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爱情”

火苇儿

　　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念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唯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未婚年轻的陈寅恪，这样想象爱情，将精神超越于肉体之上，给爱情划分五等，不足为怪，且也有一番道理：第一等，爱的是梦想中的人，或是“我爱你与你无关”，纯精神爱恋，缥缈在云里，在雾里，在梦里，没有柴米油盐和姑姑婆婆等现实问题来掺杂，更不涉及矛盾和痛苦，爱怎么想象就怎么想象，且爱到痴迷境界，是最纯最美的，这样爱着的梦想中的人，是水中月、镜中花、墙上画，是永远不会枯萎的艺术仿真塑料花（嘿嘿，我这个比喻恰当吧？）；第二等，实有其人，爱有对象，心有灵犀，心灵相通，精神上是早就爱恋了，只是肉体未能接触，这样的爱情在陈寅恪眼里，也还在纯精神爱恋的层次，“我的眼里只有你”，依然还是很纯净的；第三等，应该与第二等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层肉体关系而已，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这爱情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四等，相亲相爱，相知相惜，相守相伴，相互温暖一辈子；第五等，无所谓情，就不用说了。

对于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划分，我是不大赞同的。在他临死之前，若再回想起自己年轻未婚时的高论，也定会推翻它的。不说别人，单说他自己的爱情：1928年，38岁的他与30岁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当老师的唐筼（甲午战争时期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在上海结婚，性格坚忍的唐筼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成为甘为之死、永志不忘的一位好妻子。为陈寅恪而活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对人说：“我也该去了。”45天之后，这位德才兼备的女子也追赶她的夫君去了。

若依陈寅恪先生的划分，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是区区的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吧？！

有句俗话说的好：“有难度才有高度！”在这五等的爱情里，难度最大、境界最高的，当属第四等。能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对象就很难，过来人都知道，几率太低太低了；遇到了，并不一定能顺利的结婚相伴，会有这样那样的障碍，“恨不逢君未嫁时”，奈何？遇到了，也结婚了，相爱也不难，而无怨无悔、深情相爱一辈子，爱情没有湮没在柴米油盐和日常争吵里，则很难很难。

恰好又看到1988年王洛宾先生的告白：“这是50年前的故事了，一直埋藏在心灵深处。30岁时不敢说，40岁时无处说，50岁时恐惧说，60岁时不想说，今天我已经70岁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说了吧！在金银滩和卓玛姑娘拍电影、看电影的日子里，美丽、聪明、多情的姑娘感情非常投入，我被感动了，虽然语言不通，但爱恋之情是不需要语言的。”在拍对手戏中，卓玛察觉到了王洛宾灼热的眼神，举起手中的牧羊鞭，轻轻地打了他一鞭子，然后飞快地催马跑开了。王洛宾回忆说：“这一鞭子不仅抽在我的身上，更深深地落进了我的心里。”但他又说：“卓玛姑娘是圣洁的，但我已经结婚了呀，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我只能把强烈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世界音乐史上不朽的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那种感情下写的一份特殊的情书。卓玛后来的婚姻生活也并不幸福，她仓促结婚，又仓促离婚、再婚，1954年32岁的时候因急病不治而逝。文章最后说：世界上最苦的爱，莫过于双方彼此相爱，却躲避，忍耐——最终酿成终身伤害。要爱，就现在。

王洛宾先生埋藏在心底的这份世界上最苦的爱，和陈寅恪先生的相濡以沫、相伴终生的爱情相比，哪一个更唯美、更完美？世上哪一个人不想追求陈寅恪先生这样一等的、鲜活的、温暖的、实实在在的爱情？谁又喜欢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独饮这爱情的苦酒呢？

人生苦短，倏忽就是一辈子，空想又有什么用？所以现在年轻人提倡“爱在当下”，在爱情观上，比之前人，也算得上是进化了一步。

所谓爱情，若要我修改，删掉第五等，从第四等起，倒过来再排个顺序，最理想的当然是相亲相爱、相伴终生，至爱的那个人就在眼前啊，每天看着心里都是幸福的啊；遇不到这么理想的人，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其次不得，再次；再次仍不得，那就空想呗……。

嘿嘿，这样也不失唯美的调调，可以被人演绎出千万个剧情不同、悲喜交加的爱情版本来。但真爱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版本，都一样的不容易、一样的璀灿、一样的令人感动，甚至是震撼，是不应该划分出等级的。陈寅恪先生的五个等次爱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爱情的五种类型，以是否“在一起”为标准的。

“我爱你”，不难；“在一起”，很难；天长地久，最难，也是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