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旗下的红十字——记我的中越战争亲历

竹官言上王君

　纪实回忆录(原创 杜冬云)　

军旗下的红十字

——记我的中越战争亲历

情结深深

一九八五年底，当我脱下军装换上便装时，回头一想，这军旅生涯已是十六年了。虽然想着转业，但真正脱下军装那一刻，心中却又有太多太多的不舍。
对军队和军人这个职业，我有着深深的情结。因为父亲一直在野战部队服役的缘故，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离开过军营：听着嘹亮的军号和接踵而至的出操跑步声起床；踩着上班号的点儿到学校上学；晚上伴着熄灯号进入梦乡。听惯了实弹演习的枪炮声。最难忘的是小伙伴们挤在一起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看着部队战士们操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入场，听着此起彼伏，声波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声直到电影开映……
十五岁刚过，像父亲一样，我也穿上了绿军装成了解放军的一员。这军装一穿就是整整十六年。换言之，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里，军人的情结已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化也化不开了。直到离开军营三十多年的今天，还时常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吧？
和大多数退伍军人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八一建军节，我还会在心里回忆着纪念着每年的2月17号。因为1979年的这一天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开战日。作为参战军人之一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前线度过的短短七十多个日夜，那是我生命的年轮中划过的一道深深印痕。
我始终认为，若是没当兵，是生命中的一大遗憾；当了兵没上过战场，是军人的一大遗憾。所幸的是，这两样我都没有错过。
往事并未如烟，岁月没能销蚀对战争的记忆，更不会淡忘对牺牲战友的怀念。这些年，每逢清明节前后，大批参战老兵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南疆，洒泪祭拜长眠的战友，追思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激情岁月。我深深理解。没有过亲身的经历很难感受这种情结。
2016年3月，我和战友建平相约第二次专程来到广西靖西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扫墓。
走进那青松翠柏环抱中肃穆寂静的陵园，仰望着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凝视向山坡上延伸整齐排列的1000多座墓碑，手捧鲜花，沉重无声地一层一层拾级而上。逐排逐行注视着花岗岩的墓碑，视线模糊了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只定格在年龄这一行：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
泪水泛上眼眶，眼前一片晕光。恍惚中看见他们仍是穿着当年六五式军装稚气果敢刚毅的模样，在集结号下整齐地列队，一个个地生动起来。
可惜，这一切一切都永远地消失在了眼前这一片深情的泥土中。
无法释怀！当年那壮怀激烈的场景再次一幕幕清晰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军人以生命为奉献是崇高的，牺牲是英勇的，场景也是极其悲壮的！
为了不忘这场当年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为了不忘为国捐躯的英烈，这一刻我决心拿起笔来，记录下这场短暂而惊心动魄的战争亲历，留作自己心中的祭奠，更为自己永远保持军人的本色。

（2005年前往靖西烈士陵园扫墓）

（靖西烈士陵园一隅）

（2016年于靖西烈士陵园）

受命备战

1978年，有关越南当局疯狂排华，大力驱赶华侨，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蚕食边境的消息报道不断地见诸于广播和报端。我所服役的部队隶属于广州军区后勤十九分部的第一六九医院。那会儿的气氛也开始一点点地紧张起来了，政治学习，形势讨论，战备教育......。

（当年开战前的宣传报道）

　　12月8日，按上级命令，我院组建了共六名成员的颅脑专科手术队战备待命。（顺便说一句，我们医院是当时除军区总医院外广州军区的第二大中心医院，颅脑外科技术力量较强）

手术队成员三男三女，分别是：队长主治医生朱云发，时年35岁，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的高材生。他性格沉稳，斯文儒雅，待人亲切随和，专业技术精湛，是我院脑外科的绝对主力；医生简建华，时年28岁，精明强干，浑身充满活力和热情，具有脑科和骨科的工作经验；普外科医生魏俊福25岁，寡言少语，踏实好学；女医生董秀玲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其实也就38岁，资深麻醉师；外科护士惠京兰23岁，柔声细气的北京兵，机敏利索，悟性很高。第六个人就是24岁的我，当时已做了八年的手术室护士，经验、技术都还是数的上的。

应该说这六个人的组合从政治思想上，专业技术能力和身体素质上符合参战条件。

说实话，开始我还真没把这次任务当回事。因为军队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搞战备，我多次担任过战备队员，早习以为常了。对这仗能不能打起来，我们能不能上前线，大家都心存质疑。我总觉得是又在喊“狼来了”。

直到某天上午，十九分部的首长来我院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接见了手术队全体，这可是历来没有过的。分部战勤科杨副科长神色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一脸担忧地连声问：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这次是真的要打仗了，你行么？你不怕么？连珠炮似的发问让我连个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对他我是很熟悉很亲切的。刚参军时被分配到十九分部战勤科当打字员。科里的参谋们都如同兄长般地呵护我这15岁的小丫头。可是他忽略了，时光荏苒，我已经是个有着第十年军龄的老兵啦。

哈，看这阵势反而令我着实地兴奋起来。崇尚战场，是自小生活在野战军营及受身经百战的父亲影响。别看我是个女孩子，儿时的玩具只有枪，和同伴游戏也是玩打仗，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多与战争有关。骨子里有着深深的英雄情结。对战争的理解很单纯，认为军人就应该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战斗。战斗才能体现军人价值，战场才是军人的终极目标。

待命中的手术队基本脱产学习和做装备的准备。院里正常的或急诊的颅脑手术也都交由我们这组人去操作，算是战前演练吧。我带着护士惠京兰进手术室见习手术的配合。她至今还记得初上手术台见血呼呼场面紧张的手发抖，我在旁边一个劲地让她镇静的细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我们参战的各项准备也越来越细了。我甚至还专门跑到木工房求师傅钉了个四方形的小木箱，把我们几个人随身必带的生活用品集中装起以方便携带。 

按照规定，参战个人必须把全部私人物品打包封存并注明寄往地址，这是一旦当了烈士好进行后事处理的程序噢。当时我的全部财产，除了没几个钱的银行存折（我算是月光族），就是一块进口手表和一个那时称的上是奢侈品的双镜头像机。手表是随身要戴的，相机嘛，硝烟迷漫的战场上谁还顾的上玩它？留下吧。（这个决定让我后悔至今，错失了多少珍贵的历史镜头啊）

在填写寄往地址时，“牺牲”这两个字在我脑海中掠过。但对死亡真还没有过多过深的思虑。心中满满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沸腾着的是那从小就被培养起来浓浓的英雄情结。

这期间，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是我参军十年第一次也是从军期间唯一的一次接他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内部军线转过来的。那时想打个长途电话兜兜转转很不容易：先从父亲部队总机要起，转军区总机，军区总机转后勤总机，后勤总机转十九分部总机，十九分部总机转医院总机，医院总机转我们科室，科室的同事赶紧把我找来接听......

父亲是个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人，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是志愿军中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了极其艰苦的五次战役，身边的战友牺牲过半.....

在线路嘈杂不甚清晰的电话里，父亲只叮嘱了一句他最有资格说的话“孩子，上前线了，你要勇敢啊！”

“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电话的这一头，我的回应也只有一句。

这是两代军人之间的对话。简短，干脆，利落，父女深情中不乏军人的豪气！父亲刚烈的性格和职业军人的特质给我的遗传及影响至深。

父亲所在部队第42野战军不仅是这次的参战部队，并且担任最重要的前锋主攻任务。只是他当时因重病无法奔赴一心系念的战场。听弟妹们说，部队开拔的那天夜里，他独自一人站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彻夜未眠。

 

               

（手术队长朱云发）

（简建华医生）

（麻醉医生董秀玲）

（魏俊福医生）

集结边境

1979年元旦这天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出发命令。紧忙打点医疗器械等手术装备办理托运。第二天晚九点乘坐北京至南宁的5次特快列车前往广西前线。

在衡阳车站月台上，分部首长带着参谋人员已经在等候。首长把我们每个人仔细打量了一番，突然他瞪大了眼睛厉声质问为我们送行的副院长：“他们的枪呢？”副院长张大了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是啊，谁会想到医务人员要配枪呢？我们任务是医疗救治，武器应是一技傍身的专业和手术器械吧。

“为什么不配枪？你以为他们是去玩的吗！！！”首长越说火气越大，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

呜。。。列车喷着白白的雾汽驶进了站台。“车来了，快上车吧。”有人大声喊了一句，总算给万分尴尬的副院长解了围。

来送行的还有朱医生的夫人领着五岁的儿子，简医生身怀六甲的妻子。分别时刻我注意到，她们眼底深处的那份担忧与不舍难以掩饰，可都作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没有把伤感外露。她们同为军人，懂得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上车后在普通硬座落座不久，列车长经过该车厢，看到行军装束的我们，匆匆拨开通道上的人群，边走边大声说道：“来来来，给抓小偷的腾个位”。

这话让我们诧异，抓小偷的？谁？没见到车上有警察呀。没想到幽默的列车长指的是我们。不多会儿，一位列车员过来，说列车长已经安排好了卧铺，请我们赶紧过去。

当时尚属军事秘密的行动是瞒不住铁路人员的。从一趟趟向西南开去装载坦克火炮及满满兵员的列车，不难猜到我们同方向进发的参战身份。他们在为奔赴战场即将浴血厮杀的军人们尽自己的力量。很为他们对军人的支持和关怀感动！

