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文章作者李耕是天津市人,生活在和平区五大道,就读和平区实验小学。天津一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下乡到内蒙哲盟开鲁县建华公社。1978年返城回津,有十年的知青生活。</h3> <h3>一.近在眼前的当年事(一)</h3><div><br></div><div><br></div><div> 作者. 李耕</div><div><br></div><div> 六十年前,我七岁。是实验小学的学生。</div><div> 五大道里实验小学的学生不会少。不管你是不是实验小学的,就权当听故事了,听一听我小时候顽皮的故事,或许能博来您的抿嘴一笑,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谁让我爱怀旧呢!</div><div> 五大道当年没有今天的热闹,繁华和车水马龙。在我们湖南路上随便摆上两块砖头,就是个足球大门。踢上一个下午,绝没有汽车和三轮车来打扰你。偶尔有一个半个骑自行车的,也是匆匆而过,不会影响你下底,传中和头球攻门。那时候我们管踢球不叫踢球,叫合球。十个,八个五大道的孩子凑在一起,平均分成两拨,踢起来看。往往踢过球之后,各回各家。连对方名字都不知道,有的能叫出小名,,有的只是觉得脸熟。下次遇上了,点个头就算不错了。五大道的孩子都傲气得很。</div><div> 但凡是实验小学的孩子没有不知道宫老师的。宫老师,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很少见他笑过。那是一张什么脸呢?不怒自威!总之,是一张非常有个性的脸。你别在他的眼前犯错误,否则的话,只要是让他扫上一眼,你的腿肚子准有转筋的感觉。不论多淘气,多捣乱的孩子,不怕被叫到班主任的办公室,也不怕进校长室,主任室。就怕进体育组。在宫老师面前,你会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屎尿一齐流的恐惧。</div><div> 不是吹的,我就曾两次冒犯过宫老师。</div><div> 第一次,就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那是上游泳课。我最爱上的就是游泳课了。憋气,漂浮,蹬边前进。这些动作都属于不教自会的。一次课上,我游得正来劲儿,就听池子上的宫老师猛吹了一下哨子,大声说:“刚才测验合格的同学都上岸!”我急忙问身旁的同学怎么回事?同学答道,是游泳业校招生测验。我一听,糟了!光顾玩儿了,又扎蒙子,又练憋气的,没有赶上测试。心里这个悔呀!我做梦都想去业校。当时脑子里连想都没想,一撩水线,抓住梯子,三把两把就上了岸。混进了测试合格的队伍中。宫老师过来扒拉我的脑袋问:“有你吗?”“有!”我比其他测试合格的孩子还理直气壮。宫老师小声嘟囔:“怎么多了一个?”我没说话,只是紧紧地夹在队伍之中,一付大义凛然的样子。宫老师拿着夹子,把我们的名字一个个写上,把名单交给穆祥俊教练,还跟穆教练特别交待了一下:“多了一个。”宫老师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多了一个,才在几年后多出了一个“京津少年联赛”的百米仰泳冠军。创造了记录,为天津市,为实验小学争了光,争了气!所以,这不叫撒谎,应该叫瞒天过海。</div><div> 再一次,是五年级。我们六,七个小伙伴,都是实验小学的淘气包。已经在游泳业校里绝对地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主力中的主力。要不是怕路不平,怕摔着,我们走路都得脸朝着天。一次我们这些嘎小子在二池的池子边上和宫老师狭路相逢了。宫老师没有心里准备,也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对他下手。事先没有商量,也没有预谋。只需一个眼色,大家冲到宫老师的身后,蒙眼的蒙眼,抱腰的抱腰,又上来几个人抱腿,抱胳膊,“一!二!三!”一声喊。把宫老师凌空扔进水池子里。当宫老师还在半空没有下降时,六,七道黑影各凭漂亮的鱼跃钻入水中,四下散去,消失在泳客之中。我本来已经潜入水中,游出二十多米,一想不对,又翻身潜回。为什么?我怕宫老师是个旱鸭子,别再淹死,那事儿可就大了!果不其然,宫老师费了半天劲儿才把头露出水面,我急忙上前扶了他一把,说:“天真是太热了,宫老师穿着衣服就下水了!”宫老师都懵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会对他下黑手。光天化日,明目张胆,防不胜防。关键的是,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是谁干的。我们这几个坏小子,以后的心情也是在惴惴不安中渡过。一旦东窗事发,后果不堪设想。风平浪静之后,我们相约再也不能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改邪归正。</div><div> 说到二池,就不能不提穆成宽。</div><div> 这个身兼天津体育学院水上系主任,二池池长,游泳业校校长的白发老头。是一个谦虚的人,一个自信的人,一个曾经得过世界冠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经常让全体学员坐在池子边。老人家已经年逾花甲,还亲自给我们表演各种泳姿和进行动作分析。慢动作和连贯配合的各种要领。在水里和我们一起游戏,一起捉迷藏。一点儿大牌,大腕儿的脾气都没有。每年冬季,他都要和我们步行去干部俱乐部的室内游泳馆进行水上训练。</div><div> 穆校长不但是个游泳教育专家,还是个戏迷,电影迷。记得一次我们去干部俱乐部的途中,他问我们谁看过《搜书院》?我前两天刚在小人书铺看过这本书。于是就给他讲了起来。