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2013稿）

孝椿

  过完春节，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我和洁旻商量后决定，洁旻留在纽约照顾刚满三岁的儿子小象，我赶回汉口。此前，我姐姐蓉如已经先行从广州抵达汉口，陪伴在她身边了。

计程车开出武昌南湖机场，街道狭小，但是车子少，开得很快。窗外看去到处是一堆堆的灰黑色残雪，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汉口解放大道上的协和医院。蓉如告诉我，这一年多以来，妈妈几次中风，已经是这里的常客。

我提着行李箱，仰起头来向住院部大楼高处看一眼。西北风刮在脸上生疼。二月的汉口，冷冷湿湿地不好过。

病房静静的，只有妈妈一个人躺着。我第一眼注意到床上平坦的被子，想到薄薄的被子下面妈妈形销骨立的消瘦身体，心里不由得一阵抽搐。

我俯身靠近她。

她紧闭双眼，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清瘦的面庞似笑非笑，显得很生动。仔细看，原来她的眉眼在微微抽动，让我猜想她正活在一个热闹的、有很多人围绕的梦境之中。

我贴着她干燥的、凉凉的面颊，嘴唇碰触到她的耳朵，轻轻地向她呼唤：

"妈，妈，我是宝珊，我回来啦。"

她没有反应。我心如刀割……。

有两只温软的手一起放在我的头上，轻抚我的头发。蓉如来了。她微笑着说：

"妈妈这两天一直在等你回来呀，才睡熟没多久。她累啦……。来，我给她擦擦脸。你看看，你的眼泪都灌到她耳朵里去啦。"

妈妈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睁开眼睛。她全身纹丝不动，除了慢慢睁开的眼睛以外，我留意到她的嘴唇线条若有若无地有点变化的意思。蓉如捏紧我的手，平静地对她说：

"妈，小宝昨天晚上回来的。你睡得好沉呀。"

我对妈妈尽量做出最明朗的笑容。她的眼光里也有一丝难以觉察到微笑。

我说了没几句话，妈妈的眼睛就闭上了，过了好几分钟才又费劲地睁开。

我想到从纽约带来的那一大叠小象的照片，赶紧拿起一张小男孩张口大笑的，放到她眼前：

"……小象的笑声可响啦……。"

奇迹出现了。妈妈死板不动的五官松动。四个眼角一起微微下垂，两个嘴角微微上翘，那是一个死板、但是清清楚楚的微笑。我心里酸楚，再拿起一张照片放在她眼前：

"上个月，元旦那天，小象会骑自行车了，当然，是三轮的那种……。"

妈妈微笑了几秒钟，然后再次闭眼休息了好久。

最后的那几天里，她睁开眼睛看照片，看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闭眼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她一直维持着用微笑来回应我们的能力。

               我心里有种她正在离我们远去的不祥感觉。我开始不管她有没有微笑回应，坚持在她耳边轻声讲一些我们的生活小故事，尤其是儿子小象的故事。

妈妈闭着眼睛，时而露出微笑。微笑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力所能及的生命活动。

               在最后的那几天里，她没有说过片言只字，但是我知道，她有话想对我说。有好几次，蓉如休息去了，她感觉得到只有我一个人在她旁边，于是睁开浑浊的眼睛转向我。她的嘴唇有极细微的颤动。但是，无论她怎么使劲，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这使得我非常沮丧。

               那天晚上，蓉如出去吃晚餐。我坐在那里看书，忽然，病房里似乎亮了一点，像多开了一盏灯，整个人被一个异样的感觉触摸。转过脸去，妈妈正神志清明地看着我微笑呢，温和的眼神和她健康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不由自主地用同样的微笑看着她。接着，妈妈无挂无碍地开口了，清清楚楚地说出了呼应着我多年来的一个大怀疑，令我在有生之年永远不能忘怀的那句话。

               那时我三十四岁。现在我快七十岁了。我不但一直记得这些字，而且记得她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和声音。她说：

               "有些关于你父亲的事，我，得告诉你！"

               就在这个时候，捧着一大把鲜花的蓉如和做例行巡视的赵医生先后走进病房。冰冷的二月之夜，这么多鲜花热烈得怪异。母亲害怕地瞥了他们一眼，然後专注地望着我，带着歉意低声说：

               "等一等吧。"

她闭上眼睛。一会儿功夫後，她面部表情突然僵硬，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不知道是她第几次下决心要说出来的秘密，最终还是没有能让我知道。

 

中国对外开放後，我带着怀孕的妻子洁旻第一次从纽约回到汉口看她。那年妈妈六十岁。汉口是我妈妈从小跟着外公外婆生活的地方。我离开大陆以后不久，妈妈就离开上海，回到了外公外婆的老家。

我幼年时来汉口小住过几次。房间里还有几件我儿时在杭州和上海见过的摆设，像是一张颜色红得发黑的藤椅子，浅蓝色织锦缎的窗帘和同样织锦缎做的两个椅垫。再就是那些浸透了妈妈气味的床单、枕头、衣物。家里一切都很熟悉。

墙上镜框里那幅墨色稍微暗淡的楷书《长恨歌》是外公写的。我记得，里面有一句"雪肤花貌参差是"，写成"雪肤花貌参差"，缺了一个字。那时候妈妈教我读这首诗，然后让我背诵。她告诉我说，这首诗有个小小秘密，外公写的时候，"故意"漏了一个字，要是我能把缺了的那个字找出来，有奖赏。

这些东西使我不可遏制地怀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往事，有汉口的，也有上海、杭州的。妈妈人虽然瘦小，但是只要我走近她，就有进入她的气场的感觉，我所有从前的记忆就会都如胶似漆地连接在一起，沉甸甸地从心深处翻腾起来。

唯一有异的是，妈妈的声音比从前低沉一些，弱一些。

妈妈陪我们玩了归元寺、黄鹤楼、东湖，带我们一家又一家地轮着吃武汉三镇有名的过早和各种餐点。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吃她做的藕节排骨煨汤、珍珠丸子。于是妈妈就不停地做煨汤，做珍珠丸子。房间里天天飘着浓浓的肉汤和糯米混合而成的甜香。 

那些日子，她清瘦的身躯给我轻健的错觉。她神情开朗，言语轻松，好像从前在上海、杭州、汉口的那些悲惨事儿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谁也看不出有疾病会在三年以後夺去她生命的征兆。

那天晚上，她情绪很好，眼睛轮流看着我们，微笑着说了一段往事。这个故事加强了我的猜想：从前，爸爸妈妈是真的深深相爱过的。

妈妈很美丽，明朗的眼神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任，显得特别热情外向。家里仅存的几张黑白旧照片上，雪肤花貌的妈妈戴着茶色太阳眼镜，浓密乌黑的短发自然地向後掠。连洁旻也说，照片上看，许多电影明星都不及她的风姿绰约。

照片上的爸爸外貌端正，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光的一丝不乱，不是在学生会议上演讲，就是在舞台上演戏，扮"追韩信"的萧何，扮"空城计"的诸葛亮。

两个年轻人各有自己的一番潇洒。一个离开上海，一个离开汉口，在抗日战争这样的大时代中，千里迢迢，不约而同赶到当时中国青年精英荟萃之地重庆求学。他们在那里相遇，结合，共同生活十年，生养了姐姐蓉如和我。按照"一夜夫妻百日恩"的说法来推算，他们之间应该有百年不移的恩情。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我记得太清楚了。妈妈当面对我说起过多次，她是多么深切地痛恨和厌恶爸爸。我到了纽约以后，爸爸倒真的没有说过妈妈一个不字。事实上，我们后来相处那么多年，多少次从上海说到杭州，除了我到纽约的第一天外，他就再也没有说过我的妈妈的事儿。有许多年，让我觉得那是一种深沉的蔑视。我感到屈辱，但说不出口来。

我无话可说，始终心存怀疑。历经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后，家中的旧照片越来越少，直到文革又来一次大扫荡。剩下一个已经没有照片的照相本上，留着爸爸在妈妈生日时写给她的几阕《一剪梅》。我读熟了，记在心里，然后把它混在一些旧的《少年文艺》杂志中，想把这个照相本留下来，但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些同学们来抄家时，还是被他们发现，扔进了火堆。

写这几首词的时候，爸爸妈妈结婚四年。在抗战陪都的生活清苦，但充满希望。他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两岁女儿。我还背得出其中几个句子：

"……四载辛勤共忍艰，苦也无言，烦也无言；人无远虑志难全，夫意弥坚，妻意弥坚；教子相夫性乐天，卿所心安，我所心安；新词杯酒寿多贤，结此生缘，结再生缘……"。

现在读这些词句，艰难大时代中一对相濡以沫的知识青年夫妇形象宛然就在眼前。这样深情款款，如祷如颂的诗句，哪里是随便写得出来的。

 

下面是妈妈那次讲的故事。我後来一直后悔，为什么不继续让妈妈讲讲关于我的故事：

讲讲你姐姐蓉如出生的故事吧。

蓉如是老大。她在壬午年七月初七晚上十一时出生於四川璧山的宝光寺内。当时我在那里一所学校当老师。你爸爸在重庆小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读书。

少年夫妻特别亲热。为了让他安心念书，我特别强迫自己和他保持一点距离，到离重庆不算太远的璧山去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我喜欢宝光寺清幽的环境，也为了省钱。我们向长老租了一间寺外不远的客房。你爸爸功课不忙的时候，总在星期六上午回来。星期一早上赶回去。

那时候，中央政校的教育长是张道藩。张道藩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学校里的剧社、各种学会、音乐团体有三、四十个，大家常常看戏听音乐会。有次你爸爸带我去学校看戏，走过一个长长的文化走廊，我数了一下，光是写新诗的壁报就有三个。

你爸爸喜欢唱戏。他唱老生，扮相潇洒，嗓音高亢。有次开晚会，他扮"空城计"里的诸葛亮。一曲唱下来，坐在第一排的张道藩和他的法国太太一起站起来鼓掌。他就是这样在学校里出风头的。

不过，那年夏天，校方重金礼聘了专家来辅导全本《郑成功》，因为预期你姐姐马上就要出生，所以你爸爸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参加排演，一放暑假就马上回来了。此后我的生活就全部由他一个人照料。后来听他说，政校国剧团在重庆剧场演出《郑成功》，足足有两个多月。

那时候，我有宝光寺里的四大金刚为邻，有丈夫为伴。我们感情亲密，相依为命。思想是那么单纯。生活是那么恬静，充满希望。回忆起来，这段生活是我毕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当日白天，我们到镇上赶集。我手上拿一截生脆的莲藕，边走边吃。他不时伸出手来，搀扶我走过那些有湿滑青苔的石子小径，或是小桥。我们说不完，谈不尽，说了就笑，老也笑不停。

               我们从镇上回宝光寺的路上听到拉警报。不久，东面就传来日本飞机投弹轰炸的声音。他不理，拿了脸盆和一块毛巾，走到门外，从一个积满雨水的大缸里舀出水来，洗擦浑身的汗水。我坐在门槛上，远远地和他说着话，一面慢慢洗着从镇上买回来的猪肚子。一不小心，手上那只你外婆给我做纪念的金戒指滑落到水盆里，後来又随手泼了出去。等我发现金戒指不见的时候，猪肚子已经煮得半熟了。

               我们心里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乡下没有下水道的好处。一切都简单得很。两人嘻嘻哈哈地到门外泼水的地方去，一会儿就在草地上把戒指找了回来。

               下午，我们一起喝绿豆汤。你爸爸一面喝，一面用大芭蕉扇扇着我们两个人。怀孕的人胃口大。汗出得多，那绿豆汤甜甜凉凉的特别好喝。我先喝了两小碗，过一会儿，又喝了两小碗。肚子先是涨，後来就开始痛起来。

 

               我的肚子一阵一阵地痛得越来越厉害，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紧紧抱着你爸爸的肩膀，大声呻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感觉到门里门外有不少人看热闹。有声音说：

