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用深情温润一枚花开,用心灵孕育一份情怀,在槐花疏影间演绎人间清欢,用含笑的淡然书写着春意盎然。之所以在文字里想念,只因岁月已经无法回到从前……</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b> —— 题 记</b></span></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一</b></h3><h3> 前些天,家乡同学群群主委托我,让我给同学群取个稍文艺点的群名。我几乎想都没想,回复道:《又闻枣子坡上槐花香》。</h3><h3> 马上,同学群里有人回应:"这个名字好!提到枣子坡,好像闻到了槐花香……"</h3><h3> 是啊,我也好些年没去过枣子坡了。心里一直在想:古槐梢头,那些白色的精灵还好吗?碧水池塘,那些青春的记忆还在吗?</h3><h3><br /></h3><h3> 溆浦一中是我中学时代的母校,建在县城以东约四五里地一个叫枣子坡的地方。</h3><h3> 1975年,中国社会正处于"文革"后期,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精神,中学学制改为四年,初中高中各两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同厂的几个小伙伴,挑着铺盖卷,背着生活用具,从三十多里外的那家山区老厂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在校寄宿生。</h3><h3> 作为大山里长大的工人子弟,初来乍到,感觉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美好。整个校园绿树掩映、错落有致。建筑以灰砖黛瓦为主,无论是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还是图书馆、礼堂、食堂,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此外,操场四周还有果园、菜地、池塘、水井等,每当仲夏之夜,空中萤火虫飞舞,四处一片蛙鸣,颇具田园特色。</h3><h3> 那时,校园内的环形长廊还在。它极其简朴,上为青瓦,下为木柱,约一米多宽,既无雕梁画栋,也无盆景绿植。因南方多雨,它的主要作用,是将学校各栋建筑连接起来,以帮助师生躲避风雨侵袭。</h3><h3> 站在楼顶往外看,环形的灰色长廊就像一条巨龙,盘卧在校园里,气度不凡。这使人想起母校的"前世"湖南省立九中,好像只有这样的气度,才配得上它的出身。</h3><h3><br /></h3><h3> 这个地方虽然叫枣子坡,却很少见到枣树。倒是每年春天,学校四周那满树雪白、槐花飘香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h3><h3> 初入校那半年,是一段寂寞的时光。小小年纪,在校寄宿,想家想父母,加上性格内向,朋友不多,一个人无聊的时候,便会钻进校门外山坡下那片槐树林,呆坐半天。</h3><h3> 正是暮春时节,槐树林里坠着一簇簇雪白的槐花,掩映在一片嫩绿之中。密密匝匝的树枝向天空延伸着,好像就快划破天际。可怜的阳光穿过树隙投射到这里,早已所剩无几,但这寥寥无几的阳光却格外的灿烂,格外的暖和,温暖着我这个孤独少年的心。</h3><h3> 槐花的花朵很特别,还未开放时,小小的白色花苞扁扁的,如一串串令人馋涎欲滴的水晶葡萄,好想摘下细细地嚼一嚼。槐花中心的花蕊是浅黄色的,很不起眼地点缀在里面。盛开的时候,就像有人给它讲了个笑话,它笑得咧开了嘴,花蕊就露了出来,浅黄色的花蕊搭配上雪白的槐花,显得格外漂亮。每当瞧见它咧嘴傻笑的模样,我仿佛也受到了感染,很快变得开心起来。</h3><h3> 弹指间,一恍岁月的阳光已深深烙印在时光的轨道中,洒下簇簇温暖柔和,妩媚地倒映着片片残落的微凉。岁月行如流水,只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遇见一群阳光明媚的少男少女,许诺一场阳光明媚的青春……</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二</b></h3><h3> 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那时的我又瘦又小,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跑了。第二学期开学时,班委会改选,我被选为卫生委员,从此成为"班子"成员。班主任郭建梅老师,河南人,军嫂,丈夫是空军某场站油料股长。</h3><h3> 所谓卫生委员,就是专管教室和环境卫生的,自然没有班长和学习委员那么风光。不过,那时的劳动委员,才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上的担子,比学习委员要重得多。</h3><h3> 我们班劳动委员叫刘长刚,城郊长乐坊人,为人憨厚,身强力壮,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无疑是劳动委员最合适的人选。