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幕后的故事

祥富

　　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壮举，莫过于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2024年10月，是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90周年，也是开国上将萧华创作《长征组诗》60周年。敬编此文以纪。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在赣南、闽西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投入空前的重兵“围剿”及经济封锁，更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红军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内英勇苦战一年，仍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危艰，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决策，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9月间，各路主力红军相继退出一线阵地，进入集结出发状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0月10日正式撤离“红都”瑞京（瑞金），率部到于都集结，准备出发“西征”。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于都河（亦称贡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流深湍，河上没有一座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将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汇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仅4天时间就在30公里长的河面上架设了5座浮桥和布设众多摆渡和涉河点（为防敌机轰炸和隐蔽红军战略意图，架浮桥等均在夜间进行，故称“夜渡”）。从17日开始，历时9天，将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共8万6千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包括途中补充的兵员在内仅剩不足8千人）送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该碑碑体为双帆造型，寓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碑高10.18米，寓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在此渡河。

　　红军长征有多难？毛主席用兵有多神？

从撤离瑞金等地开始算起，中央红军总共走了370余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场先西进再北上的生死攸关的远征，我们史称长征，而国民党则称为“流窜”，因为当时这支队伍前无目的地，后无根据地，没有物资粮草供应，沿途没有群众基础，今天能否有饭吃，晚上在哪里宿营，明天往哪里走，都是未知数。8万6千多人的中央红军，从瑞金到湘江1000多里路，突破国民党重兵设立的四道封锁线，但湘江血战后只剩不到3万人。此时红军战力大大下降，粮秣弹药奇缺，而蒋介石已判明了博古和李德的企图，调集40万国民党军布置好陷阱，只等这支“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残败之师前来送死。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

　　长征开始前，周恩来分別说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三人团”和毛泽东，让已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只出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且在病中的毛泽东随红军主力行动。当红军面临灭顶之灾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力挽狂澜，以病弱之躯说服了“三人团”等中央领导，进击敌军薄弱的贵州遵义，于是“通道转兵”，将红军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此时红军走出了尚不到3000里路，后面2.2万里的漫长里程，则幸运地由毛主席来领路。

（1930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指挥红军连续打破了敌人三次大围剿。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2年底，尽管周恩来、朱德等人极力反对，但执行王明路线的党中央还是解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湘江战役后，中共中央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芙蓉乡木林庵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北进湘西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通道会议”不仅使红军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实质上已经接过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书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事实上，从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设法干预博古、李德的一些错误决策，否则红军在湘江可能就会全军覆没。曾参加围剿红军的张学良后来感慨地说：“这要换任何一个人，别说2万5千里，1千里都带不到，要么是败了要么就散了！”

 毛泽东重新拥有军事指挥权后，虽然征途中的自然条件更为严酷，敌军千方百计地试图“围剿”，后来红军内部又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件，几乎是无日不战，无日不闯鬼门关，但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处于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中的危局，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继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借道少数民族聚居区，过雪山草地，攻占娄山关腊子口……，战胜了无数天险和强敌。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与南渡乌江示意图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也随之长征，这是一个“国家”的迁徙。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不仅给苏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苏区人民带来极大的震撼，而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进程和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24座高山，渡过28条大河，共与敌军激战600多次，营以上干部牺牲400多人（2万5千里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4名红军官兵永远倒下），走过万水千山，战胜千难万险，终于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会合，标志着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胜利完成。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七律•长征》诗。11月6日，在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的漫天大雪中，面对着300余名红军战士，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对长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后写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从红军长征以来，无数这一伟大事件的亲历者或中外人士、作家记者，从各个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方法，记录回顾千难万险的长征历程，描述演绎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军长征故事。而开国上将萧华以一组篇幅虽不长但却全景式的《长征组诗》，成为长征文史作品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1965年8月1日，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创排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次公演，从此长演不衰，为群众喜闻乐唱，是一部有着重大且深远影响的红色文艺经典。

《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是萧华创作的一部经典史诗。由萧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共同谱曲的《长征组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用音乐回溯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歌颂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壮举，热情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光辉战斗历程和革命英雄主义。

“红军不怕远征难”，“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为《长征组歌》的问世和世代相传，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1965年《长征组歌》首演前，战友文工团合唱团走台合影

　　传奇骁将和儒将萧华，1916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其父母都是我党早期党员，后来都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萧华12岁即投身革命，是我军优秀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开国上将，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萧华（原名萧以僔）19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7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13岁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任红三十团政委，红一军团青年部部长。1933年9月“少共国际师”（后改称红十五师）成立，17岁的萧华任师政委，率该师7000余名官兵投入中央苏区反“围剿”激战。长征开始后，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长，红军过草地前担任红二师政委。

抗日战争初期，22岁的萧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23岁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人称“娃娃司令”；后历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辽东省委书记，东野第一兵团政委，四野特种兵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政委、总政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文革”复出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萧华文武兼备，军政兼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37年春，红二师政委萧华（左一）与红二师师长杨得志（左三）、参谋长熊伯涛（左二）、一团长罗华生（左四）在甘肃早胜镇