"……是下江人呀！"

也有声音说：

"唉呀，那不是吴老师吗？"

接下去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我慢慢醒过来。本来是我紧紧抱着你爸爸，变成是他紧紧地抱着我。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我肚子里绞痛得厉害，眼前发黑，依稀听见孩子的哭声，和你爸爸的声音：

"好了，好了，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

你爸爸脸色苍白，满面是汗水和灰尘，平时一向梳得整洁光亮的头发散乱，还沾了许多不知道哪里来的白灰。我心中痛惜，想伸手去拂他的头发，一下子又失去了知觉。

一阵焦油的烟味熏得我打了一个喷嚏，我睁开眼睛。

这回看清楚了。床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搁了一口黑铁锅，里面一把蓝皮红色木柄的破油纸伞，冒着烟火，烧掉了大半。房间里面烟雾弥漫，飞舞着白色纸灰。所有的抽屉、柜子、箱子全部打开，破破烂烂的衣物堆了一地。

最叫人难堪的是，就在对着我赤裸的两腿之间不远处放了一把椅子，坐着一个又黄又瘦，梳两支筷子粗细辫子，穿黑色土布褂子的中年妇女。她手上拿一支长长的红褐色竹子旱烟管，不时使劲"吱吱"地抽几口，然后停下来指手划脚地说什么。椅背上挂着一只沾着很多泥巴的大草鞋。

後来才知道，孩子生下来以後，胎衣没有跟着一起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看热闹的人中间有一个有经验的妇女发现了这件事。她坚定地说服了你爸爸，采用当地"挂草鞋"的办法：对着产妇挂一只破草鞋，同时打开家里所有的箱笼橱柜，烧起一把旧油纸伞用烟熏，就这样硬是把胎衣"拖"了下来。

 

"你看，你看，多么漂亮的女孩呀。"

等我再清醒过来时，孩子已经洗得乾乾净净，包在我们早准备好的旧衣服缝的小被子里面。抗战的时候买东西不容易。旧衣服软和。自己的东西，又烫晒过几遍，用起来放心。

看着孩子和你爸爸的笑脸，我从心里笑了出来。那个热心的妇女还在，一面帮着端鸡蛋汤给我喝，一面大声说：

"今天七月初七是巧日呀，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呀。这个女娃子得起个名字叫巧云才好听哪。"

你爸爸摇头不理。那妇女坚持高声追问：

"你说嘛，你说嘛，巧云这个名字不好在哪里唦？"

她追问了好几次。你爸爸才抬起头来回应。他果断地摆摆手，象争论似的，声音也很高：

"太俗，你这个太俗。我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就叫蓉儿。"

我不懂，又没有气力和他们那样大声说话，只是睁大眼睛看着他。他明白我的心意，马上柔声解释：

"巧日生的孩子不能锋芒太露。我想给她的名字用一个庸字。不过，避巧也不能太露，所以就用蓉字来代替庸字。"

那妇女很失望，连连摇头说"听不懂"。我望着你爸爸神采飞扬的脸，心中一片恬静的满足。

 

快乐不久，又出了意外。生下蓉儿後，我的尿道被瘀血阻塞，小便不通。到第二天下午，肚子被尿液涨得厉害，那感觉几乎和孩子没生下来时一样沉重。难言的痛苦使我忍不住又哭又叫，声音盖过了外面的空袭警报。

一位枯瘦的灰衣老道推门进来。我们见过几次，知道他来自川北，躲日本人轰炸在这里暂居的。他一手提个青花磁罐子，一手提个小竹篮，里面是门外树上采的新鲜核桃，带着浓绿的叶子。我听他用拖腔长长的方言告诉你爸爸，罐子里是当地的土产米酒伏汁酒。把新鲜核桃敲碎，去皮、壳，放入红糖、鸡蛋，用伏汁酒浓浓地煮一大碗，喝下去，就可以通孕妇产后的小便。

浓厚、甜腻的酒味使我直想呕吐。

你爸爸已经累得站不起来。老道高高的个子，深弯着腰和你爸爸说话，背对着我，只看见他洗得发白的灰色道袍上打许多杂色补丁。稀疏花白的头发绾一个髻，插着一支发黑的、削得很粗燥的竹簪子。

你爸爸是病笃乱投医。听那道士说完，他眼睛一亮，精神来了，二话不说，马上就找了个锤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开始砸核桃。核桃砸成两半後，他把带壳的核桃塞进嘴里咬，然后吐出核桃肉来。新鲜核桃壳的汁水涩得他直皱眉头。

酒煮好了以後，气味熏人。我实在喝不下去，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昨天看热闹的邻人们回来了。乡下人蛮有情谊的。有几个男子自告奋勇，愿意用竹床将我抬到县城医院去抽尿。但是日本鬼子的飞机隔不多久就来一次，遇上轰炸怎么办？再说，家里有几块钱我比你爸爸还清楚，他们把我抬到县城，请他们每人吃一碗小面的钱都不够，还怎么看医生？

老道又来了，他慢慢走到床边，黄褐色的眼珠子盯着我，轻声说：

"喝下去吧，喝了就好。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法子，救过许多人的命，灵验得很哪。"

我横下心来，望着他褪色的黑道袍，流着泪猛点头，接着就端起那只粗瓷海碗，咕嘟咕嘟把大半碗酱油色的核桃、鸡蛋、红糖煮的伏汁酒统统喝了下去。

老道露出笑容，连连颔首。他转身对看热闹的人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很快都退了出去。

你爸爸按照老道的指示，找出一块大毛巾来，盖在我的肚子上。

房间里静下来。我的心乱跳，眼睛盯着那道士。只见他手向怀中一伸，变戏法似的抽出来一支大半尺长的细细金针。他把颤悠悠的金针横着衔在嘴上，两手凌空在我的肚子上方比画着方位，接着，右手三个指头把嘴上衔着的针拈起来，毫不迟疑地向我的肚子下方，隔着毛巾就刺了进去。

我没有觉得痛，只一声惊叫，小便已经象开了水龙头似的哗哗流出来了，从竹床上一直冲到地板……。

那些日子里，我爱上了吃核桃仁。你爸爸天天咬核桃给我吃，把他的门牙都咬缺了一块。你们留意到了吧？

                                                                        

洁旻听了故事后悄悄问我：

"从来没见过爸爸牙齿有缺口呀？"

我摇摇头。

爸爸牙齿上的缺口，肯定早就补好了。那个充满爱意的缺口，只是长远留存在妈妈记忆中而已。

我是不可能见过爸爸门牙缺一块的样子的。我出生前两个月，他就离开上海到美国来了，要到漫长的23年以后，我才第一次和他见面。

爸爸抽了几十年烟斗，八十岁时还维持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衣饰考究，平时注意保养。我听他说过几次，美国看牙医的价钱虽然贵，但为人师表，口中不可以有秽气，牙齿不可以不洁净。

 

我从小到大，无数次想象过我们父子会面时的情景。小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的情节有点公式化：大家闹哄哄地说着"小宝的爸爸回来啦"，"你爸爸回来啦"。我很实惠地捧着爸爸给我带回来的礼物，笑得合不拢嘴。这些礼物都有金银红绿色包装，和我在上海祖父祖母家附近冠生园看到的糖果差不多模样。在有的梦里，礼物干脆就是一包大白兔奶糖。还有一个梦里，爸爸带来的礼物是一堆红色、黄色、绿色的塑胶杯子、塑胶牙刷。在我以黑白色为基调的童年岁月，梦里的这种罕见的鲜艳，就像可以吃的糖果蛋糕一样美好，更像梦幻一样不真实。

长大一点后，梦少了，我默默地展开想象。想像得最多的是，爸爸来了，我们像低成本电影中的两个恋人，远远地看见，面对面用慢动作冲过来，相拥而泣。柔和的音乐声中，有很多记者采访。现场满是鲜花。观者如堵。大家一起感动流泪。

我认定，父子分离二十多年才第一次见面，谁家的故事有这么动人。

真实生活，却是无比简单。

 

我在一九七零年秋天从香港辗转到达纽约。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和爸爸见面。

爸爸和继母一起到肯尼迪机场来接我。那是继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爸爸和我们的互动。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温和朴素，四年以后因癌症去世。那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继母和爸爸没有生过孩子。

飞机在薄暮中飞临纽约，华灯初放的曼哈顿仿佛纯金打就，璀璨无与伦比。飞机缓缓地兜了个圈子，几分钟以后，空中小姐告诉我，这下面是长岛，再转过来的时候，就到JFK机场了。

爸爸就住在长岛。这两个字终于勾起了我对于父子聚首场面的一点憧憬。

我在机场出口前远远认出了爸爸和继母。在香港逗留的日子里，我和爸爸多次通电话。他寄来了一些近年来的照片，所以我们之间已经全无陌生感觉。不过，来到面前，我还是没想到爸爸的个子比我高那么多，看起来那么年轻。

我向他们走过去。爸爸弯下腰，远远指点着我，对旁边小个子的继母说了几句话。接着，他们两人一起抬头，对我微笑招手。我放下两只手上提的箱子，也微笑招手，再提起箱子来。走近了，我停下脚步。有点不知所措。爸爸很快伸出右手，我也同时伸出右手，两人用力握了一握。我说：

"爸爸，……妈妈……，你们好……。"

爸爸低头看一下手表，马上接着说：

"飞了十几个小时，路上不累吗？我们去吃一点东西吧。"

我们就像两个有段时间没见面的熟人，有点欢喜，但没有一点热情地走到了一起。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留下来的印象是爸爸的手意外的大，瘦削，干燥而温暖。

 

几天以后我发现，和爸爸在一起说话时感觉异样。有时候他说个不停，我只能静静地听。有时候我说啊说，他专注地盯着我看，不发表意见。从前在上海，祖父母、二叔、三叔、妈妈无数次对我说过的那些往事、那些人，从爸爸口中出来，就变成了另外的故事另外的人。同样，爸爸对于我说的那些人与事，显然也不以为然。

我们从一开始就相敬如宾，从来没有争论过。在以后相处的漫长岁月中也一样。我们把那些对于对方的不以为然都埋藏在心里。我知道，我没有改变爸爸想法的能力。可能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在爸爸妈妈的故事和我的生命中，周叔叔都是个重要人物。

我抵达纽约的第一个晚上，吃完饭，来道贺的亲友散尽，夜深人静。我洗完澡正要上床，穿着深红色锦缎睡袍的爸爸轻轻敲了一下门，又把我带到楼下客厅。继母不在场，他点燃烟斗，倚在沙发上，神态轻松地问了许多有关汉口和上海的人与事。

说完亲友们的事情后，我迫不及待地告诉爸爸：

"……我能够离开上海，到香港，你一定知道，周叔叔帮了大忙。"

爸爸郑重其事地点头，把烟斗从左嘴角移到右嘴角。

"原来，我们这么多年来，吃了这么多苦，他都晓得。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妈妈联络上的……。事情计划得那么周密，事先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爸爸点头。

"到了香港我才知道，那些都是他安排的……。"

爸爸专注地望着我，连连点头，还是不说话。

"小时候，我听妈妈说，有个周叔叔是空军英雄，在杭州和芷江两地都击落过日本军机。我完全听不懂。那时候我只知道，中国空军英雄有张积慧、王海，他们都是打美国鬼子，就是美国兵的。我只知道朝鲜战争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妈妈讲完周叔叔的事，忽然神色紧张起来。她压低了声音说，周叔叔是她的表弟，是国民党的人，现在人在台湾。妈妈再三叮嘱我不能讲出去。我当时很纳闷，国民党怎么会有空军英雄？"

爸爸把烟斗从洁白的牙齿间拔出来，握在右手，皱眉摇头，终于开口说话，音调沉重：

"抗战打日本人的时候，共产党没有空军，哪来空军英雄？周之华是国军的空战英雄，后来官做得不小。……不过，据我所知，他，不是你妈妈的表弟。"

