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下篇）

胡山

　　—— 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和远东反战大会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 宋庆龄远东反战大会报告《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

1956年10月中南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2024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诞辰131周年纪念日。2023年岁末，一些开国将军和革命军人后代及红色文化研究者来到北京市宋庆龄同志故居，纪念远东反战大会90周年，缅怀这位享誉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女性革命家。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筹备、组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远东反战大会成功召开，在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历史上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重温历史，慎终追远，我们能够汲取前行的强劲动力。

远东反战 查询会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当国民党、租界当局听到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他们非常紧张，极力阻止、破坏大会的召开。很多国内和国际的反战大会代表在产生过程中或来沪途中遭到逮捕或暗杀。国际代表申请在上海租借开会会场，被“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华界等当局一一拒绝。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认真开展筹备工作，并发动“文总”、“左联”、“社联”、“剧联”、“影联”等团体支持和配合秘密召开大会，通过报纸散布反战大会改期、代表离沪消息，瞒天过海，迷惑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并布置了高度严谨的会务警卫保密工作。

参会代表们进入会场的时间多在黄昏、黑夜或者凌晨，进场后不准到沿街窗口眺望，大会结束时已傍晚，大家从前、后门迅速散去，而这些保密措施也大大局限了代表和工作人员对会场环境、房屋颜色和式样等的记忆和辨识，更不知路名、门牌号，包括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与会代表本人（含为会议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很多中共党团成员）都不知道这次大会的会场具体会址所在。

时光飞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很多大会参加者一直在苦苦寻找远东反战大会会址，宋庆龄主席本人也很关心此事。大会警备委员长黄霖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费尽心思，多次寻找会址。

1993年夏，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有关线索组织专门人员，依靠当年大会参加者和有关组织、里弄居民群众，抽丝剥茧，终于寻找辨认出这一重要会议的会址——现在的霍山路85号。

副委员长 亲示回函

1977年12月14日，远东反战大会亲历者郑育之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征询对远东反战大会会址回忆。

宋庆龄副委员长指示回函郑育之影印件（周七康提供）

1977年12月29日，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致函郑育之：

郑育之同志：十二月十四日写给宋副委员长的信已经转到。宋副委员长阅信后,让转告：

（一）按照回忆，当时的会议是在杨树浦路或者北四川路半西式的房子里召开的。被引往会议地点的时候是午夜，因此，看不清被你陪到何地。

（二）参加会议的外国人有英国马利爵士(Lord Marley)，法国 Vaillant-Couturier(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和一位比利时同志(老年人)，不记得他的姓名了。

（三）是在早餐之后开会的。(简单的早餐，只有面包和牛油)。当时就地而坐，进早餐开会，好几个钟头坐往地上。宋副委员长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其它人发言。这次会议名称是“反帝同盟会”(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Gathering)。宋副委员长不记得在这次会议上遇到鲁迅先生。她说，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破坏了她的铁箱，掳光一切，包括纪录本和著作等。因此，手头无资料可查，不能专凭记忆力所及的事。

（四）宋副委负长说：“我记得那时你是一位小始娘，在午夜引路带我去开会。希望你很好。”

遵示转告。 此致

敬礼

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

1997年12月29日

众里寻她 不负苦心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和鲁迅纪念馆的史料工作人员为寻找、考证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址，查阅了有关历史的大量文字资料，走访了许多有关街道里弄干部、居民和当年大会参加者，还多次实地辨认，才确定当年远东反战大会会址。

(一) 几种会址之说

冯雪峰：

秘密会议是开成功的，在沪东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由周文夫妇打扮成一对要进这房子去结婚的未婚夫妇，……

（《关于反战大会》,刊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冯雪峰当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上海远东反战大会具体操办的责任人。他的工作岗位不在会场之内，在大会前和大会举行当天，他至少两次去过会场。）

夏衍：

我也没有参加会议，我只是根据组织决定，由我借用‘明星电影公司’的汽车，到华懋大厦（现“和平饭店”）将伐扬-古久里，马莱爵士送到会场，到那里宋庆龄出来迎接，我就离开了。会址在杨树浦区，荆州路过去一点的一个洋房里，……

（《与夏衍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黄霖：

冯雪峰带我到设在上海霍山路一栋楼房里的大会会址。……立即和同志们开始布置设在二楼的会场，……

（蒋曙晨：《宋庆龄主持的上海反战大会——八旬老人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载1986年第11期《瞭望》）。

（黄霖时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远东反战大会警备委员长，为临时革命家庭的“长子”、“户主”。）

郑育之：

进入会场后的活动。交通员领我们坐上汽车直往沪东开来，当注意到没有盯梢后，周文借故下了车，他的任务是刻写有关这个会议的宣传品，不进会场。到了近唐山路的一条僻静马路上，在沿街的一幢红色洋房前停了下来，交通员做了一个暗号，走进洋房内，……

（《世界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开的远东反帝反战会议情况》，刊载在《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育之，远东反战大会警备人员，以“住宅”的“弟媳”为掩护。其爱人周文是“左联”作家，1934年1月任“左联”组织部长，在会场外为反战大会做宣传工作。）

根据几位位当事人对远东反战大会会址的描述，可得出结论：会场房子的外型是三层楼以上的红色洋房（西班牙式）；会址存在于现杨树浦区和现虹口区分界的大连路两侧的范围不大的地域里。

（二）当年的“大连湾路”和现在的霍山路

1943年前，上海“大连湾路”全路属“公共租界”范围里。1943年改名“大连路”直到现在；同时划分了行政区域为两区的分界路，现在仍是杨浦区与虹口区的分界路。双号门牌在杨浦区一边；单号门牌在虹口区一边。据这一地段的老居民介绍，上海解放初期的大连路，一端在杨树浦路；一端在周家嘴路近现在的飞虹路，开始便是田间小道，道旁是田地和民宅。在这一段路上，无论是“租界”时期还是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人们都没有见过像反战大会会址式样的楼房。

霍山路，1943年由“汇山路”改名而来。实际查看解放初期的霍山路，从提篮桥到大连路这段路上有“西班牙式”洋房五处，只有霍山路71号至95号，这处十三个单号门牌连成一排，符合会址式样，虽查不到造房时间的资料，但左连毗邻现东山影剧场，原是“百老汇舞厅”，建造时间是1928年,则离上海远东反战大会开会时间比较接近，符合造房不久之说。

（三）亲历者辨认

黄霖同志多次到实地堪察，有记录的时间为三次。1981年3月12日，黄霖持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介绍信，在夫人胡瑞英陪同下，会同郑育之共三人到大连路霍山路等地寻找。1984年又有两次，前一次除仍是上述三人外，还有市委党史研究室两位干部陪同。相隔前次不多久，黄霖、胡瑞英夫妇再次到实地寻找。不久，黄霖同志病逝。

罗解难讲述，上海朋友高建国告诉过她，1984年，高建国和他父亲（高景平）曾陪她父亲（黄霖）、母亲（胡瑞英）坐着小车到霍山路一带转了好几圈，走走停停，下来探视。后来她父亲还进了一楼门，和里面的人交谈，出来后就认定是那里——霍山路85号。

黄霖(中)、胡瑞英与郑育之（右）珍贵合影(罗解难供图)

1993年上半年，虹口区党史办与黄霖夫人胡瑞英联系上。同年6月12日，胡瑞英来到虹口区委党史办，带领调研人员，迳入霍山路一栋楼房，上楼下楼又作仔细察看，回首对跟随的两名调研人员说：

1984年陪老黄就是到这栋楼房来的。老黄认定了这栋楼房，就是远东反战大会的会场。

调研人员走出这栋楼房的门口，抬头望那大门右侧红砖墙，上面钉有“霍山路85号”的门牌。

郑育之在上海远东反战大会召开前三天，曾和丈夫周文由交通员带领同乘一辆汽车，向沪东驶去，中途周文先下车，汽车把她送到会场后，在那儿度过了三夜四天，到30日大会结束，暮色之中送走一批批代表出门而去，最后，警备人员才离开会场。因此，她对会场楼房层次、布置安排比较清楚。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

1993年8月15日，郑育之就寻找旧址事写信给虹口区党史办，信中谈到，1975年冯雪峰病重期间，当面委托郑育之要她完成寻找会址的任务。她在信中写到：

冯雪峰同志过了一阵，气喘减轻了，……边笑着说：

“中共中央交给我的任务，要寻找到反帝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的地址，因为这个会议在上海召开是开成功的，对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广，但我重病在身（肺癌）日夜卧床，不能去寻找；其他工作人员又不熟识上海的道路和语言，寻找起来很费劲，所以我心里很焦急，现在见到你，高兴极了，我身上的这个重担，就交你来挑了。”