　　对于讴歌长征，萧华早有所动。长征途中，1932年入党、曾师从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李苦禅等名师学画、时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用锅灰、木炭在捡来的纸（写春联用的红纸或祭祀用的黄表纸等）上作画，其中24幅画稿用照相机拍了下来。1938年，萧华托人将这批照片辗转带给1926年入党、时在上海任《救亡日报》编委和《文献》杂志主编的阿英(钱杏邨)。阿英将其取名《西行漫画》（1962年改名《长征画集》），由风雨书屋出版。解放后再版时，萧华先后两次为画集作序。这件事对肖华触动很大，他在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谈时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他还对夫人王新兰说：“如果有一整块时间，一定要写写长征。”

由于长期以来日以继夜忙于工作，萧华无整块时间集中精力动笔创作。1964年9月，萧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肩负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重任。他考虑到：1964年10月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文艺界有些同志多次约他写点有关长征的作品，他是伟大长征的参加者和幸存者，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

当时萧华身患严重肝炎，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由王新兰陪同在杭州治病疗养。他人在病房，心想工作，除对总政工作电话“遥控”外， 也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萧华喜欢诗词歌赋，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部队文艺单位约他写歌词的不少，但由于工作忙，一些约稿无法兑现，这次疗养，他写了几首歌词“还债”，又阅读了大量的唐诗宋词，仔细琢磨。经过反复考虑，他感到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概括、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于是决定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利用养病的“天赐良机”，对两万五千里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用组诗的形式写长征。

▽1964年的萧华

　　但是，要把这样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概括为几百字的一组诗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最初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对萧锋（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的，是专指中央红军的长征。后来所称的"长征"，是指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历时两年辗转向中国西北地区战略迁徙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行动。参加长征的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总人数高达20万（沿途扩红数不计），四支部队的总行程达6.5万余里、途经约2亿人口的大半个中国。

（综合起来，红军长征总时间：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共历时两年零五天。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共约六万五千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10月22日，历时11个月零3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下旬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近万里。）

▽革命回忆录《红军不怕远征难》

　　长征出发时，萧华只有18岁，长征途中他所经历和熟悉的，是从江西出发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情况，却了解得不多。因此，要把整个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都概括到一部诗歌中，难度显而易见。

为了歌颂长征的伟大胜利，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歌颂艰苦奋斗、英勇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缅怀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萧华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极大的创作热情，以自己对长征的亲身经历为深厚生活基础，以抱病之躯，毅然“历尽千辛万般苦”，1964年9到11月，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中。

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反复重温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还认真阅读毛泽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有关长征的诗词，以及刘伯承元帅《回顾长征》和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充实、丰富创作素材。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从中学习如何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

▽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在进行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萧华几经摸索，确定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严格统一的格式，便于记忆朗诵、谱曲唱歌，又较旧体格律诗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能用通俗简练的语言，表现丰富深刻的内容。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丰富的斗争生活中，选取12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安排组诗的整体结构。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有了明确的主题思想、适当的表现形式、合理的结构安排，萧华便夜以继日地进入了创作。那段时间，病中的萧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长征”，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十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那些天，他的转氨酶升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真正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后来，萧华曾多次对曲作者、演员以及一些记者讲述写作时的情形：“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1965年10月版）

　　经过深思熟虑，萧华呕心沥血，边写边改，几十个日夜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时的迷茫和不舍、艰难的行军、残酷的战斗、英勇牺牲的战友、过雪山草地时的艰险……那些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画面，演化成萧华笔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形成了十二段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组诗初稿。他把总题目定为“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借用毛泽东主席《七律•长征》的第一句，以表示庄严、郑重。为了写好组诗，萧华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又集思广益、从善如流。他把诗稿寄到北京，嘱秘书李圭印发在京部队宣传、文化部门一些负责同志，约请他们及诗词专家等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汇集整理寄到杭州，萧华根据这些意见再做修改，再寄到北京座谈研究，这样循环往复，仅大的修改就近十次。

11月中旬，萧华抱病将组诗基本定稿后，他又想，要是能谱上曲唱出来就更好了。作为总政主任，按说将组诗再创作为音乐作品应首选总政文工团，但考虑到“战友文工团几位作曲的同志对民族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热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可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于是萧华决定：由总政歌舞团和战友文工团分头创作。

　　1964年11月，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请他们将《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诗》谱成乐曲，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明确提出：“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长征组诗》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

萧华还从总的指导思想上，对谱曲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要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高度去理解长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谱写长征，要生动地反映长征生活，热情地歌颂红军英雄。

二、《长征组歌》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了歌颂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为了给后人提供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我们要努力写好《长征组歌》。

三、《长征组歌》应该写成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性的大合唱。具体要求是好听、易唱、亲切、动人。

为了让作曲家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有创作的空间，肖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因此，后来两个版本的歌词也略有不同。例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关于音乐，萧华提议，由于长征途中红军跋涉过众多地区，风土人情各异，不妨结合运用当地的民间音乐元素。

按照萧华的要求，《长征组歌》的两个创作班子分别开始谱曲。后来，萧华去青岛疗养，还把总政文工团的创作班子召到青岛，一同研究《长征组歌》的谱曲问题，可见肖华对两个班子的创作都是高度重视的。

