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月如歌 穿越37年（1979/2016）的怀念——老物件（副本）

音悦屋

高考

同学

复习

知青

当时

大队

我们

孙兰青

当年

毕业

老物件

▼孙兰青同学

72年小学毕业证

▼孙兰青同学

79年高考准考证

▼宋晓波同学

79年高考准考证

▼宋晓波同学的大学时代

▼王淑清、张若平同学

保留的入取通知书

▼张若平同学

《入取通知书》信函

▼曹滨燕同学、王淑清同学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通知单。成绩单使我们想起了任课老师：英语孙继义、侯亚杰，语文乔桂美、李仲年，数学李允，珠算李滨，体育陈巴宁，党史孙力生，商业计划、经济学说史韩枫，商业统计董秀翰，商品学王金山，财会王复、政治经济学丛茨、鲍永宁、王伯南，物价王伯文，资本论选读刘昭明老师……

▼张若平同学

学年鉴定表

毕业派遣证

▼淳于贤新同学

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

学生证

▼朱旭同学

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

▼王晓玲同学

卫生所挂号证

图书馆借书证

哈工大游泳证

▼校徽：我们对校徽怀有深情。她带给我们的是自豪、荣耀，也是我们对母校的归属之情，是我们的名片。右下图☟为1992年建校40周年纪念物。右侧☛的是王晓玲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章

▼宋晓波同学大学期间用过书包、《英语九百句》和孙兰青同学上学时使用的《简明英汉小词典》。当年，《英语九百句》曾是我们的枕边书，几乎人手一册，这本是云中同学81年购于北京。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句留在我们的记忆。宋晓波同学典藏书籍。

▼宋晓波同学在校期间第一学期珠算课用过的算盘，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用过，一直保留至今。三十七年了！你的呢？记得你说过" 如果毕业后干会计，就把算盘挂脖子上跳楼"。 现在你活的很好，肯定没干会计。一盘小小算珠，当年苦恼多少人。于伏龙同学三十多年后作诗感言道：" 当初考珠算，手脑笨拙不过关........."

▼吴岩同学的小木箱。"这个木箱从我1979年上大学开始，伴随着我度过了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然后又跟随我到北京，既忍受过地下室的阴暗潮湿，也享受过中南海的阳光明媚。它虽不贵重，却承载了我37年的人生经历和苦辣酸甜。看到它，不尽的往事涌上心头……它是历史的见证，我喜欢你～我的伙计！"

▼81年学院运动会程序册，里面为77至80级四届各班参加比赛项目具体安排。封面下面还有当时写的班级字样。

▼食堂饭票

▼当时学校大门和教学楼

▼这是83年毕业时和毕业后同学之间赠言和书信往来眷眷之心 真情切意诉情谊

▼覃达鸣同学

九O年扶贫时

任贵州毕节县

供销社副主任留影

▼中央讲师团始于1985年，结束于1988年，历时近四年。中央和省市共派出50000人。当时有说是"第二次下乡"、"变相裁人"。这是毕业后，到机关工作的同学的一次引起些思想波动的经历。吴岩：这种经历于我而言也是很珍贵的。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和我教过的学生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十年来我们之间的联系没有中断过，在我来爱沙常驻之前，我还专门去周宁看望学生，当晚聚集了近20位，折腾了一个通宵。有两个我的学生现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清华大学读完博士、博士后以后，留在清华大学当了教授；另一个在北京大学读完博士以后,分到中国社科院做研究员。正可谓一年周宁教书行，一生周宁师生情。

▼张毅同学留学加拿大后回母校工作。1987年同周立民院长合影

▼这是罗会明同学贵州铜仁老家的亲人保存了37年的老照片。照片于79年冬季拍摄，80年5月9日寄回家时，罗会明在照片背面摘写了毛泽东的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37年后的今天，我们想听听罗同学对当时引用诗句的解读。