第二天上午九点到达广西南宁站，换乘军列咣当咣当地直接开进崇左兵站。当晚在兵站住宿。女兵住平房，男兵住帐篷。兵站里人员车辆熙攘往来，昼夜不停紧张忙碌地装卸转运各类战备物资。刺耳的列车鸣笛及各种嘈杂声，整个兵站通宵达旦的白炽灯强光令大家都没睡成安稳觉。在此地此刻，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战争前奏的气氛。

次日早六点，吃过桂林米粉的早餐，我们和同期到达的167医院胸科手术队及165防化队分乘两辆军用卡车，继续向目的地—靖西县出发。本来沿着边境的公路前往应该不太遥远，但边境公路已封锁，需绕道走另一条公路，大概要多加一倍的时间和距离。

中午在大新县的路边小饭店休息吃午饭，每人又是一碗汤米粉外加一根油条。这么多人才花了11元餐费。一小时后继续赶路。

那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时期，而靖西属百色地区（邓小平在此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又是广西最贫困的地方。处于云贵高原边缘，道路以山路为主。汽车行驶在黄土公路上，为避强劲凌冽的寒风，车头前的篷布是放下的。滚滚的黄土泥沙肆无忌惮地从车后往车厢里卷，把人人弄的灰头土脸看不清肤色。鼻子嘴巴里都是土，绿军装彻底染成了土黄色。

进入靖西境内，沿途的百姓无论大人孩子，见到军车都热情地挥手致意，我们也手不停挥着回应。这在内地已难以见到的景象让我们顷刻有了军民鱼水情的感受。下午四时许，终于到达了靖西县城。

靖西，这个与越南高平的茶岭、重庆两县山水相连，接壤直线距离最短的县，有长152.5公里的边境线，是即将爆发的中越战争的主要屯兵地之一。这里驻扎的部队是第41野战军—中国陆军的王牌军。解放战争时期这支英勇顽强的部队打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塔山英雄团。

一个边陲小县因突然驻扎了数万大军而变的热闹起来。不，应该说是热火起来：原本风光旖旎的景色变得凝重，空气中好像处处充满火药味儿，到处都是演练的军人。武装越野奔袭的队伍，实弹射击的枪弹呼啸声，背着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步话机“洞两叁拐......”呼叫的通讯兵，奔跑架线的电话兵随处可见。晚上，各部队驻地轮着放映《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战争教育教学影片。战前的军事战术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同步紧张地展开着。

我们手术队配属于41军第32野战医院，将担负战地一线救治任务。但作为军区卫生部派出的专科手术队，有相对的独立性。除了就餐，实弹射击和重要的文件传达学习等集中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我们自行支配。

我们住宿被安排在县城一座结构精致的老式宅院，内有天井和带回廊的二层小木楼，在当时贫穷的小县城里它可算得上一座“豪宅”。与32野战医院驻地隔着一条狭窄的街道。据说这宅院是县土产公司的办公楼，却不曾见有人来上过班。也难怪，大战在即，房子应该是被腾出来支援战争了。（2005年我们回靖西时，看见这楼已成危房被封闭了；2016年再回靖西时以为它早已踪影全无，没想到却修缮一新。门口挂着几块牌子，竟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越南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盟”靖西办事处旧址，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我们在靖西县住处如今已是陈列馆）

　　“豪宅”里并没房间给我们住（估计是里面的办公设施不好腾出，加上军队也是临时借用）我们六人，同时还有157、167两个医院的手术队及165防化队的医生男男女女二十多人，统统挤在二楼敞开式回廊楼道的木楼板上打地铺。L型的楼道，男兵住一边，拐个角住女兵，没遮没挡的，任何人一点动静所有人都能听到。塑料布一铺，既是床单又当褥子，盖的是单薄的军被。

一月份的靖西虽然比湖南要暖，但比广东要冷的多。尤其白天夜晚有十几度的温差。回忆这段经历时，我说我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简医生说的更夸张但也更准确，是八面通风。

近乎露营的处所难顶夜晚的严寒。夜里5度左右的寒冷和这八面的来风冻得几乎无法入眠。只能把毛衣穿上，棉衣压在被子上，相互间紧挤着还是冷。大家又想了一招：打开军用雨衣蒙在被子上。雨衣不透风，一面是防水布，一面是橡胶，这下就暖和多了。那会儿年轻，血气充盈，适应能力也强。

几天后，其他几个医疗队都转走了，偌大的“豪宅”里就剩下我们六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真有点无拘无束的感觉。

刚开始那几天，我们还比较自觉，认为应该主动参加野战所的活动，从早上第一件事出操跑步开始。

晨操跑步在我们大医院都是象征性地活动一下，跟野战医院的训练没法比。第一天出操就令我们颜面扫地。只见他们几十男女老少腰扎武装带，步调一致刷刷有声地跑的速度极快，目标是三千米喲。

跟在他们后面跑，一百米我们就感到了吃力，二百米就拉开了距离，三百米则溃不成军停了下来。哈哈，好在天色未明，他们跑远了看不到我们几个散兵游勇的狼狈相。

野战医院体能方面的训练有素让我们望尘莫及，接下来的手枪实弹射击我们成绩也不怎么样。这个下马威熄灭了我们的自觉性。和人家比军事素质比体能，纯粹是拿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不败下阵来才怪。

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在大医院里病案多，手术实践多，在医疗专业技术方面我们还是自信满满的。想想自己的长处，何况还挂着军区颅脑手术队的硬招牌，令我们打心里还是挺牛气的。

不受管束的六个人过起了天马行空的日子。靖西的奇山秀水有“小桂林”著称，风光极美。每天晚饭后我们是信步流连，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赐于的山光水色。遇到哪个部队放电影想看就看，不然就回到“豪宅”里打扑克。对扑克牌从无兴趣的我也学着打五十K和争上游。常常六个人抓着五幅扑克打的热火朝天，有时到了废寝忘食地步。

几乎每个女人都爱逛街。小小的靖西县城被我们这些女兵逛过来逛过去熟的不能再熟，商店里有哪些商品都了如指掌。那时的县城真是小的可怜，简直就是一个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老街，一家不过百余平米的百货公司，一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副食品商店，一座老旧的电影院，一个不大的半露天农贸市场，一个有小舞台的坑坑洼洼的广场兼足球场。用半小时就能走完的小县城成了我们心中的繁华都市。

每逢城里赶集的日子，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好奇地打量四面八方涌来身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尤其感兴趣是对着山歌边走边唱的一群群男女青年。那时我们就见识了如今称为原生态的靖西本土山歌，有声部之分，抑扬顿挫挺有韵律，可咿咿呀呀一个字也听不懂。

军区卫生部的领导挺关心我们手术队，专门来看望，还用吉普车拉我们几个去军部看电影。41军的副军长春节前也带队慰问32医院，每人分到手的慰问品是一根甘蔗，一个苹果，三块水果糖。

1979年元月27日是除夕，夜12点正，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响彻全城，浓浓的白烟混和着呛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无法散去，街道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地红。惊叹贫穷的靖西老百姓竟能把鞭炮放的如此豪气慷慨。

靖西特产的香糯米被称为“中国十大珍米”非常有名，自明朝起就是皇家贡品。老乡们煮好了粽子纷纷送到各部队慰问子弟兵。浓浓的节日气氛，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令我们在边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那是我当兵期间最惬意最自在的日子。现在想想，那段散漫的日子真像是在疗养。

大战在即

进入二月，将要开战的迹象便一天天明显起来。三天两头不时地有我们的侦察兵在边境侦察时踩上地雷受伤和牺牲的。32医院另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医疗所陆续地在收治伤员了。

开战前一周余，各个战地救护所分别部署到位。32医院将其两个野战所进行了人员调整。一个所开拔去了靠近那坡县叫南坡乡的地方，我们也于11日搬出“豪宅”，跟随其中一个所迁到了距县城3公里外的一个山坳里。这是边防二团的训练场，有一座很小的二层楼，开战后被用做重伤员病房。一间小食堂和两间小库房，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手术阵地。山窝里有个射击场，可降落直升飞机。此地与越南的直线距离是7华里。

我们六人按男女分住两顶军用医疗帐蓬。那帐蓬很大，有前后两个门进出，里面还衬着一层雪白的布。有毛竹搭成的大通铺，让我们终于告别了一个多月的楼板地铺。

生平第一次住野外帐蓬感到很新奇。可住二十多人的帐篷只住三人，显得格外空阔。那些天的夜晚总是在下雨，山野里万籁俱寂，时大时小的雨点淅淅沥沥叮叮咚咚地击打着厚厚的蓬布，就象是大自然谱写的一首木琴演奏曲，听着很是受用。

孤零零两座帐篷六个人，离野战所的集体住所有一段距离，夜里漆黑一片。太安静了。这安静可不算是享受，而是让人心里发毛。

其实真正令人不安的源于那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越军特工队。越军的特工队组建于1964年。在十年的抗美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不断发展壮大。接受过严酷训练的特工队员个个身怀绝技，其枪法精准，攀爬、擒拿、格斗等技战术运用娴熟。在这场战争中，越南军方专门挑选了一批精干、会讲中文的士兵组建了一支支小股部队化妆混入我军进行侦察或骚扰破坏，且多次得手。进入边境，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最危险的威胁就是“特工”。