虽然我天生没有讲故事的口才,但穆校长却听得那么认真,那么入迷。没有听清的剧情,还特意地追问几句。渐渐的我也入戏了。忘记了自己是和游泳界的名人大腕儿在对话,好像是给一个忘年的老朋友在讲述一个亲身经历的熟悉的故事。</div><div> 如今,我以上提到的两位老人都已作古。我和他们之间的交集都已成为快乐的回忆。虽然我最终没有吃上体育这行饭,但在穆校长和宫老师的引领下,获得了一付健康的体魄和遇上了多么困难的事,都不会轻易服输的倔强性格。在此,我要向两位老人再鞠躬!感谢他们!永远不忘他们!</div> <h3> 近在眼前的当年事(二)</h3><div> 李耕</div><div><br></div><div> 基本上在二池练上四五年,认真并且刻苦,只要坚持下来,能拿到劳卫制三级不是太难的事。再往上求就不容易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普遍体能不行。正值节粮度荒时期,也正是我们发育的时期。为求一碗羊骨头汤,记得我们班有个外号叫大嘴儿的曾经跑休克过。拿我们班来说,最大的高中,还有初中,大多数是小学的。冬季陆上训练,早晨很早就开始跑圈,刚开始还跟得上,跑着跑着就眼冒金星腿打飘了。于是我们就轮流以上厕所为名偷会儿懒。由于年龄大小不均,但训练量一样,所以教练对我们的偷懒,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发骨头汤时,穆教练还特意把煮的稀烂的羊肉舀到我的杯子里……</div><div> 小学毕业后,穆祥俊教练又重招了一个小班。我们的原班人马也都因为学校远了而选择弃练。我在上初一时又坚持练了一个秋天,后来也因为一个人练没劲而放弃了。</div><div>可是一中自身还有一个小游泳池。教体育的孙大头知道我是二池业校的,就让我在一中的游泳池里当水上救护,为了当的像那么回事,我还特意去二池业校找穆教练要了一顶水上救护的红色游泳帽。记得那是上初二的暑假,每天我都和上班一样,尽职尽责的在一中游泳池值班。那也是我最威风的一个暑假了。我头戴红色泳帽,身穿印有“天津市游泳业余体育学校”的泳裤,嘴里叼个哨子,口哨一吹什么高三、高二的学生,都老实极了。(那时的学生都特老实听话),也许是为了回报我孙大头每天都从暑期田径队集训的补助里给我匀出四个鸡蛋来。</div><div>后来,文革开始了。再后来我当逍遥派了。一到夏天,我都去大同道渡口游泳,外带潜水摸蛤蜊,每天都摸一大网兜,有一次我又去大同道游泳,又在对岸潜水摸蛤蜊。正拖着“战利品”往回游。就看见远处驶来一艘汽艇,上面插着一根旗子,上书四个大字“体育公社”。我在慌忙之中加速,我知道海河被“体育公社”霸占着,不许闲乱杂人在海河游泳。只见汽艇在转瞬之间就停在了我的面前,四五个穿泳裤的彪形大汉拿喇叭冲我喊话让我上船。我知道只要一上船就得迎来一顿胖揍。我要不上船,在水里还有反抗的余地。正在这个时候,汽艇的船舱里走出来一个人。我一看就乐了,原来是穆教练,他一看到我就跟那四五个人说:“你们几个绑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快上岸吧!”,我冲着穆教练做了个作了个揖,扭头向岸边游去。就是那样儿,我的一网兜蛤蜊背在身上也没舍得扔。</div><div>穆成宽老校长,膝下五个儿子,分别是英雄豪杰俊,穆祥雄是老二,我的教练是老五,刘本善可能是外甥。李忠慧是姑爷。一家人都在游泳的圈子里混饭吃。</div> <h3>近在眼前的当年事(三)</h3><div><br></div><div> 李耕</div><div><br></div><div> 回溯当年的五大道,不论是红漆大门,还是黑漆大门,全部是门户紧闭。淘气的孩子们要想看看院里的景观,只能扒着门缝用一只眼使劲往里边瞧,这可是应了那句老话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给看扁了。</div><div> 在五大道里,最好看最密实的林荫路就属睦南道了。既防晒又防雨。可是现在被称之为睦南道花园的地方,在五六十年代却不大尽如人意。那时那个地方叫做苗圃,是个专门培育树苗的地方。因为上的都是农家肥,人们只要一路过,都要掩住口鼻,快走几步,太臭了!一股农村的味道挤身在市中心的核心位置,确实有伤大雅。后来堆大粪的地方盖上了房子,再后来被人取名为“玫瑰厅”,一对对情侣们相拥着在舞池里漫舞,一伙伙男女友人们手擎着话筒忘情而又凝神地唱着卡拉OK。从此苗圃改造成花园,成了老年人休养生息的地方。</div><div> 再说桂林路花园,那个时候被大家称为“小花园”。四周用上了绿漆的竹竿扎成篱笆。花园里按放了几把长椅,栽了点儿树木和花草,供人们消遣和休息。一天下午,班里的几个同学来到小花园里玩,我们疯打疯闹地在一起玩得好开心啊!玩累了,怎么办?花园中心有一棵树。我小时候淘气,用现在的话说叫拾不闲儿,就是没老实气儿。我三把两把就爬上了树,坐在一个横出来的树杈子上,一边和同学们说笑,一边还时不时的上下颤动。正美得忘乎所以之时,只听“咔嚓”一声,树杈子让我给搧乎断了,我的后背平拍地摔在地上。从此我尝到了岔气是个什么滋味儿了!用同学的话来讲,当时我的脸色腊黄,我只觉得心顿时揪成了一团,都不知道疼了,喘不过气也说不出话,就像在短时间内窒息了一样。同学们都吓楞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来,搀着我遛圈。足足有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才喘过气来。当时我的大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惹祸了,把人家的树杈子给坐折了。不知道是谁喊了声:“快跑!管公园的人来了!”我刚喘匀了气,由两个同学搀扶着跳过了篱笆墙,一瘸一拐地逃离了“犯罪”现场,狼狈不堪地连头都没敢回。那年我八岁。</div><div> 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号召我们捡废铁。