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当街人之五

金家

往小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大里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村庄史和社会史。____题记

一、 当街

二、 当街人家

三、 包产到户

四、 一道地堰

五、 一场麦子

六、 娶亲

七、 留守

八、 流逝

五、 一场麦子

我国的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亩税，依循到汉代才形成完整的制度。1958年6月3日，新中国颁发了新的农业税条例，到国家明令：从2006年1月1日起，取消除烟叶种植之外的所有农业税。农业税已经延续了二千六百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之前，由生产队以公、余粮的形式集体上交，勤劳的农民在麦场上把上风头干净饱满的麦子先交给国家；实行家庭承包之后，麦收一结束，各家各户拉上架子车去县城交过公粮，后来年年送到本乡的王村粮店。验收人员只要说一声不干净，他们就倒在粮店院里的空场上摊开重筛，重扬；如果是麦粒不够干（含水分超标了），他们就在粮店的院子内外摊开重晾，重晒。农民心里一直把农业税当作皇粮国税，一丝一毫不曾马虎。

父亲在村子西边植了苹果园，二三亩地吧，树是村里一次次推广时留下来的，品种多而杂，有富士，不多；有黄香蕉，也不多；有几棵国光，只有他知道在哪里；多数是秦冠，生长期长。苹果成熟的时候，园子离不开人，父亲很少到城里去卖，多数都是村里或是邻村的熟人来到园里，排够，尝足，在走的时候才摘一些，让父亲拿一杆旧称勾了才去，称杆高是自然的，称完一时凑不够钱也可以先拿回去。也孩子有带一些采场的麦子来换苹果的，里边的杂质并不比麦子少，其中捡出来的东西有的连鸡都不吃。那些年年终，好多次听到了母亲埋怨父亲拎不起帐的埋怨声。“一亩园十亩田”侍弄果园比种庄稼辛苦的多，从剪枝开始往往要忙一整年，都降霜了她和母亲还在园子里里忙碌。经霜的秦冠苹果，枣红色，细看上边泛着银星星儿，父母挑选几个放进箱子里存放一冬。过年的时候，剥去苹果皮，酥糯香甜，奶奶也能砸吧着嘴享用。

1993年起吧，国家进行财税制度改革。上行下效，县乡财政开始分灶吃饭，没有企业、商业大户的乡镇就只剩下了农民头上的乡统筹、村提留等，遇到乡镇干部、教师工资发不下来的时候，就全体动员，分村分户承包下去。秋季开学不久，那天下午我有事赶回去，很远就看到苹果园有不少人，我跑过去——原来是下乡征税的工作人员，母亲看到我像是一下子看到了救星。虽是面熟的人，但他们依然是说个不休，马上要教师节了，收钱就是给你们发工资的。我问他们：收多少？顶了吧？！

也是那一次，我才知道：农民养猪、放树、种药……都是要交特产费税的，才真切感到：那时候的乡镇经济基础是多么的不堪和危险！原来，我们这些在乡镇上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靠农民这样养活着。

夏收、秋收以后，乡统筹村提留能主动送去的送去，不能送去的就由乡干部到村子里督促帮助村干部征收。遇到村里征收不起来的农户，他们就下到农户的家里去做工作；如果还收不起来，就集中一个时段组织工作小分队到这些人家里去。到了年底，更是攻坚战，这时候就考验着乡村干部的坚守和智慧，有的地方一些干部工作作风简单强硬粗暴，一度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们喝酒、打牌、扯皮擅长，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又不善于学习，工作起来自以为是，遇到了绕不过去的矛盾和群众磨牙对嘴。这时候，他们只要在农户家里见到有粮食是无论如何非拿走不可的，说是种子不行，说是口粮更不行，说当家的不在家等人回来再说也不行，就是要现时抬走。据说有一次，逼得一位年迈的妇人坐在谷子袋上连哭带喊，慌不择言：……你们真是比国民党还恶。一个年轻干部反而针尖对麦芒地面对面挤兑她：我们就是比国民党厉害，要不咋把他们赶到了台湾？气得老人家生病住进了医院，她的家人气愤不过，到县里把他们告下了。等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了，他们才痛哭流涕，悔不当初。

当然，绝大多数乡村干部还是有耐心的，他们能够和群众坐下来，叙家常，连感情，讲道理。那年秋天，晚玉米刚锄过头遍。绿油油的玉米苗还没遮严东倒西歪的白麦茬子，但麦茬子也是眼见要腐朽的，农民才能按时静心吃顿饭。早饭时分，乡政府一位干部带着两个年轻人就到了当街，看到群众正在吃饭，一边问候，一边后退两步，一圈腿蹲在官房子前的台阶上。双方心思不合的时候，没话找话不容易，时间难熬，说话又容易擦枪走火。

