找李干事，要是他也象湖北兵一样地笑话我，我可就无地自容了。

回到宿舍后，我就趴在桌上改稿子，待自己横看竖看都找不毛病后，便拿着它先去找医院里的文书。文书是个文静、持重，也肯帮助别人的与我同年入伍的女兵。我想我就是写的再差，她也不会笑话我的。

文书知道我的来意后，很意外。因为一直以来，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年龄比她小一截，成天就知道嘻嘻哈哈、不太懂事的傻丫头，所以当我找上门来，说自己写了一篇小说，请她提意见时，她有种大跌眼镜的感觉。

她仔细地看完稿子后，非常感慨。不是感慨我写的东西，而是感慨我的行为。她先夸我竟然能够动笔去写，这种举动让她觉得很了不起，然后又说稿子从整体上看还行，但觉得平了点，起伏不大，缺少吸引力。她到底比那湖北兵厉害，湖北兵只知道写的不好，但不知道为何不好，而她却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经她这么一说，我自己再看，觉得写的确实挺烂，简直就是一篇小学生作文。我拿回宿舍，按照我们商讨的思路又改了几稿，加了一些情节后，再给她看时，她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这时，我觉得可以去找李干事了。

那天下午午休后，我拿着新改的稿子急急忙忙去政治处找李干事，结果他不在，我只好怏怏返回。

傍晚，文书陪我一块去宿舍找他。李干事住在五楼，上楼梯时，我怀里象是揣了个小兔子似的一阵一阵地不安，老是想着一会儿李干事会问我些什么，我又该如何回答。

谁知他又不在，和他住一块的电影组长说他打球去了，让我们先看看报纸杂志，估计他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听电影组长这么一说，我一路提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和文书坐下来翻画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叮叮铛铛的钥匙开门声，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进来的果然是李干事。我对他说我一直在等他，他“哦”了一声，毫无表情地问我说是不是找他看稿子。显然下午已有人告诉他了。我点点头，并把稿子递给他。因为早听人说他挺傲的，所以一向对人挺随和的我，在他面前也很拘谨，怯生生的。他接过稿子又随手放在桌上，倒拿起一张报纸专心致致地看了起来。我有些尴尬，但也只能在一旁装模做样地翻画报，并时不时地用眼角往他那边扫着。看到稿子受冷落，就象是自己在坐冷板凳，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终于，他看完报纸拿起了那叠稿子，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只见他一页一页地翻完后，又从头到尾地再看了一遍，然后才抬起头来问我：“你这小说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写作之前是什么想法支配你的？你想表现的是什么？”

我一下子噎住了，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想表现的是什么呢？我皱着眉头开始搜肠刮肚，觉得写作之前有好多、好多的念头在支配着我，可究竟是什么念头，一时三刻又觉得难以诉说。我支支悟悟说了几句，云里雾里的很不着调。他又问我多大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19岁了，那样子就象是做了错事的孩子。

他忽然感慨起来：“19岁，不简单啊。”他又问：“去年年底考护校时，补考的那个卫生员是不是你？我好象听杨干事说起，有个卫生员作文写的不错。”我点头道，“是我，我也只是作文写的稍好点，那次考试考的很丢人。这篇东西其实也是改过好几稿后，才敢拿来让你过目的，否则也很丢人。”

他忽然笑了起来，说你这小丫头还知道谦虚啊。然后他开始给我进行点评了，说小说不够紧奏，语言也不够精炼，相对来说，还是人物有点个性，也有些思想性。最后他又说稿子先放在他这里，他想仔细地看看，然后再一段一段地推敲推敲。

这时候的李干事象是换了一个人似的，看起来非常的和霭可亲，我也随即恢复了原先的活泼样，甚至和文书一道开起他的玩笑来。后来文书问起年底的复员情况，她到底二十多岁了，既然提不了干，自然想早点回去。我说我也想复员，李干事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才19岁也想复员？她年龄大了倒情有可原，你回去做什么呢，在地方上无非自由点，但要想学点东西，还是在部队上，否则这篇，你能写出来吗？”

这话倒是真的，可是我留在部队里又能怎么样呢，考不上学，就提不了干，迟早都要回去的。可我才19岁，该不该这么早就复员呢？还有，医院里又同不同意我复员呢？我不知道，李干事也不知道。

四十三、一波三折文稿使然

两天后，李干事要我去他那儿。还是在他的那间宿舍里，他拿出稿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他将稿子做了一些修改。他哗哗地翻着纸页，说这里的伏笔打的不错，这一细节挺好，但这句话不符合人物性格，我已改动了一下，还有这个地方我又渲染一下，等等。那十几张的文稿纸让他用红笔划了不少的圈圈点点，还把一些错别字和病句也给我作了订正。