</h3><h3> 按照正常思维理解,工人的主业是做工,农民的主业是种田,学生的主业应该是学习。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我们的主业只能是学工学农。以致整个中学时代,相对于学习而言,我对劳动的记忆更为深刻。</h3> <h3> 印象中,我们曾坐着火车,去花桥公社帮农民插秧。有的女同学刚一下田,就被叮在小腿上的蚂蝗吓晕过去了,顿时,秧田里鬼哭狼嚎,乱成一片。回头再看我们插的稻秧,也是东倒西歪,参差不齐,如同随意丢弃的一般,不知道能否成活。很多年后,想起当年我们白吃了农民伯伯一头猪,心里依然感到很愧疚。</h3><h3> 还记得,那年盛夏,我们顶着酷暑,挽着裤腿,提着鞋子,徒步穿越几段河流,去十几里外的银湖大队支农,帮着收割小麦。如今,麦芒扎进胳膊的刺痛,镰刀留在指间的伤痕,早就随风而去淡忘了,唯独大家围成一堆,以柳树枝当筷子,从农家自制的杉木洗澡盆里抢捞凉面的欢快情景,仍记忆犹新。</h3><h3><br /></h3><h3> 校园北侧紧挨围墙,有两家县属工厂,一家农机厂,一家罐头厂。我们那时学工,主要在罐头厂。因为罐头厂主打产品是橘子罐头,而做橘子罐头第一道工序是剥橘子,这个活儿既轻松又简单,还能趁人不注意偷吃几瓣橘子,所以罐头厂对我们这些学生伢儿来说,更是充满了诱惑力。</h3><h3> 橘子全身都是宝,除了它酸甜的果肉可食,橘皮、包裹橘瓣的丝绒,都是极好的中药材。因此,我们剥橘子时特别小心,生怕落下一根丝绒,让橘子的价值打了折扣。</h3><h3> 那时电力供应紧张,经常停电。每当这时,整个车间一片漆黑,领班的工人慌里慌张去找手电。趁这个空隙,我们抓起剥好的橘子就往嘴里塞。等工人找到手电,或等电灯重新亮起,我们已经一两斤橘子下肚了。</h3> <h3> 学校从1976年开始,在二十多里外一个叫溪口的地方建分校,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劳动生产基地,是专门让学生磨皮出汗的。</h3><h3> 记得第一年去,校舍还未完全建好,我们借居在山脚下一个生产队的公屋楼顶,上面除了几根柱子,四面无遮无拦,白天风吹雨打,晚上蚊子肆虐,让人难以入眠。</h3><h3> 尽管很苦,但几十年后,依然忘不了乡村之夜那种月朗风清、鸡犬相闻的幽静,忘不了那种流水潺潺、渔火点点的恬美。</h3><h3> 校舍建好后,大家便开始在山顶烧草开荒,平整土地,准备栽种红薯。但原始山林土壤板结严重,无法直接耕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从山下河沟里取出淤泥,一担一担挑到山上去,用它来改良土壤。</h3><h3> 山路弯弯,台阶重重,我们这些十几岁大的孩子,每天挑着四五十斤的担子,在这条路上往返十几次,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那真是一滴汗珠摔八瓣,一行脚印一行泪。</h3><h3><br /></h3><h3> 后来,班主任郭老师见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怕我吃不消,就不让我担淤泥了,给我分配了个既轻松又"有权"的活——记数。</h3><h3> 为什么说"有权"呢?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有任务,完不成不能休息。我的职责就是坐在路边,给他们记数,挑来一担,画上一笔。</h3><h3> 这活看似轻松,心却很累。一些要好的同学央求我手下留情,给他多画几笔。我左右为难,有心帮忙,却又不敢,怕这样辜负了老师的信任。为此,我曾得罪了一些朋友,至今想起仍有些愧疚。</h3><h3> 除了记数,郭老师还交给我一项特别任务:帮她看护孩子。因她自己每天也是山上山下来回跑,根本顾不上这个孩子。</h3><h3> 记得郭老师的儿子名叫湘洲,当时两三岁大,又好动又调皮,不好管。</h3><h3> 一次,我让湘洲去路旁草丛里拉屎,突然,他像踩了蛇似的,大叫起来。我赶紧跑过去,只见他半提着裤子,屁股后面伸出一截红乎乎的东西,吓得我不知所措。</h3><h3> 好在郭老师及时赶过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抱起湘洲,帮他褪去裤子,然后伸出右手,三揉两揉,就将那截红乎乎的东西塞了回去。</h3><h3> 后来知道,那是一种常见病,叫脱肛。</h3><h3><br /></h3><h3> 这次劳动,当年秋天就有了收获,我们每人都分到一小筐红薯。但因山上石头太多,红薯长得怪模怪样,丑陋无比,带回家后,母亲要把它们扔掉,我死活不让,坚持要用它们蒸一锅红薯饭。不知为什么,从小讨厌红薯的我,这次竟吃得津津有味,特别香甜。</h3><h3><br /></h3><h3> 或许,这正是劳动带来的快乐。