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巷里的童年记忆

西安老吴

　 （古城长乐门）

　出了大东门（长乐门）就是东关了。自明末修筑西安城的"四关"以来，东关就是四关中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华的地方。

（改造后东关南街北口与东关正街交叉口）

东关正街作为东关的南北轴线与经济核心地带，一直以来各种商铺鳞次栉比，五行八作百业兴隆，是西安早年间与南院门、西大街齐名的热闹所在。在东关正街中段有一条向南与正街呈"丁"字型相交的街道叫东关南街，这条街道的北端从东西板坊始，一直向南经古迹岭到南郭门咸宁路，全长约八百余米，南街的东西两侧，"鱼刺状"分布着许多或直或弯或宽或窄的巷子，我记得有东板坊、西板坊，东牌楼巷、西牌楼巷、景化巷、大新巷、蔡家巷、枣园巷、卧龙巷、古新巷、古迹岭、曹家巷等等巷子。这些巷子里既有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也夹杂着一些陋门土墙的平民院落。这里的居民职业各异，人口稠密，各色人等，五方杂处。构成一派和谐安宁的市井风情。就在这条街靠南的一条小巷里，至今仍铭刻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

（改造后的南街局部）

虽然我离开东关已经四十多年了，但这里曾经的一条条泥街陋巷，还有那些一个个熟悉的小伙伴的笑脸都无时不在我的脑海浮现着。近年东关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使这片街区变得高楼林立，原来的街巷很多已经消失，有些虽然保留着过去的名称，但原先的房屋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了。

我不知道这条巷子叫什么，但我知道它就是东关的巷子。

（来自网络的南街旧照）

虽然消逝的老街巷已无法重新复原，但是留存在脑海里的记忆却不会磨灭，为了更好地找寻一种寄托自己怀旧情结的方式，我费尽心机地在网上搜寻到一些有关东关南街的旧照，虽然有些照片不能辨别是在南街的何时何处，但总算有一点参照物，借此聊以慰藉无比惆怅的"乡愁"吧。

（新建成的古迹岭小区，局部）

从这张照片中的宣传栏可以看出是南街的古迹岭，如今，"岭"早已被夷为平地，开发成规模可观的居民小区。没有了一丁点原来的"土岭"痕迹。好在小区围墙上那面以"历史上的古迹岭"为题的巨幅宣传内容，似乎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这片土地曾经的模样。我的童年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吧。

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租住在南街靠近古迹岭坡顶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里。巷子共有二十六个院落，巷道南北各十三个院子，我们院子的门牌是14号，在这条死巷子的最西头。院子里坐北朝南的三间上房，房东住在东屋，我家住西屋，中间是个过厅，打开过厅后门就是栽种着几棵桃树枣树以及长满杂草野花的后院子，紧靠院墙西北角是一个低矮的土墙围成的"茅子"。土墙上摆放着一溜各家的尿盆，一到晚上各自收回去，第二天早上去茅子倒了再扣到土墙上。平时大人们除了上厕所，一般是不到后院来的，可这里却成了我童年时期最喜欢玩耍的"天堂"。我喜欢在桃树枝上捉一种叫"花媳妇"的昆虫，捏住那些开着红的粉的"喇叭花"的花瓣儿，捉正在花心采蜜的蜜蜂，有时脱了上衣在花丛间扑蝴蝶。秋天时节就在房后的破砖堆里逮蛐蛐，有一次居然逮到一只体态壮硕全眉全剑的"黑背金头"，使我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地放在蛐蛐罐里精心养着，期望用它咬败巷子小伙伴们的蛐蛐。后来听了那些大孩子们说给蛐蛐喂辣子就能变得更"歪"（厉害）的话，就使劲给它喂线辣子，结果把这个宝贝虫虫给撑死了，使我难过了很长时间。