爸爸把烟斗从嘴角取下来，仰起头望着虚空处，从齿缝徐徐吐出一缕细长白烟：

"他是你妈妈的表弟的话，你妈妈就应该让你叫他舅舅了，对吧？为什么叫叔叔呢？你外公家世代读书人，又做官，有钱，规矩比我家大得多。这样的事情，哪会搞错，你想想就可以明白。"

我脑子里划过一个闪电，接着就是一个闷雷似的震动：我怎么从来也没想到过这点呢。爸爸口气平和：

"周之华家在湖北蕲春乡下，早年穷得没饭吃，十几岁就被他父母送进四川蒲阳的空军幼校受训。军人出生入死，尤其是当年的空军更危险。你可能不知道，中国战机老旧，日本的零式战机一直到抗战中期，还完全掌握中国大后方制空权。日机来袭，中国的战机不得不先行远避，任由日机低空肆虐。那时候空军的口号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开玩笑说他们是 敌来我逃，敌去我还。不过，后来俄国和美国飞机先后来助战，中国空军受了训练，又有了最新战机，终于夺回了本土制空权。等到胜利前夕，空军已经是天之骄子了。

"重庆人对空军印象不佳。那些空军军官凌空来去，胜利後更加放纵轻浮。周之华是你妈妈的同乡不错。重庆时来我家吃过几顿饭，以後常来串门……。"

我呼吸有点困难，发现腋下冰凉，才知道出了一身冷汗。爸爸抽一口烟斗，眼睛看着上方继续回忆：

"共产党统治这样严密，周之华还是有本事找到你们，还把你从上海弄了出来，可见他对你们是有感情的。这很好，不简单。可惜他在台北有太太、儿女，有的事情只好和我联系……。"

爸爸轻声叹一口气，侧身把烟斗里的灰烬轻轻敲在一个大水晶烟灰缸里。他耐心地敲了又敲，然后从旁边一个小木盒子里拿出几根灰色纸捻，仔细捅烟斗，接着再打开装着登喜路烟丝的金属盒子，往空烟斗里用力压进许多烟丝……。

他"叮"、"叮"、"叮"地按动那只金色的打火机，花很多时间点燃烟斗。我摒息凝神期待着他说下去。哪里知道他端起烟斗抽了一口，只说了两句话，就挥手让我去睡觉了：

"你不是小孩子了，许多事情你会慢慢明白的。来了美国，就好好念书吧。"

我茫然地站起来，心中燥热。刚转身要走，爸爸又做手势让我停下。他站起来，放下烟斗，走到玻璃壁橱边，打开一扇橱门，伸手拿下一个景泰蓝小花瓶，在里面倒出一团暗色纸包。打开纸包，里面是一只黄澄澄全无雕饰的金戒指。爸爸把戒指拿到眼前端详了几秒钟，然后递给我：

"这是我出国那天，你妈妈在机场塞给我，让我救急用的。我用不着了，现在正好给你。"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会把金戒子拿出来，摩挲半天，同时脑子里盘旋着从前看见过的一张黑白旧照片。

金戒指是一个扁扁的小金条，绕成一圈，沉甸甸的。戒指的内侧有阴文字样：上海老宝庆，甲，顺天足赤。

现在我知道，那个戒指就是爸爸妈妈借居在重庆宝光寺时，姐姐蓉如出生前一天曾经和洗猪肚的水一起被泼到门外草地上，再找回来的那个戒指、外婆的遗物。

那张照片所记录的，正是发生在妈妈把这个金戒指塞进爸爸手里同一天的故事：站在一辆吉普车上的妈妈戴着茶色太阳眼镜，露出洁白牙齿微笑，明艳不可方物。她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有厚厚绒毛领子的暗色短夹克，风把她的头发和一条白色丝巾吹得飞扬起来。

妈妈告诉我，这是在南京飞机场送爸爸去美国那天拍的。见我盯着那件夹克看，妈妈说：

"那天後来起大风。我披的是周叔叔的夹克……"

 

纽约郊区住宅的房子低低的，藏在绿树丛中。视界的一大半是蓝天。晚上看着深蓝天穹密密的陌生繁星，心里有难以忍受的孤寂。爸爸的话给我极大的震撼。除了暗示妈妈和周叔叔的关系不寻常以外，好象还有另外的一些意思，让我心乱如麻，没法多想下去。

 

妈妈一直到老都喜欢戴茶色太阳眼镜。那次在汉口，她告诉我和洁旻，因为成年以后眼泪流得太多，养成了随手拉起衣服就擦的习惯。她的眼睛本来就不好，怕光，需要戴上太阳眼镜才舒服些。年纪老起来，视力问题几乎是最大的痛苦。有一年她去北京看望大姨。过了几天，大姨吞吞吐吐地说，要她出门别再戴太阳眼镜了。派出所的民警刚来过。有居民干部看她戴太阳眼镜，认为她是特务，向派出所打了报告。

 

小时候在杭州，我念幼稚园，回到家里妈妈就教我认字。家徒四壁的清冷，岁月特别悠长。妈妈不知不觉会把我当成大人，信马游缰地和我说话。那段时间下来的一个结果是，我在小学生时代写的作文常被老师指为"老腔老调"。我可以感觉到这种说法的成分中有少许称赞，但更多的是取笑和批评。

有一天我问妈妈，为什么没有爸爸的照片。妈妈说：

"有啊，太多了。……但是，一次一次的运动，早就烧了。你记住，他是反革命，坏人。我已经和他划清界线了。"

她想了一想，眼睛突然扑簌簌掉下泪来。她拉起沾着油污的上衣下摆，用下摆的里子擦擦眼睛，低头从衣橱底下拉出一只小箱子，在里面一个旧纸夹子中找出一张黏贴在厚纸版上的剪报递给我看。

纸版上，褪色的蓝色墨水小字是"纽约《联合日报》，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剪报的标题是不大的一行字：

"葛思棼、何玉莲喜谐连理。"

内文：

"……沪上才子、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葛思棼昨日与抗战名将何敦宁之女公子、河北名媛何玉莲结束为期三年的爱情长跑，终於步上红地毡……"

报纸上的照片不是很清晰。身材娇小穿白色新娘礼服的何玉莲脸上打了无数的叉，根本看不清楚面容。那肯定是妈妈的手笔。爸爸白色西服笔挺，头发一丝不乱，比家中旧照片上的他丰满了一些。他咧嘴而笑的样子，让我觉得一种陌生的轻浮。

"反革命，坏人！"

那时我不是很明白《联合日报》那些文字的意思。我发现妈妈拿着剪报的手在微微颤抖。小心抬眼看看妈妈的脸，我第一次发现妈妈是那样憔悴。她的眼睑浮肿，两只眼睛好像没全睁开，一只双眼皮，一只单眼皮，头发枯黄。只有眼泪滚过乾涩面颊的瞬间，她用手背擦过的皮肤才暂时显得比较滋润：

"我们在这里杂粮都吃不饱。他花天酒地……"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爸爸不是个花天酒地的人。他生活态度认真讲究，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他的毛病是自视太高，不同情他人，毫不掩饰对他人缺点的蔑视。我后来发现，有些接受过他帮助的人，由於不堪他的蔑视，竟然变成了他的仇人。我一直不能确定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许，那是我年纪太轻的缘故。

 

我在纽约安顿下来以后，妈妈每两个月来一封信，说的话都差不多，要我注意冷暖，要吃得好，穿什么不重要。信寄到爸爸家，信封上收信人名字是爸爸的名字。但是妈妈信上从来没有一句话是对爸爸说的。爸爸也从来不问我"你妈妈怎样"之类的话。只要看到妈妈来的信，他总是二话不说马上交给我。

逢年过节照例还会收到二叔来信。一个信封两页信纸。一页给我，一页给"大哥大嫂"。机变诙谐的二叔，写的信内容一成不变。总是说祖父母身体"尚可"，他和三叔都工作愉快，生活顺遂。最后是天气多变，大家多加珍重。

二叔和三叔早年都因为爸爸在海外的关系，在历次运动中吃过很大的苦头。现在大家可以通信了，又能说什么呢？这点爸爸知道。他也没话可说。只记得有一次他把二叔的信纸往桌子上一扔，摇着头对我说：

"可惜啊，你二叔这样的才子，被改造成这个样子！"

蓉如来信最多，每次都说很多上海的事情，说祖父母身体如何，二叔和三叔怎么结婚成家。有次说，她春节前去汉口看过妈妈了。妈妈看上去很苍老：

"我印象里的妈妈最爱美，在最苦的年代总是尽她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容颜，平时把炒菜时沾在手上的豆油都小心地抹在头发上……。不过现在，你一定想不到，她的花白头发是这样无所谓的蓬乱。从前我给她买友谊香脂、雪花膏，她当成宝贝一样。这两年我给她从日本买来资生堂，她碰也不碰，连冬天也不用，任由面孔皮肤皴裂，再加上一身臃肿蓝布厚棉袄……。唉，看样子她已经没有再婚的心思了。"

几年时间过去，很多当年的事情在我心里慢慢模糊。只有蓉如的来信不停在提示我那些过去的事情。我读了又读，每次都及时回信，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所以信都写得非常无奈的简短。

年轻人在美国，要忘记中国太容易了。开始的那年，我在东哈林区租一间公寓，晚上在唐人街一家餐馆打工，白天在不用付学费的纽约市立大学读书。我努力学习英文，东张西望地在陌生的大都会游逛。然後，我发现，有太多的书要念，有看不完的电影。我先是爱上棒球，等人长得壮实後又打美式足球。我用打工赚的钱，买一辆二手车。我有了第一个女朋友……。

日子的每一分钟都排得满满的，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乐趣和期待，我成天想的是探究和竞争，有一点空闲还要打工赚钱。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五年。直到那个星期天的下午。

继母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爸爸说了几次，家里很宽敞，我可以到他那里去住。但我一直到那个暑假开始，才退掉租来的公寓搬过去。

我刚从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毕业。爸爸建议我马上申请哥大研究生。我不想用爸爸的钱，打算先工作一、两年，积一点钱，再继续念书。我觉得前途海阔天空，心情轻松。

那天我看电视转播棒球季後赛。中途出现广告时，我起身到冰箱里拿了一罐可乐打开，回到沙发前。还没坐下，电视上打出一个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缓缓转动的地球上有一行白字：

"这个地球有多少重？要问单身母亲！"

我心中一震，眼前瞬时出现了蓉如信上向我描述的妈妈：花白头发蓬乱，面部皮肤皴裂，穿臃肿蓝色棉衣……。我像遭受电击，任由可乐掉落在沙发上，琥珀色液体汨汨流淌出来。我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第二天，我就去邮局申请了护照。那时我已经入籍。我告诉爸爸，想迟一点再找工作，先回上海去看看。我是偷渡出境的，不过入了美籍就没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回去过了。

爸爸点头赞同：

"是该回去看看。你定了时间以后告诉我。国内这么多人，我们先商量一下带些什么礼物回去。"

我计划在9月份第一个星期一的劳工节假期参加这里同学的一个聚会。大家刚毕业，有些同学已经有了工作。我们有很多信息需要交流。然后，我就买一张单程机票回上海，一直住到自己觉得必须回来为止。

爸爸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好：

"你的祖父母、两个叔叔……，他们年纪都大了。离开上海这么多年，是该回去和他们团聚一番，好好看看。"

这天晚上，我们晚餐后正看电视新闻，门外一辆汽车连续鸣号数声。我快步出门。路灯下，一辆黄色计程车前站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中国女孩，身边放着两只行李箱。黑人司机说，等着我替她付车钱呢。从肯尼迪机场过来，算45块钱。

那女子挺面熟的。她看着我，光微笑不说话。我有点尴尬，说等我进去拿钱吧。爸爸已经出来了。女孩不失时机地叫了一声：

"葛叔叔！"