天津的市区内去哪儿捡废铁啊!真是让我们伤透了脑筋!谁要是看见墙上有个钉子,想尽办法也要把它拔下来。看到地上有段铁丝,马上会有好几只手同时伸过去抢。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惜和陌生人吵嘴,打架。</div><div> 紧接着节粮度荒。学校又号召学生们积肥,一到下午学校不上课。仨一群俩一伙的学生们拿着小铲和家里用旧了的菜篮子在五大道上捡粪。那个年代还允许马车,驴车进入市区。但是屁股后面都带着粪兜。为了偷粪兜里的粪,我和我的同学都挨过驴踢。</div><div> 回想起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就像是在昨天一样。现在老了,才知道这五条马路上的建筑,风格迥异,几乎囊括了欧美建筑风格的全部。另外还居住着诸多名人大咖和大清朝的遗老遗少。别看五大道的地盘不大,这其中的故事可多了去了。水也深着呢!</div> <h3>近在眼前的当年事(四)</h3><div><br></div><div> 李耕</div><div><br></div><div>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少年时期我的影子依然时不时的在眼前闪现。一会儿是苍老的年迈的龙钟的我,一会儿又是那个天真无邪的无忧无虑的而又无法无天的我。近景和远景变幻交替,使我久久不能忘怀。</div><div> 小时候,还是处于懵懵懂懂时期的我,猛然间发现马路的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div><div>”“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以上的三个万岁统称为三面红旗。于是人民沸腾了!全市沸腾了!全国沸腾了!大家可以不买粮了,不买菜了。我每天跟着大人的后面去吃食堂,免费吃各种各样的炒菜,各种各样的鱼和肉,想吃馒头的吃馒头,想吃米饭的吃米饭。大家都空着手进去,只需要带上一张嘴就可以了。吃饱喝足的我们一边拍着滚圆的肚子,一边说:“还是社会主义好啊!”</div><div> 我是个小学生。每天除了上学之外,就是去食堂吃饭。一天三顿饭,顿顿有鱼虾。受的教育也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因为我大姐在天津刚解放时就参军了,所以我家的门楣上还钉了个小牌牌,上书“光荣军属”。这也足够我骄傲的了!时间不是很长,一天放学后,正准备和大人一起去食堂吃饭,结果被告知,食堂黄了,大家都在家里吃饭了。那时年纪小,也比较天真,反反复复地问大人:“食堂的饭多好吃啊!”</div><div> 又过去了不长的时间,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了。我猜想准是吃食堂时,大伙把粮食提前吃光了。于是有了25号借粮的说法。因为粮食不够吃,每月可以提前5天购买下月的粮食定量。关于25号借粮的措施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听说是万恶的苏修,赫鲁晓夫找中国逼债,才让我们饿肚子。从此,我恨死苏修了。偏偏上了中学后,初中六个班,有四个班学俄语,两个班学英语。我一开始对学俄语很抵触。后来一想学英语也不好,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语言,相比之下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还要好些,勉勉强强地学吧!</div><div>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兴趣爱好又有所转移。我家二楼阳台上原来砌在墙里有一根很长的角钢。大炼钢铁时在房东的默许下,有关人员把角钢锯走,留下了约10厘米的茬子。我就拿这个10厘米的角钢茬当成了我的工作台。比如钉子弯了,我就用它当砧子,把弯钉子砸直。用捡来的破铁片锯成钥匙的</div><div>形状,把家里的门钥匙按照原样,该锯槽的锯槽,该锉齿的锉齿。配出来的钥匙居然能把房门打开。民园大楼的大门口有一个街道办的五金加工厂,那里经常堆放着很多废铁或废铜的下脚料。所以那里也是我配钥匙原料的首选场所。一旦发现有合适的原料,就和厂里的大爷大妈们打个招呼,拿回家里配钥匙。其实我家里并不缺少钥匙,但我就有那股瘾,每个门锁我都配了十几甚至二十多把钥匙,用手摇钻再钻上眼儿,再用粗钢丝做个大钥匙环,放在口袋里,一走一哗啦,心里可骄傲了!</div><div> 民园大楼里住有我的同学,一到民园体育场里有足球赛,我们就爬到民园大楼的四楼平台上,用望远镜看球。我们几个小伙伴有的懂球,有的根本不懂,就是为了凑热闹。反正我就感觉只要进球了就高兴。我们比场内的观众喊得还欢。我们不仅仅给主队助威,客队进球了我们照样欢呼。不论是春夏还是秋冬,民园体育场里只要有活动,民园大楼的四楼平台上就会留下我们的足迹。</div><div> 听我班住在民园大楼的同学说,大楼的地下室里曾经捡到过国民党军队的刺刀,备不住还能捡到子弹壳呢!可是每当我路过地下室的门口,都看见小门上上着锁,往里扒眼看,黑乎乎,阴森森。鸡皮疙瘩掉一地。所以民园大楼对我来说是既亲切又神秘。</div><div> 班里的男女同学住在五大道里的很多,我小时候也很“野”,几乎每个同学家我都认识,并且和谁都能玩得上来。</div> <h3>二.在这片黑土地上,我们曾经哭过</h3><div><br></div><div><br></div><div> 作者 .李耕</div><div><br></div><div><br></div><div> 既然我是已婚知青了,那么我就不能不在文章中晒一晒我背后的神奇人物-~~我的老伴儿了。</div><div> 她姓刘。自从确认她应该是陪伴我一生的人以后,我就称她为老刘了。为什么?