▼哈尔滨的同学，早在2002年就筹划2003年毕业十年同学聚会，因为当年非典，而未能如愿。这是当年哈尔滨同学致信各地同学的稿件

（五）、回忆短文

三十七年前 天隔地远的我们走到一起 心血沸腾 三十七年后 我们天隔一方 回忆起当年的经历 依然感慨万千

1、回味兩次惊心动魄的高考 解廉廉

2、我的知青 我的高考 淳于贤新

3、回忆我的知青和高考经历 孙兰青

4、我的高考之路 朱旭

5、我的高考 曹文艳

6、高考春秋 张若平

回味兩次惊心动魄的高考

解廉廉

　　高考前工人的我 高考后大学生的我

是什么角色像什么角色

　　1969年8月当我刚刚15岁的时候，什么也没学就算初中毕业了。 因姐姐和哥哥在1968年分别去了农场和兵团，按政策我被分配到了哈市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光荣的工人，一干就是十年，其中四年在车间干活，六年在科室干些杂事。本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感谢华国锋、邓小平粉碎四人帮和在1977年夏季决定恢高考由于初高中知识没有, 1977年没敢有什么想法是商经77级纪亚伟考入商院的事实给我极大地鞭策，他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小学时还同座。于是通过半年的自学参加了1978年高考， 尽管与本科录取线差20多分，但我看到了差距并不大，只要找准学习方法，刻苦加倍再努力一年，希望一定会比1978年高考大。 为了抓住这一年的宝贵时间，我没荒废一分钟时间，为了能有整天学习时间，还做了一个可做可不做的腿部手术，目的是有理由从工厂请假休息。无数次在烛光中看书近天明（当时常停电），眼睛就是那时近视了。 同时分析当时77、78级高考5门课程只要平均分60，即总分在300分以上，一定有本科学校可上再分析自己五门课的强弱，数学能力最差目标定在30分，其它四门一定要平均在70分。 苍天不负有心人79年考试成绩为326分, 地理最好居然95分，差一点满分，数学27分。 其它各科都达到预期目标，终于入学商院。后来听说黑龙江省考生入商经系最低录取分数线为321分。知识改革了命运， 尽管我当时在工厂的处境比有些同学好些，但在当时社会趋向、父母要求、本人志向的共同推动下，在自己付出极大努力目标终于实现了。人总是应该有感恩思想的，万幸粉碎四人帮，万兴中国改革有一个总设计师当机立断，否则我们班会有一批人将错过根本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平庸的了此终生喽。

我的知青 我的高考

淳于贤新

我能有大学四年的学习经历，离不开知青四年的耕耘经历！我家姊妹四个，两姐一妹。75年中学毕业, 当时大姐已去兵团，二姐去国营农场，我是家里唯一男孩，想申请独生子女政策留城，未批。这样，当年九月，下乡插队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牛家公社政新八队青年点。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这三种形式吧，兵团（出身好的才能去）、农场、插队（夫子的回乡务农也是插队吧），我们家都有代表了。我下乡的地儿，距离哈尔滨才五十多公里，火车一小时即到，票价往返一元。因距离近，所以很难进去，都是通过关系。我是一位老知青介绍而去。开始时，很兴奋，一点没有想家的感觉，也没有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和志向，就是觉得兴奋、新鲜、开心。尽管一切都是穷开心。  