我们父子俩一起定定地看着她。房子里射出来的灯光映出她眼眶里的晶莹泪光：

"葛叔叔，小宝，我是洁旻呀。"

 

洁旻一家是我家在徐家汇的老邻居，她的妈妈梅仿是从小和爸爸一起玩着长大的。那时候老邻居们都说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爸爸在1938年独自离家到重庆去，胜利后才带着妈妈、蓉如一起回上海。这时梅仿也已经在上海结了婚。

爸爸1947年出国后不久，梅仿就成了我妈妈的好友。洁旻和我同年，她是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玩伴。

梅仿的丈夫是广东人，姓林，在洋行做事，在上海他只说英语，不说粤语，也不说上海话，就是在家里也说英语。

上海解放以後，林先生称病不出，躲在家里。梅仿为解闷，看见军管会一个办事处招临时工就报了名。不久能歌善舞的梅仿就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梅仿热情高涨，每天冲进冲出地忙得不得了。当时百废待兴，梅仿见妈妈整日闲着，就把她也拉进了革命队伍。两人一起在军管会设在海关大厦一个办公室帮忙做文宣和登记等杂事。

               革命发展如火如荼，大家都一团热情向往新社会。妈妈和同事们熟悉以後，一些领导同志得知她的丈夫在美国，都对她特别热情，邀请她看内部的新苏联电影，鼓励她和丈夫划清界线，自己走革命道路。               

               办公室主任周明是上海军管会一个副主任的妻子，山东人，文工团出身。妈妈一直留着她的一张小照片。我记得，那张照片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後来又用橡皮之类擦过，搞得脏兮兮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这个周明虽然土气，却颇有几分姿色。

周明待人热情。她年纪和妈妈相仿，两人很短时间就结成好友。一个对於上海十里洋场早就充满憧憬，渴望化妆品衣着的知识；一个对於新社会一无所知，丈夫断了音讯，心怀恐惧，前途茫茫。在那个氛围怪异、相当短暂的平静时期，这样两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像是知心好友。

               不久，周明把一个高大健硕的军人介绍给妈妈。那人名叫孔杰。据说，孔杰的妻子也是军人，不久前刚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周明鼓励妈妈要学习苏联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勇敢地走革命道路，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旧社会反动势力划清界线。

               狂飙席卷中国，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在一个革命的节日，国际饭店十四楼举行集体革命婚礼，共有五十四对男女在红旗下共谐革命连理。那一天，革命军人孔杰成了我的继父。

 

妈妈再婚以后，姐姐留在徐家汇祖父母家里。妈妈坚持带着年幼的我，和继父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在公共场合，孔杰是一个英挺的军人，一个有威仪的干部。他口才便给，知道如何在演说中打动群众的心，激起热情欢呼。但是在家里，他判若两人。

革命一定不是容易的事情。他经常因为小事狂怒，在家里红着脸暴跳如雷，认定同志们不理解他，甚至有人在合力对付他。我觉得他常故意摆出受难者的姿势，认为自己值得无限同情，要妈妈低声下气地安慰他。

我不喜欢他高大的身躯发出来混合着大蒜、皮革、枪械、汗水的军人气息，不喜欢他高亢的口音。我也知道他憎恨我。就是在和妈妈言笑晏晏的时候，他也从不正眼看我。他空洞的眼光扫描来去，完全当我是透明的。

我对继父厌恶之外，更心怀畏惧，常常在黑暗狭小的卧室里无法成眠。我幻想自己如何遭受继父的殴打虐待，构想出种种巧妙的逃亡办法，或者设想自己是被强盗绑架到海上，然後有侠客神仙来拯救我。事实上，在他和妈妈共同生活的两年里，他在家里的时间不多。他不看我，也没有碰过我。

 

新政府很快发现，进入大城市的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正在影响党的声誉，整顿刻不容缓。孔杰是党员干部。运动一起，组织上根据几封检举信很快就查出来，他还有个发妻在山东涞水乡下，一直守着公婆和一个儿子，苦等丈夫衣锦还乡。那个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女子原来不是他的真正妻子。

孔杰後悔莫及。他马上和母亲分居，主动批判母亲，揭发她"引诱干部"，"拉干部下水"，一面做猛烈的自我批判，表示要和母亲离婚，划清界线。可惜的是，不管他怎么补救，从此以後，不光是周明不再理他，继父和他当年并肩骑马进入上海滩的战友们在地位上也拉开了距离。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距离越来越大。

妈妈和孔杰为期两年的婚姻糊里糊涂地结束。革命的婚礼没有法律效力，因而也不需要用法律形式做总结。

妈妈以前和爸爸的婚姻关系正好也是这个时候在法院正式结束。我和姐姐继续分开生活。我跟着妈妈先搬到南市区一条小弄堂。姐姐跟着祖父母留在徐家汇。不久以後，为了"避开熟人"妈妈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她最想避开的人之中，除了孔杰、周明，除了祖父母和两个叔叔以外，一定还有那位引领她参加革命的老邻居梅仿。妈妈带着我来到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杭州。

我们两人孤单地住在杭州。我们住在官巷口我在青年路上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读幼稚园。妈妈靠着在家里做手工为生计。她有时糊火柴盒子，有时钩纱线手套。母子朝夕相对，时间特别悠长。

夕阳西下，小顽童们闹得最开心的时候，白墙黑瓦的弄堂里有时会出现一个穿宽松土布衫裤，留披肩长发和三绺黑色长胡须的男子。他面目清癯，象画上耶稣基督模样。这个人从来不说话，面无表情，手上慢慢挥动一块写着大小不均匀毛笔字的厚纸板，穿过一条条小巷。纸板上的大字是：

"我是卖门儿布的人。"

下面是一些小孩子们记不住的小字。

那是一种非常异端的打扮。中国男人那时没有什么讲究。小孩子多是头顶一块瓦片似的"西发"。成年人头发留长一些梳个分头。过五十岁就剃光头，留胡须，做老人模样。孩子们见伙伴中哪个头发长一些，就会笑话他象"卖门儿布的人"。

孩子们见过几次就记住了，远远看见他的影子，就会齐声怪叫起来：

"门儿布！门儿布！"

妈妈那时候正在为我的鞋子犯愁。她那个时候才知道，门儿布是江南家庭主妇做鞋子的材料，用旧布料裱褙而成，大约有两、三张报纸厚薄。好几次，正在洗菜烧饭的妈妈闻声匆匆赶出来，把被水浸得红红的手在围裙上擦擦乾，去摸那男子背在肩上的一迭色彩斑斓的门儿布。妈妈从来也没有买过。我后来明白，她是在偷师，看了，摸过了，艳羡地赞一句：

"真厚，糊得真均匀。"然後难为情地摇头，自己对自己说："太贵了，我还是自己做吧。"

那个异端打扮男子从不说话。

终于，妈妈开始自己做门儿布。她交给我一毛钱和半斤粮票，叮嘱我到清和坊的胡庆余堂药房去买三分钱明矾，到新宫桥粮站去买七分钱半斤面粉。她自己打开旧箱子，找出一些已经破烂得条分缕析的衣裤和床单，用剪刀剪去衣裤上的边边条条。

面粉在一个铜锅里打成稀薄的浆糊，加上少许明矾。妈妈拿出前端薄薄呈菱形的一把黄铜浆糊刮刀，把浆糊刮在门板上。这是门儿布这个名字的由来。不同形状、厚薄的旧布片一块块拼贴上去，平整均匀，两、三层布块，丝丝缕缕之间，套出来的色彩厚重斑驳。现在想起来，门儿布拿到今天的美国，不剪毛边，就是一幅很漂亮的拼贴（collage）。

妈妈请教了邻居老奶奶，在旧报纸上为我画了一个半圆拱门形状的鞋样。鞋样剪下来，把拱门的底部相接，就成了布鞋的雏形。记得那天妈妈难得地露出笑容说：

"好，这就是你的鞋样呀。等你脚大一点，放大很容易，在底下多留半寸就是了。"

平时没有人和妈妈说话。妈妈就把鞋子的做法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不管我是不是想听：鞋面用的是黑色"四君子哔叽"，取其厚实坚牢。她把"四君子哔叽"和厚软的白布分别裱褙在门儿布的两面，画上拱门似的鞋样，剪下来。这是做布鞋的第一步。

最艰难的是做鞋底。杭州方言叫"砌"鞋底。我长大后发现，很多小说、版画、油画，都描绘过"砌"鞋底的中国女性形象。

多少个孤灯黄昏，我依偎在妈妈身边，耳朵里听她说着故事，或是家中旧事，眼睛就盯着她机械地运动着的双手，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旧布黏贴成鞋底的雏形。

鞋底的雏形晒得乾透後，足有大半寸厚。妈妈用一把有个黄铜空心球柄的锥子，在厚厚的鞋底上用力戳两、三次，钻个洞，然後把一支穿着青色苎麻线的粗针穿过去，用力抽紧。苎麻线打过蜡，很长很粗，拉过去的时候，妈妈的左手握紧鞋底，右手高高扬起来。这时候针孔中发出"吱吱"响声。苎麻线上的白蜡不耐高速穿过针孔造成的高热，会冒出一丝白烟，发出烧焦的气味。就这样，钻一个洞，穿一针。

每隔一会儿，妈妈就做一个让我很害怕的动作：把锥子锋利的尖端看也不看就在头皮上很快地篦上一、两次，然後再钻。

妈妈的动作由生疏到熟练。但是，头皮怎么可以磨砺锥子的钢尖？一只鞋底足足要锥几千个孔，缝上几千针才行。这要在头皮上磨砺多少次呀。然後，还有第二只……。

这样千辛万苦做成的鞋底像奇迹一样，厚度减少了一半，很轻，坚硬无比，敲上去梆梆的响。

妈妈在邻居老奶奶指点下，把鞋面、鞋底，以及滚鞋口的布条、垫在鞋子里面底部的几层软布等配置完全，送进鞋匠店。三天以後，最後的魔术在鞋匠店完成。一双黑面粉白底的全新布鞋完成了。

我急不可待地穿上新鞋，鞋子宽宽大大，热烘烘的，好象刚烤好的面包。鞋底外面一圈边缘涂上白石灰粉浆再烤乾。黑色鞋面配耀眼的鞋底白边，漂亮极了。那是新鞋的标记。

妈妈砌鞋底的过程镂刻在我的记忆中，像砌墙一样艰难。布鞋穿在脚上，我心存敬畏。放学遇到天下雨的话，我就脱了鞋袜，塞进书包，赤脚踩着水回家。万一不小心穿着鞋子踩入水洼，回家第一件事是把鞋子烘乾。忘记烘鞋子的话，我真心内疚，宁愿让妈妈打几下屁股，也不愿看她皱着眉头，默默地不知道是在嗔怪我呢还是在嗔怪她自己。

孤灯黄昏，妈妈开始为我做第二双鞋子。她并不是总有故事可讲。有时候，她会停下手来，若有所思，紧搂着我静静地流泪。一串串泪水掉在做了一半的鞋底上，叭嗒叭嗒有声。

杭州生活的记忆不长。我们不久就回到上海。听蓉如说，原来是祖父母不舍得我在杭州吃苦，也怕妈妈一个人年纪还轻，在外面又闹出什么事情来，让孩子们"长大後抬不起头来"，特地请了亲戚到杭州来帮助我们搬回去的。

回到上海，除了妈妈，我身边多了姐姐、祖父母和两位叔叔，还有邻居家好多孩子，让我很快就忘了在杭州的孤寂。

妈妈深居简出，再也不理睬梅仿。不过大人们还是任由我跟着姐姐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同年的洁旻就是我的好朋友。我有时候偷偷地跟洁旻到她家去。她妈妈对我特别亲切。我还依稀记得她温柔地摸我的脸时那股淡淡的甜香。她每次还会塞一些小点心、糖果给我吃。