为防那防不胜防的特工偷袭，所里领导告诫我们提高警惕，晚上进入帐篷前要先观察里面有无动静，夜里千万不要出来。这不扯吗，一掀布帘就能进去，帐篷还能挡住子弹和刀剑吗？

所里配发的手枪与其说是自卫防身倒不如说是壮胆更为贴切。每晚进帐蓬前，大家手握着枪，男士们打头侦察，相互照应小心翼翼，确定里面没人再进去。

有个晚上进帐篷前，忘了是谁喊了声“有人”，惊的大家心跳到嗓子眼，枪机保险都打开了。绕着帐篷侦察好一会，确认无事虚惊一场。大概是太紧张的幻觉吧。

这样的住所令我们着实有点紧张，夜里根本安不下心睡觉。距越南如此之近，碰上那神出鬼没的特工偷袭，我们能是对手吗？我对手枪的运用要比董医生和小惠熟悉，每晚睡前都把子弹装满上膛放在枕旁。想好了，只要一有动静就一枪打过去。

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无法睡。靖西初春的气侯是晚穿棉衣午穿纱。中午的阳光火辣辣，进帐蓬如同入蒸笼，人无法待在里面，更别想午睡。

（我们身后是住过的帐篷及依稀可见接伤员的直升机）

　　有一个糟糕的情况，进驻后全体人员水土不服。个个腹泻不止，浑身无力。简医生最为严重，脱水连床都起不来。两三天后才适应了，这对大家临战前的体力消耗不小。

短短这些天，大家都预感大战在即，抓紧各项准备工作。每天例行的政治教育（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也增加了一项新的学习内容，即对越军战场的喊话训练。分为越语和俄语。入境参战部队学十句，我们只学简单的三句：缴枪不杀！跟我走！我们宽待俘虏！

（战场喊话的越语内容，我们学其中的1.2.7）

　　越语挺象我们粤语的发音，大家说像鸟叫，哽哽咣咣好学不好听；俄语卷着舌头像马在喷气，好听不好学。开战后我们接收救治过战俘伤员，本来越语“我们宽待俘虏”这句或许有点适用价值，但谁都没想起来。哈，没能做到学以致用。

参战部队更是犹如箭在弦上，开进的变动很大。附近来了个工程团，天天在搞爆破训练，距离之近总感觉我们帐篷随时会被炸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聆听爆炸声。

连队的战士都在集体剃光头了。这是上战场前必须的程序，为的是头部负伤后的处理。那些十八九岁的小战士猛然见到我们这些路过的女兵，全都尴尬地捂着光头一溜烟钻进帐蓬，那模样真是太可爱了。

2月13日，我院的杜惠学副院长带着干部干事来前线慰问，到达南宁后，因开战在即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战区，只得从前指卫生部打来慰问电话，并托前指的车给我们捎来糖果和瓜子。几位家在本院的都收到了家里做的腊肉腊鱼下饭小菜。六人共享，那叫一个香哟！

2月14日，一个地方民兵连配属到我们野战救护所，任务是负责抬担架等后勤辅助工作。一到就立即开始搭建作为病房的茅草棚。

14日晚八点，又一支医疗队的到达令我们喜出望外。竟然是我们169医院的八位战友。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当兵的好友建平也在其中。他们将担任伤员后送任务。从而得知，我们医院组建的一支列车医疗队也将开拔，是专门运送伤员回后方的。

15日一早，这后送组一分为二，季晓婷、臧新军、郭晓郁、许赤松转去了南坡，建平等四人留下，将和我们并肩战斗。当天下午建平就被所里指派去为一位抢救无效牺牲的侦察排长做遗体料理。

同时还进驻了一个汽车连，约有二十余台解放牌卡车，是负责接运伤员的。每一辆车头前都赫然插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以旗帜形式出现的红十字。这战地的红十字旗，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我不由驻足久久地凝视着。

人们只要看到红十字的标识，就会想到拯救生命，救死扶伤。这红十字最初建立的宗旨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和援助的，这个起源在和平年代被人们知晓的程度恐怕不高。

1859年六月，一位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去意大利途经一个小镇，目睹了奥地利-撒丁交战时的索尔弗利诺战役。仅仅一天之内竟有约4万多交战双方的战士受伤或战死。他为那些伤兵痛苦挣扎的惨状而震惊，当即投入了战场救护工作。促动了良知的亨利在战后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并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和平时期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训练，战时支持军队医疗工作；二是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亨利在欧州一些国家的君主和政府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游说和呼吁。从此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开始运作起来。它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情。

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场上一枪毙命者只占伤亡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伤员的生命是靠救治来挽回的。战场的目标是相互杀戮，我们的目标却是挽救生命。我们双手将承载着这沉甸甸的职责。

这战地的红十字，在白底衬托下，像殷红的血！

啊，看着这属于我们的战旗，神圣的使命感陡然在心头升起！

我们还注意到，一公里外向阳的山坡处已经有大批民工在动工挖墓穴修建陵园了。开战前牺牲的烈士也正在往这座陵园移葬。这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贴近，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

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大战在即。

开战前夜

    1979年2月16日，距离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第一次为朝鲜战争）战争的正式开战只有一天。

身在前线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为了高度保密，开战命令的发布既不是电话，也不是无线电报，而是由前线指挥部用直升飞机派员将书面命令亲自交到各战区最高指挥官的手上。

然而，一个突发的意外出现在我们这个战区，这使我们无意中成了提早一刻知道开战消息的人。

这天傍晚约六点左右，正吃着晚饭，所里接到南宁前指卫生部紧急命令，命我们颅脑手术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德保县抢救伤员。

放下吃了一半的饭，我和朱医生、简医生、董医生四人带上手术器械，手枪压满子弹坐上军吉普立刻出发。

80公里的崎岖山路颠簸了快两个小时，八点钟前到达德保县人民医院。

早已焦急等侯在那里的41军干部简要地向我们介绍情况：

下午五时，南宁前线指挥部的军用直升机飞往靖西41军驻地送作战命令。为了隐蔽，飞机超低空贴山飞行，螺旋桨刮到了树梢而坠落。军区作战部马科长颅脑受伤当场昏迷，驾驶员和作战参谋亦受伤。

当地的民兵发现飞机出事即刻赶来营救。动弹不得但头脑依然清醒的作战参谋将装有作战命令的公文包压在身下，举着手枪不准任何人靠近，非要一定是41军军长亲自来接公文包。

这就是军人。用生命捍卫职责的军人！

我们赶到时，两位伤员已经转走，德保县人民医院刚为颅脑受伤的马科长做完手术。

我们立即进入病房查看仍在昏迷中的马科长并了解手术情况。确认了伤情稳定处置得当后才离开。

这下子清楚了，战争将在明天（2月17日）凌晨正式打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驻地，迎接战斗。

返程进入靖西途中，在我们吉普车夜行灯的视野下，不断地见到有炮车、军车在闭灯摸黑开进，还有全副武装的步兵像潮水般向着前方悄声行进。

我坐在车上脑子一刻也没停止转动，一会担忧车辆夜行不用照明出事怎么办？一会儿又直耽心战士们这样徒步奔袭进入阵地，体力不是消耗很大吗？

想着，颠着，颠着，想着，回到了所里。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发电车开动，全体人员各就各位挑灯夜战，我们也立刻搭好手术台，将所需一切物品器材展开。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十二点一过，全体军人集合，在泥土地上席地而坐，听取32野战医院李富林副院长宣读中央军委和广西前线指挥部的作战命令。

我至今仍记得命令的大致内容，包括开战的政治宣言，作战目的、任务、时间、战场纪律等等，挺多挺长的。

仗，终于要开打了。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听着作战命令，我心中也有不少的疑惑。

一是下达的作战时间共三天，纵深不过几十公里。我们在边境陈兵数十万，忙乎了好几个月才打三天的仗？仅扫扫边境就收手？也太不过瘾了吧，要打就要彻底打痛对方嘛。（后来战况的发展果然并非只打三天，而是打了28天。）

二是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抓俘虏，每个军、师、团都有具体数字的任务。越南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民情严峻，抓那么大数量神出鬼没的越南人容易吗？抓住了押得回来吗？（从战后归还的战俘数看，确实没完成指定任务）

三是战场纪律，基本就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侵犯越南老百姓的利益等等。但有一条却令我觉得可笑，说是要尊重越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有一个不记得叫什么族的，家中火盆怎么个摆法，进门要注意面朝哪边......好像我们不是去打仗，倒像是观光做客的。真有点瞎扯了。

毕竟，我们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打过大仗啦！

彻夜无人入眠，只有等待中稍稍的静谧。凌晨4点，就有两个伤员送达，是进入阵地时踩中地雷的。

我们手术组为伤势最重的小战士做处置。只见双腿连膝关节都已缺失了，血肉模糊的伤口长短不齐地扭曲着。止血带一松开，鲜血喷射溅了手术医生一身。赶紧挤压式输血并做了载肢修补术。手术刚结束，战斗正式打响了。