但快乐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几年,我们上山除虫害,毛毛虫没抓到几只,身上反倒被蜇红了一大片,只好跑到医院看急诊;去煤矿体验矿工生活,有的同学被矿灯溢出的强硫酸烧伤;更有甚者,一名同学在从分校劳动结束回家的路上,因扒货车摔倒而丢了性命……</h3><h3> 这样的事如果搁在现在,随便挑一件就能让学校吃官司,但那时只是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过,并没人去深究。这让我感到很迷茫,到底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命太贱,还是如今的家长和孩子太矫情?</h3><h3> 仔细想想,这何尝不是成长的代价。青春的岁月,就如同美丽的玫瑰,她的鲜艳夺目往往使人忘了扎手之痛;又像一杯浓浓的咖啡,尝到微微苦涩后才能品出甘甜之味。</h3><h3> 其实,成长的过程就是破茧为蝶,我们挣扎着褪掉所有的青涩和丑陋,在阳光下抖动轻盈美丽的翅膀,幸福地颤抖……</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三</b></h3><h3> 所谓青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一半纯真,一半荒唐。它本是一部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书,而年少的我们,却往往读得过于匆忙。</h3><h3><br /></h3><h3> 回忆四年在校寄宿生活,不得不提校园西侧坡下那口水井。它呈四方形,被一片菜地包围,只有两条泥泞的小路通向这里。虽然那时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但不少老师仍喜欢用井水煮饭,故经常来此地取水。</h3><h3> 南方夏天闷热潮湿,整天汗水淋淋,睡觉前不冲个澡,身子没法往床上躺。学校澡堂是有的,但极其简陋,又脏又破,很少有人光顾。每天下晚自习后,我们喜欢邀上几个同学,拎着提桶,去井边打水冲澡。</h3><h3> 有天晚上,也不知我们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有人提出,这样冲澡不痛快,还不如直接下井去洗。我们想都没想,跟着就往下跳,把水井当成了浴池,又是搓泥,又是打香皂,清澈的井水瞬间变成了混浊的泥汤。</h3><h3> 第二天一早,来打水的老师见此情景,欲哭无泪,赶紧向学校保卫股报告。很快,学校派人来调查,我们都被吓坏了,谁也不敢承认,只能咬牙硬扛。最后,这事虽然不了了之,但从此再不敢去井里撒野了。</h3><h3><br /></h3><h3> 有时,我们也去河里洗澡。每天一到傍晚,波光潋滟的溆水河似一条银色飘带,从枣子坡脚下蜿蜒而过,河堤边,浅滩旁,哪里能落脚,哪里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h3><h3> 这段河流以罐头厂排污口为界,上游比较干净,下游比较混浊。男生因为水性好,早早就占据了上游深水区,这样既能游泳,又能扎猛子,在水里追逐打闹。女生则只好绕到下游,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洗濯。</h3><h3> 河里洗澡,更衣是个问题。男生还好一些,随便找个避人的地方,一脱了之,甚至赤条条的就敢往下跳。女生因为在光秃秃的浅滩上,即便百米之外,也能一览无余。后来,她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每次洗澡自带凉席,浴后用它围成移动的更衣室。</h3><h3> 从男生浴场到女生浴场,直线距离并不远,彼此依稀可见。当时,我们大多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心中常常有一种莫名的躁动。坐在岸边,我们用一种游离的目光盯着远方模糊的身影,就像痴痴地凝望着一只远去的风筝,发着呆,做着梦。</h3> <h3> 那时候,社会上流行手抄本,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绿色尸体》等,大多是惊悚小说。就连后来被拍成电影的《第二次握手》,最初也是以手抄本形式出现的。</h3><h3>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少女之心》。</h3><h3> 这个手抄本传到我这里时,至少经过了百人之手,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有的甚至快要脱落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好奇和期待。因后面的同学催得紧,我一个人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不到一个小时就翻完了。</h3><h3> 说老实话,在那个年代,以我当时的年纪,突然读到这样一本专门描写性的禁书,的确有一种血脉贲张、浑身燥热的感觉。但读过之后,又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h3><h3> 回过头来看,这本小说中的性描写,无疑是直白的、粗糙的、缺乏美感的,与《金瓶梅》《肉蒲团》无法相提并论。