▽《长征组歌》（油印本）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是战友文工团4位著名的作曲家，虽然他们佳作不断，但联合创作多声部的大合唱还是头一次。大合唱虽是外来艺术，但它是普及性最强、参与面最广的音乐演出形式，有《黄河大合唱》开路在前，只要通俗易懂，优美动听，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他们讨论认为，组诗最后两首《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10首谱曲。

4位作曲家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共同推敲，反复修改。经过两个月紧张创作，写出了曲谱初稿。他们匠心独运，将10首诗分别描绘成10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成曲后的布局是：第一曲混声合唱《告别》;第二曲二部合唱与轮唱《突破封锁线》;第三曲女声二重唱、女声伴唱与混声合唱《进遵义》;第四曲领唱与合唱《入云南》;第五曲混声合唱《飞越大渡河》;第六曲男高音领唱与合唱《过雪山草地》;第七曲齐唱与二部合唱《到吴起镇》;第八曲领唱与合唱《祝捷》;第九曲领唱与合唱《报喜》;第十曲混声合唱《大会师》。他们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曲调运用到创作中，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同时运用多种音乐手段，在混声乐队中，有西洋管弦乐器，也有民族乐器，如打击乐器大中小钹，云南傣族锣，陕西秦腔低音板鼓，五音鼓、中音鼓、竹板等。十曲描绘的十个战斗生活场面，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964年，萧华在杭州与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作曲家的合影。右起：遇秋、晨耕、萧华、王新兰、生茂、唐诃、李圭

　　1965年4月下旬，四位作曲家去杭州，向萧华汇报谱曲进展情况并逐段试唱。他们四个人边说边比画边唱，有时独唱，有时重唱，有时齐唱，有时合唱（合唱段落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感情真挚，曲调动听。

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向曲作者们表示感谢。他不顾疾病缠身，抽出时间“每天一曲”给作曲家们“上课”，详细讲述创作意图，每段组诗的历史背景、内容重点、谱曲和演唱的要求。他边忆边讲，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讲到战斗激烈时，他跃跃欲试，如临沙场，讲到战友壮烈牺牲时，他声泪俱下，悲痛欲绝。萧华还指出了某些不够理想，还需要修改加强的地方。如第一曲，曲作者开始以为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长征是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应该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离开根据地时怎么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舍难分的感觉呢？萧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第二曲为什么“路迢迢，秋风凉”？萧华含着泪说：“长征中两个地方牺牲最多，一个是封锁线，一个是雪山草地。敌人有准备，机关枪扫过来，我们的战士倒下一大片，后面又冲……连朱老总都亲自甩手榴弹。有关部门在50年代初组织重走长征路，草地上仍然有烈士的尸骨和刀枪。有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

遵照这些指示，曲作者们在杭州立即对曲谱加工修改，重新试唱。萧华听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回去进行排练了。遇秋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将军的重要指示，启发了我们的创作思路；他的真挚情感，激励着我们的创作热情；他的切身感受，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依据。他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65年萧华与曲作者在杭州。左起：生茂、唐诃、萧华、晨耕、遇秋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长征组歌》。萧华在组诗创作完成后，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周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萧华打电话说：“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诗》；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诗》。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总理还将其中的《飞越大渡河》和《过雪山草地》交给时乐濛谱曲，加进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

1965年5月初，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进入排练，曲谱边排边改。演职人员们都说，周总理事实上是该作品的总导演。在排练过程中，为了弥补演职人员经验的不足，他让萧华把曲作者和主要演员等带到中南海办公室，不但要萧华讲述歌词中涉及的长征史实，还亲自给大家讲红军长征中的斗争生活，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唱红军，首先要学红军，要以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排演好《长征组歌》。他还对每段唱腔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指出：第一曲《告别》，因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所以送别应该比较低沉，要唱出当时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沉重和无奈的心情，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第六曲“雪皑皑”一段，“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要表现红军战士克服艰难困苦的钢铁意志，要用心去唱。第四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作曲家反映排演时觉得“妙”字不好发音演唱，萧华将其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总理说：“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自右至左）长征到达陕北后合影

　　排练任务下达后，即在加班加点状态中紧张进行。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战友文工团还请来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孙毅等几十位老红军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让大家熟悉长征的历史，要求他们抓紧排练，做到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态度。许多老红军都对《长征组歌》的排练提出了重要意见，给予关心和支持。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

为了深刻、真实地表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这一主题，演职人员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论述，认真阅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报刊中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参观“军博”有关长征的展品，加深对长征的理解，排练每一首歌，都要学习选读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他们提出“学红军、唱红军、做红色接班人”的口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克服各种困难投入排练。几位作曲家深入排练场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对乐谱进行修改。

“排练的三个月，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为合唱队队员的男低音歌唱家马子跃后来回忆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吃草根树皮等等，以前就是书本上的文字，从那些浸透了热血的故事中，我们渐渐明白了长征意味着什么”。“那段时间，对我们演员来说真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乐谱在不停的修改当中，常常是今天刚把这份谱子唱熟，到明天再排练时又换上了新的，负责发放乐谱的剧务常常忙到深夜。”

