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台湾，我漂移的故乡

胡发云*

　　一个曾在民国生活了十一个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后，又一次踏入了民国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汉出生，同一天，内战中日显颓势的蒋介石令行政院长孙科、总统府资政张群等，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并向中共表达了和谈意愿。未果。数日后，老蒋黯然下野。

1949年二月，我刚满月，时任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负责人兼医务主任的父亲，奉命由武汉护送一批内战中的国军伤病员西撤，历时数月，携妻将子，辗转数千里，在重庆安顿下来。1938年，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父亲也走过同一条漫漫长途——那时，他是把一批受伤的抗日将士转移到大后方。

1949年11月共产党军队兵临重庆。

远方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十一月底，老蒋弃城飞往台湾，父亲的一些同僚与上司也纷纷赴台或去向他国。

父亲留了下来，为了手下那些伤病员，也为了不满一岁的我和远方故乡的老祖父。刘邓大军进城后，父亲移交了他管辖的药品器材伤病员，谢绝挽留，乘舟东下，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来的救治中国军人的颠沛流离生活。

以后的日子，当然是他不曾料想的。

这些年来，我走过许多地方，却从未去过台湾。

后来我发现，这大约是一种近乡情怯吧？

这次，收到了台湾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赴台邀请，去做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我知道，该启程了。去到那个似乎与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

那是我漂移的故乡，那里有我失散多年的前辈和兄弟姐妹。

下面这些图文，便是我此行中的的随拍随感，或许它们只是一些浮光掠影、雪泥鸿爪，但愿朋友们能够读出一些微言小义来。

　　抵台的当晚，两位台湾青年志愿者小刘和小叶，便周全细致的协助我安排尽可能丰富的的行程。往后的十多天，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今天台湾的年轻一代——谦和、敬业、温厚、严谨、勤思而好学。

　　两天后，平安夜。一批旧雨新朋在香格里拉酒店相聚。这是从顶层餐厅看台北的夜色。

　　应邀参加一个学者聚谈会，地点在紫藤庐，这是著名哲学家、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周德伟教授之旧居，当年，周先生为台湾引进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曾与许多重要学者——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夏道平等，在这里交流砥砺。

周德伟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渝先生又将这里办成一个文化艺术会所。1979年"美丽岛事件"时期，这里也是政治异议者和前卫艺术家的聚集地。

　　那天出席活动的有紫藤庐主周渝先生，他谈了“从父亲周德伟谈上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话题。其他著名学者有唐光华先生谈台湾体制外教育。钱永祥先生谈台湾思想政治状态。朱云汉先生谈台海关系。夏铸九先生谈紫藤庐的意义等等话题。

　　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哲学研究员钱永祥先生，与我同庚，1949年，襁褓中的他，随父亲来到台湾。

　　台湾学者，大多儒雅、谦和、质朴、执着又内敛。或许是不再有那种与外部的紧张感，也无太多的利益追求，很少大陆这边常见的戾气、霸气和痞气。那天因为要谈的话题甚多，过了规定时间，有两位略带歉意地告辞，一位要回去遛狗，一位定于在这晚要陪母亲吃饭。

　　受赠钱永祥先生主编的《思想》杂志。里面许多文章都是我喜爱并关心的。

　　周渝先生赠我其父的传记性文集《落笔惊风雨》，我送他刚在台湾出版的长篇《迷冬》，未曾想，一次普通的文友应和，竟生出浓浓的情义来了。在其后的十多天中，两人又有五六次的聚集交谈，光饭就请来请去吃了五餐。全都是在那种只有他们才知道的风味小馆子，坐大堂一角，细语交谈。台湾这边极少规模宏大的饭店，也很少有包间。