在青年点，大家称谓我贤新，很亲切啊，这是家人对我的称呼，比我小的女生叫我小哥。将近四十年了，她们一直这么叫着。听着，自然就会把你带回那时的生活。下乡的活，就是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呗。种地、锄地、收割、猫冬。有过累得直不起腰、站起来两眼冒金星时候；有过镰刀割了腿和手、献血染红庄稼的经历；有过刨粪碎渣溅到嘴里的瞬间呕吐；…….这些经历，换来的是每天十个工分的报酬。秋后算账。可到年底时我从来没有拿工分兑现过一次人民币啊！每月家里给五元生活费。抽烟，也喝酒。烟是0.14元/盒的握手牌，或0.19元/盒的蝶花牌，好一点的是两三毛一盒的葡萄、 迎春墨菊、恒大、前门等；到过年了，能抽上牡丹。每天一盒，月支出需四元左右。 还要聚会吃饭。 那时聚餐，你家我家来回轮着来，也有下馆子的时候，每人块八毛的凑一起戳一顿。谁说AA制是西方的文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就实行了！
回家路费每月一次的话要一元；每月五元怎么够用。咋办？和家里再要呗。也挺难开口的。渐渐地，开始时的兴奋、新鲜感被忧虑、茫然、恍惚所取代。
而一切的一切的转折，源于一次事件—整风！整顿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青年点共有知青三十多人，男女几乎各半。青年点所在的小队正是大队书记家所在。因此，大队书记格外关心青年点。七六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大队书记组织青年点开会，先读了几篇毛主席语录后，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批评青年点存在的一些风气不正的倾向罗列了一些事情，要求我们每个人对照检查并说出其他人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下坏了，不仅要说自己，还要说别人！典型的政治化的运动。说吧，说的结果是好端端的一个集体不和谐了。
契机出现在这一年十二月，高考恢复。七七年高考，报名了，没敢进考场。内心很敬佩的领导-青年点点长和我的六十二中同学知青参加，全考上了（哈师大数学系和中医学院）。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和努力方向。七八年春节后，不去了，在家复习，参加高考！遗憾，考的一沓糊涂，报的理科。青年点也无人考上。继续再战，违背父愿，理改文，得分332。 记得很清楚数学46！语文不及格，余下是史地政治得分。这一年，青年点考上两个，我、另一位考上的是大专。前后三十多位知青，四人考上。其余人，八0年后，陆续招工、接班返城。" 运动" 一下使人成熟许多，成功一定要自己努力，下乡看不出任何前途，高考给予了机遇、大学改变了命运！我们成为同学，是缘份。同学情，一生缘！

　　回忆我的知青和高考经历

孙兰青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多次辞职经历。今天有人说到知青话题，我想起自己的第一次辞职。1977年夏天，我从西宁十六中高中毕业，8月份就被安排下乡当知青，离西宁市不远，百八十公里。我下乡两年，沒吃什么苦，下乡后的头两个月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随后被公社的中心小学抽去当民办教师。

当时我们知青点抽了七、八个人去当老师，一学期后，学校只留我一个人继续当老师，其他人全退回。我当老师的待遇是每天记十个工分，每月补助8元钱。当时已恢复高考，七九年春节后，我决定参加高考，于是向校长提出辞职，第二天校长和大队书记一起来知青点找我，挽留我继续当老师，并言明我可以边教课边复习。我当时就明确拒绝，表示一定要辞任老师去参加高考。接下来复习的日子，我一边帮生产队做点事，主要是去西宁市帮生产队买点紧俏物资，有时也零星干点农活，一边在知青点独自复习。当时知青点就我一个人要参加高考，没人辅导，也缺资料，就这样坚持下来参加了高考。对这一次辞职，很多年后我常常想起来就很高兴，也很佩服自己[呲牙]这次的辞职，让我产生了一个信念:你必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77年6月，孙兰青同学高中毕业前，和几个同学一起在西宁十六中办黑板报，表示毕业后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右二站在桌子上写黑板报的为孙兰青同学）