　　《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战友歌舞团推出了最强阵容，汇聚了众多卓有成就的音乐艺术家。著名指挥家唐江执棒指挥，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耿莲凤等著名歌唱家。

排练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到现场观看。当时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平安里1号的排练场非常简陋，7月一次去看彩排，人们把唯一的一台风扇放在总理身旁，总理看见指挥唐江汗如雨下，就亲自把电扇搬到唐江身后，说：“你比我更需要电扇”。又有一次，总理来到现场，为了不打扰大家，就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排练结束时，同志们才发现总理来了，周恩来走上台，看着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风趣地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湿（师）了”，大伙儿会心地笑起来。后来战友歌舞团的同志都叫唐江为“大会师”。

▽著名指挥家唐江

　　马玉涛领唱《长征组歌》，得益于一首《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儿啊，你慢些走》是词作家李鉴尧采风时创作的组诗《西双版纳诗抄》中的一首，战友文工团作曲家生茂以河北地区音乐为主，糅合以合乎诗歌情调的江浙一带地方音乐，为这首短诗谱了曲，马玉涛演唱后引起轰动，很快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开。周恩来曾指出《马儿啊，你慢些走》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1965年指示《长征组歌》的创作人员，要借鉴此歌的创作经验。

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在此之前已经成名走红，她的嗓音纯美，高亢嘹亮，演唱大气而豪迈，在《长征组歌•报喜》一曲中担任领唱。该曲曲调气势磅礴，有人说马玉涛唱得“无人超越的好”，但马玉涛却总觉得自己所演唱的唱段没有前面的几首歌好听，并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实际上，马玉涛的演唱非常成功，或者说，无论什么歌，经过马玉涛的演唱，都会马上变得不一样。也许，这就是老艺术家所具备的强大实力和对自己更严苛的要求吧。

1966年，战友歌舞团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受出国人数限制，合唱队由60人减为18人，其中8人除合唱外，还要独唱、领唱或朗诵，从乐谱、配器、声部到动作、队形、布景都重新进行了编排。6月1日，周恩来和陈毅看汇报演出时，总理对第九曲《报喜》不太满意，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遇秋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4位作曲家先后改了四稿，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对修改后的版本非常满意。《长征组歌》也终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马玉涛

　　1948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男中音歌唱家马国光，50年代因歌曲《真是乐死人》一举成名。他的嗓音浑厚，演唱中西结合，且熟练运用民族润腔，演唱感情真挚、亲切、朴实、奔放，充满生活气息，具有浓厚的韵味和鲜明的色彩变化，擅长以自弹自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塑造各类人物的风貌和形象，对幽默、诙谐的歌曲演唱更为出色。

《长征组歌》中，马国光担任《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唱，演唱声情并茂，表演也是绘声绘色。为了更贴近红军宣传员的形象，更好地表达歌曲内容，表演中加入了快板，他亲自寻找竹板原材料，经过三天的温油慢炸，待其呈枣红色打击声清脆动听时，再打磨制作成型。快板的使用增添了鲜活的色彩，但马国光感觉还远远不够，他专门向著名快板艺术家高元均先生求教表演艺术，从声音上表演上对每一句、每一段进行全方位的塑造。如“战士双脚走天下”这句话的眼神和动作，马国光精心设计，反复打磨，不光在团里、还到连队给战士唱，直到大家都觉得满意。演唱这首歌时，他一边打板一边唱，配以丰富生动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把歌曲所要表达的内容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马国光

　　《过雪山草地》是《长征组歌》里特别受观众喜欢的一首歌。萧华夫人王新兰曾说，萧华写《长征组诗》总是一边写一边落泪。写《过雪山草地》时迟迟未能动笔，他问王新兰：“过草地时你只有11岁，长征是什么感觉？”王新兰回答：“一个是冷，一个是饿”。于是，萧华提笔写下“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这堪称诗中最具华彩的一笔。

《过雪山草地》是一段抒情唱段，深情凝练的歌词、优美的曲调、沁人的旋律，都很悲壮威武、优美豪迈，演唱时间也较长。担任领唱的男高音歌唱家贾世骏，嗓音甜美，音色圆润纯净，咬字清晰，感情充沛，表现力生动丰富，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长征》。演唱此曲时表现出色，几乎无可挑剔。但他参演《长征组歌》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更对他影响极大。

周总理特别爱听、爱唱这首歌。1965年冬，中南海举办一场文艺联欢，周总理专门把贾世骏叫到身边，让他演唱“过雪山草地”。贾世骏轻轻哼起来，总理也跟着哼唱并打起了节拍。1966 年 6 月，周总理出访东欧，点名让《长征组歌》合唱队随访，除了在文艺招待会上正式演出，还有好几次是总理亲自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同志一起合唱。每次，周总理都特别喜欢唱“过雪山草地”，他唱这首歌时感情非常投入，唱得大家都热泪盈眶。

▽1955年，39岁的开国上将萧华与夫人王新兰（开国上校，9岁参加红军，长征中曾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年龄最小的女红军之一）