主要是嫌麻烦!那么麻烦在哪儿?你可以猜想一下:我们二十几岁都应互称为“小李”“小刘”,到了三十多岁改称为“大李”“大刘”,六十多岁再改称“老李”“老刘”,改来改去的多麻烦呀!不如一步到位,纠正一下,那时没有一步到位这个词,应该是一劳永逸。于是十八,九岁的我们就开始互称为老李,老刘了。这样一来,麻烦就没了,还显得亲切。</div><div> 那时的她也算是风华正茂中的一员。年轻,活跃,能歌善舞的。唱起《远飞的大雁》《智斗》,阿庆嫂,李铁梅,字正腔圆。当然,这还不是吸引我的主要原因。</div><div><br></div><div> 一</div><div><br></div><div> 先说说她的来历吧。她是天津人,也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68年7月初跟学校的同学一起去了呼伦贝尔盟科右前旗插队。我们俩在没下乡以前就认识,也算是老相识了。介绍我们认识的是一本书,书名叫《欧根·奥涅金》,现在翻译成《叶甫盖尼·奥涅金》作者是普希金。怎么样,也挺浪漫的吧?67年正当文革运动如火如荼时,我们不得不当了逍遥派。每天无所事事,除了去和平路看大字报,就是偷偷地交换一些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我们是在朋友家里偶遇的。无聊至极的我们,在这个期间完成了诸如《红与黑》《漂亮的朋友》《静静的顿河》等大量的外国翻译小说和三言,两拍等古典名著的阅读。现在想来也是奇怪,如果这些书没被列为禁书,我们对这些书籍很可能会视而不见,一旦被打入另册,好奇心会推着我们紧密接触。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怀揣着封,资,修,彼此交流着心得体会。在当时,我们仅属于闲置在社会之外的文艺青年而已。是狂烈的求知欲把我们拴在一起的两个苦命人。</div><div> 本来下乡后各奔东西,失去联系,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们邂逅相遇了。</div><div> 下乡第二年,即69年7月份,她写信说要上我这里来玩。组里的男生都欢呼了。一起去通辽接“嫂子”。等我们把她从通辽接回队里。大家都傻眼了。原来给我们知青盖的几间土房子,在两天的暴雨中坍塌了。知青组共六间房子,女生三间,男生三间。都是一明两暗式的。女生宿舍安然无恙,男生宿舍则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正是因为男生全部去通辽,没人在家。所以没能在睡梦中壮烈牺牲。社员们都说:老刘是我们的福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div><div><br></div><div> 二</div><div><br></div><div> 结婚后,她被公社卫生院培训了几个月后也顺里成章的当了赤脚医生。大队成立了卫生室,组建合作医疗。从其他生产队抽调了两名男社员,于是一个“感冒发烧止痛片,磕着碰破二百二”的医疗机构诞生了。七十年代,缺医少药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同时也让我们这些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有了用武之地。老刘主抓妇幼保健和接生,另外药房的管理,卫生室的收支,往来账目都由她来做。</div><div> 卫生室一开张,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两个字,没钱。大队没钱,生产队没钱,社员手里也没钱。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卫生室的三个大夫一商量,找大队要块地,成立药圃。按照书里介绍的种药方法,种枸杞,麦冬,薄荷等十几种药材,上山挖甘草,割麻黄。自采中草药七,八种。成了不脱产的赤脚医生。</div><div> 其中最忙,最累,名气同样也最大的就数老刘了。社员们也随着我的昵称来叫,于是“老刘大夫”的称呼越叫越响,也越传越远。首先与她的主项有关。农村的人繁殖率高。那时,刚有计划生育这个名词,但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够。社员们六,七个孩子,八,九个孩子的很普遍。婆婆和儿媳妇同时做月子的屡见不鲜,不足为奇。</div><div> 老刘睡觉轻。有时半夜有人从房子旁边一过,她就能醒。也奇了怪了,接生多半都是半夜三更来人接大夫。往往有人一敲窗户,老刘就已经动作麻利地把衣服穿好了。药箱一背,马上出发。我睡觉比较沉,往往老刘走我都不知道。孩子小的时候,饿醒了,大声哭喊,我才能醒。于是,抱着孩子满村找奶吃。我的两个孩子都吃过老乡们的奶,说他们俩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一点儿也不夸张。</div><div> 老刘大夫有一本账,专门记录谁家的孕妇是顺位,谁家的孩子是横位。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遇事一点儿也不慌乱。</div><div> 其次,她找静脉也找得准,绝对不像现在的有些护士,扎静脉跟纳鞋底子似的。“一针准”的称号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记得当年赤脚医生的口号是“一根银针一把草”,银针指的是针灸,一把草指的是中草药。农村医生必背的两本书,一是《汤头歌》,二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另外就是穴位图。几年后的合作医疗越办越红火,不但药圃的收入丰厚,她们还自制针剂。买了一套制药设备,自制“穿心莲注射液”“柴胡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等等。