姐姐有她自己的玩伴。我隐约知道姐姐不喜欢洁旻，从来不去她家。有一次，洁旻妈妈给我几粒沾着红色桂花的苏州粽子糖。这种粽子糖比一般的糖果大，塞进嘴里就有点费事儿，含在嘴里脸颊鼓鼓的，但是特别香甜。我省下来一粒给姐姐。一个转身后才发现，姐姐把糖扔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

我开始读小学。周围长辈对我都是温馨的关爱。生活不虞匮乏。然后，新的生活里，开始出现新的困惑。

二叔说过好几次，他最喜欢蓉如，因为她是家里两代人中唯一的女孩。蓉如什么时候都打扮得鲜艳漂亮，大人都宠爱她，不断给她买新衣服、新鞋子、新腰带。我的待遇完全不同。我有穿不完的旧衣服，旧鞋子。我绝望地发现，不但妈妈为我藏着好多爸爸穿过的旧衣服。就连祖父母箱子里叔叔们穿过的旧衣服，也是为我收藏的。

家里的大小箱子里面有那么多看似辉煌，暗地里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旧衣服。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身体发育长大。我的身材怎么也填不满那些旧衣服里面的空间。

我穿着旧衣服在里弄进出，浑身不自在。它们不是太肥，就是太长，碍手碍脚的。有很多年，我的衣袖总得卷起一截，夏天的短裤也卷起一截。我养成了双手深深插在裤子口袋里低头走路的习惯。就是快步在走路，手也不从口袋里抽出来。我以为，手插在口袋里，衣服不合时宜的长度就可以不那么引人注目。

卷起衣裤，手插口袋，可以让我暂时忘记衣服的碍手碍脚。但是它们的颜色、质地、式样无可避免招来旁人异样的眼光。那种难言的不自在教少年的我难以承受。我对大多数同学穿的蓝色中山装、蓝紫色工作服，或是褪色黄军装暗地里羡慕得要命。

一年四季中，祗有冬季我才会忘记衣服不合身的尴尬。冬天一到，只要天够冷，衣服就紧绷合身了。我最喜欢的是一件褐色粗呢短大衣，镶着一个又大又厚的棕色海豹绒领子。哪怕身上热得出汗，我也舍不得脱下来。妈妈告诉过我，这个领子的海豹绒可贵重了，是从前当空军的周叔叔送的一件美国军用夹克上拆下来的。

有一年夏天，念初中的我在同学钱斯华家里学了自制汽水的方法，回到家里依法炮制。我向祖父要来一个装过信宁咳嗽糖浆的酱色玻璃瓶子，洗干净后灌入冷开水，溶入一小匙柠檬酸，几粒细小的糖精，加上一滴香精。然后，拿一个新的铝质铅笔套，对着倒在白纸上的一堆小苏打粉反复地戳呀戳，把小苏打粉尽可能多地压进铅笔套。

到最后阶段，我小心地把铅笔套塞进瓶子，马上拧紧盖子。隔着玻璃可以看见铅笔套中的小苏打粉冒着细小气泡，很快地在溶化。我知道原理：碱性的小苏打遇到水里酸性的柠檬酸，生成很多二氧化碳气体。这个密闭的瓶子里的水就成了溶有很多气体的汽水。

妈妈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听我解说。汽水完成，我很得意地拧开咳嗽糖浆瓶子的铁盖，"叱"一声，一些水泡和气体先窜了出来。我把汽水倒在一个玻璃杯里，双手捧着，让妈妈先喝。

妈妈不接杯子，也不看杯子，只是蹙着细细的眉毛看着我。一会儿功夫，她泪水盈睫。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低下头尝一口有点甜有点酸的汽水。只听见妈妈幽幽的声音：

"葛宝珊啊，你可听说过有一种名叫可口可乐的饮料？"

 

我第一次从纽约回上海，请几位老同学吃饭。席间大家说起来才知道，我在从前那么多年为了衣服的不合身和"怪异"的不自在，其实是错觉。钱斯华说：

"那时候，你来我家玩。我爸爸妈妈总是说你有风度。说你的衣服式样讲究，颜色看着就舒服。不像我们，春秋冬三季都是蓝色中山装，夏天是白色圆领汗衫……"

放学后常常和我一起打六袋（台球）的杨骏说：

"有一天你走了以后，我哥哥说你的衣服古怪。我妹妹就笑话哥哥没眼光，没格调。两个人几乎吵起来。你不知道我妹妹那时就在暗恋你了吧？"

我尴尬地摇头，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同学们走以後，我微笑含泪回想他们的话，当年孤寡无助地沉积在我心中几十年的那一堆苦涩，开始汨汨融化。

 

洁旻洗漱以后坐在爸爸和我的对面，容光焕发，看起来比她妈妈梅仿还要漂亮。她说，她也是偷渡出境的。先到香港……。

我心里一动：

"是不是油麻地小轮码头上岸的？……住在弥登道，普庆戏院对面那幢大楼？"

洁旻点头：

"你当然知道……。"

爸爸和我对望一眼。我觉得爸爸有点笑意，也可能是他一直对洁旻在微笑吧。我到这时候才把洁旻的到来和周叔叔联系起来。毫无疑问，爸爸当时也想到了周叔叔。

上海不比广东沿海。风气保守之外，居民区人多眼杂，偷渡香港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周叔叔的帮助，洁旻一个孤儿能做什么？

 

我自己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偷渡到香港的。

那年春天我到崇明插队落户，经过"双抢"，八月中旬第一次回上海。祖父母看见我一身晒得乌黑的肌肉，神色黯然。祖父喃喃地说：

"男儿当自强啊，男儿当自强……。"

祖母眼睛里还有泪光。不过，叔叔们和妈妈、姐姐都十分欢喜。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每天吃妈妈烧的好菜，到长宁寺路看望教我画画的张先生，再就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黄埔江浑浊的江水里游泳。

我去崇明岛的同时，邻居家年龄相仿的的孩子们也都纷纷离开上海，不是回父母的老家插队落户，就是去东北边境城市的建设兵团。建设兵团的名字听起来有国家正式组织的背景，最重要还是每月发工资。但是建设兵团招人，对家庭背景有一些要求。我因为父亲在美国，自然不敢奢求去做"兵团战士"。洁旻家比我家简单，梅仿稍微活动了一下，洁旻就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准了。

那次回上海，没看见洁旻家里的人。问起来，原来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妈妈悄悄告诉我，洁旻到黑龙江去不久，广东省公安厅来人调查她爸爸林先生的问题。居民区干部马上传出话来，说林先生是"潜伏得很深的特务"。几天以后，又传来消息，说关押在一个什么"指挥部"里的林先生畏罪跳楼自杀。梅仿知道了以后，当天半夜也跳黄浦江自杀了。

我心里震动，眼泪马上流了出来。我本想问，洁旻一个人在黑龙江怎么办。看妈妈憔悴的脸上没有表情，我没问出口。

临回乡下的前几天，妈妈好好忙碌了一场，进进出出地为我买东西。邻居和她打招呼，都说：

"啊呀，你又忙开了，小宝要回崇明了吗？"

回崇明的那天，我们天不亮起身。我肩背手提的大包小包都是吃的食物和衣服。妈妈送我到十六铺码头。下了公共汽车，我还看不出异样，只是纳闷，为什么她紧紧拽着我的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不去排队买票的地方。她把我拉到一条暗黑的小弄堂口，忽然紧紧抱住我，把她的脸贴着我的脸。那么多温热的眼泪冲出来，象开了水龙头的洗脸水一样，经过我的脖子，一直流淌到我的胸膛。她紧张地低语：

"都安排好了。你就跟着王叔叔去吧。"她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影，"不要多问，相信他。到了外面，不要给我写信。一切我都会知道的……我会给你带信来，放心好了。口袋里面的信封里有一点钱。该怎么用，尽量用。用不到的时候，就送给王叔叔……"

她松开我，用两只手捂着脸，转身快步离去。

我震惊得麻木，说不出话来。

妈妈指为王叔叔的那个人看来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看起来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上海小青年。他轻松地走过来，朝我咧嘴一笑，然后就帮我提起大包小包，轻声吹着口哨，那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带着我走过马路。

我们回头乘公共汽车到江湾五角场，走进一间没有玻璃窗户的木板平房里放下我的行李。房子对着街面的门开一条缝，房子里面就够亮了。年轻得让我没法开口叫他的"王叔叔"笑嘻嘻地取出理发工具，给我修了一下头发，让我戴上一副平光金丝边眼镜，换了一套整洁合身的衣服，穿上黑色皮鞋。然後我们一起到火车站去。

一个星期以後，我到了香港。

文化革命中，妈妈被她工作过的学校和里弄里的人批斗多次。妈妈被那些批斗她的人骂得非常不堪，说她是"化成美女的毒蛇"，"腐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她现在不结婚，是为了"等待逃亡海外的国民党特务丈夫"回来，妄想变天。

妈妈应付批斗只有一个办法，不说话，光流眼泪。

那些她曾经逼着我叫过"叔叔、阿姨"的单位同事们，批斗她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凶狠。有好几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封住了我们家的门窗。

逢到这种时候，我总是万分难堪，心里痛苦得要发疯。有一天，我悄悄告诉妈妈，我根本不相信人家说的话。没想到妈妈笑了，瘦削的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显得格外凄惨：

"那有什么？"她压低声音，"有些事情，人家还不知道呢？"

文革后期，社会气氛平和起来。我在学校里完全游离於运动之外，早出晚归地跟着张先生学画。回到家里，我们象没有发生文化革命似的。临睡前的那段时间，总是我看书画画，妈妈缝缝补补，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

有一次我鼓足勇气，低声问她一个想了很久一直不敢问的问题，我觉得街道医院刘医生一直对她很好，为什么……？她摇摇头：

"嫁过一个国民党员，再嫁过一个共产党员，足够了。我不能再害别人，更不能再害自己的孩子。"

 

洁旻从小跟她爸爸学英语，根基很好，口语说得很溜。她马上进了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学会计，不需要上ESL语言补习班。

洁旻告诉我，她在黑龙江兵团农场的时候，得知父母亲同时自杀的消息。当地领导不准她回上海。她决定卧轨自杀。在火车开到离她大约200公尺的时候，被两个农民看见了，冒险把她从轨道上拖了出来。我吃惊地问：

"为什么卧轨呀？"

她年轻的脸上露出凄惨决绝的神色:

"我那时候只想一了百了，这样死得最快呀！"

坐在一边的爸爸侧面对着窗户，脸上很快淌下两行眼泪，亮亮的反射着户外白亮的阳光。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爸爸动感情。他伸手从旁边桌子上的纸盒里抽出两张面巾纸，慢慢地把眼泪抹掉，没说话。

洁旻自杀未遂以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团部对她看得很紧，怕再出意外。过了几个星期，她的情绪逐渐平稳。有一天正在劳动，一个兵团干事来通知她，她的小姨从北京来看她。那位干事还特地让洁旻搭他的吉普车一起去团部。

洁旻知道她有个小姨在香港。梅仿一直小心翼翼，从来没和外面什么人说过丈夫有个妹妹的事情。见了北京来的小姨后，洁旻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陌生人。

"小姨"告诉洁旻，她已经通过侨联的关系见过北京的有关首长，通过首长的帮助，给洁旻在兵团里请了假，让她回上海去看病。

当天下午，她和"小姨"就被兵团干事很客气地送到佳木斯市，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她的一切个人物品，连同证件等都原封不动留在团里：

"……好好休息几个星期，再回来继续革命吧"。

一路上，洁旻头脑浑浑噩噩，面无表情，心里还有点紧张。"小姨"要洁旻叫她的英文名字安妮。她说，洁旻自己的小姨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专程来帮助她脱离困境的。

安妮告诉洁旻几个她的"熟人"的名字：周之华、葛思棼、葛宝珊……。

"小宝你也认识呀？"