我的高考之路

朱 旭

我的家-如皋市   下原镇  朱庄村

这是一篇自己出的命题作文。如何破题？思忖再三，始觉有二：其一、平铺直叙型——如下：朱旭者，如皋人也，生人于反右扩大化之一九五七年，旋即哺乳及至大跃进之一九五八年。幼，长成于三年自然灾害之困难时期期，初，启蒙教化于史无前例之十年动乱期。渡尽劫波吾犹在，相逢一笑已成人，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其二，夺人眼球型——如下：亲爱的同学们，请不要讶异，也无须恍悟——当年的高考，也许我的总分没有你高，或许只比你高一丁点儿；也许我还可以上更好的大学，或许根本上不了本科；也许我的高考成绩虽没你优异，但排名或许绝对靠前……犯迷糊了吧？ 这是为什么哩？ 且听我慢慢道来。不管是平铺直叙型、还是夺人眼球型，都得从一九七五年说起。话说一九七五年初，吾辈即将高中毕业之际, 学校礼堂里住进了一干人马。恰原来，是最可爱的人一一解放军。他们是来我县招收新兵的。获悉这一情况后，许多农村的寄宿生去找带兵的亲人。我不例外，也去找去我家乡一一下原人民公社接新兵的两位可爱的人。一位排长，叫倪惠康，一位班长，叫李德祥。我向二位表达了想参军的愿望。这是基于高中快要毕业不得不回乡务农的痛苦现实。心里这样想，但不可流露啊。可爱的人见状，要求把名字、家庭住址、父亲姓名写给他们，并叫我星期天回家时到公社找他们。遵嘱，星期天上午到公社找着了二位。 他们说，小朱啊，你的条件不错，高中生，字也写得好，父亲又是大队书记。我大脑快速地飞转：估计有门。然而，他们接着说，但是，你现在还在上学，高中没毕业，我们与你父亲也谈过了，只能等下次了。大家都很遗憾，我内心犹酸楚。（有必要插一话絮，倪惠康、李德祥二人带完新兵回济南军区后不久，即面临着转业和退伍的人生选择。 为此，他们采取了曾经名振华夏、轰动一时的举动，提出不回原籍——南通县小海镇，而是要求去西藏支援建设。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传媒都报道他们不恋江海平原鱼米乡、雪域高原献青春的事迹。这年，南通市10多万群众上街，为倪、李壮行。他们带着济南军区政治部赠送的电影放映机和南通人民赠送的手扶拖拉机，于1975年6月17日到达西藏山南地区隆孜县。他们扎根西藏四十余年，倪惠康后来成为自治区副检察长，被誉为当代孔繁森，已退休。李德祥不祥——上述情况网上百度。这是后话，提前说）。差不多与倪惠康、李德祥赴藏相近的日子，我高中毕业了，以所谓"回乡知青"身份返乡， 从此履新于"修地球"之职业。我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上面一个姐、下面两个妹一个弟。这一年，我姐有幸被推荐到南京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根据她的条件，应该早一年上学的，只因在她之前本大队有位家庭贫寒但本人非常优秀的小伙，于一九七三年被家父极力推荐上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来好像当了天津港务局的党委书记）。 到了一九七四年，再推荐我姐的时候，公社书记说了，让其它大队轮一下。我感觉，父亲有一段时间是有情绪的，作为威信较高的大队书记是憋倔的。公社领导应感觉到了。到了一九七五年，再推荐时就顺风顺水的了。我估计，领导考虑到我们家孩子多，总要关心一下；况且，我姐确实优秀。我在为姐高兴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忧虑。因为，在当时情形下，我们家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能够推荐上大学的了，而上大学则是最好的出路。好在我回乡务农才刚刚开始，对前途的考虑尚不十分迫切。这一年，我报名参军，但体检时眼睛近视（后配了眼镜但从未戴过，主要是不好意思，害羞，怕人议论一一不知道多大的知识分子在干农活呀），故此死了参军的那份心，只好安心地干农活了。 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 通常情况下，割麦子、收稻子、掰玉米、插秧等是相当累人的，但当时南通地区作为棉花主产区（占全国产量的10%以上，现在不种了），在棉田里打农药、摘棉花、拔棉杆，其累则更甚一层。总之，所有的累，概括起来就是腰酸背痛、手上起泡、腿上蚂蝗等。轻松一点的活儿，如养桑蚕、长蘑菇…，也季节性干过。回乡之初， 亦曾豪情万丈，大有"以天下为任"之使命感，常常以"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予自勉， 间或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狂态；忽尔，情绪低落, 又有"生不逢时"之感叹举凡吾辈性情中人， 大抵如此。虽时过境迁， 然每每遥想当年：连年累月、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轨迹， 貌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 逍遥于天地之间心意自得"焉。