她们的柴胡注射液退烧效果奇佳。老刘大夫的针灸技术也是一朵奇葩。村里有人替她吹,说她能把哑巴治说话了。</div><div><br></div><div><br></div><div> 三</div><div><br></div><div> 村子里的知青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离去。有的是选调,有的是病退,有的是特困。每个人离开,都来向我们告别。告别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桌菜,一杯酒,一碗泪。不论男女,不分先后。渐渐的生产队的知青走光了,全大队的知青走光了,全公社的知青走光了。只剩下我们俩还在默默的坚守。往往是离别的泪水刚刚擦干,又一个知青离开了,于是我们继续流泪。我们发过毒誓:就是回天津掏茅房,扫大街也要回去。</div><div>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云南的知青北京上访的事。只是觉得幸福来得有点儿突然。老刘在通辽盟医院工作的同学来信说,现在回天津的政策放宽了。医院开个证明,就可以往回办。于是我们也随着大流加入了回家的行列。掰着手指数一数,十年啊,整整十个年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div><div> 想当初,我们青春烂漫,血气方刚。看现在,我们沧海桑田,饱经风霜。想当初,我们是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而动,看现在,我们又灰溜溜地随着大潮而返。想当初,我们都是些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看现在,我们如同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的难民。扛着行李卷,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起始地,白白荒废了十年的好时光,一切从零开始,只不过是脑门上多了几道深深的皱纹!</div> <h3>三.我拿青春赌明天</h3><div><br></div><div> 作者.李耕</div><div> </div><div><br></div><div> 一</div><div><br></div><div> 曾经有人说过,插队的知青如果没偷吃过老乡家的鸡就不叫知青了。这句话说的打击面可能有点儿过大。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我只能承认,我吃过,并且不止一只。因为偷鸡很简单,不用任何道具,只要有两个人合作就可以了。</div><div> 我们集体户的门是板门,就是两扇对开的那种。平时只要不关门时,一群群的鸡就会公然走进屋来,啄吃锅台上,地上的饭粒,剩菜等等,等你把鸡哄走后,如果把门关上,屋子里太黑。把门打开,用不了五分钟,这些记吃不记打的鸡又进来,连刨带蹬的,不是蹬翻了碟子,就是蹬撒了盆,要不一撅屁股在锅台上拉上一滩屎,讨厌极了。我们每个知青都为这个事大伤脑筋。</div><div> 一天,我和另一个知青在里屋睡午觉,就听见外屋“哗啦啦”一声响,出来一看,一摞碗被进屋骚扰的鸡蹬翻了,碎了好几个。可把我气坏了,随手抄起一条板凳冲鸡砸了过去。我也是被气晕了,板凳能砸着鸡吗?结果是,惹祸的鸡飞叫着跑了,灶台上又多了几个碎碗,这回是我的板凳砸碎的。空中的板凳不但砸碎了另一摞碗,掉下来还打碎了盛米汤的盆,盆中的米汤撒了一锅台和一地,弄得一片狼藉。等我忙乎半天,好容易收拾完了。一进里屋,不一会儿,这些不知死的鸡们又溜达进来了。这回我也有办法修理它们了。一不做二不休,我和另一个知青分别躲在门后的左右两旁。一个无声的手势,一个默契的配合,门猛地一关。什么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这回我们要的是闭门抓鸡。一报几天来之仇,之恨,之辱,之耻。时间不大,一条麻袋里装满了恶贯满盈的惹祸的鸡。</div><div> 烧水,褪毛,开膛,剁块,只在片刻之间完成。为了消灭罪证,我们把鸡毛和下水一齐塞进灶膛里烧掉。等全体知青收工回来,进屋抽抽鼻子闻着肉香,都垂涎三尺有余。几个月没有肉来佐餐,大家都馋坏了,纷纷从锅里捞肉,大快朵颐。等众男女知青都吃得差不多时,我才慢条斯理地把鸡肉的来历向大家讲明。当我看到众人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这回就变成了集体作案。犯错误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不但众位兄弟姐妹都参与了,就连死去的鸡,我也把它们列入共同犯错的一员,因为它们摔碎了我的碗,甘心情愿地以身谢罪。</div><div> 几天过去了,村子里没有任何动静。于是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忘乎所以的我们慢慢有点飘飘然的感觉。直到有一天,听到外面有老乡大叫:“是谁呀?那么缺德!我们家连打鸣儿的鸡都没有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该收手了。</div><div><br></div><div> 二</div><div><br></div><div> 知青是一群骚动的野马,刚刚脱离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管束。能自持的当然继续自持,一些不能自持的人往往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一次误打误撞的知青斗殴,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div><div> 69年的深秋,一条新公路进入了勘测队的设计版图。