我们院子连房东一共住了五户人家，四家房客中除了两间西厦子换过几次房客外，其余三家都是多年的老客。四间东厦子靠近上房的两间住着一个拉洋车老头和他老伴，我喊他们"齐伯伯""齐麻麻"。齐伯个子不高，圆脸小眼睛，冬天老是戴着一副兔尾巴做的护耳，头上扣着黑蓝色的毡帽，每天早出晚归，很少见他。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偶尔收车回来得早，也是坐在院子天井的砖台上扒下车轱辘，闷着头补着车胎。我时常蹲在他身边看他用锉刀仔细地锉磨橡胶胎，然后撬开胶罐盖子，用指头沾一点胶水抹在锉好的胶皮上，用嘴轻轻吹几下，迅速按实粘上，随即麻利地盖实胶罐的盖子，生怕胶水跑了似的。一到这时候我就会失落地离开，因为再闻不到那好闻的"香蕉水"味道了。相比沉闷木讷的齐伯伯，他老伴"齐麻麻"要开朗健谈得多了，她经常坐在房门口的方形杌凳上端着黄铜水烟袋抽水烟，我常常站在她旁边静静地看着她咕噜咕噜地吸着，鼻子不时喷出淡淡的烟雾。她经常打发我给她到南街的小药铺买"天字头疼粉"、"何济公"一类的药，一买回来她就撕开一包，伸出舌头把药粉全倒在口中，噙一口水，一仰脖子就咽下去，然后闭起眼睛，脸上露出惬意的表情。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小孩子非常恐惧的吃药在她心里却是如此的享受。她有时还打发我到枣园巷口"王达"的杂货铺买火纸，回来后她先把火纸裁成两寸来宽的窄溜溜，然后再把这些火纸溜溜搓成一个个筷子粗细的"媒子"，她每抽一次水烟都要用一到两根"媒子"，一天下来就要消耗不少"媒子"呢。齐麻麻有一次过完了烟瘾，就给我讲民国初年西安四大城门"杀鞑子"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鞑子"，为什么要杀他们，咋样辨别谁是"鞑子"。她给我解释鞑子就是满人，汉人长期受满人的欺负，痛恨满人，因此在四个城门口站着刀斧手，过往的行人必须说一句规定的话语，口音不对就杀。对女人是看脚，凡是没缠脚的都是鞑子。这时她正半盘着腿坐在杌凳上，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她的脚，她居然没有缠脚，长着一双和男人一样的大脚片子。和其他老太太相比就是不一样。难道她是鞑子？我没敢问。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听她讲故事了

挨着齐家的两间厦子房住着一位慈眉善目的樊家老奶奶和她的两个儿子—樊老大、樊老二，我喊他们大叔二叔。樊大叔在巷口开了一家茶铺子，两间门脸是烧水和喝茶的场所，旁边的套间是茶铺主人樊大叔晚上睡觉的地方。外间靠墙垒着一座回风灶，灶台上一排坐着三只烧水的大铁壶，灶台旁边安放着两张白木方桌和几条长板凳，供顾客喝茶聊天。迎面墙上装着一副三层木制搁架，上面一层摆着几个装茶叶的瓷罐子，分别贴着写有"毛尖"、"贡尖"、"香片"等茶叶名称的红纸条。下面两层摆着几摞倒扣着的茶盅和茶碗，茶盅比茶碗略小一些，可能是供那些有闲的顾客细品慢饮"名茶"用的。而大部分来喝茶的是路过的赶脚拉车的贩夫走卒，下苦人来此仅为歇脚解渴，兑一碗熬得浓酽的"湖茶"，咬几口自带的锅盔牙子，吃饱喝足，嘴一抹，付了茶资，走人！

巷子中间有一个卖"梆梆肉"的老汉，整天背着一个腰圆型的木桶，敲着檀木梆子走街串巷卖梆梆肉，有时出门卖肉路过茶铺子，被茶客喊住，他就松开背带将木桶放在桌上，翻起盖子就是砧板，从桶里抓出一些熏肠熏肚切成小段，用一张厚草纸垫着放在茶客面前。卖梆梆肉是从来不用秤的，顾客只需言明钱数和品种，卖家就会凭经验和良心准确地把你要的梆梆肉切好包妥，真正是童叟无欺。我在四五岁的时候有次到樊家茶铺子玩，刚巧遇上卖梆梆肉的和茶客们说笑，卖梆梆肉的叫我给大家唱个儿歌，条件是唱完给我切几块熏猪肝。我起先不允，后来经不住梆梆肉的诱惑和那些老茶客的起哄，于是就给他们唱了一个"咪咪猫，上高桥。上树去，逮嘎嘎。嘎嘎飞了，老猫气死了……"唱完大家都喊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挣得的"第一块肉"。

