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幽默者的心灵更苦痛

杨梅良

　 随着电影《芳华》的热映，作家严歌苓再次走入大众视野。

严歌苓的经历颇具传奇性：从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再到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在完成这一系列身份转型的过程中，她创作出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近年来，严歌苓的《天浴》《金陵十三钗》《少女小渔》《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作品受到影视圈青睐。

人们说，看透《芳华》，必须先读懂严歌苓。我于2012年采访过她，这次再结合观看电影，进一步研读一下这位“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女作家和她的幽默。

　　严歌苓最新小说《芳华》----- 简约的书封上大量留白，一个被皴染成国防绿颜色的舞者剪影分外引人瞩目，可以看出是根据严歌苓的照片制作的。

严歌苓当年穿军装跳舞的照片

一些 “创伤性记忆” 催化我去写作

《芳华》是对青春的一次怀旧和反思。在塑造何小曼、箫穗子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时，严歌苓将自己也放置在了这个躯壳里，选取的素材也是她的一段亲身经历。

15岁那年，严歌苓迎来了人生的初恋，她爱上了一位20多岁的排长，在半年中写了160封情书。在部队里是禁止谈恋爱的，这件事被上级知道了，追问下来，对方居然主动交出情书，检举揭发了严歌苓。

随后，领导让严歌苓一遍遍地写检查，还要求把细节写清楚，明明是恋爱的隐私，也要一笔一笔坦白。一个女孩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此刻都成了“罪孽”。这对严歌苓的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段初恋，令严歌苓有了赴死之心，在穿越了极大的绝望之后，她更加贴近了人性，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漩涡，也习得了前所未有的坚强。

在经历了背叛，目睹了人性丑恶的严歌苓想到过死，却最终活了下来

　　20岁时，严歌苓主动请缨，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在野战医院里，她亲眼目睹了一千多名伤员在死亡线上挣扎，人像动物一样咆哮。她想把这些写下来，于是就开始对写作起了兴趣。

“早恋被抓，越战中的所见都是些创伤性的记忆，正是这些创伤性的记忆催化我去写作。”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时，严歌苓打趣地说：“小时候想过许多未来的职业，可唯独没有想到过当作家。我是一不留神成作家的。”

严歌苓说：我的这段军旅生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一个人心里的构造，其实是在你的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应该说这段人生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在频繁的采访和体验中，严歌苓开始潜心写作，她的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诞生了

敢于直面人性的弱点，探索 “人性之痛 ”

严歌苓在谈到《芳华》的创作时说：这部电影剧本的创作是我对“人性之痛”的探索。我在很长时间中一直在思考，人群中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严歌苓通过读书来寻找答案，她在读到弗洛伊德说的一段话后，似乎理解了人性。

弗洛伊德把很多种东西写成是人类从成熟期、幼稚期、退化期，比如暴力，一个人被迫害，你一定要跟安全站在一起，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人性当中永远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结成集体迫害这个人的时候你转移了这个不安感。人对另外一个人施暴的时候，整个人群都在退化。

严歌苓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生命的酸楚、慌张，生之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

《芳华》这部小说是对自身的批判和忏悔，反思得比较痛彻，是对自己的解密，是对自身心灵史的深入挖掘。在近乎平静的叙事中，用手术刀式的凌厉，解剖出了埋藏起来的人性罪恶，她用一段“好听的故事”讲述了“人性的秘密”。

电影《芳华》的两位主创冯小刚、严歌苓都曾有过部队文工团的背景，共同的经历造就了这部有着文工团情结的故事。

文工团里，女孩们正值豆蔻年华，她们秀丽的容颜、高挑的身材、美好的躯体，光看画面，你就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浓烈青春

新兵何小萍是个出身不好、汗腺发达身体有馊味的乡下姑娘，刚来时受尽欺负，只有刘峰愿意接近她。

听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刘峰情不自禁地向林丁丁表白爱情。却被两个男兵看到，第二天，刘峰就被保卫科的人带走了。

野战医院时的何小萍遭遇残酷战火洗礼，内心受到强烈震撼。

故事的最后，穿过岁月蹉跎，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一起相依为命。

记录细节，需要到生活中去 “卧底”

严歌苓是个体验派的作家，每次下笔写一部作品之前，她都会花费金钱、时间，用大量的精力去考据和体验。她为何如此注重“细节”呢？严歌苓介绍说：我在美国写作班训练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们不断描述看到的东西。我的老师认为写作是应该被训练的。像任何艺术专业一样，只会使你变得更好，因为你有了训练，会使你天才的潜力得到更好的挖掘。