我们村正好座落在公路边上。于是各公社,各大队的战勤民工陆陆续续地来到我们村。(注:当地社员把修路,挖河等大型工程的参与叫作出战勤。我猜想,这个名词的来历,可能和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翻身农民踊跃支前有关)。</div><div> 先来了几个知青民工,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大家都认识,安排他们住下。第二天,我收工回来,手里拿条马鞭,看见又来了一伙知青,和前几个知青民工说话,我好奇地凑上前去,问了声:“你们哪儿的?”这句话本没有错,只见后一伙知青中走出俩人说:“嘛哪儿的!”说着就来抢我手里的鞭子,我后退了一步,那俩人跟上来继续夺,我抽手夺过鞭子,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一条鞭子让我抡圆了打,本来就是一场糊涂架,到了这时,只能糊涂着来。因为我在学校里就爱好体育,单,双杠,吊环,杠铃,哑铃天天系统训练。终日里恨天无把儿,恨地无环的。天如有把儿我恨不能把天拽下来,地如有环,我想把地提起来走。打架,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时的小青年,谁都会几下摔跤,捣拳。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对方人仰马翻。正在这时,战场发生了变化。和我一起下乡的哥哥,本来正在屋里做饭,看见外面十几个人打他弟弟,二话没说就加入了战团。哥哥打架不行,是我的软肋,四,五个人围住我哥,眼看哥哥要吃亏,我扑上前去,把哥哥解救出来。这时听见有人喊:“快跑,他们抄铁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冷笑了一声:十几个人打我一个都没占便宜,还抄家伙?真好意思!拉着哥哥向村西北跑去。</div><div> 事后才得知:原来前后两拨知青本来就有过节儿,后一拨知青以为我拿着马鞭想给前一拨知青拔闯,故此交起手来。幸亏我下手比较有分寸,没给对方造成什么重大伤害。于是斗殴不了了之。</div><div> 不仅如此,不少知青的好勇斗狠,也令老乡胆颤心惊。所以在我们那一带,敢欺负知青的没有。很多人对我们知青敬而远之。</div><div><br></div><div> 三</div><div><br></div><div> 知青们本来就是一群苦命人,从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我的手经过一年多的磨练,长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再加上农田的活本没有技术可言,只要下力就能学会。认准了这一条,我在这些天津知青里是农活掌握得最好的。每次干到地头儿,先不休息。依次把落后的知青一一接上来,好让大家一块歇着。久而久之,落后的知青人太多,我也有点儿力不从心,只能放弃大家,一个人和社员们比拼。因为我发现,个别社员故意使坏。他们每当干到地头儿,或躺或坐地歇着,等落后的知青到了地头儿,他们也歇得差不多了。立即站起来接着干,这下可就苦了知青们,只能放弃休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周而复始。这样越干越疲劳,越疲劳就越跟不上趟。不少知青手上的血泡一个摞一个,碾破的血泡染红了锨把儿,锄把儿,镰刀把儿。用手绢把手缠一下,咬紧牙关,继续干。知青兄弟姐妹们都是汗流满面的,这个时候叫苦已经没人听了,喊累也没人问了,只有坚持。而我则处于老乡和知青之间,挨个帮知青办不到,压住阵角,让社员们慢一点儿干,等等落后的知青也同样办不到。尴尬而又无力回天。只能由他去了。</div><div> 聪明点儿的知青于是和队长,书记,主任拉关系,找些轻松的活儿干。比如看个青,放个牛什么的。最苦的莫过女知青了,只能跟在社员的队伍后面,一寸一寸地苦熬着没有盼头儿的日子。社员有的戏称我们是“二劳改”。我们说,劳改还有个年限呢,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娇娃有的方面连劳改犯都不如。想想我们知青的处境吧!房子塌了,我们没有地方住,又没有能力自己盖。生活上的清贫让我们严重的缺乏营养。跟社员一起吃住,又沾染了一身虱子,全身抓挠得没有一处好肉,我们只能无望地忍耐着。有伤自己养,有病自己挨。</div><div><br></div><div><br></div><div> 四</div><div><br></div><div><br></div><div> 开鲁县境内有两条河,一条叫南老河,一条叫北老河。据我考证,所谓老河,可能是辽河的谐音。南老河是辽河的主流,北老河是辽河的支流,往北注入他拉干水库,是我们下游几个公社浇地,灌溉的主要水源。灌溉的方式很原始,即大水漫灌。每年一到春灌和夏灌期间,交通断绝,邮路断绝。每个村子形成孤岛,与世隔绝一月有余。由于开鲁地区基本是沙质土。所以每到夏季,下游的几个公社都要派出大量的民工去维护他拉干水库的大坝。日日夜夜守候在大坝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吃喝拉撒都不能离开大坝半步。没有险情可以自由自在地随便玩儿,抽烟,唠嗑,吹一吹牛,打打瞌睡。一旦有了险情,可以说每一分钟都是生与死的考验。</div><div> 70年夏天,我曾做为护堤大军进驻他拉干水库。辽河上游连续的大暴雨,令他拉干水库的水位猛增,水库大坝一夜之间几乎冒顶。我们这些民工人拉肩扛地运土护堤。大坝跟前无土可取。只能到几十米外取土。天上下着小雨,雨水夹杂着汗水。大批民工用抬筐和草袋子装土运往大坝。