周文、郑育之与家人合影

此后，郑育之寻址的心情更加沉重迫切。1980年起，年复一年，她反复进行实地勘认。由于她记忆中的会址是“近唐山路的一条僻静马路上，在沿街的一幢红色洋房前停下来了。” 这过程又都由交通员接、送、交的，对于路名、门牌号不需要也不该去弄清楚和记录。因此，勘认会址的难度不言而喻。

1992年6月，郑育之与女儿周七康

周七康大姐说，十多年来，母亲郑育之走遍了唐山路、大连路、东余杭路、保定路、霍山路、舟山路等一大片地域。她还保存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1981年3月12日开出的介绍郑育之、黄霖、胡瑞英到霍山路实地查勘访问的介绍信。12年了，那张发黄摺叠绉碎的纸张背面，写着当年遇到过的霍山路85号居住的两位老居民的姓名，可是两位老人已作古。她看过数不清的红色洋房，但都未能认定下来。

2017年9月14日，“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在霍山路85号大会旧址二层楼梯栏杆处留影

1993年4月调研人员与郑育之直接通信，查阅寻找资料和相片。周七康讲述，这年７月22日盛夏时节，自己陪同手柱拐杖的母亲郑育之来到霍山路85号再度仔细辨认。

郑育之登上楼房石级，观察楼梯、房子的间隔和厨房、厕所，她认为与她在1980年的回忆著述相同，特别是底层厨房沿后墙关锁着的门，她熟练地启开了说，当年大会结束，时已傍晚，很多代表是经过这扇厨房门再出后门的。

在二楼上，由于楼房内部构造改变，原有的后楼梯拆除了，郑育之认为当年站在二楼厨房面向大门可以看到底层院子里动静，现在这个认识特征已经消失。

郑育之母女与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同志在霍出路85号留影

她还和本号楼内部分居民座谈，了解具体细节。这次辨认后半个多月，即1993年8月15日，郑育之给虹口区委党史办寄来亲笔信，感慨地谈到她十多年里奔波寻找，辨认分析的情况，慎重确定：

我认为霍山路85号，是召开世界反帝反战远东会议的原址。

基于以上调查访问及科学推理分析，尤其是大会参加者的现场辨认，中共虹口区委审阅同意区委党史办的报告，肯定本区霍山路85号即是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的上海远东反战大会的会址。

（参阅：1994年《上海党史研究》第一期，上海鲁迅纪念馆孟振亚，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梁士明、王海玲、吴博堂）

故居新展 睹物思人

宋庆龄在北京故居的建筑原为清代四大王府花园之一，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最初为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故居分为原状陈列展、宋庆龄同志生平展以及庭院三部分。

宋庆龄同志故居生平展厅中的汉白玉雕像（胡山摄）

自1982年故居对公众开放以来，宋庆龄生平展四次改陈升级。2023年5月底最新一次改陈后，故居展览着力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的崇高风范，以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为主题，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光辉历程为主线，分9个篇章、560余项展项，展出文物藏品200余件(组)，图片270余幅，全面展示其光辉一生。其中近50件文物为首展。

在以实物和历史图片为主的基础上，增设场景展示和多媒体展项，提升展示水平和参观体验。生平展序厅，安放着宋庆龄主席汉白玉雕像。雕像上方镶嵌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故居卧室兼办公室 大家参观了宋庆龄主席的起居室、会客室、宴会厅、书房等保留她生前原状的生活、工作环境，很受教育。宋庆龄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是其日常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她生活简朴，工作条件简陋。

房内家具和办公用品，经多年使用，大都陈旧。办公桌前的地灯灯罩是宋庆龄主席自己用旧窗帘制作的。她经常在桌前工作到很晚。

美籍日本朋友有吉幸治访华时，曾将一東象征吉样如意的夏威夷安多利恒花送给宋庆龄，宋庆龄十分喜爱。为了使它永不源谢，她和服务人员合作完成了这幅刺绣作品，并将它挂在床头的侧上方

在这里生活、工作期间，宋庆龄已是70至88岁的高龄，但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这位积劳成疾的世纪伟人在这里永远离开了我们。

光辉足迹 共进大同

宋庆龄主席卧室床头柜的玻璃板下有一帧孙中山先生为福建泉州培元中学题字“共进大同”的照片。宋庆龄主席回上海暂住时，总要把它带到上海，放在床头柜上；返京时再将其带回。

共进大同，是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宋庆龄的绘画作品

宋庆龄生前珍藏的织锦，展示她的诞生地——上海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

1912年5月14日，孙中山访问香港，20日与署理港督施勋等进行非官方私人会谈，与施勋、署任辅政司金文泰及定例局议员何启等合影。前排右为孙中山，前排左为施勋，后排左一何启、右一金文泰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1861-1918），海南文昌人，早年留学美国，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者之一，竭尽全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中称宋耀如为革命“隐君子”：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1869-1931），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宋庆龄手书的外祖母家史:

徐光啟: 明朝上海人。万历年进士。崇祯王时，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当时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徐光啟从他入天主教，并从他学天文、数学等，精于历，和意大利人修正历法。中国人研究西方学述的人自徐始，著书甚多，以《农政全书》《徐氏庖言》及《几何原本》前六卷为最著名。

（上海徐家汇就是他的家。崇祯皇因满清攻进来，他吊死在故宫。清朝从1644-1911)。

这是我母亲的祖宗历史。我的祖母，倪氏，在太平天国时从松江到了上海的。

一一 宋庆龄

伟大先祖: 全能科学家，会通中西第一人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1603年，徐光启入天主教，教名保禄。较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徐光启还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徐光启关于历法的信函手稿

编制历法在中国古代乃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1629年11月，礼部开设历局，由徐光启“督领”修订历法，外国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先后参与编译工作协助修订历书。

《崇祯历书》至1634年完成编译，共137卷（徐光启进呈74卷，李天经进呈63卷），吸收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和数学思想，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

《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完成后并没有立即颁行，新历的优劣之争一直持续了10年，直到1644年崇祯皇帝欲颁诏实行时，明朝却灭亡了。清王朝建立后，重新修订了《西洋新法历书》《历象考成》等历书，这些都源自《崇祯历书》。

今天使用的中国农历也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崇祯历书》的编纂，奠定了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

军事方面，“求精”和“责实”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核心，他提出“极求真材以备用”，“极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极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极造都城万年台（炮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极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

徐光启特别注重火炮的制造，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希望能引进火炮制造技术。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徐光启撰写的《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各种条令和法典是我国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

《几何原本》英文原本首页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和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

译著文字简练，通俗易懂，译文中创新的一套名词术语，如点、线、面、钝角、直径、四边形、相似、外切等，十分切合它本身的数学意义，是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见解和贡献。梁启超称赞《几何原本》的翻译“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徐光启提出了实用的“度数之学”的思想，同时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两书。徐光启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刻几何原本序》手稿（明代）

《几何原本》确立了徐光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地位和影响，一经出版，便成为中国400余年来唯一的定本，不仅促进了明清数学的发展， 直到现代，它的许多内容仍被选入数学教科书中，继续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起着应有的作用。

《农政全书》围田图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关心农业生产；步入仕途后，提出 “富国必以本业”，努力从事 “农政”，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利用在家守丧、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推广农业技术，造福广大人民。

徐光启精晓农学，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农政全书》明平露堂刻

徐光启在农学方面的贡献集大成于《农政全书》，其中收录了《甘薯疏》《泰西水法》等研究成果和译著。《农政全书》共60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约50余万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穿其中。

书中记述了历代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的经史典故、诸家议论和明代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详细考察了历代的救荒政策和措施； 其中最突出的是开发水利、荒政、“任土生财”的农业思想和推广种植高产粮食作物和高收入经济作物的农业技术。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农政思想的总结性著作，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史上最完备的农学百科全书。

留洋求学 向往革命

1907年，宋庆龄由上海去美国留学。这是宋庆龄的出国护照。

宋庆龄（右下起右八，着黑衣）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同学们合影

1908年，宋庆龄进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

宋氏三姐妹留学时期的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宋庆龄(后排右四)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时参加网球俱乐部活动

她受父亲宋嘉树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影响，青年时代就心系祖国的前途命运。

宋庆龄曾担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的文学编辑。图为校刊编辑部构成图。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日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

宋庆龄曾为军政府所在地题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名。

宋庆龄赴美求学时，母案送给她的钻石胸针和毛背心

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身在美国的宋庆龄立即将学校中的清朝龙旗踩在脚下，挂上新的共和国五色旗。

宋庆龄在学校同学们中间兴奋奔走相告，一遍遍高呼“拥护共和”口号，满怀激情地欢庆:

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1912年4月，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和热情颂扬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四千多年……

……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它方面起作用。拿破仑·波拿巴说过: “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这话要变成现实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One of the greatest ev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reatest event since Waterloo, in the opinion of many wellknown educators and polticians, is the Chinese Revoluton. It is a most glorious achievemen. It means the emancipation of four hundred million souls from the thralldom of an absolute monarchy, which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four thousand years...