听到我的名字，洁旻终于露出了笑容。葛思棼她没见过，但是知道他是她妈妈青梅竹马的朋友。就是周之华的名字，她也不陌生。

可以想见，洁旻的偷渡经过和我几乎完全相同。

 

这天是星期六，大家都在家里。早上我们一起到唐人街饮茶，买回来新鲜的绞猪肉。下午开始，洁旻花了好几个小时做了一道功夫菜狮子头。我们晚餐吃得很尽兴。爸爸特别感慨，说了他当年在扬州富春第一次吃扬州狮子头，吃了整整四个，还喝了很多汤，结果站不起来了。爸爸很少说这类拿自己开涮的故事。我笑起来，看看洁旻。洁旻虽然微笑，但若有所思，显然在想自己的事情。

洁旻新来不久，但是我和她熟悉，加上她的妈妈和我爸爸很熟悉，所以我们相处很和谐。那几天，我猜想她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果然，桌子上盘碗还没有收掉，她忽然站了起来，推开椅子，退后一步，然后郑重其事地对着爸爸和我，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我吃了一惊，伸手去扶她。她直起身来，轻轻推开我的手，含着眼泪说：

"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前几天，妈妈告诉我，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小宝妈妈吴冷翠。她一直想对小宝妈妈道歉，但是小宝妈妈一直不给她机会……。那时候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她说，她不是有意的。有机会的话还是一定要当面道歉。不，道歉是不够的，要请罪……。

"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过，这几天，我总觉得她在催我，要我把她的话告诉你们……。"

接着她讲了上海刚刚解放时发生在她妈妈梅仿和我妈妈吴冷翠之间，以及后来发生的故事。

爸爸低下头不看我们。洁旻讲完以后，他保持着低头的姿态良久，然后站起来，慢慢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门。那天晚上，他没有再出来。

 

一年以后，我和洁旻准备结婚。爸爸完全赞成。这时候，上海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妈妈和叔叔们都来信支持，只有蓉如没有回信。我特地给她打电话。她期期艾艾地说：

"这个问题……，现在当然一切都无所谓了。不过，你最好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对了，你问过二叔、三叔的意见了吗？"

我说，爸爸、妈妈、二叔、三叔都表示赞同。姐姐有点意外：

"他们都赞成啊？……这么说吧，我对洁旻没有意见。她是个好女孩。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不喜欢她妈妈……。"

 

我们租的房子离爸爸的房子不远。我们自己过日子，同时也在需要的时候照顾爸爸的生活。

不久，洁旻就怀孕了。我们决定在她怀孕超过3个月，身体条件稳定了以后，回国去看看。

 

那次回国很开心。没想到的是，离开上海、汉口后，到广州看望蓉如，给我带来了一次意外的震撼。

蓉如对我们非常热情，招待我们住在白天鹅宾馆，陪我们到处游览，品尝羊城美食。一天晚上，怀孕的洁旻觉得有点累，留在旅馆休息。蓉如带我去"上下九"吃煲仔饭。

那家店很小，门口的大灶上堆着几十个瓦煲，煮着各种风味的饭食，很多人和我们坐在一起等待，闻着腊肉野味的浓香，大声地聊天。

蓉如随意地问我：

"看过《天龙八部》吗？"

我说：

"看过啊，书和电视剧都看过。金庸的书，我全套都有。你看过吗？"

我以为蓉如想让我给她讲《天龙八部》的故事呢。蓉如笑了：

"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和洁旻结婚呢？她呀，说不定还是你的一个妹妹哪！"

蓉如的性格果决爽利，全无妈妈那种优柔寡断事事前后担忧的表情。她嫁给一个华侨，生了一儿一女，住在广州东山，家里雇两个佣人，生活安定顺遂。

蓉如的样子和照片上早年的妈妈很象，一样漂亮，但是精神得多，全无妈妈照片上那种难以描摹的忧郁。她烫着长卷发，一身丝绸衣服，看起来比洁旻还年轻。

那年，蓉如36岁，正是妈妈改嫁革命干部，遭到打击抛弃后，带着我躲到杭州，用旧布、苎麻线、锥子，用很多气力给我做布鞋的年纪。我望着蓉如的脸想出了神：没有那么多折磨，爸爸妈妈没有分离的话，那时候妈妈的脸色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蓉如可不管我在想什么：

"你那时候还小。没听过邻舍人家说笑话，说洁旻像是爸爸的女儿吗？你看见过林先生带洁旻出来玩过吗？我不讨厌洁旻。但是我讨厌梅仿这个人。共产党进城的时候，原来跳芭蕾，跳交际舞的她，又扭秧歌又打腰鼓，自己风骚无边，还把我妈妈拉进了革命队伍，当礼物献给首长……。"

我想起来了。洁旻来纽约以后不久，就有爸爸的朋友把她当作爸爸的女儿。是的，洁旻高佻漂亮，笑起来扬着眉毛的样子特别像爸爸。

我想了一想说：

"可是，爸爸本人也没有反对呀？段王爷可不是这样的……。"

蓉如一时无言以对。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腊味煲仔饭送上来了。她从随身小包里拿出一盒纸巾，仔细地擦我们的筷子和羹匙。我迟疑了一会儿，把自己到纽约第一天晚上，爸爸和我说的周叔叔的事，以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

蓉如笑起来：

"原来这些你都知道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这件事儿呢。我，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怀疑呀。要不，我怎么问你看过《天龙八部》没有？"

《天龙八部》中，风流的段王爷到处留情，他儿子段誉发现，连续遇到的几个女友都是他父亲的女儿。最后他的母亲告诉他一个秘密，他是他母亲和段王爷一位族兄的结晶。所以他尽可以和这些女孩子结婚。

这样的事情可以编故事，给人家看了取乐，临到自己头上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回到酒店，洁旻还在熟睡中，我左思右想，最后走到楼下大堂给上海的二叔打电话。

我嗫嚅了一阵子，说了好多没头没脑的话。我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说话。现在在广州酒店里，睡不着。咱们再聊聊。

听声音知道，二叔很高兴。他说，从他知道我和洁旻要回国探亲的消息起，他就在等我回到上海时可以和他好好聊聊天。结果我在上海就一直没机会和他好好说说话。我赶紧说：

"你知道，那几天实在太忙，应酬排得满满的，像个大人物。"

二叔笑了：

"没事儿，有的是时间。我知道你迟早会给我来信，或者来电话的……。"

爸爸是二叔最崇拜的人。二叔性格柔弱内向，和说话直率，做事情剑及履及的爸爸不同。爸爸在重庆的时候，姐姐出生，二叔特地背了一只沉重的宣威火腿，冒险赶去探望过他们。这件事我分别听爸爸妈妈都说过，他们都很感动。

我想问他关于我出生的问题，关于邻居梅仿和爸爸的关系问题，还有就是最难以启齿的周叔叔的问题。我结结巴巴地一时没法说到点子上去。但是我感觉到，他完全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

二叔说：

"我一直在等着你。你早该来问我啦。这是一个你回避不了的问题。只有我们，你的祖父母和你的两个叔叔，能够回答！"

二叔说得不错。我早应该和他好好谈谈了。虽然我很快发现，他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什么都知道，可以回答我所有的疑问。但是他说的第一件事情就让我的心猛烈激荡起来。

二叔说，抗战胜利在望的时候，爸爸还没有回到上海，就写信透露了以后考公费留美的计划，征求祖父母的意见。

"你爸爸是最孝顺父母的。"

这句话，二叔在不经意之间，认真地说了好几次。

尽管爸爸最孝顺父母，祖父母并没有用"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传统教条来束缚他。祖父母只是温和但是坚定地提出了一个条件：爸爸在出国前，一定要再生一个儿子，完成为葛家传宗接代的大业。

祖父母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二叔和三叔那时候还在念中学。国内内战阴霾日渐浓重，一旦社会动荡，未来前景很难预料。爸爸一个人出国，何时完成学业归国，或者在美国另有际遇，谁也说不上来。妈妈年纪很轻，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但一个人生活在上海总有诸多不便。总之，二叔说，爸爸经过一番长考，郑重其事地答应了祖父母的要求。

1946年春天，爸爸妈妈带着姐姐回到上海，合家欢聚。爸爸稍后到南京去上班，留下妈妈和姐姐在上海。他逢周末都搭乘公家的小车回上海。这年8月一个周末爸爸回上海时，在小汤山遇到车祸，受了轻伤。受伤的部位是鼠蹊。伤势看上去没什么，但是南京的医生说了一句话。爸爸把这件事情告诉祖父母的时候，两位叔叔都听到了。医生说：

"这次受伤看来不重，但是部位不好，可能会使你丧失生育能力！当然，这不是一定的，后果还有待证实……。"

一年以后的1947年9月，身为葛家长子长孙的我葛宝珊出生。葛家的长子葛思棼完成了长辈的托付。祖父母心里的石头落地。举家欢腾。

爸爸在上海焦急地等我出生，一直到留学生资格时效的最后几天，他才出国。那时，距离我出生只剩下了两个月。

二叔说：

"如同医生所说，后果证明，大哥的生育能力并没有丧失。这是我们葛家之幸。

我脑子转得飞快。爸爸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此后在纽约的单身生活中，他很可能有过多次外遇，接着就是几年后他和继母没有子女的婚姻。继母去世得很早。爸爸还有很多外遇的机会。我看得出来，喜欢他的女性还真的不少，不同年龄段的都有。可是，这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生过孩子。这说明了什么？

我故作随意地说：

"对了，洁旻的生日和我很近。她是那年11月出生的……。"

二叔听出我的意思。他轻声笑了笑：

"我知道，你一定听你姐姐说了什么。那是她瞎猜，别往心里去。大哥和我们从小就和梅仿在一起玩，他们的关系亲热到什么程度，我还不知道吗？男女的感情不能没有交流，这是要用很多时间培植的事情。你爸爸离开上海去重庆那么多年，兵荒马乱的，就是和自家人联系也不容易。何况还认识了你妈妈，结了婚，生了蓉儿。大哥是最讲究旧道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哪儿还会再找梅仿？再说，你爸爸一家回上海的时候，正是梅仿和林先生新婚不久。林先生一表人才，在洋行地位炙手可热。两人感情很好，进进出出都挽着手。退一万步说，即使大哥那时候和梅仿还有感情，但是，但是当时的条件下，我家房子虽大，但是人多，加上你们一家三口从重庆回来，每天都热闹得不得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机会暗渡陈仓的。这件事情，你爷爷、奶奶和我们早就分析过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洁旻不可能是你的妹妹。"

二叔的声音柔和起来：

"你别想得太多。洁旻知道了会难过的。唉，……在我的眼光里，你和大哥有非常神似的地方：有一年你双手插在裤子口袋从门外进来，吹着口哨。我和你三叔不由得暗暗叫绝：活生生一幅你爸爸少年时代的画像呀！"

我想听听二叔对周叔叔的看法。二叔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话题一转：

"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周之华一直在暗中照料着你们母子。你们在杭州的时候，就是他派人去劝说以后，你妈妈才带着你回上海的。前些年，就在你到美国那年，周之华给我们全家来过一封信。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信很简单，他告诉我们，告诉你祖父母，我和你三叔，你妈妈，你一切都好，已经顺利地和大哥聚首……。这个人，大哥早就和我说起过。说他经历奇特，能力有过人之处。年轻时可能轻浮飞扬，其实没有什么劣迹。后来他官运亨通，这些年来，没有他暗中的帮助，我们家会是个什么样很难说。你祖父母和我们对他都是很感激的……。我们都知道，大哥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你妈妈解放后快速再嫁再离的那一段婚姻。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包括大哥，都心里明白，最苦的人其实是你妈妈……。"

挂上电话，我怔怔地回到自己房间。洁旻睡得很沉。镜子里的我一脸迷茫。我从二叔的说法中，过滤出来的信息只有一条：爸爸在1946年车祸中极可能丧失了生育能力。那一年的后来，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吗？

 