我们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我们这边的开战是六点正。先一轮炮火攻击。炮声震天动地，只见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边被映的发红。

救护所全体人员静静地伫立，听着隆隆的炮声，凝望着那炮火织就的奇特天象，心情复杂地揣测和等待着接下来属于我们的战斗。

四十多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后来听41军的人说起，炮击应该是持续一小时的，但我们这方位的炮弹不知是基数计算有误还是啥原因，竟然供应不足地打光了。这事不知是否属实。

我们虽然听不到枪声，但知道炮火攻击之后就该是步兵冲锋，激烈的地面战斗在进行了。伤亡将会从此刻开始。

果然，一个多小时后，送伤员的战车便一辆接一辆卷着滚滚黄尘呼啸而至。霎那间，伤员躺了一地。属于我们的战斗至此展开。

当时战场救护程序是这样的：

战场上卫生员或伤者自己进行止血包扎等紧急处理，然后下撤由担架和车辆将伤员送到离战场最近的野战一线救护所，进行以挽救生命为首要的止血清创包扎取弹等基本救治。伤情稳定的接着用卡车或军列送到二线医院或后方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置和疗伤康复。

我们承担的就是最关键责任最重的一线救护。而我们医务所加上后勤及警卫人员也就三十来人，分为前接组、验伤组、手术组、采血组、护理组、供应组以及警卫班，炊事班等。大多岗位两三个人。最重要的手术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开两张手术台的场地和技术力量。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术组的效率。伤员的生命之线就系在我们手上。

由于我们颅脑手术队的加入，32医院的外科主力去了南坡，留在这边的几个年轻医生经验尚不足，魏医生和小惠去支援他们的手术组。我和朱、简、董四人为一个手术组。重伤员多数都由我们这组来处置。

我们所处的方位并不是入境作战的主攻方向，而是123师368团为牵制越军打佯攻的阵地。本以为伤亡不会太严重，没想到越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大大超出了战前的估计。而且进攻路线是由两面为山的低处前进，越军居高临下的阻击令368团伤亡惨重。

开战头两天，368团仅伤员就陆续下来两百多。我转业到地方后同单位尽然有两位同事那时期先后担任过368团的领导，据他们说，此战368团共伤亡360多人，牺牲为160人。担任主攻的二营基本被打光，五个连队集结起来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员，营长见状放声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伤员令全所人员迅速进入万分紧张忙碌的状态。前接组冒着炮火枪弹袭击的危险到前沿接收伤员；验伤组按伤情轻重分出处置的缓急；民兵担架队两人一组，抬着伤员往手术间和病房送进送出。两个手术组一台紧接一台地为伤员手术。

战伤的伤情门类特别复杂，胸腹伤，颅脑伤，肢体的枪伤、炸伤、摔伤、烧灼伤…..从头到脚，各种轻、重、危、难、急的都齐了。不少重伤员抬上手术台就先忙着紧急做胸外叩击复苏，做气管切开，做静脉切开输血输液，把流在外的肠子往腹腔回塞。更有来不及抢救牺牲在手术台上或手术室外的烈士。万分紧迫、紧张.血腥的气氛笼罩着全所。

为了再加快进度，在我们这手术间还加多一张手术台，可同时进入两个伤员，这台在进行手术时，我赶紧为旁边那台的伤员先做好输液和消毒准备，医生手术完了换个手套立即去做第二台。我接着包扎术后的伤口，马上清洗和消毒器械，并换好下一台的伤员。两张手术台分秒必争的轮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的大家如机械般无法停顿。

由于当年作战的步兵都没有配备钢盔，按后来的统计，脑外伤占死亡率超过50%，能活下来送回国的不多。我们这颅脑手术队名不符实地突破了专业界限，各类伤情都要处置。除了颅脑伤，骨科及肢体伤的处置也是我们这组医生们的强项，而开胸开腹术并非所长，但必须以挽救生命为第一位。碰到胸腹部伤情复杂难度特别大的，我一旁帮翻着手术图谱参考着完成。

我是当时全野战所唯一的专科手术室护士，技术操作与临床护士截然不同。除了负责本组手术的全部配合之外，还要顾及那另一台手术配合工作的各项说和教。不停地穿梭于两个手术间，这个喊那个叫的，令我手脚无法停，脑子无法停，嘴也无法停。只恨没有分身术。

手术室里，伤员及抬担架的民兵不停进进出出，脱下的肮脏军服军鞋和枪支弹药堆了一地。本应严格的手术室无菌要求根本无从谈起。还不到一天，战前准备几天的手术敷料基本告罄，供应组争分夺秒地赶做。无菌手术服很快不够更换，医生们只能穿洗了马上消毒的湿手术服。再后些连洗都来不及，直接消毒带血迹的手术服。小手术连盖伤口的无菌巾都不够用。消毒手套用完了，只能用药水泡泡戴湿的。手术器械周转无法达到规定消毒时间，在煮沸消毒的锅里再加入消毒液权当双保险了。到后来甚至连医用脱脂棉都不够用，供应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于加压包扎伤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

时间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简地打破了常规。毕竟和平状况下的军队毫无战地救治经验，准备工作的不足，医疗条件的简陋，装备设施的落后，技术力量不尽合理的配备，尤其是后勤保障供应的短缺，这些糟糕的状况所造成那种极其紧张忙乱的局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十分感慨。这真是那个年代野战条件下手术的真实状况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争分夺秒做不完的手术，令我们全体没有片刻的喘息，没有了对时间的概念。只是看到一会天黑了，一会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没人想到要吃饭饮水。炊事组顾着伤员根本顾不上医护人员。第二天才想起来，拎了一桶军用蛋奶粉冲的米糊不管冷热地放着，谁饿了自己去舀来喝。

所有人都发挥了最大潜能，恨不得多长几双手，一分一秒也不能停下来。从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时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令医护人员都超越了生理极限。我只觉得说不上是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腿脚站肿了鞋子发紧，身上的白大褂满是斑驳血迹。疲惫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时会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处地发晕发飘，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嗡嗡含浑的。但无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撑着大脑极度疲劳的神经：抢救生命，与死神作战！

直到19号晚，河池地区医院的六人手术队赶到，替换下了我们。大家军装都没脱，散了架似的倒头昏睡过去。

按说将近四天没合眼的人要连续睡十几个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可我们满脑子都是伤员和手术台。也仅仅睡了约5小时，朦胧中听到运伤车的呼啸声，是又一批伤员到了。个个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奔回手术室。 

在我们耳中，运伤员的车声如同战场枪炮声，会高度的敏感和紧张。责任感令大家的神经紧绷，已经处于无法休眠的状态。

不单是这第一战役，更为特殊的是，靖西是许多部队回撤的主要通道。开战的28天，不分昼夜几乎天天都有伤员从这里撤回。我们前后收治过来自七个军番号的近二千伤员（除广西方面五个军外，还有从云南战场撤过来的）。粗略估算大小手术约一千五百多台次。我们这小小的野战救护所，承受了救治伤员的巨大压力。

开战的二十八天里，我们几乎没有按时吃过几顿热饭菜。经常是刚准备吃就被刚下来到伤员和运送人员狼吞虎咽吃光了，清汤面条是我们的常规餐。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合衣倒在伤员躺过的地铺，一时空置的手术台或敷料台打个盹都有过。

有次半夜里我实在累到极点了，见缝插针倒在隔壁刚空出来的手术台上，一旁的护士说，烈士刚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

顾不了这么多，让我躺几分钟吧。

没有任何讲究与选择，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开战的一个月我们洗过几次澡？洗过几次衣服？对此我没啥印象。问参战的几个战友，他们也没印象。

三组手术人员不分日夜轮班转。伤员转危为安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救不过来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极大的痛心与负疚。

                          

我的战友

经历战场上生与死，血与火的淬炼，“战友”这个称谓会觉得格外神圣。是战争令我体会到了战友情谊的可贵。

在前线，我和我的战友们犹如一家人般亲密无间，相互间没有了资历之分，职务之分，年龄之分，甚至性别之分。不论干啥都能做到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后方家里托人带来的食品大家分享，一封家书共同阅读。在战斗中更是体现在相互间信任，无私的支持与紧密的合作。

一批批伤员的通过，一台台手术的进行，都是我的战友们在以高度的责任心密切配合顽强坚持。

不停的手术对医生的毅力和精力是极大的挑战，体力更是极大的消耗。大批伤员一到，我们的几位医生犹如扎根在手术室里，不吃不喝地埋头于连台的手术。时间就是生命，来不及按常规洗手消毒，每换一台手术只能把碘酒酒精直接往手臂上涂。常见朱医生简医生的双手及手臂被烧灼和不透气的橡胶手套捂的皮肤变了色起了皱，都不像是人的手臂，看着不禁心酸。他们一直在弯腰低头手术，走下手术台时常直不起腰来。但极度的疲劳并没有影响他们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对伤情的悉心诊断和果断处置。奋力的施救令不少处于死亡边缘的伤员转危为安。

董秀玲大姐也是全所唯一的麻醉医生，独自承担着大手术麻醉操作的压力与风险。对每一个伤员都如母亲般的心疼和悉心体贴。我听到小战士连声对她说“你真像我妈妈”，也被深深感动。