..ln other ways, too, China will take her place in the efort to uplift humanity. Napoleon Bonaparte said, "When China moves, she will move the world." The realization of that statement does not seem to be far off.

一一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1912年4月)

1913年春，宋庆龄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她的照片旁写着:

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

宋庆龄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

孙中山用过的医疗器械

这组医疗器械为孙中山早年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时使用，一组三件套47件。见证了孙中山“医人救国”的尝试和早年对于救国救民的探索与实践，现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清末，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沿海各通商口岸的开放，大批医疗传教士来到中国，把医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广开诊所、医院及医学校，由沿海深入内地，并创办教会医疗机构中华博医会等。1886年秋，孙中山经在广州传教施医的美国公理会传教牧师、医师喜嘉理介绍，入读广州博济医院，开启学医生涯。

1887年10月，孙中山从广州转学香港西医书院，自述转学原因为“课程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于1892年7月以各科综合成绩名列第一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读书期间，孙中山在课余常与好友陈少白、尢列和杨鹤龄在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后楼聚会，一同抨击时弊，主张勿敬朝廷，被称为“四大寇”。

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石岐等地行医，自述“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同年秋，他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在该院挂牌行医，成为该院第一位华人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之先河。因澳门葡籍医生排挤，孙中山后转至广州继续行医，在西关冼基创设东西药局，并设医务所于双门底圣教书楼内。在家乡香山，孙中山又在县城石岐西门开设一间规模较小的药局，亦称为中西药局，以此发售西药。

在行医的实践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在广州期间，孙中山借行医名义，物色反清志士，畅谈时政，并首次倡议组织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他游历了北京、天津，目睹“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他“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并未放弃对医学的关注，曾译有《红十字救伤第一法》，还对近代中国疫病的流行以及公共卫生服务落后的原因进行探讨和研究，始终关心着中国医疗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明志许国 革命·爱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孙中山不得不流亡海外。

1913年8月，宋庆龄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东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了革命生涯。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结婚。作为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她支持孙中山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推动北伐战争，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

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向》记录了宋庆龄与孙中山见面的有关情况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

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二十六号工作，经常由我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一一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1981年4至5月)

宋庆龄在日协助孙中山工作(1913-1916年)用过的《英德小词典》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回国，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前排左起: 宋子安、宋庆龄倪桂珍、宋蔼龄; 后排左起: 宋子良、宋耀如、孔祥熙

1914年，因宋蔼龄结婚，宋庆龄接替她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图为宋家成员在日本合影。

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他生活中的贤内助。为了给孙中山买一副合适的手套，她按照孙中山的手形绘成示意图，附在给孙婉的信件中。(戴成功 捐)

前左起: 宋耀如、孙中山、本山彦一、戴季陶; 后左起: 山田纯三郎、对马健之助、菊池良一

1913年3月11日，孙中山在界卯楼出席大阪经济会举行的欢迎宴会后留下合影。

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前，孙中山托人购买衣料并请裁缝为宋庆龄量身定做的日式晨衣。

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图为1916年4月24日补拍的结婚照画像

1915年，她和孙中山结为革命伉俪。宋庆龄与孙中山在结婚誓约上签字，并相约三条：

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这是婚姻约书。证婚人为日本人和田瑞。因日本风俗以双日为吉日婚姻誓约书签署日期为26日。

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后，宋庆龄母亲补送结婚礼物 : 苏秀“吉庆有余”百子图被面

对于孙中山来讲，宋庆龄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和忠实继承者。

而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是丈夫，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也是她的革命导师。在她的意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

结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后，宋庆龄的母亲补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 瓷制五彩咖啡具。

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一一 宋庆龄，《致阿莉函》(1915年11月18日)

金丝绣花夹被，是宋庆龄结婚时的嫁妆之一。被面为红色提花织锦，被里为乳白色真丝，材质、配色和图样遵循了中国传统婚庆习俗。

被面用盘金工艺手绣图案6组: 竖排左起第一、六组为梅花和蝴蝶，第二、五组为牡丹，第三、四组为兰花、蝴蝶和梅花，寓意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

为了怀念孙中山，宋庆龄一直将其铺在自己的褥单下。

宋庆龄保管的德国造毛瑟手枪

在1915年10月25日于日本东京举行的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它的首饰珠宝，而是一支手枪。孙中山说：

这枪配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1颗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前排左起: 田中昂女儿、廖梦醒、田中昂夫人、宋庆龄、孙中山(身前为廖承志)、何香凝、萱野长知夫人; 后排:廖仲恺(左二)、胡汉民(左三)、戴季陶(左六)、田中昂(左七)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声讨袁世凯。

1917年，宋耀如、倪桂珍和六个子女在上海拍摄下唯一的一张全家照。二排左起: 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左起: 宋子良、宋美龄；前者宋子安。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准备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改民国纪元为洪宪元年。

袁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即于12月25日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其他各省相继响应。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斗争中，日本等帝国主义决定抛弃袁世凯，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分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

1917年，(左起)廖承志、廖梦醒、何香凝、宋庆龄等在上海合影。

宋庆龄保存的1917年中国地图

在并肩走过的10年岁月中，宋庆龄担负处理孙中山同国内外大量往来机密函电的工作，参与起草许多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电文、宣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图为孙中山和宋庆龄珍藏的英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

1918年，为使国人进一步理解其学说主张，孙中山在上海潜心著述《孙文学说》，宋庆龄全力协助他。这是正式出版前的“送阅本”。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民族主义》

1924年，孙中山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其演讲记录稿经修改后，编印发行。

宋庆龄保存的《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著作，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种著作汇编而成。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赴广东韶关督师北伐，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多人从行。图为孙中山、宋庆龄一行在韶关。

孙中山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五四运动之回顾》等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对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表示极大愤慨，起草了“学生无罪”的电文，接见上海学联负责人并提供经济支持。

广州蒙难 大义坚贞

宋庆龄坚定跟随孙中山先生开展讨袁反段、护国护法等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在穗宣布成立，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此次他就任非常大总统，设总统府于督军署旧址，下榻于粤秀楼。为安全计，在总统府和粤秀楼之间，以木头建了一条俗称“天桥”的凌空栈道，把两者勾连起来。孙中山日常治事往来天桥，十分便利。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北伐统一中国，却遭到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的反对。1922年6月16日，驻广州的陈炯明部队4000余人，在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的指挥下突然围攻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

宋庆龄撰写的记述观音山之战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图为她亲笔书写封皮的《广州蒙难记》

宋庆龄回忆当日的惊险战斗：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

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围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

《观音山之战》（郑志平创作于2009年）：卫队奋力抵抗至弹药用尽，与宋庆龄冒着枪林弹雨突围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仆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不知多少敌人。……

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四面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

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匍匐而进，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跟着就是一阵哔剥的枪声。

宋庆龄《广州脱险》文稿。1922年6月，在陈炯明武装叛乱中脱险后，宋庆龄于当月下旬返抵上海，即撰文详述事变及其历险经过。此为《广州脱险》英文打字稿。上海《民国日报》于6月28日、29日以《总统夫人之粤变纪实》为题分两次连载该稿中译文

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

前后左右都是乱兵在进击。他们一面进，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的在巷里逃。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掠了。

我们爬起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过了将半小时，进击的枪声渐少，我们跑到一座村屋，把那闩上的门推开躲入，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

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1923年8月14日，广州蒙难一周年，孙中山与宋庆龄永丰舰留影

醒回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把扇扇我。……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为抗击陈炯明叛乱有功将士颁发的“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下图为孙中山签发的《讨贼奖章执照》)。

1924年元旦，宋庆龄在授勋典礼上，亲自为陈炯明叛乱时杀贼有功将士佩戴勋章。

卫士谭惠全在陈炯明叛乱中，沉着英勇，保护大总统孙中山安全突围。宋庆龄为表彰他的特殊功绩，特别赠给他一方铜质印章，并亲自将他的名字改为“谭卫全”。此印由谭志泉捐赠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纪念馆珍存。

广州蒙难返回上海后，孙中山为贤妻宋庆龄题写联句: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六一六”兵变，是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经历的最激烈的一次战火考验。

这次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的洗礼，一方面对她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另一方面使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促使她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深刻、思想的转变更加坚定，而共患难的经历也使她与孙中山的感情更加真挚、亲爱无间和牢不可摧。

1922年9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寓所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希尔等人，重申在中国实现共和统一的主张。

航空救国 洛士文号

孙中山先生早年出走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立志“航空救国”。在他的亲自关怀下，第一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的飞机于1923年6月装配成功。为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领导和赞助，这架飞机就以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学名“Ro-samonde”的译音，正式命名为: “洛士文-1号”。