然吾心苦闷，扪心诘问：难道就此"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了此一生乎?基层的"头儿们"亦常常告诫——勿要"手拿锄头柄，心里冷冰冰；眼望大烟囱，心里热烘烘"；时而亦似有庄邻村夫揶揄之声萦绕耳际： "识得几个‘狗脚饼’，就想跳‘农门’？"吾心苦闷，仰望星空，然星光依然璀璨，吾亦依然故我。"歌不发声酒不饮"，多少个暑去冬来,无数个春梦秋水， 常"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怅然而涕下"——多愁当笑我，早生华发枉自忧（以上摘自拙著《外行看热闹》·跋）。干了一年多农活。一天，大概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初，我正在棉花田里察看棉蛉虫情况，家父与两个陌生人路过地头。我干我的活，他们走他们的路，什么也没说。晚饭时，父亲对我说，供销社要在本大队设一双代点（代购代销点，简称双代点），上午供销社主任和外勤员来看过你了，认为很合适，征求一下你本人意见。当时觉得，这是家父为子女前途着想所使用的有限权力，尽管心里有点不大愿意、不服输，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逃避苦累脏差的农活，先干干吧。真的，没有再好的其它出路了。这样，与另一年轻人开始了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谋生生涯。当了近三年营业员，固定收入25元／月。 应该说， 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 在家吃饭，又不花钱。约工作半年后，就请队办企业的采购员在沪托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五元元，挺显摆的；其时，许多人多是找人搞票买三十元一块的中山表。上海牌手表一直戴到一九八五年后换了一块打私工作会议上供应的双狮走私表。当营业员期间，兢兢业业，业务日臻。记得当年服务要旨是" 主动、 热情、耐心、周到"；当顾客多的时候，需眼疾手快，要诀是： "接一、 问二、 联系三"。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卖糖果的劳模张秉贵一抓一个准；其实熟能生巧。我们卖的东西可多了，也练就了较为过硬的一些技术活儿。比如，卖糖果也抓的较准、差不离；卖猪肉的，只要刀手秤好，不管几斤几两，我们都能准确地报出价款，很少需要用算盘拨打一通；特别是一些茶食、砂糖，许多人家是买回送礼甚至是用作聘礼的，需内用牛皮纸、外用红纸包装成长方梯形状，是一门技术活儿；还有回收的空酒瓶、酱醋瓶等，需用草绳捆扎，十二只瓶子一扎，没点技术是扎不来的……。在冬季，天气阴湿，寒气逼人，售货时双手长期外露，手背冻成小馍头状，戴无指手套会影响手指的灵活性，不便做事所有这些，不管怎么说，比起那些一年四季、成天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农话的人们来，不知要好了多少倍，真可谓"天壤之别"啊！工作闲暇之余，无书可读，也就看看报纸。有段时间，紧紧张张地手抄了三本手抄本小说——《一把铜尺》、《一双绣花鞋》和《梅花党》，都是反映地下党及侦破敌特斗争的生活。无意识中，也算是打发时光；潜意识中，亦对生活状态不甚满意，曾流露出对大学推荐制的不满，尽管我们家似乎沾了推荐制的阳光雨露。十七、八岁的我，没觉着时间怎么的快，像流水一样，很自然地到了一九七七年。"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开"。衷心感谢那位一生坎坷、 命运多舛的小个子伟人——拨开阴霾，始见霞彩；力排众议，荐能举才；恢复高考，学子开怀；多少才骏，同场竞赛；好中选优，拔擢人才。于是乎，终得有幸挤上千军万马、奔腾呼啸之独木桥。然基础不牢、底子瘠薄，故一而再、再而三才终于及第。回想、梳理起参加高考的过程，委实有点曲线轨迹。 这是因为1977—1979年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属于特殊时期。于个人而言，终身难忘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想当初，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消息，虽令人振奋，却也仓促、稍迟了些，许多人都没当回事。我也报了名，但营业员照当不误。当年，不是全国统考，江苏是省内统考；省内统考前，先是南通地区初考。只有初考合格者，才能参加统考。我参加了地区初考，不清楚考了多少分，反正未通过。我们大队有一应届生考了全县第一名，出尽了风头，上了医学院；有一位上了中专。高中同班六十二人，仅一位考取大专。看了少数人千真万确的通过考试由糠箩跳进了米箩，对吾辈落榜之人促动很大。