由于当时南街的南头一带还没有通上自来水，院落的土井水质咸苦，巷子和附近的许多人家就到樊家茶铺子灌开水，二分钱一"电壶"（竹壳暖水瓶）。由于茶铺子的水是樊大叔用铁桶水车从东门里拉的自来水，甘甜卫生。因而茶铺子的开水生意很是不错，往往几个十几个电壶摆在一起，等大水壶烧开了统一灌水。有一次由于天冷，樊老大在灌开水的时候其中一个靠近他脚前的电壶突然砰地一声爆炸了，滚烫的热水一下子把他的脚面烫的全是水泡，茶客们赶紧把他送到南街诊所治疗，当时把站在旁边的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到茶铺子去玩了。

我们院子里有三个大人起的最早，回来的最晚。一个是我父亲，他当时在东大街端履门附近钱树堂先生开的"中惠大药房"管账，一大早要赶到鸡市拐坐1路公共汽车去上班，晚上打烊后盘完账再坐车回家，一般都很晚了。再一个起得早回来得晚的是拉洋车的齐伯伯，他出门有时间，回来就没时间了。还有一个就是开茶铺子的樊大叔。一大早就得到铺子里劈柴砸炭烧开水，敲砖茶熬茶汤，擦桌抹凳洗茶碗。个个都是为了生活起早贪黑地奔波劳碌，只有像我这样的稚童，仍然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玩耍着。

我一直认为，幼时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要数樊家二叔了。樊二叔是个白铁匠，也就是人们说的小炉匠。中等个子，黑脸络腮胡子，光头上扣一顶撕掉帽檐的古铜色礼帽芯子，鼻梁架着一付深茶色的水晶眼镜，由于他自幼左足残疾，行动不太方便，因此从事了这个坐着就能干活的营生。樊二叔的手艺极好，他经常坐在天井的高脚马扎上，身边摆着周围邻里送来要修的各种锅锅盆盆，只见他拿起一个要换底的钢精锅或者搪瓷盆，用钢尺量一下尺寸，剪掉废底后套在"拐针"上用硬木板锤叮叮咚咚地敲打一阵，再用铁规在地上的白铁皮上划一个圆，然后用大剪刀沿着划痕剪下，再在拐针上把圆铁皮的边缘敲打一番，使之成为一个带卷沿的盘状，敲打完了，把这块铁皮往旧盆底上一扣，往往严丝合缝，再把扣好新底的盆子在拐针上敲打一番，新底和旧盆犹如长在一起似的，在我看来简直太神奇了。有些烂个小眼的器物，他就用焊锡仔细地焊好，决不"小病大治"让顾客花冤枉钱。每当他完成一桩任务后都会捏起自己手工制作的卷烟叭叭地吸上几口，然后放在一边让它自行慢慢熄灭。他很喜欢我，工余闲暇时就给我讲《西游记》、《水浒传》、《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常常使我听得入迷，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能把这些故事在母亲面前复述一番。他有时候不讲故事了，就捡起身边用过的废洋火棒教我拼"人、口、大、王、天、山、上、下"等简单的汉字、或者用洋火棒摆房子的图形还给我教10以内的加减法等。我认为樊二叔是我第一个开智的启蒙老师，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到了1956年秋天我进入古迹岭小学上学，其实一年前母亲带我到学校进行入学测试时，老师出的诸如辨认各种颜色呀、10以内的加减法和一些简单的汉字认读等测试，我都顺利通过了，老师也很满意，给我做了登记，准备收我，无奈因为当时适龄儿童太多，学校容量有限，上边就硬性规定必须年满七周岁才能入学，我就只能等到来年了。