尽管国内科研环境与条件十分简陋，但这款飞机的操纵性能、稳定性和各项飞行参数经检测均符合设计要求，它同时还是中国第一架轻型侦察机，时速可达120公里。

孙中山夫妇在试飞的飞机前合影

1923年7月，孙中山、宋庆龄赴广州大沙头机场，为我国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行开幕礼。照片上有宋庆龄亲笔说明:

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1923年设计，1923年7月行开幕式。以“洛士文”(孙逸仙夫人名字)命名。

当时，世界的航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很多人对这架中国人自制飞机的安全性能存有疑虑。容貌文静纤弱的宋庆龄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登上飞机参加试飞。这一壮举是她献给孙中山先生的一份珍贵礼物——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

1923年12月2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左一廖梦醒。

1924年10月12日，宋庆龄代孙中山给鲍罗廷的信。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讲话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孙中山书赠宋庆龄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册页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亲自拟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5条，作为新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后大会审议通过，2月22日修订定稿。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中山对未来国家政治制度设想的纲领性文件，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孙中山对其三民主义思想，即“民生”“民权”“民族”的主张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孙中山阐述了其“革命程序论”，即“军政”“训政”“宪政”。

1924年4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手书《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全文赠送宋庆龄，落款处题有“为贤妻庆龄玩索”字样。

孙中山手书石印本《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出版，宋庆龄题写跋语

1924年4月12日，为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正式出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再次手书全文，宋庆龄特为题跋：

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至道也。兹特将先生亲笔稿付石印，以供先观之快，并作民国开创之宝典焉。

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致冯玉祥应邀北上的电文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力量空前壮大，反帝反军阀的旗帜愈益鲜明，苏联也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给予孙中山很多援助，广东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策源地。在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全国多地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帝国主义深感不安。

为尽早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决定应邀北上。随后返回广州，为北上作准备。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并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

1924年9至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还将逊帝溥仪驱逐出故宫，提出召开和平会议，并电邀在广东的孙中山北上，商谈民主建国大计。

一直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孙中山明知北京之行“异常危险”，仍决定接受邀请北上，按孙的话讲，就是要“拿革命主义去宣传”。

1924年11月22日孙中山、宋庆龄乘“上海丸”离沪，取道日本赴天津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提出召集有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等九种团体代表与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和正式的国民会议，以谋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民众的拥护。《宣言》指出: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

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

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原稿

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于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阻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

语其大要，对外政策: 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 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

对内政策: 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 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 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 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

…………

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欢迎孙中山北上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 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

据上海《申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孙中山对于时局之宣言》

宋庆龄珍藏的孙中山1924年北上时在天津御寒的皮帽子(杜述周 捐)

11月13日，孙中山夫妇等乘永丰舰离粤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

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

中国现在(1924年)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21日，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

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同情，彼此向来 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

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

12月31日，孙中山乘火车离天津往北京时，在天津车站留影

1924年12月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同日，孙中山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

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得知孙中山到来，各界人士来访不绝，孙中山打起精神亲自出来招待。当时段祺瑞为了达到个人企图，暗地里与孙中山展开了极为尖锐的矛盾斗争，孙中山为顾全大局，不得不与其周旋。

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使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忽高忽低，直至眼球周围出现黄晕，不能进食。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剖腹手术，经多名医生会诊，最终确诊为胆囊腺癌晚期，并已经转移至肝脏等处。医生分析，孙中山有长达10余年胃痛之病，应是病症起因，此后又长期积劳，不加重视，贻误了治疗时机。实施手术的外籍医生克里表示孙中山“临终之期已迫”。

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协和医院移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图为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门前景象

手术后的孙中山接受了协和医院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治疗法——用强度很大的镭锭等放射性物质直接在癌肿部位照射，但病情并无好转，体气渐衰，不时进入昏迷状态。西医治疗已然无望，便决定改服中药保守治疗。

那时的医院里面是不准吃中药的，2月18日，孙中山便在宋庆龄护送陪同下离开医院，迁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居住。胡适、张人杰等人为孙中山介绍了著名中医陆仲安。陆仲安是北京名医，擅用黄芪，故有“陆黄芪”绰号，曾用中医治愈胡适的糖尿病。胡适当时是崇尚西医反对中医的，此病治愈，让陆仲安名震一时。陆仲安会诊后，开了几剂中药给孙中山服下。

孙中山脚肿消退，精神爽快了一些。但陪在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只信西医，反对中医，自作主张停服中药，并请来毕业于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辛慈为孙中山按摩。过了几天，治疗并无效果，孙中山病势恶化。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17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一一《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对其怀有的革命理想和终生奋斗的事业进行了最后的概括和嘱托。

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并起草。

油画《总理授遗嘱图》(方干民绘于1937年春)

3月10日，孙中山病情持续恶化，神志开始昏迷。11日凌晨1时，孙中山在预立的遗嘱上补签了字。由于病重体弱，孙中山已无力握笔，不得不由夫人宋庆龄托着他的右手腕执笔。

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字作证。

此后，孙中山呼吸愈发艰难，意识微弱，但仍反复呼喊：

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国事遗嘱原版照片

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一一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孙中山家事遗嘱原版照片

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一一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孙中山临终前写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函，也称《致苏俄遗书》。

《致苏联遗书》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孙中山签署遗嘱时使用的钢笔。(戴成功 捐)

孙中山遗像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壮志未酬的一代伟人孙中山因肝癌医治无效，在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享年59岁。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图为各界群众齐集协和医院门前哀悼的情形。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在革命斗争屡受挫折的困境中，宋庆龄陪伴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探寻中国革命新出路。她赞同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的观点，为促进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

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特使的多次重要会谈，支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宋庆龄在北京碧云寺为中山守灵

继承遗志 矢志不渝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继承其“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坚决捍卫新三民主义，坚定地“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热情赞颂五卅运动中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推动北伐胜利进军。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一直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在武汉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汉，回到上海，宣布与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决裂。她顶住巨大压力，坚决表示：

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1925年4月21日，宋庆龄等勘察孙中山墓地后在紫金山留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4月10日，宋庆龄由北京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11日到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后乘车赴沪。

4月20日，宋庆龄从上海抵南京，21日出席南京市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之后与母亲倪桂珍(左七)，偕亲友马坤(左一)、何香凝(左四)、宋美龄(左八)、杨杏佛等再次前往紫金山，继续勘察孙中山墓址，大致确定墓地范围。

但是现在我的思想仍是痛苦的。面对经受的可怕损失，我的悲痛非但并未减弱，而且有增无已。

但是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

一一 宋庆龄，《致阿莉函》(1926年4月16日)

1925 年，孙中山公祭时的中央公园南门外，人们在迎候孙中山先生灵车到来。上图为1928 年改建后的北京中央公园里面的中山堂。

宋庆龄在《民族日报》刊登《孙中山先生与“五卅”后之民族独立运动》文章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

6月30日，宋庆龄由沪抵京，出席“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在天安门发起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

大会期间宋庆龄与广州女校和女团体欢迎代表合影

1926年1月，宋庆龄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坚持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对其给予处分。

会议通过了由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组成的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

1927年，宋庆龄在武汉举办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图为2月12日开学典礼上宋庆龄(前排左八)与学员的合影。前排右五为董必武。

前排右起: 吴玉章、经亨颐、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丁惟汾。中排: 林伯渠(右二)、毛泽东(右三)、董必武(右九)。后排:邓演达(右三)、恽代英(右四)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军事独裁的重要决议案及宣言和训令，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企图。图为部分与会者合影。

1927年7月12日，蒋介石写给宋庆龄的信。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指出:

本党若于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宋庆龄在武汉寓所留影

1926年12月10日，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达武昌，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

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刑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会议，以“分共”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大逮捕、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

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不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

宋庆龄赴莫斯科前在上海留影

为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他在去世之前曾委托宋庆龄替他访问莫斯科。1927年8月22日，在陈友仁和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宋庆龄在吴淞口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留影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秘密离沪赴苏联访问并在《申报》刊登《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在声明中宋庆龄说道：

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

9月7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人流如潮。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和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以及中国侨民的代表。

人们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的巨大横幅，军乐队穿着笔挺的制服站在人群的前面。

列车徐徐进站，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在《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宋庆龄端庄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她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

宋庆龄在莫斯科车站

在莫斯科车站，宋庆龄发表声明，重申其此行背景和目的：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目前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意义。……

我今天访苏联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宋庆龄在“糖宫”内看书

在莫斯科，宋庆龄被安排住在豪华“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宅第，苏联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

1927年11月7日那天，宋庆龄应邀赴红场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典。在这里，她目睹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勃勃生机，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考察和频繁的政治活动。