“前几天，去别的村，听说咱村有个犟？”

别人放慢手中的筷子，都不急着说话。

“有！”他一听来了精神，扬起脸，歪着头，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都说：那人叫犟，人也犟！”

“咋犟？！他欠你们公粮还是欠你们摊派钱？”

“不欠不欠不欠……我也是听人家说的猛：说他拦住人家过路的一辆推土机，非让人家进场去碾麦，人家说这拖拉机带链子不能碾场，他非说能，司机拗不过只得从了他。结果，一场麦子没碾下来，还把麦场压得稀巴儿烂。”

他把饭碗撂到地上，筷子重重地横砸在上面：“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啊！不认识，咱今儿认识认识。”火气早上了头顶，那干部一时慌了神，他也不管。头一扬，散射出一梭子话来：麦场稀巴儿烂，稀巴儿烂，也比一场麦沦了强！嗯——谷返青，憋满仓；麦出芽，一把糠。你们知不知道：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场了，咋着？碾不下来，下一场雨，出了芽找谁？找你？你要不要？——嗯！

一番话充满了火药味，当时呛那干部了一个大红脸，双手举过头顶摇晃着，连声说：我错了，我投降；我错了，我投降。

初二上物理课，学习“压力与压强”一节时，杨老师带我们做一道练习题，有一辆东方红75#的重量和它前进时双链条着地的面积，算出它的压强值；和一个体重120斤行走中的人的压强值做一下比较。算出结果我们都惊讶不已：原来那庞然大物钢铁巨人行走起来的压强比一个人还要小得多。用它来碾场确实不合算，不过，他用推土机碾场的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没有眼见。

我见到的倒是另一番情景。一场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歇了三天三夜的乡亲，像突奔中骤然遭遇事故而停下的机器，哪儿哪儿都不归位，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爽快劲儿。雨过天晴，人们从屋子里、庵子里钻出来，抬头看看天，天上的云朵很白，但已不是原先可爱的云朵，人们恨不得集合起来吹口气把它吹得远远的，或是人人拿一把扫帚把它赶跑。当务之急得先把麦场腾出来，让太阳晒一晒，拿糙子糙一糙，他们匆匆吃过饭，来到麦场上，把一个个水潭儿赶扫得干干净净，相互求着老天爷，期盼着它让太阳快点出来，先把麦场晒一晒。有人甚至日骂起了黑娃：再敢说一天晒得浑身生疼，噘天骂地一句你试试。黑娃说：我知道谁也骂过，我不说。

东坡头。一块平坦的五十亩麦地中间，是一个五亩大的麦场，麦场中间堆放着一大垛散乱的麦子，麦垛前秃鹫一样蹲着愁眉苦脸的老哥哥。走近我才发现：垛底下和表层的麦穗上满是拱出壳的绿麦芽儿，麦芽遇到了阳光和微风，仿佛是变成了成千上万只黑蚂蚁，它们仿佛正在合力要拖走这一大垛麦子。这是他从前坡人家手里承包得土地，藏着他勤劳致富的愿望，他从来都不信邪，我找不出什么话，去安慰他。

天高地阔的。祭祀疙瘩向外冒着水汽，南坡东坡的沟沟坎坎也一样，周围割过的麦田是新剃过的头——一点儿不好看。我就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听他有一搭没一搭一句一顿地说着：没门。摊场前都说好了。一村人，场挨着场，就等着一辆拖拉机，不给谁碾。排第一也不行。越是遇到变天的时候，人越是急。拖拉机根本出不了村。谁家的麦子都是麦子。好不容易等来了，刚碾了几圈，天就下了。落场了。还是大连雨。

从此我记住这个词：落场。而且我知道了：它不是一个新词，也不是一个好词。

我就猜想：如果那一天，村里的那台拖拉机未到之前，恰恰这里也路过一辆链条拖拉机，这位老哥哥也一定会逼他下场碾麦不可。

一家一户把生产队的大麦场分尽了。六月里，一车车麦子从地里拉回来，在自家的麦场上倒不过个，碾、扬、晒、储常常像打架一般。第二年，队里又划拨了两块麦场地，可各家的麦场还是不够大，人们纷纷感到不解。等夏天一结束，一个个圆麦秸垛像蘑菇群一样在麦场上长出来，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感到生活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的富足和幸福。之后，村里很快有了脱粒机、联合收割机，为麦场而规划的新地块儿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原来分割给各家各户生产队的麦场也逐渐得到复耕。

从此，人们再见了黑色的舍命的收麦天。六月里，男人们夜色里不再是一人一个白花花的肉背心，女人们也不再是离开地头转身就上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