当我再读一遍时，一下子觉得小说的纹路比过去清晰多了，文字也比过去流畅了，心里对李干事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这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抄写文稿，忽听管理预制厂的陈助理在楼下扯着大嗓门喊我。我从窗口探出头来，见他打着手势让我下来。这陈助理只是分管我们做预制板，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联系了，现在已是午后，又不用出工，他找我做什么呢？我心里嘀咕着走下楼来。

我还没走到跟前呢，他就用那有些沙哑的嗓门问道：“听说你写了一篇小说？咹？”嘿，没想到这事连他都知道了。

我答道：“是的。”

“能让我看看吗？有没有在里面骂我是工头啊？”他这人说话大大咧咧的，特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和他说话也很随便，每次他在工地上咋咋呼呼的时候，我们会当面骂他是个监工。

见他这么一问，我一下子乐了，道：“哪敢啊！还没写好呢，稿子乱七八糟的，我正在抄呢！”

“哦，那就算了。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接到后勤部一个通知，说要派一个干事和一个战士去参加后勤部政治处举办的新闻培训班。我们预制厂支部觉得你比较爱好这个，就让你去。18号开学，你和李干事后天动身去成都，你准备一下吧。”

什么？新闻培训班？让我去参加？噢，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我乐的一蹦三尺高，连声叫道：“好的，太好了，太好了！和哪个李干事啊？是李明吗？”我们医院有两个李干事，李明就是给我改稿的那个。

“李明的笔头那么好，哪还用的着培训啊，是李明学和你一块去。大概要学一个月，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你明天去结一下伙食费吧。”

我兴奋地点点，等他一交待完毕，便旋风一般地飞上楼了，一推门就气喘吁吁地喊道：“好消息，好消息！”宿舍里几个同伴都看着我，等我把要去学习的事告诉她们后，她们都为我而高兴，不过也只是羡慕我可以逃避劳动而已。

那天晚上同伴都是睡着了，就我在床上烙大饼，那翻来复去的兴奋劲儿，比去年去护校读书时强烈多了。要知道能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哪怕只有一天，我也开心的要命，更何况是一个月呢！

第二天一早，陈助理又在下面叫我，我赶紧下楼来。他看着我，欲言又止，表情怪怪的，我忙问他什么事，他显得很为难地说，昨天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后，上面说不要女兵，因为宿舍不好安排，这次参加的全是男同志。

啊，不要女兵？这不是让我白高兴嘛！我仿佛冷不丁地从云端跌落下来。陈助理见我一脸的沮丧，便安慰我，说我可以把稿子让李明学带到成都去，请讲课的老师帮着看一看。 唉，也只能这样了。于是我赶紧把稿子抄好，让李干事带到成都去。

两天过去了，18日清晨，我照样出着工，一边心不在焉做着水泥隔热板，一边想着，否则这会儿我已在上课了。唉，这种我梦寐以求的的学习班，竟与我擦肩而过！真不知李干事把稿子给老师看后，老师会说些什么。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陈助理又来了。一见他直冲我走来，我象是有什么预感似的，立刻迎了上去。果然，陈助理老远喊着，让我赶快回宿舍准备行李，乘坐当天的火车去成都。

我兴奋而又疑惑地看着他，他说李明学刚刚从成都打来电话，说他把我的稿子拿给后勤政治处的一个刘干事看了，刘干事让我立即去参加这次学习班，还说专门让军修厂派一个女工来和我做伴。

原来如此！哈哈，真是好事多磨啊，光是为这个培训班，陈助理就来来回回地跑了三趟。今天当我翻着当年的日记时，也不免感慨，生活，其实常常充满了戏剧色彩！

四十四、难忘的听课

当天晚上，我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由重庆开往成都的列车。夜里，坐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在睡着和醒来之间不停地循环着。当广播里响起“前方到达站，成都车站”时，我忽然想起，这竟然是我第四次从重庆来到成都了。难道冥冥之中，我与成都有着一个还没有解开的缘吗，以至于我当兵四年，每年都要在这条线上来回地奔波一次。