宋庆龄与莫斯科儿童在一起

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考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宋庆龄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年青一代》撰文，对塔斯社和《真理报》发表向苏联工人致敬的声明，给全苏妇女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了贺信……

宋庆龄应邀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宣传三民主义，严历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行径。演说后留影，右为陈友仁

在莫斯科，宋庆龄时刻考虑着整顿国民党，重振它的革命精神以推进中国革命这个重要问题。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领衔，同邓演达、陈友仁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签署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因而必须终止其把持国民党中央的职权，暂时由临时行动委员会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并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

宋庆龄保存的布鲁塞尔会议文件

1927年12月，宋庆龄与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上海《新闻报》登载的宋庆龄在莫斯科致蒋介石电

1927年12月，蒋介石在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方面又迈出一大步——决定同苏联政府断交。他将这件事电告宋庆龄。宋庆龄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捍卫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原则问题，绝不能沉默，即于17日复电蒋介石予以制止。她斥责蒋介石:

与苏断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

她说，自己正准备回国，如果蒋介石不听规劝，她将留在这里，以抗议蒋介石的这个“自杀行为”。

蒋介石自然不会改变其决定，但却急切希望宋庆龄回国，妄图加以利用。针对蒋介石劝诱归国的圈套，宋庆龄宣布：

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

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宋庆龄旅居欧洲时的留影

1928年5月，宋庆龄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截止至1931年8月，宋庆龄旅居柏林（1929年5月至9月曾因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短暂回国），还曾赴巴黎、瑞士、奥地利等地游历。

宋庆龄旅居德国柏林，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过。宋庆龄经常与邓演达会晤或书信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如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她也常与国内好友杨杏佛往来书信，询问国内政治局势，并表示只有共产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

宋庆龄逐渐认识到，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深入研究土地问题，宋庆龄不仅悉心钻研孙中山关于“耕者有其田”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有关论述，还在秘书章克的帮助下到柏林大学的图书馆搜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归善县客家人。 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

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并把这一信心传递给其他同志。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秋叶挺辗转来到德国柏林，宋庆龄和邓演达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和他讨论分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国内革命的形势发展，大家越来越坚信中国革命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终将取得胜利。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著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 曾参加辛亥革命，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信任。 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 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四一二政变后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与宋庆龄等展开反蒋活动

初到柏林的两个月，宋庆龄和邓演达时常见面，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特别是认真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

1929年5月17日，宋庆龄回国抵达沈阳，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前左)到车站迎接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处心积虑，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几经周折，终于夺得了党的最高权力，成了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新的领袖。为了树立自己“正统”的形象，他一直在寻找着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临了，就是1929年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蒋介石想借亲自主持孙中山奉安大典这个空前的仪式，树立自己是继孙中山先生之后的“正统”的形象，同时想借此机会，让宋庆龄回国并把她拉拢过去。

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了是蒋介石的阴谋。但是，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她是一定要参加的。在得知国民政府决定在1929年3月12日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后，她向柏林警察局假称赴海德堡旅行，离开柏林，于1928年底抵达了莫斯科。宋庆龄原准备1929年2月中旬从莫斯科出发经西伯利亚回国，就在她即将启程之际，杨杏佛来电，告知奉安大典延期到6月1日举行，宋庆龄只得重返柏林。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在介绍宋庆龄的简历时称：

十六年秋出国赴欧，考察政治社会状况，现尚未归。

1929年5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从柏林启程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行前发表声明：

我的参加葬礼显然不表明也不意味着，我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改变或推翻，只要国民党的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三大政策，即积极的反帝政策，联合苏联和工农的政策。

5月15日，宋庆龄进入中国境内，在前往哈尔滨的途中，她再次对英亚电讯社记者发表了上述声明。

《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宋庆龄

(一九二九年五月）

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

（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

（3）实现工农政策。

宋庆龄与宋子良

宋庆龄乘火车抵达满洲里后，转乘专车赴哈尔滨。进入国境后，沿途每站都有盛大欢迎。到哈尔滨时，欢迎场面更为热烈。宋庆龄知道这种隆重的仪式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宣传价值，因此她向所遇到的每一位新闻记者都重申她的观点：

国民革命已遭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专车抵达沈阳后，作为欢迎代表之一的二弟宋子良见到她后，劝告她不要公开发表反政府的声明。宋庆龄严正地回答二弟：

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1929年5月宋庆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原稿

回国后，宋庆龄将其《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英文稿转交给了孙中山丧事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

1929年6月1日，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刊登声明主要内容。

1930年1月22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纽约Nation杂志130卷发表《孙逸仙夫人忠于信仰》一文，再次刊载了这篇声明的全文。

1929年6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宋庆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内容

5月18日下午6时许，宋庆龄抵达北平，一下火车便驱车直奔香山。香山碧云寺是孙中山灵榇暂厝之地。宋庆龄下车时，悲伤得几乎不能走路，后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拾级而上，直奔灵堂。

至灵前，宋庆龄先行三鞠躬，并献上从沈阳带来的花圈，大哭失声。花圈上款书“中山先生灵右”，下款书“妻宋庆龄鞠躬”。

宋庆龄泣不成声地手指灵榇，大家明白她是想再见丈夫一面，于是卫士掀开覆棺的国旗，扶她登上石龛。宋庆龄凄婉地呼唤自己的丈夫和导师：

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去了？

透过玻璃棺盖，面对曾经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丈夫遗容，宋庆龄悲不自胜。在同行人员的再三劝慰下，宋庆龄又三鞠躬，才不舍而去，第二天一早，再赴碧云寺拜谒。5月21日晚，宋庆龄还与孙科及迎榇专员等在西山碧云寺布置了孙中山遗体奉移铜棺事宜。

奉安大典上，宋庆龄和众人在南京浦口迎接中山先生的灵柩

5月22日，宋庆龄参加了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遗体改敛铜棺仪式，并在灵前主持家祭。再睹孙中山遗体，宋庆龄又大哭不止，声达户外。奉移时，将孙中山原用之大礼衣帽，配置原棺中，拟留葬碧云寺以为衣冠冢。下午3时，在石龛内举行孙中山衣冠冢成立礼。

5月23日起，孙中山灵榇在碧云寺供各界人士举行了三天公祭。5月25日晚10点30分，宋庆龄又至碧云寺敬献花圈。

26日0时15分，宋庆龄主持家祭。凌晨1时启灵，宋庆龄在宋子良、宋子安搀扶下紧随灵榇之后，护送孙中山灵榇到前门车站随灵车南下。灵车一路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于5月28日抵达南京。

5月31日，这一天是孙中山灵榇封棺日，宋庆龄率领众人与孙中山遗体作最后告别。

1929年5月28日，宋庆龄、宋子安、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宋蔼龄由南京浦口车站向江边行进，迎接孙中山灵榇

6月1日，奉安大典正式举行。就在这一天，宋庆龄5月在柏林发表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通过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摘要刊登，在国内流传开来。

奉安大典一结束，宋庆龄连夜乘火车返回上海，不在蒋介石政府所在地南京多停留一刻。6月2日晨，宋庆龄到达上海北站，她派秘书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表示：

此次回国是为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因“长途劳顿，故来沪休息，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6月9日，宋美龄按蒋介石的授意专程从南京前来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被宋庆龄婉拒。

1929年6月宋庆龄与家人在上海

义正辞严 怒斥戴季陶

孙中山奉安大典结束后，宋庆龄于1929年6月2日回到上海，住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深居简出，养病看书，拒绝与蒋介石政府接触，除了和家人相聚外，很少会客。

但宋庆龄并没有沉默下去。两个月后，宋庆龄又对蒋介石政府发出猛烈的一击。针对不久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在8月1日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宋庆龄打电报给“国际反帝大同盟”，强烈谴责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

宋庆龄认为，“中东路事件”标志着南京政府已堕落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使中国成为反苏的前沿阵地，这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的电报遭到了官方封锁。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街上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

这封电报犹如一把利剑，直刺国民党政府心脏，蒋介石十分恼怒。8月10日，戴季陶奉蒋之命，偕夫人以拜访为名到上海游说宋庆龄赴南京。宋庆龄颇为反感：

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戴季陶拿出宋庆龄拍给反帝大同盟的电稿想递给宋庆龄，但宋庆龄冷冷地说：

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报。

戴季陶问道：

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你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宋庆龄回答：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季陶（1891-1949），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中国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面对戴季陶“应该遵守党纪”的要挟，宋庆龄怒斥道：

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

她凛然表示：

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

她继而反诘戴季陶：

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记录的中文稿

戴季陶转而劝说宋庆龄与蒋介石合作，并企图向宋庆龄解释：

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三民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

宋庆龄驳斥道：

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

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

当戴季陶列举南京政府取得的所谓政绩时，宋庆龄义愤填膺地指出：

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天津《大公报》登载的《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后，戴季陶不再拐弯抹角，他直言此行目的：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庆龄随即大义凛然地宣布：

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无奈之下，戴季陶只好起身告辞，还说日后再见。宋庆龄毫不留情地郑告:

以后不必再来，因为“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想让宋庆龄不说话是绝对办不到的。宋庆龄亲笔记录了她与戴季陶的谈话全文，并提供给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明日之中国》全文刊登，随后上海的一份小报及天津的《大公报》将此文予以译载。

当国内民众从报纸上得悉孙夫人宋庆龄对国民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宋庆龄已再次出走海外。

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乘坐邮轮，离开上海前往法国，与法国公司接洽孙中山铜像制作相关事宜​​​，并继续旅居欧洲。

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Nothing could keep me silent but jailing or killing me.

