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知青大返城，为何发生在1978年？

余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确实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从党的历史上讲，那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再搞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
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许多讨论的话题。我的课题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知青大返城发生在1978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发生的知青要求返城，在一些有关上山下乡的书刊里，专家和学者都有专门的论述。我今天再来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些个人的体会。知青大返城，为什么会发生在1978年呢？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第一、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从1968年12月开始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78年的时候长达十年之久。种种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可以讲是问题丛生。其中包括在1978年前夕插队知青的陆续重新安置对于还滞留在农场知青的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对还留在农村的知青的影响；当时部分地区知青（如黑龙江）开始的返城的影响。特别是大转折的1978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对于还在农场知青的影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1978年，拨乱反正的大趋势势不可挡。
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江青一伙被抓了起来，长达十年的浩劫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号。面对十年的累积的各种问题，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的较量，到了1978年的时候似乎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大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恢复本来的面貌。在这样的大趋势面前，拨乱反正引发了社会对于还没有准确定性的上山下乡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千家万户。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坚持，今后怎么办？1978年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引发了人们对于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价。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四化”的目标，城市里的种种巨大的变化引发了还在农村的知青渴望回城的愿望。在这些变化面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包括他们的家长，都在期待和关注197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所以讲，1978年为什么会在那年发生知青大返城，而且是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抵抗？这里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有着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第三、1978年，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再认识。
我们都知道，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的时候，政治报告里对于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下的结论：“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那时大家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已经有了许多非议，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想象的。所以，解决知青问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要研究当时“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客观理性地分析时任的领导人们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对于最终解决上山下乡问题的作用、转变等等。同时也要看到，产生“两个凡是”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对于1976年10月以后国家发展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渐进的过程里，需要我们客观准确地去理解前任的领导人们。要研究实事求是地看待上山下乡运动是怎样逐渐成为一条主线，以及为什么会在云南农场爆发一场规模较大的知青集体请愿回城的风波？包括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对于最终中止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等等。

第四、1978年，中央决心解决知青问题。
在1976年10月抓了四个人以后，标志着长达十年的一场浩劫的结束。如何看待这个十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包括建国以后的各种运动，成为当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以上山下乡为例，在文革中达到了罕见的规模。据现在官方资料显示，文革期间有1600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在不断的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随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断解决，人们渐渐关注到了这个发生在大浩劫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在当时，所有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新生事物”都被一一否定了。唯独上山下乡运动在公开的场合还是被肯定。在1977年的十一大的时候，政治报告里还是肯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但是，面对着这场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央高层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就有“四个不满意”之说，至于是邓小平说的还是李先念说的，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高层对于这场运动有了质疑的声音。从当时总体情况看，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大的进展。大家不敢随意表态，没有突破禁区，有“凡是”的因素。后来，邓小平把解决这个问题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就业问题，对于上山下乡如何看待，还要不要搞，没有讲明。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讲为什么知青大返城会发生在1978年，必须讲清楚解决这个问题的1977年的准备和1978年的持续。结果是什么呢，就是1978年12月闭幕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得与失，应该讲清楚。因为这个会议“失”的部分恰恰是促成了云南农场知青要求返城事件越演越烈的一个因素，也为最终让知青们回城埋下了伏笔。坏事最终变成了好事。

第五、1978年，爆发了云南农场知青集体要求返城的事件
1978年爆发的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城的风波，不是一夜之间
会发生的。既有多年各种问题的累积，也有1978年大转折的影响。包括当时即将打响的中越之战。在云南各个国营农场自有知青到达后发生了不少有规模的事件，这些叠加效应对于1978年秋天发生的大返城起到了不可逆转的作用。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是云南农场的知青呢？在分析第一封信的出笼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中，可以看到云南农场的特殊性。有农场（兵团）人员集中的因素，一旦有事就会形成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又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城市来的知青，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对于事件的发生有着特定的影响；甚至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也是一个因素等等。
1978年云南农场发生的这件事情，不能遗漏当时公开的媒体的作用。那时信息的传递不想今天，主要是靠广播、报纸。其中有三次比较重要。一次是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是1978年中媒体对于上山下乡问题进行公开评论的第一次；第二次也是《中国青年报》，通过内部上报的方式将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家的事情报告给中央，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第三次是1979年2月《人民日报》报道了王震接见云南农场北上请愿的知青代表。这样的报道在主观上是想借此宣传党中央对于知青的关心，但在当时客观上起到了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并告知了全国人民。
从1978年起，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向了终点。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再也没有学生上山下乡了，大批知青从农村回到了城市。这个过程中，云南农场的知青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结束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六、1978年，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讲，我还在考虑之中。因为课题主要是回答为什么是1978年，到此应该结束了。但是作为亲历者，我感到这一年的转折就是我们这代人人生的巨大转折。如果没有1978年的转折会怎样呢？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是历史是会见证的。所以，我在课题的提纲最后部分里增设了四个章节：追赶失去的时间；奋力的重新起步；艰难的重新就业；难忘的人生转折。
最近我在一个以文化人为主体的微信群里，看到一位朋友有这样一段话，在结束汇报时与大家共勉：
“我总觉得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相对地可以自由思想！这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被我们赶上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