　　后来，贾世骏常向人们回忆这样一个场景：

1967年春的一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时社会上搞“打倒一切”，可乱了，我的心情也不是滋味儿。周总理一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因为有了主心骨。总理和我们坐在一起，那次我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过雪山草地”，我没唱好，高音部分没唱上去。唱完后，总理亲切地招呼我：“过来，过来！”

我马上到总理那儿，总理让我坐下，说“你累了，喝点水”，亲自给我倒了杯花茶。那会儿，我使劲憋着眼泪，怕总理看见。可总理还是看出来了，他瞅了我一眼，用他那劳累沙哑的嗓子对我说：“你累了，歇会儿，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行不？”

我怕累着总理，赶紧说：“您都已经会唱了呀！”可总理却笑着说：“那再和我一起唱唱，帮我纠正纠正。”我就开始轻轻唱起来。总理跟着节拍和我一起唱。可以和总理一起唱歌，我真是太开心、太荣幸啦！唱完一遍，我激动地说：“总理，您唱得真不错啊！”总理笑着说：“你再唱一遍吧，让我也熟悉熟悉。”然后我们又一起唱了起来……

贾世骏说：“打那以后，我每次在台上唱这首歌，都不敢再刻意展示歌唱家的才华、嗓子和技巧了。周总理不是歌唱家，他没有技巧，嗓子也不好，但他哑着嗓子唱，却能让我感动落泪。为什么大家尊称我为歌唱家，而我在台上却唱不到让人感动落泪呢？这个差距是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我是从周总理那里学到的。”

▽贾世骏

　　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有人说，除了这首歌的词曲的确好，大概还与总理当年过草地时曾命悬一线有关。

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过草地时，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差，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而病倒了，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后又昏迷不醒。医生诊断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当时的环境无论是穿刺抽脓还是开刀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用局部“冰冻”把炎症退下去。于是派人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冰，医生将冰块装进袋子，敷在周恩来的肝脏部位。

过草地时，毛泽东指定红三军团用担架抬着周恩来。军团长彭德怀决定扔掉两门迫击炮（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只有8门迫击炮），腾出20多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并让对周恩来感情很深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任“担架队长”这一极为重要的职务。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与战士轮换抬，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磨破了双肩，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身体渐渐复原的周恩来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亲自给杨立三执绋引棺。1976年1月，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口中还哼唱“革命理想高于天”（《过雪山草地》的最后一句）。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

　　十曲《长征组歌》风格各异，民族和地域特色浓郁，好多作品如贾世骏的《过雪山草地》、马国光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马玉涛的《报喜》等，都是为本团歌唱家量身定做的。在遴选第三曲 《遵义会议放光辉》的演员时，作曲、导演、指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年仅19岁的耿莲凤。

15岁就进入战友文工团的耿莲凤，多方学习、博采众长、艰苦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出众的嗓音和表演天赋得到了磨炼和展现。因为第三曲是女声二重唱，所以根据耿莲凤的嗓音特点，又选定了比她大一岁的杨亦然加盟。耿莲凤第一次担当这样重任，有些紧张，她专门请三曲的作曲生茂帮助她一字一句地处理作品，直至得到所有主创人员的认可。杨亦然声音敦厚，耿莲凤声音高亢，两位全团年龄最小的领唱配合相当默契，十分协调，虽莺啼初试，却令全场好评如潮。亲临现场的周总理曾对耿莲凤说：“小耿，你的三曲唱得不错，遵义会议很重要，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因为中国革命看到了希望。”总理的教诲深深地触动了耿莲凤的心灵。打那后，耿莲凤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己的演唱也更自信了。

▽《遵义会议放光辉》的领唱耿莲凤（右）、杨亦然

　　为了更好地营造长征氛围，合唱演员没有穿传统的演出服，而是身着红军服。表演方式上也有创新，《进遵义》采取女声二重唱，《入云南》男声领唱，《到吴起镇》男女声合唱和女声合唱相结合的方式，女声合唱部分是边打竹板边唱，像当年行军鼓动一般，每位演员手持竹板，跟随歌曲的节奏整齐划一地打响，曲调激昂欢快，旋律优美，表达了红军战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陕北的喜悦和自豪之情。在队列组合上，有女合唱队员坐在草地引入男声领唱，有《祝捷》中男主唱站在中间，合唱队分站两边，《过雪山草地》前奏时交接军旗，模拟雕塑等，这些都是合唱史上的首创。

为了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长征的艰辛，指挥唐江要求在表演中加入动作造型，这在大合唱中同样是头一次。尤其是第六曲开头红军战士爬雪山的造型非常震撼人心，负责造型设计的《长征组歌》首演执行导演韩荣实等人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给每一个合唱演员设计一个造型，以雕塑的形态呈现：有缝补衣服的，有烤手的，有大家坐这儿听故事的，有在那儿护着军旗的。这个专属的动作造型，一站、一坐、一散、一合，令人击节叫好！

▽担任第八曲《祝捷》领唱的王克正（左）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开头部分的领唱者王伯华