一到目的地，我连行李都没放下，便直接进了教室。组织这次学习班的刘干事站在讲台上特意介绍说：“这是空军重庆医院的卫生员陈燕同志。我们这个学习班本来不准备请女兵参加的，所以她只好委托别的同志把她创作的一篇小说带了上来，我看过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同志，所以经领导同意，破例批准她参加这次学习班。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学习班，对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相信陈燕同志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的，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当他讲完，三十多个学员回过头来向我鼓掌致意时，从没经过这种阵势的我，慌的一下子站起来向大伙儿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次学习班请来讲课的老师，都是成都各大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他们给我们讲新闻的几大要素，讲写作方法，还讲了如何拍摄新闻图片等等，最后再组织大家一块到附近部队进行实地采访。就这样，一个月的新闻培训班很快结束了。临结束时，刘干事把我和另几个他认为写作水平相对高一点的同志留下来，一块儿把收集来的新闻稿件再修改整理一下，分别往各个报社投稿。

一周后，那几个同志也回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刘干事又特意给我联系了军政治部一个叫周仲平的创作员，请他给我看一下小说文稿，再指点一下。

那天我一人从后勤赶往政治部。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位50岁左右，看上去非常慈祥的老同志接待了我。来之前我听刘干事介绍过，说周老师是空八军政治部的创作员，有许多的作品被《解放军文艺》和其它杂志采用了，还得过不少的奖，是一位写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同志，让我好好地向他学习。

周老师见我来了，忙请我坐下，还给我倒了杯水，然后戴上老花镜，将我拿来的文稿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起来。不知什么缘故，在周老师看文稿时，我一点没有当初请李干事看文稿时的紧张心理。我一边喝着水，一边打量起周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两面墙壁全是书橱，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些新旧不一，厚薄各异的书籍，有一个书橱里竟然竖立着一排很古老的线装本，不由的让我肃然起敬。

周老师看完稿子后，并没有告诉我这篇习作哪里写的好，哪里不好，或具体地该怎么修改，而是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一篇小说，就象是一个雕像。他要我学会把整个雕像拆开了看，弄明白哪些泥土雕成了这个人物的五官，哪些泥土雕成了四肢。他说你回去再仔细地看看，你的这个雕像有没有缺少一个耳朵，或是一个眼睛，再看看其它部位上有没有与整个雕像没关联的泥土？你只要把缺少的补上，把没用的清除掉，那么这个雕像就算完成了。

周老师的比方非常形象，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主题需要的主体、支干，什么是与作品无关的、需要去除的累赘，明白了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文艺概念。在周老师处坐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怀着崇敬之情，与他告别了。

走出政治部大楼的门口时，忽听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嗨，这不是我在宣传队时的舞蹈教练周铭仲吗？自从宣传队解散后，我就一直没和他联系过，倒是听说他从自卫反击战回来后，便调到了军部文工团。几年不见，在我印象中一直挺拔俊朗的教练，到了文工团了，应该更加意气风发才是，可不知怎么，这会儿看上去竟有些萎靡。他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便把我来学习和刚才请教周老师写小说的事大致告诉了他。教练一脸苦笑地对我说，哪天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他说他现在每天在写检查，演出也被停止了，检查已写了好几个月，可还是通不过。我听了大吃一惊，不知道一向把舞台视为生命一样的教练，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四十五、教练的那几步路

如果说我在写《军中小丫》的过程中，一直还算顺手的话，那么，现在我感到了一种凝滞，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才能更完整地叙述好这段事关教练一生中重大转折的日子，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笔触去再现那段历史。

那段日子对教练来说，不堪回首，以致于前天下午在QQ里得知我将写到在政治部的门口偶遇他时，他打给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要揭露我的‘男女关系’问题吗？”如此的敏感，让我不知所措。我说，只是写到了这里，这也是我在《军中小丫》所记录的岁月中，最后一次和你的接触。你要是不愿意披露，我便跳过去，写与不写，任你决定。教练考虑再三后，给我回复：“写吧，你只管真实地把它记录下来，我相信你的评判，所以不管你怎么写，我都不会有意见。”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1979年教练从高炮连以战士的身份调到军部文工团后，真可谓在岸边苦苦挣扎的鱼儿，一下子跳到了比过去更加广阔的江海中。在军文工团里，他忘情地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他所钟爱的事业中，无论舞蹈、歌剧，还是二重唱，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进入文工团不久，他便以自己扎实的基础被团里选入到舞蹈创作小组中，成为团里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就在他准备大展宏图时，家里来信，说原来居住的房子要拆迁了，假如他能和女朋友尽快完婚的话，便可以多分一间房子。