它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是因为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它无意间充当了少年性心理科普教材。</h3><h3><br /></h3><h3> 之后不久,一部名叫《望乡》的日本电影开始在县城播映,搅得我们心神不宁。据说,电影演的是一个日本妓女的故事,这让我们产生了种种丰富的联想。</h3><h3> 一天晚上,我们十几个同学按照约定,提前离开了自习室,然后翻墙溜出学校,直奔县城电影院而去。但令人失望的是,影片从头至尾,并未出现我们期待的画面。后来才知道,进口国外电影要经过严格审查。我们期待的那些画面,其实早就被剪掉了。</h3><h3> 就因为这点好奇心,我们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二天全校师生大会,我们偷看电影的十几个人被"请"上台,集体做检查。</h3><h3> 那次"亮相",是我这辈子最难堪、最丟人的人生经历。几十年来,它就像一根带钩的刺,扎进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也拔不出来了……</h3> <h3>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代人,除了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磨难,同样也有过自卑,有过懦弱,有过顽劣,有过荒唐,有过青春的躁动,有过灵魂的挣扎,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过程,不足为奇。</h3><h3> 青春如酒,成长正酣。少年时代,所有美好的,都将被分享,所有错误的,都将被原谅,所有不够成熟的,都可以慢慢等待。</h3><h3> 曾几何时,我们对谁都看不惯,给80后贴上"自私""自我""娇惯"的标签。转眼间,不少80后已经"奔4"了,他们大多成了社会的中坚、单位的骨干、家庭的顶梁柱。</h3><h3> 曾几何时,我们恨铁不成钢,把90后称作"垮掉的一代"。转眼间,不少90后将步入而立之年,这时我们发现,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垮,这个地球还在照常转。</h3><h3> 曾几何时时,我们非常担忧:"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转眼间,最早的一批00后已经18岁,到了该服兵役年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放不放心,保卫明天的中国,不靠他们,还能靠谁?</h3><h3> 我常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父母长辈,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是责任义务,但如果紧紧攥着马尾巴不愿松手,在儿女看来是讨嫌,在别人看来是可怜,在自己看来是犯贱,何必呢!</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四</b></h3><h3>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我对于枣子坡的记忆,除了校门口的槐树,池塘四周的垂柳,还有一种印象深刻的植物,就是校办公楼前那两排高大苍劲、巨冠如伞的法国梧桐。</h3><h3> 或许是古人描写梧桐的诗句,总是喜欢跟秋天联系在一起。所以,提到梧桐树,我就会想起道路两旁那扫不尽的落叶,继而想起校园里那日复一日或清脆或悠扬的钟声。</h3><h3> 学校所谓的钟,实际上是半截钢轨,挂在办公楼前一棵梧桐树的枝桠上,离地约一人多高,由一名年轻校工用铁锤定时敲打。</h3><h3>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童年》,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距不久。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如罗大佑在歌里描述的那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h3><h3> 每当下课的钟声响起,同学们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冲出教室,冲向球场,冲向操场,冲向草地……学生时代的我们,真的是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假,盼望着长大。</h3><h3> 所以,那时我很羡慕敲钟的校工,觉得全校数他最帅,就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h3><h3><br /></h3><h3> 从初中开始,我语文成绩尚可,英语成绩最差,每回考试,始终在三四十分上徘徊,很少及过格。