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母亲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很知足了，五个男女儿家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年我们家穷得只剩下八分钱。”<br></h3><div> 她所提到的当年是指一九七零年四月间，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单位不公正地开除公职，父母带着弟妹到我和哥哥插队的地方安家落户，一家人要在偏远的山区地里刨食，县城里没有了我们的立锥之地，安置办收回我们家四室一厨房的住宅，付给两千元的安置费，村民们帮助我们在离村子不远的山洼路旁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民厝。厝是两㮼的关门厅，人字形的屋顶可见木椽瓦片，地面铺三合土，修了两个有门的房间做卧室，楼上及天井两边厢房全是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柱子，冬季，家里到处是冷嗖嗖的风。</div> <h3> 那一年我十九岁，纤弱的身体细皮嫩肉的，一年出勤二百一十多天。大哥长我两岁，全家人的口粮就靠我和哥哥下地挣工分去了。可是，我们挣得的工分很低，我干了一天只评三分，哥哥一天评五分，兄妹俩累死累活地在地里干了一整年所挣的工分还抵不上村里的一个壮劳力，那时候，十个工分值只有一元一毛多。<br></h3><div> 生产队规定，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人均毛谷450斤，剩下的部分算增产粮，多劳多得。买基本口粮必须工分值能抵得上，我家人口多，我和哥哥的工分值抵不上，必须在年底前用现金抵足。</div> <h3>为了能在年底挑回全家人的基本口粮，母亲只好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父亲爱不释手的上海牌手表，我的两斤未织成毛衣的新毛线，二妹订婚时男家送的金戒指都卖了，搞得妹夫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家里几只母鸡下的蛋平时都舍不得吃，积攒起来卖钱买个油盐酱醋。<br></h3><div> 苦日子一天天地挨，母亲常常自言自语：“熬一熬吧，苦日子只是暂时的，有仔(儿女的方言）莫叫穷。”话虽这么说，但她眼神里那淡淡的哀伤我都看在眼里。</div><h3>记得那一年中秋节，村里有农户宰猪，乡村民风淳朴，可赊账买肉。父亲见我们好久不尝油荤，便向他家赊了两斤多五花肉，喜孜孜地提回家，说是让全家人好好过个中秋节。</h3><div> 母亲接过肉条说：“家里没酱油了。”她翻遍了所有人的口袋，打开几个抽屉，只找出三枚灰头土脸的钢磞儿一一八分硬币！只够买半斤的酱油，母亲的神色黯淡极了，无言地把八分钱塞给小弟去打酱油，便默默地拾掇猪肉去了。</div><h3> 当晚，那一碗喷香诱人的五花肉母亲一口也没尝！我们一人只夹一块肉，虽然是久违的肉香，省点吃，至少可多吃几餐。</h3><h3><br></h3> <h3>皓月当空，洒落斑斑驳驳的一地碎银，山廓隐约可见，纺织娘的吟唱忽高忽低忽疾忽缓，山村的夜显得格外静谧空旷。<br></h3><div> 我们家在山脚边，孤零零的，没有左邻右舍更显得清冷。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细细地咀嚼着母亲用蕃薯和炒糯米粉做成的中秋月饼，这味儿和地地道道的甜馅饼豆沙饼没得比，地瓜饼好歹也是饼。我吃着吃着，眼眶里打转转着泪水。母亲站在我身旁，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啦? 我赶紧擦干眼泪，说：“眼睛进沙子了，帮我吹吹。”</div><div>母亲转过身，也说眼睛进沙子了。</div><div>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div> <h3>来年春天，当绿色的禾苗漾满层层梯田时，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到离村十多里地的一个小学当民办教师。<br></h3><div> 一个月后，我口袋里揣着十六元人民币，一根竹扁担挑着三十斤大米(当时每月的工资补贴）行走在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上，青春勃发的我对着茫茫的山野大声喊道：“我赚到了第一份工资啦！八分钱，见鬼去吧！八分钱！”山野的回声让我泪流满面。</div><div>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掏出叠得整整齐齐还带着体温的十六元钱交给了母亲，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那么清亮，那么悲喜交集，看我时甚至带有几分感激！她双眸盈泪，喜不自禁地把一张张钱折起来又打开。当全家人几乎陷入窘境时，十六元钱和三十斤大米让母亲如此这般地激动不已，我不由地一阵心酸，我一个人跑到门外去嚎啕大哭一场。</div><div> 母亲那一刻的眼神便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永远也抹不去。</div><div> 从那以后，我每月如数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我对她说：“以后我会更多地赚钱，让你过上好日子，而且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会过上好日子。”</div><div> 许多年过去了，每年的中秋节我就会想起那八分钱，那一碗红烧肉，那地瓜做成的月饼，这些于我已是镂心刻骨永生难忘了。</div><div><br></div><div><br></div><div> 写于2017年12月20日</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