教练的女朋友是他的同学，我在宣传队时曾见过，梳着一对长辫子，长的挺漂亮的，每次一来宣传队都会帮着他洗衣服、洗被子什么的，看上去与教练还是恩爱有加。教练调到文工团时，他们恋爱已八年了，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教练申请结婚的报告交上去后马上就批下来了，并给他十五天的婚假，让他完婚后立即归队，因为团里将要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舞蹈比赛，创作组还是很需要他的。

他对我说，假如不是因为房子拆迁，他是不会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再假如，他要是知道这十五天，竟是笼罩他一生厄运开始，他更是不会回去的。然而，他手中没有那面能够预见未来的神镜，所以象所有的凡夫俗子一样，他拿着团里开的结婚证明，取出准备结婚的800元钱，高高兴兴地回重庆了。回家见到久别的恋人后，约好第二天就去登记结婚，于是当天晚上，一对情侣不可避免地一番云雨。。。

“燕子，要说我有错的话，这就是我唯一的错误-----那天不该和她上床。她不是处女，这我早就知道，我也告诉过她，我不会计较她的过去。所以当她将过去的一些事情向我坦白后，我耳边即使再听到亲友们说起她在家里依然不太检点的时候，我都忽略不计……”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教练回忆起往事，依然情绪激昂。他说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们去登记时遇到了麻烦，当时他26岁，女友24岁，但俩人岁数加起来，离必须的50岁还差10天。那是1980年，社会上还不怎么流行开后门，所以当婚姻登记处的同志严格遵守着晚婚规定，非要他们10天后再来时，教练也没当回事，10天就10天，反正他有15天的假期。但是，他万没想到，他的命运会在这几天里发生一百八度的大转变，这个转变，竟然造成了他一生的坎坷。

起因是教练回重庆前，有一战友托他买一辆自行车，于是教练给了女友200元钱，让她转交给自己一个在五金交电工作的同学。这次回来说起此事，他才知道，那笔钱早让女友花掉了。教练因此有些不高兴。那个年代结个婚800元就够了，这200元自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要用这笔钱，事先也该和我说一下呀，更何况这是别人的钱，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的。”教练埋怨起女友。据教练说，他当时难以容忍的是，女友一翻白眼，一付理直气壮的样子，说，和你谈恋爱，用你一点钱又怎么样。话中还提到她母亲一直都不愿意她嫁给他这个穷当兵的，说一个跳舞的没什么出息，要他离开舞台，离开部队找个有油水的工作。

这些都是教练最不爱听的话，加之当时年轻气盛，便由此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这期间双方家人也一块掺和进来，这边有关女友的生活作风问题又被重新提起；那边认为男方太穷，不配做她家女婿，要求他赔偿青春损失费，一年100元，八年要付800元。于是，矛盾越结越深，婚，自然是没结上，“分手”二字也早在争吵中脱口而出。

那个年代，建立恋爱关系和解除恋爱关系，都不象现在这么容易。于是教练前脚回到了部队，后脚女方的控告信也追到了部队，说他玩弄女性，更严重的是，说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孩子，是一个披着穷苦养父的外衣的狼，是混进部队和党组织的可疑分子，等等。

“燕子，我那时真傻，当时要是给她八百块钱，可能也不会出后面的事了。可是，感情怎么可以用金钱来代替呢？我认为这是对感情的侮辱。所以她们提出要800元钱时，我断然拒绝了。那时我想，你越是想要这笔钱，我越是不给你。她们拿不到钱，这才导致她母亲找人写控告信，她们不光是寄给了空八军的司令部、政治部，甚至还寄到了北京的空军总政。”教练说，那时刚好赶上媒体的两报一刊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整顿思想作风的文章，地方和部队都积极地响应着，在全国掀起了整顿思想作风的高潮。

无疑，他撞到了枪口上。于是他的演出停止了，角色被他人替换了，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检查。在大会小会上，他站在台上低着头，一遍一遍地检讨自己，然后接受众人的批评帮助。

几个月过去了，他已不知道在多少个会议上这样深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但就因为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玩弄女性”，不肯写上这几个字，所以检查总也通不过。单纯的教练承认和她上过床，说那是在准备领取结婚证的前夜，是把她当成妻子来看的，绝非是“玩弄女性”。还有关于他亲生父亲的问题上，他更是不说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小时候模糊地听人说，自己生母的丈夫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解放初期，就被政府镇压了。这些情况在恋爱时，他断断续续地给女友说过，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成了女友揭发自己的材料。

那时上面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专门派人到重庆调查此事。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当事人要么已离开人世，要么已离开了原处，所以调查工作很不顺利。而教练对自己的身世始终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检查中自然也写不出个一二三来。不过后来工作组总算是搞清楚了，那个被镇压的军统特务，确是教练生母的前夫，但在1950年就被枪毙了，而教练是1954年出生的，与这事有着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时间距离。