护士小惠业务上手挺快，没多久就俨然是一名合格的手术室护士了。

魏俊福医生也充分发挥了普外科专业的能力，在救治伤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每完成一台手术就是一份释放，每挽救一个生命就是一场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手术队勇担重任，凭整体合作的出色表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此外，个人还分别获得有通令嘉奖和三等军功。

32野战所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一样，为了伤员的安危，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各自战斗岗位上为抢救伤员做了极大的付出。

一个深夜的手术中，一名伤员刚抬上我们那张备用的手术台就牺牲了。这台在紧张地手术，那台没有声息地躺着，相隔不到两米。我看他特别像我的一个熟人，三次上前反复辨认才确定不是。还有伤员在等着手术，这身边的烈士长时间的停放令我心里越来越不安。实在忍不住了，跑去敲醒刚睡下的李副院长。

“烈士躺了这么久了，赶紧送陵园吧”。我隔着门央求道。

“等天亮了再说吧”。李副院长睡意朦胧地答道。

“不行！这么放着对烈士不敬，对正在手术的伤员影响太大。赶紧的！”我语气强硬。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命令口吻把自己身份和副院长调了个位。副院长大概认为我的“命令”在理，真的就赶紧的爬起来去喊警卫班的战士。一切以任务为重，无从计较，心无芥蒂，这就是战友。

（战地记者为我们手术队拍摄的集体照）

（右起简建华、魏俊福、朱云发、惠京兰、董秀玲、杜冬云）

　　由我们医院组建的后送组的四位战友们也非常了不起。他们是内科医生喻峰、外科医生宋振祥，门诊护士刘建平，院务处助理员方德才。

他们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压力相当大。每天昼夜不停风尘仆仆地来回颠簸在坑坑洼洼崎岖危险的山路上，将伤员运送到后方兵站或医院。

　　送伤员的车不能太颠簸，怕的是伤口出血和加剧痛疼。细心的他们先是在卡车厢里垫上约一尺厚的泥土，再铺一层稻草，最上面铺棉被。车速还不能过快，要不时地停车为重伤员测量血压，检查伤情。遇上伤情突然变化等紧急情况，还要当机立断迅速送往就近的地方医院紧急处理。

我的好友建平虽然与我同住一顶帐篷，可我们各忙各的，连见面打招呼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只见她每走了一两天回来倒头就睡，几小时后爬起来又走。身上的军服和那张俏脸总是灰尘扑扑没干净过。我笑说“在前线就见你在睡觉了”。

建平说她参战期间吃的最多的食物不是热饭菜，而是吃时难以下咽，吃后一喝水肚子发胀的761压缩饼干。

（当年的作战军人都吃过这种压缩饼干）

　　建平是个小巧玲珑很漂亮的女孩，带着深深酒窝的脸庞衬着一对弯弯的笑眼，一开口就 快人快语，非常精明能干。

战争中的女性往往会是一道风景。刚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厮杀，小伙子们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见到这个腰挎手枪穿着干部军服的美丽女兵，难免有些牛气哄哄和对异性的探奇。小兵蛋子们会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这老兵打趣调侃：小丫头片子还穿四个口袋的呀？你那枪是打鸟的吗？令她哭笑不得。

她对伤员的深切关怀细心照料也深深感动了伤员们。为受到行车颠簸引起尿储留的重伤员按摩排解痛苦，小便器不够用她数次毅然拿出自己的饭碗为重伤员接尿。处置大出血伤员的果断，独自承担繁重运送任务的勇敢和能干，终令小伙子们对她肃然起敬。

对后送组的那三位男士我则没更多印象，虽在一个野战所，基本就没见到过，那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始终在路上。上千伤员的后送除了极少数有直升飞机的参与，都靠后送组四位战友日夜不停来回奔波安全圆满地完成，路上无一伤亡事故发生。

战士们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我们则是在红十字旗下与死神作战。在战场上毙敌和缴获武器多少是战士立功的标准，而白衣战士挽救了多少生命是没有立功标准的。但谁能说他们就不是功臣不是勇士呢。

（我的战友刘建平）

　　提起直升机运伤员也挺有意思。当时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所以没有动用飞机作战，这令空军无用武之地。能到前线接运伤员好歹也算参战吧，空军老大哥对此积极性相当高。但出动一次飞机并非简单轻易的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指挥与协同，也就来过五六趟专接重伤员。

直升机降落时螺旋桨搅起遮天蔽日的风沙黄尘，令我们吃尽苦头，衣服敷料都白洗了。空军还有个苛刻条件，就是要求抬伤员上直升机的必须是军人，怕的是民兵中混进越军特工破坏飞机。

飞机一来我们都要参加抬担架，女兵四人抬一副。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抬着沉重的担架走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你脚高我脚低的，踉踉跄跄挺吃力。上了飞机见穿着干净漂亮皮夹克的飞行员的得意样子真有点生气。他们还求我们向上级多多反应，让他们多飞前线来接伤员。作为交换条件，允许我们进入驾驶舱参观。虽然不能飞上天，我们借机也把直升机观赏个够，满足了好奇心。空军的战友们尽管不能空中作战，但参战的热情也值得赞。

记得飞机最后一次来接伤员的情景，已经没有重伤员了，飞机也不好空飞，就让轻伤员谁愿意坐谁去吧。伤员们兴奋极了，争先恐后地向飞机奔去。有个腿部负伤的小战士无法走动，急的大哭大喊“我要坐飞机呀，我要坐飞机”。

我们不禁都笑起来。上战场你不哭，负伤你不哭，想坐飞机就哭成这副熊样。得，赶紧把他抬过去。

（直升机在接运伤员，右一为朱云发队长）

　　让我最不能忘的是地方手术队的同志。他们不是军人，原本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奋勇参战的勇气和出色表现实在可敬可佩。河池地区医院手术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野战所的外科技术力量。他们年纪都不大，身材瘦小，典型的两广人模样。可是个个医术娴熟且很能吃苦。由于按组各自在忙，我们甚少交流。但他们技术精湛，吃苦耐劳，无条件服从所里安排，奋力抢救伤员所发挥极大作用，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虽不穿军装，但无愧于战士的称号。

记得他们的队长姓冯，地区医院的胸科主任，年约50，身材高大魁梧，儒雅沉稳，一派翩翩学者风度。他们那年轻的护士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冯主任是我们河池地区有名的 “第一刀”，语气里充满了崇敬。

他到来后立即投入胸腹重伤的抢救术中。我上过一次台为他的开胸手术递器械，其操作技术精湛绝妙，水平之高着实令我惊叹。手术刀剪血管钳在他手上摆弄的如同魔术，随着那双灵活修长的双手上下翻飞，每一步骤都完成的准确干净利索，手术做的非常漂亮。我做了八年的手术护士，配合过数不清的大小手术，敢说，像冯主任这样高超的技术还是第一次见。

但不分昼夜紧张的连台大手术，终于令冯主任劳累过度。三天后的傍晚，我正在杂物室准备要消毒的器械敷料，刚下手术台的冯主任穿着满是血迹的手术服，步态蹒跚地进来，边摘口罩边脱手套低声对我说：“让我躺一下，我很不舒服”。我赶紧拨开台面腾出一块地方让他躺下。

看他脸色很不好，忙问他平常有心脏病吗？他说没有。要喝点水吗？摇摇头不再说话。

我只道他是疲劳至极，也许休息后会好些，没顾得上就赶着去隔壁参加手术了。他什么时候离开我并不知道。

不曾想，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的队员见主任还没起床很反常，喊他才发现身体已经僵硬了。

明知无济于事，董医生还是趴在地上奋力为他做气管插管。这完全是一种对他牺牲痛心的自我慰藉之举。按遗体已出现尸斑的状况，应该是半夜里去世的。

中午时分，地区医院来了辆救护车将遗体接回。他的队员们悲痛地列队目送队长的提前归去。目睹这场景，我们心情同样万分沉痛。

这是战争中白衣战士的牺牲，是这场战争中倒在手术台上的红十字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

悲哉！壮哉！他是真正的烈士！他是应树丰碑的伟大医者！

（附记：几十年后，我看到一份自卫反击战所有牺牲烈士的名册，包括民兵，民工，唯独找不到冯主任的名字。为什么？难道把他的壮烈牺牲算做病故么？）

情浓于血

血，是生命之源。战场上因伤而亡者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血过多。

原在368团任职的我同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团的伤员到达32野战所有将近三十公里的路程，多数烈士是在途中因失血而亡的。

血量的及时供应是战伤救治的重中之重。当时常规的血量供应是由军区卫生部组织的运血车穿梭于各战地医院输送，可真打起仗来，这点血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地方上的大力支援是战时血源的主要保障。当地政府组织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前来献血，采血间门口常常见到排长队的献血队伍。

最最令人感动的更是那些普通村民百姓。他们真是把解放军当作亲人。每天都有不少乡亲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如几个鸡蛋，一束香蕉，甚至买几瓶汽水来慰问伤员（要知道当时边境居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贫困的）。他们主动参与护理伤员。自发地组织洗衣队，每天把伤员换下来的军装拿到河里清洗晾干送回。

眼看着血液告急，又是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伤员献血。有些乡亲大概从来没见过血没打过针，献血中时有晕针晕血的情况发生，但他们挺过来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鲜血献给我们的伤员。