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哪怕考到年龄限制为止，哪怕考上中专也好，起码可以吃上二十八斤半（定量户口供应粮）。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先到母校去听了一天，很大的阅览室，人太多，效果不佳；同时，母校在县城，离家20余公里,多有不便。况且，还有一份工作，不宜长久脱岗。鉴此只好在上初中的母校（时己改为所谓戴帽子的中学，即有高中的完中）去插班听课，离家近，三顿饭，在家用，晚上睡到店里守夜。听课一周，感觉浪费，因为其他学生没毕业还在按部就班地正常上课，有耗费时光的感觉。为此，横下一条心回去边工作、边自习复习。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是全国统考，取消初考，一考定乾坤或一考定终生。文科考六门：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地理、历史，其中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回店里后，在做好售货工作的同时，把《一九七八年度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的内容逐条解答主要是历史、地理、政治，语数外没法弄。其中，外语拟放弃，因为初中未学外语，高中学外语时跟不上，有自卑感。说实话，当年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未必能记全；语文无法复习，凭底子听天由命；数学本就学得不好，自然不是自习复习的重点了。俗话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事实也证明，边卖东西边复习是会互相分心的。记得某次，有位买东西的老农，回家后又辗转折返来到店里，说我找零时多给了五块钱，专门来退还，弄得我好感动。试想：在挣工分的年代，五块钱对一个老农是笔多大的财富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较为艰辛的自学式复习，是年，我的高考总分为二百八十二分，虽不理想，但己看到了遂道尽头的曙光了。听说这年江苏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为三百分，我也一直是这样以为的。不过，百度后才知道原来录取线是三百五十分。好在当时不知，总认为差不多了，这就有了支撑一九七九年继续复习迎考的信念与动力。某日，闲来无事，提笔给在青海大通县工作的舅舅写信告知高考情况及准备再考的想法。舅舅回信说，282分是很高的分数了，在青海可以上不错的高校。正是这封回信，让我平静的心海荡漾起浪花！我即刻提笔再书一封，直白说，想来青海高考。舅回复，联系试试。舅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支援西北建设到青海的。文革前在大通县民政局工作，文革中下放在该县的大峡门公社大哈门大队，有点人脉资源，后回县里工作。这样，舅舅与他下放的地方联系户口迁入落户事宜，很快办妥，寄来了户口准迁证。迁出地的户口迁移证也开出来了。需说明下，户口由农村迁农村比较好办，只要有接受方，就可以迁出。不像城里人迁户口挺难的。当一切手续妥妥地办好之后，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了。原来在家时，最远到过的地方是：南、北边距家各约三十公里的南通市区和海安县城，东、西边距家仅约十五公里之内的两个小镇。这次真的是远行了，前途未卜。后来听说，我善良的母亲，偷偷的哭过几次啊！是日,经过6个多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爬行，抵达省会南京，住老乡单位。翌日，老乡陪玩玄武湖、中山陵等名胜。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大公园，也像个原始森林。我想以后能来此工作就好了。到了晚上，老乡送我登上了西行列车。各位不要笑，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且一乘就这么远。在我想象中，火车铁轨应是凹陷下去的两条线路，火车轮子沿着两条卧槽前行。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凸起的两根钢轨。大约经过三十小时的横贯东西，终于到达另一省会西宁市。住西宁市小桥区我姨父家，姨父也是六十年代初来西北支援建设的。甫一抵达，便一门心思地自习式复习。白天，姨父姨妈表妹表弟都去上班或上学，就我一人在家看书+理解+死记硬背。 日复一日，匆匆忙忙，便到了七月的七、八、九号，全国高考统考期（现改为六月，以避开南方高温期）。提前一天到大通县城考点熟悉环境。三天的考试，感觉压力不大，其实只有两天半的考试，外语考试时只在卷子上写了个名字，坐等几分钟后，便交卷了，真正当了一回"白卷"书生而非"英雄"。斯年,外语总分按10%计入总分，不白费那个劲。考试完毕，顿感轻松，心想：凭老底子就能过关了吧。