当这些情况全部调查清楚后，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而造成的后果，则是教练原本指日可待的提干，黄了；将舞台视为生命的艺术生涯，基本上终止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都被摧毁了。

再后来，部队开始了一波大裁军，军文工团也面临着解散。解散前，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找出路，都去报考更高一级的文艺团体。等他的问题全部查清后，文工团早结散了，他所面临的，只能是复员。

现在回过头来看教练这段灰暗的日子，正如柳青曾说过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青的时候。”教练这一生最要紧的几步，恐怕就是准备结婚的那几步。我不知道那是他的脚步有问题，还是时代的脚步有问题，而能够确认的是，正是这几步，让教练至今未婚，孑然一身。。

四十六、走向成熟

从政治部回来后，我开始埋头修改小说。

刘干事专门给我安排到他们处里的一间书房里，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改稿。那时，我每天改稿改累了，或是改不下去了，便在那一排排的书柜里挑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来阅读。书房里有马恩列全集，这些全集的每一本都厚重的象是一块红砖头；也有不少的名人传记，和一些世界名著及哲学书籍。

记得读契诃夫的《渴睡》时，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小说描述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给人家当奴仆，她白天干着繁重的家务，晚上还要守侯在摇篮旁当小保姆，不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每天渴求一睡，成了她幼小心灵中尖锐而现实的矛盾。以至累的要死的瓦尔卡，在半睡半醒中竟以为那不停地啼哭的娃娃，就是眼前不停地折磨她的敌人，于是采取了天真的决断，掐死了那娃娃……可怜的瓦尔卡终于得以一睡，然后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震颤：作者揭露怎样的一个社会啊，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承受多大的磨难，以至做下这种让人难以至信的事情。

作者的构思让人为之一叹，从小女孩为了渴睡这样的“小事”，惹出人命这样的大的乱子，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读后余音绕梁，一直在读者心中轰鸣。什么叫以小见大，什么叫构思独特，这一切统统在这篇小说中让我见识了。 

那时我每天花在改稿的时间远不如读书的时间多，我就象是一个掉进了书库里的书虫，每天兴奋、快乐地在文山字海中浏览，如饥似渴地啃噬着自己喜欢的书籍。那段时间，竟成了我在部队里读自己喜欢的书，最集中、最畅快的一段日子。我在书海中畅游，在书海中遐想，在书海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

许多年后，每当回忆起我在那间书房里改稿、读书时的情形，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对部队的感激。我，一个普通士兵，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微不足道的习作，竟得了从医院到后勤部政治处的重视，并且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和鼓励。但令人惭愧的，时至今日，我也没能拿出一个象样的作品来，实在是辜负了那些对我寄予厚望的部队领导。

那时我每天在机关战士食堂吃饭，象个闲散人员，早点晚点都没人管。每天到了吃饭时间，走出办公大楼，常常可以看到护训队的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食堂。有一次居然看到小时候和我一起长大的曲荣丽在带队，她象指挥官一样站在队伍前，嘴里发出一串串响亮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表情严肃镇定，口令短促有力，全无一个十八、九岁女孩子特有的腼腆。

看到她现在这样，不由让我想起刚当兵时，她还未完全发育，穿着如长大衣似的军棉袄，站在队列中报数时，常常因声音太小而被领队批评。一转眼几年过去了，现在她已是79级的学员，是我们这批兵中最早考进护校的一个。与那些从学校里参加高考进来的学生相比，虽然年龄相仿，但她绝对是一名老练的军人了，所以一进护训队便被任命为班长。

那天傍晚我和她在后勤部的大院里散步，谈起各自分别后的情况。我告诉她我回家探亲时的情景，说起我爸妈看到我时的兴奋激动，和我哥哥、弟弟对我的谦让爱护。她也谈起她对父母兄弟的思念，和自己对将来的打算。

那是1980年的十月中旬，天气已经转凉了，秋风在暮色中迎面扑来，不停地吹拽着我们的衣角；树枝上的叶子也时不时地翩然落在我们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围着办公楼前的那个小花园一圈一圈地走着，从小时候背着书包一块上学，说到打着背包一起当兵，再到今天各自在重庆成都两地劳动和学习。我说：“今天中午看到你在百十号人面前集合队伍，觉得你好威风呢，象个女将军似的。”我笑着，对她竟有些敬佩。