公社的李社长嗓子都喊哑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旦大坝保不住,下游的几十个村庄就不是孤岛,而是一片汪洋了。水位还在不停地上涨,沙质土筑成的大坝在洪水的冲刷下,靠水一侧在不停地塌方。大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闸放水,用以减轻拦水大坝的压力。李社长和水库管理所的马所长多次和县防汛指挥部联络,终于得到批准。决定提闸放水,保住大坝。</div><div> 意外的不幸又发生了。螺旋的闸杆提上来了,而闸板缺因被水泡糟而纹丝不动。险情依然继续。泄洪坝上的民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的说用斧子砍闸板,马上有人反驳,你敢下水砍两寸多厚的闸板吗?又有人说只能用皮绳或钢丝绳从闸板下穿过去,用人力往上拽。旁边又有人反驳,谁能下四,五米深的水穿绳子?大家都无语了。李社长用沙哑的嗓子喊道:谁敢下水?没人回答。李社长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把皮绳穿过去的多记两个工!没人接茬儿。李社长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个工!还是没人接茬儿。五个工!李社长又喊道。这时身后的大坝又被洪水冲塌了一块。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大坝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再拖延就危险了。“再加上两瓶开鲁大粬”!我从人群里站出来冷冷地说。李社长说:“一瓶!”“我家里只有一瓶!”我一听是李社长从自己家里拿出酒来悬赏,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说:“算了,算了!给我记五个工就行了!”于是脱掉衣服,腰间绑上皮绳。感觉临下水前,还应喊点儿什么“豪言壮语”。因为时间紧迫,一旦大坝冲垮,半个工都没了。随即一个猛子潜入水中。两分钟不到,皮绳子就从闸板底下穿过去了。等我上了岸。众民工已经把闸板提起来。汹涌的洪水呼啸着向干渠里奔腾而去,大坝保住了。</div><div> 李社长没有食言,连夜回家拿来酒,交到我手中。事后我好后悔,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来个“火线入党”</div> <h3>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要一瓶酒有啥用啊!</h3><div><br></div><div><br></div><div> 五</div><div><br></div><div> 知青作做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社会之中,貌似强大,其实就好比是一群没娘的孩子。尤其是插队知青,一进入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无依无靠,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大部分插队知青都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默默地替祖辈或父辈偿还政治债。他们虽然是无辜的,也是无法自我辩白的。只能在沉默中要么坚强,要么死去,要么手拉着手,相搀着蹒跚地行进在看不见前景的路上……。</div><div> 知青们能拿得出手的不是知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是健康,长期的营养失调和水土不服,使他们渐渐远离了健康。知青们唯一能拿来赌的仅仅是他们的青春和明天。</div> <h3>四.我的猪鸡羊狗</h3><div><br></div><div><br></div><div> 作者. 李耕</div><div><br></div><div><br></div><div> 一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一定会说,这个人好有爱心啊!专门豢养小动物。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那可就不单单是爱心的问题了,而是为了补充营养,维持生命的一个手段啊!</div><div> 两个知青在农村组建一个家有多么不容易啊!猪鸡狗可以随意养,只要你勤劳一些,你愿意付出就会有收获。可是养羊性质就不一样了。上面有文件,规定每户的自留畜不能超过5只,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了,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比如说,你有5只母羊,春天怀了羊羔。一般情况下,猫三,狗四,猪五,羊六。这是指怀孕期。羊从怀上到下羔,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么到了秋天,你的羊就变成了10只,就走入了资本主义的边缘了。国家的政策还是比较人道的,不会让你杀了羊羔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讲,我先从养猪开始说起。</div><div> 古人说,门里有豕才叫家。所以在农村,家家都养猪。1970年,我在农村成了家,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邻村的天津知青给我送来一只小猪崽,是只黑白相间的花猪。这只猪可淘气了,别看它只有一尺多长,三尺高的猪圈墙硬是挡不住它。不知什么时候,它就越“圈”潜逃了。