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抉择：我到美国做医生(1/6) - 青春

HZ Tang

这是曾经的逐梦青年
我的故事；
我家的故事；
我们58年大跃进年代出生的人的故事；
我们时代的故事......

1. 引子

温暖的加州，新年伊始却已是春雨潇潇。一觉醒来，后院梨花又开放，斑驳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䁔洋洋。起床来到我家的阳台上，看到对面的柏克利群山也开始换上新的绿装。点开手机上的日程表，赫然发现再有一个月就是我的60岁生日。雨后的蓝天白云朵朵，金色的阳光穿透天边的彩虹照在后花园破土而出的小草嫩芽上，让人感叹世态的炎凉：人间一世，草木一秋；这春风吹又生顽强小草的生命，何偿不像我们年年岁岁消蚀的沧桑人生？

2. 失落的童年

今天在家休息。泡了一壶热茶，慢慢翻着许多年来积累以及从家乡带过来的所有影册，希望能够找到一丝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不出所料，除了小学和中学同学近年发给我的旧照，几乎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折腾了半天也累了，干脆坐下来好好喝杯茶。望着茶杯中热騰腾上升的水汽，我的思绪也像一缕青烟，慢慢地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我让回忆穿越到大跃进开始两年后的1960年，生活贫瘠的长沙市湘江河西岸，我的出生地。我在脑海中费力地搜寻着儿时的记忆，却感觉往事是那么的遥远。我努力地扇动着思维的翅膀，却好像飞进了时空的黑洞。在漆黑的环境里我看不到一丝生机，拚命地叫着妈妈，希望她能过来带我走出黑暗。突然，我看到前面的一片昏暗的亮光中，两岁的我正在嚎啕大哭。一群大哥大姐们周末正在外面的小池堂里捞小鱼小虾想要改善生活，我也想跟出去但却不小心一只小手的手指在摸索中被居民楼的大门夹住了而拔不出来。我看到一个长得凶神恶煞般的中年男人拿着火钳跑过来帮忙，后面跟着一帮大呼小叫的大嫂、大妈们.......

脑海中的印象翻了一页，到了62年的一个早晨，大跃进的后遗症还在继续中。那天天还未亮，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已经穿戴整齐。年轻英俊的父亲此刻显得很疲惫，因为一家人吃不饱，他打算把还很小的大弟旭平送回南岳衡山乡下老家，省下一些粮食让姐姐和我能多吃两口。那时候旭弟长什么样我都没印象了，但当时那一瞬间的情景定格却终生难忘，让我对大弟后来读书比我和小弟少并且混得没有我们好心存愧疚感。

快5岁的时候，父母送我进了省商业厅的全托幼儿园。这也许让街道上无人看管的小孩羡慕，但我觉得失去了自由。记得父亲送我去幼儿园的时候我不愿意进去，幼儿园的阿姨过来帮忙抱我进去，我力不够而急中生智，将衣服口袋上的一个洞眼迅速挂在门口柱子上的一只铁钉上，使得阿姨不敢用力而撕破我的衣服。最终我还是不得不呆在幼儿园里，却没有留下多少温暖的回忆。尤其是当年那个值夜班的阿姨，给所有小朋友都留下了恐惧的记忆。她恶狠狠的眼神和训斥人的语调，让所有小孩都不敢提出要求。记得有一天的夜晚，熄灯后小孩们都上床睡觉，我感到便急想上厕所却不敢提出。憋了十几分钟没能控制住拉在床上了。趁阿姨没注意，在黑暗中我将干硬的大便仍到了屋子中央。"澎"的一声，简直就像扔了一颗手榴弹，夜班阿姨马上炸了起来。因为找不到是谁干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骂个不停。在她骂骂咧咧的嗓音中，我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60年代的中旬，国内经济刚刚开始缓过神来，我刚进小学。62年出生的小弟也进了幼儿园。父母虽然都在工作，挣的钱却只够一家的温饱。饿了的时候，一小勺猪油+醤油拌饭，那可是比什么都要美味的佳肴。周末小弟从幼儿园回家，妈妈有时会拿出一点珍藏的花生酱款待小弟，我只能在一旁咽口水。那香味实在太诱人，我于是忽悠小弟，突然对他说身后有一只老鼠。就在他回头的那一刻，说时迟 那时快，我这只大老鼠的爪子早已伸进了他的碗里，捞了一点花生酱和着口水很快吞进肚子里。