　　1965年7月1日，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在《解放军报》全文发表。6月28日，杨勇、廖汉生审看《长征组歌》，7月7日晚，廖汉生再次审看，基本通过。杨勇也看了多遍，竟然能把《长征组歌》从头到尾唱出来。有一次晨耕在京西宾馆陪杨勇观看，第一曲刚唱到“男女老少来相送”，杨勇就流下了眼泪。到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杨勇再一次流泪。他说：“每看一遍，我都要流泪，不是别的，我想起一块出来的战友，还是小娃娃，就牺牲了，没享受到好生活。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是他们抛头颅铺垫来的，怎么也不能忘了他们。”廖汉生后来回忆说：“节目基本是成功的，它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突出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因为演员没有经过长征，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以及长征中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认识不足，对长征的艰难困苦方面则表现不足。我们亲自给演员讲历史，讲长征中的雪山草地。”7月23日，廖汉生陪同谭震林、罗瑞卿等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进一步审看《长征组歌》。

　　1965年7月，萧华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战友文工团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请萧华审查，还邀请军区部分领导和北京、天津军内外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审看。萧华看到演员们身穿灰色的红军服、头戴八角形红军帽、腿打绑带、脚穿军鞋，做着简洁朴实而又恰如其分的表演，听着他们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委婉凄切、时而活泼欢腾、时而亲切热情的演唱，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长征路上，重温着一幕幕难忘的情景，第一首歌《告别》刚结束，肖华就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

试演结束，萧华和其他领导同志走上舞台，同指挥、演员们一一握手，他流着泪对演员们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演出是成功的。谢谢你们！”他满怀深情地讲述创作长征组歌的意图和艰辛过程，希望演员们进一步认识长征的伟大意义，用饱满的感情、真实的表演，来歌颂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歌颂党的正确路线，歌颂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鼓舞老同志们不忘过去，焕发青春；教育年青一代继承传统，奋发努力。他还对灯光、布景、道具、效果以及表演动作等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具体意见。演员们同样个个眼含热泪，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作者和演员们心心相印、融为一体的动人场面，震撼人心。

　　公演前的三次汇报演出，周总理连续三个晚上观看，每次看完后都要同大家交换意见。最后一次，总理对他们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二马一贾’（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等演唱的更好，我看可以公演了，但还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队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感。”根据总理指示，文工团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

1965年8月24日晚，周恩来总理事先没有打招呼，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长征组歌》。当时已经开演，为了不打扰观众，总理就坐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员的座位上。直到中场休息大灯亮起，观众才发现了总理，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剧组请总理前排入座。总理说：“这是公演卖票，我就坐在后面吧！”文工团长晨耕告诉他，前面留有艺术指导看节目的位子，总理才同意，并转身提醒秘书：“这是公演，不要忘记去买一张票。”

▽周总理与演职人员

　　演出结束后，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他兴奋地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既要好听，又要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的特点”。组歌“很感人，很容易传播，我都可以学嘛！”并对晨耕团长说：“明天请你们去大会堂，教我唱《长征组歌》。”

总理还说：“这个合唱加表演别开生面，合唱从来都是死板板的，这是个创造。整部作品每个地区的音调只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借用一个湖南籍老战士之口来表现，很有特点，不显重复。”“你们还缺一个竖琴呢”，总理看着乐队说。团长连忙解释：“这个乐器我们没有，是用古筝代替的。”总理说：“你们是管弦乐，就要显示出它的特点来。”

“来，合个影吧！”总理说着就和大家坐在一起，而没有坐在正中间，瞬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拍完照，总理特意叮嘱摄影师“不要登报”，于是这张合影（见下图）当时没有多少人见过。直到30多年后的一天，《长征组歌》首演亲历者马子跃在清理文工团仓库时，意外发现一个落满尘土的纸箱，里面全是散落甚至互相粘连着的底片。他细心清理，终于将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剧场看演出的底片都找了出来，这批珍贵的照片才重见天日。

　　天津预演后，战友文工团又作了加工排练。1965年8月1日晚上7点，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的大幕徐徐拉开，身着红军服、佩戴红袖标、打着绑腿的演员一亮相，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长征组歌》的十首歌曲，涵盖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最后在西北胜利会师的整个过程，描绘了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得畅快淋漓，把人们带回激情燃烧的岁月！演出过程中，台上台下汇成一种澎湃的力量，不时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历时50多分钟，演出在雄伟、壮阔的《大会师》歌声中缓缓落幕。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赢得了长征的胜利，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而自1965年起，《长征组歌》的不朽篇章，已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永恒经典！

▽视频：CCTV《国家记忆：长征组歌 精彩亮相》（片段）

　　《长征组歌》首演大获成功，连演30余场后，战友文工团又到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地公演，场场爆满，受到军内外的一致赞扬。所到之处一票难求，许多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只能到剧场买节目单收藏起来以作纪念。观众之踊跃，反应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人们说：“作曲者把诗谱活了，演员们把歌唱活了。”一些老红军反映：“听了这个组歌，好像又经历了一次长征。”

当时的广播电台也不断播出《长征组歌》的演出情况。1965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听众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在那些日子里，《长征组歌》可谓家喻户晓，男女老少争相传唱。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小伙哼“雪皑皑”、姑娘唱“苗岭秀”的动人歌声。唱组歌、忆红军、学英雄、讲传统，在社会上蔚为风气。报刊评论一致认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一部反映长征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它成功地体现了长征的精神，表现了长征的气魄，反映出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的史实；对观众进行了生动而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起到鼓舞斗志、激发战斗热情的作用。