没办法,我只能加高加固猪圈的围墙,可是随着花猪的身长不断的增加,加高了的围墙仍然挡不住它。我没事围着猪圈仔细观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别人家的猪,三尺高的围墙就能挡住,我家的猪四尺半高的围墙如履平地。莫非它会撑杆跳?终于有一天,这只花猪的身上被看青的打了一砂枪。虽然没有伤到骨头,但跳跃能力大幅下降,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花猪挨枪的事就被我遗忘了。过年杀猪时,我也遵照当地人的习惯,把全村人请来吃杀猪菜,随着不停地有人“哎呦!”“哎呦!”的叫声,我才想起拜看青的所赐,八、九个铁砂子都被请来吃杀猪菜的人从嘴里吐出来,还带出了一嘴血。大家一边骂看青的“挨千刀的”纷纷放下碗扬长而去。这就是我养的第一只猪的小小故事。</div><div> 下面我再说说关于鸡的故事。在农村养鸡一般都是散养,张家的鸡可以随便去王家串门,并和吴家或李家的鸡一起玩耍。可是一听到主人那熟悉的“咕~咕~”声,就会不顾一切地飞叫着跑回家来,因为它们知道主人要喂食了。</div><div> 鸡是杂食动物,春天夏天吃草尖儿,吃嫩树叶,和野菜。秋天吃草籽,冬天基本就靠主人来喂养了。不过哪只鸡落在我的家,算是它的福气。因为我一年四季用谷秕子喂鸡。我的粮食富裕,有时也把摘来的野菜剁碎,拌上几把玉米面放在鸡食盆里。看见鸡们大口地啄食,我仿佛看见一篮子一篮子的鸡蛋正在冲我微笑。不骗你,我最多养过四,五十只鸡,每天从鸡窝里往外捡鸡蛋还真得用上筐。老乡们管鸡叫“鸡屁股银行”。供销社收购鸡蛋的价格是每斤六角七分,三四十个鸡蛋也能卖两三元呢!</div><div> 不过,养鸡也有风险,就是怕春天传染上鸡瘟。有一年,鸡瘟肆虐,全村的鸡都死光了。因为我养的鸡太多,专门盖了一间鸡舍。听说村里流行鸡瘟,我实行了封闭式喂养,才逃过了这一劫。</div><div> 在农村,没有钱照样可以生活得很自在。因为农村花钱的地方不多。吃粮,队里统一分配了。吃菜,自己家的园子栽上一畦韭菜,种上一畦茄子。俗话说茄子是摇钱树,韭菜是聚宝盆,一点儿也不假,韭菜几乎一星期就能割一茬,茄子更不用说了,摘了一茬,又长一茬。从夏天吃到秋天。每家都有个大院子,用围墙圈起来,可以种菜,可以种粮食,我种玉米夹豆角。等玉米长高了,玉米杆上也缠满了豆角秧,摘下来的豆角,几天都吃不完。我的院子四周栽了很多杨树。数了数有八百多棵呢!玉米从秀穗到灌浆,我就开始吃嫩玉米了,可以煮着吃,也可以烧着吃,可香了!</div><div> 再接下来说说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可我养的狗却只是知青们的好朋友。只要你是知青,不管穿得多破,不管你来过没来过,它看一眼,摇一摇尾巴,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一看到老乡们就不一样了。甭管你是拿着棍子还是铁锨,想进我的院子,势比登天还难!我有时还纳闷,狗是本地的土狗,怎么一经知青喂养后,就只认知青了呢?后来我一打听,不光是我养的狗是这样的,所有知青养的狗都是只认知青,不认老乡,可也真邪门了!每天我只要一出门,它就要跟在我后面保驾。我如果需要它跟着,它就会屁颠屁颠地跟着我。如果不需要,只要说一声“回去!”它就会老老实实地蹲在我的院子门口,忠实地为我看家护院,等待我回来。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它锁进屋子里灶台后面的狗窝里。怕的是有社员夜间请大夫时被咬。不过只要一有些许动静,它的耳朵特别灵,叫声也特别响亮。有一点可以让我放心的是,圈里的猪再也不会越圈潜逃了。即便跳出圈来,也会被狗的叫声吓得不敢出院。经常来的老乡进院,我的大黄还是会网开一面的。但是也会叫一两声,通知主人。每周日,我都会带着大黄去山里抓野兔,一为历练,二为让它解馋。当然了兔子皮归我。</div><div> 最省心的就是养羊了。生产队里出羊倌,专门放养全队的自留羊。你只需要年底拨点儿工分给羊倌就可以了。一百分或八九十分不等,看群里的羊数多少而定。夏秋两季羊根本不回家。跟着羊倌在山上住,冬春季山上没有草吃了,羊倌才把羊赶回村,羊都认识自己的家。即便几个月不回来,只要一进村,自家羊回自家院,决不会进错院,走错门。我有时也被这些无脑的牲畜所折服。你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立秋以后割上几十捆草备着就可以了。山坡上荒草有的是,割倒了晒上十几天,然后捆上捆,拉回来。主要是怕下雪天或春荒时,抱上几捆草往羊圈里一扔就不用管了。春天起圈粪队里拉走还会给你合理报酬。不管是羊粪,猪粪,鸡粪,都会给你粪票。你用粪票可以到生产队的菜园子里买菜,西红柿,黄瓜,菠菜,蒜苔,西葫,等等。</div><div> 羊可以说是混身上下都是宝,春天剪羊毛,可以卖钱。下了羊羔,留下母羊,等公羊长大,杀了吃肉。老羊也要及时处理,或杀或卖,总数不能超过5只。所以,每次回天津,我们都要给家里带回不少羊肉和农副产品。说实话,我们已婚知青比起未婚知青的小日子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呢!有不少社员家的日子过得都远远不如我。</div><div> 在农村,我用近十年的时间,创下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个舒适的家,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回城后,又用了十年的时间,立下了一个新家。说心里话,我感觉在城里立一个家,比农村不知要难了多少倍。一切从零起步,一切从零做起。好在我没有被困难吓住,好在我又一步一个脚印地渡过了那难忘的一幕一幕。</div> <h3>感谢阅读观赏,祝大家幸福安康!再见!</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