那时候父亲己将大弟弟从南岳接回家，祖母也过来与我们同住。我们搬家到了在长沙市东茅街的省服务厅大院，里面几十户人家，住在以前属于一个商业资本家所拥有的一座大院内的许多分隔开的房间中。里面的住户都是一些省市级商业公司的职工，子女大都在东茅街小学上学。我后来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中有一些就是这个院子里的玩伴。我开始有点懂事了，课余时间也遵父命养了几只鸭子，以便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院子里加盖房子，我也会遵祖母之命去拾一些木片回家，用于生火。记得有一次看到木匠在将一根圆本劈成方柱，我一把拉住还未完全掉下来的木片的这一头，希望掉下来后可以拿回家。木匠师傅恼了，他突然把斧头举起来想吓唬我一下。那一瞬间，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来不及细想，人像一道闪电冲了上去，两只小手一把抓住斧头的木柄，用尽吃奶的力气將木匠师傅往后使劲一推，转身就跑。身后传来木匠惊魂未定的咒骂："这个小兔崽子，反把老子吓了一跳"！"你个老扣鬼，你个周拔皮！" 我飞一般的边跑边喊，像只受了惊的兔子，心里却还惦记着那片木屑，想着等木匠下班后要把它拿回家交给娭毑。

3. 迷茫的少年

童年在我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悄然离去了。让人充满幻想的"金"色童年，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依稀对应的也许只有当年古巴糖的糖色，还有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美妙动听的舒情歌曲：

"美丽的哈瓦拉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进屋

门前开红花......"

这是我幼年的脑海中还残留的罗曼蒂克和唯美的画面。其它少有的愉快印象，就只剩下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的欢乐大游行。也许是我感官发育的迟钝，又或许是没有感受到终日辛劳的父母对自己的关怀，更有可能是那个艰辛的年代让"小资情调"没有存在的空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没有留下多少温暖的阳光。当我开始对生活有所感觉的时候，我己经成长为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少年。

1965年，文革开始前一年，我7岁了。早已等不及要上小学。那时候姐姐已经9岁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一个优秀学生。当时我们大院的风气很好，读书风气浓厚。每到放假时刻，大哥哥大姐姐们排着队回到大院里，捧着奖状者走在最前面，喜笑颜开。院里的大人们在一旁热烈鼓掌。我心里盼望着早日上学，也拿个奖状回家该多美啊。

当时院子里众多的家庭中，有几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院子的后面住着一对留美回国的医学博士：白胡子爷爷是内科教授，戴眼镜奶奶是妇产科教授。他们是大院里众人仰望天空时那闪亮的星星。教授的隔壁住着一对知识份子武汉夫妇，衣着洋气，谈吐高雅，气度不凡。一个儿子和俩个女儿都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伯伯姓肖，拉一手好手风琴。每逢节假日或者喜事，欢快的琴声和着俩个漂亮姐姐的优美歌声，让人好生羡慕。院子的另一侧住着我小学同学吴进年。他父亲是省供销社的科长，母亲是一家副食品店的经理，夫妻二人都是党员，徳高望重，很有威望的样子。院里面的这几家人，在我妈的眼里是阳春白雪，学习的榜样；而像我家这样小孩多，经济紧张，困难重重，父母在单位上仰领导鼻息的家庭，自然就是下里巴人一类了。父母亲，尤其是我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几个儿女的身上。记得那时候为了省钱，妈妈自己给我剃头。我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妈给我肩上搭一块布，权当理发店了。妈妈一边给我剪头，一边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她这辈子吃亏在没有读书。她那开绸布店的父母在她才几岁的时候就因肺结核病双双去世了，年长几岁的哥哥带着她颠沛流离在叫化厂打工长大。她只到解放后才进了夜校学文化。她对院子里的俩位留洋医学博士无比羡慕和敬仰，叹息自己的命不好。妈妈就这样经常自顾自的说过不停，我在一旁默默的听着。明媚的阳光照进我家，穿过母亲的发梢，暖暖的落在我的身上。母亲的梦想随着她的轻言细语，就像春天的小雨洒在我的心田，催开了理想的种子生根发芽。那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长大了我也要成为教授那样的人！

