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日子可以这么过

阿蒙

原来日子可以这么过  

——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意蕴及艺术特色  

—— 阿蒙读后感  

这部作品，如粘贴画一样，把许多故事并置起来，又构成统一的整体。平淡的故事，民间的叙事方式，却蕴藏着丰富的能量，给了我们可以说话“说得着”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本书的叙事艺术，讲话艺术，也可探讨作品孤独的主题，沟通的难题，还可以探讨信仰的问题等等。我要讲的与以上无直接关系又有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原来生活是一个怪圈  

小说把生活看作一种怪圈。在人物出场安排上，以怪圈的方式展开。上半部分主人公是杨百顺。但小说却从卖豆腐的老杨开始，讲他和赶车的老马看似顺畅却不平等的朋友关系，又讲了打铁的老李给他娘做寿却不真是要做寿的事。然后小说准备讲杨百顺的故事了，但又突然一转，“杨百顺十六岁之前，觉得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于是小说写老裴的故事。当你正焦急到底谁是主人公的时候，杨百顺终于出场了，写他与李占奇去看罗长礼“喊丧”。有人把种方式叫出其不意又旁逸斜出。实际是中国古代说书人常用的方法。用话本的说法，叫看官不要着急，明天接着讲。但接下来，还要讲杨百利“喷空”的故事，等你真的要着急了之后才真正把杨百顺引出来。刘震云把古典小说浓重的铺排融入到现代小说之中，很好继承了话本小说的写法，值得提倡与学习。

杨百顺的经历也总处在怪圈之中。他与剃头的老裴可谓生死之交，当他走投无路要给老裴当徒弟时，被老裴貌似合理实则瞎编的理由拒绝了；给杀猪的老曾当了徒弟，老曾犯了腿痛病，杨百顺经过历练可以独挡一面了却因乱说师娘的坏话而不得不打道回府；跟了染坊的老蒋，干得越来越好，却因放跑了豢养的猴子被迫离开；在老鲁的竹业社干活，夜晚老詹给他讲经，休息不好以至于批乱了竹子，不得不滚出来，成了无业游民。不久，偶然的机会到县政府种菜，终于有了温饱，并与吴香香成家。看似苦尽甘来，却危机重重。后来换了县长，不需要种菜，杨百顺失去了在县政府种菜的工作，也失去了光环，便任人宰割，倪三打得他鼻青脸肿，小孩子抢光了他的馒头，老婆与隔壁的老高出轨。在经历了养女巧玲失踪后，孤独地走出延津。刘震云以繁琐的形式，繁琐的事件，展示了杨百顺的生活，也诠释了普通人艰难的生存境遇。小说不单纯追求情节曲折、事件离奇，而是通过每一个故事，每一件事在讲一个道理：存在即合理。也就是说，生活本身就是怪圈，生活本身就这么绕。人世的道理恰恰在于“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所以，人生就是一种历练，与基督教、与佛教有某种关联，而在中国的无神论环境中，鬼神存而不论，生活无论多么诡异都要好好活着。