一一宋庆龄，《与戴传贤谈话笔记)(1929年8月10日)

宋庆龄族居欧洲期间穿的斗蓬

宋庆龄非常赞同邓演达提出的，真正重振中国革命，必须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宋庆龄与邓演达还经常与异地的陈友仁共同讨论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他们探讨的结果是：此后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革命力量。

1927年秋，宋庆龄、邓演达(右一)与国际友人在苏联

1929年宋庆龄停留巴黎时期，邓演达通过书信往来与宋庆龄讨论了他在10月发表的《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邓演达在《宣言》中明确指出：

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行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

宋庆龄与邓演达(右二)等苏联留影

宋庆龄非常赞同邓演达在《宣言》中所表示的对南京及改组派的态度，并告诉他，在巴黎的汪精卫多次派人找她，要来拜访她，但被她坚决地拒绝了。

1929年12月，因为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势力矛盾日益激化，邓演达认为这是回国组织革命的绝好时机。回国前夕，邓演达抱着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向宋庆龄辞行。他坚定地对宋庆龄说：

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历史的发展被不幸言中，这一别真的成为了永诀。

1925年4月17日，宋庆龄、何香凝与上海中国国民党女党员合影

就在邓演达回国后不久，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儿子廖承志来到柏林看望宋庆龄。

1951年10月，宋庆龄和何香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合影

他们在欧洲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何香凝非常钦佩宋庆龄的斗争精神，挥毫作了一幅《菊石图》送给宋庆龄，并题诗相赠：

唯石与菊，品质高洁；唯菊与石，天生硬骨。悠悠清泉，涓涓皓月；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在欧洲，宋庆龄潜心研读孙中山著作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和左派报刊，后期还扩大和德国进步人士联系，推动了她追求社会进步和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宋庆龄翻译和抄录的《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旧世界打他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做新社会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争斗，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尔拉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回到上海。

同舟共济 肝胆相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宋庆龄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投降政策，主张抗战到底：

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朱兰夫妇

1931年8月起，宋庆龄积极营救被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及夫人，他们实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人员。

牛兰（Noulens），原名鲁埃格（Paul Ruegg），波兰人，1930年被共产国际派遣来华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1931年6月15日，牛兰及其夫人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宋庆龄一度将牛兰的儿子吉米接到家中照顾。图为宋庆龄与吉米在上海寓所。

此案发生后，牛兰夫妇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宋庆龄等人大力开展营救工作，迫使国民党政府允其保外就医。1932年8月，牛兰夫妇被判无期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

1931年8月，在上海秘密进行反蒋活动的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被捕。宋庆龄回国后积极开展营救，曾亲赴南京与蒋介石交涉未果。

1931年11月29日，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宋庆龄确知邓演达噩耗后，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于12月19日毅然发表对时局《宣言》(原文为英文):

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去了领导，以致中辍。

幸而当时在广州的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使北伐能于短期内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

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

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孙中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近来宁粤两派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峙的力量。双方各自指责对方的缺点，又夸耀自己的长处。他们用虚伪的政治口号，比如“政治公开”、“民主统治”、“革命外交”等，作为欺骗中国人民大众的武器。

但实际上，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

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

这些敌对的派系，昧于自私自利，完全不提及个人独裁、党的堕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全是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结果。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假如所谓“和平”与“统一”进行顺利，从而各派都满足了它的贪欲，那么“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绝不可能想象中国人民愿见这样的“和平”，或全国愿要这样的“统一”。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南京看到这种统一的第一个果实。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象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

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遇、阿庾和保护。在口头上讲着革命外交、全民民主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人们到达南京后，这个暴行就发生了。

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

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1933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当选为该会主席并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抗日，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此为宋庆龄保存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传单。

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谴责德国法西斯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等签名发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等率先签名响应。

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宣传画《流亡图》前留影

1935年11月，当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她特意写信给毛泽东以示祝贺。同年12月，中共正式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庆龄非常赞同这一正确的政策性。′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与潘汉年面商组织统一战线的“公开活动之办法”。此为底稿

1936年9月18日，为促成国共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毛泽东亲笔致函，派潘汉年面呈宋庆龄：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允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

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毛泽东的来信使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一直以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采取特殊方式，为推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发挥重要作用。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在近十年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活动之后，第一次参加会议，并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案》。

在会上，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

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

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

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1936年到1937年间，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营救“七君子”，与救国会十余人共同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凛然自请入狱，提出“宁愿牺牲自己，来促成团结抗日与救国自由”。

自请入狱时，宋庆龄在诸青来名片上签名，递交给苏州高等法院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承认“救国无罪”，七君子出狱。

1937年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向蒋介石递交《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要团结御侮，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

宋庆龄十分振奋，于次日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

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着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1937年12月26日，宋庆龄抵达香港。图为宋庆龄在香港的留影。

1938年10月28日，宋庆龄、何香凝联名致函林森、蒋介石等，要求明令制止汪精卫对日妥协的言论。

宋庆龄积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为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她把中国抗战与国际反帝反战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认为:

中国抗战是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

漂洋过海的一碗饭

“一碗饭运动”，这场支援中国抗战的运动最初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旅美华侨团体于1938年在美国发起，运动不仅吸引了将近一半旧金山市民，而且还在全美多地产生联动效应，掀起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并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支援抗战形式，构成一条主战场外的抗战国际阵线。

之所以取名为“一碗饭运动”，是因为受到典故“漂母与韩信”的启发。组织方决定，用发售餐券的形式作为募捐赈济的形式，每一名认购者可以拿着餐券到指定餐厅吃炒饭一碗，而除炒饭成本以外的饭钱则用于赈济中国灾民、支援抗战。美国医药援华会解释说:

“一碗饭运动”表明“美国民众助华，既非如市侩之流，专以利益交换为前提；亦无炫示富贵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

运动发起后，各种自发捐赠形式悄然兴起，认购餐券最终变成了一种标志，“一碗饭”成为了一种凝聚力。除“一碗饭”外，认购纪念章、登台义演、上街义演、时装表演等各种劝募形式兴起。在纽约，一些华人团体后来还自发建起救国血库，呼吁民众献血，救助中国战争难民。

1938年6月17日，“一饭碗运动”正式在美国大中小城市同步启动，参加者估计超过百万。在纽约，大约3万人聚集在唐人街，华人社团组织武术表演、醒狮表演等，不少华人餐馆、杂货店、食品店、百货店举行义卖。

1938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碗饭运动”珍贵视频

在旧金山，活动者举行反日大示威，用飞机散发传单，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旧金山市长等也参加了一碗饭节食活动以示表率。还有侨胞扮成难民，执空碗一个，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条命”的口号。《旧金山纪事报》报道：

这一天前往（旧金山）唐人街的参加者，不下20万人，各处通衢，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项车辆均无法通行，警察亦束手无策，多数出口轮船，亦因之临时延期驶出。一日之中，共募得4.4万美元。

而在全美，这一天的“一碗饭运动”共募得善款大约100万美元。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负责为“工合”运动筹集资金。1941年8月1日，计划进行3天的香港“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宋庆龄为整个运动亲笔题词：

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当天，《华商报》以《孙夫人等主办一碗饭运动今举行》为题报道，并刊登了宋庆龄的照片和题词:

日 X 所至，骨肉流离，

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题词首句原为“日寇所至”，刊登时受检，遂如此刊出。

宋庆龄保存的香港乐仙酒家“一碗饭运动”中使用过的三只碗

西方人以面包为主食。“一碗饭运动”以独特的角度，唤起一些西方人的好奇和关注，进而对中国的难民产生同情，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声援和支援。这场运动，不仅为中国抗日募得资金，更发挥了相当可观的国际统战作用，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一碗饭运动”在美国兴起后，南下南美洲，在古巴等地的华人中接力，后来又传到英国伦敦。

“一碗饭运动”餐券

1941年，宋庆龄在香港重新演绎“一碗饭”精神，号召香港各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一时间，香港民众纷纷认购饭券，吃“爱国饭”、“救国饭”。当时，宋庆龄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协会的宗旨是把后方的人力、物力动员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支持长期抗战。