　　左图：周德伟教授与徐复观教授 右图：周渝先生的母亲

　　这里一直都是新思想的温床。在这样挤挤擦擦中，热情、梦想与哲思喷涌着。

　　第二天，为了追寻我父亲那一段消失的历史，我又在紫藤庐拜会了青年学者杨善尧先生，向他讨教抗战时中国军医的一些问题。受赠他的专著《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我父亲职业的一部书。为这样一种高尚的职业，父亲付出了全部青春岁月。并给他1949之后很长的一段生活带来磨难与屈辱。

　　台北故宫，是很值得一去的，这里有许多大陆故宫没有的东西。

　　淡水，离台北约一小时车程。这里是荷兰人的要塞。

　　蒋中正，一个现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他离世四十多年之后的海峡两岸，对他依然存有各种评价。好在这些争议不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了。

中正纪念堂，每天依然有很多人前来观光。

　　卫兵换岗，是这里最具吸引力的一个仪式。

　　中正纪念堂有时候也变会成这样，做一个活动，老蒋就被花里胡哨的装饰包围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两党轮替执政时，各自的一些情绪与偏向。（资料图片）

　　这里有各个时代、不同的诗人或作家，写下的字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道，思考与追求，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

　　路过总统府，看到路边出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景象。宛若来到了节日的北京。这显然是统派或红派的活动。这里的法律允许这类活动，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活动。路过的市民也以平常心待之。甚至不需要警察，特警，保安来维持秩序——主办这一类活动，是安全又寂寞的。

顺便说一下，除了纪念堂等一些场所的仪仗队，在台湾半个月里，似乎从未见过军、警、宪、特人员，城管、稽查、税务一类也没见到过。没有交警，交通秩序也算井然，有许多提醒机动车的标牌，内如大多是提示"行人优先"一类。

　　

　　下图来自网络

　　下图来自网络

　　去立法院看他们开会，刚好遇上头天是台湾实行宪政六十九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他们的法定假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国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行宪，有点像满清末年方寸大乱之时想起立宪一样？ 不过，今天看来，也算是亡羊补牢了。

　　立法院议场，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像大陆八十年代的高校礼堂。

　　今天的议题是交通方面的，大约不是争议很大的话题，没有打架，也没有对骂。很多记者找地方打盹去了。

　　台湾有一类人，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一批有识见有风骨有情怀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维系并延续着一种宝贵的士人精神，承接传统，吸纳世界，不畏权贵，不媚大众，营建着一种宝贵的精神价值，让它们成为中华民族前进的灯塔。

胡适先生在那一大批民国知识分子中，是我最心仪的一位。

　　为了更多一点解父亲的一段历史，去台湾国防医学院、中央研究院，向近代军史及军医史专家叶永文教授，郭世清老师、张力研究员、游鉴明研究员讨教。结束后去了胡适纪念馆和胡适公园——先生离世后，长眠在那里。

　　林语堂先生也是我非常喜爱的文人。他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睿智幽默的文字风格，还有他各种聪慧各种异想的工业发明，甚得我心。

　　钱穆先生故居。

　　林语堂和钱穆的故居，包括后来游览过的齐东诗社，都是年久失修、人去楼空了，后来有关机构几乎要推倒另做它用。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女士极尽努力，终于将它们保护下来。

　　这座掩映在绿荫深处的小楼房，是蒋介石最后的栖身之处。

　　带领我们去的，是当年一位受难者家属，她可以讲出其中许多碑石下面的故事。其中也有共产党人。曾有大陆的家属，在她们的帮助下寻到了亲人的骨殖并移回大陆安葬。

　　戒严时期，执掌台湾大权的两蒋，也有着自己的墓园。由于小蒋的解严，民主化之后的社会，得以让这两个充满紧张感的墓园在台湾同时并存。

　　走下神坛的蒋氏父子。

这些伟人塑像我们非常熟悉。苏俄一母所生的国共两兄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台湾民主化之后，对两蒋有过激烈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对在个人崇拜上走得更远的老蒋。许多老蒋铜像被拆除销毁，其中一小部分被民间出资保护起来，让它成为一段历史。那种你死我活直至掘墓毁尸的对抗结束了。台湾的社会转型，以最小的代价，换得了最大的成果，是亚洲维权社会与专制国家一本教科书。这一点，即值得大陆借鉴，也值得台湾珍惜。