英语老师朱传劲,北京人,下放知青,长得帅气,很有男人味,加上排球打得好,是不少女同学心目中的男神。</h3><h3> 那时老师不兴䃼课,学生有疑问,可主动去问。我曾找朱老师请教过三四回,开始还比较热情,后来大概觉得我杇木难雕,便表现得有些不冷不热,我也就彻底放弃了。</h3><h3> 老师一般只能记住两种学生:一种是学习成绩好的,一种是调皮捣蛋的。像我这种情况,估计朱老师早已把我忘得干干净净。</h3><h3> 有意思的是,我们班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名叫郑忠,他是我的发小,也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两个在一起,正好形成鲜明对比。</h3><h3> 郑忠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同学们再未见过他。之于其中原因,有的说他遭遇车祸,早已不在人世;有的说他身份特殊,不便回国。究竟真相如何,至今不得而知。</h3> <h3> 我这人虽说五音不全,但对唐英文老师的音乐课却比较喜欢,曾学过五线谱,吹过口琴,拉过手风琴,当然后来都不了了之。</h3><h3> 记得有一年,学校排演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因为这点爱好,我被选去参加合唱团,就是在舞台后面"啊、啊"的那种。</h3><h3> 没想到,我还真进入了角色。这部剧前后排练两个多月,我在礼堂跟了六十多天,几乎一天未落。韩英在前面唱,我在后面哼,结果韩英的所有唱段,我都能唱下来。</h3><h3> 直到今天,虽然整部《洪湖赤卫队》的歌词有些记不全了,但只要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像一部老式播放机摁下了回放键,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四十多年前,一群青涩的少男少女站在舞台上激情高歌的模样。</h3><h3><br /></h3><h3> 大约是1976年秋天,学校从各年级挑选了10名学生,去参加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正在读初二的我也荣幸入选。</h3><h3> 比赛前,学校为了给我们鼓劲,晚餐的时候,给每个参赛者赠送一份酸辣椒炒牛肉干。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菜,现在想起来仍然满口生津、回味无穷。</h3><h3> 那天,我放开肚皮,连吃3钵米饭(每钵4两),把自己撑得连弯腰都很困难。</h3><h3> 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学校只送菜不送饭。当时,城镇居民都是按粮本供应粮食,我的供应标准是每月28斤。</h3><h3> 也就是说,我一顿饭就吃了自己一天半的口粮,接下来的日子又该挨饿了。</h3><h3> 巧的是,那次作文比赛题目就叫《校园里的钟声》,按说,我是能够写好的。但可能是之前吃得太撑,以致浊气上升,脑子糊涂了,结果发挥得并不好,作文未能获奖。</h3><h3> 为此,我曾沮丧郁闷了半年……</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五</b></h3><h3> 读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误解,以为我这人天生对文字感兴趣。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小就特别怵也特别烦写作文。</h3><h3> 那个时候,所谓的作文不是抄报纸,就是编瞎话。写扶老太太过马路,就想起了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写自己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h3><h3> 上初中后,对作文的厌倦情绪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还是真情实感的东西,容易得到老师认可。</h3><h3> 那时,奶奶瘫痪在床两年,父亲母亲天天上班,作为长孙,我自然要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一到夏天,奶奶在屋里待不住,喜欢去屋外的竹床上乘凉,每次都是我把她背进背出。为此,奶奶逢人就夸:"我焕儿长大了,都背得动我了!"</h3><h3> 记得有一次,我把这事儿写进作文里,结果作文被老师画满了小红圈,让我颇为得意。</h3><h3><br /></h3><h3> 真正对写作文感兴趣,是上高中以后,得益于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他叫欧阳可,"文革"前湖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h3><h3> 有一年放暑假,欧阳老师布置了一篇暑假作文,没定题目,让学生自由发挥。