到舅舅下放的大哈门大队小住，那里有他的亲戚。我们在屋后的山上爬山，在树干上用小刀刻上"到此一游"+名字。轻松过后，便是焦急地等待考试成绩。回到姨父家，整天干等着。一日，姨父说他们厂有一姓文的同事被抽调去阅卷，去问问消息。晚饭后，和姨父去文老师家，他正在做木工活。道明来意后，文说他们这一组是批阅历史的，可以凭我的笔迹帮助查到历史分数，其它没门。他叫我正常地写了一句话。次日晚，他来告知，说巧得很，白天阅了一份卷子，据其判断肯定是我的，且是这天分数最高的七十八分。这里绝无作弊的可能，因为一个组有三人把关，而考生的名字密封在装订线内，谁也看不到。我狠佩服文老师通过笔迹就能料定是鄙人的答卷。哦，文老师，文立人，原来如此：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发配青海。其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是后来代理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一一杨小民杀人案，在媒体压力和他的努力下，终为受害人家属伸张了正义。不久，其调回了成都，供职于省社科院法学所。大概捱过月余，高考成绩分数条下来了，六门功课成绩为321·5分，分別是：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58+26+0+81·5+78+78=321·5。 有此成绩，我和亲戚们基本上就是心安理得地等候录取通知书了。某日，下原人民公社收到青海省招办发来的内容如上的加急电报。正好我父亲在公社有事，公社文书和几个干部喊道：朱书记，请客！父亲莫明其妙，从他们手中拿过电报一看，满心欢喜地说：请客、请客！随即他们就在公社门口的邮电所内斟酌并复电：朱旭同志在家表现好，政审材料即寄。随着电波飞越千山万壑，青海省招办收到回电后即进入正常录取工作，老家的政审材料也很快寄到。记得当年填报的3个志愿，其中有北师大,黑商好像是第三志愿，最后一栏是：是否服从安排一一当然服从。还记得当年有预录、更改、确认程序；我的预录通知是北师大历史系。考虑到不想当老师，故提出更改为黑商。想起了当初边售货边复习时，一次供销社主任来检查工作，见我在复习，便问道：小朱，你考上后准备上什么大学？答曰：最好还是干本行，近一点的有扬州商校、商专，最远的本科也只有黑商。主任连连说好。由于有任科长这层关系，更改学校顺利实现了。不久，黑龙江商学院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如鸿雁传书般飞进我的手中。九月初，一位穿军装干部模样的人，坐着吉普车，气喘吁吁地径直来到姨父家，自我介绍是西宁警备区的，问是否有一姓朱的、被黑商录取的人住这儿？我们答：是的。他说，找了大半天终于找到，想不到就在市内，上午去大通县乡下找，说此人根本没在此生话过，应到县城某单位去找他舅舅即能找到此人，结果找来了。他说他姓金，女儿也被黑商录取，女儿太小，高中刚毕业，你们是一个班的，还有一位姓孙的小伙子已找到。他建议我们结伴而行，可以相互照应。实际上，我们都有此想法。后来，我们仨统一买的同一时间、座位相邻的火车票。刻日，一行三人由西宁东进，约经二十多个小时抵达北京，我姐和她同班男友接站，住白纸坊大街地图出版社（当时姐的工作单位）招待所。下午到京，简单洗漱后先睡一会儿。晚饭时，她们来叫，叫不醒，是推醒的。长途跋涉是多么的辛劳啊。翌日，我们一行由北京北上，向着黑土地、向着松嫩大平原、向着哈尔滨进发……，这就是我的高考之路，也是人在旅途之一程。 附记：前几年社会上曾讨论过高考移民的热门话题。听闻之，心里不免发出呵呵之声。虽不敢说我是最早高考移民，但敢说是最早的高考移民之一。这是这件事本身应具有的一定的历史价值意义之所在；只不过当下的高考移民更加普遍、更具规模，而且是逆向移民，即向一线城市沿海地区流动，赋予着新的时代特征。经查，一九七九年江苏高考录取线仍然是350分。我当年的成绩若在老家估计只能上大专甚或中专，但在青海则名列前茅，青海的录取线好像是240分。这绝无地域歧视，而是应当承认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基础教育水准的差距。其实，高考成绩只能说明部分问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至于个人，它只是步入高校的一块敲门砖。记得先贤说过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可以的。进到高校门，大家的起点都一样。有些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而我则觉得大功告成、不思进取了。不管怎么说，我为我的决策而庆幸。另，顺告各位，自我考上黑商后不久，小妹考上师院，弟弟高中毕业时体检合格被提前招飞录取并入伍，只大妹未能高校深造，但生活不比我差。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里，一家姊妹五有四个大学生，在当地小地方，也算个大新闻了。 写于丙申年春节