　　这是高雄市一座巨型老蒋铜像，已经大卸八块准备回炉，被桃园大溪两蒋文化园努力寻回，但已经不可完整恢复。这样的复原，也是一种象征。他不再是神圣，但是是一段历史。这种残缺，恰恰将老蒋还原成一个人。

　　我下榻的旅馆，在闹市区黄金地段信义路。繁华的大街背后，就是普通百姓最日常的生活。很像大陆小县城的街市是吧？常常有摊点摆放到路上。

民众的安居乐业心平气和，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很像大陆小县城的街市是吧？常常有摊点摆放到路上。也见到有摊贩把餐饮车摆到大街上，地铁口的，没有问台湾是如何处理市容整洁与民众谋生之间的关系。

　　按台湾的人均收入，这里的物价要比大陆便宜。台湾收入不算太高，贫富差别不大（有兴趣者可以网搜一下。）但是社会福利不错。所以，既无衣食之忧，又有诸多权利，手里还捏着一张选票，台湾民众就可以让官不聊生了。

　　下面要说说两个监狱。

一个是令台湾思想政治界与异议分子刻骨铭心的景美"警备总部"军法处暨看守所。我们熟悉的李敖，柏杨，陈映真等一大批人，都在这里待过。

　　这里审理过著名的雷震案、江南案和美丽岛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就是在这里，作为施明德、林义雄、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人的辩护律师出庭。

北京浩东律师曾写道：1979年6月2日，《美丽岛》杂志社在台北成立，由黄信介任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任总编辑，其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本土精英……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申请未获得台湾当局许可的情况下，仍组织游行活动，被台湾警方镇压，双方发生严重冲突。事后，台湾当局大规模收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被抓捕。1980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将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等人起诉。台湾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公开审判该案，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被告方开始聘请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了一个15人的律师团，进行辩护，开始了著名的美丽岛大审。

关于此事，余少镭先生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叛乱罪"（或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民主人士，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的惯用伎俩。但通过"军事法庭"来审判持不同政见的平民，则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独门秘籍。它最恶劣之处，便在于过程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超期羁押，而且大多是秘密审理，记者想拍个电视画面都不成。

所幸的是，八年之后，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的政治智慧与大局意识，让台湾平稳地走向一条新路。

这间审判厅，见证过台湾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刑讯室

罐头一样的牢笼。

重犯的脚镣。

　　当年被误判并关押了12年的陈钦生先生向我们讲述那些个恐怖的岁月。他站在这间重刑犯监号门前，拉动那根粗铁栓，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说，当年在夜深时，听到这种声音，心里便会抽搐，接着就传来铁镣在地上摩擦的哗哗声。大家知道，又有人要拉出去枪毙了。

陈先生说，当年对破案有很多要求，也有很高的奖励，所以冤假错案特别多，哪怕后来明知判错了，也不容易改判。

　　“美丽岛”大审判。是专制与民主的最后一次大较量。从此之后，暴力与血腥渐渐退场。执政者、反对派、广大民众，都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理性态度，用最小的代价，换取了一次成果巨大的社会转型。