殷红的鲜血浓浓的情，一滴一滴地注入伤员的体内，一个个垂危的生命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战争中情比血更浓的军民情谊十分令人感怀。

一天中午，野战所走进一位年约三十的年轻妇女，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背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见到我们直接说是专程来为伤员献血的。

经了解，得知她是县农机厂的工人，刚下班走了八里多路来的。我们看她不足150的个头，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还拖着两个孩子，实在是不忍心抽她的血。怎么劝也不肯走。她到病房看了一圈回来后更坚定，反复说如果血不够还可以抽她两个孩子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啊，对军人的大爱超越了母爱。听着她这番恳求，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我眼眶直发潮。无奈，只得把这可敬的妇女带去采血室。

献完血后的她坚决不肯留下来吃饭，是怕给我们增添麻烦。正好所里的吉普车回来了，我跟司机说了她的情况，司机也很感动，掉转车头追上了这母子三人。

这一天又来了几位重伤员，血库告急而手术刻不容缓。我和护士惠京兰不约而同地说“抽我的”，一起毫不犹豫卷起了袖子奔向采血间。

伤员就是我们的一切，为了他们，我们愿意付出所有。

一个全血单位是300毫升，可我只抽出了210毫升就再也流不出血来，小惠同样也只采到240毫升。两人只好迅速奔回手术室工作。

献血后的我只觉得心慌的厉害，悄悄数数脉搏每分钟达120下，我知道这是由于长时间疲劳过度和血容量不足造成的。我把这一切遮掩了过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坚持工作。

李副院长给我送来了十几个鸡蛋，我也不知道是生是熟。想着伤员比我们更需要营养，转身把鸡蛋全部送到炊事班去了。

我的血是输给了一位姓潘的重伤员，他做了开胸手术。由于是我父亲那个部队的战士，我的血又输在他体内，于是便格外关注他的情况。

下午待这边手术上台后，我以冲刺的速度跑到病房看他。垂危的他看到我后嘴唇蠕动着是有话要说。我俯下身把耳朵贴近他嘴边，但他费力喘息着，完全发不出一丝声音，表情却越来越焦急。

我找到一块纸皮和半截铅笔问：你能写吗？

他的手很费力地想抬起来，可是徒劳。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好安慰他：小潘，别着急啊，很快会送你回后方去的。

晚上再次来到病房，没想到他已经牺牲了。

望着那张空了的床，我的心一下子也变得空落落的。

我责怪着自己没有能给他更多救命的血。

战争中关于血，那殷红的血，生命之源的血，使我对医疗救护的标识为啥采用血红色有了深切的认知和感悟。

军人*军魂

1951年春天，朝鲜战场激战正酣。著名作家魏巍亲临战地采访，将可歌可泣的志愿军战士事迹采集成篇，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时间这篇文章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阅，“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战士的代称。志愿军战士用装备落后的武器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兵打得满地找牙，硬是在世界战争的史册上赫赫然写下了“中国陆军”的威名。

靠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词条是：勇敢，忠诚。

中国士兵的勇敢是举世公认的。当年的朝鲜战场如此，三十年后的越南战场依然如此。

现在来看这场战争，确有很多诟病和遗憾。我们的军队三十年没打过大仗了，各级指挥员缺乏现代战争尤其是出国作战的经验。我们的武器装备与越军较量虽不算落后，但没形成合成作战力量，造成的人力消耗有悖于现代战争价值观。我们的日常战术训练不到位或过于仓促（如我们所见，战士们对战地救护常识的欠缺造成白白失血死亡比例较大）等等。可我们军队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的忠勇确是一以贯之地传承，未曾丝毫改变。

在前线的每一天都能听到很多战事，作战部队浴血奋战的艰苦卓绝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努力工作，顽强坚守。我们虽然没有上战场厮杀，但从众多伤员身上深深感受到了军人的血性，军魂的闪烁。

初下战场的伤员，要么是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要么还处于战场激烈厮杀的亢奋中，他们口中喊的最多的就是“冲啊！”“杀！让我上！”……

伤员们聚在一起，都在互相交流作战经过和体会。有不少伤员坚定提出重返战场，为战友报仇的要求。

各种伤情的惨烈很难一一描述。许多伤员身体残疾了，但真没见过一个悲伤流泪的，也没听过一声叫苦叫疼的。

这一天，我们受命去也收治了伤员的靖西县人民医院巡视。一间很大的病房里传出热烈的讨论声。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兵嗓门最高，正在兴奋地比手画脚发言，就听他一口一个越南鬼子这，越南鬼子那的。

我看他的样子挺可爱，走上前摸摸他的脑袋问：你多大啦？

十六。

见到越南鬼子了吗？

没有。他羞涩地低头小声回答。

哈哈，连越南人都没见到就负伤了。这小兵也真有意思。倒是挺佩服这娃娃兵的勇敢和乐观。

有两个伤员送来时除了武器弹药没丢身上却一丝不挂。一个大腿负伤，一个腹部中枪。是负伤后与部队走散的。先是腹部伤的背着大腿伤的战友前行，实在走不动了，两人一起向着祖国方向爬行。直至把身上的衣服全部磨烂。

我们这组负责处置腹部伤的。抬上手术台，他虚弱地央求我：给我多打点麻药吧，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就昏迷了。

见他腹部有一截小肠流出在外，先清洗伤口准备手术。清洗中几条白白的小东西蠕动着从腹腔伤口里爬出，吓我一跳，呀！竟然是长蛆了。

这战士伤势这么重却对战友不离不弃，这么多天了，两人冒着危险坚持着爬回祖国。多么深的生死情谊，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太多的伤员，太多感人的情景随着伤员的转运匆匆而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都是浴血奋战忠诚勇敢的兵。

有一位我们抢救时间最长，手术次数最多的伤员却令我难忘。连队卫生员陈文明在作战中腿部中枪，自己用止血带用力一扎便奋不顾身地拖着伤腿连续抢救十多位负伤的战友。我们松开他大腿上的止血带，都心头猛地一沉：止血带扎的时间过长，肌肉组织严重缺血呈紫黑色，有坏死的可能。

先是给他做了清创手术，第二天晚上见伤情没有起色，朱医生简医生决定为他做血管移植。按理野战条件下是不可能做那么精密手术的。我倒是备有几颗微血管缝合针，但缝合线呢？朱医生看了一眼惠京兰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小惠，拿你几根头发当缝合线！

没有显微镜，医生凭娴熟的技术手术是成功的，但肌肉坏死状况无法改善并还在恶化。为了挽救生命，不得已只好再次进行了大腿高位截肢。

但最令人担心的败血症最凶险的气性坏疽还是发生了。战地医疗所的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医疗器材和药品实在是太短缺了。开战前期也还没有直升机运送伤员，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承受不了汽车长途的颠簸。

眼见死神在不依不饶地一步步向他逼近，我们心里都明白，回天无力了。这个坚强的小战士成了我们手术组最挂心的人。

我在极度繁忙中插空跑到病房看他。他安静地躺在床上，那双大大的眼睛仍然清如湖水。一张极为清秀如孩子般的圆脸，使他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我摸着空了一截的被子，心如刀绞，不敢说话，怕一开口会哭出来。

默默无语地削了个苹果塞到他手中。他却吃力地把苹果递向我，虚弱但清晰恳切地说“姐姐，你吃”。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开口说话，也是听他最后的一句话。抢救他那么多天，我始终没有听过他吭一声，神情始终是那么平静。不久后他永别了人世。这是一个心里永远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人。

我无法感知生命垂危的他那些天的心里活动，但相信坚强勇敢的他一定会有许多眷念。他的家乡，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的连队，他的战友，他抢救过的伤员，都一定是他的不舍与牵挂。

这么多年了，那一幕最后的分别始终定格于我的脑海。每每回忆，那亲切的一声姐姐，都会清晰地在我耳畔响起，令我泪水难抑。我们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但永远记住了这个在战场上为抢救战友奋不顾身，面对伤痛和死亡勇敢坚强的小战士。

他是军旗下红十字战士的楷模！

2016年去靖西，我专门找到他的墓碑，向这位广西北流籍22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一等功臣陈文明烈士献了花。（附：2016年我向北流县民政局打听，他父母已于2015年前分别去世。跟他弟弟通了电话，话听不太懂交流困难，只大致了解到其家里几十年来一直过的十分清苦）

（一等功臣陈文明烈士墓）

(陈文明弟弟，姐姐来看你)

越南人自称是继美苏之后的世界第三强军。也许有些吹牛。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先后和法国军队，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全民皆兵，老少上阵，神枪手比比皆是。

当时我们的军队尚未恢复军衔制，干部战士着装的区别只体现在上衣口袋的数量上（战士两个口袋，干部四个口袋）至于谁官大官小，只能凭年龄来判断了。越南人深知这一点。所以“神枪手”专找四个口袋的打。也是由于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所以这场战争我们营连排干部牺牲的比例特别大。

我们医院一个战友的弟弟连队指导员赵幼林，就牺牲在靖西战场。战争快结束时，他那同在战场的将军父亲来到陵园，默默地伫立在儿子的墓前，许久许久……

368团的连长欧阳雄，参战前打结婚报告未能获批。开战后其隐蔽战线工作的父母不能出面寻找儿子，辗转托朋友苦苦打听下落。可谁都不忍如实说他牺牲，总搪塞转到后方了。所有医院找遍又追回我们野战所。     