我 的 高 考

曹文艳

1979年的高考是在7月7、8、9号，七月流火。我在绥化三中参加高考，天气很热。记得数学有一道题勾股定理，我却没有答上。出考场时，陪考的妹妹问我考的如何？我说不好，勾股定理没有答上，妹妹很失望的说，这么简单的题都没有答上。为此，我还大病一场，以为考不上大学了。结果数学考了三十四分，其他的学科考的还不错。要不是勾股定理没有答上，我还遇不上商经79的同学们。命运就是这样神奇！ 2016.6.7日有感

高考 春秋
张若平

我1972年中学毕业，1973年下乡，学前这段经历，在农村做了六年知青，其中五年是纯在农村劳动，最后一年在家复习备考。1975年好像有个回城的机会，一个什么大集体的厂子，那时即使当工人，国营和大集体在人们的心中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异，也为将来考虑，我就没去。我父母都是中学老师，身边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一门心思奔着上学。我下乡时，大学已恢复了工农兵学员的招生。那时候年轻，也幼稚，总觉得好好干就有机会。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一是政策上要求有两年劳动，我六年实际等于有三年符合条件（最后一年复习不能算）。二是名额少，一个公社每年一般只能均两个名额（一个大学，一个中专），而一个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这么多生产队，一年争一两个名额，事实上我在的那个生产队六年只给过一个名额，还是一个中专。三是队干部的强势。我们知道当时农村没有什么机会进城，上学几乎成了唯一的通道，我们队那个六年唯一的中专名额支书给了他姑娘。这些都是回头看，那时招工没有好的选择,   再则上学的念头又总在心里挂着，侥幸心理下的等下次。终于，等来了高考。说实在的，尽管当时没高考，但青年人总有求知的欲望，我父母又都是老师，觉得知识总会用处，从小也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只是没目标没压力没动力。看的书很杂，没个系统。1977年从得到消息到考试大约是一个来月，成绩是212分, 数学只有12分。那年可以上师范，父亲也怕政策再有变化，说有个学校就念吧，我没同意，我说好不容易可以考试了，我一定得上大学。最初各地情况可能都一样，因为你还在队里，要请假，甚至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考完试就得赶紧回去，因为你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一定走得通，即使走通了队里还要写鉴定，怕人家写不参加劳动，总之，有一种恐惧心理。到1978年形势似乎有些松动，即使不高考的有人也开始回城逛游。这样回家复习不再有负担，外部环境的宽松，一些老师开始义务办补习，后来又学校办, 从个人看也似乎有了些路数。但二次投考仍未中，这次是290多分。家里在省教育厅有个亲戚,和我父亲讲若平这种情况疏通一下可以上个专科，父亲问我,  我犹豫了一阵说，我再考一年,  如果还这样我就认了。最后一年是一整年（77到78只有半年），79年考完有了点儿底，自己觉得比上年好，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能不能上大学把握还不是很大。百无聊赖地等，很着急。我知道分可能比一些人早，那时判卷子都是全省中学老师，我父亲当时是县中学校长，对去判卷的老师说，判完卷如果后续需要就留下来，把县里上线的名字都抄下来。老师回来前分数线已在广播公布,不几日老师带回了分数，328，这时已不是能不能考上的心情, 而是能不能上重点（我填志愿一表是吉大考古，二表是哈师院历史），这时在教育厅的亲戚来电话问报的什么志愿，我父亲如实说了,亲戚说，当什么老师，你当一辈子老师还没当够？我给他改商院了。好在当时是手工录取，只要分够熟人马上就可已把档提出来。我在哈尔滨长大，我第一次去商院大约是1967年文革，但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亲戚说将来分配好。知道分数也知道了学校，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切已无悬念，就等着录取通知了。学校一个学生家长在邮局，那时高考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这个家长一时充当了录取的新闻发言人,今天到了哪个学校的，明天又到了哪个学校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学校。那时，即使一个中专在人们心中也很震撼。那天早上我得知通知到了，就马上往邮局赶，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人家告诉我，乡邮员已经走了。我骑着自行车就向乡邮员的方向追。快中午的时候我终于赶上了那台绿色的自行车，但只见车子不见人，荒郊野外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远处的大沟里冒出个人来，我见他朝车子走来，马上迎上去说明情况。那年头也没个身份证件，为了证明我是我，说了许多边缘情况以证实自己就是他袋子里一个信封上的那个人。乡邮员犹豫了一下还是取出了一个夹子，让我在上面签字，又在一叠信件中抽出了那封挂号信，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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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岁月如歌 穿越37年（1979/2016）的怀念—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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