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的周恩来》——周总理最经典的世纪照片！

石门涧

　　《沉思中的周恩来》摄影作品是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摄制于1973年1月9日，地点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照片上的周恩来微侧身躯，面容刚毅，双眉微蹙，眉峰间凝聚着无穷的魄力、意志和信心——这幅照片是记录周恩来晚年形象的一幅风靡世界之经典作品；1973年，意大利政府将这幅摄影作品的原版照片（长69厘米、宽53厘米）作为国礼赠送给周恩来，后珍藏于国际友谊博物馆；1974年，此作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认识世界奖”；获奖原因为：照片逼真地刻划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用光、构图都有独到之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性格。

　　这张照片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被印刷超过9000万张，这可不是胡编乱造，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为什么这张照片有如此大的魅力？

这幅题名为《沉思中的周恩来》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显著版面上，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的篇幅。照片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效果，很快为世人所关注。其他一些报刊也分别转载，赢得意大利许多人士的高度赞誉。

1974年，此作品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认识世界奖”，获奖原因为：照片逼真地刻画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用光、构图都有独到之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性格。洛蒂拍摄的这张周总理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也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品。

这张周恩来总理的半身照以油画般的质感、深邃的凝思，加之特有的凝重的时代氛围，成为旷世经典。邓颖超在后来会见洛蒂的时候也感谢他，并说，这是周恩来所有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关于这张照片，勿需我多说了。毫无疑问，这是敬爱的总理最为经典的一张照片、是一幅让人们永远无法忘怀的经典之作：周总理坚毅的表情、微微左侧的身躯、紧蹙的双眉和眉宇间凝聚的魄力、意志和信心，都深深的感染和震撼着我。只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拍摄地点以及当时所发生的经过，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

主动要求参加会见

1973年1月，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政府代表团访华，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随团采访，焦尔焦·洛蒂主动要求参加会见。那是他第一次访华，对他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有吸引力。一天，洛蒂得知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说他也要去，因为他从来没见到过周恩来。大使说：“你去可以，但你不能拍照，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洛蒂答应了大使的要求。晚上的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周总理先接见了法国代表团，此时的洛蒂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静静地等待，而是专心致志地琢磨着如何能拍下他的照片，不一会儿，接见厅的大门打开，法国代表团走了出来。洛蒂看见法国驻华大使，便迎了上去。洛蒂指着接见厅里面的一个人对法国大使说：“大使先生，那人就是周恩来吗？”大使说：“是。”洛蒂问：“我不懂中文，见到他我如何和他说话？”大使说：“周恩来懂法语，你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洛蒂欣喜若狂，因为他懂法语。

周恩来总理同意拍照

周总理接见时，洛蒂一直在观察接见厅里的环境、光线、设施、布局，揣摩给周总理拍照的位置。当接见完毕，意大利代表团成员一一与周总理告别离开接见厅时，洛蒂最后一个来到了总理面前。他用法语对总理说：“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撒了个大谎，来时我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不能不给您拍照，因为我很难见到您。请您允许。”周总理微微地点头认可。于是洛蒂根据厅里的光线、环境和格调，迅速请总理坐到一把发红的沙发上，沙发旁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带盖儿的花瓷茶杯。总理刚刚坐定，洛蒂便拍了一张。但是他马上意识到，无论角度、还是周总理的姿势，都不是十分理想。就在这时，运气来了，周总理的秘书在大厅门口叫了总理一声，似乎要对总理说什么。总理上身微微向左转动，双眼向秘书望去。洛蒂抓住这千载难逢的一瞬间，第二次按下了快门，然后深深地向总理道谢，一溜烟离开了大厅。事后，洛蒂说：“拍完后我激动极了，好像做了一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还有事要做。

机智骗过警卫人员的洛蒂不遵守有关规定的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会堂警卫人员的注意。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洛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离开接见厅之后他便在想如何保留下这张底片。他凑到意大利《晚邮报》的几个记者中间，一边和他们漫无边际地聊天，一边想着应变的办法。这时，他发现警卫人员正在找他。危急时刻他急中生智，迅速把相机藏在桌子底下，取出底片，又迅速装上新胶卷，并按了两下快门。不一会儿，那个警卫人员来到他面前，很有礼貌地问他：“您是洛蒂先生吗？您未经允许，给周总理拍了照片，违反了我们有关规定，请您立刻把底片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此时他还是演戏一般地向警卫人员苦苦哀求了一番，见对方执意索要，无丝毫让步之意，便“很不情愿”地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把相机打开，把胶卷从相机中迅速抽出、曝光，十分“沮丧”地交给了他。后来有记者曾经问道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他说：“如果不这么做，他们收走以后一冲洗，就会发现我给了他们个空白胶卷，到时他们还会来找我，那就更麻烦了，非把我拍了的胶卷拿走不可。”如今，事过已20多个春秋，每当谈起这段“历险记”时，他还是那么兴奋，那么自豪，目光炯炯，像孩子一般得意忘形。