上学以后，对门的林林、俊青、巷子中间住的长林、宏宏、百龄和靠巷口住的胜利、猪娃子以及几个女娃都成了我的同学。以前没上学的时候，巷子的娃们基本都是就近结伴玩耍，前巷子一拨，后巷子一拨，而且男娃子也不和女孩子在一起玩。成为同学后，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我们的玩伴越来越多，可以集体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那时候学校放学较早，也很少留家庭作业。书包一放就都跑到巷道里张三喊李四、王五喊赵六，一阵阵呼朋唤友，一会儿就聚在一起。男娃大都爱玩打尜、怼机、崩弹球等游戏。女娃们一般跳皮筋、打沙包、踢毽子等。硕长的巷道里，这儿一伙那儿一堆，各玩各的，互不干扰。到天黑下来，各家晚饭基本做好了，只要一两个家长呼喊自己的孩子，这时我们也就会各回各家吃饭去了。吃完晚饭，巷子里前后仅有的两盏路灯亮了，有的同学还会再来到巷子，三三两两地聚在路灯下摔包子、拍洋片。有时候正玩得高兴，路灯突然灭了，有同学上前对着杉木灯杆嗵嗵地蹬几脚，使灯泡里断了的灯丝再搭上茬，重新亮了以后继续耍。有时候灯丝断的部位不对或者断成了几节，再蹬电线杆子也没用。这时我们就会转移阵地，跑到东关正街上的红光电影院门前接着玩。

红光电影院门前是个小广场，两边墙上镶嵌的电影海报宣传栏里一圈都安着电棒，发出耀眼的灯光，加上四周那些卖瓜子花生的、卖鸡翅鸡腿的、卖兔头兔肉的小贩摊架上挂的电石灯，共同把小广场照得通亮，在这里拍洋片、摔包子，要比巷子里昏暗路灯下强百倍千倍。可惜距我们巷子有六七百米，有的家长们不放心孩子晚上跑远，我们只到这里玩过两三次，后来也就不再去了。

在那个年代，一般百姓人家的生活都不宽裕，娱乐活动就更贫乏了，就连电影一年也都难得看上一两场。因此巷子里一有什么新奇的事物，我们这帮"碎怂"（西安土话，即小孩子）就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们最爱看到巷子来推销肥皂的。那时普通人家洗衣服基本都用自家院子树上结的皂角，新鲜皂角摘下来晒干后用棒槌砸碎泡在盆里洗衣服，除了少数家境富裕的人家，一般很少有人家用"洋碱"（肥皂）洗衣服，更别说用"香胰子"（香皂）洗脸了。因此常有走街串巷推销肥皂的"队伍"到我们巷子来宣传推销。前面四五个年青小伙都身穿华丽洋礼服头戴插着白羽毛的高筒礼帽，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后面几个人推着一辆装饰华美的平车，上边摆放着一层层的各式肥皂香皂。看到围观的人多，花车就停下来，原地演奏着音乐。每当这时我们就像过年看马戏一样兴奋，小伙伴们看着热闹，大声喊着当时流行的儿歌："杜鲁门长，杜鲁门短，杜鲁门他妈卖洋碱。卖了一后晌，稀屎粑了一裤裆。要纸，没纸！要套子（棉花），没套子！一下拾咧个烂帽子。擦一擦，戴一戴，你看杜鲁门他妈怪不怪？"这时所有小朋友都大声符和地喊道："怪！怪！就是怪！"

还有一件热闹的事就是围观林林他哥的车技表演。林林子的哥哥叫茂，我们都喊他茂哥。茂哥比我们大得多，是个邮局投递员，他有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这可是我们巷子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茂哥的车技更是了得，有时他下班回家后就在巷子里面的空地上骑车玩，我们围观的小孩一多，茂哥的兴致也高涨起来，只见他正着骑一圈忽儿又翻过身坐在车把上倒着骑，啪地一声车子又停住，定在原地纹丝不动。一会儿他又一只脚离蹬，整个人从车子的大梁中间钻来钻去，车子仍然行走自如。这车技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就像看杂技表演一样过瘾。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渐渐长大了，从古迹岭小学毕业升入西安二中学后，我的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也就到此结束了。

再见了，我的东关。再见了，我的南街。再见了，我梦里的小巷。再见了，我的那些曾经的小玩伴们。这所有的一切，已经无法再现，只能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那时东关南街的巷子里基本都是这样的院子。

那时东关南街的街道和照片上情景的差不多。

东关南街大新巷与龙渠堡接壤处的大槐树。再往前面走几步就是我的母校二中。

这就是我的母校二中，从这里我们走进了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