</h3><h3> 父母单位在山区里,厂区背后有座山,叫鸭毛山,虽然平时曾进山里玩过,但却从未上过它的顶峰,对它既好奇又神往。我想正好,利用暑假登上鸭毛山顶峰,顺便把作文完成了。</h3><h3> 清楚地记得,开学返校后,我第一个把作文交给欧阳老师,题目很直白,就叫《登鸭毛山》。</h3><h3> 没想到,欧阳老师对这篇作文大加赞赏,不仅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事后还建议我,把作文题目改一下,作为文学稿投寄给《湘江文艺》,这是当时湖南唯一的文学期刊。</h3><h3> 那时的我刚16岁,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把作文稍改了改,题目改成《远眺》,再从图书馆找到《湘江文艺》的通联地址,就直接寄走了。</h3><h3> 结果可想而知,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份铅印的退稿通知单……</h3><h3> 尽管如此,从那以后,我深深地迷上了写作。平时老师布置一篇作文,我都要写两篇甚至三篇。</h3> <h3> 高中毕业入伍后,我一直没有丢掉这个爱好,时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h3><h3> 1985年9月10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我特意写了篇题为《母校的老槐树》的散文,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敬意。</h3><h3> 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带着剪报本去探望欧阳老师,老师非常高兴,留我在家吃饭,席间说了许多叮咛、鼓励的话语……</h3><h3> 后来我考上了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元旦之前,给欧阳老师寄去了一张贺年卡。</h3><h3> 不久,我收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写道:"收到你的明信片,真是喜出望外。我衷心祝贺你能进入新闻行列,能用自己的笔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并鼓励我说:"你的语文根基是比较厚实的,写作是你的特长。希望你能在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发挥你的特长,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人才。"</h3><h3><br /></h3><h3> 我印象中,欧阳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讲课的时候经常手扶腹部。所以我曾写信问过他的身体状况。他回信中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是老样子,身体没什么大毛病,一餐能吃四两饭。"</h3><h3> 写这封信时,老师才55岁,跟我现在一样的年龄。我以为,老师还年轻,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碍。后来通信,便再未提及此事。</h3><h3> 几年后,一位老同学来京,聊天时顺便问起欧阳老师。他一脸的吃惊:"怎么,你还不知道?欧阳老师半年前就去世了……"</h3><h3> 我顿时愣住了!怎么,怎么,怎么会这样?!他才刚刚退休呀!</h3><h3> 老同学告诉我,其实欧阳老师早就疾病缠身,他是不愿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才一直坚守在三尺讲台,用生命兑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诺言。</h3><h3> 听到这里,我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心里面除了酸酸的悲,更有刺刺的痛……</h3> <h3> 好些年没回母校了。听说,当年为了扩建学校大门,路旁那片槐树林被砍光,梦中满树繁花、遍地飘香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h3><h3> 但温馨的记忆还在。因为这些记忆,让我有机会留下一些文字,用深情温润一枚花开,用心灵孕育一份情怀,在槐花疏影间演绎人间清欢,用含笑的淡然书写春意盎然。</h3><h3> 我知道,之所以在文字里想念,只因岁月已经无法回到从前……</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