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不错。每到周末，居委会都会吆喝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这其中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永难忘怀。那是一个晴朗的周六，长沙市大街小巷的麻石路正在开始换成柏油路。居委会主任叫大哥大姐们帮忙到大院边上小巷子里帮忙拖水泥滚子压实新舖的柏油路面。这时候阳光开朗的小胡哥乐意的报名加入。他家住在大院前面二楼的几间最气派的大房子里面。他病逝的父亲原来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整个大院原来应该是属于他们家的财产。他妈在新社会虽己落魄，却不失雍容华贵和慈祥，拉扯着三个儿子和俩个女儿在一起生活。他们几姊妹虽家道中落，却不失文质彬彬的礼仪和大户人家的风范。小胡哥是一个笑口常开，开朗活泼的中学生，瘦长的体型，留一个分头，衣着得体。他走起路来昂着头，步履潇洒。他和他大哥一样很会读书，是学校里的优秀生。看着小胡哥和一帮大哥大姐们有说有笑地去外面帮忙去了，我们一帮小孩也在大院里玩得不亦乐乎。快到中午时分，忽然听到大院旁边的巷子里一阵剧大的骚动和喊叫声；紧接着一帮大哥大姐们全都神色慌张地跑进院子，有人哭喊着大叫："不好了，出事了！" 院里的大人小孩赶紧围了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拖着巨大水泥滚子的青年中有人不小心脚被袢了一下而倒地，在所有人意识到时，滚筒已经从倒地人的身上压了过去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头骨开裂的响声。大人们和街道负责人都跑了过去，现场景像惨不忍睹：小胡哥己倒在血泊之中，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仿佛又听到了那几晩上我天天做恶梦时的哭声。我为那么友善的小胡哥青春年华的玉碎流泪，我为他们一家人的遭遇悲伤。

1966年文革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样。一夜之间，大哥大姐们都加入了红卫兵，手臂上都带上了红袖章。以往的文化娱乐都成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而消声匿迹，大街小巷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高音量的红歌，红卫兵押着走资派游行的情景成为常态。有一天我们大院里漂亮的兰兰小姑娘家里来了两个五大三粗的不速之客。在她家翻箱倒柜几个小时后，把兰兰的爸爸五花大绑带了出来。看到这么多的邻居在看着他，兰兰的爸爸满脸堆笑，強打精神对大家说："村里的乡亲叫我回去说明一下，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回来"。望着一头白发的老人家给人作揖打躬的窘态，我很难理解。听大人说是村里的财主被押回去开斗争会了。大院里的大人们跟社会上的所有人一样被分成了维护当权者的保皇派，以及决心推翻当权者的造反派。那时候出身很重要，最吃香的是解放前的贫农、工人，知识和财富都是罪过。生活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造反派去整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收拾你，良心不值钱。小学同学吴进年的妈妈，一个啇店的经理和老党员，在单位上被作为走资派多次受到批判；大院的医学教授夫妇，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早己成了家常便饭。后来红卫兵的武斗升级，长沙市发生了6.6惨案，两派人员发生持续的枪战。那段时间天空中子弾横飞，一颗流弹掉下来正好碰在兰兰姑娘的头上，鲜血马上迸了出来。我家隔壁邻居4个儿子中老二参加了当年的武斗和枪战而犯有血案，文革后期因此而坐进牢房。

当时毛语录和红宝书是每天的必修课。有一次班主任交我任务收每个同学一毛五分钱买人手一册的袖珍本红宝书。任务很快完成，钱也交上去了。这个时候小姑娘杜燕同学才把钱交上来。我随手往口袋中一塞，稀里糊涂就把此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一个多星期后无意中我发现了口袋中的一毛五分钱，哪来的？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好大一笔横财啊，怎么用呢？在上学路上天天经过的零食档边徘徊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花了5分钱买了一包姜与小伙伴分享，乘下一毛钱小心翼翼的保存起来。等到新书发下来，杜燕同学找到我的时候才把她订书的事情想起来。脑子都好像要炸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去找父亲要5分钱但不敢说出缘由，最后被父亲一顿饱揍。

小学的那几年中，停课和复课反复发生，心都散了，没几人读书。那时候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有一次发言批评了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于是坐在我边上姓喻的小胖孩，在课堂上大家起立时手握小刀放在我胯下的凳子上，刀尖朝上。在我坐下的一瞬间，小胖子边上的于小阳同学，我小学最要好的发小，看到了这一幕并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小刀夺走而救了我。后来小胖孩还不甘心，伙同另一个称为小炉匠的矮个男同学在放学时一起来袭击我。幸亏我看了出来，先下手为强将小胖撞翻在地，然后以身高优势将小个的小炉匠摔倒，一溜烟地跑了。后来我们大院的大哥哥替我出头，才制止了进一步的事端。那时候的日子，大人们斗得你死我活，小孩们无人照管。我们大院里的一帮小孩就像动物园中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野兽，时不时有谁就要惹是生非。有时候我惹了麻烦无处可躲，好心的姐姐就把我锁在家人很少去的阁楼上，让其他人遍寻不着。有一次我被锁在里面实在太久了又无法小便，只好趁着下雨打开窗户小心翼翼地尿在窗户下面别人家的屋顶上。卸掉一泡尿如释重负，终于释放了了满心的焦虑、烦躁、和不安。