就这样，这张珍贵的照片终于得以保存了下来。回国后，洛蒂将这张照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并迅速被全世界的媒体转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邓小平接见

“四人帮”垮台不久，一天，中国大使馆突然通知他：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那次在北京，邓小平接见了他。之后，他又多次来中国采访。一次，邓颖超在北京机场遇见了他。谈起那次会面，洛蒂说：“因为是偶然的机会，很匆忙。看起来，周恩来的夫人已年事很高。经人介绍，周夫人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对我到中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说：“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为周总理拍的那张照片是他所有的照片中最好的一张，我对你表示感谢。”

1975年初，原驻意大利政务参赞王传斌回国休假，将照片带回国。

　　在东城区外交部街“老外交部”大院里，周总理这张传世之作正是由住在这个院里的我国前驻意大利政务参赞王传斌带回国的。前不久，我得到一本王老生前写就的《跨世纪的回忆》，书中详细地谈到了这张照片从意大利带回国内的来龙去脉。

书里说，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意大利《时代周刊》格外重视，将其刊登于该杂志封面，其他报刊多予转载。1974年冬，原驻意大利商务参赞高竹峰同志任满奉调回国，临行前的一个夜晚，来到王传斌同志房间，从怀中取出一件用白纸包裹着的物品，小心翼翼地打开，对王老说，你看这是什么？王老一看惊喜非常！原来是一张10英寸的周总理照片。高参赞对他说，这是一位意大利摄影记者从中国回来后赠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和你在这里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在即将分手之际，我把它给你留下，让我们共同分享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吧！王老欣然接受了这份“宝物”，并允诺一定要设法将其带回国。

　　王老在回忆录中说：“1975年初，我回国休假，采取了妥善的方法，以保证顺利通过海关。我把硬壳帆布箱的里面擦洗干净，铺上整洁的白纸，将总理的照片平铺在上面，再用洁净的白纸盖好，以免与其他衣物接触弄脏照片。一切就绪后，我比较放心了，但心里还是在默念：总理啊！叫您老人家暂时受委屈了! 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把照片放在箱子底部啊! 让我借助您的浩然正气，能够顺利通过海关带回国内吧! 这种可笑的祈祷，实为当时的真情所言。到达北京海关时，海关人员照例地问：箱子内有无违禁物品? 有无为他人捎带的物品? 我说：我们在外奉公守法，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捎带什么物品。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回到家中赶快开箱取出衣物，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很平整，无任何褶皱，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家里来，看到这张周总理的照片非常惊喜，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他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翻拍后制版印刷。从此，这张周总理的照片很快传播到全国，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悬挂在家家户户，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

焦尔焦·洛蒂将原创照片留在中国

　　此后，洛蒂先生也成了中国人民喜欢的人物，有关部门多次邀请他访华。我十分想见到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家。机会终于来了！2002年8月，我作为外交部摄影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应邀前往贵州都匀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首届国际摄影博览会。8月20日上午，出席博览会开幕式。我急速步入人民广场的地下展厅，欣赏那里陈列着的数百幅名人佳作，突然间，眼前一亮，那张周总理大幅传世照片和焦尔焦·洛蒂先生都呈现在我面前。洛蒂十分繁忙，我只得走上前去，用英语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抬起头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说了声“Hello！”说完又忙别的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在沿江主要街道观看大型巡游表演。这时，我又遇到了洛蒂先生。他满头银发，身着白色T恤衫，手持照相机，不断“咔嚓咔嚓”地拍摄贵州少数民族表演。不一会儿，他停下来，坐在路旁小椅子上休息，并和一位西方女摄影家亲切交谈。这时，旁边有人连声高喊：“Kiss(吻) 一个！” “Kiss 一个！”他俩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顺从民意”，来了那么一下。我不失时机地把相机镜头对准他们，抓下一张难得的瞬间。后来，我从博览会主办单位那里得知，洛蒂先生来到中国贵州非常高兴。他说：“都匀这个中国西部小城市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国际活动，令我吃惊，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向中国朋友讲解了摄影专题知识，更毫无保留地把1973年拍摄的轰动全世界的《周恩来》原创照片留在了中国。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以上就是意大利记者焦尔焦·洛迪拍摄这张世纪经典之作的全部过程。让我们记住并永远缅怀这一幕。

　　作品赏析

这张经典照片所刻画的晚年周恩来很是令人神往，沉浸在侧逆光里的周恩来，略微倾斜地倚靠在沙发里，衬托于暗淡的背景，显得格外瞩目。他那面部的表情冷峻而又坚毅，削瘦的面颊在点点老斑的缀饰下，似乎更增添了几分苍劲而超脱尘世的英气，且剑眉紧锁，唇角紧闭，透射出一股砥柱中流般的气概。在这尊凝固着的瞬间雕像上，有一处格外触发人以勃勃生机般的联想，那就是周恩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极具表现力的左手；看上去，这只手的手指仿佛是要情不自禁地轻轻敲击沙发。似乎使人觉得，它欲敲击的是一曲充满生命活力的春之歌。周恩来的左手同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形成强烈的对比，两者一并显示出文儒的气质和革命家的阅历。

