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凡高兰博基尼

宋志江

在印象里画家都该饿死,死后其作品可大放异彩。<div>  凡高就是个例子。一天画到晚,一张画也卖不出去,还为了一个妓女,把自已的耳朵割下来。除饿晕在写生的野地里,还应当行为怪异于常人。越是奇特越是可信。</div><div> 明代画家陈洪绶,家里穷得叮当响,不管老婆如何抹泪,诉说家里揭不开锅。大人孩子好些年没有添新衣,总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出门在外左邻右舍都议论纷纷。</div><div> 陈洪绶根本不听。遇到有人来买画多数是被骂了出来。</div> <h3>  大抵是你买我的画你配吗?你知道什么是染什么是皴吗?皴有多少种?你有钱,你有文化吗?哪管老婆哭喊家里等钱用。这样的奇人是对看官胃口的。</h3><h3> 更有甚者像大写意的创立者徐渭,割过手腕、撞过墙、上过吊九次也没死了。没死了活转来,依然展纸磨墨,继续画他的花鸟大写意。</h3><h3> 画家是人,多数都比较正常。不该让他们只能如杨靖宇那般,胃里装着草和棉絮就是不投降。画家这类族群除了神经兮兮的较多之外,很难出伟岸的英雄。</h3><h3> </h3> <h3>  明代大画家沈周是当时极少数富有者。以今天类比,他既是官二代富三四代,就像个大资本家。</h3><h3> 沈周祖上的土地、房产、收藏养活了好几代人。到了沈周这辈儿大概家族已经富裕了四五代的样子。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可沈周家族不缺画家文人雅士。如果有豪车,沈周写生中国时不只是坐轿子或骑驴,买几台兰博基尼,开出来写生,寄情山水之间,那是小意思,毛毛雨啦。</h3> <h3>  沈周有个毛病或者说幼稚,他恃财傲官。</h3><h3> 苏州几任地方一把手都亲自登门,请沈周做幕僚,沈周觉得那是领导想方设法要他的画。沈周便找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做这个官。在别人眼里那是巴不得的事,可是他却乐得个悠闲自得写写画画,过自己的日子。</h3><h3> 没有官场支撑,没有身份识别,拿当下的话说“体制”是权力的象征。不依靠组织,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一级美术师的标识,没有单位你沈周怎么混就是一个平头百姓闲杂人员。就算你画得再好也难在画界混成大哥。</h3><h3> 明代另一个大画家文徵明,是沈周的弟子。能有如此高徒不正说明老师厉害吗,沈周的画价却一直不高。而且许多时候还不敢收钱,只能收礼,原因不祥。</h3> <h3>  明代另一个画家董其昌,社会身份集官商于一身,是画界地道的老大江湖一哥。大哥就有大哥的范儿,有大哥的脾气。董其昌看不惯沈周B样是一定的,他收拾沈周够狠的,成为历史公案,漆黑无光。</h3><h3> 社会身份有等级,体制身份是第一位的。象征着受法律保护,象征着权力,象征着话语权和俯看体制外的闲杂人等时,油然而生的优越感。</h3> <h3>  凡高如果有公务员身份,有个厅或处级级别,哪致于狂乱到割耳朵送给妓女。陈洪绶如果在体制内,混个协会主席副主席,哪里又会穷得老婆成天又哭又闹。徐渭如果是某教授,怎会自杀九次。当个教授钱有得是,你的画就是标杆,不是你的画真有水平,只要你有了身份,一切好说。记住要常给领导送点礼,要画送画要钱送钱,你会过得很自豪。</h3><h3> 其实也难说假设就完美。如果凡高处长在体制内常陪领导和各级检查团喝酒,一不小心练成了白酒2斤不倒,啤酒10瓶8瓶如喝白开水,我们记住的哪里是金光灿烂的向日葵。可能是凡高同志肝硬化晚期的形象。那形象远不及在野地里饿晕来得伟岸。</h3><h3> 如果陈洪绶老师记取了挨饿的教训,什么钱都敢收,在体制内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国家机密也换了钱,那就另类明代艺术史了。如果沈周给领导儿子送上兰博基尼得了大官,再从下属和老板们身上挣回几台兰博基尼跑车,那沈周的历史落笔就该是:某某省原书记,沈周因滥用职权正接受组织调查。</h3><h3> 假如真如调侃构成历史,人类文明史就只剩下奢靡享乐,蝇营狗苟的之辈。哪里还有崇高和光荣。不过也会有人看,书中越离奇越热闹看官们越手不释卷,到头来不过是荒唐闹剧而已。</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