更刺激的好戏接踵而来。有一天小学的红小兵团干部郑延玉同学来通知我和大院里的同学去学校开会，一边跑着，她一边神秘的告诉我学校里出了大事情。原来是公安局的人把我们年级的同学全都叫去一个个地单独问话。原因是有人在课桌上用铅笔写下"打倒 x主席"的文字。按理说，用铅笔写在几乎同色的课桌上是发现不了的。可偏就发现了，还让全校领导和公安局都兴师动众起来。折腾了好一阵子之后就不了了之，没了下文。多年以后有人传说是一个苦大仇深老工人的儿子闲的无聊干的，想看看能否查出来。也有人说是一个国民党旧军官的儿子干的，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总之，谢天谢地，没人受罚。小屁孩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

小学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读完了。光阴似箭进入了1972年，按分区入学的规定我们许多小学同学都升入名校市一中的初中部。春暖花开的三月，走进新学校，很是新奇中学的校园既然这么大，在教育界有名望的老教师是那么多，既感到新鲜好奇，又满怀憧憬和期待。我们班的同学将近一半来自于同一个小学。吴进年当了班长，我当宣传委员负责出墙报，陈丽红继续作文娱委员。小学隔壁班的红小兵团长，李小燕同学此时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当时正是文革的中期，上面有点想要抓教育了。许多老教师们尽力尽责，循循善诱。我们的物理老师张维德让我尝到了学习的乐趣，培养了今后自学和钻研的好习惯。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没钱买书，我和几个同学于是去旧书店偷来了一套60年代初的教师用物理丛书并全部读完，给我的中学物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和同伴虽然汗颜，但都觉得是做了最正确的事。年轻的语文课老师胡江浪，她和蔼的笑容，真诚的鼓励，也让我的写作能力在那时有了很大的长进；英语课的赵老师给我很多鼓励和表扬，可惜那时候我对英语没太多热情，哪会想到我会要在英语国家渡过我的后半生。初中历史课的李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至今对中国各朝代的顺序如数家珍。可惜好日子不长。73年知青张铁生交白卷不甘心，在试卷上大肆抨击考试制度，同一年底北京中学生黄帅又上书央报鞭挞师道遵严，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全国掀起了读书无用论的风潮。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读书风气虽然没有荡然无存，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开始在校园中肆虐。放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校园门口有学生聚众斗殴，甚至有一次外班的坏学生下课后把我们班长打了，事后说是认错了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时候我与班上的好朋友刘光明课后经常谈论国家以及个人的未来，忧心忡忡。之后学校里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大事件：一个年轻男老师成立了一个地下党派，誓言推翻当时的政府。被押到学校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他死不瞑目的样子。多年后我们问自己，如果没有文革和四人帮，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步骤之一，我们在夏天去了长沙县的长桥中学学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班主任觉得我做事靠谱，让我带几个同学看守在山上的西瓜地，与隔壁班的另一组24小时轮班。那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差事，远离集体枯燥又孤单。每当夜幕降临，夏夜的繁星满天，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瓜地旁的公路上载货卡车通过，汽车的灯光如炬射到遥远的天边。那是催人梦想的夜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那也是夜不能㝝的夜晚，仰望星空看不到未来而黯自神伤。偶尔，有人会借口上厕所而跑到山上来查看有没有顺手牵羊偷个西瓜的可能。这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会同仇敌忾一起上前制止，我很为我的同伴们自豪。有一天白天，我偶然发现了埋在土里的西瓜皮露出了地面，而且很新鲜。怎么回事？面对我询问的眼神，同伴们异口同声与自己无关，并认为一定是与我们轮班执勤的别班同学干的。在几个同学义正严词的鼓励下我向学校反映，另一班执勤的同学也承认确实监守自盗偷吃了西瓜的事情，并受到了处罚。许多年过去后，当年的伙伴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他们是怎样把我支开而偷吃了西瓜，并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别班同学的身上而毫发无损。我这才恍然大悟：人性啊！原来我才是那个西瓜地里的傻瓜！