严歌苓认为，真正经过虚构形成小说，应有两个元素：细节和想象力。虚构最重要的是细节，要写活人物，用想象力是没有办法弥补生活中的真实细节的。有了真正的细节，写作才会有质感、有触感。为此，她在写作中非常注重挖掘生活中的细节。

写《寄居者》，为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场景，她翻遍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缝纫店构造、舞厅情况都一一记下。

写《老师好美》，为了进入高中生的语言系统，她用五六年时间，多次去北京的一所中学做旁听生。

写《妈阁是座城》，她去澳门赌场4次，为感受一下赌徒心理，输了几万块钱，写下了若干个富翁自残戒赌的故事。

写《第九个寡妇》，她特地到河南农村去住，看农民怎样起红薯，怎么摘棉花，还学会了一些河南方言。

写《小姨多鹤》，为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去了3次日本，光翻译就要150美金一天。

写《陆犯焉识》，为了解陆焉识在西北大荒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她花很多钱去青海体验生活。

严歌苓之所以坚持调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她把自己收集资料、体验生活的过程，形象有趣地用“卧底”这个词来比喻。

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的或邪恶的，明媚的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她将这些细节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后变成一个个故事。

严歌苓作品《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作品《妈阁是座城》

严歌苓作品《陆犯焉识》

发现自己身上的 “幽默细胞”

严歌苓旅居国外多年，还加入了好莱坞编剧协会，从那时起，她开始练习用英文写作诗歌戏剧。

《赴宴者》是严歌苓第一部完全用英文写作的小说作品，这对她来说是一件跟自己过不去的事情。严歌苓说：创作这本书激发了我的潜能，不仅是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潜能，还有性格的潜能，就是幽默。

严歌苓的文字具有很大的魔力，它能让你时而大笑，时而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的语言是风趣幽默、轻松质朴的，即使在描绘最悲伤、最感人的故事情节时，她也是通过一种略带调侃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这种带着泪的微笑不是真的笑，而是在你的心头狠狠地一抓，让你心痛。

这本小说的英文版出版后，不少读者告诉严歌苓，他们被她的冷幽默逗得发笑。

“原来我可以很幽默，原来我有一种引人发笑的叙事语言。其实不止这些，我还发现了一个带些美国式的粗犷、调侃的严歌苓。”她说。

我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我喜欢打趣，我喜欢自嘲，我天生如此。

严歌苓作品《赴宴者》

　　严歌苓幽默潜能的不断激活，还得益于她的外交官丈夫劳伦斯。这位精通八国语言的外交官性格幽默，他为了和严歌苓结婚毅然选择放弃了外交官生涯，这使严歌苓一度受伤的心渐渐地暖和过来。

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严歌苓的创作“矿藏”，甚至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因为劳伦斯的机智幽默，严歌苓还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王老乐”。

黑色的幽默 悲悯的情怀

严歌苓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

在严歌苓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但她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裸裎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经劫难后的希望复苏。严歌苓喜欢写那些充满变数的小人物，正是这一偏好直接催生了她笔下的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朱小环、犹太难民，以及《赴宴者》里的蹭饭达人董丹。从对这些小人物的刻画中显现出，严歌苓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折射出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虽然多年来，“有趣”一直是严歌苓写作的“高指标”-------她写苦难，很少弄得苦大仇深；她写自由和孤独，绝不是自怜自艾的委屈样儿；写生命的坚韧与不屈不挠，也不搞得根红苗壮咄咄逼人。任何题材，她总要以乐观的人生态度打底，同时混合着一股狡黠的聪明劲儿。

严歌苓使用一种充满黑色幽默的方式，把这个充满戏剧化的时代捏合成各种形态、各种语句展现给读者，所有情感都流露着一种戏谑反讽。

严歌苓作品集

严歌苓的作品《天浴》《金陵十三钗》《少女小渔》被拍成电影。

严歌苓的作品《梅兰芳》《陆犯焉识》（电影《归来》）《芳华》被拍成电影。

后 记

我采访严歌苓是在2012年的10月17日。 

应“中国移动手机悦读会 · 名家面对面”的邀请，严歌苓来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我思故我在-----我的写作生涯》研讨会。

在东北师大文学院，作为记者同时又是校友，我的采访受到了诸多关照。在现场，我还获得了一次提问机会。在研讨会结束后，我请严歌苓在《赴宴者》这本书上写下她对幽默的感悟。

对于幽默，严歌苓这样写道：幽默者的心灵更苦痛。

对于严歌苓当时写这句话的含义，我也是在最近观赏电影《芳华》之后，有了更深的感悟。并使我能够用更多的话语来充实这篇文章的内容。

严歌苓在《赴宴者》书上题字：幽默者的心灵更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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