　　石刻的受难者名单上，陈先生指给我们看他的名字。

　　陈先生已经退休，他现在的主业，是一名人权园区的义务讲解员，台湾那边叫做“志工”。由左至右：大陆学者洪振快，志工讲解员陈钦生，胡发云，杨俊。

　　高墻的缝隙间，一只钢筋扭成的飞鸟。如今，这里已经楼空人去，留下这只渴望飞翔的小鸟，讲述当年的故事。

　　离台北两百公里，还有另一座监狱。是今天依然在运行的彰化监狱。在这里服刑的大多是刑期较长的重犯。

我是从台湾作家杨渡先生的文章中知道它的。

杨渡兄在文章中说：我刚接任文化总会秘书长，便建议会长马英九，与其坐困愁城，不如宣布由“文建会”拨预算，请文化团体进行艺术下乡活动，进入偏乡学校、弱势群体、监狱工厂，让人文艺术与民间分享，让平时无缘艺术的社会底层，有机会分享到艺术的美好。 就这样，优人神鼓申请到计划经费，到了彰化，去彰化监狱进行艺术下乡活动。公益团体进入监狱教艺术，例如陶艺、绘画、音乐是有过的，但表演艺术团体进入监狱，这是第一次。 没有人知道，他们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 三年后，彰化监狱邀请我去参观鼓舞打击乐团的表演，那是优人努力的成果。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如果监狱，变成艺术学校》，对此赞叹不已。

图为志工叶先生与准时在门口迎候我们的监狱教诲师（类似大陆的管教人员）。

　　由服刑人员（台湾叫受刑人，或学员）演出的优人神鼓竟然走出高墙，为社会公演。（资料图片）

　　监狱最高长官——典狱长洪先生给我们介绍学员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心理，艺术培育及刑满就业等各类情况。这里生产的花灯，工艺品，荞麦挂面……产值已经相当高了，一些服刑人员甚至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

　　服刑人员做的一些工艺品。他们很多人在里面读书，绘画，习书法。不定期办一些展览。

服刑人员寝室。和多年前的景美看守所大不一样了。

　　监狱企业生产的畅销产品： 荞麦挂面。

　　这里有一个以弹拨乐器为主的乐团。名叫“工尺谱乐团”

他们使用的乐谱，就是古老的工尺谱。这是如今大陆连专业人士都没几个认识的记谱方式。我想只有这种特殊地方，才能让这些完全没有音乐基础的人们，静心学懂这样的乐谱。

　　

　　这就是杨渡兄数年前在文章中提到的彰化监狱的“优人神鼓”。

网文有说：优人神鼓是台湾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前身为优剧场，1988年由创办人刘若瑀于木栅老泉山创立；1993年黄志群加入担任击鼓指导，成为优人神鼓。优人神鼓以“先学静坐，再教击鼓”为原则，揉合果托夫斯基（en:Jerzy Grotowski）身体训练、东方传统武术、击鼓、太极导引、民间戏曲、技艺、宗教科仪、静坐等元素，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表演形式“当代肢体训练法”

没有在现场听过的人，极难感受到那种撼人心魄的魅力。不可想象的是，这些曾是人性丧失，意志萎靡，文化缺失的年轻人，会奏出这样恢弘激越抑扬顿挫的鼓曲。他们几乎都与音乐无缘，我问洪先生，他们服刑之前，受过音乐教育吗？洪先生说，要是他们受过音乐教育，就不会犯罪了。

一首五六分钟的鼓曲，各种不同音色音高的大鼓小鼓，一场下来，数以万计的鼓点，轻重缓急一拍不差完成演奏，是一件神谕之事。他们的教诲师说，确实很难，打鼓之前，要练打坐，修养心性，再练打拳，训练肌力，再才开始练鼓，一日数小时，一曲数百遍，真是一次脱胎换骨重塑心性的过程。

优人神鼓艺术的创始人刘若瑀、黄志群夫妇，亲自入监给这些年轻人做艺术培训。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

　　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给这些特殊鼓手们说了。我向他们致敬，就像向那些优秀的艺术家致敬一样。

　　这些精壮强干的鼓手，常常会外出参加演出。那些制作花灯的学员，常常使用钢筋铁条及各种工具。我很自然地想到，他们会不会逃跑？会不会利用那些“武器”作出不当之事？洪先生说，当然会有一些保障措施，但是没有发生这类问题。

我又委婉地问典狱长，如果发生服刑人员违规，会不会对他们作出刑讯动作？洪先生说不会，哪怕他们对监管人员动手，也不能还手的。又笑笑说，现在新闻界对这一块监督很紧，有一点事情，就会沸沸扬扬让狱方下不了台。