▽长征组歌首演节目单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关心《长征组歌》。刚上演的时候，毛主席通过收音机收听后，当即称赞这是一台好节目，并热情鼓励创作人员要精益求精。后来，《长征组歌》到中南海演出，马国光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时，毛泽东带头鼓掌。演唱结束，毛泽东问指挥唐江领唱者的名字，得知叫马国光，毛泽东幽默地说：“就是国光苹果嘛！唱得潇洒、活泼、幽默、风趣，手势很有神。”唐江介绍说，马国光还唱过《真是乐死人》。毛泽东说：“听过听过，唱得也很好。”

《长征组歌》在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还得到了贺龙、罗瑞卿、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众多领袖和领导人共同关注一台剧目，这在新中国舞台艺术史上并不多见。

1965年秋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迅速地传唱开来。当年即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釆访时拍摄的毛泽东

　　《长征组歌》有两个版本，即“战友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总政版”《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按照萧华的要求，总政文工团谱曲的侧重点是意在搞个比较大型的、载歌载舞的、带点儿情节的“表演大合唱”。两个版本歌词内容基本相同，但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却截然不同。

1965年9月上旬，总政文工团的时乐濛等向在青岛疗养的萧华汇报了创作的设想、试唱的主要旋律。萧华看完他们的方案，讲了对排练的意见和要求。此后，总政文工团经过紧张排练，于1966年1月在京西宾馆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式演出了三场。据战友版首演合唱队员马子跃回忆：“当时我们战友歌舞团的演员是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的这场（总政版）演出，印象很深刻。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

周总理看了“表演大合唱”演出后曾问大家，“战友版”和“总政版”哪个更好？萧华评价“各有千秋”，其他人则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总理一回头看到了当时12岁的萧霞（萧华之女），把她叫到身边：“小霞，你说说，你更喜欢哪一个？”萧霞童言无忌，脱口而出：“我喜欢‘战友版’的！容易唱，容易记！”周总理被逗得哈哈大笑：“你们看看，小孩子不说假话。”

这次演出后，曾准备以总政文工团的表演大合唱为基础，把《长征组歌》拍成电影。但是，由于一部分文工团员去参加“四清”，一部分文工团员下部队演出，等到时乐濛等作曲家把曲谱修改出来后，“文革”已经开始了，《长征组歌》的演出及拍电影等活动不得不中断，这版作品也再无公演，除留下时乐濛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飞越大渡河》和《过雪山草地》外，其余歌曲和音乐没有流传开，因此鲜为人知。而作为普及型的“战友版”《长征组歌》，由于“接地气”，除第五曲《飞越大渡河》外，都能独立成曲，易于演唱，影响面更大更广，半个多世纪久演不衰，金声玉振，穿云裂石，长久地萦绕在人们心间。

▽1965年，长征组歌公演时的第一张剧照。

　　《长征组歌》六十年代盛演时期，笔者先后在家乡的生产队当会计和在供销社工作，虽然没有条件到剧场观看，但跟着有线广播很快学会了其中的一些曲目，除了“雪皑皑、野茫茫”，本人最爱唱的还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文革”的第二年后，忽然听传言萧华“出事了”，从喇叭中不再听到《长征组歌》，但笔者平时工余与同事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同时，仍时常不自觉地就哼起了“雪皑皑”，这不是有意地“逆潮流”，而的确是从心里流出的声音……

“文革”前期，一伙野心家制造“总政阎王殿”大冤案，萧华被强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曾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长征组歌》也遭到厄运。有人写大字报批判，有人当面质问。周恩来挺身而出，保护危难之中的萧华。1967年3月3日晚，在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总理激动地说：“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在逆境中，萧华不断哼唱《长征组歌》，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信群众坚信党，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1974年，萧华获得“解放”。197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决定重新复排公演《长征组歌》，并将其拍成电影艺术片。萧华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对歌词又做了精益求精的重大修改：在第一段“告别”中，增写了“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 在第二段“突破封锁线”中，把“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空惆怅”，改写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改，使歌词的含义更为准确、深刻，邓小平批示：“这一句改得好，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萧华还像十年前那样，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精神，指导战友和总政两个文工团的排练。《长征组歌》几经磨难，复排重演，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文革”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那段时间，在舞台、广播里，又重新响起了消失9年的《长征组歌》那激昂慷慨、雄壮悲凉的动人歌声。

萧华用十载光阴，以心血辛勤浇铸的《长征组歌》，是革命的颂歌，正义的颂歌，英雄的颂歌。1975年，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阻力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全国。当时香港的进步音乐家黎草田等人，也组织合唱团，1965年和1975年两度在香港演出《长征组歌》，赢得了港、澳各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1966年，战友文工团还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在这几个国家里演出了几十场《长征组歌》，后来又到日本演出，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总政文化部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导演王苹负责组织，将组歌拍成电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摄制组中部分演员和职工不敢再拍了，王苹对大家说：“就差十几个镜头这部片子就拍完了，咱们不能功亏一篑啊！将来这部电影如果有问题，要受批判，也应该批个完整的么！”在她巧妙的耐心说服及八一厂、总政文化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总算把这部电影拍完。