整幅画面上，周恩来的面部、双手是突出于冷色调的三个暖色调亮点。这三个亮点，构成一个被几何学和物理学视之为极具稳定性的直角三角形，给人以稳若泰山的印象。而其中那面部亮点，恰好几近垂直于右手亮点之上，似乎又让人明显感到，革命是周恩来毕生为之奋斗的基本点。

整个构图让人觉得，前伸的左手，象征着周恩来凡事均以文儒之风开路；后屈的右手，则象征他毕生所坚持的革命立场。

这幅照片的作者真不愧是位大师，紧紧捕捉住了周恩来身上最赋表现力的地方，独具匠心地用三个亮点和直角三角形的巧妙构图，瞬间展现出囊括一生的天才构思——周恩来的魅力亦因此一览无余。

　 ▼ 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第一次拍摄的照片效果图。

　　自从加拿大籍人像摄影大师优素福·卡什在1941年拍摄《愤怒的邱吉尔》，并为该作品创下了自有人像摄影历史以来的最高发表率之后，几十年来就再没有任何一幅摄影肖像作品在这方面可以和《愤怒的邱吉尔》抗衡。

直至1973年，意大利《时代》周刊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拍摄的《沉思中的周恩来》问世。

　　 ▼ 以下附周恩来总理其他历史时期照片（照片均来自互联网）

　　▼ 1916年周恩来同南开学校老师同学合影

　　▼ 1924年，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 三十年代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 国共合作时期的周恩来

　　▼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

　　▼ 新中国时期的周恩来

　　▼ 1952年8月，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 周总理最具魅力照片之一：喜欢看他的笑，喜欢看他的开怀大笑，那种爽朗的笑，能感染一切的笑。

　　▼ 194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三十号院内。

　　▼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图为会议休息时他为各国朋友签名留念。

　　▼ 1955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八达岭合影。

　　 ▼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同邓颖超在密云水库招待再次来华的埃德加·斯诺。

这是斯诺第二次来华，但却是首次踏上新中国。在密云水库的接待大厅里，斯诺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夫妇，用他特有的美国腔的中文问：“让我看看，你们还像在延安时那样相亲相爱吗？”

斯诺歪着头打量他们的神情和他幽默的问话，把周恩来和邓颖超逗得开怀大笑。

　　▼ 1962年4月，周恩来出席我国参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举行的联欢会，祝贺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 1963年4月3日，周恩来在北京玉泉山。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

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 让群众背风坐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8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 1971年，北京，周总理和法国教育部长聊天时伸出两根手指。

周总理说："我在法国只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列宁主义。"

这个场景被马克•吕布迅速抓拍了下来，成就了这幅经典的肖像作品。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解冻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过程并不是一团和气，双方也都是暗中较着劲。当时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不知无意还是有意，这位美国总统语带讽刺说：“美国拥有的核武器足够把地球摧毁几十次了！”

周总理看了他一眼，顿了下，回复：“我们中国比较落后，拥有的核武器只够把地球毁灭一次。”让我想起一句话：腰杆要是够硬，说话不需高声，气定神闲中气足。

曾经有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同样问了一个暗藏讥讽意味的问题：“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听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沉思中的周恩来》摄影作品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

人物简介

焦尔焦·洛蒂(Giorgio Lotti)先生，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新闻摄影记者、意大利《时代》周刊著名摄影记者。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1954年同科隆博通讯社合作开始摄影生涯，随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为几家如《第7天》《巴黎竞赛》等日报和周刊工作，1964年从职于《时代周刊》。1973年在中国进行的摄影报道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世界理解奖”。出版过许多摄影画册，其中主要有1970年的《威尼斯之死》，1972年的《中毒的主教堂》，1978年的《斯卡拉歌剧院》，1982年的《海之光》，1981年的《芭蕾》，1983年由邓小平做序的《中国、中国、中国》，1991年的《佛罗伦萨的水灾》。举办过多次个人影展和联展，主要有1966年的《佛罗伦萨的水灾》，1967年的《大海》，1971年的《意大利的污染》，1973年的《意大利摄影家》，1973和1981年的《中国》，1979年伦敦的《陆地》和威尼斯的《’79威尼斯》，1980年的《巴黎》，1981年的《伊尔比尼亚的地震》，1982年的《海之光》，1986年的《洛蒂新闻摄影》和纽约的《当代人的和平与存在》，1993年的《形象日记》，1994年的《1960-1993的电影摄影》，其许多作品被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馆收藏。1994年获‘莫德那’城市文学奖，1995年获‘西科夫’职业金奖。世界各国出版了许多关于焦尔焦·洛蒂的专著，主要有1978年出版的《焦尔焦·洛蒂专集》和1983年的《大摄影家--焦尔焦·洛蒂》。

他的最著名和最为中国人民熟悉的作品，是他1973年在中国拍摄的著名人物肖像作品《沉思中的周恩来》，这张照片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全世界的发行印量高达9千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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