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记住改变命运的1978年——知青大返城为什么是1978年

余杰

1、1978年，是付出了惨痛教训后重新起步的一年：
1978年，历史记住了这个年份。
所有亲历了1978年的人都会从自身的角度对那个年份做出自己的评介。
以我们这代曾经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而言，那一年的巨变，是我们人生路上一个转折点。无论是大批告别“接受再教育”回城的人，还是极少数依旧留在广阔天地的知青，都从那一年开始感受了开始变化的中国。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使我们的脑子里彻底打消了崇拜与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启迪我们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不要照搬照抄！在我们人生路上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无知的崇拜，愚蠢的吹捧，在1978年开始得到了一次大扫除，大清理。
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使经济陷入快要奔溃的国家再次看到了崛起的希望。如果不是全民“革命”、“造反”，会有无法安置城市青年学生的一幕？会有全国学校统统停课的闹剧？再次恢复到八大的路线，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付出了多少血与火的惨痛教训。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知青大返城会发生在1978年，因为这也是一次涉及到民生的拨乱反正。
至今还在吹捧上山下乡无比正确的一些人，应该认真地回想一下难忘的1978年。不是1978年，你能回城吗？如果上山下乡是正确的，你干吗要逃回城市？

2、1978年，是在否定中前行的一年：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一项重要的议题：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是自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两年间，经过多次反复较量所取得的成果。
当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于这场运动究竟该如何界定，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包括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的一些是是非非。
如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等等。
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做出了各种平反、昭雪的决定。但是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言，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对于先前错误的东西进行了果断的否定。
个人崇拜框框被彻底否定了。教条主义的枷锁被打碎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带来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特别是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些果断的否定，深深地感到是何等的不易啊！这是中国人民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再次醒悟的标志。正是有了这样的清醒，所以从1978年开始，才会重提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才有了一个共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是现代中国难得的一次大进步。历史会记住这个功绩！

3、1978年，是再次出发的一年：
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要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在一场浩劫的废墟上，再次出发时何等的不易。
以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讲，在这个转折关头是成为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还是继续的农村里无所事事？被荒废了十年青春岁月的我们，毅然选择了要回家，要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力量。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天时。国家终于从迷茫中走了出来，终于在错误和失败面前开始了纠错的步伐。随着对十年浩劫的否定，那些所谓的“新生事物”雪崩一般地倒塌了。虽然上山下乡问题一时很难断言正确与否，但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们开始耐心地倾听了知青们的声音。如此转变是在高压下的专政年代无法想象的。天助我也！
地利。从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开始，逐渐松动的上山下乡政策使生存环境、生活条件、收入保障都处于困境的插队落户知青们，首先获得了回城、上调的机会。在允许知青病退、顶替政策的不断出台，所有符合条件的知青们陆续开始返城。继续滞留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不甘于失去回城的良机，面对国家政策中的疏漏，大胆地提出了批评指责。在云南农场知青爆发要求回家的过程中，上有邓小平“不要压制”的指示；中间有赵凡为代表善良正直的老干部们，从同情到理解，从安慰到义无反顾地支持知青回城的举动；下有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对知青们的同情、对所谓的“再教育”的嗤之以鼻等等。地助我也！
人和。1978年前后的中国，逐渐宽松的大环境和思想解放的大潮为老百姓带来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人们可以不用再阶级斗争的大棒下胆战心惊地活着，可以在私下甚至公开的场合说出心里话。当云南农场的知青用写信的方式向国家领导人表达自身的诉求后，管理者最终没有动用专政的手段加以镇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那是第一次有5万人集体罢工请愿。如此规模的大事件不仅得到了广大有着知青身份的人的支持，还有他们在城市里的家长和亲朋好友的声援。特别是在这些声援的人群里，本身就有不少掌权者。就像处理云南农场事件的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赵凡所言：我也有三个孩子在农村上山下乡。上山下乡，齐心协力，这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怎么还能持续下去！人助我也！
所以，1978年，知青该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