另外想提一下，大家会发现，所有这些演出者，面部都做了处理，这是狱方的要求。他们说，为了保护这些服刑者的隐私权。

　　接受中广电台采访，话题是我在台湾出版的新书《迷冬》。就在录制要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胡忠信先生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台版《迷冬》获得2016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排名第一。这是2016年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南方家园出版社请我给一批《迷冬》签名。我希望有更多的台湾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过读到这本书，就像我在此书的序言的题目《记住，并永远不再踏入那一片疯狂之海》

文章链接 

http://qoofan.com/read/vnWAw5zWGM.html

　　给台湾读者留下我的谢意与期待。

　　旅台期间，有许多的重逢与邂逅。

　　“陆生”，也就是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同文同种，他们少了很多欧美留学生的文化语言之隔膜。

　　数年前，在维也纳。嘉明兄是我家的常客。如今他是我的东道主。

　　男人之间，如有刻骨铭心的往事。一句话，也能勾出两眶热泪。能勾出兩眶熱淚。

　　一路上，都有朋友陪同去吃这些苍蝇小馆子。这一家有马英九来进餐的照片。

　　许许多多这样温暖的灯火，招徕你进去会一个熟悉或陌生的友人。友人。

　　早已在大陆见过数次的台湾作家杨渡、子华夫妇和他们的一双漂亮儿女，在一家台湾小店请吃。作家、资深媒体人陈浩先生与翻译家邓嘉宛作陪。

邓嘉宛小姐带来了她早已购买的港版及英文版《如焉》和新出的台版《迷冬》让我签名。

　　又一位与我同岁的。高先生是我们游览中正纪念堂的志工讲解员。在台湾，很多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在幼年与父母亲人一道来到台湾的。

　　蜚声华语文学界的学者型作家龙应台女士。辞去文化部长一职之后，又回复自由自在的平民身，终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探望照顾远在屏东的九十老母亲了。除外，写作，讲学，民间文化公益活动，成为她的日常生活。

　　于我来说，她更象是失散在台湾的一个小妹。1949的大江大海之中，载着她的那条小船在波涛中随风而去了。

　　我太太是铁杆的龙粉，在诚品书店，太太将所有龙应台的书都买了，行李几乎超重。

　　吃完饭，从小店出来，散步回家。

台湾的许多朋友，似乎都没有私家车，或不常开私家车。大家都步行，或乘公交，捷运（地铁）。很接地气的。

　　周渝先生是我们在台期间往来最多的，如同街坊邻里或少年密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一有空，便相聚。太太喜欢他的字，他便兴致勃勃地给写了好几幅。

　　离开台湾的当天，周渝兄硬是在我们去机场前，插空请我们吃了一顿大名鼎鼎的鼎泰丰。这家台北生意最好的馆子，离我们的旅馆一箭之遥，但每天看着人山人海地排着大队，不得不一次次压下贪吃的念头。

为一了我们的心愿，周渝兄提前排队，等我们收拾完行装，直接去享口福。

　　离开台湾的前几天，乘高铁去桃园，看望多年老友王力坚教授。在出站口接上我们，他就径自将我们带往海边。

大海对岸就是一衣带水的大陆。

　　我看见海边有许多碉堡。那都是五十年代建的。当年，一边要反攻大陆，一边要解放台湾。

　　那场血战终于没有到来。半个世纪前的碉堡，已经变得像礁石一样沧桑，那射击孔中终于没有喷出仇杀的火舌。

　　是的，这样绚丽的晚霞……

　　这样宁静的万古江河……

　　这样璀璨的灯火……

　　这样碧玉般的温润透明的夜空……

　　我们不需要仇恨、对抗或战争。

　　再见，台湾。我漂移的故乡。

再见，台湾。一样的面孔，一样的语言……

让我们相爱，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