那天我听到所里接线员又在接询问其下落的电话，实在不忍，就跟李富林副院长说，讲实话吧，总要有个结果呀。他想了想，接过话筒回复：别找了，就是这么回事了。

两天后，两位女军人来到我们野战所，其中一位是欧阳雄的未婚妻。仔细询问了遗体处理情况后直奔陵园。据说她这么多年常去靖西凭吊，可见感情非常深厚。

在这个野战所里，还见过出身将门同在一个战场的三兄弟。哥哥李海，124师营长，负伤在32野战所医治：弟弟李江，41军参谋，战前侦察被地雷炸成重伤，也在32野战所抢救；小弟弟李伟，41军坦克团连长，算是幸运儿，完成任务后安全撤回，没事就跑来野战所在伤员中寻找战友。

与我们同车进入靖西，同住“豪宅”的165防化队的几个医生，于2月17日跟随121师打穿插，在越南境内遭遇特工偷袭，一个大腿负伤，一个牺牲了。

一批批的伤员，血肉模糊残缺的躯体，牺牲的烈士几乎每天都在眼前呈现。一个深夜，一辆送烈士的卡车去陵园走错路线开到了我们所。站在萧瑟的寒风中，望着那毫无声息层层叠叠堆满车箱的遗体，我不由的心口紧缩颤悸。彻骨的寒，深深的痛。

这些年青生命的终结，多么令人痛惜。

见证战场的无情，生命的脆弱，使我对战争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知。

谁也不是天生不怕死的。问过不少参战人员，开赴前线害怕过，接到开战命令害怕过，进入战场害怕过，听到枪炮声害怕过。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纪律是刚性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战火的淬炼令他们变得坚强勇敢。他们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但每一位都是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一员。在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在硝烟血色中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蜕变。

据战后统计，这场战争有近万名军人献出了生命。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他们是那么的年青，绝大多数的生命就永远停留在18到20岁左右的终点。他们还来不及爱，来不及理解社会和体味人生。但用军人的血肉之躯诠释了不朽的中国军魂。他们的忠和勇足以感天泣地！

中国军人的付出不是简单的行动所能完全表达的。因为行动背后都是一种高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听党指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军魂！

在这里，我觉得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段话最能形容我们的参战将士：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纯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

（我和建平向赵幼林烈士献花）

（中越战争烈士名册的其中一页）

  战俘伤员

战争必然会有战俘。此次战争关于交战中的双方如何对待战俘，有诸多说辞不足而论。但肯定的一点，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军战俘是受到优待的。

我方严格遵守了日内瓦公约，专门建有战俘医院和战俘管理所。听管理人员讲，不少战俘说只有当了俘虏才真正吃饱穿暖了，甚至表示不舍得离开中国。

伤员更是给予了人道的救治。我们野战所由于在最前线，也收治过为数不多的越俘伤员，且都是由我们这个手术组处置的。

对战俘伤员，我们一视同仁救护。战俘甚至也被我们感化，敌对情绪发生了转变。我就经历过一件很特殊的事。

一天中午，一个团的参谋送来.一位大腿股骨枪伤的越俘，是攻打敌方山洞时俘获的。当时他的同伙全部弃他由另一个洞口逃去。

医生们还在进行着另一台手术，我先为这战俘输液和摆好手术体位，并为他盖好被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比手划脚地向他表达随后将进行手术并要实施全麻。

接着，我把他的随身物品归拢到一起。除了脱下的军服，还有一个蓝色的帆布挎包。包里有一件我国天津产的银灰色雪花牌毛衣，一支黑色上海金星牌钢笔。再翻开一个也是中国产的皮革钱夹看，里面除几张越币，有一枚漂亮的军功勋章，居然还有一副中尉的领章。哇，这家伙还是个有军功的军官呢。

还有一卷印着中国制造的医用绷带引起了我职业的好奇。反正也用不上了索性拆开看，军绿色的绷带一头连着一块带止血粉的纱布。想到我们的伤员包扎用的还都是不知放了多少年的三角巾，好东西都支援越南了，唉……！

他的全部物品令我不由得心里五味杂陈，但并没动声色，而是把所有东西一一展示给他看，继而统统塞进那挎包内。示意会为他保管好，让他放心。

他一直侧头默默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待准备实施麻醉的那一刻，他突然仰起身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嘴里呜哩哇啦急切地说着什么。

搞不懂他啥意思，大家决定先暂停手术。我跑去找所里的越语翻译老何。

当时部队召集了一批被驱赶回国的越南华侨担任参战随队翻译。备战期间，我们就常见41军部有一支奇怪的队伍出入。高的高，矮的矮，老的老，少的少，穿军装不带武器，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军人做派。这老何当时就在其中。他约莫四十多岁，看起来是翻译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被分配到野战救护所。之前我们救治几个越俘伤员也不用过多交流，所以一直没把他派上用场。

老何与越俘交谈后，磕磕巴巴地说部队里有越南特工。这可是重大情况。

但没想到的是这老何除了越语和法语，只会讲广西的壮语。看来没让他出境作战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谁能懂壮语呀，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明，一时都不知所措。那位参谋更是急坏了气坏了，暴躁地操着北方粗言跺着脚开骂。我想了想，冲出去找民兵连长。当连长的应该是最醒目的人吧。果然，民兵连长的到来解了围。

手术室里即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语言翻译圈：战俘用越语讲给老何听，老何翻译成壮语讲给连长听，连长半粤语半普通话的翻译给我听，我用普通话翻给那参谋听。

事情是这样的，越俘被押往该团时，见到了一名叫阮绍平的人，穿着我军的军装在团部出现。那家伙是个从华侨中培养的特工。中尉所以认得他，是春节期间和他在越南高平一起吃饭交流过。

特工已混进我部的指挥机关，是个相当危险的情况，参谋立即跳上吉普车绝尘而去。

怎么评价这个越军中尉对自己阵线的反叛行为呢？我个人的理解，同伙丢下负伤的他各自逃命一定令他心寒，被俘后受到我军的优待和救治是有所感动，此举是报答或想将功折罪吧。再说，他供出的也是你们中国人的汉奸，哼哼……。

有个腿部负伤的越俘，躺在帐篷里等待送战俘医院。一帮民兵围着帐篷起哄，发泄着对越军的怒气。我见状过去进了帐篷，见那还是个孩子（16岁），样子有点像我也是16岁的弟弟。伤痛及惊恐加寒冷缩成一团在瑟瑟发抖。摸摸头，有点发烧，顿然心生怜悯。

我转身不客气的喝退了民兵，拿起一张毛毡给他盖上。这时，他突然从身上摸出一塑料袋五颜六色沾着白糖的糖块，硬往我的手里塞。见我拒绝竟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我只得先接过，趁着给他掖好被脚时悄悄塞回了他身边。

唉，战争中蒙受苦难的同样包括双方的士兵和人民呀。

战俘中也有顽抗不屈服的。有一天，押来几个女俘虏引起众人好奇围观，我也跑去看看。见卡车厢里三个越军女兵，反绑着手，齐齐倔犟地把头扭向车头的帆布篷，死活不让人们见到脸，只能看到个个云髻高盘，军服紧裹的身材曲线十分苗条性感。

大家在纷纷议论，越南被美国人号称“东方美女”之国，果然名不虚传。这时通知我还有一个受伤的俘虏要处理，我赶紧跑去关押的草棚。

打开草棚门，只见是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并没有穿军装，一身典型的越南民间装束。黑色的宽腿裤，蓝色的无领衫，打着赤脚。圆圆的脸庞，身材浑圆不失苗条，肌肤白皙，唇红齿白，挺漂亮的。但那本来很美的双眸充斥着不屈的敌意。

听押解人员说，这几个女俘虏同我们运伤员的一车回国，途中趁押车战士睡着了，一起动手动脚想弄死我们的重伤员。伤员的喊叫声惊醒了士兵，愤怒情急之下，一刺刀挥过去劈伤这女子的背部，并击毙了一个最凶残的。

示意她跟我走，不肯动。拉她，挣扎着。我只得板下脸费力地连拉带拽，推推搡搡把她弄进手术间。

进了手术间她仍不肯就范。示意要为她消毒，她一脸凶相怒目圆睁对峙着，坚决不肯转过身把背部亮给我看，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我只得用力把她身子扳过去，只见从肩胛处往下有近三十公分长的一条伤口。翻裂开的皮下脂肪白花花的却不见有血。

我一手端着碘酒瓶，一手持长血管钳夹着棉球要先做消毒。不料，她抬手奋力挥来，把整瓶碘酒打翻在地。

这下彻底激恼了我，不识好歹的东西！

我快速操起满满一瓶酒精对准她背部泼去。

嗷的一声惨叫，疼的她终于老实了下来，乖乖地让我们做完处置。

说实在的，对这个女俘虏的不屈服行为，我从心里还是佩服的。因为我们不也是受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教育的吗。