“你又乱说了，不过集合部队吃个饭嘛，又不是去打仗。”她也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只是笑的淡淡的，显然对集合部队已习已为常，不象我，一向都是排在队伍中的一员，从没体验过带兵领队的感觉。那时我觉得荣丽虽然比我还小一岁，但如今说话办事比我稳重多了。护训队这一年多的班长经历，使她看起来完全是一名成熟的军人了。而不象我，不管在部队当老兵时，还是现在成为母亲时，不论我内心自认为有多么的成熟，但总会时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情态，象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四十七、树叶飘落的日子

在军后勤待了一周后，我的小说总算修改完毕，然后便打道回府。回到医院，大家见了我也只是点点头，说一声，啊，回来了。我也应一声，嗯，回来了。说实话，这种学习，也只有我把它看的很重。那时候，大家关心的焦点全在老兵们谁走谁留上。

在部队待过的人都知道，树叶飘落的日子，是老兵们伤感的日子。一回到医院，我也陷入了走与留的烦恼中。明明知道提干无望，迟早都得脱下这身绿军装，可心里总有一种不舍在牵扯。

虽说我才当了四年的兵，可感觉上我的军龄似乎与年龄一样长。从襁褓中进入军营后，记忆里就没离开过红领章红帽徽。蹒跚学步时，是穿着军装的爸爸领着我一步一步朝前走；读书后，每年的寒暑假，总有部队的士兵带着我们上山去打靶。从小到大，我已习惯了出入有哨兵站岗的大门，习惯了大院里永远流动着整齐队列的风景线……真的要离开这一切吗？真的舍得这一切吗？虽然平日里，我对部队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真的面对走与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它竟有那么强烈的情感！可是不走，留下来除了劳动还能有别的吗？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隐隐地怀着一线莫明的希望，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教导员终于找我谈话了，他说我年龄不过19，走与留，都还有余地，主要看我自己有何打算。我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听从组织安排。这绝不是唱高调，因为对我来说，怎么选择，都很难。 

大概想走的人太多，也可能因为我还小，反正那一年医院没让我复员，于是我又留在这光秃秃的山头上继续劳动，继续抱着一丝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希望。

少红和争鸣终于双双复员回到了重庆，可是两个月后，正如少红所担忧的那样，当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时，相互间却象刺猬一样扎伤了对方。记得有一天还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少红忽然跑到歌乐山来看我，说是郁闷死了，肚子里的苦水再不倒出来，怕要把自己给淹没了。

那天晚上，因房间里人太多，说话不方便，我和少红走到宿舍楼前的蓝球场上聊天。她告诉我，现在和争鸣已经分手了，因为她爸爸不同意，说争鸣太自傲，当了几年兵，最后连个党员也不是；还有，争鸣总在挑少红的毛病，也由此可见他并不是很喜欢少红。

“那你自己呢，难道你爸不同意，你就算了吗？他喜欢不喜欢你，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们有三年的感情哪！他没入党，不是与你们俩谈恋爱有关吗？”我有些急了。

自从和她成为朋友，在我的眼里，他们俩就互为影子了。因为每当我和少红在一起时，总免不了要谈论争鸣，和争鸣在一起时，又少不了谈论少红，感觉上他们俩就是一体的。既是一体的，怎么能分开呢。其实争鸣没能入党，这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记得我才调到电话班时，争鸣还在简阳农场，曾托一个到后勤办事的士兵给我带来一网兜农场自种的萍果。我和那战士简单地聊过，说起争鸣，那战士对他是钦佩有加，说指导员不在时，连里有时让一班长（刘争鸣）给大伙儿上课，他上课就象讲故事一样很有吸引力，没人开小差，也没人在底下开小会。不象指导员，一上课就说“我今天只讲三点，啊，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听。”他的三点里，起码还有十个小点，罗里罗索的，听他上课我们就想睡觉。他还告诉我，一班长和指导员的关系挺僵的，指导员在会上批评过他，说他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俩人还公开争吵过。

我知道争鸣确实有点恃才自傲，这肯定让指导员感到不舒服。而且他在部队里公然与一个卫生员谈恋爱，连整个团部都知道，这肯定又让许多人不舒服。有着这样一个硬伤，这样一个现成的把柄纂在人家手里，要卡你入党还不是小菜一碟吗？现在虽说复员了，但还在陆军部队当政委的少红爸爸却十分看重这个问题，虽说少红也没有入党，也令其不满，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而对于争鸣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争鸣没入党，看起来是因为恋爱问题，其实质恐怕是他在做人方面，或是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问题。那个年代，不是党员，在政治上就没有立足之地，就没有前途可言，所以难怪少红爸爸要将其做为择婿的条件之一，争鸣在这方面已经失分，再加上他不够圆滑的个性，自然讨不了未来丈人的好。至于认为争鸣总挑少红的毛病，在我看来那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而少红本来就对争鸣的感情有些顾虑，所以一经家里施压，便很自然地选择了放弃。