两年半的初中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也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小孩，变成了一个青春少年。我学到了许多的新知识，也变得自信。当时的副班长，阳光美丽的杨静同学在班会调侃我时说："他太骄傲了，连一根3分钱的冰棍都是他的最好"！引起哄堂大笑。初中年代真是一段青涩又如花的岁月，许多美好的同学情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见我在《美篇》上的文章："往事不再如烟 - 难忘的豆蔻年华"，以及"发小"）。

1974年，初中同学们依依不舍的告别后，我们各自升入市一中高中的不同班中。学习风气江河日下，我们班主任人称"王教头"，是一个年轻，干练，对四人帮当年路线有共鸣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卖身求荣者，他的想法与当时的上层政策契合。最为难受的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掺沙子"，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换成了一个工厂里派来的人，约30至40岁的年龄，大卷头，带一幅眼镜，一点也不像一个工人阶级。开课后不久，我发现他错误百出，下面的同学大喊听不懂，叫他下台并鼓动我代劳。虽然我没有那么做，但己让他恨之入骨。后来我们下乡学农时，这位数学老师打算伺机报复给我一个差评，但被王教头察觉而阻止。1976年，是我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受人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引发学生们的游行，改革派的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在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我们毕业了。我们也失业了。不知道路在何方。这年的9月9日重阳节，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去世。许多人感到震惊和悲伤，也有不少像我一样缺心少肺的人，此刻却期待着国家的改变，希望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走向复苏和繁荣富強的转机，衷心希望邓小平能够复出。

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内心充满失望和迷茫。在居住的东茅街大院里渴望读书的远不止我一个。住在大院中间楼上姓赵的一家人给我印象很深。父母都是知识份子，三个儿女中，最小的女儿和二儿子都喜欢读书。二儿子赵志苏那时候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大哥哥，他对学习那么如饥似渴和入神的程度让我只能仰望。许多年后，发小说他成为了著名大学的教授。

在我们隔壁的小阁楼上住着孤单的一家人。男主人反右的时候被打为右派而在铁窗后与家人分开很多年，太太在附近的油漆社谋生养活自己和一对聪明的儿女。一家人挤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阿姨清瘦、斯文，待人彬彬有礼。她的眉宇间透露着人生的悲哀和无奈。大人们都说阿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大美女，舞得一手好剑。因为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使得她从此谨小慎微，含辛茹苦抚养着她的一双儿女。小姐姐像妈，聪明、漂亮、贤惠。我看到她在人群中总是那样沉默、与世无争，而又委屈不平的神情，真的很替她难过。小姐姐的哥哥也跟家人一样低调，既有个性又极其聪明。大哥哥拉得一手极好的小提琴，是学校和各种文艺活动中受人欢迎的才子。可惜受父亲身份的影响，各个歌舞团都没有录取他。许多寂静的夜晚，大院里的人家都可以听到从他家窗口漂逸而出的小提琴乐曲，有如荡气回肠的《夜半歌声》。凄美动人的旋律迴荡在夜空中，如泣如诉。

4.工厂里的大学梦

在今天，如果把上大学也当成一个梦想，那真会让人贻笑大方。然而，在42年前的1976年那可是一个对许多人高不可攀的梦想。就像今天有时在马路边都可以检到的不值钱的电视机，对于100年前的未代清朝皇帝不也是天方夜谭一样？当年四人帮对教育系统的摧残，使得大学生的招生重在有工农背景，成绩好反而不一定进得了大学。76年底毛刚去世，邓小平前途未卜。在此情况下，我选择经由招工进入一个大型国企长岭炼油厂，盼望有朝一日可以从工厂上大学。

我带了一箱书和一箱换洗衣服去了岳阳附近的长岭练油厂。马上被拉到了厂里的农埸进行军训和劳动，厂里希望把我们训练成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工人。新工人大多来自长沙，岳阳，和当地的临湘县；人员混杂，包括城市待业青年，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知青，和退伍军人，还有一名临湘县县太爷的儿子。大型国企的吸引力可见一斑。每天劳作之余，我习惯于看看书或者写写信，告诉家人和朋友关于工厂的见闻，也憧憬着上大学的梦想。有一天与我同房间的一个长沙老知青偷看了我未发出的信，然后当面教训我不安心工作，政治上落后，逆批邓的潮流而动。他觉得吃定我了，一点也不认为偷看我的信件有什么不对。我非常气愤，但因刚出校门，在各方面又都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知青的对手而闷闷不乐。比事被球哥知道了。他是从长沙招工来的下乡知青。他比我年长两岁，壮实，豪爽，为人忠厚，人缘很好。他很欣赏我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球哥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安慰了我一番，第二天找到了那名知青并使得他明白：欺负人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继续下去有可能某天会让他见不到第二天早上升起的太阳。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友谊还可以产生如此震撼的力量。