牺牲在凯旋门前

1979年3月5号，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撤军行动是边清剿边撤退，见到我们附近的那个工程部队开始进入越境，目的是炸毁重要军事设施。几乎天天都是晚上进去白天回来，还运回不少物资，多为中国产的如工程机械、飞鸽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有印着“中粮”的大米，也有些苏联货。

部队之间也多采取交替掩护撤军。撤军过程中，遭到越军的袭击也有不少的伤亡。有一天竟然有二十多个伤员从云南战场边打边撤到我们这里。

3月16日，是中国军队撤军终结日，这仗终于打完了。

为迎接部队班师回朝，边境口岸搭起了凯旋门，老百姓都涌向那里迎接部队回国。我们野战所15日一天没有收过伤员，大家都放松了多日紧绷的神经。16日一大早，要组织人员去凯旋门参加迎接归国部队。我们都极盼着前往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谁想，所里偏单单留下我们这个手术组看家。所领导带队，把能去的人员都拉去了凯旋门。

（欢迎部队回国的凯旋门）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必须严守的纪律，但我对被留下来实在心有不甘。暗地嘟嘟囔囔埋怨这32医院太不够意思，好歹我们也算是客吧。 

病房里还有少数待后送的轻伤员并不用我们照看，无所事事，我去看了看伤员然后就在空地上闲逛着晒太阳。

忽然，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急速地冲过来，吱的一声紧贴着我刹住车。差点撞到我了，啥人啥事这么莽撞呀。

刚想开口责怪，却听司机焦急的问，“32在哪里？”

“这就是”。

司机朝身后指了指，一头伏在方向盘上不做声了。

我这才注意到，车厢头上还站着个战士，紧端着一挺架在驾驶室顶篷的高射机枪，枪管朝前平射状，手指扣在扳机上，其表情惊惧如僵住般。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

“喂，枪口抬高点，千万别开枪啊，这里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吗？”我朝司机和战士喊着。

    没有回应。怎么啦？

我绕着卡车转一圈，没看出有啥动静。扳着车帮一侧的挡板，蹬着车胎跃上，探头往车厢里瞧，呀，居然是一车横七竖八倒卧的战士。

   快来呀，有伤员！我大声疾呼。

医生们闻讯都冲过来。大家赶紧一起动手放下车厢的后档板，顿时都惊呆了。

弥散着血腥气的车厢里，没确切数该有十多人吧，都没有了声息。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这时有个靠坐在车帮的战士发出微弱的声音：

“救我吧，他们都死了”。

突然发现相互叠压的遗体下压着一个还在抽搐的伤员，头部的血水在不断地渗出，是重度颅脑伤。

我们七手八脚地奋力将他抽出，担架也来不及用了，几个人分别抬手抬脚，我在前面用手托着他的头一起往手术室奔。

温热的鲜血在我的掌中盈满，顺着我的指缝往下不停地流淌，一路滴着鲜血，也染红了我的裤脚鞋面。

快！快！快！距手术室不过六十余米的距离，却如同六百米，六千米。我们心急如焚。

边跑我边对在远处的血库医生大喊“快拿血来”。

“还要做血型配合呀”，他答道。

“来不及了，先拿600毫升0型血来”，我高声喊着。

“可以吗？”他疑问。

“行，快点！快点！”

我也知道所谓的万能O型血并非万能，常规是禁用的，但紧急情况下为挽救生命少量使用还是可以的。情况万分危急，只要快！再快！最快！

      进入手术室我和董医生迅速为他建立起输血输液通。麻醉已是没有必要了，只能监测其血压呼吸和心跳。朱医生简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立即实施开颅手术。那上战场前剃光的头已经长出了近一公分的发茬，来不及再剃了，直接把碘酒涂满头皮消毒。但切开头皮还没来得及打开颅骨，呼吸心跳就停止了。

伤的太重了，失血太多了。

这位烈士及那一车的烈士都在这班师回朝之日，倒在了近在咫尺的国门前。说是越军的一发炮弹直接打入了车厢所致。

不知他们见到凯旋门了吗？听到了欢迎归国的喧天锣鼓鞭炮声了吗？遗憾，真是太遗憾了！

朱医生和简医生赶着去处置另一个伤员，我和董医生怀着悲痛的心情为这个刚牺牲的战士做遗体料理。这也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做这件事。

打来一盆温热的清水，褪去满是泥尘血迹的军服，我们仔仔细细将他身体擦拭干净。我去领来一个参战烈士装殓的全套用品：一套军装，一床军被，三丈白布。

那白布就是我们军人用做床单的布，在军用品中的用途就是活着睡在上面，死后裹在下面。

董医生眼噙泪水将鲜红的领章一针一线地缝在军服领口上，我把红五角星的帽徽端端正正的钉上军帽，共同为烈士换上这带有涤棉清新气味的六五式军装。

触摸着那渐渐变凉的遗体，望着那没有了血色消瘦年轻的脸，我心口阵阵发紧发疼。白布缠绕将遗体裹住，再用军被卷起，两头用背包带扎牢。        

立正。我们向烈士行庄重的军礼！

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个军礼。

清理烈士遗物，我只找到唯一的一件，是装在上衣口袋里的一份给连队党支部的决心书。表达自己作为班长，要带领全班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作战的决心。字迹工整，署名：曾和平。

曾和平，和平，这个名字给我的联想和触动很大。我在猜想父母为他起这个名字时的用意，在揣度他写决心书时对维护和平有着怎样的理解，在感叹为了实现边疆的安宁和平他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思考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因此也牢牢记住了这个倒在凯旋门前，被追记三等功的十九岁小班长—曾和平。

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手段之一，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战争是残酷的，只有经历过这残酷，才会更深地体会到和平的美好。

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有战争。

愿天下永远和平！

告别靖西

  

撤军后第三天，41军在靖西县城广场召开祝捷庆功大会。这次倒是让我们参加了。董秀玲医生作为女军人和医务兵代表，佩戴三等军功章坐上了主席台。这是我们全体红十字战士的荣耀，是我们参战女兵的荣耀。

主席台上的首长在说着什么我完全没心思听，眼睛一直扫视着现场的数千士兵。他们都穿着没洗干净或洗不干净的战衣，神情都那么的凝重，并没有轻松与欢愉。是在对一个月的厮杀没回过神吗？是在回想着惊心动魄的浴血经历吗？是在怀念那生死兄弟的战斗情谊吗？

我感叹他们真是这场战争中的幸运儿，不，应该是幸存者。

（当年41军召开祝捷庆功大会的广场和主席台，如今已不复存在）

　　开完庆功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慰问团到了。本以为我们能休整一下，可以观看一些高水平的慰问演出，却接到迅速撤回后方的命令。因为后方医院大批伤员的后期手术治疗急需我们这些外科人员。

要离别靖西了，我们手术队和后送组集体来到烈士陵园，向永远留在南疆这块土地上的战友们告别。

距离靖西县城约2公里背靠石山沿坡而上的陵园，一个月之内就密密麻麻堆起了一千多座黄土坟冢，相当震撼的视觉冲击力。每座坟头都竖着一块木牌，用黑墨水标明烈士的部队番号，姓名，牺牲年月。（当然这是临时的，现场已见到有花岗石墓碑的制作样板）

我们至下而上，再至上而下，一排排一行行看着，也寻找着熟悉的名字：赵幼林~欧阳雄~陈文明~曾和平…..。

敬礼！战友们。你们是中国军魂的不朽丰碑！

再见！战友们。你们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靖西烈士陵园对越自卫还击战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文作者专程赴靖西烈士陵园凭吊为国捐躯的战友)

后记

靖西，这块难舍难忘的疆土，承载着多少参战将士的热血情怀 。如今变了，一切都变了！我和建平2005年去靖西扫墓，建设中的靖西有了很大变化。2016年再来靖西，更是丝毫找不到当年的痕迹。

靖西于2015年12月撤县建市，并已经通上了火车。那些低矮简陋的灰土房不见了，我们当年住过的“豪宅”如今也成了毫不起眼的旧房，当年乡亲们为伤员洗衣的小河水已不再清澈，土地污染使特产香糯米也没当年的那么清香了。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小石山都被铲平，代之而起的是宽阔的马路，一幢幢高大亮丽的新楼，鳞次节比的商店，衣着光鲜，熙来攘往的人流。人们使用的也多不是壮语方言了。整个环境的巨变让我们完全找不到北，如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图为如今靖西市的一侧）

　　只有那被苍松翠柏包围遮掩住的烈士陵园还在原址。背靠的青山依旧，陵园环境修缮一新，更显得分外肃穆宁静。

岁月如梭，快近四十年了，我们这些参战老兵都开始步入暮年。而当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边疆人民的安宁，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于此的战友们，永远定格于镌刻在墓碑上的年龄，永远是那么的年轻。他们的英名永存！

（靖西烈士纪念碑）

　　经历过战争的我不再崇尚杀戮的战场，希望世界永远和平安宁。但作为曾经参战军人的我，不会改变对军人所担负的职责和使命的认知。必定仍会保持军人本色，那就是永远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

不忘初心!

（该回忆录动笔于2016年9月，落笔于2016年12月。在此要感谢我的战友们、朋友们及家人对我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杜冬云）

　　作者杜冬云(退休干部，原任佛山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曾在广州军区后勤部某医院工作，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地救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