见我为争鸣着急，少红摇了摇头，说：“燕子，你还没有真正涉及过感情，你不懂，当俩人在一起，总为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再加之你心里开始消失了对对方的牵挂时，爱情的火焰也就熄灭了。”我知道少红并不是个没有主见的女孩子，这事看起来好象是她家里不同意，其实真正的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她自己先动摇了这份感情的信心。

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圆，很亮，给静悄的大地细细地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银纱，也将蓝球架的影子拖的很长很长。月光下，我和少红分别将身子斜靠在球架的两边，望着远处影影绰绰的景物，一时无话可说。我忽然想起在医疗所的山头上，曾经有许多个夜晚，我也是这样在夜深人静时，陪着她，倾听她心底的阵阵涛声。一晃三年了，挂在天上的月亮未变，说者和听者也未变，只是谈话的内容变了，谈话的心情也变了。

本以为他们俩都复员了，可以天天在一起，再也不受纪律的约束，再也不用因相思而煎熬了，谁知才两个月，事情竟急转成这样！是因彼此还不够了解吗？但从他们的日记，他们的信件和他们对我的谈话来看，他们好象早把对方看的透透的了。是因太容易在一起而失去了相思的空间，而把对方的缺点过于地凸现？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造成两人靠近了地理位置却又拉开了心里的距离。

望着沉默中邹着眉头的少红，我把这许多的问号咽了下去，那时的我是无法评判他们之间的磕磕畔畔的。

四十八、燕子，东飞去……

一转眼到了1981年的年底，当第一阵秋风吹过，医院里便开始涌动起老兵复员的暗潮。

这是我当兵的第五个年头了，一般来说，就是我不要求，部队也会安排我复员的，而对前途已不报任何希望的我也早有此心了。唉，走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父亲在部队待了三十多年，最后也难免一走。

当我下决心要复员后，对医院的一切便有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在工地上，拿着水泥刮刀做预制板时，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过去不曾有的情感。劳作时，我会不自觉地在心里与手中的产品默默对话：“预制板啊，将来有幸住在由你构建的房屋的人，在闲暇时，可会为你有哪怕一丝丝的感念？感念那制作你的人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在寒风凛冽的严冬时的艰辛？”“碎石和着水泥，汗水和着青春，当铸造你的人远走他乡时，你，可会记得她今日不舍的呢喃？”

那时的我伤感而矛盾，一边渴望着新的归处，一边又依依恋惜着曾经诅咒的眼前。那早中晚的军号声听起来格外的亲切，平日熟视无睹的红领章红帽徽看起来也格外的鲜艳。

宣布复员名单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在会上，当我的名字出现在那一大串的名单里时，我的心很平静。接下来的几天是分别去少红和争鸣处告别，去15师师部大院和正在休探亲假的曲荣丽以及昔日伙伴们告别。

记得那天走进师部大院时，迎面的操场上正好有士兵在走队列，那熟悉的口令，整齐的步伐，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自己就是背着书包，在这军营特有的风景线中穿行着长大；想起五年前的那个清晨，也就是在这个操场上，我和爸爸一块儿等着入伍的伙伴一起走向新兵连。

沿着操场边的大路一直朝里走，右边的夹枝桃依然开着红红白白的花朵，左边齐腰的万年青树叶依然油绿发亮。一抬头，路的尽头便是师部的大会堂了，还记得小时候常在里面看电影，每次早去的孩子们，一进去便躺在家属区的长条椅上占地方；而我入伍后在宣传队的第一次汇报演出也是在这里举行；再后来在医疗所里，我们一群女兵又一次次排着队上这儿听报告、开大会。

大会堂和家属楼之间隔着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杂乱无章地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花园的中央还有一个用石条砌成的圆形的小水池，小时候我常和伙伴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玩累了便坐在水池的石头上说话聊天……

走在通往家属楼的路上，往事历历在目。这一切真的都将与我告别了吗？理智上我知道是的，但感觉上却是那么的模糊，总觉得我的生活不可能离开这一切，总觉得这样的军营，这样的大院，将来我依然可以随时出入。