回到纽约后不久，洁旻为了生产，休学一年。那段时间，她放松精神，修养身体，常常去附近的公立图书馆借各种杂书来看。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叠黑白影印的稿子。穿孕妇装，挺着大肚子的洁旻站在那里，指着那叠纸，神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

"……那个时候，正是你出生的一年前左右啊。"

这是《时代杂志》一篇回顾四十年代後期年美军在中国和印度进行人体人工授精试验的报导。

报导说，有关的主要试验由美军专家和马利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主持。当时，研究者对於人体人工授精技术已经有了相当进展，还需要在一些遗传因素的细节，如男女性别的定向可能等，做更多数量的试验。除了在美国和欧洲以外，专家们的眼光落在人口生育最频密的亚洲，尤其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极为保守的国家。刚结束的二次大战使中国人对美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但是要说到人工授精这一类不但在技术上新，观念上更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一般中国人还是难以接受的。

主持者认为，慎选参加的人相当重要。理想的人选是生育过孩子，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居住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中国妇女。他们选择了沪宁杭地区。根据当时心理学家的研究，祗有那里的妇女对於这种不平常，甚至古怪的人工授精方式经过解释才可能接受。同时，传统的教育又会使她们对亲友难以启齿，因而对合约的遵守会特别可靠。

洁旻思想慎密。她先觉得有趣，然后马上联想到这可能同我的身世有点关系，于是认真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尝试推断，我是不是那些试验的产物之一。

她的想法震动了我。开始的时候，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一切源於假设的推断之中，似乎有一种错综，但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吸引了我们。

洁旻和我一起归纳出一些事实，使得这种逻辑关系更加显眼：

我和父亲的外形没有一点相象之处。我的个子比他矮几乎20公分，壮实，黧黑；父亲的身体则细长，皮肤细腻，白得耀眼，外形优雅。

我内向，反应慢，轻信人言。父亲外向，有急智，善辩。

洁旻认为，我天生有雕塑，画画的本事，很值得注意。在前述进行人体人工授精的医院里，提供精液的不乏著名的作家、画家、作曲家等。我很可能是从其中某人那里继承了这样的天份，才使我可以如今天这般生活。

与此相映照的是爸爸除了唱京戏和看武侠小说以外，对於音乐、艺术、文学没有什么兴趣。除了父亲的一个弟弟，我的二叔，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以外，父亲家族中没有什么人表现过创造性艺术方面的天份。

性格上面，我们的差别同样也很巨大。

我资质平庸，自己知道自己是弱者，对他人心存敬畏。同学朋友中只要成绩比我好，二胡拉得好，毛笔字写得好，邮票收藏得多，或是学过摔跤，会游蝶泳……，我都衷心钦佩。到社会上以後很多年，就是在美国，我还是看不清楚，也不想看清楚他人的面目。明知他人不对，我也不会当面发作。我不愿得罪人，有时或者觉得人家够可怜的，何必再给他难堪。

爸爸和大多数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一般人是当面好话敷衍，在背後什么话都说。爸爸则连腹诽都不屑，遇到他看不起的人总是当面嘲讽批驳，毫无悲悯之心。至于背後不留後路的高谈阔论，月旦人物，更不知道得罪过多少人。他毫不在意。

这些都是我和爸爸不相象的地方。

 

许许多多被埋葬在各人记忆深处的故事泛滥起来，又沉淀下去。好象白沫漂浮的潮水。潮水消退以後，又露出了原来的礁石我心中根深蒂固的怀疑：我是爸爸的儿子吗？

为什么妈妈只讲姐姐出生的故事，不讲我的出生故事呢？ 

洁旻反思她自己。她说，她确实喜欢我爸爸胜过她自己的父亲。这也许和她知道她妈妈从小和我爸爸相好有关。无论如何，退几步说，如果她真的是我爸爸的女儿，她也不会责怪她的妈妈。

 "即使妈妈没有跳黄浦江自杀，我也不会怪她。" 她眼睛蒙着一层雾，紧握着我的手，"人活着的时候，当然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

 

总之，我和洁旻越来越相信，我不是父亲的儿子。我们的推论是，车祸以后，因为医生非常确定爸爸生殖能力的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被美国专家"男女性别定向试验"的说法打动。为了抓住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适时完成给葛家长辈一个长子长孙的保证，爸爸和妈妈商量以后，决定用这个方法再生育一个孩子。大家都希望是男孩。结果成功了。 

这极可能就是母亲临终想告诉我的秘密。

虽说是"极可能"，但没法证实。我们只好继续想下去。

 

我觉得很奇怪，心里常常充满自责。因为我真的非常渴望这个猜想可以被确定。也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做爸爸的儿子。

洁旻认为，从小我没有得到过任何父亲的关爱。这是一片心理空白。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内的环境使我对爸爸的不满与时俱进。追溯上去，爸爸为了留学的理由，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出国，是对我自尊心的最大冒犯。

如果我属于早期试管婴儿的实例之一，事情就容易解释了。

洁旻问我，一旦事情真相证实这种猜想的话，会不会影响我对母亲的崇拜。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现会动摇我对母亲的尊敬和热爱。她一生受尽无边的苦难，还不够吗？ 

我甚至想到，如果，DNA的检验结果证明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生父，而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又找不到我母亲曾经参加过人体人工授精的记录，那么，我也愿意接受周叔叔是我生父的结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妈妈生命中就会有一段美丽的秘密。我的浸透了苦水的妈妈，她的生命中太需要这样一段点缀了。

1981年母亲去世。父亲的生命到2000年才结束。其间有长长的十九年。这十九年里，我几次想请医生为我们做一次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检验，以确定我们之间的真正关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一拖就是一年。我不知道为甚么自己会这样延宕面对真相关头的到来。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迟疑中。我的工作总是有不绝的各种截止期。每次洁旻催促我去验血的时候，总是我工作特别紧张的时候。

最後的几年中，父亲的健康每下愈况。我一再想，应该去做一个血液检验，以确定我们的真正关系。是时候了。然而，我还是一拖再拖。

这是一种缓慢长期的煎熬。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里，有一天我和洁旻离开曼哈顿上城爸爸住院的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拖着疲惫的脚慢慢走向停车场。洁旻认真地说，她发现我为甚么始终不愿去做DNA检验的原因了：

"……你害怕检验出来的结果确定是他的儿子。果真如此的话，你就再也没有幻想自己的父亲是哪一位著名艺术家，或者是空军英雄周叔叔这样的精神慰籍了……。"

这种说法让我有点难堪。但是我无言以对。

父亲死後送去火化的那天晚上，我感到难言的轻松。洁旻说得不错。我终於从不可能的真相追寻中获得解脱了。

 

真相并不一定可以让我们自由。有时候，幻想比科学更有用。自我欺骗比真相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思。想象驰骋时所获得的自由自在感觉，是我们在冰冷事实沉重压迫下永远无法体会的。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的前途在那里？如果在那个冰冷的二月之夜，垂死的母亲向我揭示了那个秘密的话，很可能会强迫我对於这些自己认为已经了解的事情作重新考虑。也许，就在她的床边，我对於自己遗传所得的恐惧立即消解，而不会象後来那样，让这个问题继续困扰我二十年之久。我可能会就此远离那些有关自己生身父亲的异常多样的幻想，离开那个灯光黯淡小房间的记忆。在母亲和父亲先後死亡的其间，我夜间曾经数十次冥想到浑身大汗淋漓。但是，我也想到，母亲的秘密有可能把我导向另外一种黑暗。如果我了解了真相，但那是没有一点想象馀地的绝境，那只可能会使我生活得更坏。   

 

一年圣诞节，我和洁旻带着孩子应邀到邻居格莱葛利教授家作客。吃完圣诞晚餐，分了礼物，洁旻和别的客人、孩子们在客厅玩。我到教授的书房去抽雪茄。

书房里有一幅我的油画，画的是诺曼第海边退潮时的景色。几年前格莱葛利向我买了这幅画以后，就常常向我述说静谧的风景画对他思考的帮助，以及由这幅画引起的很多联想。

一个以前没见过的，大玻璃盒子里的装饰品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组高逾两呎，象君子兰花瓣似的双螺旋型锐利边缘的薄片，形相端严又神秘。材料非金非铁，细看表面有极细的精致花纹，造成颜色流动变幻。 从某个角度看去是半透明的柔润晶莹的浅红色。换个角度看，幽幽的灰色金属光泽闪着蓝光，给人细密坚挺的质感。我眼光一时竟无法移开，只觉得余韵绵绵，深不可测。

格莱葛利在背後说：

"这是DNA的模型。"

我说：

"谁做的？"

格莱葛利浅色瞳孔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後，脸上浮起高深莫测的微笑：

"没有人制作，天生如此。" 

格莱葛利是哥大教授，第二代的俄罗斯移民。他在伦敦剑桥读书的时候，是生物物理学家、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 · 克利克（Francis Crick）的高足。他给我讲起去氧核糖核酸，即通常简称DNA的遗传物质的发明故事。

四十年代，生物学界酝酿着一场革命。生物学家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在遗传密码的携带上，大家都认为蛋白质是目标。蛋白质是复杂的大分子，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祗有复杂的蛋白质才能携带复杂的遗传密码。

克利克和另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詹姆士·华生（James Dewey Watson）在英国做去氧核糖核酸DNA的晶体衍射结构研究。他们很快就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假设，发表在1953年《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上。一页多一点的文章，震动世界。

格莱葛利从遗传密码的极其复杂，说到人类个体的异同，历历如数家珍。他的结论让我深思良久：

"……遇到完全相同的人的几率，就是这样渺小到几乎是零的程度。这一点，生而为人者都从先天的启示隐隐知道。所以遇到一个心仪的人儿，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缘分是多麽难能可贵。为了把握这样的机会，什么事情都有人做得出来。失去这样的机会，许多人会绝望到毫不犹豫地放弃生命。"

我点着头听他说，脑子里有一个华丽精美的DNA模型在慢慢转着圈子。一个想法使我慢慢兴奋起来：妈妈的美丽柔韧、爸爸的高傲睿智、洁旻的豁达智慧、我的质朴感悟……，这一切都由依附在这样一个双螺旋结构某一个节点上的基因密码所决定。这样渺小几乎无形，同时却精密地控制着生命体在绵长时间内发展的设计，使我根本找不到适当的名词来称呼，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

这样超越的生命现象从何而来？难道可能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吗？

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进化而来！那就是说，被无数前人、先贤一再提及的"造物主"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只知道色彩和造型。从来没有往深层想过，这些色彩和造型从何而来。没想到，那个精巧无言的模型一下子就把我从自以为是的无神论阵营中轻而易举地拉了出来。

回到家里，我兴奋得睡不着。忍不住告诉洁旻：

"我刚刚发现……，我知道了自己的来处。原来，我只是一个自认为无神的人。不过，我不会上教堂。我觉得，真神是谁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洁旻笑了。她说：

"你一点也不孤单。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像你一样思考的人很多很多。我们这批人，因为这也包括我在内呀。                                                                                             

我们还有个名字呢。我们的名字叫ID。意思是Intelligent Design，智慧设计论者"

这些年来，我沉湎在艺术创作之中，洁旻不停地在学习。皇后学院会计系毕业后，她没有像她多数的同学们那样，一面工作实习，一面准备考CPA会计师的资格。洁旻在爸爸的鼓励下（洁旻和爸爸关系很亲近。这让一直无法和爸爸亲近的我感到很欣慰。），按照自己的兴趣，补修了一些相关学分，然后进哥大念了心理学硕士学位。

　　洁旻告诉我，最终的划分形成，对阵的人群就这么两类：创造论者和进化论者。

从信仰角度将人群分成有神、无神两派是不精确的。无神论者中有许多人像我从前一样，仅仅是无知而已。有神论则互相水火不容，一定得分清楚教派。

　　从信仰对象将人类分为信仰科学和信仰上帝等，更加不对。因为，科学与宗教信仰并不对立。

　　接受创造说，但是不接受上帝是唯一的真神的现象非常普遍。早就有有心人为了对抗进化论，在本世纪初用一种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简称ID）将这样的人联合起来。这些人思想轻松自由，熟悉现代科学。事实上，今天对抗进化论最强大的力量就是ID，包括许多自然科学家。