宋庆龄“一碗饭运动”开幕式致辞

“一碗饭运动”发起当天，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出现在街头，把活动引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拥着这只“大碗”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穿过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给本来就已是家喻户晓的“一碗饭运动”增添了气势；“爱国之门”、“光荣之门”、“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等标语出现在香港酒家、餐厅，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餐券，不少家庭举家出动去吃“爱国饭”、“救灾饭”。

加州“一碗饭运动”纪念章

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行3天，后一直延至8月30日。出售餐券和捐款的纯收入为两万三千余元。

对于这项活动的意义，宋庆龄作了深入阐述：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者发起，已经在美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经举行过。今晚在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

宋庆龄出席“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向各捐款者颁发锦旗和纪念品，图右为何香凝，中立者为印度国大党成员卡玛拉黛芙夫人

1941年9月1日，宋庆龄在英京酒家主持“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出席的有何香凝，孙科夫人陈淑英，以及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百余人。“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对为这次活动提供捐赠的13家餐馆、茶室颁发了秀有宋庆龄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的锦旗和奖品。

1940年4月8日，宋庆龄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 抗战到底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拍来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去香港。

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宣传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国际援助，并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援助建立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夏，斯诺在香港拜会宋庆龄(下图为斯诺1936年在延安)

宋庆龄介绍国际友人斯诺（《西行漫记》作者）、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宋庆龄盛赞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并对国际友人说：

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

斯诺据采访资料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等情况。1937年该书出版，斯诺将此书赠给宋庆龄。

1940年4月3日，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第一儿童保育院。

1940年4月25日，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在成都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时，在工人欢迎会上讲话

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撤销“剿共”总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

这是保存在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的一枚镌刻着“庆龄”二字的金戒指。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中，宋庆龄常用这枚戒指在捐助者的收据上盖章。

1941年12月，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六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赴重庆。图为宋庆龄1942年在重庆留影。

这台“X光机 ”(X-RAY MACHINE)，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募集，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944年9月，宋庆龄请史迪威将军支持，用美军飞机运到延安。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架大型X光机。

宋庆龄在重庆会见盟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

(上图)汉斯·米勒大夫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用这台X光机诊治病人

汉斯·米勒(1915-1994年)，内科专家。生于德国。1939年7月来中国。曾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1994年12月4日逝世。

宋庆龄保存的美军观察组章

1944年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宋庆龄曾请其协助运输大批医药用品。

1944年8月，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有吉幸治(右一)等与马海德(右二)、黄华(右四)在一起。

1945年9月8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宋庆龄在王安娜陪同下，代表保卫中国同盟赴会。

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卷合订本)，是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图为毛泽东签名赠给宋庆龄的精装版。

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体工休人员致宋庆龄的签名感谢信

1938年底，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在新开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白求恩任院长。至1946年，延安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共建立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向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把贵重药品和外科设备等医疗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根据地，支援敌后抗日斗争。

为感谢宋庆龄的支持和帮助，1944年9月，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体工休人员集体签名致函宋庆龄，函称：

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公休人员全体也。

签名者共计148人，包括当时在医院疗养的陈赓、刘伯承等。此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庆龄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宋庆龄与蒋介石严正交涉，坚持要派中共解放区代表参加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

在多方努力下，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会。图为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首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

徐悲鸿画赠宋庆龄的双马垂柳图(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45年夏，徐悲鸿在重庆画赠宋庆龄《双马垂柳图》。上下款分别为“孙宋庆龄夫人惠教”、“卅四年夏日悲鸿”。徐悲鸿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宋庆龄将这幅《双马垂柳图》悬挂于上海淮海中路寓所过道厅，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上海宋庆龄故居过道厅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重庆，一天，徐悲鸿来拜访宋庆龄，特地带来了一幅画。宋庆龄打开一看，是画了两匹骏马，其中一匹在低首觅食，而另一匹则背向观众，正竖耳警觉地凝视着远方，正好马屁股对着人。宋庆龄笑着说：

徐先生，怎么马屁股对着我啊？

徐悲鸿也笑了，马上说：

我再画一张送给你。

不久，徐悲鸿又重新画了一幅奔腾的骏马送来，宋庆龄很是高兴。

后来宋庆龄把这件事告诉了秘书李云，还赠给李云一张自己在徐悲鸿画赠的《奔马图》前的留影。

有趣的是，那幅徐悲鸿后画的《奔马图》后来被宋庆龄赠给了友人，而那幅“马屁股对着人”的双马图却一直留在了宋庆龄上海寓所的过道厅中。

宋庆龄一生热爱艺术，尤其对书画情有独钟。她在上海寓所留下的遗物中，既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家的名作，也有何香凝、杨杏佛等好友的手迹，更不乏各国友人赠给她的各类名画佳作。宋庆龄本人也与徐悲鸿、丁聪、陈树人、傅叔达等画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战乱年代，还时常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如今的上海宋庆龄故居中依然陈列着许多宋庆龄生前喜爱的艺术品，她精心布置的家，气氛温馨雅致，恰如她本人的气质，高贵典雅。

1948年1月，民革中央部分同志在香港合影。前排左起：朱蕴山、柳亚子、蔡廷锴、李济深、张文、何香凝、彭泽民、王葆真。中排左第二人起：郑坤廉、梅龚彬、刘遐翚、张克明、冯伯恒、李子诵、陈其瑗。中排右一周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挑起了全国性内战。在这个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选择了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新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蒋介石统治。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何香凝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宋庆龄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

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宋庆龄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开展“反内战、反独裁，要团结、要民主”的斗争，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呼吁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胜利 走向光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宋庆龄，热诚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但宋庆龄“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6月6日，何香凝与邓颖超、蔡畅等人在京致电宋庆龄：

我们曾被迫分离两地，共同为自由民主奋斗，我们对你的钦佩与怀念，无时或已。

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由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宋庆龄读完来信，毅然决定北上。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毛泽东与谭平山、李济深等在北平正阳门火车站迎候宋庆龄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到前门火车站，提前一个小时等候宋庆龄同志。

车刚刚停稳，毛主席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同志的手亲切地说：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辛苦了！

北平，曾是孙夫人的伤心地，如今已是旧貌换新颜。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华北之行的印象》中写道：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

《华北之行的印象》英文底稿

北平之行，她见到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的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

宋庆龄在政协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宋庆龄同志致辞：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上的签名。

前排左起: 李秀贞、邓颖超曹孟君、刘清扬、宋庆龄、何香凝、区梦觉、廖梦醒、罗叔章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开启了她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努力奋斗的新篇章。

宋庆龄与出席会议的妇女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留下合影。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宋庆龄前往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30万群众在广场上欢呼雀跃。望着无数欢呼的人群，想到孙中山先生的毕生夙愿开始得以实现，宋庆龄这位坚强的战士热泪盈眶。她在《华北之行的印象》中写道：

第一桩（最使人兴奋的事情）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这个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巨大的广场上举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唱歌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

这是景象的大观，这是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为了和平 奋斗终身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继续以极大精力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最为严峻的时期，战争乌云笼罩整个世界，同时也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奋斗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年代。当时，由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为扑灭革命风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疯狂叫嚣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扶植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朝鲜、越南等地发动侵略战争。宋庆龄没被帝国主义汹汹气势所吓倒。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粉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49年4月20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选出世界和平统一机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7月29日，该会决定每年10月2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号召组织世界规模的和平大示威，以显示人民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

毛主席会见宋庆龄，盛赞北京亚太和平会议，并指出: 想要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在国际上团结国际友人是必要手段

这一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当天和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领导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成立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决定动员中国4.75亿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立即投身到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行列，和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战争挑动者发起了和平大进军。　　

当1952年美国不甘心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一再破坏停战谈判，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同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时，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亚太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宋庆龄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这一盛会，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宋庆龄在这次盛会的开幕词中，将此次会议同1933年9月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开的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比较，说明保卫国际和平已有了很大进展，人民对于争取国际合作的要求大为增强，和平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历史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够创造和平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11个决议案，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提高了新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响和作用。会后，根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又被推选为主席。

“吉斯”牌轿车，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送给宋庆龄。从50年代到70年代，宋庆龄一直乘坐这辆车。

（图1）1952年12月13日，宋庆龄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发表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讲话。

（图2）宋庆龄荣获1950年度“巩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接受获奖证书和奖章。

（图3）斯大林国际奖金的奖章正面是斯大林侧面头像的浮雕图案，反面刻有俄文：“巩固国际和平”。

（图4）宋庆龄签收10万卢布的奖金后，提笔就在奖金支票背面写下："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做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图5）宋庆龄视察用这笔奖金在上海创建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图6）宋庆龄经常邀请工作人员的孩子来寓所做客。