▽彩色艺术纪录片《长征组歌》（演出单位：战友文工团、北空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1976年2月摄制）

　　1984年7月10日，萧华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提到：“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他对唱法、表演以及服装等都亲自指导。他能把组歌全部唱下来。”他还以悲愤的心情说，“周总理临终前，还想再听一下《长征组歌》。”

所有《长征组歌》演职人员心中，都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1975年10月15日，复排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上演。11月的一天，演出结束后，晨耕团长让大家先不要卸妆，再演一场，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病中的总理希望再看一次《长征组歌》。

原来，周恩来在一个月前刚做了大手术，此时身体非常虚弱。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长征组歌》公演，用微弱的声音对邓颖超说他想看。刚刚演完一场的演员们，在空荡荡的剧场里，对着摄像机镜头又唱了一遍。泪水悄悄漫上眼眶，所有人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唱得无比投入，盼望电视转播信号把演出影像带到总理那边。

《长征组歌》是周恩来总理最爱看的演出，最爱听、最爱唱的歌。据统计，他生前共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非正式的演出以及他曾参与的小范围合唱等不计）。直到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萧华也是同样。1985年，69岁的他因胃癌并伴全身转移，病重期间，他让人经常播放《长征组歌》以缓解病痛。有一次护理员问他，“《长征组歌》那么长，您最喜欢哪一句？”萧华脱口而出：“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组歌》这部风格独特的红色经典史诗，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代表了当时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载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的史册，六十年间在国内外广泛巡演（2002年8月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第1000场），现场观众达数百万人次（不含其他团体演出和电视、电影），堪称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亲历者来说，更是永生不忘。指挥唐江离休后，1998年自费出资，牵头组建了北京部队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其中40多人当年参加首唱《长征组歌》），深入基层部队、工厂、农村、学校，演出《长征组歌》200多场，受到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008年，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唐江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执意参加“中老年唱响奥运”演出，指挥代表军区的200人方阵高唱《长征组歌》，直到一次倒在了排练的现场……。歌唱家王克正随着年龄增长，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出现失忆，可对《长征组歌》却记忆犹新。前几年，老战友合唱团参加北京电视台大型合唱节目《金色时光》，85岁高龄的他依旧在台上深情领唱。他的家人说，“从前的事情他大都已经忘记了，好多次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但只要音乐一响起，他依然能感情充沛准确无误地唱出那段《祝捷》。”可见，这首歌，这个旋律，已经深深地融进他的骨子里，刻在脑海里了。

▽《长征组歌》（1975年版）

　　《长征组歌》这部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倾注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以她那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长征组歌》的歌词，也有“65版”和“75版”两个版本。近些年复排的组歌，首先要肯定其对传承《长征组歌》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但人们也注意到，有些团体新排的作品在形式及内容上对传播最广的经典版本有所改动，其中有些修改似值得商榷。

比如：在形式上，有的团队服装随意，队列“城墙”，没有“雕塑”，去掉了“打板”等红军长征路上特有的方式，如《到吴起镇》，女声伴着小板，把“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唱得荡气回肠，但现在有些合唱团去掉了小板。唱《长征组歌》，红军之心、红军之情是必不可少的，但有的演员似在展示“演唱技巧”上比较着力，不注意刻画角色应有的内涵，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作“韵味”，减弱了作品的表现力。在歌词内容上，有的并非完整的65版或75版，如第1曲“告别”中“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句，是萧华1975年增写的，不知从何时起，这14个字在一些公演中不见了，有人说该句“涉及党内矛盾和斗争，是个败笔”，但笔者觉得这14个字点明了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若无这个交代，长征的缘起易令后世的人们费解，同时，党内路线斗争是客观事实，作品中若要对这类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修改，应当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权威依据……

▽《长征组歌》1965年版歌词与1976年电影版歌词对比表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这部“经典中的经典、史诗中的史诗”，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和四位作曲家呕心沥血写成谱就、代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军民激情传唱的，也可以说，她更是无数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1971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都说到：“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据统计，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超过1.2万人、于都籍烈士超过1.1万人。正是由于先辈们的不懈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祖国的强盛安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如今创作经典的很多前辈已经走了，斯人已去，歌声永恒，后来者不但应把《长征组歌》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更要理解《长征组歌》的内涵和这段光辉的历史。

长征永远在路上！

《长征组歌》是一组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也是理想之歌，奋斗之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红军梦和中国梦一脉相连，长征路和复兴路一路相通。唱响《长征组歌》，弘扬长征精神，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昂首阔步新的征程，做到《长征组歌》永唱流传，长征精神世代相传。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革命老根据地赣南考察，在于都河畔倾听历史回响、探寻初心之源，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新长征、再出发”的号令。他深情地说：“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鸣谢 视频和部分图文源自CCTV《国家记忆•长征组歌》、李圭《〈长征组歌〉创作过程》、陈辉《〈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及网络等（恕不一一列举），版权属原作者，若侵权即删。特向原作者和原发布者致谢！

背景音乐 《七律•长征》（选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