洁旻的解释深得我心。那些日子里，我有再世为人的喜悦。偶尔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精神轻松，对困惑自己多年的爸爸妈妈问题，我的身世问题，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不是那种一清二楚、锐度很高的世俗理解，而是一种模糊混沌的心满意足。我恍然大悟，一切存在自有其理由，我不必妄自猜度造物的意图。我们生生不息，沉浸在深沉无边的爱之中。我感到平静快乐，那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爱。

我很从容地想到，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一个目的，继续繁衍後代。我们的身体有抵抗冷热疾病的能力；爱情或性欲使两性结合；做爱的愉悦快感是对繁衍後代直接行为的鼓励；母性和父性是後代从婴儿到童年、少年时期的坚强保护。生命如接力。

这一切，我们要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才会豁然明了，是为哲人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

爸爸妈妈先后去世多年。随着时间继续推移，我在回忆他们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把亲昵的"爸爸妈妈"换成了带着敬意和距离的"父亲母亲"。

命运早早地把母亲送进了墓园。她灰色的墓碑简单，没有一点装饰。

母亲去世不久后，我和洁旻在巴黎旅行，第一次注意到了墓园之美。

那些天，我们在巴黎十八区的蒙马塔公募踯躅，走过画家德加、小说家大仲马、音乐家白辽士、诗人海涅……的墓地。我深深为自己没有钱为母亲建造一座豪华的坟墓难过。我忽然明白了印度皇帝沙贾汗建造泰姬玛哈陵的原因。我能够为母亲建起一座泰姬玛哈陵，就可以让整个世界都知道，这里埋葬的是如此一位优雅、饱经苦难的母亲。

人到中年时，我轻松了一些，不再相信石碑可以保留对母爱的记忆。我开始认为，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用清晰又有激情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的话，是可以不朽的。

我几次动手写母亲的传记，然后不得不承认，母亲实际上是一个平凡的女性。浓厚的母爱，生活的苦难，固然可以一唱三叹地渲染，但是，背面实质性的故事，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

进入自己的垂暮之年，我慢慢发现，近代史上我亲身经历的那些故事大半已经淹没在记忆中。书上、影视作品中，现代人讲的那些当年的故事非常陌生。那绝不是我们当年真正的经历。我终于明白，总有一天，惠特曼、密尔敦、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作品，都会在後人眼中变得不知为何物。

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

尘世中，有钱有势的话，可以雇请最好的艺术家，为死亡作精美绝伦的雕饰。或者请大手笔的写手，写出赚人热泪的虚假故事。

没有钱的话，我们也可以折一支鲜花，放在最爱的人长眠之处。

两者差别并不大。鲜花会凋谢枯萎。石碑上也会长出地衣、青苔，然後黯淡，风化崩溃。无论我们为妆扮死亡的美丽花掉多少钱财、激情，死亡的寂寞总是不可避免地到来。

我们对於爱，对於个人认定的真理的记忆，依靠文字，也许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但是，再是充满真理，可以使人顿开茅塞，精致如珠玑的文句，天降绵密炽热火山灰烬的时候，千尺海啸巨浪席卷陆地时，或是万古寒冰笼罩一切时，它也就无法存在了。

心境回归平静，就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丽无处不在。

美丽存在於亲人之间相互赠与的爱中。只要我一息尚存，母亲的爱就在我身边。父亲的爱也在我的身边。在我有生之年，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将我的爱倾注在我的妻子和孩子身上。

人在纽约，我一直按照妈妈在上海的方法为孩子煮泡饭。我把煮成的干饭放在水里，不把饭团压散，而让沸滚的水慢慢把饭粒煮散。花的时间很长，稀饭特别松软适口。我怀着虔敬的心，郑重其事地做这类最简单的事情，觉得其乐无穷。

2000年，父亲去世。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我将他的大理石骨灰盒安放在纽约上州威彻斯特郡的芬克利夫（Ferncliff Cemetery）豪华的室内墓园。这个室内墓园里也安葬着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要人物。

对很多活着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和活人社会一样的名利场。早年有为数众多流落异国老成凋谢的政治人物。他们之中多数都在失意中郁郁而终。这些人生前有家乡归不得。去世后，他们的骨殖多数也没有能力追随领袖们跻身芬克利夫的室内墓园。

有一年冬至，我和洁旻带着小象去扫墓，在墓园停车场遇到一位父亲的老朋友。他是来给他当年的老上司潘公展扫墓的。我们一起向里面走了一段路，他脚步开始迟疑。原来，这个公墓除了豪华室内墓园外，还有普通的室外墓地。当年贵为国民党中常委，曾任上海市市议长的潘公展在纽约去世后，就安葬在这里的室外墓地。这位老先生心里不安。在他眼里，安葬在室外墓地的人，比安身在室内墓园的那些中国人看起来要低一等。

时至今日，这些大佬们的名字还是不时在国内的电影、戏剧、小说，甚至新闻上反复出现。中国承平日久，国共两党不再针锋相对。到各种革命历史纪念日，墓园里会出现很多来凭吊这些最后葬身海外大人物的访客。坊间媒体上也时而可见各种议论。

父亲的骨灰盒置身其间，在亲友、熟人们的眼里，是一件体面辉煌的事情。但是，我的深心中有另外的想法。父亲的骨殖长年留在一个混凝土外镶大理石的竖直的壁龛中，那是一种冷冰冰的公寓式的局促。比起来，还是母亲的遗体平躺在中国大地怀抱中来得好一点。

母亲的坟墓在武汉郊区一处常青树木掩隐的小山旁。这是一个夫妇合葬的墓地。红褐色光滑的石碑左面镌刻着母亲的名字吴冷翠，以及她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石碑右边空白。

这是母亲生前的决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蓉如打电话来和我商量：

"尊重她没有一点问题。单穴和双穴的墓地价格相差不大。问题是，旁边的那个墓穴留给谁呀？这几年日子好过了一点。她一定被报纸上的新闻骗了，以为爸爸在美国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后在美国会苦苦想要落叶归根……。对了，继母去世这么多年，你看爸爸有没有亲近的女朋友？"

我告诉蓉如，爸爸身体很好，忙着写书，没有很亲近的女朋友。一个也没有。

母亲在人世间生活了六十三年。

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一种荒谬的无奈和不足。母亲生命之中大半时期充满了忧虑和痛苦。最后就这么一块花岗石墓碑上寥寥几行字，说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女性，在那段时间到人世上来过。

现在，进入老年的我重新平静下来看我的母亲，我知道，她一生受尽苦难，同时付出过巨大的爱。有一件事情是无形的，但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母亲死后，一直生动地活在爱她的人的心深处，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稍减。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被后人纪念的。只有这么想，身为人子，心里才稍微有点安慰。

墓碑的另一半空着没有刻字，而且将永远如此光滑地空着。她旁边的墓穴空着。蓉如的想法是对的。母亲原意肯定是留下这个空间来安放父亲的遗体，万一需要的话。那是一世微贱的母亲对一世高傲的父亲的一个姿态。不过，我宁愿现在这样。如果父亲死后也安葬在此地，他连同他不安静的灵魂，肯定会打搅母亲长眠的永久安宁的。

母亲的四周是她那一代历尽战争灾难，饱受政治运动苦辛，终於获得安息的中国普通百姓。他们的墓碑低矮，字迹黯淡，除了自家人，永远没有另外人会有兴趣来看一眼。不过，他们在受到亲人的怀念以外，还永久享受着自然的安宁。冬天有积雪轻覆，夏季有绿草虫鸣。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自有我们想不到的理由。

人生是奇妙的。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情，让我对于人在死亡以后灵魂安宁问题又有了新的怀疑。

中年以后，我的艺术创作生涯自在、快乐，并且有成功的积淀。几年内，我的几幅油画在不同的展览中得奖，我的资历得到了纽约市文化局的奖励：我用象征性的价格在格林威治村一幢大楼的十楼租用一个大画室，为期三年。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常常在画室里逗留到凌晨，然後出去吃一点东西後回家。

我习惯了不是很有规律的生活。

那天晚上来了几个上海的画家，我们在唐人街一起吃了晚餐，再回到我的画室喝酒聊天到半夜。送他们回旅馆后，我打电话告诉洁旻，马上就回家。不料打完电话坐在沙发上，我睡着了。

我睡得很沉，深黑色的梦境里，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紧张、幽暗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她说的是中文：

"快起来！快起来呀！危险……。"

她将这个警告说了三遍。每重复一次，声音就减弱一些。她说得极其急迫，声音中透出恐惧。

有某种熟悉的东西让我心里一动。不过，我马上又睡着了。于是，梦境里再次响起了她惊恐的声音：

"起来呀！你怎么还不起来唦！危险呀……。"

我猛地睁开眼睛。窗户外面闪烁着不祥的红光，强度超过了街道上霓虹灯的正常亮度。

我飞快地起身，开门，冲到走廊上。走廊上有明显的热气涌动。我不敢用电梯，伸手摸一下楼梯步道的门，温度不高。我把门用力拉开，向楼下冲去……。

后来知道，在我下面四层的一个雕塑工作室漏电，起火。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烧穿了楼顶。因为不是住宅，所以人员只有一些轻伤，但是物质损失惨重……。

回到家里，洁旻还不知道画室起火的事情。我断断续续激动地的讲述，有点语无伦次。洁旻忽然脸色大变，神情惊恐：

"她怎么说？她是怎么说的？她第二次说的是：你怎么还不起来唦？"

我一下子明白了洁旻惊恐的原因。

她是谁？谁会十万火急地两次把我叫醒？谁会用汉口国语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起来唦"？

刚才，我听到的是我母亲吴冷翠的声音呀！

二十一年以前去世的母亲，她的灵魂要如何穿越漫长黑暗的时光隧道，才能在恒河沙数的人群中找到我？还是她的灵魂根本就像思想，像光线那样，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再想下去，我惊悚不已：吴冷翠的灵魂是怎么知道尘世间的危险逼近她远方的儿子的？在平常的时光里，她的灵魂在做什么？

我想到杜甫的《梦李白》：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惊悚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在此後的几年中，我并没有怎么想到这个梦。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理性的环境中，不能靠仅仅列举一些现象，分析其间的关系，就此得出这件事的意义。对於我，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我只是在危险的黑暗中，理所当然地摸到了一只母亲伸过来的温暖的手，使我重新拾起信心。

生命的奥秘在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层次上。作为一个被创造者，我没有可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接受创造论以后，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故事。

我深信，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後，我的心依旧会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常相厮守，不管他们在哪里。我不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会随着肉体生命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如果我比洁旻先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我可以象母亲那样，在某一个时刻和她在梦境相会。我希望这样的梦不要太紧迫局促，让我可以从容地提醒她，在这个世界上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一样爱着她。

万一她比我先走一步，虽然这个想法有点可怕，我还是希望，我会在平静的水面不可思议地看到她的影子，在微风穿越树梢时听到她的笑声。在寂寞长夜，当她离开幽冥之界漫游时，抚摸到她向我伸来的手。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局限，谦卑面对世界，相信人类是被造物者创造的，一切就都有了理由。

我们最终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没有恐惧的世界。这就使得我们今生今世的生命更加美丽。坟墓不再是黑暗的孔穴。死亡变成光明的大门。就象科幻小说作家H·G·威尔斯所说的那样：

"过去是未来的开始，现在和以往的一切，都在黎明的微曦之中。"

我们当初从黑暗中进入这个世界的光明，我们也将从光明回到黑暗。然后，我们将再次重回光明。

2013年10月24日初稿

2017年12月28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