（图7）1979年3月1日，宋庆龄与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图8）195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宋庆龄参观即将开幕的全国儿童画展。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59人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她向大会建议：

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实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帝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于人民福利的需要；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不侵略他国的领土。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核试验，宋庆龄于1950年和1955年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广泛地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宋庆龄在和平呼吁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54年9月，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投票，并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经过宋庆龄等维护世界和平先驱们多年的不懈奋斗，他们参与缔造的世界和平的钢铁长城终于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国际局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1954年4月，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7月，中、柬、越（北、南）、美、法、老（挝）、英、苏等国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所有这些说明，国际和平力量空前壮大，“谋求国际谅解、互相信任和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已成为世界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的一致呼声”。

尤其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祥地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在保卫已取得的自由、摆脱贫困与无知的斗争中，结成新的联合。这“是东方世界一个新力量，并且将影响整个世界”。

《纪念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

1956年11月12日

(孙中山诞辰90周年)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原文刊于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1956年重新出版了先总理孙中山所著的《建国大纲》，宋庆龄非常激动，配戴心爱的丝巾(下图)，手持《建国大纲》，在北京寓所，拍照留念。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引到进步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一一 宋庆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1957年7月13日)

宋庆龄题签“孙中山遗墨”的《建国大纲》，由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年周纪念筹备委员会编印，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6年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956年1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建国大纲》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4月初手书于广州大本营，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25条，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

周恩来开列的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位列名单之首

“文革”之初，宋庆龄住在上海。上海形势很乱，周恩来考虑到她的安全，劝她住到北京。对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文革”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拟订的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第二天，周恩来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又为宋庆龄说 了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坚决不赞成。

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地下党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

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为确保宋宅的安全，周恩来特意指定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负责宋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包括派出所的同志细心地警卫宋庆龄住宅。

当年10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的万人集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陶铸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会场。在这个会议上，宋庆龄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

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事先曾由周恩来亲自修改、润色。

宋庆龄精心准备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英文手写稿 ，长达51页，有钢笔、圆珠笔、铅笔等多种笔迹，可见多处修改痕迹。此系目前国内发现篇幅最长的宋庆龄英文手稿

宋庆龄在《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中，完整、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坚强性格和革命经历，并鲜明指出: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

我国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正在日益加强。全世界呈现着一片大好革命形势。

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怀着对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信念以及对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的无限信心，我们同一切为了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在斗争中携手前进。

一一 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节选)，1966年11月12日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年11月12日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的一百周年。

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著名的文章，对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作出了崇高的评价。毛主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革命的民主派的路线，一条是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的路线。

孙中山先生，从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出发，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康有为恰恰相反。他从改良派的立场出发，主张不触动清朝皇帝统治的根本利益，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革命派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内，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失望、苦闷和探索的过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篡夺了。反动的逆流重新增长起来。中国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在绝望里，孙中山先生遇到了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而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孙中山先生不顾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坚决地实行了联合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俄国、联合中国共产党、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的奋斗的一生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东西。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表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必须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从他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立志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奴役和欺凌下摆脱出来。在早年，孙中山先生也存在过某些幻想，他曾多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却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经过了实践的痛苦教训，特别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他敢于响应列宁的反帝号召，公开向帝国主义高举起反抗的旗帜。这是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取得的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原文刊于196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上图) 1950年，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中签名。

(下图)为庆祝宋庆龄迁居后海寓所，周恩来夫妇赠湘绣四扇屏。

宋庆龄《怀念周恩来总理》(中文打印稿)；《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刊载《怀念周恩来总理》全文； 英文原稿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痛失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十分悲痛。1月15日下午，宋庆龄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并献花圈。

1977年4月，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出版周恩来纪念专刊，宋庆龄为杂志用英文撰写了《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

1955年7月，周恩来和宋庆龄

宋庆龄在文中追忆了她与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结识，深切缅怀了周恩来在“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写道：

人民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英文手稿《怀念周恩来总理》共五页，信末有宋庆龄签名。原稿并无标题，发表时定为《怀念周恩来总理》（In Memory of Premier Chou En-lai）。

（图1、2）1956年1月29日，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举行欢迎会，卡拉奇市长马利克·巴格·阿里(Malik Bagh Ali)在会上赠予宋庆龄“卡拉奇市公民权”，并赠给她一把金钥匙。

（图3）1979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会见并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夫妇。

（图4）1961年8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前海寓所会见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图5）1960年9月14日，宋庆龄在上海机场欢迎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寒古·杜尔(Ahmed SékouTouré ）。

（图6）1980年4月3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访华代表团。

（图7）1977年1月16日，宋庆龄在北京饭店会见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

（图8）1958年10月20日，宋庆龄在上海富所会见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

（图9）1958年11月5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宴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Kim llSung），左一为陈毅。

（图10）1964年12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图11）1980年4月12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宴请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左)和汉斯·米勒(Hans Muller，右)。

（图12）1972年10月22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宴请访华的美国老朋友陆慕德(Maud Russell，右三)和浦爱德(lda Pruitt，右五)，路易·艾黎（Rewi Alley）、马海德（George Hatem）等出席作陪。

（图13）1961年10月1日，宋庆龄在北京前海寓所招待来访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

（图14）北京故居中的岁岁平安石。“岁岁平安”四字出自于成亲王永瑆之手。他将繁体“岁”下部的“少”写成“小”，意思是每过一年不是少一岁，而是小一岁，希望可以活得更年轻。宋庆龄生前经常邀请友人在此拍照。

（图1）1955年2月12日，宋庆龄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名。她为该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图2、3）1932年，宋庆龄与宋子安在父亲墓前合影。宋庆龄在照片背面题字“树长万代，叶落归根”。

（图4）宋庆龄汉白玉雕像。1981年雕塑家王维力在宋庆龄生前为她创作，是第一件表现宋庆龄的雕塑作品，得到宋庆龄的认可。

（图5、6）1961年受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向宋庆龄转达了政府为其在北京修建住宅的意见。宋庆龄予以谢绝并回函王光美。

（图7）晚年安祥的宋庆龄。

（图8、9）宋庆龄曾答应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为《韬奋手迹》一书题签。1981年5月12日，宋庆龄病情已十分严重。清晨5时，她请工作人员扶她走到写字台前，写下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

（图10）生前穿的最后一件睡衣。

（图11）覆盖骨灰盒上的党旗。

（图12）北京故居之风凰国槐。约五百年历史。它西面的枝干昂首向天，东面匍匐于地，形似欲飞的凤凰。宋庆龄名为“凤凰国槐”。

1980年，朱康克清与宋庆龄亲切握手。(下)1989年10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康克清参加“宋庆龄同志生平展览”西安巡展开幕式

宋庆龄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她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任，代表国家出访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苏联、美国等国，不断向国外传播信息：

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这是我们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

宋庆龄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清醒认识到:

和平必须建筑在一切民族平等和各国建立互利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爱好和平，需要和平，但是绝不祈求和平。

革命战争年代，她积极参与国际反帝、保卫和平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为鼓舞被压迫人民从事争取胜利的斗争奔走呼喊。

1981年，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博士帽、使用的签字笔及学位证书、博士服和所乘坐的轮椅。当晚她设家宴招待加拿大客人，北京饭店人员承担服务工作。下图为宋庆龄躺在病床上请秘书代笔，以她名义给北京饭店写信，对参加服务的同志给予表扬

宋庆龄青年时代跟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一直坚定不移的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

她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妇幼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及其保卫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奉献，备受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敬仰和拥戴，也获得国际友人的称赞和热爱，并具有崇高的声望。

1981年5月8日，宋庆龄衣着博士服，坐在轮椅上，留下这张相片。镜头里她虚弱无力，此刻她的身体健康恶化。前不久，她被医生诊断为冠心病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来华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当时的病症，身旁工作人员劝她在家中接受学位，可她坚持坐轮椅出席仪式，并发表演讲，尽管说话费劲，但语气依然恳切。

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也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81年5月15日，根据宋庆龄的愿望，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图为《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刊登这一消息的版面

宋庆龄数十年如一日，栉风沐雨，呕心沥血，高风亮节，高山仰止。她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是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她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民族复兴与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她是中华民族无尚圣洁的永远的骄傲，是高高飘扬在全人类和平正义统一战线上的一面光辉不朽的鲜红旗帜。

邓颖超在《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文中指出: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赞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北京宋庆龄故居2023年留念。上图左起: 冯小平、杨晓明、刘建国、胡山； 中图左起: 余滨、罗解难、萧南溪、伍一曼、胡山(扈新华摄)

我衷心地祝愿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宋庆龄主席生前的愿望，正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下，成就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项又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

缅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纪念远东反战大会，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宋庆龄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真诚增进各国人民友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风范和博大胸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深化对外友好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等。

特别鸣谢: 罗解难，周七康。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吕海燕，原国家高级检察官。