到了荣丽家，她说本来前几天就要归队的，但为了等我，特意又请了几天假。我和她还是习惯地到外面的小花园里边走边说话。知道我将复员，她祝我到宁波后能找个称心的工作，说这样比在部队里干更踏实。

我们一路走着，一路上不断地遇到一些过去的邻居，那些叔叔阿姨们认出我来，几乎都重复着同样的话：“呀，这不是老陈的闺女嘛，长这么大啦，都成大姑娘啦！”可不是长大了么，从15岁，到二十岁，这是人一生中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不管是外貌还是内心。 

从日记里得知，我离开重庆的那天，是1981年10月25日。

那天有许多的情节我都忘了，但医院大门口那喧天的锣鼓声却让我记忆深刻，这是每一个离开军营的人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情景。从宿舍楼走到大门口，早就看见一辆帖着“欢送老战士”的大卡车等在那里，一群士兵正奋力地敲锣打鼓。那一阵阵的鼓点子由远而近，一声声地象是敲在我的心头上。背着背包，最后一次站队集合，最后一次听首长讲话，最后一次行军礼，然后有人在拥抱中哭泣，有人在握手中微笑告别。

我不记得自己哭了没有，只记得当时很感慨，站在车上一个劲地挥手。再见了，医院里的领导，虽然有时觉得你们啰里啰索，但正是你们的苦口婆心才让我们在成长中少犯错误；再见了战友们，虽然我们有些小摩小擦，但这会儿却象是亲人一样依依不舍；再见了空军重庆医院，虽然在这里我没有给病人打过一针，但你却给了我半年的专业学习机会。再见了，歌乐山的建筑工地，我在这里当了二年的建筑工人，虽然无数次地抱怨过，但你让我感悟到，任何形式的苦难，都是一笔财富。

汽车终于驶进了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朝天门码头，码头上江面宽阔，帆船林立，岸边上缆车凌空飞渡，左右穿梭，一付繁忙的景象。不一会儿，我和一群湖北兵乘坐的客船拉响了长长的汽笛，一些旅客拿着行李开始走上甲板。

最后离别的时候到了，我与几个坚持随车送到这里的战友抱头痛哭。这时，争鸣匆匆赶来了，他拎着一些水果，和一本精美的日记本，走到我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道：“燕子，珍重！” 

争鸣的到来，让我遗憾起少红没来。前几日我去她家和她告别时她就推断，争鸣肯定会来送我，而她怕俩人见面太尴尬，所以不会到码头来送我。今天果然不见她的身影。

当汽笛声再一次响起，我回首走到了甲板上，望着长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听着耳畔汹涌的波浪声，我最后一次向着这座城市，向着亲爱的战友们挥手告别：再见了，我生活了12年的山城重庆！再见了，我的战友们！再见了，我曾在这片天空下放飞的种种的梦想！轮船缓缓启航了，望着渐渐远去的战友们，我再一次泪流满面……

找到自己的船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我拿出争鸣送我的日记本。日记本外面考究地套着硬纸盒，一如当年的红宝书一般。打开一看，日记本的封面是缎面的，红底黃花，正中上方镶嵌着一幅重庆大会堂的烫金画，下面是一串烫金的重庆的拼音“chongqing”。

翻开第一页，在设计好的“赠言”页里争鸣写道“燕子：请记住这座美丽的城市。迷雾使人不快，雾后使人明朗，给人以聪明的启示！”第二页中写道：“思而不惘，切勿处心积虑------赠燕子”，再后面一页是一首诗《燕子东飞去》：

燕子东飞去

那儿是大海

藏潜着五味的酸苦

奏响了自由的音符

飞向新的天地呀

去开拓新的苦恼和憩意

啄木鸟的疗养地

容不了快乐的机灵

那一弯洁渺的彩虹

才溶示着美的自然涵义

人，总不能处处为自己

-------诉说、怜惜、悲叹

世上，最熟悉而陌生的

往往是自己

需要安静

并非等于死亡和抛弃

需要快活

也并非等于笑脸和奉迎

高歌我们的生活吧

犹如大海深深的呼吸

寻觅那蒸发的水滴--------

在一股明亮的埃尘中

哦，燕子啊

东飞去……

刘争鸣 1981.10.13日

走出舱门，我趴在船栏上，望着时而悬崖绝壁江水湍急，时而地势平坦一泄千里的两岸风光，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是的，燕子，东飞去！脱下军服的我正乘风劈浪地前行着，迎接我的肯定就象这条河流一样，有暗礁险滩，也有奇峰秀岭，那里是一片我从未涉及的新世界，新天地！

陈燕

初稿完成于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