二、 原来生活要行万里路

现在人们一直在说“诗和远方”，其实行万里路才有诗和远方。 小说上部中心人物杨百顺行了万里路，找到了诗和远方。杨百顺的名字经历了几多变化，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名字的变化也印证了他一生的漂泊。杨百顺的故事正是从他的离家出走真正开始的。在他知道了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欺骗了他之后，借着上茅房，从后墙扒出去，走了。这一走，让他见识了社会上的方方面面，感受到了生活的如履薄冰。只因多说一句话，失去了杀猪的师傅老曾，失去了一份难得的工作；只因一份善良，看似老实可爱的猴子跑了，失去了染坊的工作；只因一份无奈，信了“主”改了名叫“杨摩西”；也只因走投无路听老詹讲经，破残了十一根竹子，变得走投路。“嫁”给吴香香后，又成了“吴摩西”。杨百顺的如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打知撞，一直都在路上，为了生计不断地变换地工作，甚至每天要走三十里路。杨百顺逃离了老杨，逃离了家园，成了永远在路上的人。他在小说中，是叙事的支点，串联起史诗性质的一部小说，但他没有史诗中英雄般的壮举，也没有英雄人物的宏图大志。在吴香香和隔壁老高私奔之后，准备去“假找”，走出了延津。他只是为了寻找而寻找，为了有个交代而寻找，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行走，才没有了动力。正准备要返回时，“巧玲”丢了成为寻找的真正动力。新乡、汲县、开封、郑州、洛阳、安阳是假想的地方，三个月内却真跑了一遍。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有所收获。正要放弃一切寻找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个女声的呼喊“洗脸吧——热水！”，让他找到了最初寻找的对象——吴香香与老高。本来准备用牛耳尖刀宰杀他们，却发现他们在处境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仍然说说笑笑，一位卖热水给客人洗脸，一位给客人擦皮鞋。杨百顺走了万里路，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把谁杀了能了结的事”。从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看，刘震云的这部小说属于反英雄类的，是在消解复仇。杨百顺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找到了当初心里就不想去找他们的真正理由。他的生活不在延津，他要走出延津。

三、原来生活需要一句话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本来就是一个难题，孤独也就成为人类永恒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人在人孤独的时候，在需要倾诉的时候，可以去教堂，向神父向上帝倾诉，进而得到心理的排遣。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看重的是此岸世界，对于彼岸世界敬而远之。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持主要靠伦理关系。所以有“天伦之乐”一说。中国人男女之间的爱情，过了日子后大多成了伦理关系，成为孩子他爸、孩子他妈，夫妻之间实际上就是亲情关系。但这部小说中，伦理关系却是不可靠的，老杨和家里的三个儿子杨百利、杨百顺、杨百业关系都不亲，姜龙、姜虎、姜狗三兄弟也不亲。夫妻之间的关系同样不可靠，姜虎与吴香香、杨百顺与吴香香、牛爱国与庞丽娜、章楚红与李昆等等都有各有二心。没有了亲情还有朋友，中国文化也更注重友情。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每个人都有好朋友。但是小说中，朋友关系也难维持，老杨与老马、杨百利与牛国兴、牛爱国与冯文修，也因各种误会或某件小事变得反目或陌生。人与人之间不靠伦理关系、朋友关系维持靠什么呢？怎么生活呢？小说中一直谈论一个话题“说得着”。似乎“说得着”就是心灵更好的沟通，杨柏顺的妻子吴香香和杨百顺虽然讲不到一起，但和邻居老高“说得着”；同样，牛爱国发现妻子庞丽娜和自己讲不到一起，却和摄影的小蒋“说得着”；而牛爱国与妻子庞丽娜讲不到一起，却和情人章楚红“说得着 ”。 在这里 ，“说得着 ”超越了伦理关系。然而即便是“说得着”就可靠吗？刘震云借崔立帆的口说：“……‘说得着’，是因为她现在由丈夫养着，你就是与她说个话；等你养她，就成了过日子，到时候就该说过日子了。 ” 章楚红和李昆的婚后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算现在“说得着”也未必永远都能“说得着”。 可见在人与人对话模式中，无论是伦理关系还是心灵关系都无法真正解决国人灵魂深处的孤独问题。阎连科曾说“人，必须被一种精神鼓舞着，尽管他是非常悲凉的”， “我们谁也逃不了生死轮回，但不能因此就消沉下去”。牛爱国并没有因为庞丽娜的背叛而消沉，虽然他是被迫的寻找，为了一个交代，为了一个说法。但寻找本身就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村上春树说：“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 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小说中，牛爱国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她母亲曹青娥说“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不能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小说中何玉芬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在梦中，牛爱国梦见了庞丽娜，梦见她与自己叙说八九年的生活经历，梦见她与自己有说不完的话，那时他感觉到“原来日子还可这么过”。因此，小说从根本上解读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原理：生活就是一句话或者生活就需要一个理儿。

阿蒙，本名王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赤峰学院教授、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