新工人中小贺弟也是从长沙来，省军区独立师的子弟，与我同届的高中毕业生。他比我小两岁，瘦高个，看上去比我年轻很多。他与我和球哥三人经常在一起。小贺非常低调，说话细声细气。但他的机智和冷静令人印象深刻。他为人处事首先替别人着想的秉性，成就了后来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他在事业上的成功。虽然他比我小，但他给予我的支持，远超我对他的帮助。

在工厂农場的生活很枯燥，除了偶尔会在場部的蓝球埸放埸电影，另一个看点则是周末在打谷場上由厂里面青年职工自发组织的自由式摔跤了。一帮年轻人摔跤高手在大家的吆喝声中轮番上阵，展示各自的绝技。这其中尤其有一帮东北的年青小伙技巧高超。他们优美的身姿，敏捷的身手，简直就像雄鹰在展翅飞翔。大家常常看得如醉如痴，欢声雷动。进厂青工中，只有球哥的水准才刚刚能够加入他们的竞技。在厂里的摔跤能手中，迟兄引起了我们几兄弟的注意。他是来自吉林的满族人，父亲是南下干部。他13岁就参加工作，爱好习武和驾驰。虽然只比我年长一岁，但走南闯北许多年，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显得比我成熟很多。在比武场上，小迟英气勃发，身手矫健，浑身透露着青春活力和四射的魅力。球哥与小迟在摔跤场上多次过招，一来二去我们四个人都熟悉起来。论学历，小迟也许最低；论阅历和对生活的感受他远在我之上。他给予我的解惑，让我受益不浅，印象很深。他的聪明和英俊潇洒也吸引了他们车间美丽的团支部书记，后来成就了他们的姻缘。

将尽半年的农场磨励终于结束了。在此之前的一场青工对场部的请愿活动中，虽然我只是其中一个吃瓜群众，但我当时对农场领导批评的一句话却被有心人报告上去。结果我被分到了工厂里所有人都不願去的部门 - 火车班。这是炼油厂的最后一道工序，将石油炼制成的成品油用油罐车编组发往全国各地。我干的活就像当年的铁道游击队员一样：骑跨在火车头上在铁道上奔驰上上下下，脱钩或加挂油罐车进行编组，风雨无阻。车间里的老工人都知道这是一碗辛苦的青春饭，没有几个人愿意干。我无所谓，因为我从没想过要在工厂里渡过我的一生。更没有料到的是，我还因祸得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受到了意外的关照：车间党支部段书记非常看好我，在各方面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是一个东北人，高大的个子，一幅充满仁慈和饱经风霜的面庞。他指示团支书一定要发展我入团，期望我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是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日子。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当年8月宣布将在同年底恢复全国大学招生高考。我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感觉终于盼到云开见日出，有机会园满自己的大学梦了。

我开始了每天下班后的自习直至半夜；车间的段书记也调整了我的工作让我去学电工，只需作一些室内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球哥和小贺也在经济上帮忙，由球哥周末去县城买来奶粉䃼充我的营养：小迟的父母亲有空也叫上我们去他们家吃饭。皇天不负有心人，首战告捷。有种金榜题名，范进中举般的感觉，飘飘然了。6个志愿全部填的全国一类重点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并特别强调"如未满足本人自愿，拒绝分配！" 结果作死般的自负让我失去了最终录取的机会。好在年轻，摔了一跤爬起来，第二年又金戈铁马重上考场同样过了重点录起线。这次学乖了，只写了不愿去石油和农业院校，其它可以服从分配。虽然仍然重点填报电子工程专业，但因在考文理科共用的数学试卷时，因错误理解加上监考老师的错误肯定而少答了一道题把数学考砸了，让我明白去电子系的机会渺茫。所以最后一个志愿在球哥的强烈要求和推荐下，填上了一个我并不热诚、但他从小长大和生活过的湖南医学院 - 其前身是中国最早的二所西医殿堂之一的老字号：湘雅医学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